要快之事，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欧洲革命要来了，又没来，反反复复。他死了好多年，列宁才来。那不是急性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列宁也搞和平民主新阶段。后来一国可胜利，可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反对巴黎公社，季诺维也夫反对十月革命。巴黎公社起来后，马克思赞成，估计会失败。但看出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哪怕三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的话，当然划不来。
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像１９２７年失败了？缩小到1/10？不能这样讲。刮了一次共产风，全国人民受到教育。现在要研究政治经济学。
如果说富春、鹤寿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柯老要搞６００万吨，那第一个责任是我。屎都拉出来，人就舒服了。
“不仅对事，也要对人”
毛泽东讲话完了，即散会。彭总在门口挡着毛，说他的信是向主席个人写的，并没有让大家来讨论。
我的心情很沉重，与田家英、吴冷西（还有陈伯达）四个人走出会场，散步了很久，谁也没有说一句话，都感到沉重之至。走到一个石亭中，田用木炭枝在石柱上写了这首旧联：“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
晚上，我到周小舟、周惠处，大家都不能接受毛的讲话，觉得再无处可诉了，满肚子意见要发泄。小舟特别激愤，建议到黄克诚处谈谈。我不赞成，怕有人看见犯嫌疑。小舟坚持去，于是给黄打电话，黄不赞成去，他也不愿来，但拗不过小舟的坚持，只好同意我们三人去。小舟和我都有点火气。小舟谈到斯大林晚年问题。说袁世凯称帝时，下面单独办一种报纸给袁看，专门讲劝进的话。意指毛仍偏听偏信。我说，这不是钓鱼吗？还说了一句很重的话：他不能一手遮天。黄说：“主席又不是慈禧太后”，他比较冷静，劝我们有意见还是当面谈。我说这时正在火头上，谈不得。谈话之间，彭总走进来了（他住在黄的对面房）。房中无多余椅子，我忙站起让座，心中觉得不大好，示意小舟辞去。我们三人即起身出来，各自归去。但出来后，被人碰见了。随即毛知道了此事。于是７月２６日传令：划清界限，不仅对事，也可以对人。大概第三天起，我们在小组中即开始挨批斗。小组会批评我的第一天，习仲勋说我还算是中间偏左的。可是有人受柯庆施的指使，说我在火车上讲１９５８年出了轨。柯之不放过我，原因就在我曾在小组会发言批评了他。康生也不放过我，说我是中央的“间谍”，在延安挨过抢救，住过保安处，因而对党怀恨。还散播谣言，说我的父亲是红军杀掉的（我的父亲死于１９２２年）。别的小组也传出，有“文班子”，也有“武班子”。
７月２３日到２９日之间，田家英还悄悄跟我联系。有天晚上他来住处告我：在起草反党集团文件，周小舟在内。让我通知二周，加倍小心谨慎。田还告我，问过总理，没有我的名字（后来的“决议”，我被列入“追随者”）。这期间田还告我二事：在毛居处大区负责人会上，有人说彭就是纳吉。毛一人在房时，林克在旁，对林克说：朱德是老右派，张闻天也是，李锐这次也是个右派。
“对人”之后，批斗升级，小组会上提出“湖南集团”和“军事俱乐部”。为了消除毛的疑虑，田转告乔木的主意，让我给主席写一信，以释去２３日夜间的疑心。我于是向毛写了一信，说明２３日夜间是怎样去黄克诚处的，谈了些有关湖南的情况（那夜也确谈了湖南形势），黄劝我们有问题找主席谈。特别说明彭总进来后，我们立即离去。当然隐瞒了“斯大林晚年”之说这些要害。信晚上送去，第二天（３０日）大早，就找我们四人去谈话。毛说，不了解黄克诚的历史。谈了一军团、三军团的问题。提出（传说彭黄）“父子关系”问题。黄说明在江西被打成ＡＢ团时，是彭救了他，因此同彭的感情关系始终很好；但在某些政治、思想问题上，同彭常有争论，有不一致处。毛就说：政治、思想、感情是统一的东西，“我自己的思想感情总是一致的”。并说，这些疙瘩要解开（意指过去不了解彭黄关系）。随后又说，同我们几个人不通心，同小舟尤格格不入。我们反映会议空气太紧张。毛说，要容许交锋，容许自由辩论。还跟我们谈到遵义会议之前，怎样将张闻天和王稼祥争取过来的故事。我们提出“湖南集团”的问题，希望能予澄清。毛说，这是一种误会。
谈完出来后，遇见田家英，我将“解疙瘩”之语告他，田说，不要轻信，大难还在后面。当然他们知道内情。
这时，田还告我他们的几点看法：彭是政治局委员，政治局没有开会讨论，就让小组批斗，太不应当了。慨叹毛这样独断专行，晚节不终。还担心总理也牵扯上，这些党的元勋应当受到保护。由于《纪要》同时挨批，他们也有自危之感。
８月１日常委会及最后阶段
常委会开了两次，第一次是７月３１日，第二次才是８月１日。当时我那个记录本只摘记下８月１日的会议情况。写《庐山会议实录》时，我才找到７月３１日记录的原件。
８月１日上午１０点到下午５点（中间没有休息，吃的包子），由毛泽东主持，开中央常委会。参加的有少奇、总理、朱总、林彪、彭真，以及彭总和贺龙。让黄克诚、周小舟、周惠和我四人旁听。彭真让我做记录。（记录本今年找到了，铅笔字迹了草、模糊，尚无时间整理出来。）
林彪大概是２３日以后才上山的，他当然是搬来的主要“救兵”；可能担心军权旁落，已决定让林接管国防部。但在会上并没有同意彭辞职。这个会议是算彭的历史总账。一多半时间由毛讲话，讲的内容很广泛，从江西到庐山，从军事到哲学，从马克思到斯大林，几次路线，苏联教训，等等。彭在谈到一些历史等方面情节时，有不少对话。总理只问过他与彭总一起同斯大林谈话后，斯大林送彭出门说过什么话这一件事。少奇也只问过长征时在三军团一件不关紧要的事。彭真解释过延安整风时，平江暴动士兵委员会人员受审查事。
