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
邢贲思
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以无比崇敬的心情，缅怀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建立的伟大业绩，缅怀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建立了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历史功勋。毛泽东在我们的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哲人其萎，后世继之。今天我们可以告慰于毛泽东的是：您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没有因为您的离去而停滞，相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您创建的毛泽东思想体系也得到了新的重大发展。
一
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和毛泽东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经过长达28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毛泽东称之为三座大山）的反动统治，结束了100多年来中国受屈辱的历史，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为独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正如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的，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
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是在中国革命的斗争实践中，在反对党内的机会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实践中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思想最鲜明的特点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就是实事求是的产物。正是遵循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毛泽东才有可能得出一系列关于民主革命的新结论，从而冲破本本主义和外国经验的重重束缚，起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
旧中国是多重矛盾的集结点，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容易使人们在社会性质的问题上发生认识上的偏差，而对社会性质能否正确认识，是影响革命成败的一个关键。如果社会的性质都不清楚，那么革命的对象、革命的动力、革命的性质、革命的目标等等也都不可能清楚。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革命党是群众的响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旧中国的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是封建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指出，它既非封建主义的，又非资本主义的，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学说的重大发展，是他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和路线赖以确立的出发点。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已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但由于还保留着中国政府的统治，还具有某种半独立性，因此不同于帝国主义直接治理的殖民地，而是半殖民地。从那时以后，在中国，封建主义已不再独占统治地位，而逐步形成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位一体、共同统治的局面。在旧中国、束缚生产力发展、阻碍社会进步的就是这三座大山，人民大众同三座大山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革命就是要推翻这三座大山。既然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而不是力量薄弱并受三座大山压制的民族资本主义，这样的革命按其性质只能是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的突出贡献在于他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同历史上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式民主革命不同，它是由无产阶级（通过它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因而是新型民主革命。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强调两点：第一，二者之间的界限不容混淆，那种认为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观点是错误的。毛泽东说：“中国现在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个任务没有完成以前，社会主义是谈不到的。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
①第二，新民主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这个革命胜利后，必然会向社会主义过渡，不需要再通过一次暴力革命。所谓“两次革命论”的观点是错误的。我国后来的实践完全证明了毛泽东这一论断的正确性。毛泽东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理论，并以中国的新经验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革命的对象和性质明确以后，那么，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怎样组织革命队伍，依靠哪些阶级、社会力量来同强大的敌人进行斗争呢？这就是关于革命的动力问题。毛泽东说，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可见，正确解决革命动力问题，是革命成败的又一关键。在这个问题上，中国革命也面临着同其他国家的革命（例如西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不同的情况。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抓住了三个关键：第一，必须确立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第二，必须明确农民是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最可靠的同盟军；第三，必须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
