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7年9月中旬至1937年10月初，八路军首战平型关告捷；在敌军侧翼和后方作战，配合友军保卫忻口、太原；出击察南、冀西，打击晋东北敌军，切断敌张家口至代县的交通线；打击沿正太铁路西犯的日军，支援国民党军作战。
此阶段，华北战场是以国民党军队为主的正规战争。因国民党政府执行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军事上又采取被动防御的方针，结果连连失利。11月8日，太原失守，华北大部地区为日军所占领。面对上述变化，毛泽东于太原失守的次日指示八路军：在华北正规战争业已结束、游击战争转入主要地位的形势下，日军不久将以主力向我军所在的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各要点进攻。我在上述四区活动之部队，应控制一部，执行袭击敌人的任务，大部分散于各要点，组织群众武装，在统一战线基本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筹办粮饱，实现自给，扩大部队，打击汉奸，发展左派；进一步发挥独立自主精神，期于一个月内取得显著成效，以便准备充分力量对付敌向我内线的进攻(11)。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确定华北党组织和八路军当前的中心任务是：以山西为主要阵地支撑华北抗战，立即实施战略展开，广泛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具体部署是：一一五师一部与中共晋察冀省委相配合，依托恒山山脉，继续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一一五师师部率三四三旅以及邓小平率领的八路军总部机关部分人员与中共山西省委相配合，依托吕梁山脉，创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一二○师与中共晋西北省委相配合，依托管涔山脉，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一二九师主力和一一五师之三四四旅与中共冀豫晋省委相配合，依托太行、太岳山脉，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毛泽东在山西战场这盘围棋上，布下了四个“活眼”。使八路军在战略上处于主动地位。在把山西建成敌后抗战战略支点上，这是决定性的一着。
第三，全面创建山西4个抗日根据地，把“活眼”做好。
从1937年11月到1938年4月，前述山西4区进入全面创建抗日根据地的阶段。毛泽东连续电示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要在粉碎日军进攻的同时，扩大兵源，发展党的组织，改造旧政权，建立统一战线组织和群众抗日团体，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把根据地真正建成开展人民战争的铜墙铁壁。
到1938年5月，山西4块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连续粉碎日军的轮番“围攻”和“扫荡”，歼灭了敌人，发展了自己。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党、政、军、统、群各组织系统，党员发展到1万余人，八路军扩展到7万余人，山西新军扩展到50个团，牺盟会、战动总会、工农青妇各群众团体的成员达20万余人。对此，毛泽东在作《论持久战》讲演时，有一个生动的描述：“在山西，我己三面包围了同蒲路（路之东西两侧及南端），四面包围了太原城”，“我之包围好似如来佛的手掌，它将化成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法西斯侵略主义者，最后压倒在山底下，永世不得翻身”。
第四，以山西各抗日根据地为中心，八路军主力向周边省区迅速扩展，充分发挥山西战略支点的作用。
1938年春，毛泽东等多次电示八路军，要以山西敌后根据地为依托，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同年4月至6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大力开展平原游击战的指示》，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和《论持久战》的讲演。截至1938年12月，八路军调集主力，从山西出发，开赴冀南、冀中、冀鲁豫边、冀东、大青山、山东等地，与当地党组织和人民抗日武装相配合，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和钳制敌人，共作战千余次，歼敌2万余人，八路军发展到15万余人，创建了冀中、冀南、冀鲁豫、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取得了在平原坚持游击战的初步经验，完成了以山西为支点向华北敌后实行战略展开的任务。
第五，依托由战略支点辐射布形成的华北敌后战场，实行战役攻势，继而举行战略反攻，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1943年6月1日，毛泽东就华北敌后抗战的方针、任务致电彭德怀：“抗战还须准备三年”，“我党应在此三年中力求巩固，屹立不败。对敌应用一切方法去坚持必不可少之根据地，反‘扫荡’、反‘蚕食’之军事斗争与瓦解敌伪之政治斗争，均须讲究最善方案”。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除坚持三三制外，应以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如人民（主要是农民）经济趋干枯竭，我党即无法生存。为此，除组织人民生产外，党政军自己的生产极为重要”。“对党内政策：一是整顿三风，二是审查干部，三是保存干部”。“如能实施上述各项，不犯大错，我党即可立于不败之地”。(12)包括山西在内的华北各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关根据这一指示，克服困难，依靠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和“蚕食”，连续挫败了敌人的5次“强化治安运动”。至1943年，整个华北敌后根据地进入了恢复和再发展的新阶段。1944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了《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说，提出解放区军民的首要任务是：“消灭敌伪，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在华北的八路军和中共组织积极执行这一战略任务。各部队先后发起攻势，收复了大片国土。经过1945年的对日全面反攻，彻底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抗日战争结束时，党在华北的组织有北方局和4个中央分局（晋绥、晋察冀、平原、山东），17个区党委（省委），74个地委，6个市委，577个县委。与此相对应，有大区抗日民主政权机构——晋绥边区行政公署、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山东省政府和16个行政公署（省级），74个专员公署，6个市政府，577个县政府。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完全处于执政地位，积累了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丰富经验。
