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地位，不只是比较于其它各家军事理论而言的，其中也包括它在无产阶级军事理论发展史上的划时代意义。在无产阶级军事理论历史发展的前两个阶段，即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和列宁主义军事学说的基础上，毛泽东军事思想又大大前进了一步。主要是：①对以前尚未遇到的新课题，第一次提供了科学答案。如开辟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革命新道路。②在前人未曾开垦的理论领域，首创了全新的学说。如军事辩证法。③把过去已提出的一些基本观点，发展成为系统的理论。如人民战争。④把以往的一些理论预见，变成了完整而成功的现实。如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军事上也应有自己的表现的预言，在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理论与实践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⑤在先哲们没能完全解决或解决得不理想的问题上，作出了迄今最成功的回答。如怎样建设一支永远保持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因此，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为无产阶级军事理论历史发展的当代丰碑，是名副其实、当之无愧的。
（三）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军事问题认识论和方法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价值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具根本意义的，是它的军事问题认识论和方法论。这是因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包括研究、解决战争和军事问题，无不受一定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和制约；一切理论也只有被用作认识论方法论意义的工具时，才能进入实践过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长期发挥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尚未在军事领域充分展开。毛泽东把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系统地应用于军事领域，从历史观、认识论、辩证法与军事斗争实际的紧密结合上，创建了一整套科学的军事思想及军事思维方法。它不仅集中地表现为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原理，同时也体现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全部内容之中。如果说孙子兵法的认识论方法论价值可以超时代、跨领域地辐射，那么，兼有高度哲学成就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所揭示的军事斗争的内在规律，就尤其具有稳定而广泛的应用价值。例如，在军事方面，毛泽东军事思想既可以为我们抵制当代军事思想中形形色色的错误观点和思潮，正确地观察思考战争与和平、军事斗争与军事建设问题，提供一套科学的思路，又可以为我们新时期的国防和军队建设，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建军与作战，提供研究新情况、探索新规律、解决新问题的锐利思想武器。在非军事方面，毛泽东军事思想所揭示的能使人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军事哲理，在现代社会中具有普遍的适应性和融通性。无论是政治、经济、科技、外交等各条战线，还是思想、文化、体育等各个行业，总之凡一切存在矛盾斗争和开创性活动的领域，毛泽东军事思想都能从立场、观点和方法等多方面，拨动、启迪人们的创造智慧，从中总结、抽象出科学的指导原则和实践策略。
四、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新时期继续得到丰富和发展，科学地回答和解决了和平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基本问题
毛泽东军事思想深刻揭示了武装斗争和国防建设的基本规律，不仅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和新中国的国防建设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且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的历史时期的新的实践中，继续得到丰富和发展，指导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新成就。
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新时期的丰富和发展中，邓小平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作为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参与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的创建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直接领导了国防和军队建设。邓小平坚持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地位，全面继承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的各项内容特别是军事辩证法思想，并根据新时期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和现代战争的需要，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总揽全局，制定了新时期国防建设、军队建设的一系列重大方针原则，科学地回答和解决了相对和平时期国防建设、军队建设的基本问题，对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了重要发展。
（一）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新论断。毛泽东晚年，基于当时的世界形势，虽然对世界大战的危险看得较重，但他关于中美、中日建交等发展大三角关系的战略决策，以及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都包含着争取和平、适应世界形势发展的深谋远虑。80年代初，邓小平洞察了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改变了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很迫近的看法，在国际上率先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思想。这不仅是对毛泽东战争与和平思想的重大发展，而且蕴含着对冷战体制难以维持和世界发展趋势的科学预见。这一理论，深刻地反映了当代战争与和平的发展规律，指明了维护世界和平是当今世界的历史潮流，促进发展是各国面临的紧迫任务，既为我们的重大决策提供了依据，也对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毛泽东在著名《论十大关系》中，就深刻地阐述了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在发