中国的工业无产阶级比起农民数量要小得多，但这是一个被剥夺了生产资料、饱受剥削和压迫的阶级，是一个与现代化大生产相联系的阶级，是一个自己的劳动必须同他人的劳动相结合才能推动生产进行的阶级。这个阶级比起同样是劳动者的小生产阶级有明显的优越性：它的一无所有和饱受剥削、压迫决定了它具有革命的坚定性；它同大生产的联系，使它摆脱了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具有博大的胸怀和大公无私的精神；它同其他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密切联系，决定了它具有集体主义和高度的纪律性。因此，无产阶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当然盟主，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由于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由无产阶级中最有觉悟的先进分子所组成，并且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所武装，因此，无产阶级的领导又必须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绝对不能动摇，动摇了就会使革命遭受挫折。右倾机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几乎把中国革命引上绝路。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8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中国农民同样受到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中国革命没有农民的参加是不可思议的。革命是解放生产力，解放了占人口80％的农民，就是解放了生产力的主体部分。因此，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根据农民在经济中的地位不同，可分为自耕农（相当于中农、上中农）以及半自耕农（相当于下中农）和贫农。毛泽东指出，自耕农属于小资产阶级，半自耕农和贫农属于半无产阶级。农村的半无产阶级是农村人口中受剥削、压迫最深的阶级。毛泽东说“所谓中国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他们是工业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最可靠的同盟军。自耕农根据情况不同虽可划分不同的部分，但是自耕农作为小资产阶级，其整体都是中国革命的盟友。毛泽东关于工农联盟的思想就是建立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民主革命中曾不止一次地发生过敌我混淆，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对中农的侵犯。中农的向背关系到革命的成败。把中农排挤出革命的行列，把它推向敌人一边，这是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错误之一。
在革命动力问题上最为复杂、最容易发生混淆的莫过于民族资产阶级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充分显示出他的实事求是精神，显示出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卓越才能。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它是革命的对象，还是革命的动力？如果是革命的动力，那么它同农民、小资产阶级又有什么不同？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往往发生在对这个问题缺乏正确认识上。毛泽东指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官僚资产阶级，这本身也受到三座大山的压迫，不推翻三座大山，不可能有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余地。因此，在民主革命中，民族资产阶级可以成为革命的盟友。但同时，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同无产阶级有着尖锐的矛盾。这就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身而二任”的两面性。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面性决定了它可以参加革命，又缺乏革命的坚定性。无产阶级应当团结它参加革命，而不应当把它拒之于革命的门外，更不应当把它当作革命的敌人。但同时又要对它的动摇性保持高度警惕，要防止它扰乱革命阵脚，特别要防止它篡夺革命的领导权。这就是毛泽东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殊性出发所作出的精辟论断。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在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实践上解决了无产阶级革命同盟军中一个最复杂的问题。
从革命动力的学说出发，毛泽东逐步形成了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其要旨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化消极为积极，最大限度地孤立革命的敌人。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大敌当前的形势下，我们党甚至同官僚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国民党结成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统一战线不仅是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大法宝之一，而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革命的对象、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动力等问题解决以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革命究竟应当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如果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是从本本发出，从别国的经验出发，中国的民主革命很可能走上歧途。正是在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上，毛泽东再一次显示了他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才能。在旧中国，由于工业无产阶级的力量很薄弱，大城市完全掌握在帝国主义势力、封建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革命力量处于劣势。因此，通过中心城市暴动引起革命高涨这种典型的欧洲革命方式在中国就不适用，“左”倾盲动主义的实践也证明了这条道路的破产。中国革命只得另辟蹊径。中国的大城市没有革命力量容身的余地，但是广大的农村却为革命力量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在这里，反动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特别是由于地方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政策的存在，造成了白色政权的割据和相互之间的战争。毛泽东指出：“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仅仅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这种现象。”②这种情形就为红色政权能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下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可以在这里积蓄力量，发动群众，发展革命武装，以革命的武装割据同反革命的武装割据相对抗。毛泽东关于以农村作为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一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就是这样形成的。尽管这条道路曾被“左”倾机会主义者嘲笑为“游击主义”、“狭隘经验主义”，但实践证明，这条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富有独创性的革命道路，是通往胜利的道路。
