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贯彻和发挥了列宁提出的上述重要的理论原则，克服了斯大林的“板块结构”的哲学模式的片面性和简单化的缺陷，并且进一步把唯物主义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这三者溶为一体，去解决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新的理论表现形态。这些，集中体现在《实践论》、《矛盾论》、《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等著作和建国以后的一些重要讲话中。《实践论》运用辩证的历史的观点观察分析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矛盾，揭示了认识的基本矛盾及其运动的过程、规律，阐述了中国革命所必须遵循的认识路线。而《矛盾论》则从解决主观和客观的矛盾的角度，精辟地论述了矛盾分析的科学方法论原则，强调对立统一规律也是人类思维运动的根本规律，强调思维的矛盾法则与客观世界的矛盾法则的统一。在这两部著作中，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是直接溶为一体的，同时也溶进了科学历史观的基本精神，看不到“板块结构”的痕迹。正是这种“一体化”的研究成果，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哲学理论基础。其后，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毛泽东又进一步将唯物主义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这三者作为“一体化”的东西运用于党的实践活动和党的领导工作，提出并精辟地论证了党在一切实际活动中的根本的工作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1962年，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更加明确地把反映论的观点、实践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和群众观点溶为一体，并将它们同政治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原则统一起来，把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认识论来阐述。1963年5月，他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说：唯物论、唯心论、世界观、辩证法，都是讲的认识论。1964年8月，他在《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中把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的概括，精辟地指出：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不是别的。这就从更高的角度，从哲学的认识论性质和认识论功能的高度，说明唯物主义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三者“一体化”的原则。就是说，毛泽东从“哲学就是认识论”（不是传统理解的狭义认识论）这一理论高度去说明“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继承和发挥了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见解，明确地否定了“板块结构”的传统思维模式。
毛泽东提出的“哲学就是认识论”的论断，体现了三者“一体化”的精神，反映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体系结构和社会功能的看法，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
首先，作为整个哲学思想体系的基础性范畴——实践范畴，是溶唯物主义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为一体的“综合性”范畴。我们知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原生形态”中，实践观点是认识论（传统理解的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也是唯物史观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是认识论和历史观的共同的基点。在认识论和历史观中，实践范畴是同一个范畴，而不是两个范畴。后来，列宁又进一步把实践也作为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和基本要素加以强调。毛泽东对实践范畴的理解和阐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传统。《实践论》对实践范畴的阐述，首先从历史观的角度加以规定，从人的社会性、人的历史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谈起，从人类的生产活动谈起，进而指出“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人的实践活动是“社会实践”的活动，而“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毛泽东还十分强调社会实践首先是群众的实践；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实践观点和群众观点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因此，作为哲学体系的基础性范畴的社会实践，乃是传统理解的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这三者“一体化”的“综合性”的范畴，是作为三者的共同基础的同一个范畴，而不能把它割裂为三种不同的“实践范畴”。
