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决议》要认真总结党的领袖搞个人独断专行的教训。
在无产阶级政党执政以后，如何监督党的领袖，防止搞独断专行，这个问题国际国内都没有解决好。我们党已经付出沉重的代价，一定要总结教训。一是禁止搞个人迷信，不要过多地宣传个人；二是加强集体领导，健全民主集中制；三是不要兼职过多，要有个制约；四是废除终身制；五是建立相对独立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对各级领导人违法乱纪行为进行有效监督，经过批评教育，坚持不改者，要给予纪律制裁，直至罢免。
为了提高大家的认识，再次要求中央编印一批历史文件和资料，作为讨论学习党的这段历史的参考。
为毛泽东思想研究开拓新的领域
注：此文是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写的书评。原载１９８８年３月２８日《人民日报》。
在纪念毛泽东９０诞辰的文章中，我曾推荐过汪澍白主撰的《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探原》。那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将毛泽东从天上接回人间：从近代中西文化的现实冲突中作具体的历史考察，以研究他早期哲学思想形成和转变的双重渊源。时隔四年，又读到作者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厦门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２月出版）。这部新作虽是单篇论著的合集，但涉及的领域更广，时间跨度更大，融历史叙述、具体考订、思想探索与理论概括于各篇之中，言多有中，新见迭出，其最重要的理论价值即如书名，将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研究结合起来，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这是时下很少有人问津的领域。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时人研究毛泽东思想，大多只溯源马列，不详及近代中西文化论争，亦不深研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问题。而有些热衷于文化讨论者，又往往避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毛泽东思想的演变，以至彼此如参商之难以相接。我一向认为，两者之间固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故不揣谫陋，为揭示此种联系，开始作一些尝试性的探索。”
众所周知，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环境的实践和创造。那么，究竟“中国化”、“中国环境”的具体内容是些什么呢？显然，中国几千年来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中国文化传统，是其中极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关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关系的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并非空白，但多限于从文史角度的语句索源之类，拙著《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也只是在这方面就他的早期思想有所论述。像汪澍白这样将两者作系统深入的比较研究，还属于开创性的工作。近年来，文化研究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论者多远溯鸦片战争以来中西古今之争，近及当前的改革与开放，对“五四”至“文革”这一大段的复杂演变则很少论及。然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考察，这一大段正是作为西方文化最高成果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中植根、发育、开花、结果而形成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时期。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推动下，毛泽东和我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一道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建党以后特别是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毛泽东思想从萌芽、生长到成熟；革命胜利以后特别是１９５７年以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在前进中又发生曲折演变，终于导致晚年“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毛泽东本人思想演变会从不同的角度穷本探源，纵横比较，来进行评价。弄清楚它同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这不论是总结过去、对待当前或瞻望未来，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毛泽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五四运动留学高潮之时，他认为研究西学必先通中学，他的职责是守在国内。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次到苏联外，平生未出国门，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直接接触。在土地革命时期，他对仅有的几本马列著作反复研究，独立思考，学以致用。延安时期他才有可能系统读到一些马恩列斯的著作。“大跃进”失败以后，他才着意研读政治经济学。自早年到晚年，观世立言，待人行事，他受中国文化传统影响至深且巨。全国解放后，显然对中国古籍更感兴趣，他首倡标点印行的古书第一部是《资治通鉴》，其次是《二十四史》。尽管运用观点，不必引证，但以下情况也决非偶然：通观《毛选》五卷，极少引用马恩原著，列宁著作也限于哲学，斯大林著作稍多几处，而中国古籍则信手拈来，触目皆是，从五经四书、诸子百家、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到诗词曲赋、笔记小说，能找到几百条成语典故。尤其《资治通鉴》是常置案头的，跟人说过，他读过七遍。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