中国的民主革命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无数惊涛骇浪。在毛泽东的带领下，我们党打破了反动势力的疯狂镇压，克服了党内机会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给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在几经曲折后，迎来了革命的转机。由于毛泽东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用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民主革命的实践，我们党终于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
二
新中国成立后，党一方面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另一方面着手恢复生产，擘划经济建设。由于从革命到建设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我们在许多方面缺乏经验，苏联的经验虽在某些方面可以借鉴，但又不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我们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开始了一个比之民主革命还要复杂得多、艰难得多的探索阶段，一个新的长征——建设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长征。在这个新长征中，我们既取得过辉煌的成绩，也经历过重大的曲折。当毛泽东和我们党继续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而什么时候毛泽东和我们党违反了实事求是原则，从主观的意志出发来观察问题、处理问题时，我们的事业就遭受严重挫折。
民主革命胜利后，当我们开始进行建设时，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像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大国，能不能跨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外都有人表示过怀疑。尽管马克思曾预言，东方经济落后的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即前资本主义，直接走向社会主义，但在此之前毕竟还没有先例。俄国虽也是在落后经济的基础上开始建设社会主义，但它并没有跨越资本主义，十月革命之前，俄国早已是一个军事的、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从社会形态说不属于前资本主义。中国要跨越资本主义，从前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究竟有没有可能？毛泽东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此作出了回答。在理论上毛泽东提出了关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这个理论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组成部分和在新时期的重大发展。由于中国的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因此，在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不存在一道鸿沟；又由于中国原来的经济落后，基础薄弱，民主革命胜利后，不能立即向社会主义转变，而是需要一个过渡时期，来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待条件成熟后再转变为社会主义。这个过渡时期毛泽东又称之为新民主主义时期。这就是毛泽东关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理论的基本内容。毛泽东的这一理论曾以萌芽的形态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出现过。在该书中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革命既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那么它所要采取的国家形式，既非欧美式的资本主义共和国，又非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而是第三种形式，即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他说：“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③毛泽东还论及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文化，同样指出它们既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文化，又不同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带有过渡性质。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不同于列宁的理论，因为列宁说的过渡是指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反映了中国和俄国处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毛泽东的这一理论是他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列宁理论的一个新的发展。由于毛泽东既排除了否认过渡时期必要性的“左”的观点，又排除了主张长期延长过渡时期的右的观点，使我国得以顺利地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在毛泽东的带领下，我们党用了七年时间完成了这一过渡，在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逐步使我国从一个原来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初步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用自己的实践证实了马克思关于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迈向社会主义的论断，并以自己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这是毛泽东在新时期最重要的贡献。