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毛泽东的认识有了重大突破。1926年9月，他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写道：“经济落后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外而帝国主义，内而统治阶级，对于土地压迫榨取的对象主要是农民，求所以实现其压迫与榨取，则全靠封建地主阶级给他们以死力的维护。”军阀是封建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首领，“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岂非不知轻重本末。”把地主（大、小地主）从资产阶级中分离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加以分析，既反映了毛泽东对封建生产关系认识的深化，同时也解决了我党长时间以来不知道军阀代表什么阶级，民主革命要不要打倒地主阶级及其所代表的生产关系的问题，明确和突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反封建性质。
毛泽东在研究农民问题的过程中，深刻剖析了地主阶级及其所代表的封建生产关系是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根源。地主阶级垄断土地，以重租、重捐、高利贷等剥削方式残酷地压榨农民，造成农村经济的普遍退化和调敝。要解放农民这一中国“生产的主力军”就必须打倒地主阶级，封建生产关系的核心是土地的所有权，所谓农民问题，实质上就是土地问题。变革封建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把土地分配给农民，推动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农村的生产力发展了，农民才能提供工业原料，购买工商业产品，从而带动工业的振兴。
毛泽东提出民主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强调民主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封建地主阶级，这相对于党的创立时期来说，是思想认识上的重大发展。但从总体上看，毛泽东还不善于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原理入手来分析中国民主革命的缘起。他使用得最频繁的是“阶级”的概念，而几乎没有提到过“生产关系”的概念。尽管他所列举的中国革命的几个主要对象即帝国主义、买办阶级与地主阶级正是中国落后生产关系的代表。我们通常所看到的《分析》一文中有关生产关系的一些论述，如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等，则属毛泽东1951年对该文作第三次修改时所补充，不能完全代表毛泽东当时的理论水平。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研究农民问题的过程中，对唯物史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原理进行了较自觉的运用，他初步意识到，中国地主阶级所代表的封建生产关系是中国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基础，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中国的政治，完全是地主阶级的政治。”(13)“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14)地主阶级为维护其经济和政治地位，在文化上推行以“忠孝”为核心的封建教育，使农民知所尊从。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观点出发，毛泽东把民主革命理解为一场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的变革。因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起保护作用，而政权又是上层建筑的核心，故农民必须以政治斗争为主，兼及经济和文化的斗争。政治斗争的任务是摧毁封建地主的政权，不推翻这个政权，就不会有农民的地位；经济斗争的任务是变革封建生产关系，使农民获得土地的所有权；文化斗争的任务则是打倒“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15)毛泽东着重指出，文化斗争是以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为前提的，“要是地主的政治权力破坏完了的地方，农民对家庭神道男女关系这三点便开始进攻了。但是这种进攻，现在到底还在‘开始’，要完全推翻这三项，还要待农民的经济斗争全部胜利之后。”
(16)农民最关心的是经济的解放，在经济问题解决以前，不宜生硬的勉强的动员农民进行文化的斗争，“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疱是不行的。”(17)总之，文化革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超出农民的知识水平和思想觉悟。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已看到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发展变化的特殊性。毛泽东对经济、政治、文化三者关系的认识虽然是就农村而展开的，而且还不十分明晰，但却是他后来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纲领的思想胚胎和萌芽形式。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的主要精力倾注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方面，加之处在艰苦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不可能读到多少马克思主义著作，因而在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和运用方面，相对于大革命时期来说未有实质性的突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利用延安相对安定的环境，发愤攻读马列主义原著以及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著作。为了探讨中国革命的规律，他把学习和钻研唯物史观当作刻不容缓的任务。他在一封给胡乔木的信中说：“请你就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不论是翻译的、写作的，搜集若干种给我。”(18)他还向刘少奇推荐恩格斯的《从猿到人》，郭烈夫的《唯物论》等著作，并表示：“我正在找其他唯物史观的书看，看后再送你。”(19)此外，艾思奇、吴黎平在写作《唯物史观》的过程中，也得到毛泽东的关注和鼓励。随着这种集中和刻苦的学习，毛泽东对作为唯物史观基础和核心的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大大深化了。