一般来说，儒墨道佛尤其儒学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主要支柱。这些传统通过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是如何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相结合的，吸取了哪些，扬弃了哪些，其间的吻合、差异、背离又如何？是非常值得学术界继续研究和深入探讨的。十月革命后，在俄国的中国人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译为“四海之内皆兄弟”，又有人将“社会主义”译为“均贫富、等贵贱”的“大同之学”，等等现象，足以说明弄清楚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何等重要。
众所周知，“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灵魂。在《实事求是与儒家文化传统》一文中，作者深刻地指出：“实事求是”不仅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中国革命经验所作出的理论概括，而且也是对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儒家思想自孔子以后，即以孟子、荀子为代表，向“内圣”“外王”两途发展。以后宋明理学家程朱陆王援释入儒，一意讲求“内圣”修养；而陈亮、叶适则致力于事功之学，至顾炎武、颜习斋更提倡“经世致用”和习行哲学，蔚为“实事求是”的学风。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就喜好此种学风，身体力行；参加革命后，更加重视实地调查，反对本本主义，独立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国情，从而开辟了一条中国式的革命道路。将斯大林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教条主义者，曾嘲讽毛泽东建设革命根据地的创举是“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的表现，攻击毛取得反围剿胜利的军事路线是：“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他们可笑地提出，“这些不合时代的东西－－《孙子兵法》《曾、胡、左治兵格言》，只有让我们的敌人蒋介石专有”。作者对此作了一个很好的偶比：“如果说，清代诸儒的‘经世致用’之学，是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的一种反动。那么，毛泽东所创导的‘实事求是’的学风，则是在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发展了‘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是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一种反动。”作者还考察了晚清及近代湘学传统的重要特征，理出从王船山－－曾国藩－－杨昌济，影响到毛泽东这样一条“实学”发展的脉络，尤其对“封建末世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曾国藩为学治事的实事求是精神给予早年毛泽东的影响，作了切实的论证。在延安发动整风学习时，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等著名报告中，毛对“实事求是”这一命题作了新的科学解释，用它来清算一度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思想，开创了一代新的学风和新的思想路线，为中国革命在理论方面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作者指出：“实事求是”本是儒家实用理性的表现，它凝练了传统文化的精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将这个古老命题加以改造，就把中国这条革命巨龙点活了。
如果说，毛泽东的实践观（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知与行”的关系）是在新的革命实践和革命理论的基础上，更多地继承了儒学的实践理性精神，那么，他的矛盾观则从道家学说中吸取了不少营养。作者溯源《易经》和《道德经》，说明毛肯定了古代的两点论（“一阴一阳之谓道”），直接采用了“相反相成”这一命题来说明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并以老子祸福倚伏之说解释矛盾互相转化的道理，经常讲的“一分为二”也是宋儒从《周易》转化而来。当然，毛摒弃了道家在矛盾面前消极无为的守雌观点，而代之以革命精神，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不管内外矛盾何等错综复杂‘毛泽东总是尽力创造条件来促使矛盾向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转化。”同时，作者也指出道家社会发展观中的“循环论模式”给予毛的消极影响：从早年“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的“治乱迭乘”的认识，到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初，将辩证法思想“一分为二”绝对化，否定合二为一，讲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直至１９６６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他竟这样提出：“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作者痛惜地说道：“他甚至得出由治到乱，由乱到治，七八年来一次的可怕结论，远远地离开了辩证法，倒退到循环论。”由此也可从正反两面显示出“文化传统”的启迪意义与惰性作用的互相交织，古为今用谈何容易。
