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迫切需要唯物辩证法的指导，而且以毛泽东为代表，也已具备在实践中运用这一科学方法论的现实可能性。
首先，中国古代哲学以整体观、恩辨性和朴素辩证法而著称，在一定程度上使唯物辩证法易于为中国人所接受。毛泽东长期受中国传统哲学的熏陶，有很深的哲学功底。他在此时期能突出运用矛盾分析方法，和他继承中国古代哲学优良传统不无关系。
其次，1924年前后翻译介绍辩证法的书逐渐多了起来。唯物辩证法逐步风糜全国。
唯物辩证法在中国的传播和黑格尔辩证法几乎同时。20世纪初，西方现代哲学首先介绍到中国的是康德哲学（认识论和伦理学），1919年前后对黑格尔辩证法的介绍很少，出现过“只知有康德，不知有黑格尔”的情况。毛泽东本人也是先了解新康德主义，然后才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从康德哲学进而知晓黑格尔哲学，合乎情理。恩格斯说，“德国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是连贯的、合乎逻辑的。”1921年，瞿菊农在“时事新报”上发表过《黑格尔》一文。30年代初期，朱谦之、周谷城、贺麟等人陆续介绍过黑格尔哲学。在介绍黑格尔辩证法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作为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批判和改造，也得到介绍和传播（30年代的“唯物辩证法论战”，张东荪、张君劢等人也是以反对黑格尔哲学力名，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1924年8月《新青年》发表了普列汉诺夫的《辩证法与逻辑》和阿多那斯基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几个规律》，为较早介绍唯物辩证法的译文。到3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经典著作，几乎都有了中译本。
中国共产党人中最先系统介绍唯物辩证法的当属瞿秋白。他从批判实用主义的需要来宣传唯物辩证法，1924年写有《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他说：“我以研究哲学的积习，根本疑及当时社会思想的‘思想方法’。”④1923—1926年他写了《社会哲学概论》和《唯物的宇宙观概论》两本书，对唯物辩证法第一次作了较系统的介绍，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限于经济学说和社会科学，“而是解释一切现实的方法总论”，“是唯物论互辩法的综合”。他明确阐述了矛盾的涵义及其普遍性问题，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最根本的规律，矛盾是一切事物的根本属性。凡研究一种现象，必须观察它的发生、发展和消灭。这就是“互辩法”。⑤瞿秋白的书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第一次把唯物论和辩证法作为一个整体来介绍的重要著作，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对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有重大影响。
到30年代，唯物辩证法确已“风糜了全国”。“其力量之大，为二十二年来的哲学思潮史中所未有，学者都公认这是一切任何学问的基础。”⑥当时中国正处在民族危亡之际，广大青年都需要一个信仰，以为精神的归宿，行为的指针，“辩证法恰好提供了一个主义的信仰。”
再次，毛泽东这时能运用唯物辩证法于中国革命实践，成为杰出的代表，也和他历来重视哲学方法论，重视从世界观、方法论总体上求得根本解决办法有关。他的早期哲学思想即具有重视方法论的特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对唯物辩证法的掌握和运用，是他早期哲学思想和大革命时期对唯物辩证法初步运用的发展。
早在青年时期，毛泽东即把哲学方法论看作认识世界的“大本大源”，看作开启智慧、安身立命的“工具”。1920年11月他在给罗学瓒的信中谈到“引起思想迷误”的思想方法上的四种迷误，“通是犯了论理的错误”，强调决不可“拿感情来论事”、“以部分概全体”、“以一时概永久”、“以主观概客观”，反映出他反对形而上学思维的特点。
建党和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优于其他领导人的地方，正在于他一贯重视认识的方法——思想方法论，强调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这一时期他已学会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具体分析中国社会和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从而成为掌握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方法的开端。后来他回顾自己的思想变化过程时说，“记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他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⑦此时他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都是将阶级斗争理论作为阶级分析方法来运用的典范。他通过对中国社会情况的实地考察，注意分析中国社会各种阶级矛盾，如他对中国无产阶级特点的分析，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区分，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解剖，对中国农民各阶层的研究等等，在当时都高人一筹。特别是他关于“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之农民问题，其内容即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的鞭辟入理的分析，表明他一开始就将唯物吏观的阶级斗争理论，作为一门科学认识方法来自觉运用。阶级分析方法也就是矛盾分析方法。掌握了阶级分析方法，实际上也就掌握了对立统一方法这一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它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人通向唯物辩证法的中介和桥梁。后来1941年在《关于农村调查》的“方法”一节中，毛泽东将阶级分析方法和矛盾分析方法相提并论，正是阐明二者的这种关系。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更加强调科学方法论。1929年他在给林彪的一封信中，首次提到“思想方法”。同年，在他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有关“党内教育问题”一节中，又提到“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指出纠正唯心观点（主观主义）的方法，是“教育党员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去作政治的分析和阶级的估量”。⑧这就明确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作为科学方法论而与唯心方法相对照。1930年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他提出“科学的分析方法”的概念。1933年—1934年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又提出“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强调领导方法，工作方法的重要性。1930年他写的《反对本本主义》和到延安后写的《实践论》、《矛盾论》都是为了用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论，代替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唯心的方法”。建国后1960年他在天津会议上更说“哲学是一种方法，是一种架子，不懂得这个架子，办事就要差一些，想问题就要差一些，哲学就是认识论”，所谓“架子”，也就是思维模式或概念图式。把哲学看作方法论，是毛泽东一贯的哲学观点。
