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基础差、底子薄的发展中大国，选择什么样的国防科技战略，才更有利于赢得时间和速度，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甚至可能在某些高新技术领域直接进入前沿呢？50年代中期，毛泽东、党中央果断地决定，我国国防科学技术的发展要以尖端技术为重点。当时，所谓尖端技术，主要是指原子弹、导弹技术。确定以尖端技术为重点，这是毛泽东、党中央针对帝国主义的核威胁和核垄断，为使我国尽快拥有核反击力量作出的战略性决策，同时也是洞察世界新科技革命的大趋势，为带动和促进我国整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性选择。
为了加快尖端技术的发展，毛泽东、党中央强调要借鉴战争年代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宝贵经验，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形成拳头，重点突破，由全局劣势变为局部优势。由于力量集中，措施有力，我国国防尖端技术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取得了令全世界为之惊叹的成就。60年代初，苏联撤走专家时曾断言，中国“二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弹”。但事实是，1964年10月16日我国就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6月17日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时间，苏联用了4年时间，而我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1970年4月24日，我国又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今年10月，用自己研制的多系列运载火箭共发射各类型卫星（包括外星）40颗，其中返回式卫星15颗。现在，“两弹一星”已成为我国尖端技术成就的象征，它反映了我们国家、民族的能力，也是我国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正经历一场伟大的革命，各个领域出现了重大突破和新的飞跃，产生并继续产生着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形成了令人瞩目的高技术群，下个世纪将是高科技的世纪。高科技的发展，大大增加了现代武器装备的技术含量，现代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已表现为高科技的较量。为此世界各国都在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美国等发达国家把保持和争夺技术优势看成比直接使用武力更有效的威慑力量，某些发展中国家也把发展高科技作为威慑手续和军事潜力。面对世界高科技竞争的严峻挑战，1988年10月，邓小平
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指出；“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14)为了增强我军在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战争下的防卫作战能力，我们要进一步增强高科技意识，更加自觉地把研制生产高技术武器装备作为重点，这不仅是迎接新技术革命挑战的重要对策，而且是力争掌握战略主动的关键措施。
（三）自力更生为主，同时抓住机遇积极引进先进技术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之一，也是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建国初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我军武器装备必须立足国内研制和生产。即使在50年代有苏联援助的情况下，他也一再指示，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正因为我们始终把依靠自己的力量作为基点，60年代初，在苏联毁约停援、搞突然袭击时，才能够处乱不惊，沉着应变，灵活处置，及时调整部署，迅速攻克难关，在“两弹一星”方面取得突破。毛泽东同志曾风趣地说：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专家逼着我们走自己的路，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这些年来，国际战略格局和战争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但冷战的结束不可能改变西方发达国家企图垄断和把持高新技术的实质，这已成为他们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手段之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无论是60年代初苏联背信弃义，还是80年代未美国对我实行制裁，都使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一些高新技术，尤其是国防尖端技术，国外是不会转让给我们的，只能靠自己去攻关，去拼搏，去创造。这样，才能经得起国际风浪的冲击，防止受制于人，立于不败之地。
强调自力更生，决不是盲目排外，搞自我封闭。在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同时，抓住时机，大胆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是毛泽东的又一重要思想。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15)他还形象地说过：要“先写正楷，后写草书”。事实证明，50年代，我国抓住中苏友好的有利时机，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引进苏联先进技术、设备和智力，对我国国防科研工作的开拓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当前，对外开放已成为基本国策，我们更要抓住有利时机，尽可能多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智力，进一步提高国防科学技术水平，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
（四）坚持全国“一盘棋”搞好大力协同
1962年10月，罗瑞卿在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实现原子弹爆炸，这是全国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水平的集中表现，绝非那一个部门所能单独办到的，必须得到各工业部门、科研单位的密切配合，以及全国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的大力支援。对此，毛泽东作了重要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几十年来，大力协同，集智攻关，不仅是核武器研制发展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而且已成为整个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
