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国难当头，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他在“全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中提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民族的。针对着敌人已经进行并还将加紧进行分裂我国内各少数民族的诡计，当前的第十三个任务，就在于团结中华各民族（汉、满、蒙、回、藏、瑶、夷、番等）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⑨这实际上是抗日战争时期党的民族工作的总方针。毛泽东在报告中还提出了民族工作的四项基本政策：“第一、允许蒙、回、藏、苗、瑶、彝、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第二、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地方，当地政府须设置由当地少数民族的人员组成的委员会，作为省县政府的一部门，管理和他们有关事务，调节各族间的关系，在省县政府委员中应有他们的位置。第三、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不但不应强迫他们学汉文汉语，而且应赞助他们发展用各族自己言语文字的文化教育。第四、纠正存在着的大汉族主义，提倡汉人用平等态度和各族接触，使日益亲善密切起来，同时禁止任何对他们带侮辱性与轻视性的言语、文字与行动。上述政策，一方面，各少数民族应自己团结起来争取实现；一方面应由政府自动实施，才能彻底改善国内各族的相互关系，真正达到团结对外之目的，怀柔与羁縻的老办法是行不通了的。”⑩
毛泽东在深入研究国内民族问题的基础上，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民族问题制造民族对立，煽动民族分裂，进而吞并全中国，最后灭亡中华民族的阴谋，针对国民党政府对国内少数民族实行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政策，除了重申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禁止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反对大汉族主义等政策外，特别提出各民族在统一力量、共同抗日的原则之下，少数民族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这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方针的重大转变，为以后党的民族政策的完善奠定了基础。
之后，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受中央委托，主持西北少数民族工作，成立民族问题研究室，专门对蒙、回民族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为中央制定民族政策提供资料和依据。蒙古民族问题研究组除了搜集有关图书资料外，还派人到伊克昭盟等地对蒙古地区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日伪、国民党的活动等进行调查，并于1940年7月为中央起草了《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11），由西北工作委员会报中央，毛泽东亲笔签发：“基本上经中央书记处批准”。这是中国共产党对蒙古民族工作的又一个纲领性文件。
“提纲”首先以“蒙古民族的特征”为题，分析了国内蒙古民族的历史、经济、政治、宗教等各方面的情况，既热情歌颂蒙古民族在历史上是个强悍善战的民族，又以极大的同情分析了蒙古民族因受国内民族压迫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而陷于贫穷落后的现状，指出：“蒙古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必须与中国革命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其次，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蒙古民族的侵略政策和阴谋手段，分析了伪蒙疆政权的傀儡性质。第三，从各个方面剖析了国民党对蒙古民族实行大汉族主义政策，进行残酷的经济掠夺、政治压迫、文化奴役，镇压蒙古民族的解放斗争，加深了蒙汉民族矛盾，并离间蒙古民族与共产党的关系，甚至把一部分蒙古上层推向了日本侵略者方面。第四，分析了蒙古民族对抗战的态度。指出由于日寇的拉拢和国民党的压迫，蒙古族中坚决降日者虽为数不多，但坚决抗日者也还是少数，大多数人是抱观望的中立态度；“蒙古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它居住于中日战争极关重要之战略地带”，所以“蒙古民族站在中国抗战方面？还是站在日寇方面？这就是现在蒙古民族问题的中心，同时也就是抗战中的严重问题之一。”第五，以“团结蒙古民族抗日的可能条件与基本政策”为题，阐述了团结蒙古民族抗日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因为日寇是蒙古民族的最大敌人，它对蒙古民族的欺骗是不会持久的；中国的抗战，特别是共产党和八路军在蒙古民族中的政治影响日益扩大；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存在与发展，对内蒙古抗日解放运动的影响；蒙古民族已有一部分抗日先进分子，广大蒙古人也在觉醒。所以，只要采取正确的民族政策，团结蒙古民族抗日是可能的。
“提纲”从9个方面提出了26项具体政策，除了采取必要措施唤醒蒙古民族坚定抗日的认识和信心外，蒙古民族在政治上应与汉族享有平等的权利，在敌后成立抗日政权和统一的蒙古地方政府，蒙古民族有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在蒙古地方设县治局，必须由蒙古人自愿自主，蒙古人有充分的参政之权；要开放民主，蒙古族人民享有抗战建国的自由，可以组织各种团体参加抗日；尊重蒙古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语言、文字与信教自由，反对歧视蒙古民族的言论与行动；帮助蒙古民族改善与提高人民生活，政府拨款救济，禁止强占蒙人牧场土地，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和徭役，禁止高利贷，实行防疫防空和免费医疗；帮助蒙古民族的抗日军队，组织抗日武装，并享有与国民革命军同等待遇；在蒙古民族中实行抗战教育，发扬蒙古民族优良文化与革命传统，培养抗战建国人才，设立各级免费学校；帮助蒙古族人民发展生产，提高蒙古民族的经济生活；改善各民族间的关系，巩固抗日团结，蒙古民族与国内各民族在平等原则之下共同抗日，并实现建立统一联合的三民主义的新共和国。