三
如果说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是通过阶级分析方法的运用，来开始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方法，那么，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的运用，已有质的飞跃。这时已不局限和停留在阶级分析方法上，而是开始直接地加以运用。特别是通过掌握和运用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和帝国主义理论，来掌握和运用这一规律和理论的方法论基础——矛盾分析方法。这表现在：
（一）运用“矛盾”范畴，分析中国社会诸矛盾，作为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特点的方法。
“矛盾”范畴，中国古已有之，原表示互相对立或不相容的事物。毛泽东早年接触或用过这一概念，但当时还不是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毛泽东最早在《中国社会各阶段的分析》中用了此范畴：“中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遽这态度。”⑨这里还仅限于将“矛盾”用于描述主体的矛盾心理和态度。真正将“矛盾”范畴用于研究社会，分析客观，这是他到井冈山以后的事。
“矛盾”范畴和矛盾分析方法是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基石。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人对此范畴已有所了解，但直到1928年2月25日共产国际第九次执委扩大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在论述中国社会诸矛盾时，往往使用“冲突”、“争斗”等概念，而鲜用“矛盾”这个哲学范畴。
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共1927年8月和11月通过的两个决议方案中，曾使用过“矛盾”范畴来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分析当时极为险峻的革命形势，如“沪宁武汉的反革命，不但没有解决中国社会关系中的矛盾，而且更使这些矛盾剧烈起来。”⑩但在1928年初的一些文件中，仍沿用“帝国主义相互的冲突”、“国民党各派的冲突”等等，甚至1928年6月中央给井冈山前敌委员会的信，也还用“冲突”来代替“矛盾”。共产国际第九次执委扩大会在分析中国革命形势时，用了“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利益矛盾”、“中日互斗的各派之利益相互矛盾”。之后，7月中共六大的决议已全部用“矛盾”范畴来说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形势。不过当时所有中央文件同共产国际决议一样，并没有真正运用矛盾分析方法展开对中国社会矛盾的深刻分析，因而也没有产生以“乡村为中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
1928年—1930年，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三篇文章中，开始集中、突出而又创造性地运用“矛盾”范畴和矛盾分析方法，从而开始产生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独特道路的理论。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可谓是我党在“六大”后真正运用矛盾分析方法的一个典范，是从帝国主义矛盾引发中国各军阀矛盾这一基点出发，剖析国内形势，确定革命任务和道路的第一篇深刻文章，也是毛泽东本人直接运用“矛盾”范畴，分析中国社会矛盾的第一个成功范例。表明唯物辩证法已开始为中国共产党人所掌握。在“国内的政治状况”一节中，他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指出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派在北伐打下京、津后，即形成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夭的更大的战争。”(11)从这个立论出发，他分析了中国的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五方面原因，而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白色政权间的长期分裂和战争”，这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是中国的特征之一。它“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可见，分析帝国主义之间矛盾及其在中国引起的各派军阀矛盾，是他观察问题的根本方法。
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他进一步提出客观矛盾不断变化发展的思想，指出革命者在策略上应视白色政权内部矛盾发展之不同而区别对待，采取不同战略和策略。总结井冈山根据地斗争一年多的经验，他提出了“红色根据地区的扩大应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这一极端重要的战略思想。
1930年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他对矛盾分析方法的运用更趋纯熟自如。这表现在：
