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防御和人民战争，是毛泽东战略思想体系的两个基本点。这两个基本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又是相互贯通的。毛泽东讲的积极防御，是人民战争基础上的积极防御；开展人民战争，是积极防御战略发挥作用的最基本的条件。他对积极防御的理论阐发，与他的人民战争思想密不可分地交融在一起。他认为，在人民战争基础上实行积极防御战略，可以使我军在强大敌人的进攻面前，坚持战略上的内线的持久作战，在人民群众的支援、帮助下，灵活地以己之长，击敌之短，不断地减煞敌人的优势，进而挫败敌人的进攻，夺取战争的胜利。充分利用人民这个最基本的条件，充分发挥广大军民在战争中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便成为积极防御战略的最重要的立足点。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反“围剿”斗争中，红军常常退却到根据地内作战。毛泽东指出：这是“因为根据地的人民是最积极地援助红军反对白军的”，而“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④。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指示我军深入敌后，广泛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这一战略考虑就包含着深入发动群众和使我军的战略行动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这两个主要问题。抗日战争中我军的积极防御，就是在人民群众的广泛参加下，以规模空前的人民游击战争的形式进行的。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把争得最广大人民的支持，作为通过自卫战争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基本政治前提，在全面丰富和发展人民战争思想的同时，全面丰富和发展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他在公布我军十大军事原则时深刻地指出，敌人熟知我们的这些军事方法，蒋介石曾多次集训他的将校，将我们的军事书籍和从战争中获得的文件发给他们研究，企图寻找对付的办法，美国军事顾问也向蒋介石提出种种对付我们的建议，但这些都不能挽救敌人的失败，“这是因为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⑤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始终凭借着人民战争发挥作用，从人民战争那里获得取之不尽的力量；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又始终贯穿着积极防御这条基本主线，在积极防御的总体框架内展开其丰富多彩的内容。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一系列具体的战略战术思想，如持久战思想，歼灭战思想，运动战、阵地战和游击战紧密结合的思想等等，都是以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为指导并包含在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之中的。它们各从不同的侧面体现了积极防御的基本精神，并以积极防御为核心，构成了人民战争战略战术思想的完整体系。把积极防御与人民战争二者如此紧密地融为一体，是毛泽东在战略理论上的一大创造。
三是把积极防御用于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全局，以前所未有的深刻性反映了攻防之间的辩证关系和以弱胜强的战争指导规律。
攻防结合、寓攻于防，是积极防御的基本内核。毛泽东把攻防之间的辩证统一，放在中国革命战争全局和全过程中加以全面的发挥，表现出一种超越前人的创造性。其基本内容，一是把战略上的防御与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有机地结合起来，将战役战斗上的攻势作战作为达成战略防御目的的主要手段；二是把战略防御与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有机地结合起来，适时地将战略防御导向战略反攻和进攻，彻底地解决战争问题。这样，体现积极防御实质的攻防辩证关系，就在他手里得到了最充分、最全面的展现，使积极防御既在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起根本的指导作用，又合乎逻辑地延展到战争的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阶段。正如叶剑英后来所概括的，毛泽东的积极防御战略是贯彻战争全过程的彻底歼灭敌人的战略。革命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又把积极防御用于指导社会主义国家巩固国防的斗争，进一步使其由革命战争的战略发展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性的国防政策和军事政策，从而大大拓展了积极防御的思想内涵和指导范围，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的、首尾一贯的战略理论体系。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毛泽东是在长期的敌强我弱的战争环境里研究积极防御问题的，因而它的理论体系中不仅包含了那些反映攻防关系一般规律的原则，而且增添了许多具有中国革命战争特色的新的理论内容。他提出的一系列实行积极防御的方针、原则，基本点都是放在能动地实现以弱胜强上面的，同样充满了革命的创造性。他认为，人民力量在战争开始阶段的相对弱小，决定了其在战略上的防御地位；而战略上的防御，必须通过战役战斗上积极主动的攻势行动来实现。只有辩证地解决防御中的进攻、内线中的外线、持久中的速决，以及打与走、进与退，歼灭与消耗、正规战与游击战、运动战与阵地战等一系列矛盾关系，才能不断地积小胜为大胜，逐步地从量变发展到质变，成功地创造敌我强弱转化的条件，使敌人由强变弱，而使我军由弱变强，进而实现战争全局上的攻防易位，直至最后战胜敌人。这一革命战争的辩证法和与之相伴而生的一整套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无不以其深邃的思想内容和独创的形式，从一般和特殊的结合上，反映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规律。其深刻性是以前的任何军事理论家都无法与之相比的。
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实践中的成功运用
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战争实践中产生，又运用于这一伟大的战争实践，指导着战争的胜利进程。它在革命战争实践中的成功运用，是积极防御战略发展史上最精彩的篇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情况之复杂、斗争之激烈、成果之辉煌，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这是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得以充分展示的大舞台。这场波澜壮阔的革命战争，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三个战争时期，而在各个战争时期，又包含着若干个不同的战争阶段。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各个战争时期和战争阶段上的运用，是贯彻始终而又高度灵活的。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一曲威武雄壮、惊天动地的凯歌。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继续运用于我国巩固国防的新的斗争实践之中，在战略指导方面又积累了许多新鲜经验。