其次，贯穿整个哲学思想体系的基本关系或基本问题，是主观和客观（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在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中，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不仅是认识论（狭义认识论）的基本问题，而且也是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学说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传统理解的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这些“板块”，其共同的基础范畴是社会实践，其以一贯之的主线是主观和客观的关系，它们共同的任务或宗旨，是解决主观和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种以社会实践为基点，以主观和客观的统一为主线的哲学思想体系，当然也就是科学的认识论。毛泽东提出的“哲学就是认识论”的论断，首先是就哲学的性质、宗旨而言的。毛泽东的这一见解，同恩格斯关于近现代哲学变革的历史趋势的论述，同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理解，在基本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
再次，哲学的基本的社会功能是认识论功能，即为社会实践、实证科学提供一般认识论的即认识路线和认识方法的指导；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是要解决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认识路线和认识方法问题。实现这种“结合”，就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问题上实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中国共产党人哲学理论研究的这一任务，实质上就是“社会认识论”的任务。可见，中国革命的实践也突出了哲学的认识论性质和认识论功能，因而也决定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这种基本的理论特征。
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这三者的“一体化”，或者说“哲学就是认识论”，既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理论特征，也是毛泽东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所遵循的一个基本的哲学方法论原则。正是毛泽东把唯物主义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作为“一体化”的世界观、方法论，把它们运用于同一门科学——“中国革命的逻辑”，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理论，因而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史上作出了突出的理论贡献。同样，在毛泽东之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运用这三者“一体化”的世界观、方法论于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作出了新的理论贡献。毛泽东不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三者“一体化”的东西加以理解和运用，而且也高度重视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军事科学的交叉、渗透、综合研究。列宁所称赞的“《资本论》的逻辑”，在毛泽东手里得到了具体的运用，显示出了它的强大力量。
三、毛泽东哲学思想突出了方法论问题，建立起了相对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科学方法论体系
高度重视方法论问题的研究，围绕着解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任务，从上述的三者“一体化”上，将哲学原理转化为具体的思想路线、思想方法和工作路线、工作方法，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科学方法论的体系，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又一个基本理论特征。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科学的世界观，又是科学的方法论，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统一的，但又不是可以互相代替的。没有科学的世界观，当然难以建立真正科学的方法论体系。但是，仅仅有了正确的世界观，还不等于就有了科学的方法论。科学的世界观是建立科学方法论的基础，而科学的方法论则是科学世界观的具体体现，是科学世界观得以具体贯彻的条件和保证。不重视方法论研究，没有科学的方法论，那么，所谓科学的世界观就不能得到真正的体现，也不可能贯彻到底。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科学的方法论，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科学的世界观。重视世界观轻视方法论的倾向，以及用世界观取代方法论的倾向，都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的。科学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重要的、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无足轻重的、可以一笔带过的东西，它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活动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方法论问题特别是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问题，指出了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原则，但他们没有来得及建立相对独立的方法论体系。他们把这一任务留给了后人。