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许多伤害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损害信教群众利益的错事蠢事。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发生过有些地方干部动员信教群众退教，上交宗教用品的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发展到强行禁止信教群众的正常宗教生活，把宗教界爱国人士以至一般信教群众当作“专政对象”进行批斗，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在少数民族地区，某些群众中的风俗习惯也被认为是“破四旧”的对象，给以禁止和冲击，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使信教群众对宗教政策产生了怀疑。值得注意的是，在力图超前消灭宗教的同时，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在党内和群众中逐步发展，一方面正常的宗教活动被强行制止，另一方面毛泽东又被推上“神坛”。这两种不正常的现象都是由于脱离群众和实际所带来的后果。经验证明，只有始终注意和把握宗教的群众性，看到宗教问题的长期复杂，才能慎重地对待宗教，既坚持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又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积极稳妥地进行正面教育，逐步克服和纠正部分群众中落后思想和陈旧观念。
宗教不仅是一种信仰，而且是一种文化现象。宗教文化包括哲学、思想史、语言、文学、艺术、绘画、天文、历史、医学、建筑等多种学科。在一些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中，科学与宗教往往混杂在一起。文化具有继承性，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并对这种文化加以适当地改造，才能建设起适应社会进步的新文化。若对宗教文化持排斥的态度，实际上就否定了民族文化的遗产，损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中，将宗教等同于迷信的思想广为流传。毛泽东关于宗教也是一种文化的观点被完全摈弃了，各宗教的财物几乎被糟蹋殆尽，砸教堂、拆寺庙、焚经书、毁佛像、烧法器，连文物古迹也受到严重破坏。这不仅是宗教的灾难，也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的灾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建国以来的宗教问题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作了全面的总结，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重申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恢复和重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统战部门和宗教事务部门。1982年，中共中央批发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明确指出“我们在宗教问题上能否处理得当，对于国家安定和民族团结，对于发展国际交往和抵制国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对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13），强调“使全体信教和不教的群众联合起来，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共同目标上来，这是我们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处理一切宗教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14）。这个重要文件进一步阐明了党对宗教问题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并为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与社会主义相协调指明了方向。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国的宗教工作已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进入建国以来又一个最好的时期。
三
江泽民指出：“正确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15）。目前全国信教群众有数千万人，宗教教职人员有20万人，县级以上宗教团体有2000多个。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这支力量引导得好，对维护祖国统一和社会安定，对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将产生积极作用。否则就会产生消极或破坏作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能忽视和回避中国的宗教问题，而应尽量发挥其积极作用，防止、抑制和消除其消极作用，开创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工作。
包括前苏联在内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解决好自己国家中的民族和宗教问题，未能实现宗教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相协调。与之相反，我们的民族与宗教工作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重大成就，初步解决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问题，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又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这就必须要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指导宗教工作。一方面应当更好地按照新形势的要求贯彻落实这一理论有关的宗教工作的各项内容，另一方面是使宗教工作更好地为这一理论所确定的总任务服务，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为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为制订正确的宗教政策做了大量的工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论述虽然直接谈及宗教工作的不多，但是它确已规定了宗教工作的基本方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的同时，也就回答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关宗教工作的许多带根本性的问题。其中主要的有：
第一，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正确认识和对待宗教问题，承认它长期存在的必然性及其与社会主义既相适应又相抵触的两重性，排除干扰，全面正确地贯彻宗教信抑自由政策。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说过：“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16）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同样应当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包括宗教问题在内的一切建设问题的基本依据。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先后建立后，大部犯有对本国国情认识不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和把本国社会主义现实理想化的失误，在宗教问题上不是操之过急就是失于引导，建国后我们所犯“左”的错误就是来源于对国情判断的失误，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以能取得举世公认的辉煌胜利，其重要原因之一正是由于科学地把握了“初级阶段”这个最基本的国情。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过程中，邓小平作出了极其卓著的贡献。他在1987年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又是一个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从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17）我们党在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曾经明确指出，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宗教问题的长期性，务必要有足够的清醒的认识。