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与陈独秀的影响
1920年5月5日，毛泽东从北京到达上海，后来他在和斯诺谈话时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13)毛泽东和陈独秀讨论他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当然不可能包括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等三本书，但是《国民》杂志上发表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 及李大钊在《新青年》第6卷 第5号的“马克思主义专号”及6号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却是完全可能的。据有人考证，《新青年》第6卷第5号虽然印的出版时间是1919年5月，但实际出版时间却是在当年9月份(14)，已在《湘江评论》被查封之后。李大钊的这篇长达2万多字的论文，是中国人自己写的全面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即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剩余价值学说）的最早著作。李大钊指出：马克思“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钱，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所以他的唯物史观说：‘既往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他的《资本论》也是首尾一贯的根据那‘在今日社会组织下的资本阶级和工人阶级，被放在不得不仇视、不得不冲突的关系上’的思想立论。关于实际运动的手段，他也是主张除了诉于最后的阶级竞争，没有第二个再好的方法。”(15)李大钊在介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时，除了多引《哲学的贫困》中的一段译文外，引用《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话与前述河上肇论文的引述基本上一致。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在介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时，还以一节的篇幅专门论述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李大钊对阶级斗争学说如此强调，显然影响了毛泽东，所以他后来专门读了考茨基《阶级斗争》一书。
当1920年5月毛泽东从北京到达上海，并与陈独秀讨论他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时，陈独秀已经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他不仅在1919年12月1日发表的《告北京劳动界》一文中，肯定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而且在此后半年的文章中反复告诫工人，要起而争自己的统治权。1920年1月2日，陈独秀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作题为《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说，指出：“世界劳动者的觉悟，计分二步，第一步觉悟是要求待遇改良，第二步觉悟是要求管理权。”而所谓要求“管理权”，即“要求做工的人自身站在国家、资本家地位，是要求做工的人自己起来管理政治、军事、产业，和第一步觉悟时仅仅要求不做工的人于做工的人待遇改良大不相同。”5月1日，在《我的意见》一文中，他又说：“大家要晓得二十世纪的劳动运动，已经是要求管理权时代，不是要求待遇时代了。无论待遇如何改良，终不是自由的主人地位，劳动者要求资本家待遇改良，和人民要求君主施行仁政是同样的劳而无功，徒然失了身分。”(16)毛泽东说，在陈独秀和他讨论他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时，亦曾向他谈自己的信仰。陈独秀这些谈话的内容现在虽无处可考，但其中心内容大概是不会离开他当时在报刊上反复宣传的由工人自己掌握政权这个主题的。还必须注意，陈独秀在1920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 第1号上发表的《谈政治》一文，是当时从理论上对无政府主义进行系统批判的较好文章。尽管此文发表在他与毛泽东谈话之后，但文中一些基本观点在谈话时肯定已经形成，甚至他们还可能互相讨论过。因为当时的毛泽东恰好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到无政府主义否定一切国家观点的不对，他自己后来在回忆中把这个时期视为“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时期，是十分准确和恰当的。所以陈独秀对他谈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才能够对他“产生深刻的印象”，在他的世界观转变中，起了良好的酵母作用和巨大的推动作用。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所以我认为，尽管毛泽东讲的陈望道等人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等三本书在1920年上半年还没有出版，我们也不应该轻易否定毛泽东自己关于世界观转变时间的回忆。我认为，对于1920年夏天的毛泽东来说，关系到他世界观转变的，不是知不知道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问题，这个问题如前所述，他在《湘江评论》时期已经基本上解决了，而是如何摆脱无政府主义否定一切强权的思想束缚，真正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必要性的问题。通过前面的分析和往下的分析，我们看到，到了1920年夏天他的确也是解决了。
如何理解“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