第一个发言的是朱总，内容比较温和，“没有击中要害”。没等朱讲完，毛即将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几下鞋面，说：“隔靴搔痒”。弄得总司令红了脸，就停止发言，直到散会，没有再讲一句话。接着就是林彪发言（我的记录本上没有朱总的发言，也没林最初讲的几句话，但我记得极清楚，估计彭真、黄克诚、周惠也可能记得清楚），只简短几句，可说“击中要害”，为整个会和斗彭纲领定了调子。林彪说：这回是招兵买马。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
毛前一部分谈井冈山，几次军事情况和几次历史路线斗争。打长沙，打南昌，打吉安、九江，打赣州等等。
彭插话：１９３４年一二月，我已转了，认为仍由老毛领导好，过去事实可作证明，我同黄克诚谈过。
毛说：李立三多高多大，你不知道，我是知道的。华北局受长江局领导，听王明的话。高饶事陷得很深。纠“左”比纠右难吗？第二次王明路线，高岗死了，王明至今不认错。纠正铁托容易？整右容易，请包整王明。高饶能改？３８年，右倾联系资产阶级，“左”倾联系小资产阶级。路线本身不能改，要让别人来改。几次路线都摇摆，心里恨得要死，由于挨了整。今后也很难说。（彭插话：６１岁了！）
以下又讲了一段大跃进的过程。说气可鼓不可泄，人而无气不知其可也。说主要是一平二调，三收款只二个亿；搞平均主义，无非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说过去食堂留一半、１到郑州，以为我是不办食堂之人。食堂无可厚非。平江一个大队书记下令解散，第二天群众自动集合办起来。赫鲁晓夫很不喜欢公社，总有一天给张楼梯让下来。物质基础，西欧雄厚，波兰、东欧也不错，但办食堂、公社难。我们物质条件就是人，要组织起来。物质条件好，不出政治觉悟。中国东部几亿人，土地少，组织合作化较易。苏联地广人稀，如入无人之境。
北戴河高兴中埋伏了不高兴。比例问题，今年５月已解决。原来谈１９个问题，未提反右倾。北京就有人越落越低、气越泄。彭的信和《会议纪要》，很有功劳。小舟等人主要锋芒对着除自己人以外庐山会议所有的人，要发牢骚，要出气，要讲失调原因，被插了白旗。（小舟插话：并非出气问题。）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随后对彭说：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三十一年，是否如此？
彭说：政治与感情，你结成一体，我没达到此程度。跟不上，掉队远，这种分歧多。立三路线自己是动摇的。许多历史事件，一生无笔记，文件全烧了。然后谈湘鄂赣历史，一、三军团问题。在平江时有人问，何时革命胜利？我说等胡子白了总要胜利，因而挨斗。对立三路线并不那样坚决，但也没反对。谈富田事变。张辉瓒搞反革命布告（打倒毛，拥护朱彭黄）。主席过去曾送我两本书：《左派幼稚病》、《两个策略》，批语还记得，一直带在身边。（这一段话是不同意三七开）接着谈到抗战时期。毛说，打蒋介石１０年，打红了眼；抗日一来，忽然漂亮了。这是暂时的朋友，不久以后的敌人。（林彪插话，谈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说是弼时作的决定。批评百团大战是大战观念。）彭谈百团大战的过程，怎样逐步扩大；战后才搞武工队，对以后整伪军也有好处。谈到“张飞”的外号是毛取的。说自己对敌斗争是坚决的。马克思主义没学通，但盲从也不行。“我有农民无政府思想，叫’主席‘都不习惯。在北京打过八九次电话，找不到，面谈机会少，得不到具体帮助。养成孤僻性格，无事不上三宝殿。”然后谈到同毛的关系是对半开，毛则坚持三七开。两人相持不下。毛强调，多次重要时期，从没有写过信，为什么这次要上万言书。责备彭背后议论；“我同常委之间、同别人，从来没讲过你什么。为了使你安心工作，给林彪发转业费。”之后又回过来谈１９５８年，谈到抗美援朝时同朝鲜领导人的关系。最后谈到《内参》不可不看，决不可尽信。《内参》是专搞黑暗的。彭最后表示三条：不反革命，不自杀，可以去作田。
８月１日晚上开大会，总理通知：“问题不少”即右倾机会主义，怀疑、动摇总路线；向党、向中央、向主席进攻，打着所谓无产阶级旗帜，向所谓“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进攻，这一切有思想根源，有体系，有活动；彭的信起了反面教材作用，等等。
８月２日召开中央全会。毛长篇讲话，动员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八大二次会议定的路线究竟对不对？起初神仙会，并无紧张局势，有些同志要求民主，感到说话不自由，有压力。后来才了解，他们要求点紧张形势，要言论自由，想攻击、破坏总路线，要破坏、批评总路线的自由。重点在去年是否工作基本做坏了？１９５７年要求大民主、大鸣大放，看来是这么回事。社会主义之命运由我们掌握，应该团结，现在有分裂倾向。对犯错误的同志，经过批评、斗争，达到团结。一看二帮，还是有希望的。无非改或不能改。立三路线、王明路线，一时跑到那方面，形势有利，经过说服，可以过来。在延安时，洛甫开始不承认是路线错误；《两条路线》书一出来，就承认了。这回旧病复发，向楚太子大喊一声，有病要治呀！寄生虫作怪，可潜伏，气候适宜就出来了。上山原来总结三句话；后来就在“问题不少”上发生问题。现在改换题目：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问题。
８月３日起，到会１６２名中央委员分成三个大组，批斗彭德怀、黄克诚和张闻天、周小舟（和张一组）四同志。斗争自然是激烈的，无限上纲上线。一直开到８月１０日。我参加彭总这组。康生尤其激昂慷慨。也听到他这样的发言：你们搞俱乐部，搞阴谋活动；我们也有一个俱乐部，搞革命活动。