毛泽东不但十分重视分析中国国情和继承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同时也曾主张批判地吸取西方文化。１９４０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他明确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问题是在当时所处的农村环境中，实际上很难贯彻这一方针。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又一贯强调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而长期忽视肃清封建遗毒的严峻任务，以致封建思想文化的阴魂长期附着于社会主义的躯体，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附加了许多错误观点。同时由于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的发展，昧于所谓国际形势的两极对立，以所谓“反修、防修”为国策，为评定一切言行的准绳。一个曾经同斯大林教条主义作过胜利斗争的人，又为斯大林教条所束缚，走向主观意志的极端，推动一次又一次向“左”转的运动，终至出现十年“文革”的巨大悲剧，也造成他个人的巨大悲剧。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是闭关自守的小农经济和封建宗法专制制度，如不经过彻底的清算与批判，要使之同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土壤上生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不断生长出新的花朵，是极为困难的。毛泽东一生的革命实践与理论创造，从正反两面说明了这个道理。作者回顾这段历史时着意提出，如“大跃进”、“文革”这些严重错误，决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而是同几千年来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的积淀和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交融的曲折历史密切相关的。这样就更能启发读者一道反思。
如果中国文化传统可分为所谓“显形”与“隐形”两种形态，前者自是经过整理修饰和官方认可的历代典籍中的意识形态，后者则是流行民间未作加工的带有习俗感情的社会心理形态，学术界一般侧重于前者，对后者重视不够。周恩来说过：“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人物”，“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联的，是跟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作者对这方面的问题也有所论及。如毛泽东的早期思想，“企望有圣贤出世，通过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来改造现实世界和达到‘世界大同’、‘天人合一’的理想世界”。这当然是同他当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分不开的。中国进入近代以来，资产阶级是弱小的，无产阶级人数也不多，而农民小生产者一直是一片汪洋大海。因此志士仁人追求变革的思想，无不涂上一种理想主义的浪漫色彩。从太平天国的平均主义到神拳义和团的符咒词语，从早期改良主义的艰苦寻求到康有为的大同世界，从章太炎的“五无”圣境到无政府主义的和谐自由，无不具有此种特色。正如列宁在《两种乌托邦》一文中指出的：“一个国家的自由愈少，公开的阶级斗争愈弱，群众的文化程度愈低，政治上的乌托邦通常也愈容易产生，而且保持的时间也愈久。”在这样的经济文化环境中生长出来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从思维方式到感情因素，伟大如毛泽东，终于也不能不受到此种历史沉淀的影响。例如，中国农民对“士”－－读书人既尊又辱的心态，也反射到“士”本身。毛泽东早年曾经师法的颜习斋，批判宋儒也有过头之处：“读书无他事，只要在行字着力”；“读书人便愚，多读更愚”。这不仅轻视理性认识的意义，且走向全盘否定书本知识的极端了。作者就此谈到毛泽东晚年也多次发表过类似见解。如１９６４年２月１３日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历来的状元都没有很出色的。凡是当了进士、翰林，都是不成的，曹雪芹是拔贡出身。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父子两个，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是比较好的皇帝。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事，国家就管不好，书读多了，就作不好皇帝。刘秀是一个大学生，刘邦是个大草包。书是要读，读多了，害死人。毛泽东好读历史人物传记和笔记小说，尤其《红楼》《水浒》《聊斋》《三国》常读不厌，（很少读外国小说，只看京剧不看话剧），把它们当作历史当作阶级斗争史来读，从中了解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从中关注中国农民“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的理想。从广大民众意识心态的共鸣角度，去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及其曲折历史，也许会获得某种比显形文化形态的影响更深刻、更丰富、更具体的内容。
这本书大体上由两组文章组成。后面一组是继续《探原》的工作，对毛泽东的早期政治、美学、教育思想以及早期历史观等，进行多方面的探讨。作者从第一手材料的翔实考证和精密分析，引出一些新的观点和见解。前面三篇主要是对毛泽东思想同中国文化传统及近代中西文化论争进行宏观探讨。同后面一组相比，这三篇是写意大笔，粗线条的轮廓勾勒，不像对早期思想研究那样工笔细描，铢分毫析。很希望作者能如《探原》一样，继续将中期、晚期思想深入钻研下去，撰写出一系列的毛泽东思想发展史论来。这件工作，对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来说，也可以启发人们从文化的更深层次来进行历史的反思。
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与实践