列宁十分重视“《资本论》的逻辑”，一再强调学习和运用《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他在谈到唯物史观时曾明确说过：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从来没有企求说明一切，而只企求指出唯一科学的说明历史的方法；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中只是借用了阐明社会关系所必须的宝贵方法⑤。列宁提出了辩证方法论和社会认识方法论的若干新原则，但他同样把建立科学方法论体系的任务留给了后人。毛泽东在其革命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中，把解决方法论的问题提到相当重要的地位，并逐步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科学方法论体系，纠正了那种重世界观轻方法论和用世界观取代方法论的倾向。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提出的建立科学方法论体系的任务，在毛泽东手里得以大体完成。
毛泽东之所以特别重视方法论问题的研究，还在于中国革命实践的特殊而迫切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是人民群众的锐利的认识工具，它十分强调发挥哲学的方法论的功能。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过程中，方法论问题具有了更加突出的意义。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在极其特殊而又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要实现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引导广大干部和群众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问题，就迫切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转化为易于为他们所接受和掌握的思想路线、工作路线和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在实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主要的思想障碍是发生于党内的主观主义。主观主义主要的不是以系统的理论形态表现出来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而是从不同的两极割裂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关系，它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要反对和克服主观主义，关键在于解决党的思想路线、工作路线和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问题，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把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本里和课堂上解放出来，变为干部、群众手里的锐利的思想武器。
毛泽东高度重视方法论的研究，并且建立起了相对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科学方法论体系。这个方法论的体系内容相当丰富，而且具有其内在的逻辑结构。它包括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三个层次的内容。第一个层次，是调查研究的理论和矛盾分析的方法。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方法论的基础内容，或者说是它的“元方法论”。第二个层次，是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是形成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所必须遵循的根本的认识路线和科学方法。第三个层次，则是各个具体领域和各项具体工作中的方法论，如关于革命战争的战略和战术的辩证方法，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和策略的辩证方法，中国社会阶级的分析方法，领导艺术和领导方法等等。这方面的内容相当广泛和丰富多彩，几乎涉及到中国共产党实践活动和实践工作的各个方面。这三个层次的有机统一，构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方法论的科学体系。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又一个独创性的贡献，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具有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和理论形态，也使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活动有了比较系统的科学方法论的指导。这个方法论体系是完整的、科学的，在实践中也是成功的。毛泽东思想方法论就其主要内容和实践功能来说，乃是“社会认识方法论”，是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方法论。当然，它的“元方法论”的基本精神无疑也适用于自然科学的研究。
毛泽东哲学思想方法论是在不断对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