这个期间毛批发了好几个文件。关于安徽省委书记张凯恺解散无为县公社食堂的批语：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另立他们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岗叛党集团的重要成员。漏网残余又在兴风作浪，迫不及待，急于发难。要挽救他们，就要进行彻底揭发，使他们的市场缩得小而又小。
８月１０日，我被调到黄克诚组去对证一个问题。结果，７月２３日夜二周与我在黄处的谈话，有关斯大林晚年的议论被揭发出来，这就使斗争更火上加油，白热化起来。
８月１１日开全体大会，毛长篇讲话，从世界观方法论讲起。说历来犯错误的是唯我主义、极端主观唯心主义。３０几年，阶级立场没有变过来，总是格格不入。这些同志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资格参加党。经验主义、教条主义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同党员称号不符，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纠“左”比纠右难？历史经验证明：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哪里去了？骂人民公社，是地富反坏骂，兄弟国家怀疑。对大跃进，内外怀疑。指标搞高了，只要略有增产，农业有无一成？一成就是跃进。可能三成，还得了。
高饶事件，有的保护过关，实是彭高联盟。庐山两种气候，好得很。另一种是同罗隆基接近，政治上一贯右倾机会主义，这次挂帅，组织派别，进行分裂活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有问题，其实是鸡毛蒜皮。共产风、浮夸风吹遍全国，至少国防部、外交部、湖南省三地未吹遍。浮夸风吹一吹极有好处，总要吹的，这一切都是好东西，大可教育全党全民。然后又讲哲学，讲必须政治挂帅。“自由、平等、博爱”（这时特别从北京调来当年彭在太行写的文章），根本不懂马列主义。
第一书记挂帅，实在讨厌，我却高兴；你挂帅，不如我挂。只要大家通过，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集体领导要不要？赫鲁晓夫强调的。有无集体领导？有无民主言论自由？这次要求民主，要求集体领导，鼻子不灵，头两周不灵。庐山两个司令部。这次满足同志们要求，不能我一个人说了算。以后一个月开一次中央全会都干，天天开，免得老说没有民主，个人独裁。你那个军委会有无民主集中制？现在攻不民主自由，他们要搞政治挂帅，搞小跃进、不跃进。（延安）华北座谈会操四十天娘，操二十天不成，这次满足四十天，加五天，听你操，满足操娘欲望。现在要求民主自由，同章罗联盟一个性质。资产阶级有了民主、自由、博爱，无产阶级就无反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博爱！你讲我搞阴谋，就大鱼、小鱼、吃人鲨鱼一起钓（２３夜，我讲过钓鱼问题）。
想把秀才们挖去，不要妄想，秀才是我们的人。李锐不是秀才，是俱乐部的人。（听到这里，我倒放心了，知道田家英等不致受牵连。）周惠挨了边，小舟不交心。
我怎么一百八十度转变？（这是小舟讲的）我是蝙蝠，开头属俱乐部，７月２３日是转变了。臭屁、香屁都放，通通让人讲话。估计有两重性：革命、反动，完全不革命不合乎事实。彭同许多人不合作，不单反对我，七个政治局委员，有几个合得来？十个元帅，九个合不来。大将、上将有几个合作？从不提团结口号。三十一年关系，难道庐山就分手？不应当分手。欢迎最近几天同志们进步。
８月１３日至１５日，开全体大会，彭、黄、张、周作检查，大家批评，当然进一步加码，尤其逼彭承认是老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要定性质：是魏延、冯玉祥、纳吉、铁托。（说实在的，这十多天会，我的心理状态极复杂，产生一种很悲观的情绪：这是中央委员会，竟没有一个人敢讲半句公道话。）
８月１６日开大会，通过决议，毛泽东再作长篇讲话。开首说，庐山会议解决了大问题，总结经验就要这样总结。１９个问题变成第二位了，犯错误同志帮了大忙。之后说彭德怀犯过五次路线错误，依历史顺序又算了总帐：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接着谈海瑞问题，说海瑞历来是左派。我提倡海瑞，又不喜欢海瑞。彭黄问题带复杂性、曲折性。昨日还是功臣，今天变成祸首。人们不理解，由于不了解历史变化，不知道他们历史的复杂和曲折。这次大会打了防疫针。大家要对他们做工作，要往来，采取热情帮助态度，要开团结大会，要看作是我们的同志，帮助他们改正。最后还谈到，估计７０％的右派可以争取过来。牛训练三年才耕田，岂可人而不如牛乎？刘仁静现在当翻释，要给人出路嘛！立三也改了。（林彪最后插话：这次会，避免了大马鞍形，避免了分裂。）
关于庐山会议，《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的文本，则这样定性：“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得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上面就我的记录本，将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的情况，作了一个概述。特别是将毛的几次讲话、谈话要点录下，以便了解会议和毛在山上思想变化的过程。回头看这段史实，试作如下总结：
１．上山之初，毛泽东迫于形势，准备继续纠一下“左”，只认识到是局部问题：农村已调整得差不多（还要保食堂），工业再调整一下指标之类，形势就可以很快好转起来，丝毫没有认输。因此，是开神仙会，有闲情赋诗，开十来天，讨论好若干问题，通过一个《纪要》。