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阅读30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以及国内李达著《社会学大纲》时，对其中涉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一些段落密加圈画，标上单杠、双杠、曲线、竖线等符号，对论述不够清晰之处则打上疑问号，留下了苦苦钻研的痕迹。1937年7、8月间，毛泽东为抗大学员讲课时，便多次提到社会基本矛盾，如在论述研究矛盾的特性必须以对它们的具体分析为前提时，他指出：“这种具体分析，马克思恩格斯给了我们很好的模范。当马克思恩格斯把这一矛盾统一法则应用到社会历史进程的研究时，他们看出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的矛盾，以及由这些矛盾所产生的经济基础同政治及思想的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20)对社会基本矛盾认识的深化，是毛泽东得以全面、系统地阐述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学说的重要思想条件。
中国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前途是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但这里牵涉到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即怎样使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与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水平相协调的问题。平心而论，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人主要是从政治的角度来思考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以为只要无产阶级领导各革命阶级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便基本具备了，而忽视了社会主义所必要的经济前提。像瞿秋白、蔡和森等人虽然意识到中国民主革命在客观上是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但在实际上却极力贬低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意义。瞿秋白认为：“弱小民族及殖民地上的幼稚的私人资本主义，便根本无继续发展之必要与可能。”(21)蔡和森也指出：“二十世纪为世界革命时期，即苏俄社会革命时期。我们的民生主义，当然不能采私人资本方法，这无须多说。”
(22)这样就把民主革命在客观上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变成了一个空洞的、毫无实践意义的论断。从毛泽东填写的《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之所以认为中国不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因为“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这显然也是侧重从政治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针对党内“左”的经济政策，强调在民主革命时期要保护和鼓励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以争取和团结革命力量。至于民主革命胜利后民族资本主义的地位及作用，他没有作出预见性的阐释。只有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对社会基本矛盾认识深化的基础上，通过深湛的理论思考，才解决了如何使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与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水平相协调的问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生产力呈现多层次、反差大、整体水平低的状况。抗战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10％左右，而落后的农业手工业占90％左右。毛泽东立足这一现实的国情，科学地阐述了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生产关系以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五种经济成分及其演变趋势。他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由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五种经济成分构成。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建立它的生产力条件在于中国有了10％左右的现代工
业，没收被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所垄断的现代工业的绝大部分，便使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中国大约有90％左右的落后的与古代近似的农业和手工业，这决定在革命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农业手工业的基本形态仍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则既是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辅助力量，又分别是引导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向公有化、现代化方向发展的中介形态。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的构想，是把唯物史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客观决定性力量，因而对待任何一种生产关系都不可简单地用伦理评价去代替历史评价，而且对其存在价值的判断必须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众所周知，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在帝国主义侵略的直接刺激下产生起来的，人们在痛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同时，也不免对本国的资本主义持厌弃的态度，把资本主义一概视为消灭的对象，这显然是一种非历史的、形而上学的眼光。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制度和历史上的奴隶制度、封建制度一样，都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级的必然产物，而且各自有一个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这些剥削制度在历史上均有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即是说“恶”往往充当了历史前进的杠杆。