经验进行哲学总结的过程中形成的，是为解决这一“结合”的历史任务而制定的思想路线、工作路线、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总和”。同时，毛泽东哲学思想又是从唯物主义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三者的“一体化”上，按照“哲学就是认识论”的原则，去解决方法论问题和建立方法论体系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方法论的形成过程及其逻辑结构，既贯穿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前两个基本理论特征，又是前两个基本理论特征的生动体现。方法论的问题是这样，世界观的问题是这样，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的问题也是这样。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上述三个基本理论特征，既是由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特殊环境、特殊条件所决定的，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及其发展的客观要求的反映。同时，从直接的理论渊源上看，中国人是通过俄国十月革命、通过列宁主义而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中，主要的是受列宁哲学思想的直接影响。毛泽东虽然参阅和吸收了苏联30年代的哲学研究成果（包括斯大林的著作），但从理论体系上看，毛泽东哲学思想可以看作是列宁哲学思想的直接继承和发展，而不是源自斯大林“哲学模式”。毛泽东哲学思想和斯大林“哲学模式”都是在列宁之后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两个并列的“分支”，两种并列的“再生形态”，二者在理论体系上和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的理解上具有重大的差异。斯大林忽视了或者说舍弃了列宁关于“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三者“是同一个东西”的见解，割裂了“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搞了一个“板块结构”的体系模式。毛泽东哲学体系则不是这样。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在现代演进中出现的一种相对独立的具体形态，是在继承和发展由马克思恩格斯建立的“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和由列宁建构的“次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基础之上，由中国共产党人所创立的一种“再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⑥。与同样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一种“再生形态”的“斯大林模式”相比，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在理论体系上更加丰富和更具创造性，而且克服了“斯大林模式”的片面性和理论缺陷，直接继承和发挥了列宁的哲学思想遗产，拓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道路。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 ，第534页。②《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9页，《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3页。③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8页，第4卷，第292、450、456、472、475页。④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32、203页，第4卷，第626页。⑤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13、59页。⑥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演进史上的“原生形态”，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建构的、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主要标志的新哲学体系的最初的表现形态；“次生形态”是直接继承马克思恩格斯而在逻辑结构、概念体系和理论重点上又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表现形态，这主要指的是列宁和卢卡奇的“哲学模式”；“再生形态”则是更多地直接继承“次生形态”而在逻辑结构、概念体系和理论重点上又具有自己鲜明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表现形态，如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哲学模式”等。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演进史上的“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再生形态”，可参阅高齐云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原生、次生、再生形态》一书（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也可参见作者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新编》一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的绪论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原生形态”》一文（《岭南学刊》1990年第5期）。
毛泽东关于“质的安定性”的辩证探索
尚乐林
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
毛泽东于1937年7月发表《矛盾论》后，继续深入研究哲学问题，对与矛盾学说有关的概念作了进一步的思考。从一系列公开发表的读书笔记、哲学批注和书信看，毛泽东重点思考过与绝对的矛盾运动相关的相对的“质的安定性”问题。今天看来，弄清质的安定性概念的辩证内涵，对深入研究和理解矛盾学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在1939年2月1日致陈伯达的信中，毛泽东提出，“一个质有两方面，但在一个过程中的质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是相对安定的，必须要有所偏，必须偏于这方面，所谓一定的质，或一个质，就是指的这方面，这就是质，否则否定了质。”①同年2月20日在致张闻天的信中说：“从事物的量上去找出并确定那一定的质，为之设立界限，使之区别于其他异质，作两条战线斗争的目的在此。”又说：“‘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的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②