四、关于创建敌后抗战战略支点的历史启迪
毛泽东创建中心根据地的实践，源于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井冈山斗争。他的名著《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系统地总结了创建井冈山中心根据地的经验。由“星火”而“燎原”，便成为毛泽东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基本思路。在抗日战争中，面对敌强我弱的战争局面，毛泽东提出创建敌后抗战战略支点的构想，并在实践中获得完全的成功，更把由“星火”而“燎原”的基本思路推向新高峰。
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由亲自部署上党战役、邯郸战役，到亲自指挥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更把他的基本思路升华为高超的领导哲学和战争指导艺术，极大地推进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进程。因此，我们探讨毛泽东把山西作为敌后抗战战略支点的构想和实践，可以上升到领导哲学的高度来理解，从中获得历史的启迪。
（作者单位：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注释
①②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第566页，第599页，第599页。④⑩(11)(12)《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 ，第35页，第35页，第48—49页，第355页。⑤⑥⑨《毛泽东军事文选》，第83—84页，第87页，第83页。⑦《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160页。⑧《周恩来传》，第372页。
毛泽东思想与琼崖革命
徐冰 钱跃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革命的进程大大地加快了。坚持23年孤岛奋战的琼崖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始终高举革命红旗，最终取得了琼崖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是琼崖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既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也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琼崖人民在长期的斗争中探索、创造了不少经验，他们的实践活动丰富充实了毛泽东思想。
一、毛泽东思想对琼崖革命的指导
琼崖革命在其各个历史时期都得到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党中央、毛泽东十分关心和重视琼崖孤岛的革命斗争，一方面通过广东党组织转达指示，另一方面与琼崖特委建立电台联系（1939年建立，其间曾中断5年多），及时地直接指导琼崖革命。
1.政治路线的指导，在历史性的关键时刻为琼崖革命指明了航向毛泽东思想对琼崖革命在政治路线上进行指导表现为：在琼崖革命紧要关头和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及时指明全国及琼崖的形势特点和党的任务。1930年，周恩来在上海听取冯白驹关于琼崖革命情况的汇报后，充分肯定了琼崖党抓住红军、农村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这三件大事，并指出琼崖今后必须依靠群众坚持武装斗争。这实际上转达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1935年，琼崖特委接到党中央、毛泽东有关抗日讨蒋的指示。1937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南委向琼崖特委传达了党中央、毛泽东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琼崖特委遵循这一指示，与国民党琼崖当局谈判，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独立队，实现了琼崖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局面。
抗日战争是中国革命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毛泽东思想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日趋成熟，因而对琼崖革命的指导更加有力、更加全面；在琼崖，孤岛抗战极为艰苦，问题错综复杂，也迫切需要党中央的支持和指导。毛泽东认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坚持抗战的最基本的条件，不仅要联合民族资产阶级，而且要联合部分大资产阶级进行抗日，另一方面在统一战线内部要坚持必要的斗争，在斗争中发展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关键问题是坚持无产阶级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1940年1月，党中央指示琼崖：因在任何条件下，日本必占琼崖不退，琼崖特委应作长期坚持计划。其一，要从抗日大局出发，坚持团结，共同抗日；其二，“对琼崖要放手的干”，“不顾国民党的任何阻碍”①，应比广东其他地区更放开手脚；其三，“要把琼岛创造为争取九百万南洋华侨的中心根据地”，②争取侨胞的支持是琼崖革命的一大特点；其四，对琼崖反区逆流“须随时警惕”③，给予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在抗日战争即将结束的历史转折关头，党中央、毛泽东指示琼崖：中国当前形势是国民党的继续反动与反民主，但中国共产党及全国新民主主义力量的不断发展，已成为中国命运的决定者，因此“琼崖党在最短期间内，须集中力量扫荡一切反民主势力，加紧扩军建军，以达到迅速控制全琼，迎接盟军登陆作战的任务。”④琼崖党政军民未雨绸缪，以清醒的头脑防患于未然，使抗战的胜利成为琼崖革命彻底胜利的前奏。