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实践中的成功运用，生动地展示了理论源于实践而又指导实践的辩证过程。它主要表现在：
其一，准确地把握战争的特点和规律。这是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实践中成功地发挥指导作用的前提。毛泽东指出，任何战争都是在特定的条件下进行的，存在着时间、地域和性质上的差别；战争和战争规律又是发展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战争指导者必须坚持客观的、全面的、发展的观点，把握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的战争现实，活用战略战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分析了战争的四个主要特点：经历过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敌人的强大；红军的弱小；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从这些特点的相互联结上，提出了以积极防御为核心的一整套战略战术，指导红军取得了反“围剿”作战的重大胜利。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又分析了中日双方在战争中的四个相互矛盾着的特点：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并据此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主张，确立了抗日游击战的战略地位，使积极防御战略与抗日战争的特殊条件实现了有机的结合。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漫长岁月里，毛泽东这种对战争特点及规律的分析和把握是贯彻始终的。正因为如此，在战争的每个时期和每个发展阶段上，毛泽东总能为积极防御战略找到最能适应当时战争特点的生动的实践形式，驾驭战争航船朝着正确的航道驶向胜利的彼岸。
其二，精心地确立各个时期的军事战略方针。这是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实践中成功地发挥指导作用的中心环节。军事战略方针是指导军事斗争全局的行动纲领，是统一思想、部署行动的基本依据。战略方针正确与否，关系到现实斗争成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反“围剿”作战，红军采取毛泽东制定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一次又一次地打破了强大敌人的连续“围剿”，红军一天天扩大，根据地一天天巩固。而王明等人否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转而采取消极防御的错误战略方针，结果导致了红军的失败。抗日战争中，共产党和国民党执行两种不同的战略方针，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结果：共产党执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正确的战略方针，领导人民军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广大的解放区战场，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国民党实行消极、死板的战略方针，非但不能有效地打击日军，反倒使自己陷入处处被动，在正面战场上一败再败。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实践中的成功运用，最直接地同各个时期提出的正确的战略方针联系在一起。在不同的斗争形势下，毛泽东总是能抓住形势发展的本质方面和推动形势发展的关键问题，确立符合当前斗争实际的正确的军事战略方针。如解放战争时期，在全国内战爆发之前，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指导解放区军民做好自卫战争的充分准备；全面内战爆发后，制定了内线作战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的战略方针，使我军能在兵力处于劣势的条件下不断地歼灭敌人，逐步地改变我在战略上的被动地位和防御态势；当敌我力量对比和战争形势发生变化时，又制定了外线作战方针，作出“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战略决策，指导我军适时地转入战略进攻，进而以战略决战求歼国民党军主力集团，奠定了解放战争最后胜利的基础。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志愿军在战争第一阶段采取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的阵地战和敌后游击战相结合的战略方针，在战争第二阶段采取“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通过先反后守的作战行动，用劣势装备战胜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军威。这些生动的战略实践表明，正确的军事战略方针，是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化形式，也是这一战略思想在实践中得到成功运用的基本保证。
其三，灵活地实行正确的战略指导。这是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实践中成功发挥指导作用的生动体现。毛泽东称战争是敌我双方“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⑥，对力量较弱的一方来说，要变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就要靠高超的战略指导艺术。战略指导的中心问题，是争取主动权的问题。防御本来是容易陷于被动的，但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实践中的运用，总是能够在被动的形式中创造出主动的内容，由形式上的被动阶段转入形式上、内容上的主动阶段，其原因就在于战略谋划和指导上的正确与灵活。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的，“主动和胜利，是可以根据真实的情况，经过主观能力的活跃，取得一定的条件，而由劣势和被动者从优势和主动者手里夺取过来的。”⑦毛泽东战略指导艺术之高超、精妙，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概括地讲，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对形势作出正确的判断，使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很好地符合起来；照顾好全局的各个方面，把握战略枢纽，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那些最重要最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和动作上，推动全局的发展；随机应变，因情措法，不拘一格，不守陈规，灵活地运用兵力与战法，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仗；审时度势，趋利避害，扬长避短，充分利用敌人的一切弱点，充分发挥自己的一切长处，在全局上处于劣势和被动地位时，善于造成许多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进而夺取全局的优势和主动。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实践中身体力行、并取得辉煌成就的这些战略指导要则，是我党我军执行积极防御战略夺取革命战争胜利的主要经验。
