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的上海之行，毛泽东在陈独秀的帮助和影响下，使他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解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和加深。他在与斯诺的谈话中回忆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24)
考察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和上海期间的活动看，他这时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确实是已经相当深刻了。然而，从毛泽东这一时期的主要活动和思想言论看，他仍然没有放弃对无政府共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幻想，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继续采取研究和比较的态度。他在1920年3月14日致周世钊的信中说：“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25)同时在这封信中，他又一次提到想要在长沙创造一种新的生活，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在这个大学里，教课、投稿、编书。劳力的工作结合起来，所得收入完全公共，实行共产的生活(26)。甚至他到上海时，看到各地的工读互助团已相继破产的情况下，却仍打算另立自修学社，从事半工半读。他在6月7日致黎锦熙的信中说：“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另立自修学社，从事半工半读。”(27)
毛泽东在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认识和理解已经相当深刻的情况下，为什么还深深迷恋于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呢？究其原因，关键是其社会历史观上的失误。如前所述，毛泽东无论是寻找解决社会种种不合理现象的办法，还是其所设计的实现社会主义的方案，其指导思想都是进化论的历史观。应当指出，毛泽东的进化论并不反对质变，相反，他是主张社会的“根本改造”的。他把“劳动”看成是进化的要素，无疑是承认人的生产活动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这是合理的。但是，他认为通过“人人读书”、“人人做工”，就可以达到改良人心风俗而实现“新社会”的目的，则显然还没认识到阶级社会的发展规律，而以为要实现国家、社会和人类的改造，就要发展个人健全的人格。有了健全的人，就有了健全的社会。这种看法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知道，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从社会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中揭示历史发展的动力的，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而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集中表现为阶级斗争，并通过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革命，这个矛盾才能解决。显然毛泽东这时还不懂得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这些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根本原理，因而在看到各地工读互助团已相继破产的情况下，他还只把这种失败简单地归结为“能力和道德力”修养不够(28)，而没有醒悟到其历史观上的失误。这样，自然不会很快放弃无政府共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
毛泽东矢信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在书斋中，而是在实践中实现的。他获得了某种理论便总是勇于拿去实践。只要是在实践中证明是行不通的，或错误的东西，他便勇于否定。
1920年7月，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后，一面着手创办与建党建团工作密切相关的《文化书社》，组织《俄罗斯研究会》；一面又以主要精力来发动和领导“湖南的自治运动”，企图通过请愿、制宪和选举的方法，对封建军阀掌握的地方政府实行民主改革，建立一个“理想”的政府，继而达到“改造整个中国的目标”。这就进一步表明他当时在革命方法问题上还没有得到最后的明确的解决，还不能对中国的国情作出正确的分析，还没找到使中国通向社会主义的现实途径。直至“自治运动”遭到挫折失败后，他才从革命道路上提出问题，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实现社会的“根本改造”，与采取“俄国式的革命”的方法联系起来。1920年11月25日，他在给向警予的信中说：“自治问题发生，空气至为黯淡”，湖南“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决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29)。他所说的“另辟道路”，就是在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中提出的坚持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学说。他指出：“我对子升和笙两人的意见（用平和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在事实上认为做不到。罗素在长沙演说，意与子升和笙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所以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下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30)他还从湖南自治运动失败中悟出：“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