1946年8月，琼崖特委接到上级关于南撤越南的指示后，立即请示党中央，要求继续坚持琼岛斗争。10月30日，毛泽东亲自拟稿回示琼崖：你们意见很对，应当坚持斗争，以占领整个海南岛为目标⑤。这一指示在关键时刻指明了琼崖革命的方向，增强了琼崖军民团结制胜的信心和决心，被琼崖特委奉为“走向胜利的指南针”⑥。
1949年初，针对琼崖区党委提出力争琼崖先广东大陆而解放的问题，中央指示琼崖：这种可能性不大，琼崖军民应脚踏实地，勿操之过急，要保持清醒头脑，有计划地歼灭敌人，壮大自己。12月，华南大陆基本解放后，毛泽东指示四野“以四十三军及四十军准备攻琼崖”⑦，同时命令琼崖区党委和琼纵负责接应野战军渡海作战。1950年1月，毛泽东在分析当时国内外形势和琼崖具体情况后要求“争取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⑧。这一决策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变海南岛为第二个台湾的梦想，其正确性及时性为随后的历史充分证明。
2.军事路线的指导，从根本上保证了琼崖革命武装斗争的主动权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中极为璀璨的一部分。在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进行革命，如果没有一条正确的军事路线做保证，革命就不可能成功，党中央、毛泽东一直关心琼崖的军事斗争，从多方面给予悉心指导。
第一，放手壮大革命武装力量。
毛泽东在党的八七会议上就曾指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一向凭借其武装力量对人民实行残暴统治，如果我们不积极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就无法进行革命。琼崖抗战不久党中央就指出：冯（白驹）部还只有千人，太少了，应在一年内至少扩大一万人枪⑨。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毛泽东又要求琼崖进一步扩大军队，扩大解放区，同时发展民兵游击队，配合主力作战⑩。
党中央、毛泽东还特别重视琼崖军队的正规化建设。1944年秋，中央指示琼崖独立总队改编为独立纵队；1947年10月，中央军委决定将“广东省琼崖游击队独立纵队”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极大地鼓舞了琼崖军民，也标志着琼纵在向正规化发展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
第二，战略战术的指导。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领导中央红军反“围剿”斗争的战略战术和经验传到琼崖，对琼崖苏区和红军的发展壮大起了显著的推动作用。抗战时期，党中央、毛泽东多次指示琼崖“采取灵活游击战术，打击敌伪力量”(11)，毛泽东还指示冯白驹，待顽军进攻时，应集中主力打其一部，各个击破之(12)。解放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指示琼纵学会打大仗，“学会集中主力打运动战，争取每次歼灭敌军一营一团”(13)。琼崖纵队遵循这些指示，有步骤地壮大自己，伺机歼灭敌之有生力量，并逐渐转入战略反攻。党中央指示琼崖在反攻中适当集中主力，先歼弱敌，务求全部、干脆、彻底消灭敌人，不打消耗战、击溃战，在发展上仍应本乡村包围城市之方针，逐步扩大我区(14)。这些指示把毛泽东的十大军事原则运用到琼崖斗争中，集中优势兵力，“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15)毛泽东在总结金门岛战斗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正确指出了海南战役的特点和有利条件，指示十五兵团与冯白驹建立直接电台联系，“把琼山、澄迈、临高、文昌诸县敌军配备及敌海军情况弄得十分清楚，并经常注视其变化。”(16)随后，毛泽东又批准了广州作战会议提出的“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战役指导方针。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从战略战术上保证了海南战役的顺利进行并最终取得胜利。
第三，根据地的建设。
根据地是我党在农村积蓄革命力量、坚持长期革命战争的战略基地，根据地建设的好坏直接关系到革命的成败。毛泽东曾经反复论证：中国革命斗争的长期性及其残酷性，使得游击战争具有了战略地位，而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黄巢、李闯王式的农民战争无一不是因其流寇主义而失败。
土地革命时期，琼崖革命根据地有过较大发展，但也遭受过挫折，根据地军民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开展武装斗争。琼崖抗战爆发后不久，党中央、毛泽东就指示琼崖特委要把琼岛创建为党在南方扩大影响、培养干部的根据地。1940年5月，周恩来在重庆接见庄田和李明时代表中央指出：敌人在琼崖驻扎着大量装备优良的部队，你们的斗争，将会遇到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因此，必须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逐步把五指山根据地建立好，这是由于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决定的，没有根据地，琼崖革命斗争就难以长期坚持下去(17)。同年11月，中央再次指示琼崖特委要认识黎苗群众所在地的“五指山脉一带山地，将是我们长期抗战的最后的可靠根据地”(18)，只有有了这一巩固的后方，琼崖才能坚持长期抗战。由于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刨建五指山根据地的工作没有能很快地进行。1943年黎苗族人民举行白沙起义，反抗国民党的残暴统治，并在起义受挫后主动寻找共产党。琼崖特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挺进白沙，逐步建立了五指山革命根据地，进可攻，退可守，对琼崖解放战争的深入进行起了巨大的作用。
党中央、毛泽东非常关心琼崖根据地的政权、经济等方面的建设。抗战时期，毛泽东找琼崖负责人谈话时说：琼崖有党有军队，但缺少政权，游击根据地要有民主政权才是，政权要做到三三制(19)。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琼崖特委加快政权建设步伐，至抗战胜利时，全琼除保亭、乐东两县外，各县均有县级抗日民主政权组织；至1948年夏，琼崖临时人民政府控制的解放区和游击区已占全岛总面积的五分之四，人口约占全岛的五分之三。