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关键是要解决好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性地解决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是毛泽东在新时期的一个突出贡献。毛泽东认为，苏联在这方面的经验虽部分地可作参考，但并不完全适用。毛泽东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思路是：第一，通过组织起来，把小生产者（主要是农民）引上一条“由具有社会主义萌芽、到具有更多社会主义因素、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发展道路”，而不采取苏联集体农庄的形式；第二，通过赎买的方式，把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企业。这一思路是完全适合中国国情的。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和他领导下的实践，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写下了新的光辉一页。关于对资本家赎买的问题，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期间曾经提出过，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列宁的这一构想并未付之实现。毛泽东根据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特点和它对待社会主义改造的态度，创造性地实现了列宁的这一构想，确立了定息这种特殊的赎买形式。定息不是一次性对资本家的赎买，而是通过资本家每年从企业分得一定红利和股息的形式，逐步实现对资本家的赎买。正是由于毛泽东创造了对资产阶级改造的这种形式，使得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中一项最复杂的任务得以平稳地、顺利地完成。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何对待苏联经验，是一个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全局的重大问题。在建设初期，由于我们自己经验不足，在一段时期内毛泽东很强调学习苏联。这是必然的，因为当时没有别的经验可资借鉴。苏联的经验对我国的建设既产生过正面作用，也产生过负面效应。当这种负面效应已暴露得很明显时，毛泽东毅然提出要摆脱苏联影响，在社会主义建设上走出一条新的路子。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毛泽东没有提出改革的理论，但在实践中已开始进行某些改革性尝试。这是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所作出的又一重大贡献。毛泽东的改革性尝试，突出地体现在他写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毛泽东在报告里明确地提出，对于外国的经验，不能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者一概照搬，他还特别告诫我们，不能照抄照搬苏联经验。他说：“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的弯路，你还想走？”④在苏联经验被当作天经地义的当时，敢于对它提出怀疑，这本身就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这说明苏联经验对于中国来说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了。《论十大关系》主要是讲经济问题，强调从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来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其中既涉及了正确处理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又涉及了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等。这说明毛泽东已经形成了同苏联经验有所不同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些新思路。尽管在当时我们还不可能完全摆脱苏联模式，但是这种探索仍然是很有价值的，可以说它是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的建设社会主义新思路的萌芽。
提出完整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是毛泽东新时期在理论上的重要贡献。他纠正了斯大林和苏联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完全适合的形而上学观点，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从而在理论上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毛泽东还以他的独创精神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并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已经完成、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告一段落后，大量存在着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必须严格区分两类矛盾，特别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论断直到今天仍有重大现实意义。鉴于人民内部矛盾常常牵涉到人的精神世界，又鉴于精神世界的问题常常同意识形态相联系，人们在作出判断时容易发生混淆，因此，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特别讲到：“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而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因此，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⑤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增加了新的内容，如果这一学说能在实践中贯彻始终，就可以避免苏联30年代曾经发生过的混淆甚至颠倒敌我的悲剧重演，就可以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更加健康，更加顺利。可惜，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和我们党在实践中没有认真贯彻这一正确的理论，形成了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反差，以致我国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重蹈了苏联的覆辙。尽管这一学说没有很好地在实践中贯彻，但其理论价值不容抹煞，它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重大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新的发展。