２．对问题认识的深度虽不同，但当时头脑清醒的人包括大区负责人是多数。不仅彭总、少奇、朱总都发了言，表了态，总理直到７月２３日前，一直召集国务院各部领导开会，算细账，抓调整。问题从何发生的呢？就在从毛主席起，大体还是有这么一部分人（主要是当时挂帅的柯庆施等）并不服输，还是要鼓足干劲，强调气可鼓不可泄（认为落实指标即泄了气）；大体还是这一部分人又犯阿Ｑ之病：触动不得，一触即跳，过于护短，过于保护自己，“人为财死”。毛当然要靠诸侯，不能靠秀才。
３．彭德怀是刚直的人，讲话直率，“有张飞之粗，无张飞之细”，有些话听者有心（伤了人），又有所谓历史旧账。那些进谗言邀宠之人（其中有阿Ｑ们），加油添醋，渲染上纲，说“人都被彭德怀拉过去了”。于是毛沉不住气，主观武断为是“反毛”，是“魏延反骨”作怪，要“搞分裂”，组织“章罗联盟”。（这也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也许还有这样一种因素：凡属反对过自己的人，又不转变为百依百顺，一遇到机会，就不惜当场廷杖，乃至“昨日功臣，今朝祸首”。
４．军权不能旁落。机不可失，调林彪上山。林彪看似讲话不多，也没有在大会上张牙舞爪，慷慨陈词，但三言两语，起了定调的作用，有“护驾”之功。
５．当然，在这场惊心动魄、关系党和国家历史命运的大斗争中，有一批风派人物，也起了不好的作用，不过这是次要因素。
６．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在庐山会议时，毛泽东就已经有了一整套“左”倾的东西。“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无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在他的这种哲学思想的自我支配下，七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自是历史的必然产物了。
三
我们第十组全体同志，经过１２次热烈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写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党中央的重大决策，意义深远，衷心拥护，并希望尽快写好。这个《决议》很难写，写成这个草稿很不容易。它的基本内容是好的，包括对毛主席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说明。但是大家感到还有不够之处。综合１２次讨论大家一致的意见，主要是有关长达２０年“左”的错误的形成及其原因等现分六个专题，简报如下，供修改时参考。
（一）《决议》是否以两条主线来写：一条是八大路线，以发展生产力搞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条是搞政治思想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思想、理论、政治和经济等各方面串起来写，这样更是非分明，以便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１、以毛泽东为首的“左”的错误的产生和发展过程。
开国以来，一整套“左”的错误思想和实践，在党内逐渐产生、发展，终于占了统治地位。第一阶段（１９４９－１９５７年），已经出现了某些“左”的错误。如“三反”、“五反”定指标，限期抓“老虎”，整死或冤屈了一些人；三大改造，原定十五年，实际三年完成，搞得太急，超过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的觉悟程度；反右派严重扩大化，整了５０多万“右派”，副作用极大。
第二阶段（１９５８至１９６５年），是“左”的错误形成和发展的阶段，提出了所谓“三面红旗”：否定计划经济，搞大跃进；在农村，高级社尚未巩固，又搞人民公社化，吃饭不要钱，想很快进入共产主义；片面强调主观能动性，提出了“总路线”。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瞎指挥，一平二调，造成国民经济大破坏，饿死成千万人，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应当正视这一悲剧。三年大跃进，从经济到人的思想，受到很大破坏和搅乱。１９５９年在庐山会议上反右倾，使“左”倾错误进一步升级。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毛没有改正错误，随后沿着“左”倾错误越走越远。１９６２年在北戴河会议上又进一步大讲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１９６４年搞“四清”，提出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整了一批又一批人。
第三阶段“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统治全党，造成十年浩劫，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特别严重的是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败坏了党的光辉形象，在人民中产生了对共产党的“信任危机”和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危机”。
第四阶段（１９７６－１９７９年），从粉碎“四人帮”到三中全会，毛主席虽然逝世，但华国锋继续左的错误，造成目前经济调整极其困难的局面。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宣告“左”的错误的基本终结。三中全会以后的政治、思想、组织路线是正确的。
２、过去二十年的根本分歧。