《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是对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民族工作总方针和民族政策的具体化，它不仅对蒙古民族，对国内各少数民族的工作均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是对毛泽东关于各少数民族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国家的方针提出的具体构想，它是毛泽东思想民族理论和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逐步完善的重要标志之一。
从此，内蒙古的民族工作有了巨大发展。1939年6月，当成吉思汗灵榇由伊盟迁往甘肃途经延安时，延安各界近两万人举行盛大祭典，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代表谢觉哉、滕代远、王若飞出席。以后又在延安建立了成吉思汗纪念堂，毛泽东亲笔题写了“成吉思汗纪念堂”7个大字。这在蒙古民族中产生了极大影响。同时在延安成立了蒙古文化促进会，吴玉章兼任会长；建立了蒙古文化陈列馆，宏扬蒙古民族的优秀文化；创办蒙民招待所，接待到延安参观的蒙古牧民；在中央党校、陕北公学先后开办的少数民族班、蒙古青年队、民族部中培养了不少蒙古族干部，1941年延安民族学院成立以后，蒙古族学员占有大多数。一大批蒙古族干部在革命圣地延安成长起来。延安成为蒙古民族解放事业的灯塔。
党对蒙古民族的政策，在抗日根据地逐步实施。1939年10月，曾在《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12）中规定“实现蒙、回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与汉族的平等权利，依据民族平等的原则，联合蒙、回民族共同抗日”；“尊重蒙、回民族之信仰、宗教、文化、风俗、习惯，并扶助其文化的发展”。1941年5月1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3）除重申上述政策外，特别规定“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区域自治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主张正式提了出来。1938年，毛泽东亲自决策创建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蒙古民族工作是党在这里的中心工作之一。当时，中共绥远省委下设蒙民部，由省委书记白如冰兼任部长，有关地县党委也设蒙古民族工作部门和人员，同时成立了中共土默特旗工委；在《绥察行政公署施政纲领》（14）中规定，“保证绥察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并与汉族有同等参加政府之权”；“在民族杂居地区，抗日政府可设立蒙、回、满民族行政部门，专门处理民族自身问题”；“在纯一民族居住地区，帮助建立抗日政权，该政权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设施，不随意加以干预”；“不推翻王公制度，而是扶助王公抗日”。绥察行政公署还设蒙政处，有关专员公署及县政府也没有蒙民部或科，在培养民族干部，建立蒙古民族抗日武装，团结蒙古王公上层抗日，争取伪蒙军反正等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在伊克昭盟先后由中共绥蒙工委和伊盟工委领导，建立了伊盟南部革命根据地，在大部分旗建立了党组织；蒙古民族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团结在抗日的旗帜下，形成了陕甘宁边区的北部屏障；特别是在伊盟南部进行了蒙古民族自治的试点，成立了蒙民自治区，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提出：“要求改善国内少数民族的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15）。他指出：“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为‘宗族’。他们对于各少数民族，完全继承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政策，压迫剥削，无所不至。..这是大汉族主义的错误的民族思想和错误的民族政策。”要求共产党人“必须帮助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并成立维护群众利益的少数民族自己的军队。他们的言语、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应被尊重。”（16）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以民族区域自治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