其四，适时地进行军事战略的调整和转变。这是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实践中成功地发挥指导作用的又一重要形式。在不同的时期，面对不同的形势和任务，我军在军事战略上进行了多次调整和转变。比如，在革命战争时期，我军曾实行了从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的游击战向后期的运动战的转变，从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转变，从抗日游击战争向解放战争大规模运动战的转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实行过从战争前期的运动战向后期的阵地战的转变。新中国成立后，在维护国家安全、巩固国防的斗争中，我军也进行了几次战略重点和主要战略方向的转变。这些战略转变，有从这一战争时期到另一战争时期、从这一战争阶段到另一战争阶段的转变，也有从战时到平时以及和平时期的转变。在这些战略转变中，具体的战略方针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从总体上讲，我军历史上的这些战略调整和转变，都是在积极防御这个总的战略框架内进行的，但在调整与转变之前、之后，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着重点及其具体做法则有明显的不同，即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不断地被赋予了新的实践内容。这种符合实际情况的战略调整和转变，使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运用不断跃升到新的阶段。实践证明，当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的转折关头，适时实行军事战略的调整和转变，对推动军事斗争全局的发展和争取战略主动权至关重要。战略调整和转变是一种全局性的变化，为了顺利地进入新的战略阶段，必须全面地把握影响形势变化的种种复杂条件，深刻理解这种变化的战略含义，并据此变更自己的方针、策略，正确地规定战略转轨后的目标和方向，克服战略转轨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和障碍。只有这样，才能在变化了的形势下充分发挥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指导作用，把军事斗争引向新的发展阶段。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长期稳定的科学指导意义。它所揭示的军事斗争指导规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国军事战略的指南。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靠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打胜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仍要继承它、发展它，坚持它在军事战略领域里的指导地位。
坚持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从根本上说，是我们国家和军队的性质所决定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历来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称霸，不搞侵略扩张，不首先发动战争去进攻别的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军事斗争中始终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正义的自卫立场，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这是我国军事战略与霸权主义国家军事战略的一个本质区别。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所进行的军事斗争仍然具有防御性和积极性，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也就仍将具有根本的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仍将是我国军事战略的理论基石。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并不是对历史经验的简单重复，而是以科学的态度，使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与新的历史条件相结合，并予以发扬光大，坚持继承和发展的统一。邓小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新时期的战略指导问题，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包括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内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体系，为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和今后的国防建设，为提高新时期军事斗争艺术指明了方向。1980年10月，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我们未来的反侵略战争，究竟采取什么方针？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
⑧这就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军事战略的积极防御性质，确立了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和新时期国防建设的指导地位。邓小平对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不仅表现在他对这一战略思想的精神实质进行了深刻的阐释，而且突出地表现在他把这一战略思想与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军事战略领域里的新课题紧密结合起来，充实了它的内涵，拓展了它的功能，为这一马克思主义战略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找到了新的生长点。首先，正确地把握当代战争与和平的基本走向，系统提出了遏制战争的战略主张。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是包含着“制战”内容的。1956年，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军委制定的保卫祖国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就提出要不断地加强我国的军事力量，扩大国际统一战线活动，从军事上和政治上制止或推迟战争的爆发。后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我国安全面临的威胁加重，毛泽东从应付最复杂最困难的情况考虑，较多地强调了战争的不可避免性的一面。70年代后期以来，特别是进入80年代后，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科学的分析，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了新的战略判断。他认为，霸权主义是当代世界战争的总根源，由于霸权主义的争夺，世界上仍存在着战争的危险；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在这一战略判断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反对霸权、维护和平、遏制战争的一个整套系统的战略思想。他一方面指出世界性战争可以推迟或可以避免；另一方面，又强调和平要靠争取才能赢得，要把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作为一项严重的任务摆到我们国家和全国人民的日程上面”⑨，