展国家经济的基础上增强国防实力的思想。邓小平把这一思想落到了实处并作了重要发展。他基于对世界战争与和平形势的正确判断，提出国防建设、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即从过去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入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具体来说，就是要充分利用较长时间内大战打不起来的相对和平环境，在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根本建设，不断增强国防实力，提高我军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自卫能力。他提出改革国防科技工业体制，走平战结合，军民结合的发展道路，既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服务，又不断提高整个国防科技与国防工业的现代化水平。他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的世纪，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指出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之一，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认为高技术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同时又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他确定我国武装力量实行人民解放军、人民武装警察和民兵三结合的体制，建设精干的常备军和强大的后备力量，并要求国防后备力量建设贯彻控制数量、提高质量的方针，使民兵、预备役部队切实达到快速动员的要求。
（三）关于以现代化为中心，注重质量建设，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精兵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提出我军必须向高级阶段发展、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总目标。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我军建设偏离了这一正确轨道。邓小平主管军队工作后，根据现代军队建设的普遍规律，针对我军现代化水平低与战争日益高技术化的要求不相适应的矛盾，毅然决然把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重新确立为我军建设的总任务，并进一步为我军指出了以现代化为中心，以战斗力为标准，注重质量建设，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的发展道路。他强调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提高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强调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部队经常性工作要以军事训练为中心，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强调实行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大力改进和加强军队院校建设，培养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指挥、管理和技术军官以及各类专业人才；强调健全、完善法规，严格遵守纪律，加强科学管理，依照条令条例从严治军；强调适应新形势和现代战争的需要，加强后勤建设；强调继承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我国的军事科学；强调我军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加强政治思想建设，保证政治上合格，更好地肩负起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重任。
（四）关于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思想。积极防御，是毛泽东在各个革命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都始终实行的战略指导方针，并根据不同的战略形势和任务，确定不同的具体内容，邓小平新时期的军事战略思想强调继续坚持积极防御的方针，并提出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处理战略问题的总原则，坚持国家利益、阶级利益、民族利益的统一，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系统阐明了制止战争的思想，提出争取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思路，要求做好制止和避免战争的工作；倡导研究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做好应付局部战争的准备，保持战略指导的灵活性；提出正确处理人与武器的关系，增强立足现有装备练兵打仗的信心，积极探索克敌制胜的新的作战思想、战略战术及作战指导方针。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领导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和进步的事实再一次证明：毛泽东军事思想，不仅是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法宝，而且是和平时期我国国防建设、军队建设的胜利指南。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领导军事工作上，正沿着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引的道路，贯彻邓小平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所提出的新时期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及总方针、总任务，为进一步加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作出了一系列科学决策和重要部署。他提出的“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军队建设总要求，使我军建设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标准；他强调把发展高科技、改善部队武器装备放在突出的地位，指出了实现国防现代化的关键所在；他号召全军高中级干部要认真研究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特点、规律及其作战方法，以适应新的战争环境；他关于发扬优良传统，加强政治工作，搞好后勤建设，注重人才培养，全面提高军队素质等等一系列指示，都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对邓小平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的创造性贯彻。我们坚信，在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我国的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一定能够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毛泽东军事思想将继续大放异彩，显示出无比的威力。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高超艺术
邢世忠