1.文章大量运用“矛盾”范畴，对必然引起中国革命高潮的诸种矛盾，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分析，指出“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相互之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12)而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而来的，是新的一连串矛盾的加深和发展。如广大的赋税负担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中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广大士兵群众、广大学生、城市贫民同反动统治者的矛盾；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同洋货的矛盾；等等。他说，“如果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13)特别是他的至理名言——“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洋溢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可说是后来《矛盾论》思想的先导。2.更为重要的是，此文直接明确地提出了科学方法论的极端重要性问题，强调这是正确进行时局估量和决定战略方针的关键，表明了在实践中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更大自觉性。他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犯有革命急性病和革命悲观论者的共同认识错误，就在于不懂得这种科学分析方法，对革命和反革命这对矛盾的两方面，作了不切实际的估量，从而“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陷于唯心论（主观主义）。一些人被客观情况的表面现象所迷惑，“特别是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紧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14)他指出，这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所谓“实质”，也就是“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只有考察事物内部的矛盾，才能抓住事物的“实质”，避免主观片面性。这篇文章明显地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认识论。它和同年发表的《反对本本主义》一起，形成了“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雏形。
1935年毛泽东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继续大量使用“矛盾”范畴，是二战时期运用矛盾分析方法的又一重要著作。文章特别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后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15)
文章还对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的“狗打架”的矛盾，进行了深刻分析。1936年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他进一步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总结革命战争经验，初步形成了系统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从战争是解决阶级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他着重阐发了矛盾的特殊性思想，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性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研究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当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16)的重要论断。此文从研究客观事物的矛盾到进一步研究认识过程中的矛盾，研究主观和客观、认识与实践的对立统一，体现了认识论与辩证法的统一，形成了以实践观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从而成为《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前导。1937年在《力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中，他还进一步阐发了区分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及其相互转化的思想。
由此可见，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对对立统一规律已做到全面的运用。
（二）突出地、创造性地运用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于中国，从而运用了这一规律的哲学基础——唯物辩证法。
1915—1917年，列宁陆续发表《论欧洲联邦口号》、《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化大生产和私人占有制矛盾的理论，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资本主义矛盾的新发展，得出“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的科学论断。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决定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发展不平衡，并使帝国主义之间战争不可避免。“由此得出一个确定不移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17)“这就是世界历史新时代的主要标志。”
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是列宁在帝国主义阶段对资本主义矛盾进行再认识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唯物辩证法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具体运用。为了认识资本主义矛盾的新发展，列宁在酝酿这一理论的同时，集中研究黑格尔的辩证法，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写下了《谈谈辩证法》、《哲学笔记》等，表明离开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论，就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认识和帝国主义理论。
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执委会在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中，运用这一“不平衡”规律于中国，指出“中国革命的经验证实它的一种特性，就是运动的发展在各省是不平衡的，各自有当地历史的条件。它至今的历史，在城市与农村之间也是不平衡的。”(18)但是，会议并没有对此进行深刻具体的分析。会上布哈林等人对中国苏维埃和红军运动的估计非常悲观，认为红军只能分散存在，不能集中，否则会妨害老百姓利益，“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
(19)同年7月党的六大的政治决议，按照共产国际精神，也运用了“不平衡”规律：“（四）革命运动发展底不平衡。中国无产阶级实行严重的斗争的时候，农民运动才开始发展。中国工人阶级没有能够等到农民运动发展到群众的广大的规模，就受着打击而失败。”(20)但“六大”在运用“不平衡”规律时，由于在指导思想上还是以工人运动和城市革命为中心，所以仅认为中国革命失败，原因在于农民运动落后，未支持工人运动，而未认识到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正要求革命必须以乡村为中心。