关于琼崖根据地的经济建设，1940年1月，中央指示琼崖特委丝毫不要依靠国民党发饷，要依靠人民筹给，一切自力更生(20)。随后又指示琼崖特委从收救国公粮、收各种捐税及发展人民生产中去解决长期给养问题(21)。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毛泽东直接指导了琼崖土地改革，还指示琼崖：财政经济政策应从自力更生减轻人民负担而着重于发展农村的农业生产和小工业生产，再配以整理税收及建立运输业，才能立于长久不竭(22)。遵照这些指示，琼崖党组织和民主政府积极开展根据地的生产和经济建设，使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有力地支持了革命战争。
3.组织路线的指导，对琼崖革命领导核心的形成和健全起了关键作用
正确的组织战线是实现党的政治路线的根本保证。琼崖孤岛斗争，远离中央，需要一批熟知该地区实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与琼崖具体实际相结合，远见卓识，坚韧不拔的领导核心。从1929年冬起，冯白驹肩负起琼崖革命的领导责任，琼崖革命的曲折过程逐渐锻炼出以冯白驹为首的坚强的领导集体，保证了琼崖革命的最后胜利。在这个领导核心的形成过程中，党中央、毛泽东发挥了指导作用。
1940年，毛泽东接见琼崖负责人时谈到：冯白驹同志在琼崖搞得那么久，情况熟悉，和群众关系密切，琼崖特委书记和独立总队的队长，还是由冯白驹同志担任好(23)。他还谈了对冯白驹的希望：（1）要多帮助同志；（2）多抽时间看书学习；（3）军事委员会由冯白驹负责好否？如好就这样(24)。周恩来在重庆接见庄田和李明时再次谈到“冯白驹是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中央的意见还是要他当特委书记，兼抗日游击队的总队长和政治委员，对琼崖的革命斗争实行一元化领导。你们要支持冯白驹的工作，在琼崖特委的集体领导下，共同把革命工作搞好。”(25)
为支持琼崖革命，党中央还陆续派出大批优秀干部充实琼崖特委和部队的领导机关，庄田、李振亚、罩威等被派干部后来都成为琼崖领导中的骨干，他们既热爱琼崖的革命事业，又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和斗争经验，大大加强了琼崖革命的领导力量。
党中央、毛泽东还根据琼崖党的队伍状况，指示琼崖认真在学生、青年等进步知识分子中吸收党员，并在军队中公开建立党的政治领导，发挥党员模范作用。1947年，党中央决定将琼崖特委改为琼崖区党委，直属中央领导。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推进了琼崖党的组织工作，至1949年8月，琼崖党员已有1万名左右，占全广东党员的1/3。
徐向前在总结琼崖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时指出：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冯白驹为首的琼崖党组织的坚强领导核心，人民和华侨的支持，一支按毛泽东建军思想组织起来的人民军队，是琼崖革命坚持到胜利的主要原因
(26)。这个分析是很精辟的。琼崖革命虽然在远离中央的孤岛上进行，但就23年斗争的全过程而言，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在琼崖始终起主导作用，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领导，就没有琼崖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思想对琼崖革命的指导表现出如下特点：其一，这一指导始终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既站在全国革命的高度，又十分照顾和尊重琼崖革命的特殊性（尤其考虑到琼崖特殊的地理环境以及革命力量的生存和发展，要求琼崖更加放手地进行革命）；其二，这一指导坚持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的原则，在转达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时，给琼崖的贯彻和发挥留有充分的余地；其三，这一指导坚持了全面和重点相结合的原则，既突出了一时期的工作中心，又照顾到琼崖革命斗争的方方面面。这样，就从根本上保证了琼崖革命沿着正确的轨道不断推向前进，直至取得彻底胜利。
二、琼崖革命对毛泽东思想的丰富
琼崖的孤岛革命遇到了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琼崖军民勇于实践，在斗争中坚定而又创造性地执行中央的指示，不断探索总结经验教训，其革命实践丰富了毛泽东思想。
1.“二十二年红旗不倒”丰富了党的武装斗争理论
1927年琼崖“四·二二”政变后，琼崖党组织转入农村，发动组织农民建立根据地，开展革命武装斗争。在“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艰苦卓绝斗争中，琼崖革命武装——琼崖纵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先后经历了土地革命的两起两落，日寇的“蚕食”、“扫荡”和国民党四十六军的“清剿”等一次次严峻考验，战胜了强大的敌人，最后迎来了琼崖革命的彻底胜利，创造了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史上的奇迹，他们以自己的光辉实践丰富和证明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的科学论断。
琼崖在开展长期武装斗争的过程中，根据孤岛斗争的特点，十分注意总结作战经验，加强战略战术思想研究，不断发展具有自己特色的军事战略战术，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内涵。1956年陈毅就曾肯定琼崖革命“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特别是游击战争史上有特殊的一页”(27)。
抗战时期，琼崖军民坚持持久的抗日游击战，成功地运用了伏击与奇袭的战术，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积小胜为大胜，把战略上的劣势转变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达到了消耗敌人、壮大自己的目的。尤其是在反日寇“蚕食”、“扫荡”的斗争中，在未与中央接上电讯联络的情况下，琼崖特委制定了“坚持内线，挺出外线”的方针，分散了敌人的力量，既保存了老根据地，又发展扩大了新根据地，把抗日战争推向全岛，粉碎了日军强化海南占领区的阴谋。很显然，这一正确方针的制定和实施，是创造性地运用了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战术思想。解放战争时期，琼崖纵队主要采用伏击、运动相结合的战术，作战形式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甚至攻坚战发展。他们在总结军事斗争经验时提出：“集中优势力量，特别是绝对优势，是确保战役及战斗的主动权，干脆彻底地包围歼灭敌人的有力保证”(28)，道出了我军最重要的战争秘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海南战役。