这一时期，毛泽东一方面顶住苏联的压力，突破外国经验的束缚，率领全党勇敢地进行探索，并继续取得重大成就；但另一方面，由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律认识不足，由于在理论上过份强调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忽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由于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以及对这种变化作出了不恰当的反应，毛泽东以及在他影响下的我们党又不止一次地犯过违反实事求是的主观主义错误。
1956年我国虽已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它的起点很低，实际上处于社会主义的幼年时期。在这种阶段，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改变，都需要有一个过程，而决不能随心所欲。但是，在三大改造完成后工业和农业生产力有了一定发展的情况下，在50年代中后期我国农业连续几年获得大丰收的情况下，毛泽东滋生了一种不正确的观点，以为只要充分发动群众，调动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借助上层建筑特别是政权的力量，就可以超越社会主义当前的发展阶段，超越我国的生产力水平，谋求一种不切实际的发展速度，建立一种近乎空想的“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关于“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设想就是这样提出来的。事实证明，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新的生产关系的确立都有一定的规律，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违反了规律，就会受到规律的惩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失败，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什么是党的根本任务和中心工作这一问题上，毛泽东在认识上经历了反复。本来，党的八大已经明确了党在新时期的根本任务和中心工作是经济建设。“八大”正确地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我国的主要矛盾已从原来的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转变成为“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并且指出，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和方法只能是大力发展生产力，这也就是党在新时期的根本任务和中心工作。“八大”的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八大”的方针还未全面实施，1956年下半年起形势骤变，毛泽东没有对变化了的形势作出实事求是的、冷静的分析，而是夸大了阶级斗争因素，从而使他对“八大”的正确方针产生了某种动摇。在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已经弱化、经济建设需要强化的情况下，反而大讲特讲阶级斗争，从而使党的根本任务和中心工作发生了偏离，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受到了扭曲。这种认识上的偏执终于导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的形成，在这条路线影响下，最终酿成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大动乱，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20世纪特殊的时代条件和中国特色的历史条件造就了毛泽东这样伟大的天才。如同任何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在其璀璨辉煌的一生中难免留下某种遗憾一样，毛泽东在其晚年也留下了这样的遗憾。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止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悲剧。这种悲剧的形成有其极其复杂的历史原因，我们不能过份苛责于毛泽东个人。同时，正如薄一波说的：“悲剧固然痛苦，但惟其痛苦，也就给人们留下最深沉的反思，因而往往成为新思想、新事物孕育的重要契机。”⑥我们应当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对待这段历史。综观毛泽东一生，他不愧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革命家，他是新中国的缔造者，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者。他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1976年，中国20世纪的革命伟人毛泽东永远离开了我们。但毛泽东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仍在进行。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关系到我国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且必将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我们祖国的未来充满希望，充满光明。毛泽东泉下有知，一定会感到十分欣慰。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注释
①③《毛译东选集》第2版第2卷 ，第683—684页，第67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 ，第45页。
④《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20—721页。⑤转引自《毛泽东、邓小平论中国国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442页。⑥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874页。
毛泽东——中国划时代的伟大思想家
陆剑杰
毛泽东是一代伟人。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胜利地领导了一场结束中国数千年的剥削制度而开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久远未来的革命。研究毛泽东，就是研究这一伟大转折时代中国人民的实践，研究中国人民在这一实践中所表现的卓越智慧和不朽精神。毛泽东被时势推上了崇高的地位，他成为伟大的哲学家、卓越的军事战略家、机敏的政治战略家、旷古未有的大诗人，决不是偶然的。
全面地评价广博而深邃的毛泽东非一篇短文所能胜任。本文试图选择一个新的视角，研究作为思想家的毛泽东，研究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划时代地位。
一、中国思想史的两次转折和毛泽东的思想家地位
研究思想史的基本方法是研究它同实践史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①既然实践决定观念、决定思想，那末，实践史也就决定了思想史。虽然由于思想有其相对独立的发展，对于一个实践时代来说，滞后的思想、现实的思想、超前的思想并存，呈现出极其丰富多彩的图景，然而，就思想史的主轴而言，它必定是同实践史并行的。