毛泽东关于大力协同的思想，反映了现代科技、现代工业的特点和要求，同时也是群众路线在国防科研生产中的应用和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讲，现代化武器装备既是现代科技、工业的产物，又是现代科技、工业的缩影，技术复杂，涉及面广，综合性强，是宏大的系统工程。以卫星通信工程为例，它包括卫星本体、运载火箭、发射场、地面测控网和通信地面站等五大系统，每个大系统包括若干分系统，每个分系统由若干子系统构成，每个子系统又由众多的仪器、部件、零件组成。再如，核潜艇的研制，几乎涉及到全国各个省市，各个部委，几千个厂所院校，上万名科技人员。如此庞大的工程，只有坚持全国“一盘棋”，大力协同，群策群力，密切配合，才能保证各个环节协调发展，达到预期目的。
毛泽东关于大力协同的思想，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有利于把各路科技大军汇集起来，形成整体优势，在某些关键技术领域首先取得突破，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60年代，为了加快核武器的研制，中国科学院所属的20多个研究所，冶金、化工、石油、机械和军工部门的科研院所，以及清华、北大等高等院校，都投入很大的科研力量，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科技难题。正是由于各部门、各地区的大力协同，才汇集成一股巨大的合力，使国防科研、试验、生产和建设急需的人力、物力、财力得到保障，大批原料、材料及配套产品立足国内，众多的科技难关得以攻克。可以说，我国国防科技工业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全国大力协同的结果，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今后，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伟大变革中，国防科技工业战线一方面要深化改革，转换机制，注重发挥市场功能，积极引入竞争机制，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一定要进一步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增强全局观念，发扬大力协同的优良传统，依靠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力争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上一个新台阶。
（五）充分发挥科技人才的作用，建设具有世界水平的国防科技队伍
建国初期，我国科技力量非常薄弱，国防科技人才更为缺乏。毛泽东十分重视科技人才，认为这是关系我们事业成败的决定性因素。1953年，他明确指出：“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技术的人，并使我们的技术能够得到不断的改善和进步。”(16)1956年1月，他又强调说；要改变我国在经济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态，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足够数量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
(17)五六十年代，毛泽东还多次邀请科学家讲授有关科技发展的知识，亲自与科技人员座谈，听取他们对我国科技发展的意见，了解他们生活学习的情况。总的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毛泽东和我们党的一贯思想。为了迅速组织国防科技队伍，毛泽东、党中央采取了许多强有力的措施。比如：通过多种途径，动员、争取在国外留学、工作的专家回国；选派青年知识分子到苏联及其他国家留学深造；从全国各部门、各地方选调科技骨干充实壮大国防科技队伍，等等。由于国防尖端技术保密性强，许多专家和科技人员，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离开大中城市，离开亲属朋友，奔赴戈壁荒原，深山峡谷，不为名，不为利，埋头苦干，扎实工作，甘当无名英雄。他们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曾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高度赞扬。去年年初，邓小平在南巡重要谈话中指出：“我要感谢科技工作者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和争得的荣誉。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18)这充分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对老一代科学家的无比尊重和对他们历史功绩的高度评价，也是对广大国防科技人员的极大关心和鼓舞。
当今世界经济以至综合国力的竞争，集中体现为科学技术的竞争，而核心是人才竞争。在人才竞争中、国防科技人才的竞争最为激烈。一些发达国家的人士普遍认为，今后一个时期，国防科技政策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吸引、保留和造就关键技术人才、人才资源是未来国防科技工业基础中最宝贵的资源。面对人才竞争的大环境，我们要进一步全面落实中央有关知识分子的政策，通过深化改革，建立健全人才激励机制，努力培养造就一支具有世界水平的国防科技队伍，保证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
三、加强集中统一领导，重大问题由党和国家高层决策
国防科技工业的战略地位和特殊的发展规律，决定它必须坚持党和国家的统一领导和高层决策，这样才能根据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的要求，结合国家经济、科学条件的实际可能，在集思广益、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当断则断，不失时机地作出决策和部署。
（一）在组织体制上必须建立有高度权威的领导机构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对于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的建设与发展，毛泽东、党中央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在组织上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并随着事业的发展壮大适时地加以调整和加强。早在1950年10月，就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兵工委员会，直接领导兵器工业的生产和建设；1951年4月，成立了以聂荣臻为主任的中央军委航空工业管理委员会，加强了对航空工业建设的领导。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为了加强对国防科技、国防工业的统一领导和协调，先后成立了以聂荣臻为主任的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以贺龙为主任的国防工业委员会，以罗瑞卿为主任的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1962年12月，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更有力地促进原子能工业的发展，力争在较短的时期内取得更大的成果，又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中共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后改称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中央专委自成立到1974年4月，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了60多次会议，对原子弹、氢弹、导弹以及核潜艇的发展，确定了许多重大方针、原则和政策措施。我国“两弹一星”之所以能在时间短、困难大的条件下取得成功，中央专委的统一领导和决策起了决定性作用。