三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对蒙古民族以及各少数民族仍然实行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政策，在内蒙古也兴起了蒙古民族的“独立”、“自治”运动，成立了所谓“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和各种形式的“自治政府”，掀起了“内外蒙合并”运动，形势极端复杂而紧迫。中国共产党不失时机地按照上述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方针政策，大力开展内蒙古的民族工作，引导正在兴起的蒙古民族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10月初，乌兰夫等奉中央指示，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解散了“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10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内蒙工作的意见》（17），分析了内蒙古在解放战争中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提出“对内蒙的基本方针，在目前是实行区域自治”，发动群众，开展自治运动，建立自治政府。11月8日，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向中央提出先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统一领导内蒙古自治运动，准备将来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建议（18）。11月10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上述意见，并指示目前各省区内之蒙民可先成立地方性质的自抬政府（19）。11月26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大会在张家口召开，8个盟36个旗及有关方面代表79人出席，大会通过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目前工作方针、会章、宣言等，宣布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乌兰夫当选为主席。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发动群众，开展自治运动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是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桥梁，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旗帜正式树立起来了。这不仅是内蒙古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区域自治解决国内民族问题伟大实践的开始。
鉴于抗日战争胜利后内蒙古地区各种类型的“独立”、“自治”运动的兴起，中国共产党不主张立即成立自治政府，而是以自治运动联合会的形式，把一切能够争取的民族运动组织联合起来，统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旗帜下，尔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再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这在政策上是正确的，策略上是英明的，实际上也是成功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后，一方面在内蒙古西部锡察盟地区开展自治运动，一方面积极开展东蒙工作，争取联合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和呼伦贝尔自治政府，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由于中共中央东北局和冀热辽分局、西满分局密切配合，经过与东蒙自治运动领导人的洽谈，1946年成功地召开了承德“四三”会议，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和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共商统一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大业，通过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的主要决议》（20），确立了内蒙古实行平等自治（即区域自治）的方针，否定了“独立自治”的主张；树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内蒙古自治运动的领导地位，决定解散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明确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是内蒙古自治运动的领导机关，并扩大了联合会机构，决定解散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确定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统一领导内蒙古的民族武装部队等等。“四三”会议不仅在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对于中国共产党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方针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是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决定性的一步。