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前后，党内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倾向的斗争。一种是八大制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一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左”的错误。毛以他在全党、全国人民中的崇高地位，使“左”的错误长期占统治地位，使八大路线无法贯彻。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大多数中央领导同志（不同程度地包括中央和地方一部分同志），同“左”倾错误进行了抵制和一定的斗争。
八大决议指出：“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国内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是对我国当时社会矛盾的马克思主义的论断。八大根据这个基本论断制定的政治路线就是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来解决这个矛盾。这条路线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当时中国的国情。
有关组织路线，在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也很明确地规定，要坚持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和反对个人迷信、个人突出。思想路线强调反对主观主义，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
毛泽东从主观唯心主义和唯我主义出发，坚持强调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主要矛盾，也就是后来确定的九大路线：“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四清”要整党内走资派。到“文化大革命”，越发展越玄，在社会上找不到资产阶级了，就索性肯定“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并宣布，“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这种完全背离我国社会现状也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分析，以及据以制定的政治路线，只能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打倒一切，给全党、全国人民造成十年浩劫。
３、两条主线、两种倾向的斗争。
八大闭幕不久，毛泽东即不赞成八大决议中有关“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论断，并在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违反八大路线。第一次是１９５７年反右派，用“引蛇出洞”的不正当办法，开展反右派斗争，整了５０多万“右派”，从此失信于民主党派和广大知识分子。第二次是１９５８年１月，在南宁会议上错误地批判反冒进，批评周恩来、陈云（实际也涉及刘少奇），为他推行一套“左”倾错误扫除障碍。紧接着进入三年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的一次大破坏。
对毛泽东“左”的错误第一次大的抵制是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会前，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许多中央领导同志作了调查研究，准备上山反“左”倾。会议开始阶段，毛泽东对一部分同志的谈话中，也表示要纠正“左”倾错误。但当彭德怀按正常程序写了一封完全正确的信，张闻天作了长篇很深刻的批“左”发言后，毛泽东即独断专横地发动了一场反右倾的斗争，全国整了一大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第二次是从１９６０年冬开始，经过１９６２年的七千人大会，到八届十中全会，首先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总结了三年严重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不得不轻描淡写地讲了几句自我批评的话，实际上并未正视自己多年来的“左”的错误，仍然不顾大家的反对，继续坚持“左”的错误走下去。第三次是在调整任务尚未完成，广大人民还没有完全解除饥饿状态的情况下，毛泽东又将斗争升级，在１９６２年７月北戴河会议和９月十中全会，又大讲阶级和阶级斗争，批“黑猫白猫”，批包产到户，批单干风，批翻案风，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１９６３年又要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于毛泽东沿着“左”的错误越走越远，虽然受到抵制，但他一意孤行，到１９６６年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发动“文化大革命”，乃至把党内大多数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统统打倒。