(31)同时，毛泽东还批评了无政府主义，他说：“我对于无政府主义的怀疑，我的理由却不仅在无强权无组织的社会状态之不可能，我只忧一到这种社会状态实现了之难以终其局，”“所以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32)从毛泽东总结湖南自治运动实验失败的教训后给蔡和森等人的通信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这时已经与无政府共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改良主义实行了彻底的决裂，并坚定地走上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根本标志，就是开始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坚决主张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彻底批判不流血的“呼声革命”和抛弃无政府主义。
纵观青年毛泽东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轨迹，不难看出，其实他有第一代共产主义者的共同或相似的经历。他的每个重要思想发展过程都是随着社会的大变动而发展的，而且每一个发展过程都经历了艰辛的求索，才终于找到了救治中国的“对症药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并且用来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现了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并形成了以毛泽东名字命名的中国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深化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中，对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历经艰难困苦找到的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必须要坚持和发展，决不可动摇。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石家庄军械工程学院、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13)(14)(22)(23)(24)斯诺：《西行漫记》第117页，第117页，第108页，第108页，第108页，第109页，第132页，第128页，第132页，第131页，第132—133页。⑦参见《“七大”工作方针》。⑧《新民学会资料》，第146页。⑨(30)(31)(32)《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119—120页，第103页，第104页，第105页。⑩(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第409页，第409页。(11)(15)(16)(17)(18)(20)(25)(26)(27)(28)(29)《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49页，第364—365页，第292页，第341页，第293页，第449页，第454页，第474页，第475页，第478页，第467页，第548页。(12)《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69页。(19)参见陈之骅《克鲁泡特金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1月版。
论毛泽东早期思想的特点
秦英君
毛泽东早期思想从探讨宇宙的“大本大源”入手，进而从维新派、激进民主派等众多思想流派中接受有益的东西并逐步改造和扬弃他们，最后完成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本文仅就这一思想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作一探讨。
一、毛泽东早期思想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并深受其影响
“大本大源”是毛泽东早期思想中常常提到的命题，即对世界本源的认识。他说：“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又说“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①。青年毛泽东所悉心探讨的“大本大源”类似宋明理学中“理”的概念，理学家的“天理”观，对毛泽东的早期思想产生重大影响，主要表现在毛泽东对“天道”、“人道”等问题的认识上。
在“天道”问题上，1917年8月毛泽东《致黎锦熙信》中说：“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②。这是一种“心即理”的本体论，基本上与陆、王心学“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主观唯心主义“天理”观是一致的。对于“天道”与“人道”，即天与人的
关系，毛泽东受传统儒学的影响，接受了“理学”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他在《进堂录》中写道：“一个之我，小我也；宇宙之我，大我也；一个之我，肉体之我也；宇宙之我，精神之大我也”，“我之界当扩而充之，是使宇宙一大我也”。其意思就是要求物质之我，服从作为世界本源的精神之大我，达到“我即宇宙”境界。又写道：“人心即天命，故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命何？理也。能顺乎理，即不违乎人；得其大，斯得天矣”③。“天人合一”是“理学”思辩领域中的重要命题，在理学家二程哲学中，“天理”即指自然的普通法则，又指人类的当然法则，“天人合一”即“天道”与“人道”的统一。《讲堂录》是毛泽东修身课的学习记录，虽然没有经过认真思考，但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他对传统理学的赞许和认可。
文化传统的影响，还表现在毛泽东对儒家人生理想模式的追求方面。
“内圣外王”是中国儒家精神所昭示的人生理想模式，也是中国哲学传统的中心命题。所谓“内圣”指人内在的修养和操守，即对“天命之性”的体察和省悟；所谓“外王”，即是把主体修养所得施之于外，将学问引向事功之途，从而达到“学问”与“事功”的统一。“五四”前后，毛泽东探讨“大本大源”宇宙真理的认识过程，也是追求“内圣外王”这一人生理想模式的过程，在毛泽东看来，只有领悟到宇宙的“大本大源”便标志着“内圣”的完成，而做到“内圣”与“外王”的统一，即“学问”与“事功”的结合，便是“内圣外王”人生理想的实现。所以毛泽东认为商朝大臣伊尹是“德功俱全”之人，“可法”；孔子所以被奉为至圣先师，主要是“通达天理”，深得天地之“大本”，是“立德、立功、立言”之人，而拿破仑仅是“发展其所得于天之本性，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至力”的人，所以“豪杰也，而非圣贤。”④青年毛泽东悉心研究各方面的知识，特别是对曾国藩的评价更说明了这一点。曾国藩被人推崇为“立德、立言、立功”之人，亦为深得“大本大源”之道。1917年8月，毛泽东在《致黎锦熙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美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⑤。相反，康有为变法失败，毛泽东归因于他不谙本源之道，他说：“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⑥。显然，毛泽东对曾国藩的评判是暂时撇开了他在历史上的功过是非，而重在“内圣外王”模式入手，寻找其成败得失的关键，从而得出学无本源，就像“秋潦无源，浮萍无根”，事功难立的结论。