“四三”会议之后，内蒙古自治运动迅速地发展起来。由于农村牧区的民主改革，基层旧政权的改造和新政权的建立，民族武装部队的组建，各种民族运动力量向自治运动联合会的靠拢，成立统一的内蒙古自治政府的问题自然地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1946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准备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指示；1947年3月23日，中央再次发出《关于内蒙自治诸问题的意见》（21），同意立即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并就内蒙古自治政府与内蒙尚未解放地区的关系，自治政府纲领问题，内蒙古自治区与各解放区的关系，成立内蒙古统一的党组织等问题，作了具体指示，特别指出“内蒙自治政府非独立政府，它承认内蒙民族自治区仍属中国版图，并愿为中国真正民主联合政府之一部分”。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4月23日，在兴安盟王爷庙召开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各族各界代表392人出席，乌兰夫作政治报告，回顾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历史，总结了一年来自治运动联合会的工作，提出了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的主要工作。大会讨论通过了“政治报告”、《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内蒙古自治政府暂行组织大纳》和《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宣言》，选举了内蒙古临时参议会和自治政府委员，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出了致敬电，乌兰夫当选为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宣告成立。“施政纲领”明确规定：“内蒙古自治政府是内蒙古蒙古民族各阶层联合内蒙古区域内各民族实行高度自治的区域性的民主政府；内蒙古自治政府以内蒙古各盟（包括盟内旗县市）旗为自治区域，是中华民国的组成部分。”（22）5月19日，毛泽东、朱德电贺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指出“曾经饱受困难的内蒙同胞，在你们领导之下，正在开始创造自由光明的新历史。我们相信：蒙古民族将与汉族和国内其他民族亲密团结，为着扫除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建设新蒙古与新中国而奋斗。”（23）
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民族理论和中国共产党长期探索形成的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基本政策的一次伟大实践，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是内蒙古革命和蒙古民族解放运动新的里程碑。7月：日，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成立，公开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内蒙古自治区的领导。在内蒙古自治运动发展过程中，组建了内蒙古骑兵武装，开展自卫解放战争；在农村牧区进行了社会民主改革，解放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经济。在全国民主革命胜利发展的形势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1949年9月下旬，内蒙古全境获得解放，内蒙古民族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
毛泽东和党中央为了实现内蒙古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1948年决定将哲里木盟和昭乌达盟从辽北、热河两省划归内蒙古自治政府管辖。1949年2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中央有关领导人专门讨论了内蒙问题。毛泽东提出要为恢复内蒙古历史地域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内蒙古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并将自治政府领导机关由乌兰浩特迁到归绥市，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同时将内蒙古自治政府改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1952年初，周恩来针对有人对蒙绥合并持不同意见指出：“推行内蒙古区域自治还有阻力，这就是我们的一些同志还没有真正理解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还不了解党中央解决内蒙古问题的意图。毛主席对蒙绥合并有明确指示：蒙绥合并问题要开两扇门，一扇门是蒙人要欢迎汉人进去开发白云鄂博铁矿，建设包头钢铁企业；一扇门是汉人要支持把绥远合并于内蒙古自治区，实现内蒙古统一自治。内蒙古划进一些汉族，有利于蒙汉团结，建设边疆。蒙绥合并是中央已经定了的问题，毛主席也说过了，要按中央定的、毛主席说的办。”（25）1950年9月，中央曾批准将察哈尔省所辖多伦、宝昌、化德三县划归内蒙古自治区；1952年9月撤销了察哈尔省建制。1952年6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迁到归绥市。经过大量细致的工作，于1954年3月将绥远划归内蒙古自治区，撤销绥远省建制。1955年7月，又撤销热河省建制，将原属热河省的翁牛特、喀喇沁、乌丹、赤峰、宁城、敖汉等6个旗县划归内蒙古自治区。1956年4月，国务院决定将甘肃省巴彦浩特蒙古族自治州和额济纳蒙古族自治旗划归内蒙古自治区。至此，全部撤销了国民党政府于1928年在内蒙古设置的热、察、绥三行省，实现了内蒙古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1954年2月28日《人民日报》曾为蒙绥合并发表了题为《中国历史上解决民族问题的重大措施》的社论，赞扬“这是中国历史上以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精神解决民族问题的重大措施，是内蒙古自治区，也是全国各民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在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进一步解决民族问题，推进国家建设事业的正确的、必要的措施，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人民民主的中国才可能出现的伟大事件。”（26）