“文革”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国防科技工业管理体制出现了严重混乱，领导多头、管理分散、机构重迭现象非常突出。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邓小平曾多次指出：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必须高度集中统一。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国防科技工业管理机构进行了重大调整改革，加强了对尖端与常规、科研与生产的集中统一领导，并对发展方向、重大项目和军民结合等问题，作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实践证明，要实现党和国家对国防科技工业的集中统一领导，就必须建立具有高度权威和效能的领导机构，只有这样，才能防止政出多门，各行其是，做到统一规划，统一组织，统一实施。这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国防科技工业的重要保证和鲜明特征。
（二）在重大决策上必须提高科学化、民主化水平
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立足比较落后的经济、科技基础，要对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尤其是国防尖端技术和重大武器装备系统的发展作出决策，既需要极大的勇气，又需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五六十年代，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把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识、气魄与科学求实精神结合起来，对国防尖端技术和重大武器装备的发展，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随着这些决策的胜利实现及其巨大影响，人们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关于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决策是极其英明的。
中共十三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指出：积多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要保证决策正确，执行有效，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建立和健全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和执行程序。毛泽东、党中央关于发展原子弹的决策，就充分体现了这一原则。1953年，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向国家提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建议，中央随即指示地质部成立专门机构，进行铀矿地质勘探工作。1955年1月14日，周恩来邀请地质学家李四光和钱三强，详细询问了我国核科学技术研究和铀矿地质资源的有关情况，翌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重要决定。当时，毛泽东指出：“我们国家已经知道有铀矿，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19)再如，中央关于发展导弹的决策也是根据专家的建议作出的。1956年2月，从美国归来仅4个月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向中央提出了发展航空及火箭技术的建议。随后，中央军委组织有关专家对发展航空火箭技术和制造导弹问题进行了多次研究。同年5月，在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周恩来出席中央军委会议，作出了发展导弹的决定。以上可以看出，党和国家的这些重大决策，是科学化、民主化的突出体现，也是民主集中制的产物。
现在，随着新技术革命的深入，现代武器装备不仅日趋高技术化，而且耗资成倍增加，加之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对决策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凡事关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方向、目标、重点的重大决策，都是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又要立足国力的可能；既要注重我军现代化建设对国防科研、生产的需求牵引，又要注重科学技术尤其是高科技对武器装备发展的巨大推动，只有经过战略、战术、经济、技术的全面论证和综合平衡，才能保证决策正确和有效执行。如果单凭老经验、想当然，就不可能作出正确决策，甚至会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为了少走弯路，避免失误，在决策中要注重严格决策程序，完善决策制度，注意发挥决策咨询机构的作用，尤其要十分注重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善于集中群体的智慧，使决策建立在科学化、民主化的基础之上。正如邓小平所说：“认真听取专家的意见，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是使我们少犯错误，做好工作所必需的。”(20)最近，江泽民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们的基本信念应该是相信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要以这个作为决策的哲学基础和科学基础。这说明，坚持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实质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严格遵循科学规律的重大原则问题。
（三）在宏观调控上必须有统一规划和明确的战略目标