他们考察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史，认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3)他们之所以要求无产阶级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是因为看到了当时资本主义所暴露出来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尖锐矛盾，确认资产阶级社会像巫师一样已无法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无法再容纳和驾驶在其中活动的生产力。中国近代以来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便决定中国革命的锋芒不是一般地反对资本和私有财产，而是反对“中世纪的残余”。换句话说，中国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
毛泽东立足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和经济条件，遵循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中国资本主义给予了理性的分析和科学的预见。他在解释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的理由时说：“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24)他进而指出，随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终结，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被扫除，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
(25)对于民族资本主义的态度和政策，是由新民主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可以说，确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未来中国有其重要历史进步性的观念，标志着毛泽东对唯物史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认识已达到十分深刻的程度。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令我们联想到列宁在提出新经济政策时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评价。俄国实施新经济政策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俄国是在资本主义不发达、小商品生产占优势的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因而革命后不可能实行由小生产向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当时俄国的一些清谈家和惯于唱高调的人指责新经济政策是“倒退”，是“右派布什维克”的“妥协”。对此，列宁严肃指出：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只有向资本主义作出必要的让步，才能将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那些表面上格外革命的人常常议论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实质上是忘记了现存的各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总和，只从中抽出两种成分来作简单的比较，而不知道，“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和中世纪制度、和小生产、和小生产者散漫性联系着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26)正确的态度应是自觉地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方法和方式。列宁提出并实施新经济政策，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和列宁一样，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渗透着冷静的历史主义精神。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可以断定，毛泽东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的构想受到过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影响和启示。
拿新经济政策与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相比较，两者在利用资本主义为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创造物质条件方面具有相似性，但两者产生的历史背景不同。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对俄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后所实施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进行反思的产物，是在着手消灭资本主义的过程中转而强调利用资本主义成分发展经济；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结构则是毛泽东自觉地从中国民主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出发而设计的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它从一开始就肯定了私人资本存在和发展的正当性。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实质上是借这种过渡的同时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社会形态代替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为进入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和社会方面的条件。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及上层建筑不同部分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深层次的理论思考和辨析，并以此为指导，全面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的特征及其发展规律。