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要结合毛泽东自己的回忆和他1920年的思想和行动的实际进行分析。必须指出，在五四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中流行的“根本解决”口号，实际上包括着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两种不同的理解。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解决”观，就是认为改造社会，最根本的就是要从政治革命入手，改造社会的经济基础，即消灭生产资料的地主所有制和资本家所有制。这一点，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讲得很清楚。无政府主义的“根本解决”观则与此相反，他们除空喊“根本改造”外，是拒绝从事任何实际的政治运动的。无政府主义者将一切罪恶都归于政府和强权，就否定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变成了“政治决定一切”、“强权决定一切”。因此，他们认为只要否定了“强权”，推倒了政府，就实现了根本解决。除此之外，他们否认其他任何具体政治运动，例如民国初年的反袁斗争。当时新民学会及社会上的一些人批评毛泽东搞驱张和湖南自治是违背了“根本解决”的原则，就是站在无政府主义立场立论的。毛泽东虽然也赞成过无政府主义的根本解决观，但他与无政府主义者拒绝从事任何具体的政治斗争（即所谓“枝枝节节向老虎口里讨碎肉”）不同，他是主张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和反动统治者作斗争的。这一点，可能与胡适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批评无政府主义的空谈，主张多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有一定关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毛泽东投入驱张运动的实际斗争之后，认识到了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无用。《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表明，他已开始抛弃无政府主义否定一切国家的观点，承认国家的必要性，这就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解决”观逐步奠定了基础。而到湖南自治运动时期，毛泽东便明确地表述了他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根本解决”观。他在1920年9月5日发表的《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一文中说：“以政治组织改良社会组织，以国家促进地方，以团体力量改造个人，原是一种说法。但当在相当环境相当条件之下，如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中国如有彻底的总革命，我也赞成，但是不行。”(17)毛泽东这里说的“彻底的总革命”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解决”观。尽管他当时认为这种“彻底的总革命”在中国还行不通，但是关键在于他已经表示“赞成”了，也就是说他已经在理论上接受了这种“根本解决”观。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毛泽东自己说的他已经“在理论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应该承认，这的确是毛泽东在理论上的一个巨大的飞跃。其一，它说明毛泽东不仅抛弃了五四时期否定一切国家的观点，转而承认了国家的必要性，而且开始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因为所谓“以政治组织改良社会组织”，就是由无产阶级先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进而解决经济基础，即资本主义所有制，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洗刷上中阶级”。其二，它表明毛泽东已开始抛弃他一贯主张的“温和的”的“呼声革命”主张，而承认在条件具备的时候，可以实行暴力革命。因为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是通过武装起义的手段，没有工农红军，是不可能“扫荡反革命党”的。其三，它表明，毛泽东认识到俄国革命的成功是由于具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即“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如果说，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致周世钊的信中，仍在说他对种种主义“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的话，那么在这里他既然肯定俄式革命，当然也就肯定了其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其四，它表明毛泽东已认识到了党的领导的重要性。所谓列宁“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有真正可靠的党众”，就说明了这一点。其五，它表明，毛泽东认识到劳农大众不仅是革命的主体，而且必须由他们自己当家作主，掌握政权。所谓“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就是说只有动员大多数民众，革命才能成功，而所谓“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就是要将贵族、资本家的政权推翻，建立人民主权。而这种人民主权思想在湖南自治运动中表现尤为明显。
上述情况表明，这时毛泽东对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已有相当全面和深刻的理解。毛泽东当时虽然认为像俄国式的“彻底的总革命”还不能立即实行，但他却和他的战友们在1920年8月22日在长沙发起并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这个研究会虽然是以学术研究为宗旨，但其企图刺取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以为中国革命之借鉴的目的却是显然的。关于这一点，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彭璜在俄罗斯研究会成立之后的第五天，即8月27日起在湖南《大公