加强党和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和高层决策，主要是为了搞好宏观调控，而调控的方式、手段除确定重大方针政策外，最重要的就是统一规划，提出明确的战略目标。这也是毛泽东、党中央领导国防科技工业的重要思路。1953年1月，当我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会议，审议国防工业“一五”建设计划。同年8月，中央政治局又专门召开会议，听取汇报，讨论并审定了国防工业“一五”建设计划的安排，明确提出要在五年内初步改变国防工业落后面貌的目标，还就企业的新建和改造，制式武器的试制和生产，以及飞机、坦克、舰艇的修理和制造，规定了明确目标。1956年，根据毛泽东关于向科学技术进军的指示，在周恩来主持下，国家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规划中把原子能技术、喷气与火箭技术、半导体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等国防急需专业的技术作为国家重点，并提出了明确的发展目标。事实证明，制定统一规划，明确战略目标，有利于保证国防科技工业稳定协调、高速高效地发展，也有利于激励、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围绕共同目标团结奋进。而且，目标一经确定，即使发生暂时困难和挫折，也要坚定不移，百折不挠地去完成。就以原子弹研制来说，1958年6月，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指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十年功夫完全可能。1959年6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中苏签定的新技术协定，拒绝提供有关核武器的技术资料，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党中央毅然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把原子弹研制出来；1961年10月，又决定争取用3年时间爆炸原子弹。为了实现预定目标，毛泽东多次强调：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一定要抓紧进行，不能放松。1962年12月，中央专委领导原子能工业部门，在调查研究、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制订了两年规划；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胜利实现了原定目标。
几十年来，制定统一规划，明确战略目标，已成为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和管理的重要经验。事实证明，发展科学技术，尤其是高技术，更需要加强计划性。世界各国对高技术尤其是军事高技术的发展，也都是由国家高层决策，实行统一规划和严格调控的。1988年10月，邓小平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都在制订高科技发展计划，中国也制订了高科技发展计划。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21)，1992年初，他在南巡中谈到科学技术发展时说：“每一行都树立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一定要打赢。”(22)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一定坚持以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抓住机遇，开拓奋进，推动国防科技工业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为实现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上新台阶的宏伟目标而奋斗！
（作者单位：国防科工委）
注释
①②⑨(15)《毛泽东选集》第5卷 ，战士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31页，第271页，第144页，第285、第286页。③⑦⑧(14)(18)(21)(2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9页，第99页，第367页，第279页，第378页，第279页，第378页。④(19)《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11页，第27页。⑤(11)(12)(16)(17)《毛泽东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第361页，第358页，第361页，第361页，第361页。⑥《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选》第1卷，第12页。⑩《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5页。(13)引自毛泽东1956年1月25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20)《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97页。
伟大的创造科学的理论
——论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
何理 岳忠强 王长存
毛泽东创立的、并在长期革命和建军实践中得到极大丰富和发展的军队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它从根本上保证了我军永远是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军队性质，是我军完成作战、训练和各项任务的强大动力，是人民军队政治优势、革命本色和优良传统的重要体现。
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战争和军队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反映人民军队本质和政治工作规律的科学，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建军宗旨的思想；关于整个军队的方向就是政治工作方向的思想；关于政治工作的总方针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思想；关于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是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和提高战斗力的思想；关于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是政治工作三大原则的思想；关于掌握思想教育是我军政治工作中心环节的思想；关于发扬三大民主，加强革命纪律的思想；关于党的三大作风就是政治工作作风的思想；关于政治工作要从中国革命和军队的实际出发，力戒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思想；关于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思想，等等，构成了一个严密而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
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和伟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它科学地回答和解决了如何建设一支由无产阶级先进政党领导的、具有强大战斗力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从而使它成为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作为我党我军政治工作一代宗师毛泽东的伟大创造——军队政治工作思想，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仍然是我军建设和政治工作的科学指南。当前我军所面临的时代以及所担负的任务，与过去相比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最根本的就是要完整、准确地学习和领会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解决军队建设中的实际问题。这也是本文所要着重论证的主要内容。