毛泽东作为我党我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杰出代表，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融唯物辩证法和战争指导为一体，排除了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影响，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和战略战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以高超的战争指导艺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导演出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取得了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在新的历史时期，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战争指导艺术，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和贯彻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研究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特点和规律，探索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战法，做好军事斗争准备，赢得未来战争的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把握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和方法论，探求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
战争，作为社会各种矛盾剧烈冲突的最高斗争形式，尽管具有很大的“盖然性”，但与其它社会矛盾一样，有它自身的运动和发展规律。认识和把握战争规律，必须经历一个由个性到共性、由共性到个性的飞跃过程。毛泽东认为，不同的战争有不同的指导规律，主张从各种战争的特点出发，在认识普遍矛盾的基础上去研究特殊矛盾，在掌握一般革命战争规律的基础上去探求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创立了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学说和以弱胜强的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正确分析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矛盾。战争同任何事物一样，其矛盾的特殊性决定着战争的特点和质的规定性。中国革命战争同世界其他革命战争相比较，由于所处时间、地域、性质不同，具有自身的特点。不具体地分析这些特点，认清矛盾的特殊性，就找不到解决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正确途径和办法。在中国革命战争初期，由于党内某些领导人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推行“城市中心论”，使接连不断的起义遭到挫折或失败，血的教训证明，走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当中国共产党人在黑暗中探索苦斗的危难时刻，毛泽东立足国情，从分析特殊矛盾入手，揭示了中国革命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他指出，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基本矛盾、革命主体力量、政治经济情况都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革命必须依托农村逐步展开，走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基于这种科学分析，毛泽东率先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发动群众，点燃革命火种，并率领秋收起义的工农武装奔赴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红色革命根据地。随着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革命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他深刻阐明了红色政权存在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从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悲观论调，消除了革命队伍内部的各种疑虑，使我党我军在认识上产生了质的飞跃，在困难中看到了黎明的曙光。斗争实践证明，毛泽东指明的中国革命的基本道路和发展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深入研究敌我双方矛盾的各个方面。把握战争规律，实施正确指导，不仅要研究战争中的特殊矛盾，而且要研究战争在发展过程中矛盾各个方面的有机联系、相互作用及其发展变化。在中国革命战争进程中，时常受到“左”
倾冒险主义和右倾保守主义两种错误倾向的干扰。为廓清迷雾，指明方向，毛泽东在战争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十分重视从敌我双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基本特点入手，深刻分析矛盾各个方面所处的地位和相互联系，揭示战争的发展规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剖析了中国革命“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①这四个主要特点，并从这些特点的联系中得出了红军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敌人，但不可能很快发展和很快战胜敌人，战争是持久的，弄得不好还可能失败的正确论断。抗日战争时期，他全面深入地分析了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国我大国、敌寡助我多助等基本特点及其在战争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用力地驳斥了“速胜论”和“亡国论”，得出了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人民的结论，解放战争初期，敌强我弱的情况虽依然存在，但革命力量已得到较大发展。他通过对敌我双方多种因素的综合分析，指出敌人的优势只是暂时的，“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②毛泽东运用矛盾分析方法，预测中国革命战争发展的总趋势，不但使党和军队对战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对胜利充满信心，而且为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提供了理论依据。