周恩来后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研究》中谈到：“六大”本来可以对共产国际指出的“中国革命的一种特性是运动在城乡发展的不平衡”这点作具体的研究，但却做得不够。“六大”“对革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没有很好分析，同这个问题相联系的乡村中心、乡村战胜城市的观点也没有产生。”
(21)不仅如此，立三路线错误的理论基础之一，正在于“否认革命发展之不平衡的特点与对革命高潮认识的错误。”1930年李立三主持起草的“中央七十号通告”，提出中国革命的发展将走向平衡，“这一句话，在表面看来是没有问题的，但已经种下了后来错误的根源。”李立三起草的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说：“中国革命之发展，不平衡其表面，平衡其实质。”这就完全否认了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因之他主张攻打大城市，争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这种错误又与他否认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国情有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真正创造性地将列宁的“不平衡”理论运用于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人，是毛泽东。完成这一任务的关键，在于他掌握和运用了这一原理的方法论基础——矛盾分析方法。
这种运用表现为密切联系的两条基本思路：一条思路是从认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到认识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再到认识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并且把革命发展不平衡同农民战争联系起来，这就产生了“乡村中心”、“乡村战胜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的基本思想；另一条思路是，从认识人类历史上两种世界革命（资产阶级世界革命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到认识当代两种类型的革命（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革命），再到认识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主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条思路交相辉映，最终导致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产生。
从1927年10月井冈山的斗争开始，毛泽东逐步认识到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及由之而来的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并认识到当时中共中央领导的错误。1929年4月他代表前委写给中央的信，已初步提出农村革命为中心和中国城乡革命发展不平衡问题。他指出“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23)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他提出“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并提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已初具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的雏形。在1935年《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他更从过去间接运用列宁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原理，到直接运用这一原理，明确提出“中国是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大国。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革命的胜利总是从那些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地方首先开始，首先发展，首先胜利；而在那些反革命势力雄厚的地方，革命还是没有起来，或者发展得很慢。这是中国革命在过去长时期内已经遇到的情形。”(24)
1936年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他对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进行了新的精辟概括，指出“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25)中国革命战争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这个特点使中国革命战争具有发展和胜利的可能性。他还指出，1927年冬到1928年春在井冈山有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这个疑问时，他就已经把这个中国政治经济不平衡特点指出来了。“因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答复了这个问题，“中国革命运动，从此就有了正确的理论基础。”
认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由此而来的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不仅是认识中国革命独特道路的理论基础，而且是认识中国革命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长期性和持久性特点的分析，也来自对这一“不平衡”的认识。1936年他说，“在1930的立三路线时期，李立三同志不懂得中国内战的持久性，因此看不出中国内战发展中‘围剿’又‘围剿’，打破又打破的这种长期反复的规律..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中国革命战争还是持久战，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这个持久性。”(26)
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又必然造成敌人营垒的矛盾和分裂，这就产生了利用敌人矛盾决定我们的战略策略的必要性。毛泽东十分注意分析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的矛盾。《井冈山的斗争》就提出了争取“中间阶级”的问题，认为“全国革命低潮时，割据地区最困难的问题，就在拿不住中产阶级。”(27)1935年根据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他分析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变化，指出“狗打架的事情多得很。”“这不过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斗争，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痒又痛的矛盾。”“由于中国政治经济的下平衡，以及由此而生的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增大了这种破裂的可能性。”“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28)据此，他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正确地解决了“西安事变”问题。