唯物史观把社会形态视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毛泽东则把作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统一体的社会形态进一步划分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领域，并对三者辩证关系作了如下的阐述：“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27)把上层建筑分成政治和文化两大部分，说明它们之间以及它们和经济的关系，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的深化和发展，其特点在于突出了政治在文化变革中的作用和地位，从而更具体更内在地揭示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运行机制。
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的辩证统一出发，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看作是一场全方位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即这场革命不仅要摧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和经济结构，而且要廓清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封建的买办的文化形态。“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旧文化的根据；而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据。”(28)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是以国营经济为领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这种新政治和新经济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形态，毛泽东凝炼将其概括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建立这种文化是整个国民教育的宗旨，其目的在于清除长期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带来的文化灾难，把一个受奴化思想和封建思想毒害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新文化统治的文明先进的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和国民素质的全面进步。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方面为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创造条件的社会，只有具备了三方面的条件，才能转向社会主义，否则不能轻易地谈转变。正如毛泽东所倡言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29)这段话集中概括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想的意图和目的，同时也反映了毛泽东在把握社会形态及其演变时高度自觉的整体和系统思维方式。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是毛泽东把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实践的结果，深入探讨和研究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对于我们贯彻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推进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事业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湖南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
注释
①《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2页。②③《新民学会资料》，第150页，第23页。④⑥《李大钊选集》，第223页，第190页。⑤《李达文集》第1卷 ，第34页。⑦《独秀文存》，第837页。⑧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新青年》第9卷第3号。⑨(22)《蔡和森文集》，第77页，第767页。⑩(11)(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1页，第248页，第256页。(12)广州农讲所学员冯文江1926年6月听课笔记。(13)广州农讲所学员金绍绩1926年听课笔记。(14)(15)(16)(17)《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9页，第31页，第32—33页，第33页。(18)(19)《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17页，第219页。(20)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21)《瞿秋白选集》，第254页。(24)(29)《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60页。(25)(27)(28)《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50页，第663664页，第664页。(26)《列宁选集》第4卷，第525页。
毛泽东晚年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
章竟
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晚年虽然犯了错误，但价然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和贡献。其重要贡献之一就是：70年代初，他对林彪掀起的天才论思潮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以一系列精辟论断，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才能观，给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增添了新内容。
在天才论思潮泛滥之际，果断地进行拨乱反正，明确表明了马克思主义者对“天才”问题的根本立场
林彪原本是一个天才论者，他认为杰出人物的才能是天赋的，先验的。从60年代中期开始，他大搞个人崇拜，为此他捡起的主要思想武器就是天才论。
“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学术界一向有不同的认识，争论在所难免。千百年来，在哲学、文艺学、教育学、心理学等领域中，关于有没有或承认不承认“天才”的争论时起时伏，连绵不断。林彪的问题，主要不在于他认为有“天才”，他本人赞成天才论，而在于他把天才论强加于马克思主义，强加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硬要全党把它当作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观点加以接受，使其在党内占居主导地位。