战役前夕，冯白驹和琼崖特委从敌我力量的对比及琼纵的实际情况出发，及时向野战大军提出两点建议：第一、乘敌人防线尚在部署，还不严密，先偷渡一批兵力；第二、若是这样不行，就派一批干部和军械技术人员，偷运一批枪支、弹药，充实琼纵战斗力。这一建议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肯定，并为广州作战会议确定为对琼的作战方针。当时，我军毫无渡海作战经验，没有海空军支援，要对付具有现代防御优势的敌人，确实是一个难题。琼崖纵队建议解放大军抓住战机，偷渡兵力充实琼纵部队，增强岛上接应力量，里应外合，为大规模渡海作战创造条件，无疑是明智之举，实践证明，这一建议是完全正确的。这次大规模登陆作战是我军建军以来第一次渡海登陆的成功战例，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2.琼崖土地革命的创举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之一，其政策性相当强。琼崖革命根据地是全国开展土地革命比较早、也比较突出的地区。1928年初，琼崖特委和各县苏维埃政府领导各地开展土地革命，最有成绩的乐四苏区通过了一个《土地问题的临时办法》，规定：“一、土地权归农会，耕种权归农民。二、所有一切地主土地及公田（如祖赏田等），除酌给其家属耕种外，余者收归农会。三、尚未切实查户口重新划分土地经界以前，所有自耕农原耕之田地，仍暂由耕者耕管，但须向农会领取耕田证。四、所有贫农未得田耕或耕而不够食者，可切实向农会报告发给。..(29)从时间上看，它早于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
从政策水平上比较：首先，琼崖没有提“没收一切土地”，而是实行“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及公田”的政策，这就抓住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主要矛盾，反映了贫雇农的要求。当时广东省多次指示琼崖“由县苏维埃政府没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30)，“六大”之前中央也出现过“没收一切土地”的“左”的主张，与之相比，琼崖的土地政策水平明显高出一筹。
其次，琼崖规定给地主家属耕种的土地，给其出路。我们实行土地革命主要是针对封建土地剥削制度，而不是简单地从肉体上消灭地主，不给予地主生活出路显然是错误的。广东省委当时指示琼崖“现在一定要坚决地喊出‘消灭一切地主阶级’的口号，根本不容许不耕田而收租的人有生活的权利。”(31)中央也有人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毛泽东关于土地革命的一些正确主张曾一度被讥为“富农路线”，我们党直接解放战争时期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才明确规定地主、富农同样分配土地，由此我们也不难发现琼崖土地革命经验的重大意义。
再次，琼崖较早地认识和照顾到自耕农的土地利益。侵犯中农利益是当时党内“左”倾错误的一种典型表现，琼崖能有如此的政策水平，实属不易。
最后，关于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和质量标准问题，琼崖最早提出以乡为单位，以肥瘦为标准，抽多补少，抽肥被瘦，远远早于全国其他地区。
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强调，在中国，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赢得农民群众，谁就赢得了中国。土地革命是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内容。琼崖的土地革命开展时间早，政策水平高，充分显示了琼崖人民的革命首创精神，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激发了农民群众的生产和革命积极性，其实践活动实际上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注入了重要的内容。
3.琼崖革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模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分析问题，是我们党经过长期革命实践总结出来的指导革命的最重要的原则。
琼崖革命在远离中央的孤岛上进行，斗争环境之险恶可想而知，有时在与上级党组织和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只能独立自主地解决棘手的问题。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琼崖党组织逐步懂得了一切从琼岛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在分析形势确定任务时，较好地掌握了创造性地灵活地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中央指示与琼崖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以制定正确的斗争方针。
正确对待“北撤”、“南撤”，是琼崖革命坚持实事求是的典范。
1946年2月，中央指示琼崖纵队北撤山东。琼崖特委接到指示后分析琼岛特殊地理条件和敌我斗争状况后认为，一方面要执行中央从全局出发的指示，着手北撤的准备工作，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琼崖的内战已经爆发，必须做好自卫反击、坚持斗争的准备。“北撤”指示不慎泄漏后，在部队和地方引起了很大的思想波动，为此，琼崖特委发出了《执行上级指示继续坚持自卫斗争的决议》，提出继续坚持自卫斗争的措施，及时扭转了我军的被动局面。
1946年8月，广东区党委指示琼崖：全国内战爆发后，广东将出现十年黑暗的局面，琼崖斗争将更加困难，因此，琼崖纵队主力须撤往越南。琼崖特委认真研究分析琼崖的实际：国民党军队正严密控制沿海渡口和船只，以围剿我军，强行南撤，将遭敌围歼；即使能安全撤出，今后又怎么打回来？
据此，琼崖特委一致决定暂不执行“南撤”指示，并请示中央，说明如执行此指示，那琼崖整个工作就要跨台。党中央非常重视此事，毛泽东亲自拟稿回示：你们的意见很对，应坚决坚持斗争。