全部中国实践史，是由生产实践史、科学技术史、社会关系变动史三者构成的统一进程。这部历史经历了两个最重大的转折。第一个转折发生在公元前2000年之后。这时，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从原始公有制社会向私有制社会转变，由此引致漫长的奴隶社会和更加漫长的封建社会。第二个转折发生在近代以来。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屡遭败绩、俄国发生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国无产阶级已成为自为阶级的新条件下，中国人民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具有两重性质，一方面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开辟道路，另一方面又产生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因素。完成这个革命而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一方面是中国剥削阶级尚存的最后篇章，又一方面则是中国结束剥削制度，向着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时代推进的辉煌序曲。过了没有几年，中国就进入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虽然有一些性急，有一些粗放，但从人类社会和中国社会的发展全程看，它毕竟是划时代的伟大变革。
同这样的实践史相应，中国的思想史也发生两个最重大的转折。第一个转折是，同原始公有制社会形态向私有制社会形态转变的过程相适应，发生了由野蛮向文明的转化，从而在完整意义上掀开了思想史的第一页。毛泽东在谈到哲学的产生时说：有了私有制和剥削，一些人才“能够解除劳动，有了时间，从事学问的研究，哲学方能出现。这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个绝大的跃进。”②思想体系产生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个跃进本身有一个过程。就中国而言，直到公元前五世纪前后才形成相对完整的学术形态，而以孔子为始祖的儒家则逐步取得了主导地位。孔学之所以在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万变不离其宗，一方面是它为封建统治如何巩固、封建秩序如何维护，制订了一套理论观念和伦理准则，任何一代封建统治者都急切地需要它；另一方面它在伦理学、教育学、知识论、实践论等领域有着不具阶级特质的中性内
容。由此可以说：中国思想史的第一个转折是由孔子为代表的学者群实现的。这样，孔子就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思想家。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二个转折是，同私有制社会形态向公有制社会形态的转变相适应，产生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亦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思想体系，是新时代的思想旗帜。它的出现是一次更加伟大的跃进。在建立这一体系的过程中，中国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家，李大钊、鲁迅、李达，均是杰出的人物，但是集其大成的，构造了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的，为后代奠定了牢固思想基础的，是毛泽东。由此可以说，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二个最重大的转折是由毛泽东为代表的学者群开辟的。毛泽东是中国思想史上又一个划时代的思想家。我国现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未来的路还长。我们的思想还将有伟大的发展，我们还会有更新的、站在时代潮流之前列的思想家出现，但是为新时代的新思想奠基的，仍然首推毛泽东。
二、作为思想家的毛泽东的特殊品格
称得上“思想家”的，必有其一般品格。每一思想家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社会地位各异，阅历和教养相殊，文化背景有别，又具有各自的个性。黑格尔不同于康德，恩格斯不同于马克思，老子不同于孔子，鲁迅不同于李大钊。特别是划时代的、集大成的思想家，他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与个性魅力融合为一体。从这样的观点看来，毛泽东具有独特的思想家品格。
（一）站在民族历史的转折点上，高瞻远瞩，面向未来。
作为中国历史的转折时代的思想家，毛泽东不能不是一个现实的思想家。毛泽东面对极其严酷的现实：民族尊严丧失殆尽，国家体面日损一日，人民生活水深火热，革命和革命战争屡战屡挫。他不能不专注于现实的把握，于是有“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③的谦敬心态和“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①的强烈呼喊。
但在另一方面，处在历史转折点上的毛泽东，又不能不观察中国的未来，不能不考察人类的命运。中国的现实的革命是作为迈向未来的决定性步骤而展开的，这使毛泽东既具有现实理性又富于历史的激情。谈阶级斗争联系着世界大同，谈革命战争联系着永久和平，谈发展资本主义联系着消灭资本主义，这就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并使两者密切结合起来的性格特质。
（二）立于世界纵横的座标系内，学贯中西，重在创造。
毛泽东的立足点，就历史的纵座标说，处在过去和未来的界面，就世界的横座标说，则位于当代世界矛盾的一个焦点。毛泽东的革命已经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这样的现实立足点上站起来的思想家，不能不是饱学的思想家，不能不是学贯中西的思想家。
毛泽东对于中国历史的深湛修养是人所共知的。他对于中国文化典籍的钻研用了从少到老的长久的功夫。但是，他又不是一个“书橱”，而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家。由此，中国文化的因素就融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体系，整合为这一体系的有机部分。毛泽东强调地提出了“主观真理”与“片面真理”的观念，前者见于1964年9月25日的一次批示⑤，后者写在1939年2月20日的一封信中⑥。毛泽东用“主观真理”与“片面真理”的概念，
评价过去的哲学，并通过使它们转化为客观真理和全面真理的方法，实现向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归并。典范的例证之一是：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毛泽东批评说：孔子之言，“作为哲学的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按：即唯心论）”，“但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论来说则是对的”。“如果孔子的‘名不正’上面加了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而孔子又真正承认实为根本的话，那孔子就不是观念论了。”⑦这里，展现了从“片面真理”向“全面真理”转换的过程和机制。
毛泽东青年时代在全国向西方学习的潮流中曾苦心研究西学，这史实也属众所周知。而从五四运动到共产党成立前夕对马克思主义的潜心研究和诚挚接纳，更使他在思想上成熟起来，为成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奠定了基础。