具体考察中国革命战争形式的特殊性。中国革命战争长期处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之中，采取什么样的斗争方式才能达到以弱胜强，是我们面临的严峻而突出的问题。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那种只讲进攻、不讲防御和退却的冒险主义，以及分兵把口、处处设防、畏敌如虎的消极防御思想，都给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毛泽东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性，指出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新生的革命力量在战略上必须采取后发制人的积极防御战略。这一战略方针的提出，不仅从思想上、理论上同“左”的和有的两种错误倾向彻底划清了界限，而且使我党我军在战略指导上发生了根本转折。他还把进攻和防御放在战争的统一体中去考察，认为二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战略上虽然是防御的，但应通过有利条件下战役战斗的积极进攻，实现战略防御的目的；在战略防御中实现力量转换，逐步走向战略进攻。毛泽东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在各个时期的战争指导中都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央苏区反“围剿”期间，他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和各个击破的战法，一次又一次打破了敌人的“围剿”。长征途中，指挥红军通过四渡赤水、南渡乌江、抢渡金沙江等一系列机动灵活的作战，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实现了革命力量的战略转移。抗日战争中，他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基本实现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灵活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解放战争中，他把战略的内线持久战与战役战斗的外线速决进攻战相结合，大量歼灭了敌人，并适时抓住战局变化，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毛泽东提出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不仅具有思想的深刻性和内容的独创性，而且成为对中国革命战争全局和全过程起根本指导作用的战略思想。二、抓住主要矛盾，着力解决战争中的关键问题
善于抓主要矛盾，是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一个显著特点。他认为，整个战争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着的复杂矛盾体系，在每一个时期，每一个阶段，都必有一种矛盾、一种因素起主导作用，只有抓住主要矛盾，其它问题才能迎刃而解。他以理论家的敏锐眼光和军事家的非凡气魄，首次明确地提出了抓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观点，妥善处理了战争中全局与局部、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一般过程与重要环节的关系，使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策略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
统揽全局，抓影响战争全过程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战争、战役、战斗各自作为一个发展过程，都是一个由众多矛盾构成的体系，都有相对的全局。只有全局在胸，对各个矛盾在全局中所处的地位了如指掌，才谈得上抓主要矛盾，找到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中，总是力戒主观片面性，从战略全局出发，抓住主要矛盾和对全局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去制定战略策略、计划方案。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他深刻地分析了中日双方诸方面的情况和特点，指出充分动员组织民众，实行全民族的抗战，是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并适时作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决策。同时，他还把游击战上升到战略高度，指挥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使日本侵略者“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陷入灭顶之灾。解放战争中，面临的是光明与黑暗两种前途的决战，还在蒋介石对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之时，他就预见到敌已成强弩之末，其主力陷入我解放区腹地，后方日益空虚，决定以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打到外线去，“大举出击，经略中原”，在更广阔的战场上歼敌有生力量，从而进一步改变了战略形势，为尔后的战略决战奠定了胜利的基础。抗美援朝五次战役后，他全面分析了国际形势和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适时采取“零敲牛皮糖”、打小歼灭战的作战方针，由运动战为主转到以阵地战为主，从而稳定了整个战局，迫使美国侵略者坐下来同我谈判。毛泽东抓主要矛盾，解决好关系全局的关键问题的思想，贯穿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各个时期、各个阶段，为夺取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抓住重点，从事关战争全局的关节点上突破。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往往有一些制约全局的关节点，不抓住这些关节，就可能“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毛泽东把抓主要矛盾的观点灵活地运用于战争实践，善于在解决关节点上做文章，投下一着着好棋。他要求指挥员既要全局在胸，抓住战略枢纽去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去部署战斗；又要突出重点，抓住关节，带动全局的发展，做到“一着成功，全盘皆活”。例如，在辽沈战役中，他通观全局，抓住攻打锦州这个关节点，切断东北之敌撤向关内的唯一陆上通道，造成“关门打狗”之势，使龟缩在长春、沈阳的几十万敌人成了“瓮中之鳖”，打破了蒋介石“撤退东北，巩固华北，确保华中”的梦想。淮海战役，他把攻占宿县看作整个战役的关节，切断了徐州敌人的退路，为全歼敌五个兵团造成了极其有利的战役态势。平津战役，为防止敌人退守绥远或从海上逃跑，他指挥我军首先拿下新保安、张家口，尔后又攻克天津，使北平之敌完全陷入绝境，从而把战役上的胜利发展成为战略上的胜利。
学会“弹钢琴”，照顾好战争的方方面面。一切事物包括战争在内，在发展过程中都必须处理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毛泽东在解决战争复杂矛盾的过程中，非常善于“弹钢琴”，分清主次，把握好方方面面。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武装夺取政权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其它斗争形式同时存在。他坚持把军事斗争同政治、外交、经济，文化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军事斗争为主，其它斗争形式相配合，使敌人在各个方面都陷入困境。这种全局一盘棋的思想，不仅表现在战略上，还表现在对战役、战斗的指导上。例如，太原战役，经过我军外围作战，本可迅速攻占太原，但他从解决平津之敌这一大局出发，考虑到过早攻克太原，会使平津之敌向西或向南撤退，危害全局，要求太原前线部队停止攻击，开展政治攻势。这样，既保证了平津战役的顺利进行，又为全歼太原守敌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在渡江战役中，我军把主攻方向放在南京两侧，实施钳形攻击，彻底歼灭宁沪杭之敌，同时，又以主力一部直插浙赣线，以应付武汉白崇禧集团的东援和美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使我军在战役全局上始终处于主动地位。