早在1930年，毛泽东痛陈本本主义的危害时指出：“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32)琼崖特委和琼纵没有盲目地执行上级指示，而是从琼崖的具体斗争实际出发，分析客观形势，勇于解放思想，勇于实事求是，勇于把中央的指示与琼崖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充分体现了琼崖军民在革命实践中锻炼出来的理论素质和探索勇气，这也是他们最终坚持到胜利的最重要的武器。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点，琼崖革命是遵循实事求是原则的典范，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4.“山不藏人人藏人”对群众路线的丰富琼崖能坚持孤岛奋斗的一条重要原因是琼崖和军队能依靠群众，组织群众支持革命，把党的纲领化为千百万群众的实践。土地革命时期，琼崖特委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革命受挫后，在母瑞山坚持斗争的冯白驹等人意识到：长期在山上，由于同人民隔绝，无法发动群众，使琼崖革命的恢复和发展非常被动，必须突围下山，到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地区东山再起。下山后，在群众的掩护下，党的恢复工作得以顺利展开。在实践中冯白驹深刻地认识到：“不是山藏人，而是人藏人”，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革命就寸步难行，人民群众才是革命者真正的靠山。
抗战时期，琼崖党组织在敌伪顽军的夹攻中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斗争中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群众观点，琼崖特委总结为：（1）采取正确的民众观点，群众是党生存的基础，是党力量的源泉，党失掉了群众就等于失掉了生命。（2）尊重群众的利益。共产党员要以群众利益为出发点，同时要善于创造群众利益，帮助他们生产，改善其生活。（3）向群众学习。从群众中吸取知识，彻底纠正轻视群众的观点。（4）凡是共产党员都应该负担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任务，学会做群众工作(33)。对照一下党的七大总结的群众路线，我们不难发现琼崖党和军队对群众路线理解的深刻程度。
群众路线不仅是我们党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而且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认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党只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领导群众、发动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以冯白驹为杰出代表的琼崖革命者在斗争中较早地悟出了“山不藏人人藏人”的道理，他们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总是坚信群众的力量，总是紧紧依靠群众，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坚持自觉地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奋斗，从而建立起与琼崖人民群众血肉相联的亲密关系，形成了强大的向心力，凝聚成战无不胜的伟大力量。“山不藏人人藏人”是群众路线较早的、朴实而又准确的实质性概括。山是死的，人是活的，如果群众不支持革命，不仅革命不可能成功，而且革命本身也就失去了意义。琼崖革命实践丰富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群众路线。
冯白驹在总结海南岛的斗争时非常精辟地概括了毛泽东思想与琼崖革命的关系：“海南党的组织二十多年来，远离中央，在摸索中创造了一些成绩，但我们必须懂得，我们的斗争并不是孤立的，如果没有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全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我们海南是不可能单独得到胜利的。在全部的过程中，虽然有些时候我们与中央断绝了直接的联系，但就在那些时候我们从中央公开发表的文件中，从毛主席的著作中，初步地体会了毛泽东思想的要点，而这就是我们海南岛的斗争能够坚持与发展的最根本的原因”(34)。琼崖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他们艰苦曲折、可歌可泣的实践活动也从多方面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内涵。毛泽东思想以及琼崖革命者的探索精神，至今仍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作者单位：中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注释
①②⑨《中共中央书记处对琼崖工作的指示》，1940年1月26日。③(18)《中共中央书记处对琼崖工作的指示》，1940年11月7日。④(11)(12)(19)(20)(21)(24)(33)《琼崖抗日斗争史料选编》，第307页，第14页，第23页，第131页，第5页，第20页，第130页，第301页。⑤⑥⑩(13)(22)(28)《琼崖解放战争史料选编》（上）第98页，第476页，第98页，第98页，第17页，第228页。⑦⑧(14)(16)《琼崖解放战争史料选编》（下）第268页，第406页，第10页，第406页。(15)《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 ，第1247页。(17)(25)庄田：《琼岛烽烟》，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页，第9页。(23)《中共琼崖特委第三次执委会议记录》，1941年2月15日。(26)徐向前：《琼崖纵队史·序》，1986年。(27)《新海南纪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页。(29)(30)(31)《琼崖土地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297页，第7页，第118页。(32)《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11页。(34)《冯白驹研究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9页。
毛泽东世界观转变时间新探
王兴国
目前，学术界大部否定毛泽东自己关于他在1920年夏天已经基本实现世界观转变的说法，认为这个转变完成的时间，是1920年冬天，或1921年春天。我历来肯定毛泽东自己的说法①。现将近年来对这个问题研究的一些新认识写下，与学术界共商。
读三本书与世界观转变的关系