中国儒学传统把“内圣外王”之道作为人生理想模式，封建伦理道德的三纲八目便是“内圣外王”的展开和具体化，由此形成一套严密的伦理思想体系，成为历代知识分子追求学问和事功的极致，如上所述，青年毛泽东也深受影响。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在探讨“大本大源”宇宙真理之时，正是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传统的伦理思想和价值观念面临挑战的时代，从而使毛泽东与传统的伦理观念对立，毛泽东开始用新的哲学、伦理学对“内圣外王”的主体内涵进行改造和扬弃，使这一人生理想模式的内涵与封建伦理道德的主体迥异。
二、毛泽东早期思想中的忧国忧民意识与近代爱国主义传统是一脉相承的
毛泽东青年时代就以“身无分文，心忧天下”自勉，他的忧国忧民意识主要体现在他对中国国民性的思考。
早在1912年春，毛泽东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读书时就表现出强烈的忧国优民意识，他在《商鞅徙木立信论》一文中写道：“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又写道：“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嗷舌而讥矣”⑦。此文被国文教员批为“实切社会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是有功于社会文学”。在这以后，毛泽东对中国的国民性更有进一步的认识。如1917年8月他在《致黎锦熙信》中说：“盖举世昏昏，皆是斫我心灵，丧我志气，无一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之大计”。又说：“近顷略阅书报，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盖二者之势力，无在不为所弥漫也。思想道德必真必实。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⑧。又如，据毛泽东的好友张昆弟日记记载，一次毛泽东与他的谈话中说：“现在的国民性情，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又说：“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安得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⑨
忧国忧民的参与意识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上述毛泽东的忧国忧民意识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尤其是湖湘志士，如王船山、谭嗣同、杨昌济等，都是毛泽东所崇拜的人物，他们对中国积弱习成的国民性都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毛泽东深受感染。如谭嗣同针对当时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所造成的民族危机，痛心疾首地指出：“外患深矣，海军熸矣，要害扼矣，堂奥入矣，利权夺矣，财源竭矣，分割兆矣，民倒悬矣，国与教与种将偕亡矣”⑩。毛泽东称他“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11)。又如，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指出：“今日中国国民实近于生死关头，间不容发之时也，尚不自觉可为寒心，奴隶牛马万动力不复，吁其危矣”(12)。深刻地指出了中国的民族危机超过以往任何时候。杨昌济曾经长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又曾先后留学日本、英国和考察德国，是一位学贯古今中西的“海内名儒”，他既是青年毛泽东的尊敬教师，又是毛泽东的岳父，所以两人关系非同一般，耳儒目染，影响至深。正如他后来对斯诺回忆说：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的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同时，由于杨昌济的很多思想是来自王船山、谭嗣同等，毛泽东当时的思想也直接或间接受其影响。不难看出，从王船山、谭嗣同到杨昌济、毛泽东，这种一脉相承的思想源流关系，在毛泽东早期思想中表现的至为突出。
三、毛泽东早期思想的发展过程体现了唯真理是从的精神
毛泽东早期思想的发展过程同戊戌以来中国思想的发展是一致的。他从维新派康有力、梁启超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陈独秀等众多思想中接受有益的东西，并逐步改造和扬弃他们，体现了唯真理是从的精神。
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但革命果实很快落入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随后有“二次革命”、“洪宪帝制”、“护国运动”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这期间既有以杨度为代表的筹安会，又有梁启超等进步党人的中华革命党人组成的讨袁派。毛泽东积极站在了讨袁派一边，他和一师学生将汤化龙、康有为、梁启超三人有关对当时形势表示不满的文章编印成册，题为《汤康梁三先生时局痛言》，广为散发，积极参加了反袁活动。但是，毛泽东当时对封建军阀的认识还远远没有跳出梁启超等讨袁派的窠臼，对梁启超等人日后提出“南北和解”主张亦表赞成，尤其对袁世凯所扶持和依赖的封建军阀还缺乏认识。如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遂宣布遵行《临时约法》，恢复国会，撤消军务院。毛泽东对此颇多赞词，他说：“中央举措，究可佩服”，“国局自上月三十日约法、国会、内阁三大问题解决后，南方相继取消独立，撤除军务院，渐趋统一。此由于南部诸英之深明大义，及段氏之中枢斡运，黎公之至诚感人，其力尤多”(13)。上述说明，当时的毛泽东受维新派康梁的影响，对封建军阀还缺乏本质上认识。