报》上连载发表的《对于发起俄罗斯研究会的感言》一文，说得十分清楚：“俄人历来宽洪大度，虚心聆教，几百年前，法兰西有种什么启蒙哲学，德意志有种什么罗曼哲学，先后输入俄国，俄人总是欢迎接待，近来有了马克斯的经济学出世，俄国人见了毫不惊奇，大家研究起来，尽吸收其精华。至今俄国的革命，还是马克斯经济学的产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是中国人的古训，可爱的俄人，早有了这种谦虚的态度，现在中国人，不也应该有这种态度来研究俄罗斯吗？”值得注意的是，彭璜在分析有人同情俄国革命的目的，而不赞成其手段，即“多数专制”、“劳农专制”的指出：“人民的知识与道德，不能站在一水平线上的时候，社会的改造，只有比较的圆满与和平的方法。‘无为之治’恐怕是不可能的。所以和平的世界，是俄人革命的目的，劳农的政府，是俄人革命不能避免的手段，也恐怕是全世界革命必经过的阶段。”(18)彭璜是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之一，从五四运动、驱张运动、湖南自治运动到组织文化书社、成立俄罗斯研究会，他们两人均是志同道合、协力进行的。彭璜这篇文章发表之后没有几天，毛泽东便发表了前述论俄国革命经验的那篇文章。当时两人完全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彭璜的这篇文章也是毛泽东当时已赞成十月革命经验，特别是劳农专政的强有力的旁证。因此，我认为就毛泽东和彭璜来说，湖南俄罗斯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他们世界观转变的基本完成。
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时说，他在1920年夏天，还只是“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说明他对自己世界观的转变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他历来主张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因此所谓“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就说明他认为自己还没有完全做到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根据他与斯诺谈话的内容分析，他认为自己的这种理论与实践不够统一，主要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湖南自治运动。过去，有的论者在否定毛泽东自己回忆世界观转变时间是1920年夏天时，除了前述以毛泽东讲的读陈望道等人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等三本书还没有出版作论据外，另一个重要论据就是湖南自治运动是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为了回答这种责难，我想作以下两点说明：
1.毛泽东在和斯诺谈到自己1920年夏天世界观已经转变时，是注意到了湖南自治运动是“一般地赞成资产阶级民主纲领”的问题的。他说：“那时新民学会的纲领要争取湖南‘独立’，所谓独立，实际上是指自治。..那时候，我是美国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坚决拥护者。”“我们的团体曾经要求实行男女平权和代议制政府，一般地赞成资产阶级民主纲领。”(19)这正是毛泽东自己所说的“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原因。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能说一转变就成了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是如此，青年毛泽东也不例外。2.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且被中国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掌握之后，他们在实践中立即遇到了一个革命的战略问题：既然共产主义者是主张“根本解决”的，即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那么如何对待当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问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逐步有了明确认识，并被概括为“两步走”的战略。但在五四运动至建党之前，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人们虽然对这个问题还缺乏明确的认识，但在实践中却经常遇到且不得不回答它。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指出：“我们应该承认：遇着时机，因着情形，或须取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而在根本解
决之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20)陈独秀在1920年9月1日发表的《对于时局的我见》一文则讲得更明确：“在社会党的立法和劳动者的国家未成立以前，资产阶级内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会进化上决不是毫无意义，所以吾党遇着资本阶级内民主派和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21)李大钊和陈独秀在五四前后都积极鼓吹联邦制或地方自治，目的也是企图找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列宁说：“民主共和国是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捷径。因为这样的共和国虽然丝毫没有消除资本的统治，因而也丝毫没有消除对群众的压迫和阶级斗争，但是，它必然会使这个斗争扩大、展开、明朗化和尖锐化，以致一有可能满足被压迫群众的根本利益时，这种可能就必然而且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即在无产阶级领导这些群众的条件下得到实现。”(22)毛泽东在湖南自治运动中当然还没有这么高的理论自觉，但他希望通过建立湖南共和国以为“根本解决”创造必要条件的思想则确实是存在的。1920年11月，他在《新民学会通信集》的按语中说：“驱张运动只是简单的反抗张敬尧这个太令人过意不下去的强权者，自治运动只是简单的希望在湖南能够特别定出一个办法（湖南宪法），将湖南造成一个较好的环境，我们好于这种环境之内，实现我们具体的准备工夫。”(23)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在建党之前，即注意在实践中对“根本解决”与当前现实斗争关系的探讨，所以在党成立后不久召开的“二大”上，便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从而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革命战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这一点来说，我们也不能只看到湖南自治运动的消极方面，同时，要充分认识其在青年毛泽东政治思想发展进程中的积极作用。