那种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经济文化的一定程度的发展，宗教就会很快消亡的想法是不现实的。那种认为依靠行政命令或其他强制手段，可以一举消灭宗教的想法和做法，更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我国的国情。当我们进一步明确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就应当对宗教问题的长期性有更深刻的理解，并清醒地看到其与社会主义既有相适应的一面，又有相抵触的一面。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民族、宗教无小事。”“对于民族宗教方面出现的矛盾和问题，要及时地妥善解决，不可掉以轻心。”（18）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在宗教问题上，一方面，党和政府要坚定不移地尊重和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保护宗教界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宗教界应坚定不移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坚持在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范围内开展宗教活动。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实现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全面正确地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既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理论同我国宗教问题的实际相结合而得到的一条重要经验，又是促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相协调的政治保证。
第二，宗教工作也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应动员和组织信教群众和全国人民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强调一切宗教活动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并坚持以“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宗教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科学论断，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思想基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经济是社会的基础，只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才会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富裕，民族的团结互助，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和发展，以及宗教问题的妥善解决才会有可靠的保障。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开展宗教工作，既是宗教工作健康发展的需要，又是广大信教群众共同的迫切要求。宗教能否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问题，会大量地经常地反映在它能否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相适应的问题上。
邓小平倡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又为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为宗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提供更多的机遇。从一定意义上讲，市场的作用就是群众的作用，各种社会力量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以经济手段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最佳机制，通过它就可以充分调动不同信仰的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各宗教的寺院经济将有所发展，从而既壮大了市场经济的主体，又减轻了政府和信教群众的经济负担；宗教界可以促使宗教徒将现代的市场与竞争观念和传统的宗教伦理道德相结合，以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支持广大教徒按市场经济的需要和教义的要求，发展文化教育和宗教旅游等第三产业；鼓励并大力发展各宗教的社会服务和社会福利事业，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可以提高宗教界的地位，减少不健康的宗教活动和由此造成的消费，使宗教与社会主义更加协调。
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把生产力标准、实践标准和人民群众观点有机统一起来，为我们确立了正确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我国的实践表明，宗教的社会作用的方向与力度，并不完全决定于信教人数的多少，而主要取决于它有利还是有害于社会的安定团结，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取决于宗教信仰者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如果宗教信仰并不妨碍甚至可以促进由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它就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一定的积极作用。对宗教工作的评价必须以“三个有利于”来判断，并以此来引导宗教工作的健康发展。
第三，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地推进宗教工作的改革和支持宗教自身的改革，使宗教工作与宗教活动能适应和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
关于改革开放的问题，邓小平有一整套的理论、方针、步骤和措施。这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说，提供了许多全新的东西，改革和开放是全方位的，是系统工程，涉及各项工作的方方面面，宗教工作当然不能例外。我们既要研究新形势下宗教的变化和问题，进一步探索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尤其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协调的可能性和条件，提出兴利除弊的论点和政策性建议，进行必要的宗教工作的改革。同时，应鼓励和支持宗教自身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信教群众的需要而自愿进行某些改革，调整其宗教观念、宗教行为及对教义的解释，相应变革其宗教礼仪、制度与组织形式。当然，这种变革即不是背离宗教的根本教义，更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改革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巩固，因此绝不允许以改革为名恢复已被废除的宗教封建特权和宗教压迫剥削制度，决不允许宗教干预行政、干预司法、妨碍国家教育制度，决不允许利用宗教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对外开放和改革是紧密相联的，应利用宗教的国际性积极开展宗教方面的国际友好往来，进行民间的宗教文化交流，并以此来促进经济的交往。但应坚决反对国外势力干预我国宗教的内部事务，坚决防止和反对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活动。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是统一的。能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决定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决定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邓小平在1992年初南巡重要讲话中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因此，在宗教工作中也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全力维护稳定的政治环境，不能有任何的含混动摇。那种认为在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中可以淡化四项基本原则的想法是十分错误和有害的。在意识形态领域中起指导作用的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宗教教理教义和学说来代替马克思主义，不仅是荒唐的，而且必将涣散人们的意志，使革命和建设失去安定团结的思想基础。