注：此文是１９８８年１１月为《晚年毛泽东》一书写的序言。原载１９８９年２月２日《光明日报》
２０世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无疑是毛泽东。他的一生，曾影响甚至主宰过中国之命运；他的一生，不论胜利和失败，贡献和错误，理论和实践，都是中国历史、中共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从学生时代起，即立志以“改造中国、改造世界”为终生奋斗目标，未尝一日稍懈。在长达４０年的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曾习惯地按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曾长期以生活在“毛泽东时代”而自豪。因此，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不但在中国，在世界也引起了浓厚的兴趣；国外已经发表的有关论著数以千计，近年尤注重研究毛泽东的晚年实践及晚期思想。
在毛泽东生前，国内出版过若干种写他的书，其中多数很难说是科学的研究。陈伯达在延安写的几种论著，对毛泽东思想研究曾发生过较大影响。萧三的一本，提供了一些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传记材料。我在５０年代初写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一书，曾影响过一代青年，也是政治价值高于学术价值；１９８０年再版本是增补改写过的，其影响似乎在国外大一些。“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时出现了许多宣传毛泽东事迹的印刷品，还出现了几种民间版本的文集和语录。这些更谈不上研究，大抵不过是林彪、“四人帮”一伙为个人崇拜推波助澜的宣传品罢了。只是在民间版的文集中，为国内外研究者提供了若干不易见到的未经核实的材料。
对毛泽东研究的真正突破，是１９８１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也实事求是地指出了他晚年的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这个《决议》，不是对毛泽东研究的终结，而是研究的真正开始。关于毛泽东思想研究，现在不仅有全国性的组织，还有好些地方组织，出版了多种期刊，专家学者定期集会，有关论著每年几百篇，出现了不少有真知灼见的论文，呈现出学术讨论百家争鸣的局面。毛泽东本人对历史和党史的研究，从来主张百家争鸣（他曾不赞成写一本统一的党史教材）。试想一下，如果没有１９７８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如果没有随后理论务虚会的讨论，如果没有《决议》起草期间全国４０００人的讨论，能够写出并通过这样好的《决议》吗？《决议》通过之后，八年来，对毛泽东的研究又大大推进了一步。本书就是近年国内报刊发表的关于毛泽东晚期思想研究论文的一个选集（也收入了少量尚未发表过的文章），它反映了学术界所达到的新的水平。
在毛泽东研究中，最复杂、最困难、也最重要的，而且是过去研究得最少的，是他晚年思想和活动（主要是晚年“左”的错误思想）的研究。因为，这一位曾经凝聚着中国人民的危难、希望和力量的伟大人物，在他晚年的长时期中，确实犯了很大的错误，给他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也为他自己造成历史的悲剧。关于毛泽东尤其是他的晚年，国外有许多学者在进行研究（他们对毛泽东晚年的研究比国内还要早一些）。敌视中国共产党和抱有成见的人的那些简单谴责或恶意诅咒，当然谈不上什么科学的研究。许多严肃的学者，根据各自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发表了许多有学术价值的论著。如多次来华的施拉姆教授，他的一系列著作，尤其是政治传记《毛泽东》（现已翻译出版），有着广泛的影响。但有的学者在论著中，也常不免带有某些片面性，或强调个人责任，或着眼于高层权力之争，或从气质、性格等方面探求，或所据资料不够确切而影响立论。不过这些著作都有某些可取之处，能帮助我们开拓视野，启发思路，深入研讨。对比之下，我们确有某种惭愧之感：对于这位巨人的研究，难道我们反而落在外国人的后面吗？
值得庆幸的是，关于毛泽东晚年实践和晚期思想的研究，国内近年已有了新的开展。如有的高等学校已为此开设了选修课程；中央党史研究室已成立了专门的课题组，召开了“毛泽东晚期思想”学术研讨会；大量论文不仅见于党史刊物，也见于其他刊物，还出版了有关的专著。这一情况自同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今天来自昨天，昨天影响今天。人们认识到必须对历史进行反思，重新认识过去的正确与错误，成功与失败，从中汲取教训，求得借鉴，这样我们才能轻装前进。当前许多新学科、新知识和新观念的传播，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当代哲学等为人所重，重新学习，以及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成为热点等等，也都有助于这一研究的开展。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关于毛泽东研究青黄不接的状况已经有所改变，现在已涌现出一批中青年学者，他们是这方面的主力军。这本书的作者除开黎澍和李泽厚是著名的老年和中年学者以外，就都较年轻，他们的成就，可以证实这一点。
这本集子里的二十几篇论文，把毛泽东晚期思想放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国社会环境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样一个广阔的背景上来考察，不但能够看出他是中之非，而且还能看出他非中之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黎澍同记者的对话说：看来是对身后之事不放心，“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边”。所凭借的，从思想方面来说，第一是教条主义；第二是个人崇拜。有了这两条，人们就疯狂地“反修”，毛主席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起于６０年代初的“反修”，是教条主义极端化的表现，到了“文革”，就更是什么都是资产阶级，简直使人坐立不安。