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建设一支新型人民军队，是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的核心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任何取得胜利的革命的第一个信条就是打碎旧军队，解散旧军队，用新军队代替它”①。毛泽东根据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指出：中国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②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夺取革命胜利的斗争中，首要的和起决定作用的是必须创立并拥有一支能够完全适应伟大革命战争需要的人民军队。“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③。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正是在波澜壮观的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建设实践中应运而生、丰富发展的。
军队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其根本性质，归根到底是关于它的阶级属性问题，即归谁掌握、为谁服务的问题。一切反动的旧式军队尽管服装不同，旗帜各异，具体的阶级归属和服务对象千差万别，但在本质上都隶属于剥削
阶级的统治集团或其中某一派别，都是为少数人或狭隘集团的利益服务的。我军与旧式军队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它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军队。这是毛泽东给人民军队本质作出的科学规定，也是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所要解决的最基本的政治原则和政治立场问题。
（一）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阐明了党与军队的关系，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建设新型人民军队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认为，在军阀分裂割据的旧中国，历来是有军则有权，军多则权大。旧军阀统治的特点就是军事支配政治，武力控制政权。但人民军队不能走旧的军阀主义的老路。我军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在党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为实现党的历史任务而战斗。因此，军队的一切行动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不允许同党闹独立性，决不允许任何个人向党争夺兵权。他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④因此，军队政治工作应从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组织上，建立健全党委制、政治机关制、政治委员制和连队党支部制，并不断完善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在政治上，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切实保证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在军队中的贯彻执行，努力完成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在思想上，对广大官兵进行马克思主义革命理想和革命精神教育，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总之，全军一切组织、一切人员和一切行动都必须绝对听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指挥。
为了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必须克服一切“左”的或右的错误倾向，坚持正确的思想原则，警惕和反对资产阶级与党和人民争夺兵权。从建军开始，毛泽东就主张必须反对和抛弃各种企图削弱、摆脱党的领导的军阀主义倾向和单纯军事观点，并在“古田会议决议”中阐明了必须坚持党领导军队的重要思想，规定红军的一切工作都要“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⑤。在反对张国焘拥兵自重，分裂红军的斗争中，他进一步地提出了“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⑥的著名论断。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及时纠正了在红军改编后曾一度出现的某些削弱和放弃党的领导的新军阀主义倾向，拒绝了国民党向我军派遣军事指挥人员的无理要求，坚持了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和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方针。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针锋相对地挫败了国民党妄图让共产党交出军队的罪恶企图，并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强调了坚持和健全党委制，反对党和军队内部存在个人独断专行和分散主义倾向。在建国后的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又多次指出，枪杆子必须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绝不允许它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粉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妄图分裂军队，篡夺党权军权的阴谋，坚持了党对军队的集中统一领导。我军发展的历史表明，坚持和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首要前提和决定性因素。
（二）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阐明了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保证了我军是一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队伍我军的性质不但决定于党的领导，同时也取决于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军队的宗旨是关于这个军队是为谁服务的根本方向问题。