毛泽东这些关于相对的质的安定性的阐述，虽然见之于书信，而未发表论文专著，但是观点系统精辟，已将质的安定性概念的主要规定表述的很完备：
1.质的安定性问题，是一个普遍问题。它贯穿于“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之中。这就是说，从感性的物质生活，到理性的精神世界；从具体的金木水火土，到抽象的宇宙时空哲理，无不需要质的安定性，以便作为某种存在能够独立有定，发展有常，以便作为认识和实践对象能被辩别彼此，判断是非、把握实质、变“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这便使得事物与概念普遍地需要一个相对安定的质。大千世界，七彩纷呈。要形成各种色彩，就需要各种不同光波波长的相对安定。市场的形成，需要相对稳定的供求关系。国家的昌盛，需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总之，一切为了显示存在，一切为了希图发展，一切为了有所适从，一切为了“为我”所用，都普遍需要相对安定的质。2.一个对象的质是对立统一体，有两个方面，但在一个过程中的质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是相对安定的，这就是质的独特的根据。必须偏重主要方面，才能确立一个质，否则便否定了质。毛泽东说，“必须要有所偏，必须偏于这方面”，所谓“偏”，就是指偏于重点、中心、主要方面，以防止折衷主义用“一方面、另一方面”来否定掉相对安定的质。客观事物相对安定的质，都是有所偏的。原子偏重于原子核，核子又偏重于质子。计划经济偏重于以计划手段配置资源，市场经济偏重予以市场调节配置资源。买方市场是因为供过于求使得买者处在有利于讨价还价的主导地位，卖方市场是因为求大于供使得卖者把握了有利于自己要价的主动权，主观上的一切概念内涵，也都是应当有所侧重的，否则会使思想动摇，概念混乱。无论客观事物还是主观概念，都有相对安定的质。任何相对安定的质都是由决定质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3.确立对象之质，必须从量上设立质的界限。这种界限就是度。以一定压力条件为前提，水在一定温度内为液态，不及这个温度为固态，超过这个温度为气态。人的品格也有度，俭与吝、豪与奢、谦与懦，恭与谄，尽管差异几微，但都有公论的量度。对概念给出定义域，确定上限与下限的量的标度，概念才有质的安定性。此概念定义域之外的对象则是异质，即另外的概念。供过于求的市场，叫做买方市场；求过于供则为卖方市场。这种市场性质以供求数量的比例变化而定。“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器即以形上形下为规定界限。概念如此，概念所反映的一切对象事物亦如此。4.确立界限，“过犹不及”。“过”是过量、过份、过“左”，超过了定义域的上限；“不及”是份量不足，过右，达不到定义域的下限。“过”与“不及”都在质的量度规定性之外，是为异质。因此，要确立一个质，必须开展两条战线斗争，两条战线斗争在此是一个哲学概念，具有普遍的认识论方法论意义。一条战线防止超过上限，是为防“过”、防“左”，另一条战线防止不能满足下限，是为防止“不及”、防“右”。办事、说话、想问题、写文章，实际上都要运用“过犹不及”的两条战线斗争方法。凡事当留余地，论理要讲真理。清夜扪心惭过激，高丘驻足仰先驱。文章得失由心定，上不轻天下重人。这些都是重视“过犹不及”方法的警言。搞好两条战线的斗争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这里最忌“墙头草，随风倒”的思想作风。不能反“左”不怕右，反右不怕“左”，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现代系统观认为，为了达到系统稳定的目的，必须不断利用给定信息和目标差信息，进行反馈调节控制。它的正反馈是忽左忽右，偏离稳定目的的，负反馈则是纠左纠右，使运行趋达目标的。控制论的反馈调控原理，用哲学概念来概括，也是两条战线斗争。控制论一词的希腊语源原意就是掌舵术。5.因此，质的安定性是从两战线斗争中产生、确立的。两条战线斗争是确立质的安定性的方法途径，两条战线斗争的目的则是确立一定的质，使之与异质相区别。在否定旧质，确立新质时候，旧质则是需要区别开来的异质，在创新新质、发展新质的时候，调整质的规定性的定义域上下界限，并为此而作的两条战线斗争，则是区别旧质和一切异质的手段。所以两条战线斗争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是确立相对的质的安全性。将以上分析综合起来，可以看到，毛泽东在上文所引的两封信中关于质的安定性的阐述，已经讲明了以下几点：
1.质的安定性需要的普遍性；2.质的安定性根据的特殊性；3.质的安定性概念的规定性；4.规定相对安定的质的方法途径，即“过犹不及”的两条战线斗争；5.规定相对安定的质乃是两条战线斗争的目的。由此可见，毛泽东对相对的质的安定性概念的看法，已经不是一般讲讲而已，而是系统精辟地阐述了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
质的安定性问题与矛盾问题的关系
相对的质的安定性概念，与统一性、同一性、常住性概念是一个东西的不同提法。从对象的内在矛盾角度讲是统一性或同一性，从对象运动形态角度讲是常住性，从对象质的规定讲是相对的质的安定性。在《矛盾论》中，毛泽东有“过程的常住性”和“矛盾的同一性”的论述，由于《矛盾论》一文，重点任务在于对立事物内在动因的原理，在于指出两条战线斗争的根据
与动力，在于强调矛盾斗争的绝对性，因而文章定名为《矛盾论》，这正如《实践论》的题名，“因为重点是揭露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故题为《实践论》”③是一样的道理。重点强调两条战线斗争的根据与动力，同重点强调两条战线斗争的归宿与目的，是两个不同的理论论题。它们也是“必须要有所偏”，才是有的放矢的。因此，以上两封信中强调把握相对的质的安定性以作为“斗争的目的”，对《矛盾论》具有一定的补充发展的意义。