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无非是极端僵化的斯大林教条。为什么产生教条主义？由于愚昧。愚昧来自贫穷。文化水平、理论水平都很低，不知世界之大，只守着这么一点东西。教条主义只有拚命“左”倾，口号是“反修、防修”。反映到经济上，就是越穷越好，越穷越革命；富了就要修，就要出事。甚至说，“书读得越多越蠢”，实际上搞成愚民政策。这正是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的最佳土壤，这与中国的小农经济联在一起：有人要人崇拜，有人要去崇拜。个人崇拜的萌芽，就在个人专断，也就是家长制，封建社会派生的人身依附。黎澍认为，个人专断与家长制这一现象，至今还值得注意。李泽厚的文章指出：在毛泽东那里，本来具有特定历史内容的唯物史观的范畴，逐渐变成了超时代的道德伦理范畴；道德的观念、标准、义愤日益成了超时代的政治内容。政治挂帅、突出政治于是成了突出道德、道德挂帅，成了突出大公无私的牺牲精神、奋斗精神。而这种道德主义在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积淀中，有其深厚基础。“文化大革命”，便是由新的术语装点，植根于小生产的封建政治和封建道德的基础之上发生的。沉扬的论文也分析了毛泽东对待社会发展的伦理态度，指出它高扬的，不是马克思追求的人的全面发展，而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崇高道德风貌。这种伦理态度，又是同小生产的中国社会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这种道德观难以推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毛泽东清醒地看到在实现了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天国并没有到来，新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弊病出现了。可是他却想运用道德的力量来解决这些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及社会制度基础的矛盾。他想用超经济的力量解决经济工作中的问题。萧延中认为毛泽东晚年政治思想的主导，是人为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想以专断实现民主。毛泽东感到人民理应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但不愿“继续革命”的官僚阶层（“党内走资派”），却成了“主人的主人”。如何改变这一局面，只有他自己率领“造反有理”的广大群众，“踢开党委闹革命”。他晚年堕入多层的思维陷阱，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主宰性，把社会发展和经济规律，看成单纯的人际关系和政治的派生物（“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人际关系上，将“统治”与“管理”相混淆，将复杂、多样的交往关系简化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把“救世主”的“自我”意志，自觉或不自觉地当成全民族力量的发源与中心。“相信群众”实际上只是“相信自己”的代名词，从而走上靠个人专断以实现人民民主的迷途。毛泽东晚年的政治哲学思想，同中国的文化历史传统、社会经济基础与民族心理等密切相关，否则就难以解释他的即兴之语，竟能在亿万人民中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可以说，毛泽东是“民族大我”与“个体小我”的有机结合。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郑谦认为毛泽东正确地指出了斯大林否认矛盾的存在的片面性，但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老强调斗争性，忽视同一性，以致最后把斗争绝对化为否认同一性的斗争性。从“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直到“文革”时“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把矛盾等同于对立，对立又等同于斗争，形成一种具有完备形态的斗争哲学。石仲泉和王禄林的文章，细致地分析了毛泽东由于误解了马克思的一些提法，而导致实践上的失误。我以为这些见解都很深刻。我曾经参加当年４０００人对《决议》草稿的讨论，大家对毛泽东晚年为什么犯那么大的错误，发表过许多意见和看法，我也对毛泽东伟大的一生（“功劳第一，错误第二”）作过概括性的发言。回想起来，讨论中似乎没有听到过上述这样的议论，有的意思接近，但还没有这样明晰。书中值得重视的好意见还多，好些文章见诸报刊后，在读者中已引起广泛反响，这里就不再列举。当然，不能说，这些文章的内容和论点都很确切，读者可以自己去判断。
我很同意中央党史研究室“毛泽东晚期思想研究”课题组第一次学术研讨会的这一概述：“与会者一致认为毛泽东晚期思想是毛泽东晚年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提出并付诸实践的思想和理论，主要是关于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理论。这些思想和理论已经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实践证明，这个体系基本上是脱离中国实际的（应加上一句：也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本倾向是错误的，但其中也包含某些正确的思想，如发展国民经济要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在国际交往中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的思想，等等。毛泽东晚期思想主要是指毛泽东本人晚年的错误思想，所以同毛泽东思想有严格的区别；但毛泽东晚期思想与毛泽东晚年错误也不能等同起来。”据我所知，当前毛泽东晚期思想的研究中，主要涉及到这样一些问题：关于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关于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过程；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分析；关于“个人崇拜”形成及发展的社会基础；毛泽东前后期思想的比较研究；毛泽东晚期思想同马列主义的关系；毛泽东晚期思想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等等。