其二，毛泽东这样讲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当时还没有去从事直接的工人运动。他说，直到“一九二○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24)也就是说，这时他开始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实际运动。这里讲的“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并不是讲组织工人运动，这是中共一大以后的事，而是指建团、建党工作，因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里要加以说明的是，我们不同意那种认为毛泽东搞湖南自治运动是脱离了当时革命中心——建团、建党工作的说法，因为它不符合历史事实。毛泽东等人领导的湖南自治运动的高潮，是1920年9月至10月初，他发表的有关自治运动的论文也集中在这个时期。这时，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以陈独秀为首的上海小组于1920年
8月才建立。“首次决议，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25)最早响应这一号召的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待其成立也已经是1920年10月了。根据有关史料记载，1920年10月，毛泽东收到陈独秀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后，立即开始在湖南发展团员，筹建长沙团组织。1920年11月，与何叔衡等在长沙建立共产主义小组，这说明他对革命的中心工作是跟得很紧的。何况他在自治运动期间还先后创办了文化书社，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为创建共产主义小组做了思想和组织准备工作呢！
综上所述，我认为毛泽东关于他世界观转变时间的叙述是实事求是的，是不应该怀疑的。（作者单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注释
①王兴国、李吉：《从湖南自治运动看青年毛泽东世界观转变》，《求索》1981年第2期。②(13)(19)(24)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1页，第132—133页，第130页，第131页。③黄国秋：《关于毛泽东首次读〈共产党宣言〉等三本书的时间》，《求索》1982年第3期。④《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22页。⑤《社会主义史》新青年社1920年10月版，第173页、第178页。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第272—273页。⑦(21)《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49页，第12页。⑧⑨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85页，第175页。参见恽代英译《阶级斗争》，第79页，第170页。⑩考茨基：《阶级斗争》，广州平民书杜1926年印刷，第154、155页。(11)杨德勇的《毛泽东初读〈共产党宣言〉的版本和时间》一文，对此有详细论证。见《毛泽东思想论坛》1989年第3期。(12)参见《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71—472页。(14)刘维：《一个必要的考据》，《光明日报》1960年8月4日。(15)《新青年》第6卷第5号。(16)《新青年》第7卷第6号。(17)(23)《毛泽东旱期文稿》，第507—508页，第571页。(18)《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7—358、359页。(20)《每周评论》第35号，1919年8月17日。(22)《列宁选集》第3卷，第231页。(25)《李达自传》，转引自《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9页。
青年毛泽东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历程
张伟良 李继准 丁建同 李雪松
社会主义学说，是从外国传入中国的。它的传入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极其广阔、极其深远的影响。它引起了中国人思想的大变化，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和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方向。这个影响的最大成果，就是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兴起。青年毛泽东生气勃勃地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逐步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经历了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这样三个阶段。本文试图循着青年毛泽东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轨迹，勾勒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共产主义者寻找真理的艰辛历程，以纪念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诞辰一百周年。
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改良派在向西方学习时，接触到社会主义学说；革命派在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宣传的过程中，介绍了社会主义学说，社会主义思想开始传入中国。
毛泽东是什么时候接触社会主义思想的？从目前我们所查阅到的资料看，他最早接触社会主义思想是在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
当时毛泽东刚刚由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来到省会长沙读书。这时的长沙正处于辛亥革命的前夜，各种宣传反清救国和鼓吹革命的刊物喷沫鸣溅。
这时已具有了维新意识，并且明确树立起救国救民思想的毛泽东很快就投入到辛亥革命这一洪流中。
武昌起义爆发前，毛泽东为革命大潮所鼓舞，为表示对革命的拥戴，他毅然剪去了作为拥护清朝统治标志的辫子。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又参加了湖南新军，投身民主共和的洪流。
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毛泽东在当时鼓吹革命的报刊《湘江日报》中，看到了“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①..