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一段话，集中暴露了他的这一用心。他说：“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要不服气，不行就不行。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
也就是在这次讲话中，他开始用“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尔后又正式出现在《毛主席语录》的再版前言中。从此，报刊上的社论、文章一提到毛泽东，几乎都要用这三个副词。
也就是在这次讲话中，他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以后又多次讲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更为严重的是，他把“称天才”作为篡党夺权的理论纲领，强加于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即1970年庐山会议），企图推翻党中央原定的会议日程。这就不单是个人的认识问题，而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关系到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了。
毛泽东说过：他对重大原则问题是不让步的。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信仰，他的党性，都使他不同任何唯心主义思潮妥协，不允许任何错误观点玷污和损害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尽管在日益严重的“左”的思想指导下他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尽管从50年代后期开始他对个人崇拜曾在认识上产生过偏差，警惕性有所减弱①，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被林彪这种甜言密语和曲意逢迎所陶醉，相反地，他越来越感到“讨嫌”，特别是在“天才”问题上，他依然保持了非常清醒的头脑。毛泽东同林彪掀起的天才论思潮的第一次交锋，是在党的九大之前，他
在审阅“九大”政治报告和新党章时，圈去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天才地”是什么意思？这是无法作科学解释的。照林彪的说法，就是毛泽东“天赋很高”、“天资很高”，是“天才”。可是，把毛泽东继承、捍卫、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天赋”、“天资”、“天才”联在一起，这本身就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毛泽东在他的《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著作中，反复强调的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而且往往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适用于一切人，当然也适用于毛泽东本人。毛泽东断然圈去三个副词，完全是出于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坚定信念，出于对林彪鼓吹天才论、搞个人崇拜的厌恶，而不是像林彪集团所歪曲的那样，是出于所谓的“伟大和谦虚”。
圈去三个副词，这是毛泽东对林彪掀起的个人崇拜热潮进行“降温”的第一步，也是对他的天才论正式表明态度，公开进行抵制和批判的开端。这深深触动了林彪那敏感的神经。通过对毛泽东“称天才”，使自己也登上“天才”的宝座，通过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大树自己的“绝对权威”，进一步窃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这本是他的如意算盘。毛泽东的做法，惊扰了他的美梦，危及了他的根本利益。林彪终于在1970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了疯狂的反扑。他在开幕式上发表突然袭击式的讲话，中心就是坚持“称天才”。他说：“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为了在理论上用马列主义的“老祖宗”压毛泽东，欺骗与会的中央委员，林彪集团要陈伯达连夜编选《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火速印发。他们没有料到，正是这个材料，促使毛泽东下决心对天才论思潮进行一次总清算。
毛泽东经过调查研究，写下了名义上批评陈伯达，实际是批评林彪的《我的一点意见》。这篇“专批天才论”的简短檄文，以高屋建瓴之势，义正词严地揭穿了林彪、陈伯达断章取义地摘取马列著作中的某些词句为天才论张目的诡计，明确指出：在才能问题上，我们只能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坚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决不能陷入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决不能同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
当时正处在“语录”盛行的时期，“语录”几乎成为判断是非的最高标准。为什么毛泽东断然斥责他们编的称天才《语录》是“谣言和诡辩”？对此，当时许多人不理解，总感到有些夸大其词。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深刻而又恰如其分的判断。
首先，这个《语录》的用心，是要把马、恩、列、毛这些革命领袖人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歪曲成为天才论者，是要证明“称天才”并非自林彪始，而是从“老祖宗”那里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这根本不是事实。事实是：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毛泽东，都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哲学家，他们无例外地都是唯心主义天才论的批判者。
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早期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对施蒂纳的“唯一者”论进行了批评，指出施蒂纳所说的“天生的诗人、音乐家、哲学家”等等，都是“废话”。其后，在《哲学的贫困》、《资本论》、《反杜林论》等著作及一些书信中，又对天才论反复进行过揭露和批评；在批评的同时，也阐述了他们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才能观，特别是阐述了才能的知识性和后天性。