在十年浩劫中，党章、宪法遭践踏，党的正常生活遭破坏；政治局、国务院名存实亡；３０名政治局委员打倒２７人；书记处１７人打倒１４人；１０个元帅，除病故、休养的和林彪外，全部被打倒或靠边站。上自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广大党员和群众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即使在这种困难形势下，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仍然作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如“文化大革命”前夕，彭真提出“二月提纲”；“文化大革命”已经泛滥之后，陈毅、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等严厉批判林彪、江青、陈伯达一伙；１９７２年总理主持中央工作后，在四届人大重新提出了四化任务；１９７５年初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一方面在政治局批判“四人帮”，一方面抓全面整顿，批判派性，平反了部分冤假错案等等。至于全国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抵制和斗争是十分激烈的，出现了坚持反对四人帮，不惜以身殉的张志新、郭维彬等一批英雄人物。１９７６年在天安门广场和全国许多大城市掀起群众性的“四五运动”，是广大党员和群众自觉同“左”的错误进行公开斗争的一次高潮。
回顾我党２０多年来同“左”的错误斗争的历史，我们清楚地看到，虽然由于种种历史和社会的原因，使毛泽东整套“左”的错误长期占了统治地位，使坚持正确路线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遭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但是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仍然坚持进行了长期、艰苦、曲折的斗争，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陈毅、贺龙和邓小平、陈云等同志的功绩，以及张志新式的英雄人物，在《决议》中应有充分的反映。只有这样，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看到希望，增强对我党的信任，提高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信心。
（二）对毛泽东功过的评价问题。
评价毛泽东的一生，功是第一位的，过是第二位的，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但建国以来的２７年如何评价，写法上应认真斟酌，以求既能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又能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
毛泽东在建国以前的２８年，是革命的实践家，也是革命的理论家，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历尽艰辛、曲折，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践和理论的正确，举世公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取得革命胜利的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这不仅对中国，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伟大的贡献。
毛泽东在建国以后的２７年，在１９５６年以前，路线基本正确，全党胜利地执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成绩显著，但他的“左”的思想已经露头。从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７６年，他背离了八大路线，也越来越背离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推行了一套“左”的错误的东西，个人迷信发展到文革十年中的造神运动，由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变成一个独断专行的唯意志论者。这对党、对人民和毛泽东自己，都是一场历史大悲剧。说明这一悲剧的原委，吸取造成这场悲剧的教训，是《决议》需要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
评价毛泽东的功过，还必然涉及到毛泽东思想的问题。由于他的晚年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给概括毛泽东思想的确切内容，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大家认为关于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处理不好，会引起思想混乱。为此，建议在《决议》评定毛泽东功过一节中，宜于肯定毛泽东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坚持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这一基本原则，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有若干新的补充。
（三）毛泽东犯错误的主观原因。