在建军初期，毛泽东就十分注重军队的服务方向，并通过对广大官兵进行新旧军队性质对比和政治教育，批评当时存在的那种“不认识红军和白军是根本不同的”⑦雇佣观念，在官兵中树立为自己为人民打仗，为工农阶级而作战的思想；要求军队同时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全面审视我军成长壮大的历史过程，集中而深刻地论述了我军的根本宗旨。指出，这个军队“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⑧根据这一思想确定的我军政治工作的根本职责之一，就是教育全军官兵认真学习、深刻理解我军的宗旨，真正做到一切言论行动都合乎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并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我军来自人民、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性质决定的。作为人民子弟兵，我军战士从入伍的那一天起就接受为人民当兵，为人民解放事业而战斗的思想教育，树立了正确的革命理想和人生观。通过这种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生动的而不是教条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广大官兵能把自身的解放与人民的解放、党的事业、军队的任务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并自觉地为之英勇奋斗。因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仅是关系我军建设方向的重要政治原则，而且也是一个重要的实践原则，它具体地生动地体现在我军的全部历史和全部活动之中，也体现在我军每个成员的一言一行上。我军官兵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的高度政治觉悟；为人民革命事业不怕困难、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以革命利益、人民安危为生命的自我牺牲、英勇献身精神；与人民休戚与共的血肉不可分割的联系；爱护群众的一草一木、一针一线的自觉的群众纪律等等，都是其具体表现。几十年来，正是由于军队政治工作认真地坚持和贯彻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使我军为人民立下了不朽功勋，成为一支举世无双、深受人民爱戴和拥护的人民子弟兵队伍。
（三）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阐明了政治工作的三大基本原则，保证了我军良好的内外关系
古往今来，军队中官长与士兵的关系，以及军队与民众的关系，都是与军队及其所进行的战争的性质直接相联系的。毛泽东从揭示和批判旧军队官兵对立、军民对立的反动本质出发，把建立良好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作为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必然要求，提出了著名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政治工作三大基本原则。
官兵一致的原则，是人民军队内部关系的本质规定，是人民军队性质在官兵关系方面的具体化。我军所有官兵都是为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而战斗的，在政治上一律平等，人格上互相尊重，生活上互相关心，只有职务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我军创建初期，毛泽东即针对旧军队中官长压迫士兵，官兵严重对立以及当时我军内部存在的旧的军阀主义作风，提出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⑨他明确规定军队内部严格实行“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繁琐的礼节，经济公开”⑩等制度，从而奠定了我军新型官兵关系的基础。后来我军坚持实行的尊干爱兵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就是本着这个原则不断完善和发展的结果。实践证明，坚持官兵一致的原则，就能形成官兵平等、上下一致、同甘共苦、互相友爱的新型内部关系，有效地增强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军民一致的原则，是人民军队正确处理军政、军民关系的基本准则，是人民军队性质在对人民群众和政府关系方面的具体化。毛泽东认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军队只有与人民打成一片，才能无敌于天下。他明确提出，我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和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等项任务，即学会消灭敌人和唤起民众两套本领。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我军充分发挥了既是一个战斗队，同时又是一个生产队和工作队的伟大作用，开展生产运动，实行生产自给，减轻人民负担；组织和帮助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斗争，进行经济建设；拥护政府、热爱人民，广泛开展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活动，模范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而使我军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正如毛泽东所说：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只要军民团结一致，那就是任何力量都打不破的铜墙铁壁。
瓦解敌军的原则，是在军事打击的同时，依靠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军的一种策略手段，是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本质的必然要求。毛泽东说：“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11)。瓦解敌军工作的政治基础是我军所从事的战争之正义性和进步性。开展政治攻势，宣传我军战争之正义和自卫防御的性质，揭露敌方战争的反动性、侵略性，说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指明其必然失败的趋势，以动摇敌军官兵的信心和意志。大量事实表明，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大多数敌军士兵，包括一些下级军官都是被反动统治者欺骗和强迫驱赶到战场上卖命的，因此，他们可以在正义战争和革命政治工作的感召下觉醒。即使在民族革命战争中，对来自异国的敌军士兵也能够收到好的效果。宽待俘虏，是瓦解敌军的重要政策，也是人民军队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重要方面。它可以有力地揭露敌军的反动宣传，争取广大被蒙骗敌军官兵放下武器，投诚起义站到人民方面来，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敌人。
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所阐明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政治工作三大基本原则，是人民军队本质属性的规定，是创建新型人民军队并始终保持其性质的三块主要基石。这三个方面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性质的决定性保证，是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前提条件，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则是我军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全部工作的归宿。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乃是人民军队本质的外在表现。毛泽东在总结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经验时指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而如果没有这种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军队，就不可能是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队”(12)。