我们要坚持向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科学世界观的教育，进行科学文化知识的宣传，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第四，在新时期的宗教工作中应进一步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努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宗教工作是党的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邓小平对巩固和扩大新时期的统一战线有许多重要的论述。他强调要从实际出发，科学运用矛盾原理、正确解决统一战线的矛盾问题，实现战略和策略、原则性和灵活性的辩证统一，其目的“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20）邓小平关于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对搞好新时期的宗教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我们应把宗教工作作为统战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注意做好宗教上层人士和教职人员的工作。
在加快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了许多新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不仅人民内部的物质利益矛盾以及由此引起的思想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和复杂，而且在有的地区由于宗教问题或宗教内部矛盾而引发的纠纷时有表现。这些矛盾处理得好，可以增强人民内部团结，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处理得不好，矛盾就会激化，会出乱子。由于还存在着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和复杂的国际环境，就必须继续坚决打击一切在宗教外衣掩
盖下的违法犯罪活动和反革命破坏活动，以及各种不属于宗教范围，危害国家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的迷信活动。但不能将敌我矛盾扩大化，不能将宗教视为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更不能认为“宗教徒是和平演变的社会基础”，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在宗教与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中，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常常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一定要下气力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把我们党自己内部搞好。一方面要继续坚持共产党员不能信教的原则。共产党员是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是无神论者，只能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得信仰宗教。共产党员信仰宗教，参加宗教活动，既违背党的性质，削弱党组织的战斗力，又不利于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另一方面，要切实端正党风，反对腐败现象，密切同包括信教群众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党内和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与腐败现象，常常是某些人皈依宗教，扩大宗教影响的一个重要诱因。因此，从严治党，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增强党组织对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凝聚力吸引力，就是正确处理宗教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促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重要条件。
我国宗教历史悠久，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时间不长，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是全新的事业。因而宗教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适应就是一个没有现成答案而迫切需要深入研讨和长期探索的问题。这个探索过程就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和毛泽东的宗教观，充实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也是开拓有中国特色宗教工作的过程。我们一定要在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指引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决好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协调这个大课题，努力为社会主义事业和全人类作出新贡献。
（作者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
注释
①《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8页。②《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32页。③⑤《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 ，第31页，第33页。④《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2页。⑥⑦《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70页，第1092页。⑧（12）《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7页。⑨转引自《西北穆斯林社会问题研究》第20页，甘肃人民出版社。⑩1993年4月26日《光明日报》。（11）1952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13）（14）《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22页，第1226页。（15）1991年1月31日《人民日报》。（16）《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324页。（17）（19）（20）《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第27页，第217页，第265页。（18）1993年11月8日《人民日报》。
论毛泽东的“文化扬弃论”
降大任
“文化扬弃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毛泽东思想中一个相对独立的科学的文化思想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丰富和发展。学习、研究毛泽东的文化扬弃论，对今天我们正确对待中外历史文化遗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文化扬弃论的握出及其基本内涵
文化扬弃论，是毛泽东根据人类社会一切文化形态在发展中不断扬弃自身，实现其新质对旧质不断超越的客观规律，所建立的一套系统的科学理论。所谓文化自身的扬弃，是指文化形态的发展具有否定之否定的普遍形式，它体现了随着社会主义生活实践的变化，人们创造了文化形态，并通过继承、批判和不断创新相统一的方式，推进文化的发展，使之实现新陈代谢的螺旋式上升的客观过程。文化扬弃论，就是对文化发展过程这一基本规律的科学总结和概括。不过，毛泽东没有明确使用文化扬弃论的概念，他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样，在论述文化问题时常使用的是“批判地继承”这一提法，人们往往称毛泽东的文化思想是“批判继承论”。如果全面地理解和把握毛泽东对历史文化遗产主张“批判地继承”的有关理论，可以认为，批判继承论同这里所讲的文化扬弃论，是一回事。