毛泽东1936年和斯诺谈话时曾说，他在1919年冬至1920年春第二次去北京时，读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之后，“到一九二○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②80年代初，随着研究的深入，国内学术界有人考证，发现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出版于1920年8月，柯卡普著、李季译的《社会主义史》出版于1920年10月，考茨基著、恽代英译的《阶级斗争》出版于1921年1月③。这样，毛泽东本人的回忆便出现了前提（读三本书）与结论（世界观转变）之间的矛盾。在解决这个矛盾时，有人相信他的前提，即确实是读了三本书之后才有世界观的转变，而不相信他的结论，即既然当时三本书还未出版，也就不可能读到，因此他不可能有1920年夏天的世界观转变。按照这种逻辑推论下去，主张“冬天说”者也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当时这三本书还没有出齐。如果要等这三本书出齐，至少要到1921年春末夏初，毛泽东才能全部得到这些书，阅读之后，还要有一个消化的过程。按照这个逻辑，毛泽东的世界观转变的时间要推迟一年，即1921年夏天。显然这又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我认为，比较合理的办法是，不要把读这三本书与毛泽东的世界观转变的时间过于直接地、机械地联系在一起。必须承认，这三本书对青年毛泽东的确产生过很大影响，因为他不但在1936年与斯诺谈话时讲过这件事，而且在1941年9月对中央妇委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讲话时，又一次谈到了它：“记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④与1936年谈话相比，这次谈话就比较客观一些，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一些，它没有和毛泽东自己世界观转变的时间直接挂钩。我所以不主张将毛泽东读三本书与他世界观转变的具体时间直接联系起来，还有三条理由：
其一，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并不是一本马克思主义著作，而是站在费边主义的立场所写的书，书中对马克思学说的介绍，并没有超出当时中国报刊已有水平，相反，却对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基本上予以否定，如说历史唯物论“常含有一种宿命论在里面”，说马克思讲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在历史上是不真实的”。作者还特别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论，认为让无产阶级去做解放全人类“这样伟大的历史上的职务，能够做得好吗？能够有所成就吗？”⑤显然，毛泽东要从这样一本书中得到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不可能的。但由于该书是在中国出版的第一本系统介绍从圣西门开始至1913年以前西欧各国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发展情况的书，从而为毛泽东了解社会主义运动及其发展历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这一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后便多次提到它。
其二，毛泽东读的《共产党宣言》完整译本，虽然是在1920年8月陈望道的译本出版之后，但是他接触和了解《共产党宣言》的基本观点的时间，则可能比第二次去北京的时间还早。我这样说的根据，就是1919年7月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来概括马克思主义的“办法”表明，如果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有相当的了解，是不可能概括得如此准确的。而从当时国内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情况来看，是为这种概括提供了一定条件的。远的暂且不说，仅以五四前后为例，如1919年4月6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16号曾发表《共产党宣言》第二章 最后一部分译文，即从“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起，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⑥止，当时发表的这段译文虽然比较生硬，但却是《共产党宣言》中极重要的一段，因为它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同年5月5日至8日，北京《晨报》发表了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写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译文，该文前一部分翻译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前言的第一段话和全书结束的一段话，还翻译介绍了第一章的主要内容，后一部分翻译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唯物史观那段著名的话，并详加注释。李达1919年6月18日和19日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先后发表了《什么叫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目的》两篇短文，文章鲜明地将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对立起来，并指出，近时很有人“把无政府主义置在社会主义头上，实在可笑得很..这也别怪他，我们中国人近今才有听见‘社会主义’四个字，但是头脑里社会主义的思想还太薄弱。就有晓得的，也不大清楚。所以才有把这张三的帽子硬送给李四戴的怪事。”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创刊号出版于1919年7月14日，第2号出版于7月21日，时间都在上述这些文章发表之后，从《（湘江评论）创刊宣言》和《民众的大联合》（一）的内容来看，毛泽东对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的区别是很清楚的，没有李达所说的“把无政府主义置在社会主义头上”的混乱。而他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来概括马克思派的办法则表明，他清楚地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主张无产阶级革命之后，还必须要有国家，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从我们现在接触的有限资料来看，毛泽东用朱熹的这句话来概括马克思派的主要思想，虽不是唯一的，但却是比较早的人。陈独秀也曾用这句话，但已是1919年12月1日了，陈在该日发表的《告北京劳动界》一文中奉劝那些“失势的帝王贵族”，把自己不能够阔吃阔用的财产送给劳动界同人，自己也归到无产阶级的旗帜底下，来和那班新帝王贵族即资产阶级，一决雌雄。“像这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虽然有点滑稽，我想那班帝王贵族——财产工商阶级——断乎不便说：‘只许官家放火，不准百姓点灯。’”⑦陈独秀的这段话，表明他是拥护马克思主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的。可是为什么毛泽东当时不赞成这个办法呢？就是因为他还站在无政府主义立场，否定一切强权，首先是国家的强权。所以尽管他当时读过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却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和暴力革命思想，而继续赞成无政府主义反对国家，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