理论概念，特别是哲学概念，对人们是会产生行动指导和心理导向作用的。人们在具体的行动或思维中，为了一定的目的，总得建立一种调控机制，防止“过”与“不及”两种倾向，以期设立界限，确立相对安定的质，达到预期的目的。在形而上学观点指导下，不承认或忽视矛盾斗争的绝对性，没有必要的、足够的斗争动力和过程，产生右的倾向，就是“不及”。反之，将矛盾斗争的绝对性当作不讲具体条件的绝对化，无限制地斗争下去，无所谓目的界限，冲击了质的安定性，出现“左”的倾向，就是“过”。“过犹不及”，“左”倾与右倾对目的同样都是有害的。因此，为了防“左”防右，从理认完备性的要求上讲，就必须既有动力系统，又有目的系统。《矛盾论》显然是侧重于对动力系统的哲学概括的。而质的安定性则是一个目的系统的哲学概念。毛泽东在发表《矛盾论》之后，又发表质的安定性的理论，从特殊的历史背景来看，也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需要。中国当时内优外患重重，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就是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也从来没有统一过。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权也还是刚刚重新建立，远未统一全国。国家的民主统一是人民幸福的保证，理论上必须有正确的统一思想作指导。当时这种理论也便应运而生。艾思奇编的《哲学选辑》涉及到统一问题，虽是哲学概念，也与国家统一问题密切相关。毛泽东对此十分关注。1939年5月以后，毛泽东在研读《哲学选辑》时，针对原文中关于“只要条件具备，只要在这样的条件下，那统一也是绝对可能的。所以列宁说：‘相对的东西中间，也包含着绝对的东西’”这段话，写了较长的批注，其中写道：“统一即事物的暂时安定。事物的安定在暂时是绝对的，在永久是相对的，这才是列宁‘相对中有绝对’之意，不是什么‘统一之绝对可能’。我们在一定时期内承认国家的绝对性（国家至上），而在整个历史上又否认国家的绝对性（国家是暂时的）。”④这段批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深刻的意义。从理论上讲，毛泽东指明了质的安定性的二重性和它与统一的一致性，更进一步对对立统一规律的某些细节作了全面深入的考虑，在《矛盾论》中，毛泽东根据列宁关于绝对相对关系的理论，从总体上突出强调了对立面的斗争的绝对性和统一的相对性，尚未具体展开论及统一在暂时也是绝对的。当时他征引列宁所说的“在相对的东西里面有着绝对的东西。”⑤这句话，只是用以论证“在同一性中存在着斗争性”⑥的论点。这在论述对象层次上，是以矛盾的二重性为对象来谈“相对中有绝对”的。艾思奇实际上正是根据《矛盾论》中这个意思，引申到以统一问题的二重性为对象的具体一些的层次，论证统一也具有绝对性之可能，毛泽东纠补艾思奇论述之不足，在艾思奇论证统一问题的同一层次上，明确肯定事物的安定即统一在暂时就是绝对的，而不是什么“可能”的问题。这在理论意义上，明确纠正了将斗争性推向绝对化而否定质的安定性的偏颇。这实际上是防“过”反“左”之笔。在国家统一问题上，在将统一导向民主进步的国家目的上，具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深意。
从现实背景的实践方面看，毛泽东指出“我们在一定时期内承认国家的绝对性（国家至上）”，“安定在暂时是绝对的”，决不是无的放矢，决不是偶然的。毛泽东的理论阐述都有现实针对性。写《矛盾论》时，刚到延安不久，是从“保安”到“延安”的。“保安、延安”，表达了追求安定的意思。两三年以后，形势日趋好转，革命力量在延安站稳了脚跟，毛泽东不能不通盘考虑国家问题和革命阵线的暂时绝对安定问题了。这可以用以后的形势发展和毛泽东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发展脉络为证。例如延安整风运动中，他发现了“团结——批评——团结”公式的正确性与重要性，强调以团结为斗争的出发点和归宿。由此可见，质的安定性的提出具有现实的、实践的针对性，可惜在实践中未能始终贯彻。毛泽东在60年代初曾经提出，《矛盾论》是适应历史需要产生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需要适应新的情况写出新的理论。现在看来，这些新的理论问题，至少包含了《矛盾论》发表以后受到重视的“质的安定性”问题。
质的安定性与矛盾斗争性的关系
统一问题，事物相对安定的质的问题，同矛盾斗争性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哲学难点问题，需要认真地作具体分析。一般哲学难点问题都存在着微妙的分界线，分析上如果差之毫厘，结论将会导致谬以千里。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就曾经给艾思奇指出过失误，为哲学学术研究的缜密性严肃性留下了典型示范。
关于统一或质的安定性的绝对与相对关系，如上文所述，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论述了矛盾本身第一层次的基本原理，即“在同一性中存在着斗争性”，“拿列宁的话说，叫做‘在相对的东西里面有着绝对的东西’”。这是将统一性在空间普遍联系和时间永久联系上与斗争性比较，指出统一的相对性和斗争的绝对性。这层意思带有第一的、原则的意义，是一般原理，不能违背，违背即表现为“不及”，表现为右。而在1939年读艾思奇《哲学选辑》的批注中，毛泽东又指出统一“在暂时是绝对的，在永久是相对的”，这就在坚持矛盾对立统一的相对与绝对关系的一般原理基础上，将统一即质的安定性问题在空间的具体联系上和时间的暂时联系上，相对斗争性而言，作出具体分析，指出统一性在暂时存在的绝对性。在这个层次上，毛泽东同样又征引了列宁“在相对中有绝对”这句话，因论述对象层次不同，形式上结论相反，而内容上的原则性内在联系却是一致的。与此相关，在矛盾斗争问题上，毛泽东同时也作了具体分析。就在上一批注的同一页，毛泽东写道：“具体的斗争形态也是在一定条件之下的。说斗争无条件，是指矛盾的普遍性、永久性，不是说具体的矛盾。”将统一性和斗争性在时空形式上具体分析后，毛泽东综合起来写道：“依一时说，统一是绝对的，斗争是相对的；依永久说，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绝对谓占统治地位。”⑦由此可见，在统一性的绝对相对关系上，存在着两个层次的时空度量关节，存在有时空上普遍性、永久性的相对性这个第一层次和具体性、暂时性的绝对性这个第二层次的差别。如不分析这些差别，如不承认并把握这些差别，就要犯“过”与“不及”的错误。这是毛泽东在哲学上坚持唯物辩证法的一例典范。正是在这个难点上，艾思奇有“过”与“不及”两种理论失误，毛泽东以探赜索隐之笔，为他作了订正。
上文分析了毛泽东指出艾思奇关于“统一之绝对可能”提法之失误于“过”之所在。下面我们再分析一例毛泽东指出其在质的安定性问题上失误于“不及”之处。