1918年4月，毛泽东第一批追求进步的青年，几经酝酿，建立了新民学会，会章规定：“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是该会宗旨。会章要求学员：“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十分明显，新民学会的目的是要改造个人和人类，其办法就是首先进行个人良好品行的培养，进而改造整个社会。毛泽东集合同志，砥砺品行，重塑“新民”的思想，同样也是受梁启超等人的思想影响。早在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时就提出了“新民”说，他在该刊宗旨中指出：“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新吾民。中原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欠缺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首先以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原本”(14)。梁启超将“新民”作为该刊的宗旨，即要新我国家必先新我国民，“新民”思想启发了一代青年，毛泽东也是最大的受益者。他在1910年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就阅读过《新民丛报》。毛泽东后来曾回忆说：第一次看到《新民丛报》从内容到文体，颇感新鲜，因此“读了又读”，并开始“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15)。
如果说五四运动前毛泽东受近代民主启蒙思想的影响，仅仅表现出优国忧民的参与意识，并将改良人心，重塑“新民”付诸于行动，那么五四运动后，由于“五四”新思潮的影响，毛泽东思想产生转折，由过去对康有为、梁启超的崇拜转向陈独秀，开始接受激进的民主革命思想。
“五四”新文化运动继承了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的传统，并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文化思想战线，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派新人，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以磅礴的气势向封建主义的精神网罗发起了猛烈抨击，“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黑暗”(16)。在此思想大解放的时代，毛泽东热血沸腾，激情澎湃，倍受感染。他说“近数年来，中国的大势斗转。蔡元培、江亢虎、吴敬恒、刘师复，首倡革新。革新之说，不止一端。自思想、文学，以至政治、宗教、艺术，皆有一改旧观之概”。(17)1919年7月，由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创刊，与新文化思潮相呼应。在《湘江评论》的开篇，毛泽东就以饱满的激情欢呼新思潮的到来。他写道：“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软化”(18)。1919年6月，陈独秀在北京前门外新世界商场散发传单被捕，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群情激愤，八方营救。毛泽东为此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对陈极表同情和仰慕之情，他写道：“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独秀“无非是为着‘赛因斯’（科学）和‘克莫克拉西’（民主）”两先生得罪了社会。“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我祝陈君万岁！”(19)这时的毛泽东不但接受了陈独秀的民主科学思想，而且也开始运用这个思想武器分析和认识社会，较之“五四”前他对中国社会和国民性的理解有了全新的认识。首先认为中国愚昧落后在于民主科学不发达的结果，他说：“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
(20)。其次，毛泽东对中国的封建“道统”，包括他崇拜过的孔子，也进行了猛烈抨击，他说：“中国什么‘师严而后道尊’，‘师说’，‘道统’、‘宗派’，都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强权，不可不竭力打破。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人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21)。毛泽东运用民主科学这一思想武器，在向封建伦理道德批判的同时，也对中国戊戌以来的思想发展进行了回顾和反思。他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写道：“二十年前，谭嗣同等在湖南倡南学会，招集梁启超麦孟华诸名流，在长沙设时务学堂，发刊《湘报》、《时务报》。一时风起云涌，颇有登高一呼之概。原其所以，则彼时因几千年的大帝国，屡受打击于列强，怨痛愧悔，激而奋发。知道徒然长城渤海，挡不住别人的铁骑和无畏兵船。中国的老法，实在有些不够用。‘变法自强’的呼声，一时透衡云澈云梦的大倡”。接着毛泽东对戊戌以来的思想批判回顾说：从戊戌至今日，“思想虽然变化，却非透底的变化”，“全力这笼统的、盲目的、过渡的变化所支配”(22)。毛泽东正是接受了“五四”的民主科学思想，才能站在“五四”新文化思想的高度，对戊戌以来思想的变化作深刻的反思，认定这些思想是“自大的思想”，“空虚的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以孔子为中心的思想”，“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23)。由此，毛泽东完成了由崇拜康有力、梁启超到接受陈独秀激进民主思想的转变，此时，对他早年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维新改良思想已黯然失色了。