确实如此，内蒙古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胜利发展，内蒙古自治区在轰轰烈烈的解放战争中宣告成立，又经过9个年头实现了内蒙古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而且在每个发展阶段和每个重大问题上，都是毛泽东亲自作出英明的决断，进行正确的指导，直至取得圆满成功。周恩来曾赞扬内蒙古自治区是模范自治区。如果说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和内蒙古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实现，是开辟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道路，这无论如何是不过份的；说它为以后我国各个民族自治区、自治州、自治旗县的成立创造了经验，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这一切都应归结到毛泽东思想民族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科学性、正确性及其伟大的成功。
（作者单位：内蒙古大学）
注释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页。②《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2年7月。③④⑤《苏维埃中国》，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刊印，1957年7月，第11页，第17页，第286—289页。⑥⑦⑧⑨（11）《六大以来》，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第687页，第732页，第764页，第1004页，第1118页。⑩转引自《民族政策文件汇编》第1编，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33—134页。（12）《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实录》，1939年版。（13）《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汇刊》，1942年版。（14）《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资料选编》（上），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65页。（15）（16）《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 ，第1064页，第1083—1084页。（17）（18）（19）（20）（21）（22）《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9年1月，第1页，第5页，第6页，第51页，第171页，第231页。（23）《乌兰夫研究》1993年第1期，第47页。（24）《民族政策文件汇编》第1编，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页。（25）王铎：《五十春秋》，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第368—369页。（26）《民族政策文件汇编》第2编，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63页。
毛泽东与新疆
朱培民
邓小平曾经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新疆各族人民的解放就是一个生动的明证。每当历史的关键时刻，总是毛泽东给新疆各族人民指明方向。
胸怀全局，关注新疆各族人民历史命运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公元前60年开始，中央政府就在新疆行施行政管理权，新疆各族人民都为中华历史和中华文化作出过重大贡献。
近代新疆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封建社会。新疆各族人民不仅遭受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而且遭受了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剥削；不仅受汉族反动统治者的压迫和奴役，而且受本民族内部封建势力的剥削和压迫。新疆各族人民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反抗反动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长期以来曾经不断地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毛泽东对新疆各族人民的历史命运极为关注。早在1920年12月，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信中就提到新疆，他在民主革命时期的著作和为党起草的文件中多次提到了新疆和维吾尔族。1933年，苏联与新疆地方实力派盛世才结盟，建立了亲苏政权，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要重视对新疆的工作，从此，打通国际路线，解决革命根据地的战略依托问题，就成了中国共产党一贯的战略方针。1935年6月16日，中央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战略方针应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红军东征是为了打通国际路线，因蒋介石、阎锡山的阻挠，为了团结抗日，党中央决定回师陕北。