只有积极开展反霸斗争，才能真正争取到一个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这就为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运用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使积极防御中的“制战”思想在新的战争与和平形势下得到充分的发挥。遏制战争是和平时期军事斗争的一项重要职能，是积极防御的防御性和积极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突出体现。它要求我们在实行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战争发生后如何以积极的攻防行动，能动地夺取战争胜利的问题，而且要注重在战争发生前开展各种积极有效的斗争，通过军事斗争与政治、外交斗争的密切配合，有力地遏制各种不安全因素的增长，遏制不安全因素向导致战争的方向发展，即使出现了一些局部战乱，也要尽量遏制小的冲突升级扩大为大的战争。当然，遏制战争要有赢得战争的能力作物质基础，赢得战争的能力越强，军事威慑效益越大，也就越能对战争起到遏制作用。充分发挥军事斗争遏制战争的职能，是新时期战略指导上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个重要发展。
其次，全面地反映新时期国家安全的战略需求，正确规定了新时期军事斗争要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证的战略任务。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成为我国抵御侵略、巩固国防的根本指导思想。毛泽东始终高度警觉地注视着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从国家的安全利益出发，谋划战略全局。邓小平针对新时期国家安全环境的特点，从党和国家的大战略的高度，把新时期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同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大局联结起来，提出了军事战略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思想，解决了新时期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的宏观定向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考虑问题，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主要着眼于长远的战略利益。在新时期，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全面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是我们最大的国家利益。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就其基本着眼点来说，是要为这一利益的实现提供军事上的保障。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将在一个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进行，还存在着种种现实的和潜在的不安全因素，国防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必须全面反映新时期国家安全的需求，尽量限制和消除不安全因素的作用，努力争取和维护有利于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和平稳定的安全环境。这是明确新时期军事斗争目标指向的基本依据。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我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肩负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我们一定要扎扎实实地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为保卫世界和平，为保卫祖国领土的安全，为争取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神圣大业作出新的贡献。”⑩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也明确指出，要不断地增强我国的国防实力，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证。这就为我军在新时期的战略任务作了质的规定，并使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运用和发展，与新时期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的总体谋划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就要着眼于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的需求，从争取最大的战略利益出发，把国防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纳入提高综合国力这一国家发展战略的轨道上去，并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针对国家安全面临威胁的性质、程度、形式和方向，明确我们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具体的斗争策略，使我军在任何复杂的环境中都能担负起党和国家赋予的神圣使命。
第三，明确地提出未来军事斗争准备的重点，实行由侧重准备对付大战到侧重准备应付局部战争和突发事件的战略转轨。毛泽东对积极防御战略思
想的阐述，基本上是围绕全面战争展开的。毛泽东的战略指导实践活动中，也包含着对局部战争的指导，如抗美援朝战争及几场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等，但他对战略问题考虑的重心一直是放在大规模的全面战争可能发生上的。邓小平根据对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冷静分析，得出了大战在一个较长时间里打不起来的判断。同时，他又提醒我们，大战固然可能推迟，但是一些偶然的、局部的情况是难以完全预料的。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央军委于1985年作出了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决策，由过去的立足于大战转到重点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局部战争和突发事件上来，这是军事战略指导上的一次重大调整。局部战争中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仍要坚持毛泽东提出的一些基本的战略原则，但又有许多具有自身特点的新作法。比如，全面战争要力争把战争引向持久，局部战争则强调尽可能地缩短战争进程；全面战争需要举国迎敌，局部战争则要尽量避免战争的扩大升级，减少局部战事对国家建设大局的影响，等等。总之，军事斗争准备上由过去的侧重对付大战到侧重应付可能的局部战争和突发事件的战略转轨，使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新时期的运用具有了新的形式和内容。