依据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适时进行战略调整和阶段转换。唯物辩证法认为，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在一定条件下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由于战争现象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少确定性，更难捉摸，作为战争指导者，更需要从矛盾的分析中预见和把握这种变化，使自己的注意力自觉地由一个中心环节转到另一个中心环节，将战争由一个阶段推向另一个阶段。在中国革命战争中，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互交织，时而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时而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毛泽东运用辩证分析的方法，预见到主次矛盾的转化，领导我党我军适时地进行战略调整，顺利地实现了由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的转变。在每一次阶段转换上，他又总是抓住机遇，适时调整战略部署，以适应战争形势的变化。1947年，解放战争经过第一阶段的防御作战，战场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我军的变化，毛泽东毅然决定以刘邓大军南渡黄河，挺进大别山，以陈谢、陈粟两支大军挺进豫西和豫皖苏边区，同时，还以西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竭尽全力钳制陕北、山东敌军主力，形成了中央突破、两翼钳制、内外线密切协同配合的战略部署。从而把主要战场推进到敌占区，实现了我军由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历史性转变。
三、运用矛盾对立统一法则，科学处理战争中的复杂关系
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各种矛盾纵横交织，关系错综复杂。就作战行动而言，就有走与打、进攻与防御、内线与外线、持久与速决、歼敌与保地、集中与分散、正规战与游击战、运动战与阵地战的关系等等。作为战争指导者，能否正确处理好这些关系，直接影响着战争的胜败。毛泽东从实际出发，运用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这个基本矛盾法则，揭示了研究指导战争的科学方法，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的新天地。
把矛盾对立双方放在统一体中进行考察，防止和克服战争指导上的机械论和形而上学。对于战争中诸对矛盾方面的相互关系，一般的军事家大多看到它们之间的区别和对立，看不清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影响，往往陷入机械论和形而上学。这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有过不同程度的表现。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法则，对各种矛盾进行了透彻精辟的分析，辩证地阐明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并运用于指导战争。如在走与打的关系上，既反对有进无退的拼命主义，又反对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认为进退二者之间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一切的走都是为了打，走是以必须的打为条件的。走是手段，打是目的。在实践中，他创造了许多用走调动敌人、用打歼灭敌人的范例。解放战争，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三出陇海线，华东野战军的莱芜战役，都正确地处理了走与打的关系，时而大踏步的前进，时而大踏步的后退，时而与敌周旋，时而“声东击西”，弄得敌人疲于奔命，处处挨打，逐一就歼。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是走出来的，在走中调动敌人，在走中寻求战机，在走中消灭敌人。
依据当时当地的实际，促使矛盾向有利于我的方面转化。对战争中矛盾复杂关系的处理，毛泽东非常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当时当地条件，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变不利为有利。如在内线与外线的关系上，他认为中国革命战争长期处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战略上敌人处于外线，我军处于内线，要变被动为主动，我军必须在战役战斗中变内线为外线，把敌对我之大“围剿”变为我对敌之小围剿；把敌对我在战略上的分进合击，变为我对敌在战役战斗上的分进合击；把敌在战略上的优势变为我在战役战斗上的优势。抗日战争，中国军队虽然在整体上处于内线，但他把内线与外线作战有机地结合起来，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大胆挺进敌后，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形成了在外线主动打击侵华日军的主要力量。在游击战、运动战和阵地战等作战方式上，毛泽东不仅在战略上能根据敌我力量的消长适时地转换，而且在战役战斗中也注意使其相互配合，使战局朝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
把处理复杂关系的着眼点，放在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上。毛泽东在处理战争复杂关系时，始终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基本原则出发，不怕丢掉坛坛罐罐，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使作战形式服从作战目的。解放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他为我军制定了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而不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战略方针，把歼敌放在第一位，把保地放在第二位，使保地从属于歼敌。在这一正确方针指导下，西北战场我军面对十倍于我之敌的强大攻势，主动放弃延安，利用陕北有利地形和良好的群众条件，与敌周旋，疲惫消耗敌人，创造了“三战三捷”的战绩。在山东战场，我军主动放弃临沂，挥师北上，取得了莱芜战役的胜利。在集中与分散的关系上，毛泽东十分强调，集中兵力是克敌制胜的重要原则，但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也不排斥必要的分散。非主力的分散是为了主力的集中，次要方向上的分散是为了主要方向上的集中，当前的分散是为了下一步的集中。在战争指导实践中，他将二者有机结合。时而化整为零，时而又化零为整，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通观毛泽东对战争各种复杂关系的处理艺术，他把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始终作为赢得战争胜利的根本目的，灵活运用各种作战形式和方法，使战争的内容和形式达到了高度完美的统一。