许多中青年学者希望，这种研究需要分门别类作许多专题研究，也要走向整体研究；不要述而不作，要由描述性研究走向高层次的分析；要重新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著作的有关理论；要进行国际学术交流。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认为，研究毛泽东晚年实践和晚期思想，这件事在今天有十分迫切的现实意义，这应当是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的一个大题目。我们当前处于新旧体制交替之时，要从旧轨道转入新轨道，问题丛生。我们面临世界性的新挑战，我们要解决的新问题多极了。我们的口号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似乎不应当老纠缠旧账，回顾过去，以免分散精力，或者如通常说的，不要影响安定团结。然而破旧立新，两者是紧密相联的，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我们说开放，说改革，开放什么？改革什么？我以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从毛泽东晚期思想指导下长期形成的封闭状态开放，就是改革毛泽东晚年定型的一些既定的政治经济模式。既然毛泽东的晚期思想同我们今天改革的目标、改革的对象、改革的文化背景、改革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改革的历史负担，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我们就无法回避对毛泽东晚期思想的研究。毛泽东已是一个历史名词，不论是研究他早期、中期或晚期的思想，都应当看作是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和中国历史的研究。我们在中国实行改革，不研究中国，不研究当代中国，岂非笑话。在这方面是不应该有什么禁区的－－只要它是科学的研究。我们相信，毛泽东晚期思想（主要是其“左”的错误思想）研究的开展，必将在指导理论方面，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
本书编者命我作序，我没有推辞，一则表示我对这一工作的赞同，一则希望能看到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于是草草翻阅了集子中的一部分文章，记下一点读后感，加上一点我自己不成熟的意见，就算是序。
庐山会议的由来
注：此文为《庐山会议实录》一书的“引论”，文字有修改。
回顾１９５９年夏的庐山会议，就不能不想起在这前后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全民办水利、全民办钢铁等几十个全民大办，以及神话般的农业高产卫星为主要内容的“大跃进”运动，以一大二公、吃饭不要钱为主要特征的人民公社化，在极短时间内席卷神州大地，但也同样在极短时间内暴露出它们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导致巨大的经济损失。从１９５８年１１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１９５９年４月上海会议的半年中，不断纠正这些“左”的做法之后，为了进一步纠“左”，克服混乱现象，以便继续鼓劲，继续跃进，才又举行庐山会议。可是，当彭德怀、张闻天等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错误根源有所批评时，毛泽东就立即将会议的方向扭转过来，要打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要动员全党、全民保卫这“三面红旗”了。
三面红旗当然不是突然出现的，有其必然发生的历史过程。新中国成立之后，为进入社会主义，毛泽东原来设想的近期目标是十五年实现国家工业化和三大改造；至于要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则认为需要５０年时间。周恩来也说过，中国工业化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欲速则不达，必须稳步前进。但是从１９５５年下半年批评农业合作化的“小脚女人”开始，毛泽东就认为各项建设事业应当大大加快，应当不断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以农业改造速度促进工商业和手工业改造速度，并在总结苏联经验教训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开始提出“多快好省”的方针。因此，１９５６年三大改造的完成就过快过粗，十五年的计划三年完成了（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当时对此种快速进度尤其经济建设上的加快速度，党中央领导内部的意见是并不完全一致的。１９５６年初，周恩来提出过，既不要犯右倾保守又不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１９５７年的经济建设是健康发展的，国民收入有所增加，消灭了财政赤字。直到八大会议上，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先念等，都对克服急躁冒进做了工作。这次会议制定了一个合乎实际情况的经济发展计划，注意到综合平衡，压缩了基建规模，控制了过高的增长速度。但毛泽东认为１９５７年的增长速度低于１９５６年的增长速度，出现了马鞍形，反冒进反错了，是属于方针路线性的错误。他还认为反冒进使右派钻了空子，将经济与政治联系起来，说这是吹了一股阴风，把多快好省、农业纲要四十条和“促进委员会”吹掉了。于是，从１９５７年１０月三中全会开端，不断批判右倾保守，实际上否定了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经过１９５８年的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和广州会议，为“大跃进”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南宁会议上，指名批评了周恩来和陈云的反冒进泄了六亿人民的气，是犯了离右派不远的政治方向的错误。从此，“反冒进”的声音噤若寒蝉。