这个时期在中国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队伍已经初具规模，但其成份相当复杂，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资产阶级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以及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社会改良主义者。上述各种人物介绍社会主义，一般都只是把它当作一种学说，一种人道主义，一种救治不平的“药方”来介绍。当时流传于中国思想界的：既有达尔文的进化论，又有卢梭的天赋人权；既有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又有拉萨尔的机会主义；既有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又有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特别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鼓吹“温和”的社会改良主义思潮，更能迎合一些知识分子的心理，在部分人中颇为流行。他们把社会主义宣传为一种救治社会不平的“药方”，在这个社会中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人享有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绝对自由”，产品“各取所需”
最初毛泽东曾对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被社会改良主义者所歪曲了的“社会主义”，产生巨大的热情和强烈的探索愿望。他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说：“当时鼓吹革命的报刊中有《湘江日报》，里面讨论到社会主义，我就是从那里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我也同其他学生和士兵讨论社会主义，其实
那只是社会改良主义。我读了江亢虎写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我热情地写信给几个同班同学，讨论这个问题。”②毛泽东与士兵和同学是如何讨论社会主义的？因缺乏具体资料无法探知详情。但是，从他的回忆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被社会改良主义者所鼓吹的“社会主义”深深吸引，并由此产生巨大的热情。以至20多年后，还能向斯诺讲述得那么清楚。
毛泽东为什么第一次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就对它产生了如此强烈的热望？这绝不是偶然的。在毛泽东当时的认识中，被社会改良主义者们所歪曲的那种平等和谐的社会理想，实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墨家的“兼爱”思想，老庄的“出世主义”，儒家的“大同”思想与现代西方思想杂合的结果。其宣扬的本质内容与青年毛泽东所受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少年时期所读过的那些对他“影响根深”的中国古典小说中的“均平”思想的影响不谋而合。因而引起了青年毛泽东极大的兴趣。
少年时代的毛泽东所受的教育也是从读经书开始的。但他却回忆说：“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③。他还说：“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④从毛泽东读过的这些小说的内容看，它们多半是描写“均平”、“精忠报国”和追求“理想天国”美好生活的故事。毛泽东回忆说，这些小说“对我影响很大，”⑤后来毛泽东在“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时，“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颂扬的全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⑥小说中所描述的种种极不公平的社会境况，深深震撼着毛泽东的心灵，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并驱使他去寻找解决这一不合理现象的办法。特别是当他看到中国早期改良主义者郑观应写的一本介绍西方政治、经济、社会情况，以及主张“中体西学”的《盛世危言》，和一本论述中国有被列强瓜分危险的小册子后，严重的民族危机使毛泽东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的思想升华到当时他所能升华到的高度，开始有了“一些政治意识”，明确地树立了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
远大志向树立了，但以什么样的方法去实现呢？这正是毛泽东所要寻找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的思想，早已成为时代的主流。可是，地处蔽塞山冲的农家子弟毛泽东，当时对孙中山以及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还根本不了解。正因为如此，在变法维新早已失败，康、梁也早已远适异国，并成为这个革命的反对派的康、梁的改良主义思想，却成为第一个闯入青年毛泽东心灵的政治意识。他一度成了康有为、梁启超的热烈崇拜者。不过康、梁的这种改良主义思想在毛泽东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前进路上，只是一段迅速踏过的桥梁。随着对孙中山所代表的民主革命派思想的了解，特别是社会主义的启蒙，这种改良主义的影响就烟消云散了，起而代之的是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追求。
尽管这时毛泽东还没有真正懂得社会主义，认识也十分肤浅和片面。但是，江亢虎以及社会改良主义者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所宣传的那种用不流血的和平方法，实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深深地吸引了这个从蔽塞山冲出来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农家子弟。这第一道“社会主义”的曙光，不仅使毛泽东知道西方还有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和派别，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毛泽东从此对社会主义产生了巨大的热情，产生了强烈探索的愿望，从而推动他进一步去探索社会主义。
二
青年毛泽东自从接受了社会主义的启蒙，便把对社会主义的探索看作社会新的前途来认识。
但是，五四运动前，科学社会主义尚未在中国广泛传播。接触社会主义并从事社会主义学说介绍的只是极少数人，刊登介绍社会主义的报刊也只有少数几家，发行量很小，而且多在国外发行，不要说一般知识分子看不到，就像毛泽东这样热情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也不易看到。他们“进了学校，也只晓得几个资产阶级的英雄人物”⑦。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毛泽东那时几乎不可能在不接触和深入理解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和基本原理的情况下，自发地矢信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所探索和追求的只能是当时不可逾越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李大钊是如此，陈独秀是如此，毛泽东也不例外。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这种无政府共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在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建立后，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已经变为一种愈来愈反动的东西，但在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尚未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工人阶级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它仍是工人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反映，是科学社会主义即将在中国广泛传播的一种先导。