1920年6月开始的湖南自治运动，是一次规模较大的改良主义运动，也是毛泽东五四运动后为谋求中国出路，将他信奉的民主改良主义思想在更大范围内付诸实施的一次尝试。毛泽东将“湘人自治”和建立“湖南共和国”作为解决湖南出路的方案，反映了他认识上局限和偏激，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是毛泽东早期思想发展的又一重大转折点，他开始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1920年11月25日，他在《致向警予信》中说：“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24)。在《致李思安信》中又说：“湖南须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你莫以为是几篇文章所能弄得好的”(25)。毛泽东从湖南自治运动失败教训中，决心与改良主义彻底决裂，此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思想的追求已是呼之欲出，他说：“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26)。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致张国基信》中，明确指出这个“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他说：“拯数千万无告之人民出水火而登衽席，其为大业”，完成这个大业，必须取“世界主义”，世界主义是“愿大家好的主义”(27)。1920年12月1日，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给蔡和森等人的两封信；1921年1月1日至5日，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座谈会上的发言，标志着毛泽东完成了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他说：“我们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理论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对蔡和森提出的“应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上述不难看出，毛泽东早期思想从忧国忧民开始，到对维新派康、梁民主启蒙思想的崇拜，进而接受陈独秀的激进民主主义思想，再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这一思想发展过程，表现了青年毛泽东唯真理是从的精神。
四、毛泽东早期思想发展过程始终坚持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方向
在民主革命时期，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近代中国思想发展的主流，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方向，毛泽东始终坚持了这一方向。
1915年1月，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几乎把中国政治、军事、财政及领土主权囊括以去，5月7日，日本政府又发出咄咄逼人的最后通牒，限48小时作圆满答复。当时袁世凯称帝心切，表示对日方要求基本全部接受，于是全国哗然。时毛泽东正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一师学生将一些知名人士反对卖国条约的言论集资刊印成册，题为《明耻篇》，毛泽东读罢，在封面奋笔题词：“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十六字，表出了毛泽东对封建军阀的愤慨。毛泽东积极站在讨袁派一边，1916年7月25日，毛泽东给萧子升的信中写道：“前言附和帝制者，不可穷惩，虽然，其诸罪魁祸首，为塞后患，励廉耻起见，又何可不治，庶几震棘天下之耳目，而扫绝风霾腥秽之气。故拿办八人令下，人心奇快。阅报至此，为之惊骇。此衮衮诸公，昔日势焰熏灼，炙手可热，而今乃有此下场！夫历史，无用之物也。居数千年治化之下，前代成败盛衰之迹岂少，应如何善择，自立自处？..奈何皆不足为前者之鉴？史而有用，不至于是。故最愚者袁世凯，而八人者则其次也”(28)。可见毛泽东对袁世凯称帝是深恶痛绝的。同时，他针对报端披露日本内阁行将改组，日本对华政策可趋缓和之说，明确指出日本“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之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骎骎入中原，况山东已失，开济之路已为攫去，则入河南矣。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济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29)。上述文字，虽然毛泽东对日本政府的帝国主义性质还没有清楚的认识，但已看到日本的亡我之心，告诫国人“注意东事”，“磨砺以待日本”。
对于帝国主义的警惕还表现在他对沙俄的态度上。袁世凯执政时期，沙俄不断出兵我国西北边疆和黑龙江呼伦贝尔以及新疆阿尔泰地区。1916年7月，沙俄与日本达成“日俄协约”，分掠满蒙权益，对此，毛泽东在《致萧子升信》中提醒说：“近日朝野有动色相告者一事，曰‘日俄协约’。此约业已成立，两国各尊重在满蒙之权利外，俄让长春滨江间铁路及松花江航权，而日助俄以枪械弹药战争之物。今所明布者犹轻，其重且要者，密之不令人见也”(30)。
五四运动后，毛泽东受世界各国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十月革命的影响，一改过去潜心书本理论的追求，开始把解决中国出路问题寄希望于人民群众。”1919年7—8月，毛泽东以《民众的大联合》同一标题，先后在《湘江评论》上连载，开篇劈头就说：“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改造的一个根本办法就是用“民众的革命大联合对抗统治者的反动大联合”。
毛泽东还进一步提出了实现民众大联合的步骤和方法，他指出：“原来我们想要有一种大联合，以与立在我们对面的强权者害人者相抗，而求到我们的利益，就不可不有种种做他基础的小联合”。即首先实现农民的联合、工人的联合、学生的联合、妇女的联合、教师的联合、车夫的联合、警察的联合，最后实现中华民族的大联合。
毛泽东用“民众的大联合”方法，以对抗“强权者”，实现民族和自身的解放，虽然还未能提出一个完整的政权理论，但是反对封建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基本方向是明确的。同时，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第一次提到了马克思的主张，“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们拼命的倒担。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斯。”(31)他还高度赞扬了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新政权是俄罗斯打倒贵族、
驱逐富人，劳农两者合立了委办政府；匈牙利布达佩斯的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是“崭新的劳农政府”。这是毛泽东早期思想认识上的一个飞跃。