１９５８年５月，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周恩来、陈云等被迫在大会上作了检讨。会上指责对“大跃进”、高指标抱怀疑态度的人为“观潮派”、“秋后算帐派”，号召在全国“拔白旗，插红旗”。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二五计划指标，比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工业方面普遍翻了一番以上，农业方面普遍提高了２０％到５０％。钢从１２００万吨提高到３０００万吨，煤从２亿吨提到４亿吨，粮食从５０００亿斤提到７０００亿斤。这样，全党从上到下，形成一种普遍看法：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后，在建设方面，左比右好，只准反右－－反保守，不准反左－－反冒进；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争速度，抢时间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针。从而以“苦战三年基本改变落后面貌”为口号，动员全国人民；以“破除消极平衡论”，“树立积极平衡论”，为经济高速发展的理论。“以钢为纲”，“三大元帅（钢煤粮）升帐”，“两个先行官（交通、电力）开路”，大搞群众运动，小土群遍地开花等等，成为实现高速度、“大跃进”的具体方法。到了８月北戴河会议，要求当年钢翻一番，达到１０７０万吨。二五指标比三个月前的八大二次会议，又普遍翻了一番以上，１９６２年比１９５７年的工农业指标，要几倍、十几倍地增长，年平均增长速度为４０％以上，基建投资年增长５０％以上。１９６２年指标，钢变为１亿吨，煤为１１亿吨，粮食为１５０００亿斤。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七年赶上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的口号，到北戴河会议，就分别改为三年和十年了。
１９５８年初，毛泽东就开始构想未来中国理想的蓝图。三四月间，先后同陈伯达、刘少奇谈过“乡社合一”和公社的问题，４月间中央正式发出“小社变大社”的意见。７月１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作《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的讲演，首次公开了毛泽东对未来中国社会的总体方案：“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渐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织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个讲演随即在《红旗》发表）８月初在参观河南、山东的人民公社时，毛泽东向报社记者说了句“人民公社好”之后，全国转瞬之间就公社化了。这是“大跃进”的产物，是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式，也是所谓改变旧的生产关系以解放生产力的结果。当时确实从实践到理论都这样认为：只要不断改变生产关系，提高公有化程度，便可以不断加快速度，大大提高生产力。北戴河会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还同共产主义联系起来，明确说到，这首先是为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做积极准备；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三四年或五六年之事；应通过公社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由于有了大公社这种政社合一，熔工农商学兵于一炉的组织，决议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了。”毛泽东这时正式谈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设想公社应当实行平等的分配，无甚差别的物质生活；还谈到进城以后，改供给制为工资制是失策，是倒退，是向资产阶级让步。随后，全国一哄而起，农村大办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城市公社也认为是势在必行。
由于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共产风等，随着很快在全国刮起来了。１９５８年６月份开始，河南放小麦亩产卫星从２０００多斤放到７０００多斤。接着是湖北等省放水稻卫星，亩产多少万斤的消息，《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作通栏套红标题。安徽、江苏、湖北、河南宣布为早稻千斤省。四川、河南、安徽、甘肃四省人均粮食产量，宣布超过千斤。随后就放钢铁卫星。日产生铁，先是河南鲁山１０００吨，禹县４０００吨，接着是广西鹿寨２０万吨，广东８７万吨，后来河南三天３００万吨。徐水县三个月苦战，基本消灭了水早两灾。河南半年实现了水利化。有的地方四十天实现绿化，实现“四无”（无麻雀、苍蝇、老鼠、蚊子）。凡事都“化”：“车子化”、“滚珠轴承化”、“绳索牵引（耕地）化”、“机械化”……，凡事“全民大办”：全民办钢、办电、办铝、办煤窑、办铁路、办教育、办大学、办哲学、办文艺、办体育，直到全民写诗，人人当作家。建成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就说成是我国已跨进了原子能时代。总之，一切大跃进，比学赶帮超。
当然，三面红旗是由急于求成的思想而来的。急于求成是为了迅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态。穷则思变，所谓一穷二白正是“大跃进”的动力。中国百年落后总是挨打；“开除球籍”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三次大战的阴影在笼罩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人家看不起我们，主要是由于我们钢铁、机械、粮食少了”，这种种因素，都驱使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谋求尽快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同时为世界的持久和平、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当年此种雄心壮志和满腔热情，确实感动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