党的六大也指出过军阀战争不断的特点。周恩来说，“毛泽东同志对军阀战争的分析不同于‘六大’之处，‘六大’尽管也讲了种种矛盾，但是把他们看成铁板一块，没有矛盾可以利用，不是像毛泽东同志那样特别着重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来发展我们的力量。”(29)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的运用，除上述运用矛盾分析方法和运用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不平衡规律两者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大量使用唯物辩证法诸范畴，作为科学方法论的工具。特别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大量运用了一般与个别（特殊）、本质与现象（实质与形式）、必然与偶然、主观与客观、部分与全体、抽象与具体、可能性与现实性等辩证范畴，充分表明了他的辩证思维的特征。这里就不一一赘述。
总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直接全面运用，奠定了中国革命独特道路理论的基础，对毛泽东哲学认识论、军事辩证法、领导方法、工作方法和统一战线等理论的形成，对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的形成，对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一运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端，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开始。1937年毛泽东写下《实践论》和《矛盾论》，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运用，进行了深刻总结，既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系统化、理论化，也是对开创中国革命独特道路的哲学总结。
（作者单位：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注释
①③⑥《艾思奇文集》上，第62页，第57页，第66页。②《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 ，第831—832页。⑨(11)(12)(13)(14)(15)(16)(23)(24)(25)(26)(27)(28)《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4页，第47—48页，第100—101页，第101页，第100页，第149页，第173页，第102—103页，第152页，第188页，第153页，第70页，第148页。④《瞿秋白文集》，第24页。⑤瞿秋白：《社会哲学概论》，第50页。⑦《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1—22页。⑧《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卷，第807页。⑩《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332页。(17)《列宁选集》第2卷，第873页。(18)(2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卷，第44页，第173页。(19)(21)(22)(29)《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84页，第56页、第56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社会基本矛盾原理的认识和运用
胡长明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原理是唯物史观的基础和核心。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树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桔。那时社会变革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些经典式的论述深刻揭示了人类历史演进的规律。毛泽东则进一步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概括为社会基本矛盾，从而深化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发展根本动力的思想。本文旨在通过历史考察，反映毛泽东把社会基本矛盾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艰辛历程和思想成果。
一
“五四”时期，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潮流和民族危机的加剧，唯物史观合逻辑地在中国思想界传播开来。在这种文化氛围下，青年毛泽东通过研读唯物史观的启蒙著作和认真总结现实政治斗争的经验教训，在192O年底到1921年初完成了向唯物史观的转变。这一转变最主要的标志有两个，一是牢固树立起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二是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但是，按照唯物史观的体系和结构来观照，青年毛泽东对唯物史观的认识还不够全面、深刻和系统，这主要表现在社会基本矛盾尤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原理的问题上。
青年毛泽东在阅读《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马克思主义启蒙著作后，“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①但是我们注意到，青年毛泽东并未把阶级斗争放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去考察。在阐述自己主张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时，他指出：“无产阶级比有产阶级实在要多得若干倍。假定无产者占三分二，则十五万万人类中有十万万无产者（恐怕还不止此数）..任其为三分之一资本家鱼肉，其何能忍？且无产者既已觉悟到自己应该有产，而现在受无产的痛苦是不应该；因无产的不安，而发生共产的要求，已经成了一种事实。事实是当前的，是不能消灭的，是知了就要行的”②。在这里，毛泽东尚不能从生产力的角度去认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过程，而是单纯地把资本主义少数人剥削多数人这种不公正的现象当成了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根据，这就使得他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带有浓厚的伦理谴责的色彩。由于脱离了生产力，毛泽东也难以准确地把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质的规定性，而将其无限制地泛化和扩展了，认为当时人类社会就是无产阶级与有产阶级两个阶级的对立。这就势必得出中国可以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结论。