依靠群众，充分发挥我军政治优势，从根本上提高战斗力，是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的基本着眼点
我军长期面对着在数量上和装备上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充分相信和依靠群众，发挥人民军队特有的政治优势，是战胜敌人，完成我军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的可靠保证，这也是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的基本着眼点。
毛泽东以伟大哲人的眼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分析历史上各种形式战争的经验教训，比较敌我双方的优劣条件，揭示出我军特有的政治优势在于人民军队及其所从事的革命战争之正义的、进步的性质，它能够把广大人民群众（军内和军外的、武装和非武装的）最大限度地动员和组织起来，形成一切优势装备都无与伦比的强大战斗力。列宁说：“在任何战争中，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由那些在战场上流血的群众的情绪决定的”(13)。世界战争史无可辩驳地表明，在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战争潜力和革命威力，是任何一种力量都无法战胜的。政治工作作为党在军队中进行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它是党与群众的纽带和桥梁，是把人民群众中的战争潜力转化为现实战斗力的中介和重要激发机制，是发挥人民军队特有政治优势的必要条件和可靠保证。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十分注重发挥人民群众对战争胜负的决定作用；注重发挥先进思想对群众行动的先导作用和动力作用；注重发挥党组织在群众中的核心领导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并以此形成自己区别于其它各种军队的思想教育、精神教育的明显特点。
（一）动员和组织群众支援战争、参加战争
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力量。他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14)由战争性质而造成的人心向背，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只有革命军队所进行的进步正义战争才能真正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反动的、非正义战争，因其脱离人民，必然遭到人民群众的反对。我军所从事的人民革命战争以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的彻底解放为目标，战争的胜负直接与广大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所以必然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空前广泛的同情和拥护。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证明：“兵民是胜利之本”(15)。“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16)因此，我军政治工作的头等重大任务，就是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支援战争、参加战争，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中国革命战争正是在广泛动员、组织人民群众的基础上取得胜利的。正如毛泽东反复强调的那样，在敌强我弱，物资条件异常艰苦困难的条件下，这个政治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如果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17)。
（二）掌握思想教育，培养官兵成为自觉的革命战士
毛泽东说：“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18)同样，思想教育也是军队政治工作的中心环节。这是因为，“思想的进步是一切工作进步的枢纽”(19)，军队中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思想领先的原则。
掌握思想教育，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纲领路线教育。毛泽东强调，“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20)我军官兵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自觉的战士。党的纲领、路线是革命利益的集中体现和全党全军的行动准则，没有对党的纲领、路线的正确理解，就没有正确的自觉的革命行动。因此，毛泽东十分注意用党的纲领和政策统一全党全军的行动。他昭告全军将士：“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21)。
掌握思想教育，必须坚持对官兵进行革命理想和正确人生观的教育，提高官兵的思想政治觉悟，自觉抵制各种错误思想，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毛泽东指出：“军队的基础在士兵”(22)。没有革命的政治精神的军队是没有战斗力的，甚至是腐败的军队。但是这种革命精神不是自发、自然产生的，它要依靠革命的政治工作向广大官兵进行贯注。教育部队树立明确的革命目标，提高思想觉悟，激发广大官兵为人民而战的积极性。教育部队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念，敢于压倒一切敌人，不怕牺牲，不怕困难的战斗意志。教育部队自觉服从革命大局，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树立为了革命的整体利益奉献一切，甚至牺牲生命的思想。教育部队苦练杀敌本领，提高官兵的练兵热情，熟练掌握手中武器，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武器装备在战场上的威力，实现武器与人的最佳结合。（三）充分发挥党组织在群众中的核心领导作用和干部的骨干带头作用，以
形成无坚不摧的强大战斗力
我军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集团，因此，必须根据革命战争的需要和党的组织原则把全体官兵组织成为一个高度团结统一的战斗集体。与其它军队不同，我军官兵不是单枪匹马的个人英雄，而是革命的集体英雄主义者。所以，我军战斗力主要来自组织的力量，团结的力量和集体的力量。全军统一领导和团结的核心不是任何个人或其他宗派，而只能是共产党及其各级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