西征目的也是为了打通国际路线。打通苏联的道路有二：一是宁夏及绥西，一是经甘、凉、肃州到新疆。为了实施宁夏战役计划，1936年10月25日，中革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之三十军渡过黄河；随后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及红五军、红九军也渡过黄河。11月，绥远抗战爆发，苏联方面通过外蒙援助红军的计划难以实施。不得已，共产国际决定改由新疆哈密向红军提供援助。为此，共产国际特派出陈云（化名施平）、滕代远（化名李广）、段子俊、冯铉（即何晓理）、李春田5人前往新疆，进行各项准备工作。11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命令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西进打通新疆。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西路军以殊死的战斗谱写了英勇悲壮的史诗。毛泽东和党中央对西路军指战员关怀备至，多次指示行动方针，为援救西路军多方奔走。毛泽东电示西路军左支队“视情可向新疆转移，并委派陈云和滕代远同志迎接。”1937年4月陈云、滕代远等五人，由盛世才派官员和专车从中苏边境接到迪化，迎接西路军左支队余部。
在苏联的推动下，1937年，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建立了统战关系，陈云任中国共产党驻新疆第一任代表。应盛世才的请求，党中央和毛泽东派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100余名中共党员来新疆工作。他们发展教育事业，哺育新疆一代革命青年成长；开展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列主义和进步文化：办好《新疆日报》，大造抗战舆论；整顿财政，改革币制，稳定物价，发展经济；清除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边防；改革政治，加强民族团结，为各族人民办好事。在苏联和中共帮助下，六大政策的执行给新疆社会带来了新的生机，不仅创造了解放前新疆经济发展的最高水平，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新疆各族人民服务的精神，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在新疆各族人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从此，闭塞的新疆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直接联系起来。
盛世才的本质是个军阀，为人阴险狠毒，惟利是图，野心很大，他不可能将六大政策坚持到底，当盛世才在新疆的统治巩固以后，当他看到人民群众觉醒了以后，他又举起屠刀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和大批进步力量杀害，把新疆各族人民重新投入黑暗的深渊。毛泽东为新疆各族人民的解放牺牲了一位亲人。
英明决策，促成新疆和平解放
1949年是中国革命在全范围内胜利的一年。新疆各族人民渴盼解放，如大旱之望云霓。毛泽东深切地了解新疆各族人民的心愿，运筹帷幄，英明决策，促成新疆和平解放。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勉励王震，要继续发扬英勇奋战，不怕艰苦的革命精神，准备带领部队进军新疆，去为各族人民多办好事。4月下旬，国共和谈破裂后，国民党政府首席代表、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军政长官张治中留在北平。中共中央考虑利用张治中的关系促进新疆和平解放。4月28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看样子，此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张治中等人现在决定留平，并向我方靠拢。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北问题这件事，我们或须考虑通过张治中的帮助去做。
1949年7月初，刘少奇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秘密访苏，与斯大林商讨建国的有关问题。在两党会谈中，苏方向我党谈到了新疆问题，并向我党提供了一些情况和建议。苏方谈到随着我党解放全国的形势，美国人在策动一个阴谋，即鼓动西北五马军阀（指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马呈祥）把部队撤退到新疆，成立一个“伊斯兰国”，与我们对抗。如果美国人的这个阴谋得逞，我们国内战争的问题，就将成为国际问题，那样事情就不好办了，所以苏方建议我们提前解放新疆。
原先中央军委决定“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中共中央得知苏联提供的情况后，再综合全国的局势分析，中央决定提前解决新疆问题。7月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描绘了解决西北和新疆问题的蓝图。电报指出：“除用战斗方式解决外，尚须兼取政治方式去解放，对此你们有何意见？我们认为，西北地区甚广，民族甚复杂，我党有威信的回民干部甚少，欲求彻底而又健全又迅速的解决，必须采用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现在我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其办法即为利用靠拢我们的国民党人和我们的人一道组织军政委员会，以为临时过渡机构。这样的国民党人就是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陶峙岳现在动摇，有和平解决新疆的意向。我们认为应利用张治中组织新疆军政委员会，以张治中为主席，我们的人（是否王震去新疆）为副主席再加伊犁方面一人为副主席，以为过渡机关。”7月23日，毛
泽东就打马战役及进军新疆问题致电彭德怀，指出：“如能于八月上半月完成打马战役，休整半月至一月，九月西进，十月占领兰州、西宁及甘、凉、肃三州，则有可能干冬季占领迪化，不必等到明春。辰兄（指苏联—引者）极盼早占新疆，彼可给以种种协助，包括几十架飞机的助战。少奇、高岗、稼祥现在彼处，只要你们进军计划确定，彼方即可考虑协助问题。”“照我想，只要平凉战役能歼两马主力，西北战局即可基本解决，往后占领甘、宁、青、新四省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问题，没有严重的作战问题，辰兄又能用空军协助，则占领新疆是不难的。”