中国妇女是封建礼教的最大牺牲者，毛泽东对妇女的解放问题也倾注了极大热情。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指出：“诸君！我们是女子。我们更沉沦在苦海！我们都是人，为甚么不许我们参政？我们都是人，为甚么不许我们交际？我们一窟一窟的聚着，连大门都不能跨出”。“什么‘贞操’却限于我们女子！‘烈女祠’遍天下，‘贞童庙’又在那里？”(32)号召“打破父母代办政策”，“打破媒人制度”，建立真正的婚姻制度。尤其是1919年11月，湖南长沙发生赵女士为抗婚而自杀的事件，为此，毛泽东连续发表《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赵女士的人格问题》、《非自杀》、《改革婚制问题》、《‘社会万恶’与赵女士》等文，猛烈抨击中国的婚姻制度，明确指出赵女士自杀其根源是中国的“万恶社会”。
还必须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倡导湖南自治的同时，已蒙胧地意识到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已认清中国的危亡，人民的惨痛是由军阀和帝国主义造成的，他在《湖南人民的自决》一文中指出：“腐败绝顶的政府，娼妓生涯的党徒，盘踞国中，甘心为恶，铁道卖尽，矿山卖尽，森林卖尽，商埠卖尽，乞得日本来的枪械、饷款、训练官，屠杀人民，与市民战，与学生战”。“八九年来的大乱，都是此辈干来的营私勾当”，“造乱者，少数之武人”(33)。在《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一文中指出：中国“十八省中像湖南四川广东福建浙江湖北一类的省，通变成被征服者，屡践他人的马蹄，受害无极。这些果都是谁之罪呢？我敢说，是帝国之罪..”，他号召“推翻帝国主义，不许他再来作祟”(34)。
综上所述，毛泽东早期思想从探索宇宙的“大本大源”入手，进而从维新派、激进民主派等众多思想流派中接受有益的东西，最后完成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毛泽东早期思想的这一发展过程，表现出以下特点：第一，毛泽东从青少年起就异常追求“大本大源”的宇宙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表现了他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同时，毛泽东的早期思想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深受文化传统的影响。
第二，毛泽东早期思想中的忧国忧民意识，是对中国近代爱国主义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他同湖湘志士王船山、谭嗣同、杨昌济等人的民主启蒙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第三，毛泽东早期思想的发展进程，是一个不断追求真理的过程，他从众多思想流派中接受有益的东西，并逐步改造和扬弃他们，表现了毛泽东唯真理是从的精神。第四，毛泽东早期的思想发展过程，始终坚持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方向，这个方向是近代中国思想发展的主流，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方向。正是他坚持了这一方向，使他较早完成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11)(13)(15)(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5页，第87页，第588—590页，第589页，第85页，第85页，第1—2页，第86页，第639页，第639页，第49页，第5页，第364页，第292页，第305—306页，第305页，第368页，第362—364页，第363页，第584页，第557页，第554页，第560页，第51页，第51页，第51页，第341页，第375页，第486页，第504页。⑩《谭嗣同全集》，第60页。(12)《杨昌济文集》，第364页。(14)《梁启超年谱总编》，第272页。(16)《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 第1号。
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及其在新时期的发展
佟彦
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同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独创性的统一战线理论。
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有丰富的内涵，具有完整的思想体系和严密的逻辑结构。邓小平关于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思想是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把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统一战线思想作为一个联系着的整体加以研究，是一个亟待加强的课题。本文拟从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发展和重要内容，邓小平对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的继承与发展这两方面进行分析、考察，试图在这方面有所进展。
一、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发展和主要内容
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是在漫长曲折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们党统一战线工作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的发展，反映了党的统一战线实践的发展，也反映了党对统一战线认识水平和领导能力的提高。
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