第四，密切地注视现代科学技术对战争和战略的深刻影响，突出强调研究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问题的新课题。毛泽东创立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时，我军技术装备状况还十分低下，后来逐渐由“小米加步枪”发展到拥有了大炮、坦克和飞机。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毛泽东透过朝鲜战场的炮火硝烟，清醒地看到了现代化战争与我们过去所进行的战争的巨大差别，深刻地指出：“为了保卫祖国免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依靠我们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了，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战术..以便迅速地把我军提高到足以在现代化的战争中取胜的水平。”(11)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更加重视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他论述军事战略问题，总是把现代技术条件的发展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考虑进去，强调要研究现代化战争的特点，研究现代技术条件下的积极防御和人民战争问题。他把现代技术条件与我军的战略传统联系起来，提出了“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新命题。他指出，在现代化战争中，积极防御仍然要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之上，要“立足以弱胜强，以劣势装备战胜现代化装备”(12)同时又指出：“现在的人民战争与过去不同，装备不同，手段也不同”(13)，要注重研究新情况下的新问题。他强调要“努力提高干部指挥现代战争的能力”(14)，天上的、地下的、水中的，都要学会对付；无论陆海空战，都要重视争取制空权问题，“否则，什么仗都打不下来”(15)。他还十分重视国防科研和我军武器装备的现代化，认为“装备的改进，使人民战争更有力量”(16)，并强调我们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这就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新高度上，发展了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当前，由于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的飞速发展，现代战争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从海湾战争和其他几场带有高技术性质的局部战争看，这种战争越来越具有突然性、立体性、快速性、机动性和纵深性的特点。大量、密集地使用高技术打击兵器，可以不需要通过一系列战役战斗行动即能达成一定的战略目的。这就使过去战争中的一些传统战法受到严重挑战。探讨对付高技术战争的问题，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回避不了的重要课题。对未来高技术战争对策和战法的探讨，仍然要以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作指导，但在作战思想、作战形式、作战方法、作战手段、作战指挥和作战保障等方面必须进行大胆的创新。当前，全军正遵照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认真分析高技术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里运用所产生的全方位的影响，深入研究高技术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根据发展变化了的作战条件，创造符合未来战争需要并具有中国特色的作战理论。完全可以预料，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一定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注释
①②④《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 ，第199页，第199页，第207页。③⑥⑦《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406页，第490页，第491页。⑤《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48页。⑧⑨⑩(12)(13)(14)(15)(16)《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论述选编》，第44页，第16页，第52、第53页，第49页，第46页，第114页，第57页，第46页。(11)《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359—360页。
毛泽东的国防观及其现实意义
方敏 杨放 王银泉 邱世昌
毛泽东的国防观，是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作为观察和分析国防问题的理论基础，紧密结合国际形势和我国的国防实际，运用我国军事及与军事相关的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因素所构成的综合力量，为维护国家主权、国土完整和安全，防备外来入侵和颠覆所形成的思想认识体系。它从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出发，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以国际战略形势和我国所处的安全环境为依据，以积极防御战略为指导，成功地制定和解决了国家的防务政策、国防力量建设、民防和国防设施、国防科技发展和国防教育等一系列有关国防理论与实践的重大问题，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的国防观，产生在尖锐复杂的国际斗争、我国的国防实际和优秀华夏传统文化之中，有独特的国情与革命战争经验以及国际战略形势的背景。毛泽东又是一位极富革命胆略和创造精神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这些独特的条件，形成了毛泽东独具特色的国防观。研究毛泽东的国防观，无论是对于全面正确地把握毛泽东思想体系，或是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防，均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指导意义。一、充满辩证思维的国防观
观念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在不同性质、不同处境国家里的国防实践，所形成的国防观是不尽相同的。毛泽东以务实的态度正视中国国情，洞察世界发展的大势，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揭示和阐发国防的真谛，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防观。
（一）毛泽东国防观既重视军事防卫，也重视全民防卫，强调军民的结合。建设强大的国防，对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国防，国家安全就无从维护，而国家的安全须臾离不开军队，军队是国防的支柱，这是古今中外国防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对此，毛泽东是始终强调的。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反复强调，我们不仅要有一强大的陆军，而且还要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没有强大的军队，新中国的安全就没有保障。同时他还指出，国家的安全既要靠军队，还要靠人民。1956年毛泽东在概括中国革命的经验时指出：还是照这个规律，“力量小的，同人民联系，强；力量大的，反人民的，弱。”①60年代初，毛泽东又深刻指出，国家不分大小，只要充分动员人民，坚决依靠人民，进行人民战争，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可以打败的。他主张，必须在全国范围内，以民兵组织的形式，把能拿武器的男女公民武装起来。为实现这一思想，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确定了一系列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动员全民办国防的方针、原则。例如在我国第一部 宪法性文件《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均有保卫祖国的义务。1958年又号召全国“大办民兵师”。对民兵组织这种形式，毛泽东十分赞赏。他说，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民兵既是军事组织，又是劳动、教育、体育组织，这种形式很好，应当推广，各级党委要抓，特别是省委书记要亲自抓，对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②还具体要求：小县一个营，中县二个营，大县一个团。在毛泽东的国防观里，既强调军队对国家安全的重大作用，也重视全民防卫的基础作用，这种立足于人民战争，强调军民结合的国防建设思想，是毛泽东国防观的主要内容。