列宁曾多次论及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才能，但从未强调过“天赋”、“天资”等等，而是强调后天的学习和实践对才能的极端重要性。如他在悼念斯维尔德洛夫的文章中指出：这位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卓越组织才能和一切优良品质，“都是他在各个时期最艰苦的革命工作环境中锻炼出来的”②。在谈到倍倍尔时特别指出：“倍倍尔不是天生的，而是锻炼出来的。倍倍尔不是一出世就是现成的倍倍尔，好像密纳发从丘必特的脑袋里钻出来一样，而是党和工人阶级培养出来的。”③
同列宁一样，毛泽东对于人的认识、人的才能，是个坚定的实践论者。这集中表现在他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所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话说得如此斩钉截铁，反映了毛泽东所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即实践论在理论上的彻底性，也表明了他同一切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天才论是势不两立、阵线分明的。
林彪、陈伯达搞的《语录》，完全不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一生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原理和一生坚持的对唯心主义认识论、天才论的批评，硬把他们渲染为“称天才”的始作俑者，硬把他们归到天才论者的行列，这是不是“谣言”？
其次，《语录》所采用的手法，是典型的断章取义，即利用马列著作中有“天才”字样的只言片语，歪曲、阉割它的科学内容和精神实质。
《语录》共摘编了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七句有“天才”字样的话，其中恩格斯一句，列宁五句，毛泽东一句。可能因为时间仓促，没有找到马克思的话。其实，若认真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的话也可以找到，恩格斯有“天才”字样的话还可以找到更多。但是，若根据这些就认为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天才”，赞成天才论，那就像仅仅根据唯物主义者有时也用“灵魂”一词，就断定他们也相信“灵魂不死”，也是唯灵论者一样的可笑。
“天才（Genius）这个概念同“灵魂”一样，是从神学的胎胞里出生的，本身并不科学，但因为流行已久，已成为人们的日常用语，要剔除它很不容易。何况，在辗转流传中也出现了“旧瓶装新酒”的情况，一些唯物主义者虽然也沿用这个词，但其含义已不再是指“天生的才能”，而是指“卓越的才能”或“非凡的才能”。“天才”含义的这种演变，有时在同一个人身上表现出来，如歌德在早期曾认为“天才”是天生的，是一种非人力所控制的神力；但后来他的观点有所改变，虽仍用“天才”这个词，其含义己侧重于“卓越的才能”的意思。所以决不能因为歌德后来仍用“天才”这个同，就不加分析地认定他始终是个唯心主义的天才论者。
只要认真阅读马列主义著作就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者对“天才”这个词并不是在它的原始含义（即天生的才能）上使用，而是已注入了新的内容，给予它新的含义。
一是作为赞誉词来用。如马克思说贝尔纳多特“不能正确衡量像波拿巴那样的天才和像他自己这样的只有一般才能的人之间的距离”④。恩格斯说卡尔·倍克“是一个有极大才能的人，甚至是一个天才”⑤。这里的“天才”显然是指比一般才能更高的杰出才能，同样，恩格斯称赞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一部天才的著作”，称赞康德关于地球和整个太阳系是逐渐生成的这个观点为“天才的发现”，这里的“天才”也不过是“非凡的”、“卓越的”或“出类拔萃”的意思。
二是作为讽刺、调侃语来用。如马克思说科苏特“除了具有口若悬河的天才以外”，“还有一种非凡的保持沉默的天才”⑥；说耶利米·边沁是“资产阶级蠢人中的一个天才”⑦；他有时还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者，即学者、律师等称作所谓的“天才人物”。
林彪、陈伯达搞的《语录》，既不顾“天才”含义的历史演变，更不看马克思主义者究竟在什么意义上使用“天才”一词，只是把一些有“天才的著作”、“马克思的天才”、“富有天才”、“天才条件”等字眼的句子摘出来，就牵强附会地冠上“恩格斯称马克思为天才”、“列宁称马克思、恩格斯为天才”、“毛主席称马、恩、列、斯为天才”这样的标题，这是不是“诡辩”？
由此可知，“谣言和诡辩”乃是《我的一点意见》这篇短文的“点睛”之笔，确实抓住了《语录》的要害，揭穿了林彪、陈伯达利用马、列著作的个别词句阉割其精神实质的骗局。
作出了“才能属于知识范畴”的科学论断，揭示了才能的本质属性，从而与天才论划清了界线毛泽东对于错误理论、观点的批判，一向坚持有破有立，以破带立，以立促破。对林彪天才论的批判也是如此。这集中表现在：他在批驳林彪、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的同时，作出了“才能属于知识范畴”的重要论断。这个论断看起来似乎很浅显，实际上却抓住了根本，具有深刻而丰富的理论内涵。
1.它明确揭示了才能的本质属性。对任何事物只有认清它的本质属性，即搞清楚事物本身固有的性质，才能进一步正确认识和掌握它的发展规律。如果把本质属性搞错了，认识就会陷入困境。天才论的失误，首先就在于没有弄清楚或者说看错了才能的本质属性。
早期的天才论是神赐论，如柏拉图就认为诗人的才能是神赐的。到了近代，神赐论逐渐为天赋论、遗传论所代替。这当然是一个进步。但是，断定才能可以天赋，“天才”能够遗传，实际上就是认为才能的本质属性是生物性。如现代西方天才论的代表人物高尔顿和弗洛伊德，在才能的研究中就表现出明显的生物学倾向，用美国心理学家艾伯特的话来说，“他们几乎一致同意：天才和创造行为主要是一种生物学现象。”⑧林彪强调“天赋”和“天资”，把他的脑袋特别灵归之于父母的遗传，同西方天才论者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这种生物学倾向表现在研究工作上，就是特别重视家谱、亲缘关系、遗传基因、精神病理、童年智力、出生次序、早期个性心理等等的研究，想从这些基本上是生物性课题的研究中，寻找才能的来龙去脉，揭示“天才”的奥秘。然而，多年的实践证明，这类研究并不成功；尽管有些在一段时间内产生过“轰动效应”，但终因经不起实践检验相继陷入困境。
毛泽东作为一个有精深哲学修养的理论家，一向善于透过现象把握本质。他在《我的一点意见》中，针对林彪的天才论作出的“才能属于知识范畴”的论断，对才能的本质属性作了科学的界定：才能归根到底是个知识的问题。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如实反映了才能的本来面目，为唯物主义的才能观提供了坚实的立足点；它突出强调了才能的知识性和后天性，是对天才论者所宣扬的才能可以天赋、“天才”能够遗传等生物学观点的彻底否定。