阶级斗争的原理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之一，但它并非唯物史观最根本的原理。从逻辑关系上说，阶级斗争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矛盾的表现和反映。从历史角度来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贯穿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始终，而阶级斗争则只存在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因此，仅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理解唯物史观是不完整的。青年毛泽东之所以未把阶级斗争放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去考察，固然与他当时的马克思主义修养不够有关，但同时也与他接受唯物史观的思想基础与认知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青年毛泽东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始终思考着两个问题，一是目标问题，一是手段问题，认为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便形成了社会改造的完整方案。在接受唯物史观以前，毛泽东追随过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多种社会改造方案，但这些方案终究都不能令他满意，这不仅因为它们在目标上显得空泛和不确定，更重要的是其所设计的手段根本无法和目标统一起来。与此相反，唯物史观不仅明确揭橥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与他素所怀抱的大同理想相契合，而且提供了达到上述目的的有效手段，即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正如毛泽东所言：“急（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③青年毛泽东从救国救民的迫切需要出发，有着强烈的实践理性，这决定他首先汲取的是唯物史观中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这些最具有实践性的内容，而非社会基本矛盾等抽象的、深层次的理论成果。
与同期的李大钊、李达等人相比较，李大钊、李达等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要明显超出于毛泽东。李大钊在解释阶级斗争学说时说：“这个阶级竞争说，是KarlMarx倡的，和他那经济的历史观很有关系。他说人类的生产方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人类的社会关系又随着人类生产方法的变化而变化，人类的精神的文化更随着人类的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社会组织固然可以说是随着生产力的变动而变动，但是社会组织的改造，必须假手于其社会内的多数人”，“一阶级运动改造，一阶级反对改造，遂以造成阶级竞争的形势。”④李达也指出：“依唯物史观所说，新社会的组织，是旧社会组织中各种固有势力发展的结果。资本制度发达至于一定程度的时候，必然发生一种‘自身解体的物质上的动因’，资本制度自己掘自己的坟墓”⑤。此外，陈独秀、蔡和森对社会基本矛盾也有一定的思考和认识。但是，李大钊、李达、陈独秀、蔡和森有一种共同的理论上的困惑，即认为唯物史观一方面把生产力当作社会发展的客观决定力量，类似一种“自然进化说”，另一方面则突出和强调阶级斗争，又像主张“人为的革命说”，这两个方面不免存在矛盾和冲突，因而也最易遭人责难和非议，如李大钊对马克思“把阶级的活动归在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以内”，便“终觉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⑥。陈独秀与蔡和森在关于马克思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通信中，也涉及到对这个问题的讨论。陈独秀说：“鄙意以为唯物史观是研究过去历史之经济的说明，主张革命是我们创造将来历史之最努力最有效的方法，二者似乎有点不同。”⑦不难看出，把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相离为二是当时不少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一种共同的思想倾向，其产生的根源是他们认为“进化说”与“革命说”之间存在某种矛盾并力图化解这一矛盾，但这样一来，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就仅仅变成了对过去历史之经济的说明，而不能被人们自觉地当作历史规律，发挥它在创造将来历史中的认识功能和指导意义。这就容易导致在社会革命问题上忽视现实的经济条件而超越阶段。如果说李大钊等人的上述见解还是对唯物史观理论本身的质疑的话，那么，资本主义不发达的俄国取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历史事实，则使他们感到马克思似乎过高地抬高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认为与俄国有着很大相似性的中国也可以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基于上述原因，他们在与梁启超、张东苏等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中，表现出明显的思想局限，这就是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意义估计不足。李达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就社会主义的立场而论，不论本国外国，凡见有资本主义就认为是仇敌，总要尽力扑灭他；也不论在本国或外国，凡是有掠夺压迫的资本阶级，就认为仇敌，总要出死力战胜他。”⑧蔡和森说：“我们无产阶级早已痛不堪痛（今日由段棋瑞下动员令送到这个战场上去死；明日由曹馄、张作霖下动员令送到那个战场上去死！天灾、人祸、穷困、死亡，日日困着我们！！！）忍不堪忍了，还论甚么革命的经济条件具足不具足？”