四、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牢牢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战争是实力的对抗，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才能进行战争。但是，仅有物质条件，不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要赢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③要把战争的诸因素有效地组合起来，形成与发挥整体威力，以我之长，击敌之短，关键在于指挥员的主观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战争也是两军指挥员主观能力的竞赛。正是由于毛泽东正确处理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充分发挥我军的政治优势，用进步的思想灌注部队，用先进军事理论和正确的作战方针指导战争，把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才使我军在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物质条件极其微薄的情况下，夺取了一次又一次战役战斗的胜利。也正是由于他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主体作用，造成了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才使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把主观认识与战争实际相统一，不打无把握之仗。发挥人在战争中的主
观能动性，关键在于主观同客观相统一，战争指导同战争实际相符合。只有少犯错误，多打胜仗，才能赢得战争的主动权。为此，毛泽东高度重视战前准备工作，认为“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④把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看成是胜兵先胜、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基础和作战指导原则。从这一原则出发，每逢大战来临，他总是宁可把困难想得更多些，把情况想得更复杂些，周密计划，充分准备，立足最坏的情况，争取最好的结果，从来不把决心建立在盲目乐观的估计之上，从而使我党我军在许多复杂险恶的情况下，都能从容应付，稳操胜券。比如，渡江战役，就做了防止美帝国主义直接进行武装干涉的准备。抗美援朝，也做了应付美帝国主义可能把战争扩大到我国国内的周密考虑。毛泽东还力主慎重初战，把它看作是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夺取战争主动权的首要环节。认为第一仗的胜败关系极大，影响于全局，甚至影响到最后一个战斗。他总是在确有把握的情况下实施作战，否则宁可推迟也不仓猝应战。第二次反“围剿”时，开始由于敌在富田不脱离坚固阵地，毛泽东、朱德拒绝了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议，持重待机，终于抓住了敌人脱离阵地的机会，首战富田，再战白沙，继而转中村、临广昌、出建宁，从赣江之畔一直打到闽北山区，“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水碧，横扫千军如卷席”，从而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集中力量打歼灭战，逐步实现敌我力量的强弱转化。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战争中，敌强我弱是一个突出的特点。如何变被动为主动、变劣势为优势，这是正确指导中国革命战争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质量互变规律，把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作为我军实现力量转化的主要目标，主张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反对打得不偿失的消耗战。并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为我军制定了十大军事原则，使我军把战略上的以弱对强变为战役战斗上的以强击弱；把战略上的防御变为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把战略上的持久战变为战役战斗中的速决战；把战略上的消耗战变为战役战斗中的歼灭战。通过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由量的积累逐步实现敌我力量强弱对比的根本性转变。解放战争初期，敌拥有总兵力430万，我仅有120万。毛泽东从这一客观实际出发，采取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的作战方法，大量歼灭敌人，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到1948年6月，使敌总兵力下降到365万，我军发展到280万。敌我力量对比的转化，为我军进行战略决战创造了重要的物质条件。
把战争指导的计划性灵活性结合起来，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一切行动事先必须有周密的计划，但计划又必须随着战争的发展和情况的变化适时地加以调整和修改。战争情况的瞬息万变，使战争出现许多不确定的因素，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能在这些不确定的因素中体察端倪，见微知著，适时修订原有的计划，驾驭战局的发展变化。长征初期，中央红军原计划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但渡湘江后，敌人在湘西没置口袋，企图围歼红军。毛泽东从实际出发，极力主张改变方向，进军贵州，使我军摆脱了危险的境地。在许多大的战役战斗中，他都能依据敌情变化，采纳战区指挥员的意见和建议，不断地修改完善计划。同时，要求各级指挥员在总的计划指导下，临机处置，不要事事请示。这些都极大地发挥了群众的智慧和创造精神，保证了战役战斗的胜利。灵活性是主观能动性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毛泽东战争指挥艺术的突出特点。“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就是这种灵活性的生动写照。他善于调动敌人，创造有利态势；集中使用兵力，各个围歼敌人；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战法，把灵活性贯穿在战争指导的全过程。拿“围城打援”来讲，宜川战役运用的是“围城打援”，豫东战役、济南战役则采取“攻城打援”，平津战役还采取了“围”，“隔”并用，“隔而不围”、“围而不打”的策略，弄得敌人扑朔迷离，达到了出奇制胜的效果。这种计划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是毛泽东发挥主观能动性，处理认识和实践关系的重要准则，也是我军在复杂情况下掌握战争主动权的关键所在。
巧妙运用思维的奇正变化规律，不断创造新的战法。毛泽东实事求是，胆略非凡，敢于冲破陈旧观念，从不拘泥于前人的模式和经验，善于在实践中进行新的军事理论总结和概括，创造出一系列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特别是他非常善于运用思维的奇正变化规律，从各种战争因素奇中有正，正中有奇，相克相生，相反相成的无穷变化中，创造了许多出奇制胜的战法。四渡赤水就是一个典型的战例。遵义会议后，面对敌人重兵集团的围追堵截，红军在战法上一反常规，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敌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待敌重摆阵势与我决战，我却又打到别处去了。弄得敌人不知所措，处处挨打，而我却长追稳打，游戈自如，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奇正变化源于古代，但纵观历史，没有一个军事家能像毛泽东这样得心应手，用兵如神。