（二）毛泽东国防观既把国防看作一种军事行为，又把国防看作一种社会行为，强调军事活动与社会活动的结合。由于毛泽东把国防的基点放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基础上，强调全民国防的战略思想，因此他认为，国防事业不仅仅是一种军事行为，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行为。只有动员起全社会各界参与国际活动，并成为整个社会的自觉行为时，国防建设才能顺利进行，国防才能真正巩固，国家安全才有最可靠的保障。毛泽东多次讲，国防事业是军队的事业，也是党的事业、国家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因此，建设国防，保卫国防，是党、政府、军队和人民的共同职责和义务。新中国成立之初，针对近代中国有国无防，屡遭外来入侵的悲惨历史，毛泽东提出，要在全民中树立国防意识，社会各界要充分认识国防的重要性，在国家的各项建设中，均要照顾到国防建设的需要。毛泽东还具体要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把国防建设摆在应有的位置，把发展生产与增强国防力量统筹起来考虑，保证在企业、交通、民航、通讯领域中，积蓄国防力量；甚至在农田、水利建设中，亦要为战场建设创造有利条件。在武装力量组织上，毛泽东主张建立以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位一体、平战结合的防卫体制。1954年，我国颁布的第一部 国家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防建设是全社会的事，是党、军队、政府和人民的共同职责和义务。这就使上述思想正式上升为国家根本大法的重要条文，从而更具有权威性。此后，我国的宪法虽几经修改，但其中关于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动员、依靠全国人民保卫国防，依靠社会各界建设国防的思想和原则始终未变。
（三）毛泽东国防观既注重国力的增强，又重视军力的提高，强调在富国的基础上强兵。富国与强兵的关系历来是政治家和军事家关注的战略性课题，处理得当与否，对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国防力量的提高，均会产生重大影响。正确处理富国与强兵的关系，也是毛泽东国防观的重要内容之一。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其毕生追求的目标之一是“富国强兵”。在这二者关系上他认为先富国才能强兵，国富才能强兵，从而为国家安全奠定基础。新中国成立伊始，他就明确指出，国无防不立，强兵是必要的。百多年来，中国一直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胜利了的中国人民必须及时加强我国的国防，特别要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军，以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氢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的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③但是，强兵的基础在于国富，离开国富，强兵就是一句空话。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他明确讲，要加强国防建设，就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为了建设强大的国防，“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1964年8月。毛泽东还生动地把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比作“拳头”与“屁股”的关系，并指出，“屁股”坐稳了，打出去的拳头才有力量。可见，毛泽东所讲的加强国防，前提是发展国家的经济实力，把国防的强大放在经济强大的基础之上来考虑的。这种对富国强兵的辩证认识以及富国与强兵结合的思想，是构成毛泽东国防观的又一重要内容。
（四）毛泽东国防观强调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的结合，既重视国防的硬件建设，又重视国防的软件建设。国防的建设与巩固离不开一定的物质条件，先进的武器装备，足够的兵源，训练有素的军队，正规军、地方部队、民兵
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等等，这些都是国家安全必不可少的保证。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经过不太长时间的发展，中国的武装力量得到了很快的发展，特别是原子弹、氢弹、导弹等尖端武器装备的研制成功，使中国国防的硬件建设实现了质的飞跃，中国国防的物质力量确实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由于有了重要的物质保证，对维护我国的安全，慑止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与扩张，产生了强大的作用。对我国这样一个经济上仍很落后的大国而言，却能在世界舞台上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国防物质力量的总体提高，是不能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
国家安全有了这一点基本的物质力量，是否就意味着国家安全有了可靠的屏障呢？毛泽东认为，还远远不够。他指出，国防力量的真正强大，归根结底，取决于人民的能动作用及其凝聚力，在于自觉的组织纪律，在于军内外的紧密团结，也就是说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还要筑起精神的长城。他强调要加强全民族的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提高保家卫国的责任感。在一段时间内，鉴于当时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和我国所处的战略环境，毛泽东一再提醒和告诫全党，要准备打仗，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可能导致的突然事变。这种准备既要有物质上的，也要有精神上的，“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准备打仗的精神。”④在军队建设上，他也始终把精神文明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强调“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⑤。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提高干部战士的马列主义水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水平。