⑨由此可见，虽然他们对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认识要超出于毛泽东，但由于他们未能准确理解阶级斗争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相互关系，没有把社会基本矛盾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因而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见解与毛泽东处于同样的思想层次，即都主张中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唯物史观是一种把社会发展的客观决定性力量与人的主观能动性辩证统一起来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的历史是一部生产力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生产力是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只有在大工业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消灭私有制。但唯物史观并非机械的经济决定论，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历史是人的活动的历史，在历史领域活动的全是有意识、有目的、凭思虑和激情行动的人，离开人的活动就无从体现出历史的规律。在一切生产方式呈现对抗性的社会中，必然分化为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几个基本阶级，造成阶级斗争的局面。阶级斗争是推动阶级社会向前发展的直接动力。然而，阶级斗争的性质、规模及其结局始终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制约。马克思指出：“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从而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颠覆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尚未在历史的‘运动’中形成以前，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本身的辅助因素。”⑩恩格斯在评价1848年的欧洲革命时也说过：“只有巴黎工人在实行推翻政府的同时也抱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明确意图。但是，虽然他们已经认识到他们这个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对抗，然而无论法国经济的进展或法国工人群众的精神的发展，都还没有达到可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程度。因此，革命的果实归根到底由资本家阶级拿去了。”(11)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在当时俄国处于各种矛盾的交汇点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俄国随后在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准备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中遇到挫折。于是，列宁转而提出新经济政策，强调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经济，为进入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及社会方面的条件。这一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任何强大的思想和意志力都不可能改变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客观的历史规律。和俄国相比较，中国和俄国都是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但俄国在十月革命以前，工业产值已占整个国民经济总产值的40％以上，而中国在抗战前夕，现代工业的比重才仅达10％左右。撇开具体的历史境遇的差异不说，单从经济上讲，中国也不能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
1922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努力研究中国的实际，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最紧要的政治任务是用国民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治。到大革命时期，毛泽东集中全党的智慧，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关于这一基本思想的形成的过程及其意义，学术界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可是，毛泽东在提出这一基本思想的过程中，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原理的认识和运用处于何种状况，则仍有待作进一步的分析。
中国民主革命在经济上的动因是因为帝国主义、官僚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所代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关于中国生产力的状况，毛泽东在1923年4月的《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便指出：中国“除开沿江沿海沿铁路有点可怜的工商业外，全部都属于农业经济生活。”后来在广州农讲所给学员讲授《中国农业问题》课程时，毛泽东初步表达了中国要由农业国发展为工业国的思想：“在中国的生产力上说，大部分还是农业生产，而经济上的要求是要由农业的生产进至工业生产..我们要努力工业经济，以与帝国主义的工业经济相抗衡。”(12)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反映在政治上就必然是推翻帝国主义及军阀的统治。
毛泽东对当时中国生产关系的构成及其性质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最初发表在1925年12月1日的《革命》半月刊上，随后经历两次不同程度的修改，分别发表在1926年2月的《中国农民》和1926年3月的《中国青年》第116、117期上。在原稿和头二次修改稿中，毛泽东都未能从严格意义上的生产关系出发来划分社会各阶级，而采取了根据一般的社会经济地位划分阶级的办法，即打破都市与农村的界线，把城市和农村经济地位大致相同的社会集团划归同一个阶级，如城市中的官僚买办、军阀与农村中的大地主同属于大资产阶级，城市中的华资工商业主与农村中的小地主同属于中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这种粗略的划分方法未能明确区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阶级关系与封建生产关系中的阶级关系，仍有将中国社会简化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阵营的思想倾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封建生产关系在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地位、特点及其反动本质缺乏深刻的认识，把当时的国民革命理解成了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民族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