艾思奇在《哲学选辑》的“研究提纲”中写道：“斗争性表现在互相压抑、互相排斥的作用上，事物必须压抑自己的否定或对立的方面，以显示自己的存在，以保证自己的存在，以维持自己的质的安定性。质的不变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维持的。”毛泽东读到此处，将最后一句下面划了横杠，立即写道：“质的暂时不变就是在这样情形下维持的，质的终久必变也是在这样情形下出现的。原文只说了斗争的片面意义，而且是保守的意义。”⑧“质的终久必变”是斗争的积极成果方面，维持质的安定性是斗争的保守方面。毛泽东敏锐地发现井指出“维持质的安定性的斗争”这一提法的片面的、保守的意义，表现了毛泽东哲学理论坚定性和彻底性品格、指明了艾恩奇论述斗争性的“不及”之处，意义非常深刻。与此问题相关，在另一处，毛泽东针对“中庸主义”批评十分严厉。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庸思想从量上找出并确定质的安定性从而反对“过”与“不及”，即反对“左”右倾向本来是对的，这个思想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⑨。但“中庸主义”却必然导致思想顽固，将质的安定性绝对化。就在艾思奇所写“中国的中庸思想，被一部分人曲解为折衷主义，中庸思想中的精华，是辩证法的，它肯定质的安定性，而不是把肯定和否定平列看待”这一段话之后，毛泽东写道：“中庸主义包括了死硬派和折衷派两种思想。当其肯定质的绝对安定性，这是同一律，也就是死硬派思想。”中庸问题也是一个有难点的哲学问题，其难点就在质的安定性的相对绝对关系上。肯定质的安定性在暂时是绝对的，但不能肯定质的绝对安定性。前者是中庸思想从量上反对“过”与“不及”的“一大功绩”，后者则是中庸主义本身的一种“不及”的错误。因此，在艾思奇所写“中庸观念是有一定的真理内容”和“错误”的一段旁边，毛泽东批注道：“旧统治阶级的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是反动的方法，用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使旧质绝对化。马克思主义的两条战线方法是革命的方法，只承认质的相对安定性，没有绝对主义。”(11)可见毛泽东坚定不移的明确观点是，质的安定性在暂时具有绝对性，但没有绝对主义的质的绝对安定性。辩证法是关于发展原理的学说，质的安定性终久是相对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所研究的质的安定性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毛泽东对质的安定性概念的阐述，虽然没有写成论文专著，但他的观点，已经是很系统、很精辟、很谨严的了。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毛泽东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坚定性，有的放矢的理论针对性，哲学思辩的理论缜密性，富有内在联系的理论自恰性和完备性，哲学党性的严肃性和战斗性，都是十分突出、富有鲜明个性的，毛泽东不愧为革命导师，他的哲学思想遗产，还有待进一步的整理和继承。
（作者单位：甘肃省社会科学院）
注释
①②《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2页，第146、145页。③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 ，第282页，第333页。④⑦⑧⑨⑩(11)《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74页，第374页，第371页，第147页，第380页，第368页。⑤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
思想的精华 理论的高峰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与《论持久战》之比较研究
杨超
前面的话
1938年5月，我从延安桥儿沟中央党校12班结业后，就到了中央马列研究院学习，当时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在马列学院一度掀起了学习高潮。在学习过程中，我有许多体会，主要从哲学观点上，写了一批墙报。觉得意犹未尽，遂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谈我的一些认识和体会。毛泽东收到信后，约我去谈话，讲了他的一些有关思想。他送我一本油印本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告诉我：《论持久战》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姐妹篇，没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写不出《论持久战》来。
1939年春，毛泽东组织了一个哲学小组，成员有艾思奇、陈伯达、何思敬、和培元和我。每星期用一个下午，在毛泽东主持下，在他住的窑洞中，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主要讨论的《矛盾论》，每人发了一册《矛盾论》油印本。我所参加的三个月左右的研究中，大家都无拘无束，各抒己见。给我的启迪颇多，影响甚大，奠定了此后几十年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基础。在毛泽东与我的那一次谈话以后，我就萌发了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下简称《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作比较研究的念头，也有了一些初步的体会。但因战争年代的条件所限，一直未能提笔。此后几十年间，又因工作比较紧张，此念虽时萦脑际，终未成文。直到今天，方写出这样一些认识，遂了50多年的心愿。
谨以此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
一、特殊性——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持久战思想之比较研究
“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这是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科学预见，是他制定抗日战争战略方针的指导思想。中国的国内革命战争也是持久战，是他制定国内革命战争战略方针的指导思想。也就是说，持久战的思想，是毛泽东贯穿于《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的、指导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基本思想。