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高超艺术，来源于实践，来源于群众，具有鲜明的革命性、科学性、实践性和创造性，以独具特色的时代风格屹立于世界军事科学之林。毛泽东战争指导艺术出神入化，其思想的深刻性、实践的彻底性和应用的广泛性，特别是贯穿其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是古今中外军事家难以企及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尽管战争样式和作战方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战争的基本规律没有变，唯物辩证法思想仍然是我们研究和指导战争的强大理论武器。尤其在高技术条件下，如何立足于国情和军情，运用唯物辩证法思想，指导我们以现有装备打败拥有高技术优势装备之敌，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研究和解决的课题。我们必须以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指导，以军委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为依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认真研究探讨未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要科学分析高技术战争的各种矛盾和各种复杂关系，着眼战争全局和发挥整体优长，研究探讨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理论；要坚持把继承和发展结合起来，吸收和借鉴古今中外一切先进的军事理论，充分考虑人的能动因素，研究创造适应打赢高技术条件下战争需要的战略战术；要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主观与客观相统一，把握现在，预测未来，探索高技术战争的运筹和指导问题，发展新的军事理论，创造新的战争指导艺术，为我军打赢未来战争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 ，第191页。②《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45页。③④《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69页，第492页。
光辉的无产阶级军事战略理论
——论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及其运用与发展
王厚卿
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吸收古今中外战争经验的精粹，创造出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军事战略理论。在这一光辉战略思想指引下，中国人民战胜了国内外强大敌人，取得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战略思想又在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安全、巩固国防的新的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扩展，成为党和国家谋划国防建设和军事斗争的指导思想。在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追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在军事战略领域的创造性活动，认真学习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深受教育和启发。我们要把这份珍贵的遗产继承下来，并在新的斗争实践中加以运用和发展。这是新时期军事斗争的客观需要，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理论上的伟大贡献
从军事思想史上看，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历来是军事指导上的一个通则。毛泽东在继承前人思想精华的基础上，超越以往军事家们的视野和局限，对传统的积极防御思想进行了质的改造和全面的发展，使之成为具有鲜明的革命性质、丰富的科学内涵、全新的实践形式，并对中国革命战争全局起根本指导作用的战略思想。这是军事思想发展史上的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飞跃，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的一项伟大贡献，这一贡献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把积极防御上升到战略思想的高度，使之能动地服务于革命战争的政治目的，成为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军事纲领。
在毛泽东之前，人们论述积极防御，大都囿于单纯的攻防作战角度，其视野基本上没有超出一般的作战行动范围。毛泽东则从探索中国革命战争指导路线的角度研究积极防御问题，把积极防御提到战略思想的地位，并进而把这一战略思想与革命战争的政治性质和政治目的直接联系起来，使其上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被压迫的阶级和民族，为推翻反动统治、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正义战争，本质上都具有自卫的、防御的性质，同时又具有坚决的、积极的革命政治目的。毛泽东在阐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从军事和政治的结合上对这一观点作了充分的发挥。他把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防御与战争的正义性质联结在一起加以考察，称之为“正义战争中的防御战”①，他说：“后起而且发展很快的帝国主义国家，即德日两国的军事家中，积极地鼓吹战略进攻的利益，反对战略防御。这种思想，是根本不合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因为它们的“战争的利益仅仅属于反动的统治阶层乃至反动的当权政派”，而“我们的情况不同。在保卫革命根据地和保卫中国的口号下，我们能够团结最大多数人民万众一心地作战，因为我们是被压迫者和被侵略者。”②他认为，“一切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在革命战争中是直接地和基本的政治原则联系着的”③，只有积极防御，才是实现中国革命战争的政治目的的唯一正确的战略途径，因为它不仅解决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保存军力的问题，而且能够有效地促使战争力量对比和战略形势逐步地发生有利于我的变化，从而最终使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夺取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这样，毛泽东就把积极防御由一种作战原则，上升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战争的基本军事政策和军事纲领，亦即1935年1月遵义会议总决议中所说的党的“战略路线”。纵观古今，横察中外，像毛泽东这样把“积极防御”作为战略思想同党与阶级的政治要求如此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是以前的军事理论家们从未做过的事情。
二是把积极防御与人民战争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之牢固地植根于共产党领导下的彻底的人民战争基础之上，成为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主体和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