毛泽东由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变成长期坚持“左”的错误的独断专行者，客观原因是，一方面，我国的封建制度历史悠久，基本上是个农民国家，专制主义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我党长期在战争环境中活动，民主集中制不够健全，又受共产国际和苏联斯大林集权领导的影响，加上建设社会主义缺乏经验，以及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落后等原因。但亦有他本人的主观原因：
毛泽东在建国初期，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同美帝国主义交了手，认为美帝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斯大林逝世后，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上台，揭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认为苏联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国内三大改造的胜利，比预料的迅速，认为中国自己有了一套经验。于是，在这种形势面前，胜利冲昏了头脑，逐渐把中国也把自己摆在世界革命领袖的地位，忘乎所以，失去自知之明。反右派，封住了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嘴；反右倾，封住了党内坚持正确意见同志的嘴。大跃进失败了，又不认输。对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采取了不承认主义。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一意孤行，走上了唯意志论的道路。
毛泽东还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法家治国和农民战争打天下的种种影响。他历来欣赏秦始皇、刘邦、朱元璋，却不谈汉文帝、李世民。自认“坑儒”比秦始皇还多。直到临终时，还念念不忘汉高祖的遗嘱：“安刘氏者勃也”。到了晚年，常用中国的古书来指导建设社会主义，“深挖洞”来自明初朱升给朱元璋提的建议。深居中南海，不接触群众，连政治局委员都很少见。让江青当政治局委员，发号施令；毛运新当辽宁省委书记、沈阳军区政委，最后当高级联络员，把自己同外界隔绝开来，将个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一意孤行，乃至给别有用心的林彪、四人帮以可乘之隙，陷入他们的罪恶包围，酿成个人与中国历史的一场大悲剧。
毛泽东迷信群众运动。从延安“抢救运动”开始，发展到“文化大革命”，都是用群众运动的办法来发动和领导，一切工作、一切事情都要大搞群众运动，而且一次比一次升级，破坏性后果一次比一次严重。每次运动都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整掉大批干部，使党和国家不得安宁。这种运动群众的方法同群众路线完全是两回事，从理论到实践都是错误的，今后应禁止搞这种“群众运动”。
毛泽东远贤人，亲小人，喜欢奉承，听不得批评，使林彪、康生、江青、陈伯达、谢富治之流投其所好，得到重用。而同生死，共患难，正派刚直，不唯命是从的战友，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陈毅、贺龙、邓子恢、谭震林，以及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被认为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接近右派的边缘”，“右倾机会主义头子”，罗织罪名，或一棍子打死。
晚年在作风方面，出尔反尔，言行不一，这方面问题也多。１９５６年八大决议是自己举手通过的，后来不认账。庐山会议先表白要当反“左”倾的头子，后来又亲自发动整“右倾机会主义”。指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炮制批海瑞罢官文章，发动“文化大革命”，更是搞突然袭击。“二月提纲”明明是自己批准的，却说是彭真背着中央搞的。请邓小平出来主持中央工作时，说“人才难得”，后来又说得一无是处，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个伟大人物的个性和气质，这种偶然性的东西，在历史过程中，常常起着影响历史前进和倒退的作用。毛泽东也不例外。分析主观原因，这类问题无法回避。
总之，应当从主观、客观上找根源，即他的错误的思想、观点、理论，从他的早年、中年到晚年，有一个潜伏、发生、发展到形成的过程。关于已成为党的指导原则的毛泽东思想，过去我们有过基本的总结，举世公认，作为人民的财富，今后应当继续坚持和发展。但对于他的错误思想和理论，也应当将来龙去脉理清楚，作为教训，避免今后再犯类似错误。建议适当时机毫无遗漏地编出一部内部的《毛泽东全集》，以便一方面总结正确的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从中理清他的错误思想源流。
（四）必须把第四阶段写进决议中。
建国以来的第四阶段要总结，必须写进《决议》。理由是：第一，只有把这一段写上，才是完整的建国三十一年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第二，只有把这一段的是非分清，才能肃清“左”的错误的影响，统一思想认识，推动四化建设。第三，在写这一阶段开头，应概述一下粉碎“四人帮”的经过。
粉碎“四人帮”，华国锋是有功劳的，做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可是，从粉碎“四人帮”到三中全会，左的错误继续发展，表现在：