他一再要求军队干部、地方干部，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如果只抓“国防事务”，“不搞政治思想工作，那就很危险”⑥。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上，毛泽东历来坚信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规律，认为只要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就会形成不可估量的力量。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的结合，在毛泽东国防观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五）毛泽东国防观既注重依靠本国力量，还善于利用国际力量，强调内外结合的国家防务的安全效应。鉴于我国近代历史上受帝国主义列强随意摆布欺凌的沉痛教训，毛泽东提出在国防建设指导思想上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他反对依附于某个大国，反对把提高国防力量的基点放在外部支援上。他坚定地认为，国防的建设和发展主要应依靠本国的力量，本国实力地位的增强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最可靠的保障。但是，毛泽东从来不反对、不排除争取国际力量的支持。在一定条件下，争取国际力量的支持是兴国安邦所不可缺少的。只有把国内国际力量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从而维护世界的和平。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亲自主持制定了积极的和平外交路线。其基本内容是：团结一切热爱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反对一切侵略扩张的政策和行径；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等等。尽管由于受当时特定的国际政治环境所制约，在一段时期内，我国曾不得不采取“一边倒”的做法，但这并未影响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采取积极、慎重的策略，稳定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努力团结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与霸权主义，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而斗争。50年代中期，随着世界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亚非拉各国在保卫世界和平中作用的发挥，毛泽东认为，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对于一个国家的和平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他一方面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一方面更加注重同广大亚非拉各国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团结。与此同时，由于帝国主义集团发生分化，西欧、日本等各国对美国的离心倾向日趋发展，毛泽东洞察这一形势，提出要争取他们，团结更多的国际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保卫世界和平。这些思想发展到60年代，便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国际统一战线理论。70年代，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世界”的理论。这一理论完全打破了原有两大阵营的思维定势，着眼于对世界各国经济、政治、军事实力以及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所奉行的对外政策的综合考察，正确地揭示了国际战略形势的基本格局，这不仅为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指明了方向，也为我国的国防战略确立新的原则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础，对保证我国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的安全与发展，对维护世界和平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毛泽东国防观的成因
毛泽东国防观产生于我国特定的历史环境，它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国际社会背景、中国的国情，以及民族文化传统。
（一）国家面临的威胁和我国国防的实际，是毛泽东国防观形成的客观基础。中国曾经是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文明大国、强国，五千年文明对世界作出过巨大贡献。可是，到了近代，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由于封建政府的腐败，国防有名无实，帝国主义肆意入侵，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百年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民族屈辱史、灾难史、血泪史、也是一部斗争史。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尊严，优秀的中华儿女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为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与牺牲。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标志着长期遭受国际列强侮辱、侵略和欺负的历史的终结，标志着一个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大国的重新崛起。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始终处在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之中。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及其他敌对势力，时刻没有忘记阻挠中国的发展与强大，他们不希望看到一个有巨大潜力的东方大国的崛起，他们一直威胁着我国的主权和安全。新中国刚一成立，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竭力颠覆、封锁和包围，妄图把中国扼杀在摇篮里。到50年代后期，在实施硬的一手不能得逞之后，又采用软的一手，妄图“和平演变”、“不战而胜”。60年代初，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国际上反华浪潮一浪甚于一浪。60年代中期后，国际上由于霸权主义的激烈争夺，世界局势严重恶化，中国周边也再次出现严峻、紧张的局势。70年代初，美苏两霸为了各自的战略利益尽管都调整了对中国的战略，都想打“中国牌”，但严峻的国际形势不得不使中国人民为自己国家的安全保持警惕。毛泽东多次讲，中国的胜利来之不易，我们必须及时地加强国防建设，发展强大的国防力量来保护自己。他针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严峻局势，一再提醒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加紧国防体系的布局和建设，要与帝国主义争时间抢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