由于受天才论的影响，有些人总是把天赋看得比知识还重要，认为才能的高低，才能的差异，主要不是取决于对知识的掌握和运用，而是取决于天赋是否优异。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人为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所迷惑。毫无疑问，人的才能都要以生理素质为基础，以肌体的生理能力载体，而生理素质和生理能力确有先天的成分和天赋的差异，这种差异对人的一般行为能力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才能（指创造能力）并不是人的生理素质和生理能力的自发延伸，而是通过后天的学习和实践，使知识与肌体相结合，使生理能力变成知识能力才形成的⑨。一个人即使天赋优异，若不与知识相结合，不经过知识的灌注和训练，也不可能具有创造才能，就像任何聪明的小孩，不经“呀呀学语”，不可能自发地会说话一样。所以，唯物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天才论的分歧，并不在于是否承认“天赋”，而在于“天赋”指的是什么。若是指人的生理素质和生理能力（马克思称之谓“自然力”），这没有争议；若是指才能，即知识能力，那么，它既不可能天赋，也不可能遗传，只能来自后天的学习和实践。毛泽东对他自己说得很清楚：“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这里他以个人的经历对“才能属于知识范畴”的论断作了最好的注解；同时也对天才论作了有力的反驳。天才论的失误，就在于不能区分生理能力与知识能力，只根据某些表面现象作出普遍的结论；而善于透过现象把握本质，不为某些表面现象所迷惑，却正是毛泽东高明的地方。
2.它集中概括了前人对才能本质属性的认识成果。千百年来，在才能的研究中虽然出现许多学说、学派，但从根本上划分，主要是两种：天才论和知识能力论。知识能力论作为天才论的对立物，为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的学者所继承和发展。在我国，王充是最早的注意研究才能的本质，并对天才论作了系统批判的学者，他明确地将才能看作是由知识转化而来的力量，他在《论衡·效力篇》中提出的“人有知学，则有力矣”的论断，为唯物主义的才能观安放了一块重要的基石。诸葛亮也是个知学论者，他说：“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⑩。在欧洲，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对知识能力论的发展和传播起了积极的作用。歌德说：“一切才能都要靠知识来营养”(11)。赫胥黎说：“人类的智力是靠经常增加的知识来培养的”(12)。他们都把知识看作是才能的基本要素，都看到了才能的知识属性。
马克思主义者更是一向强调才能的知识属性；即使有时他们用“天才”这个词，但实际所指并不是天生能力而是知识能力。如林彪、陈伯达编的《语录》中第一条是：恩格斯称赞马克思写的《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一书为：“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恩格斯确实是这样说的，但他只是借以赞扬马克思对刚刚发生的事变的卓越理解和透彻洞察。他紧接着指出：“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像马克思那样深知法国历史。”“马克思不仅特别偏好地研究了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当前历史的一切细节，搜集材料以备将来使用。”(13)只要通读全文，领会其精神实质，就会看到，恩格斯虽然用了“天才”这个词，但他决不是一个先天能力论者，而是一个坚定的知识能力论者。同样，列宁在谈到马克思及其学说时，有时也沿用“天才”二字作为赞词，如“马克思的天才”、“天才思想家”等等，但是他从不认为马克思的才能中有什么先天的成分。相反地，他一再强调，马克思学说的形成是“依靠了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获得的全部知识的坚固基础”，“借助于充分掌握以往的科学所提供的全部知识”；他说：“共产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14)。说明在才能问题上列宁的唯物主义立场也是明确而坚定的。
毛泽东不仅继承了以往唯物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的认识成果，而且以非常明确的语言，对这些认识成果作了进一步的理论概括。由于前人还没有作出“才能属于知识范畴”这样的概括，所以有理由认为，它是才能认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3.它具有理论上的彻底性，能够同天才论划清界限。长期以来，由于对才能的本质属性缺乏深刻的认识，许多人包括一些唯物主义者都无法抵挡天才论的影响。有的全信。如狄德罗是个唯物主义者，在别的方面表现出很高的聪明智慧，但在才能问题上却陷入了迷信，他说：“天才是一种纯粹的天赋”(15)。有的半信。如严复在评论诗的创作时说：“大抵论诗功，天人各分半”(16)。傅雷在谈到艺术才能时也说：“成就的大小、高低，是不在我们掌握之内的，一半靠人力，一半靠天赋”(17)。有的基本上不信，但仍保留了一条天才论的尾巴。如报刊上还常见这样的观点：“人的才能大部分是出生后学来的”；“才能固然有天赋的成分，更多的则是学而知之的”。应该说，这种观点是相当唯物的，基本正确的；但是，肯定才能有先天的成分，默认才能少部分是先天的，那就在实际上为天才论留下了地盘。在这种情况下，既不可能将唯物主义认识路线贯彻到底，也难以同天才论彻底划清界线。毛泽东关于“才能属于知识范畴”的论断，不仅明确了才能的知识性，而且强调了知识的后天性；由于它在理论上是彻底的，毫不含糊的，没有给先天论、半先天论、少量先天论留下任何活动地盘和繁衍空隙，所以能够将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和唯物主义的才能观贯彻到底，同天才论彻底划清界线，澄清天才论造成的思想混乱。
强调才能要靠社会实践，靠群众路线和集体智慧，为才能的后天性作了有力的论证毛泽东对于人的聪明才智的形成和发展，一向坚持两个基本观点：社会实践的观点和群众路线、集体智慧的观点。在同林彪天才论的斗争中，他再一次强调并发展了这两个基本观点。
在毛泽东看来，才能归根到底是个知识的问题。知识从哪里来？他认为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从有实践经验的群众中来。
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是获得知识、发展才能的首要条件。在《实践论》中，他针对那些自恃聪明而轻视实践的所谓“知识里手”，深刻阐明了知识与实践的关系：“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来说，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这段话，不仅把知识与实践的关系讲透了，而且把书本知识与实际知识的关系讲透了。既然知识来源于实践，人的才能也不可能有别的来源，它只能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特别提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才能，说：他们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这里他虽然提到“天才条件”(18)，但着重强调的，是实践的重要性和决定性，是离开实践任何天才也不能成功，实际上是对天才论的否定。但是林彪、陈伯达的《语录》，竟将这句话摘编进去，歪曲为“毛主席称马、恩、列、斯为天才”。对此，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批驳说：“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由此可以看出，天才论者虽然煞费苦心，但拿不出一点像样的论据，只靠歪曲马、恩、列、毛的话过活，说明他们在理论上是何等贫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