１．在政治上全面肯定“文化大革命”，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坚持“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把“抓纲治国，继续革命”作为党的基本路线，并在十一大全面加以肯定。
２．在思想上宣传两个“凡是”。在１９７７年３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在同年２月７日的中央两报一刊社论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为纠正“左”的错误设置了重重障碍。
３．搞个人迷信。华国锋以“英明领袖”自居，到处挂像，到处题词，大唱“交城山、交城水”。大加宣扬“你办事，我放心”，名曰维护毛主席，实则为了树自己。
４．迟迟不给刘少奇、彭德怀、陶铸、彭真等同志平反昭雪，不让邓小平、陈云等出来工作。粉碎“四人帮”以后，多次发生杀害张志新式革命同志的事件，过早地宣布揭批查结束，阻碍清查“四人帮”的深入发展，包庇了一批有严重错误的地方领导人。这些，他都是有责任的。
５．在经济上又搞了一次冒进。十年浩劫，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华国锋同志提出“四个一点”。在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提出：要新建和续建１２０个大型项目，包括十个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八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气田，三十个大电站等等。其中引进项目２２个。继续搞高指标。１９８０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到１９８５年要求粮食达到８０００亿斤，原油２．５亿吨等等。三年大跃进搞“小土群”；这次冒进搞“大洋群”，经济上同样造成很大损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陈云等同志的领导下，纠正“左”倾错误，制定了正确的政治、思想、组织路线，实行起来掣肘重重，步履艰难。因此，我们认为，让华国锋继续担任党中央主席是不合适的。
当前，思想上、组织上的“左”的流毒严重，要肃清必须做艰巨的工作，《决议》应作出必要的规定，否则留下后患。
（五）《决议》应充实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１、关于八大路线
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转折关头召开的。八大正确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主要矛盾，提出了用发展社会生产力来解决社会矛盾的社会主义建设总任务，并相应地制定了正确的政治和组织路线。这次代表大会是我党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次会议，八大制订的路线，是切合我国实际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如果八大路线能够顺利执行，我国决不会像现在这样落后贫困。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和发展了八大路线。随着时间的推移，八大路线的重大意义将会越来越明显。
２、关于“三面红旗”
《决议》应该充实经济工作的内容，我们认为，“三面红旗”是毛泽东“左”的错误在经济工作中的反映，它的流毒，至今还在损害我们的国民经济。总路线的头两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反映了精神第一的唯心史观；第三句“多快好省”，不能反映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大跃进，是一个盲目蛮干，大轰大嗡的口号，已经造成国民经济的大破坏；人民公社化，来自毛泽东带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理想，吃大锅饭，搞穷过渡，超越了我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多年的惨痛教训，已经证明，“三面红旗”是违反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
３、关于党的“九大”和“十大”
毛泽东背着中央政治局，依靠林彪、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一伙，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发动“文化大革命”，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被打倒，或靠边站，党的正常生活被扼杀。在这种非常情况下，先后召开了“九大”和“十大”。召开“九大”的目的是全面肯定“文化大革命”，让林彪当接班人，并把一大批造反派头头选进中央委员会和各级党委，牢牢地控制党权。不久，林彪叛国摔死，又召开“十大”，让王洪文当上了党的副主席，王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结成了“四人帮”。这是我党历史上最阴暗的一页，《决议》应该对“九大”、“十大”作出适当的评价和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