7月24日至8月11日，第一野战军发起陇东追击战（平凉战役），追歼马步芳、马鸿逵部，解放平凉、天水等大片地区。8月4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告知：自胡宗南主力被歼后，两马节节后退，我一路已占平凉固原，另路日内可占天水，接着向兰州进军。八月底或九月初可能占领兰州，那时即可准备进取新疆。同时，彭德怀发出关于攻取兰州、西宁的作战命令，决定集中优势兵力首先歼灭国民党军马步芳部。
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向西北的进军，苏联主动提出在新疆有三区革命，与国民党对立，建议我们进行联络，以牵制国民党，有利于新疆解放。中央考虑，如果再从国内派人去来不及，路也不好走，所以临时决定派代表团政治秘书邓力群，以中共中央联络员身份，从莫斯科赴伊宁。毛泽东认为：“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是我党和维族的紧密合作，在此基础上迫使国民党就范，并使张治中、陶峙岳、刘孟纯等为我服务，使新疆能够和平地少破坏地接收过来并有秩序地改编国民党军队。”这可以说是中央解决新疆问题的基本方针。8月1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任的名义给阿合买提江写信，邀请三区派出新疆代表出席即将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高度评价了新疆三区革命，称三区革命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伊犁、塔城、阿山三区人民的奋斗，对于全新疆的解放和全中国的解放，是一个重要的贡献。又说：我们认为民族军是较有训练的维吾尔族的人民军队，在过去数年中以自己的革命行动钳制了国民党反动军队十万人，对于中国革命起了相当大的配合作用。
在人民解放军向全国和西北胜利进军的形势下，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新疆省政府主席鲍尔汉等爱国将领和爱国人士“认为国民党已无前途，无力再做军事抵抗，所以倾向和平，积极进行活动”，策划和平起义。然而陶峙岳等策划起义的工作是艰难的。因为，陶峙岳不掌握军队实权，当时新疆的国民党部队一部分是马步芳的（整编骑一师），大部分是胡宗南的（整编七十八、四十二师）。骑一师师长马呈祥，七十八师师长叶成，及七十八师所属一七九旅旅长罗恕人坚决主张反共战争。当马步芳没有被打垮时，马呈祥对马步芳的忠心是不会改变的，当胡宗南没陷入困境时，叶成、罗恕人也不愿动摇，陶峙岳都很难影响他们。所以策划起义的工作不能不经曲折的过程，不能不采取一步做好再走一步的步骤。
8月26日，人民解放军攻占兰州。9月5日，解放西宁，马家盘踞数十年的巢穴，全部摧毁。形势的发展更加有利于新疆和平起义。马、叶、罗迫于形势，一致同意和平转变，但不愿在新疆受伊犁方面的改编，而愿开到酒泉等候人民解放军改编。陶峙岳等找苏联驻迪化总领事萨维列也夫，保证对人民解放军方面不做任何抵抗，并且要求通过苏联方面与中共方面取得联系，开始具体谈判。9月6日，马呈祥、叶成驻绥来、奇台的军队开始撤退。
但是，因为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随着国军的撤退，回汉民族一部分人跟着国军向东跑，而其他少数民族一部分人则向特区跑，引起各族民众极度不安，家家惊扰，人人自危。马、叶、罗妄图乘机反扑，新疆处在危机之中。
为了加速促进陶峙岳、鲍尔汉和平起义，毛泽东针对新疆的情况作出几项重大决策：第一，根据迪化方面与三区存在的隔阂，针对群众中惊慌情绪，中央没有批准三区提出的派民族军跟着国军撤退接防的建议，并令陶峙岳所属部队应照原样在各区各县驻防，不要调动集中，待人民解放军入疆分别换防时再行调动集中编整，以免秩序混乱。第二，9月8日，毛泽东约见张治中，告诉他解放大军已经决定由兰州和青海分两路向新疆进军，希望他致电新疆军政负责人起义，还说，只要他去电，他们是一定照办的。张治中欣然同意。9月10日给陶峙岳、鲍尔汉拍发了电报，11日又给陶发了一封电报。陶峙岳接到张治中的来电觉得光明在望，一切行动增添了无穷力量，所以也就一往无前了。第三，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要求抓紧向新疆进军。9月10日，一野发起了河西战役。第二兵团司令员许光达率部沿兰新公路向西北追击。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率二军由青海取捷径进入河西。9月19日占领张掖，20日第一、二兵团在张掖会师，并继续向酒泉挺进，直叩新疆大门。第四，毛泽东致电邓力群，要求邓力群尽快进驻迪化。邓力群在苏联驻迪化副总领事叶谢也夫的陪同下，9月15日到达迪化，16日与陶峙岳、鲍尔汉会谈，并传达中央指示要陶、鲍立即派员至兰州与彭德怀洽商和平解决新疆问题。
此时，发生了一个小周折，苏联驻伊宁总领事阿里斯托夫对陶峙岳放马呈祥、伊敏等人出走一事提出异议，要求中共中央命令陶峙岳扣押马呈祥等反动分子。是放还是扣？9月19日，毛泽东致电邓力群指出：马呈祥、罗恕人、叶成及其他坏分子，只要有可能，应让他们乘飞机逃走，愈逃得多愈有利。
9月25日、26日，陶峙岳、鲍尔汉分别领衔发布起义通电。9月28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给陶峙岳、鲍尔汉及新疆军政起义人员发来电报，对他们和平起义表示嘉勉。与此同时，毛泽东命令一兵团向新疆开进，新疆实现了和平解放，从此掀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民族团结，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进驻新疆后，怎样领导新疆各族人民建设新新疆？当时百业调蔽，百废待兴，问题成堆，什么是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是我党和维族的紧密合作”。10月23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新疆问题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再次强调；人民解放军只有和维吾尔族（以及其他民族）建立兄弟般的关系，才有可能建设人民民主的新新疆。新疆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维吾尔族是新疆的主体民族，因此，搞好民族团结至关重要，这是进行各项工作的前提和基本保证。人民解放军进疆后，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之下，执行共同纲领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根本上改变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实行了民族平等团结，建立了各族人民友爱合作的新关系。