其三，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实际上是他1892年写的《爱尔福特纲领解说》的中译本，恽代英和新青年杂志社大概是为了通俗和当时斗争的需要，将该书第五章 的标题改为全书的标题，爱尔福特纲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1891年10月在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由于这个纲领草案公布之前，在恩格斯坚持下，发表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这个纲领的草案（由倍倍尔、李卜克内西起草）公布之后，恩格斯又写了《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因此正式公布后的纲领从总的来说，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水平。但纲领也存在一些严重问题，如没有提马克思反复强调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原理，没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要求等。考茨基是这个纲领理论部分的起草人，所以在纲领通过后于1892年写了《爱尔福特纲领解说》，对纲领的理论部分进行解说。但是考茨基这本书也有严重的缺点，如只字不提无产阶级专政，并极力鼓吹议会道路，否定暴力革命。如说社会革命“可以采取各式各样的形式、并不一定非采用暴力手段和流血手段不可，在世界史上，屡有这样的先例：统治阶级由于眼光特别远大，或者由于懦弱无能而在必然的趋势面前自愿地退出舞台了。”⑧又说：“当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自觉的阶级参加议会斗争（主要是竟选和议会本身中的斗争）的时候，议会制度便开始改变它的最初特性，议会不再单纯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了。”⑨这些都反映了考茨基的机会主义思想。如前所述，考茨基这本书的中译本是出版于1921年1月，公认的是在毛泽东世界观根本转变之后，加之该书有如上所述的严重缺陷，所以，它对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不可能发生根本的影响。但是考茨基是一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本书也同样证明，他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通俗化的解释。该书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着重论证了经济发展本身像自然规律的必然性一样将导致社会主义的胜利。该书有几个鲜明的特点：第一，它对当时西方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了透澈的分析，第二，它对工人阶级内部的不同阶层也作了初步分析，指出产业工人与乞丐、奴仆不同，他们是“近代社会生活最重要的根基”，现代大工业的机器生产，给他们“教了协力的道理”⑩。第三，该书驳斥了社会上种种关于社会主义的错误认识，诸如共妻、消灭家庭、消灭个人财产、消灭个人自由，等等。总之，这本书虽然不论就其在中国出版的时间还是其内容来看，都没有也不可能在毛泽东世界观转变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它却有效地帮助毛泽东将当时已经接受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化，引导他初步了解了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形势，学会了如何进行阶级分析的一些初步方法，所以毛泽东后来说，他读了《共产党宣言》和《阶级斗争》之后，“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在《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这三本书中，真正有可能直接影响毛泽东世界观转变的，只有《共产党宣言》一书。毛泽东第二次去北京期间，虽然不可能读到陈望道《共产党宣言》的全译本，但他读了1919年11月1日出版的《国民》杂志第2卷 第1号上发表的李泽彰翻译的《马克思和昂格斯共产党宣言》第一章 的全文，则是完全可能的。据黎锦熙回忆，他在北京看到毛泽东读《共产党宣言》是1920年1月4日。此《共产党宣言》可能即《国民》杂志上发表的该书 第一章 (11)。应该指出，毛泽东这时读《共产党宣言》与他在五四运动时接触《晨报》及《新青年》杂志上有关《宣言》的摘译或介绍文字时的环境和思想基础是不一样的。第一次到北京时，他主要还停留在理论上的探讨，文字上的鼓吹，而第二次到北京是为了进行驱张运动。当时摆在他面前的不仅有一个同武装到牙齿的军阀张敬尧的斗争问题，还有一个驱张之后湖南如何建设的问题。面对这些严峻的现实问题，任何无政府主义的空谈都是无济于事的，所以他只好到马克思主义那里去找方法。这时他的思想状况，如他在1920年3月14日致周世刽信中所说：“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如果将他在《湘江评论》时期对无政府主义持明确肯定态度相比，这一说法则表明他对无政府主义的信仰已经动摇了。这也是1920年3月12日他寄给黎锦熙的《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12)产生的思想背景。在“商榷”中，他不仅承认“省长”、“县知事”存在的必要性，而且承认“军队”和“警察”存在的必要性。这些都属于无政府主义“绝对不承认”的“法定之权力”的范畴。无政府主义是十分推崇托尔斯泰抗赋税、抗兵役的，毛泽东等人既然承认军队、警察的存在，就势必承认兵役。商榷还明确规定了“举办遗产税、所得税及营业税”。可见，“商榷”的形成，标志着毛泽东从反对强权，否定国家到赞成强权、肯定国家的重大转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