毛泽东说：“战争情况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又说：“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那么，为什么持久战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他的根据是什么呢？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对日本、中国双方作了四个方面的分析比较。日本的特点是一优三劣：一优——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很强。是世界著名的五六个帝国主义国家之一。三劣——日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和军事封建性，决定了它的退步性和263野蛮性；其国度小、人力军力财力和物力资源缺乏，经不起长期战争；在国际上是失道寡助。中国的特点是一劣三优：一劣——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均不如日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三优——中国的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更有了代表着进步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中国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在国际上是得道多助。中日双方的这四个方面的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这就是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立论根据。
所谓特点，即现实即条件即矛盾的特殊性。中日这一对矛盾就是这样四个特殊性。若概括他说来，它又表现的是两大特殊性：（一）现实的双方在军力、经济力、政治组织力的悬殊差别（它远比国内革命战争敌我双方力量大得很多很多）；（二）未来双方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方面的必然转化。由现实双方力量对比的悬殊差别这一特殊性，决定了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由未来双方力量对比的必然转化这一特殊性，决定了战争结局中胜日败的必然性。也就是说，它决定了矛盾的长期性和矛盾发展结局的必然性。抓住了中日战争的特殊性，认识它不同于其它战争的特殊的本质即能够发现和掌握它的特殊规律。
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毛泽东论述得非常精辟与深刻，亦为抗日战争的历史实践所证明。国内革命战争为什么也是持久战呢？
在《战略问题》中，毛泽东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基本特点。“第一个特点，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又经过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第二个特点是敌人的强大。”“第三个特点是红军的弱小。”“第四个特点是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毛泽东指出：“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的红军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
这四个特点，归纳起来，说的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两大特殊性。
其一，敌我力量对比的极其悬殊的差别。国民党掌握了全国性的政权，控制了全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枢纽和命脉，有一支数量空前庞大的现代化军队，得到了世界上主要反革命国家的援助。共产党的军队——红军是在大革命失败以后才从游击队发展起来的，数量很少，武器装备很差，物资供给非常困难，没有任何外援。敌我力量对比的极其悬殊的差别即矛盾的特殊性，决定了革命战争的长期性也即矛盾过程的长期性。
其二，工农武装割据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能够存在和能够发展。在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是在世界上只有中国革命才有的奇事，是中国革命的独一无二的特殊性。这一革命的特殊性，是由于“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又经过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这一特殊的国情所决定的。即毛泽东所说的“独特的原因”和“相当的条件”所决定的。这一特殊性，又决定了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决定了敌人的最后失败和我之最后胜利的必然结果。
对中国革命特殊性的认识，是毛泽东长期以来特别是井冈山的斗争以来，对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矛盾的各个方面的客观的、全面的、深刻的分析之后，得出的科学结论。同时，毛泽东的这一认识过程，也伴随着与“红旗到底能打多久”、“革命高潮到来”、“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等右倾、“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正如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长期的与“亡国论”“速胜论”作斗争一样。）由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革命道路、革命方法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革命只能走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决定了中国革命通过这条道路取得最后胜利的必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