毛泽东认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在新疆少数民族中，由于苏联的长期影响，一些人到苏联学习，又经过一定时期的斗争，故在少数民族
中已有一些先进的共产主义分子或同情者，他们以前组织过共产主义者同盟，后又成立保卫和平民主同盟，所以，在新疆少数民族中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已有相当的基础。1949年10月15日，赛福鼎·艾则孜在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时，向中共中央写了入党申请书，并转达其他同志请求入党的坚强志愿。10月23日，毛泽东在赛福鼎入党申请书上写了批语：“同意赛福鼎同志入党。此信由赛本人带交彭德怀同志即存彭处。待新疆分局成立后，由赛同志向分局履行填写入党表手续。”1949年12月下旬，经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决定并报中央批准，首先吸收了赛福鼎·艾则孜（维吾尔族）等15名党员。这15名党员，包括7个民族，少数民族14人，其中维吾尔族8名。从1950年初开始，迪化市委和各区党委、地委开始直接吸收党员，截至1950年11月底，共发展党员995名，其中绝大多数是三区革命的骨干和进步组织的负责人。
为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毛泽东当时要求青海、甘肃、新疆、宁夏、陕西各省省委及一切有少数民族存在地方的地委，都应开办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要求新疆在3年内要培养出1万名左右懂得政策又能联系群众的忠实于人民利益的民族干部。根据毛泽东的这个要求，新疆分局立即着手开办地方民族干部训练班，分局办的第一期地方民族干部训练班于1950年4月初开学。王震在开学典礼上把地方民族干部训练班比喻为“制造人民干部的工厂”。地方民族干部训练班不仅新疆分局办，区党委、地委、县委也办。地方民族干部训练班的学员毕业后，参加各种社会改革实践，在实践中锻炼，增长才干，表现好的则吸收入党入团。我党培养的第一代少数民族干部很快成长起来，成为各级领导班子的骨干。据1950年10月统计，全疆正副专员、县长165人中，少数民族干部为107人。
要解决民族问题，搞好民族团结，就必须为各族人民多办好事。驻疆人民解放军遵照毛主席关于你们到新疆去的主要任务是力各族人民多办好事，要以替历史上压迫少数民族的反动统治者还债的精神在那里工作的指示，发扬人民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的优良传统，胜利地进行了剿匪平叛的斗争，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稳定了社会秩序；参加地方建党、建政工作，结束了各族人民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使各族人民真正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特别是驻疆人民解放军，在王震领导下，响应毛泽东关于军队参加生产的号召，弘扬延安精神，开展大生产运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王震明确指出：我们不是与民争食，相反地要助民求食，我们要以集体劳动、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示范于新疆人民。王震从长远的观点出发，把军队屯垦看成建设边疆，减轻新疆各族人民负担，加强民族团结，巩固西北边疆的战略措施。
部队参加生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按1950年1月计算，要解决部队19.3万人全年的粮食问题，除本省调运2万吨外，尚需从苏联进口2万吨，每吨3000卢布，粮价和运费至少需要人民币1620亿元（旧币）。由于部队生产，6、7月间粮食开始自己供应，没有再进口，为国家节省了一大笔钱。同时省内调运粮食也减少了。减轻了各族人民的负担。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农民交的田赋和附加负担是70余万石粮食，更沉重的负担是还要出“出差”，南疆的群众用小毛驴把军队的给养运到迪化，运到北疆，往返一次，疆的群众用小毛驴把军队的给养运到迪化，运到北疆，往返一次，少则一两个月，多则要半年，因此，老百姓把出“公差”看成畏途。解放后，由于部队生产自给，1950年农民只交了44万石粮食，“公差”也免除了。这就是说，新疆的部队增加了一倍，而群众的负担却减少了将近一半。新疆各族人民从这里看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质，同国民党军队压迫、掠夺人民是根本不同的。对此，毛泽东曾经作了高度评价，他说：我王震部入疆，尚且先用全力注意精打细算，自力更生，生产自给。现在他们已站稳脚跟，取得少数民族热烈拥护。
慎重稳进，有步骤地进行社会改革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要真正解决民族问题，必须进行社会改革。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失。”“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那末，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呢？
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须谨慎对待。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急躁，急了会出毛病。条件不成熟，不能进行改革。一个条件成熟了，其他条件不成熟，也不要进行重大的改革。”“没有群众条件，没有人民武装，没有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就不要进行任何带群众性的改革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