早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毛泽东就开始对社会主义进行积极认真的探索和实验了。这我们从张昆弟1917年9月16日记的一段日记，以及对毛泽东和同学共同发起的第一个团体“新民学会”的性质进行全面考察中可以得出结论性的东西。张昆弟在1917年9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毛君云，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又云，吾辈必想一最容易之方法，以解决经济问题，而后求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所谓世界主义，毛泽东解释：“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原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⑧
可见，毛泽东所要探索和追求的目标已经定了，是要实现社会主义。但是，以什么样的方法去实现？他不是通过改造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而是通过个人品行的改造和团体的互助生活，实现全人类的改造。于是，毛泽东与他的同学共同发起了一个“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的团体“新民学会”。通过“求友互助”达到创造新民和新生活的目的⑨。这样，消除社会弊病便成了“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⑩，这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典型特征。
为了实验这种方法的可行性，一师毕业之后不久，毛泽东便邀请蔡和森、张昆弟、陈书农、熊子容、周庭藩等新民学会会员，“在省城对岸的岳麓山设立‘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的“新村生活”(11)。后来，由于被邀请的朋友“多不能久留长沙，”毛泽东本人也要去北京从事湖南青年和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工作，这种实验便搁浅了。但是，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实现“社会主义”的梦想。
1918年8月，毛泽东来到北京。不久，他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而北京大学又是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的荟萃之地。毛泽东在这里不仅拜会了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以及蔡元培等，而且还广泛涉猎了西方思潮中一些先进的思想，极力想从中吸吮改造中国的种种思想理论。毛泽东针对当时情况曾经说过：“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12)一方面，在陈独秀、李大钊这两个“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的影响下，毛泽东“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13)；另一方面，他对无政府主义也产生了兴趣。他不仅读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还常常与无政府主义团体“奋斗社”的负责人之一、北大学生朱谦之一起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途问题。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
(14)1919年4月，毛泽东回到长沙。这次北京之行，尤其是经历五四运动之后，毛泽东眼界大开。他开始意识到社会主义是一种历史的潮流，他思想上又一次燃起社会主义理想的火花。他曾富于激情地描述说：“近数年来，中国的大势斗转。蔡元培、江亢虎、吴敬恒、刘师复、陈独秀等，首倡革新。革新之说，不止一端。自思想，文学，以至政治，宗教，艺术，皆有一改旧观之概。甚至国家要不要，家庭要不要，婚姻要不要，财产应私有应公有，都成了亟待研究的问题。更加以欧洲的大战，激起了俄国的革命，潮流侵卷，自西向东，国立北京大学的学者首欢迎之，全国各埠各学校的青年大响应之，怒涛澎湃，”(15)特别是俄国政体改变之后，“社会主义渐渐输入于远东，虽派别甚多，而潮流则不可遏抑。”世界革命的呼声，人类解放运动的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软化。”(16)显然，毛泽东这时是被世界革命潮流“软化”了。他从这滚滚而来的世界革命潮流中看到了希望，找到了人类解放的前途世界主义既社会主义。
但是，以什么样的方法去实现？在当时毛泽东的心目中，有两种方法可以选择，一种是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激烈方法；一种是以克鲁泡特金为代表的温和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在毛泽东的思想天平上，他所钟情的是无政府主义的方法。他在谈到民众联合时说：“联合以后的行动，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们拚命的倒担。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斯。一派是较为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工作。贵族资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够工作，能够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杀他。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和乐亲善——不是日本的亲善——共臻盛世。这派的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金。”(17)青年毛泽东不仅赞同克鲁泡特金温和的、非暴力的不流血革命。他还直接表明自己不赞成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认为“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而且毫无效力”，主张不采取“急烈”的方法，而采取“温和”的方法，联合群众“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18)由于受进化论的严重影响，毛泽东不仅排除了暴力革命的必要性，还曾一度追随克鲁泡特金的思想主张，设想了一个“新社会生活”方案，准备将搁浅多时的岳麓山计划重新实验。克鲁泡特金曾起草过一个题为《我们是否应研究未来制度的理想》的纲领性文件，提出未来的公正社会必须建立在四个方面平等的基础之上，即：经济上的平等，最关键的问题是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劳动上的平等，必须确认社会的全体成员都有义务从事体力的手工劳动；教育上的平等，彻底改造旧的教育制度，建立一种新型的学校，使教育和生产直接结合起来，使教育不再成为把社会成员划分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上等人和普通人的工具；政治上的平等，政府成员和政府机构中的人员构成了一个“阶级”，考虑的只是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力来谋求自己的私利。只要有这种凌驾于人民大众之上的政府存在便没有真正平等可言。因此，必须承认消灭当今存在的任何政府的必要性，并且给予所有的生产者公社和劳动组合无条件地自己管理自己的一切事务，以及在自由契约基础上自发地结成联盟的可能性。(19)毛泽东在他的《学生之工作》一文中所设想的“新社会生活”，其基本精神和言论与上述克鲁泡特金的思想颇为一致，正是一个财产公有、劳动平等、教育与生产直接结合、自己管理自己的社会。毛泽东说：“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而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新教育中，以创造新生活为主体。”新生活以生产工作、实际工作、农村工作为大端。“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亦渐多。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20)