显然，学习古今中西，为的是创造新的思想。毛泽东终其一生是创造性思想家。1918年、1919年间，他就注目于思想的独创，说：“现代学术的发展，大半为个人的独到所创获。..老先生最不喜欢的是狂妄。岂知道古今最确的真理，伟大的事业，都是系一些被人加上狂妄名号的狂妄人所发明创造出来的”。⑧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毛泽东最重视的是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⑨。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仍然强调思想的创造。他说：“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⑩毛泽东的一以贯之的创造精神，使他能够满足一个创造性时代对思想家的要求，形成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创造要求探索，不免付出代价。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但这不能掩盖他的创造性思想家的光辉。
（三）基于具体实践的深厚渊源，取自群众，归于群众。
如果说毛泽东的思想创造其资料取于“古今中外”，那末，他的直接基础，仍是中国人民的具体实践。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具体实践的广泛性、复杂性、深刻性决定其思想家的广博、辩证和深邃。如果中国人民的具体实践不是那么艰难，思想家们就不会强调“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11)；如果这个实践不是那么曲折，思想家们就不会批判“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12)的错误观念，要求自觉地走曲折的路；如果这个实践不是那么复杂，不断面临歧路的选择，思想家们也不会提出“两种实在可能性的选择的问题”，要求“把所选择的可能性之实现条件当作链子一环抓住”(13)。
一切思想家的思想归根到底来源于实践。毛泽东与中国过去的思想家的大不同之点，在于他自觉地把思想创造工作建立在具体实践的基础上，根植于群众之中。他极富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结合起来，提出了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再集中起来，再坚持下去的认识路线的新公式。他对英雄豪杰在这条认识路线中的作用给了一个定位性判断，他们不过是群众认识和群众实践的中介，起到一个“加工厂”的作用。(14)。这就同康德的先验认知结构理论发生了批判继承的关系。
（四）长于思想材料的加工制作，注重实证，要在“大本”。
毛泽东兼具实践家与思想家的双重品格。他既极其重视实证材料的把握和积累，又具有超常的思维能力。从毛泽东的先进的“加工厂”中不断生产出思想的精品。
毛泽东重视调查研究，亲自做调查工作。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写有“调查的技术”一节，表明他是极其重视并带头做实证研究的思想家。这一点，他不同于黑格尔一类的思辩的哲学家和逻辑演绎的著作家。
但是，毛泽东又同时重视察知事物的底里，把握事物的根本。朱熹有言：“大本不立，小规不正。(15)”杨昌济扬弃朱熹称为“太极”的“大本”，要求把握宇宙的“大原则”(16)。毛泽东深受他们的影响，极为重视哲学的学习和研究；而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真正把“大本”控握于手掌之中，这就是实践的、辩证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这一点，毛泽东又不同于未知“大本”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军事学家，更不同于那些实务主义者。
毛泽东游历于实证知识和哲学大本之间，不断地融合二者，产生出丰硕的思想成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对政治路线、军事战略、组织原则等问题有过反复的争论。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党开始总结这几次争论。毛泽东高于他人之处在于，他把这些争论深化到哲学世界观层次来穷根究底，论明所有历史争论的哲学实质，并从而提出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在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之后，党探寻着建设之路。这时，毛泽东写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至今仍为人们所信服的原则和方针。所有这些都得益于毛泽东对“大本”的深厚素养。
（五）吸纳时代精神于一己之中，博大如天，精深似海。
作为领导民族历史伟大转折的一代伟人，作为吸纳古今中外之精华、中国人民之智慧于一己的划时代思想家，毛泽东不能不是一位具有多方面秉赋和才能的人物。在中国革命中，要解决列宁所说的“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把一般共产主义理论“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革命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17)，这样，毛泽东就不能不是辩证法家；这个革命的特点和优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如此，毛泽东就不能不是一个军事战略家和无可争辩的统帅；这个革命的诸方面政治关系极为复杂，如毛泽东本人所说，“极端复杂的中国政治，要求我们的同志深刻地给以注意”(18)，因而，毛泽东就不能不是一个政治家和既坚持原则又善于机变的策略家；革命中存在着军事战线和文化战线，毛泽东成功地领导了这两条战线，他又是一位杰出的文化领袖。这就是说，中国革命斗争的壮阔，客观上要求它的领袖的博大。有此博大，领袖之职胜任愉快，无此博大，虽可一时居顶，然难以真正坚持不渝。
在博大的基础上毛泽东可能成为涵养精深的人物，他在实际上也正是这样的人物。由博大而精深，其精深必在贯穿军事、政治、文化诸方面的基本思想，毛泽东由此而成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
三、毛泽东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的巨大财富
17年前，毛泽东离开了这个世界，他遗留下许多的东西，有不朽功绩，也有令人遗憾的失误。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毛泽东留下了极其丰富和宝贵的财富。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总结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思想体系。就毛泽东本人看，以下诸点似更有久远的价值。
（一）他留下了把主体能动精神和客观求实态度结合起来的科学精神。
毛泽东深得马克思哲学的真谛：对事物、现实、感性，既要从客体方面
去考察，尊重它对于实践者的客观既成性和实在性；又要从主体方面去考察，把它看作主体实践地加以把握的对象。从前的唯物主义不了解后者，因而是直观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不了解前者，因而成为精神决定论；二者殊途同归，都“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gegenstandliche）活动。”(19)毛泽东则紧紧地把握住“实践的唯物主义”(20)精神，这是真正科学的哲学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