新中国成立前的２８年，在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农民大国，毛泽东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确实难而又难，尤其是要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领导作斗争，最为不易；其实践和理论的正确，举世公认。在漫长的２８年中，历经无数艰难曲折，可以说，毛泽东从不轻敌，始终是兢兢业业，谦虚谨慎的。如在军事上，从不言决战，直到辽沈战役之后，才准备与敌人决战。当然，这也同头顶三座大山，内外敌人强大，还有共产国际与斯大林的存在，这些巨大的客观制约有关。这２８年，毛泽东确实成为全党的表率、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开国之后，内外情况起了根本变化。抗美援朝，美帝也不过如此；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斯大林盖子揭开，三年经济好转，建设顺利进行，一连串的胜利，尤其三大改造三年完成，似乎客观上失去任何制约。于是，一切困难逐渐不在话下。加之，党与个人的威信空前高涨，人人由衷地高唱《东方红》。这种种主客观形势的变化，使得毛泽东开始不谦虚谨慎了，个人的独断专行日渐发展起来。一穷二白不认为是困难，反而认为“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革命中经历过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现在建设时期可以重现了；搞经济应当“势如破竹”，“高屋建瓴”，“一气呵成为好”。这样，片面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为只要“政治挂帅”，就可以无视经济工作本身内在的规律。于是，随意搬用革命战争时期的各种经验，乃至将阶级斗争的方法，如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也应用于经济建设。“六亿神州尽舜尧”，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因素：凡是人类能够做的事，我们都能做，或者很快就能够做，没有什么事我们不能够做到。
希望革命（和建设）迅速取得胜利这种急性病，并不是从毛泽东开的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反映过这种情绪，似乎欧洲的革命危机已经迫在眉睫。列宁更是论证了资本主义已经到了它的最后阶段，曾将一次大战结束后在德国和匈牙利等地出现的一些革命行动，看作全欧洲革命的开端。在苏联国内战争开始时推行的军事共产主义，就包含有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因素。这种“过渡”方式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后，才不得不转而采取新经济政策。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总结了这个教训：“我们原来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要经过多年的准备工作），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系列过渡阶段。”“我们现在正用‘新经济政策’来改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这说明，列宁确实有过直接过渡的意愿的，而且列宁也并不认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是多么遥远的事情。他在１９２０年的《青年团的任务》中排了这样一个时间表：“现在已经５０岁左右的这一代人，是不能希望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了，那时候他们都死了。至于现在１５岁的这一代人，就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要亲身建设这个社会。”据列宁的设想，“再过一二十年就会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里。”
斯大林１９３６年就宣布，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社会。１９３９年宣布，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１９５２年又宣布，苏联已处于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期。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隔得远了。外部的直接刺激是赫鲁晓夫。１９５７年毛泽东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在这以前不久，苏联成功地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送入了宇宙空间的轨道上，开始了人类的太空时代。《人民日报》曾称赞此事：“几十天中间，把整个世界形势的面貌改变了。”在庆祝活动期间，赫鲁晓夫提出了十五年赶上和超过美国的口号。既然第一号社会主义国家要在十五年内赶超第一号资本主义国家，那么，作为国际主义的义务，第二号社会主义国家也应当在十五年内赶超第二号资本主义国家。于是毛泽东提出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不但要同资本主义国家比，而且就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似乎也可以比一比。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就说出过这个意思：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要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后来就更异想天开：进入共产主义我们不抢先，进入了也不宣布为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