（一）从党的成立到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是第一个时期。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民主革命认识不深，对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党的一大认为，中共对现有各政党应采取独立、攻击和排斥的态度，不准与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中国共产党首先集中力量进行工人运动，在工人阶级中扎了根。不过，中国共产党人很快从实际斗争中，特别是从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的事实中认识到：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工人阶级尽管有坚强的革命性，但人数较少，如果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就不可能取得反帝反封建的胜利①。正是在这个时期，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传入中国，对中国共产党制定当前阶段的革命纲领给予了正确的指导。中共二大决定同国民党及其他革新团体建立民主联合战线。中共三大作出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决策，同时指出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应保持自己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中国共产党同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建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结成了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也蓬勃发展，形成了全国大革命的高潮。然而我们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实践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大革命后期出现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对资产阶级一味迁就退让，放弃了无产阶级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让大资产阶级篡夺了领导权，使大革命归于失败，统一战线也破裂了。在土地革命时期出现了三次“左”倾机会主义。党的五大和及其以后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在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期间，这种政策发展到极点。“左”倾冒险主义，不利用一切机会争取同盟者，却把可以争取的同盟者推到敌人方面，使党处于孤军作战的险地。右倾机会主义是一切团结，否认斗争；“左”倾机会主义则是一切斗争，否认团结。“左”和右的结果放弃了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使党和革命受到损害。
这个时期，毛泽东对统一战线问题有许多重要的论述，代表了党内的正确主张。早在1919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提出以民众大联合的力量实行社会政治改革，对抗强权者、贵族和资本家的主张。1920年12月，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等”的信中说：“我觉得创造特别环境，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大业，断不是少数人可以包办的..。”他主张：“不分男，女，老，少，士，农，商，只要他心意诚恳，人格光明，思想向上，能得到互助互勉之益，无不可与之联络，结为同心。”②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从理论上解决革命中的同盟军等问题。他还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矛盾态度，预见到他们在革命高潮时将要分化，“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毛泽东敏锐地看到了掌握统一战线领导权和掌握政权及枪杆子之间的关系。他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指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③但是由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以及我们党尚处于幼年时期，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的认识并不为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所接受。
中国共产党人的成功与失败的比较中，认识了毛泽东，选择了毛泽东。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瓦窑堡会议。这之前，从共产国际回来的张浩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传达了季米特洛夫在大会上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报告。这就为瓦窑堡会议的召开作了思想准备。瓦窑堡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过了两天，毛泽东在一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提出了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的统一战线策略，批判了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的策略，着重阐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强调党和红军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毛泽东纠正了党在很长一个时期把民族资产阶级混同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错误，批评了党内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中间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农大众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在毛泽东正确主张指导下，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二）1935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第二个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