这是一个设计得十分周密的方案。笔者不惮其烦地引证这个方案的内容，是因为这个似乎过于琐碎的计划，正是他思想倾向的反映。然而，这种脱离社会实际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方案，“它愈是制定的详尽周密，就愈是陷入纯粹的幻想。”(21)
毛泽东所以接受无政府共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一方面是社会思潮的影响和个人认识局限所至。当时渴望“互助的新村生活”、企望适宜于群的共同生活，正是“五四”前后广大进步青年的普遍心态，是当时中国思想界汹涌而起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突出表现。同时也与毛泽东本人出身农民家庭有着密切关联。另一方面也是他接触到的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知识太少的缘故。任何一个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革命者，都不可能自发地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者，都必须通过接受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和启蒙，通过深入了解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的基本原理，才能自觉地信仰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
三
毛泽东开始接触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在第一次到北京期间。
当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尚未翻译过来。外语水平不高的毛泽东要想直接阅读马列著作原本，尚有很大困难。大量文献表明，他第一次到北京期间接触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主要还是从《新青年》的文章以及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交往中，初步了解到一些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这从他离开北京回到长沙，在领导湖南五四运动中，以陈独秀、李大钊主编的《每周评论》为样板而创办的《湘江评论》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在这个刊物上，毛泽东发表了40多篇文章。从那上面虽看不出他读过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原著的痕迹，但却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到文字，都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出《每周评论》和陈独秀、李大钊文章对他的影响。按照毛泽东的话说，在他们的影响下，“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22)
此时，他的思想基本倾向，如上所述还是无政府共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但是，他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也进行了认真的探索。这我们从这一时期发表在《湘江评论》上的《民众的大联合》、《〈湘江评论〉创刊宣言》、《学生之工作》等文章中可以看出来，但其认识是不清晰的。然而，这些成了他日后迅速接受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条件。
毛泽东矢信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他第二次到北京以后的事。
1919年冬，毛泽东率领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经过五四运动洗礼后的北京，这时各种宣传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刊物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并形成了一个宣传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热潮。这一热潮的形成，为毛泽东提供了进一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条件。
从查阅毛泽东在北京这段活动的文献资料看，他除了以主要的精力从事驱张运动和主办《平民通讯社》外，在李大钊的影响下，读了许多有关俄国革命的书刊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原著的中译本片断。毛泽东曾在多次场合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地铭刻在我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
(23)毛泽东在他回忆中十分肯定地提到，他第二次来北京期间，看到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这三本书，并建立起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应该说这三本书毛泽东肯定是看到了，要不然他不会在许多场合多次谈到他读了这几本书。但是他在回忆的时间上有误。因为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才出版；《社会主义史》译本1921年1月出版，他在北京期间，既使是到上海之后，都不可看到这三本书。他读到这三本书的时间应当是在1920年8月至1921年初。青年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虽然不可能看到这三本书，但是其中的一些片断，毛泽东是可能看到的。因为在毛泽东来京前夕，《晨报副刊》曾于1919年5月5日译载了日本学者河上肇著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文中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 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另外，北京《国民》杂志也于1919年11月发行的第二卷 第一号上，译载了《共产党宣言》 第一章 全文，译名《马克思和昂格斯》。由于客观条件所制，今天我们已无从详细考察清楚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期间究竟读了哪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第二次北京之行，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和俄国革命后的情况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这对于促使他矢信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无疑有着巨大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