然而，这里为什么要用文化扬弃论的提法呢？按照“批判地继承”这一提法原有的内涵，它本是指我们应对一切文化遗产既要继承，又要批判，即在继承中批判，批判中继承，使二者有机结合，而这种结合也就内在地包含有创新的意义。可是，不少论者谈论批判继承论时，往往将对文化遗产的批判地继承，理解为“一方面要批判，一方面要继承”，更进而把文化遗产分割为两部分，认为可承将其中好的拿来，坏的抛弃。然而，庆史上的许多文化遗产却并没有这种可以截然分割的具体形态，而是好坏相参、利害揉杂的有机统一体。所谓分割取舍的办法，只是人们思维中的抽象，难以付诸文化发展的实践。毛泽东主张的观点不是这样。他在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论及文艺的发展时指出，对丰富的中外文学艺术遗产，“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旧的文艺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这里，毛泽东主张的就是以继承、批判和创新三者相统一的方式，实现旧文艺向新文艺的本质的转化，即“推陈出新”。从文化观上看，这实质上就是一种文化扬弃论。毛泽东的这一论述，科学地把握了文化发展中继承、批判和创新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具有全面性、深刻性和普遍性意义。而上述一些论者对批判继承论的理解不仅是形而上学的，更忽略了对文化遗产的本质的改造和创新，容易引起误解，导致理论上的混乱。所以，笔者认为，采用文化扬弃论的概念更为合适，更具有理论的明确性。
作为系统的科学理论，文化扬弃论不仅内容十分丰富，而且构成了一整套论证严密的理论体系，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形态。这一理论有它自身产生与发展的过程，早在毛泽东青年时期，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后，文化扬弃论就已经萌芽。针对当时一些人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口号，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是错误的，这口号实则是“以孔子为中心”，倡导“学问要新道德要旧”①。针对另一些人主张的“全盘西化论”，毛泽东也提出尖锐批评。在给黎锦熙的信中，他引述老师杨怀中的话：“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②在毛泽东看来，“中体西用论”的倡导者“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③。“全盘西化论”同样“不切于实际生活”④。从这些片断言论中，可清楚地看出，青年毛泽东关于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思路是，从中国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在对中外文化遗产充分吸收的同时，要进行批判和改造，以创建新文化。在嗣后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投身革命事业，以至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领袖时，毛泽东在从事艰苦卓绝的政治、军事斗争的同时，仍十分重视对文化问题的研究，关心和指导革命文化事业的建设，使文化扬弃论逐步形成成熟而完整的系统理论。特别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和《讲话》等著作，堪称这一科学理论的代表作。1949年以后，这一理论更有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通观毛泽东文化扬弃论的全部内容，概括他说，其基本内涵就是，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指导，尊重文化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出发，批判地继承中外历史文化的成果，从而创造性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新文化。
这些基本内涵表述了对文化遗产加以本质改造的全过程。这一过程包含有继承、批判、创新这三个有机联系的环节。就三者的区别而言，其第一层意思是继承。因为中国无产阶级新文化不可能凭空创造，所以，它首先要求应以开放的心态，了解、继承中外历史文化遗产。毛泽东本人的博学多闻，是人所共知的。这当然来自对文化遗产的广泛涉猎和认真学习，用他的话来说，他采用的是“古今中外法”，即“全面的历史的方法”⑤。1938年，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毛泽东提倡“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942年，在《讲话》中，他明确要求文艺家，“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我们决不拒绝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那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1949年以后，毛泽东还强调，“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半瓶醋是不行的，要使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⑥这些论述，充分说明毛泽东对中外文化遗产，具有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大家风范和一贯态度，正如列宁所说，“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
在学习和研究中外历史文化时，如何处理学中和学外的关系？毛泽东提出了以中国为中心的观点，也就是先中后西。早在1915年他在致湘生的信中，就明言为学之道应先中后西⑦。1918年，他积极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国勤工俭学，声称自己主张大留学政策，提倡会员海角天涯都应当去人，但同时认为留学生先应懂得中国。他说，“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之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他也曾有赴法、赴俄留学的想法，但终于没有出国，认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主张先要对中国“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⑧1942年春，他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更明确强调“研究中国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国党史的关系弄清楚。”就是
“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他坚决反对“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⑨毛泽东这里讲的是研究中国党史的问题，但其先中后西的原则同样适合于历史文化的研究。在此讲话的前一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就批评过党内一些人言必称希腊的数典忘祖现象，批评党内研究现状、研究历史的空气不浓厚，认为这是党风不纯的表现。可见他对这一原则何等重视。但毛泽东并不因此排斥学外国的东西，他说：“如果不把‘外’弄清楚。对于‘中’也就不容易弄清楚。”⑩说明不应把先中后西原则绝对化。他用历史的观点看待中外文化的关系，外国的社会亦有古今之分。毛泽东如实地承认“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因此，“应该学外国的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他引用马克思关于首先研究近代社会，就容易理解古代社会的观点，认为“这是倒行的，却要快些。”（11）这就是说，一般而言，应当先中后西，对某些特殊的研究对象，也不妨先西后中。后来毛泽东将这些主张精辟地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他点出了继承历史文化遗产的目的和意义：“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入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12）这不仅反映了毛泽东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也说明他在文化继承问题上是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辩证论者。
以开放的心态，将中外文化遗产不拘一格地拿来，拿得愈多愈好。这只是文化建设的前提，更重要的工作是，拿来以后，不能食洋不化、食古不化，而是分析批判，有所鉴别。对外国的东西，他反对搬来套用，反对生吞活剥，为的是“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13）。他比喻说，“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品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14）对中国古代的文化，同样照此办理，“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的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15）。总的说来，“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16）这就是说，对一切文化遗产，既要继承，又要批判，二者辩证统一。只批判不断承，就叫文化虚无主义；只继承不批判，就叫文化保守主义。这两种偏向，都要不得。
继承和批判，是毛泽东文化扬弃论的两层意思。还有第三层意思，就是创新。实现文化扬弃，直接目的便是建设新文化。没有创新，就很难谈得上建设，统言之，批判地继承本来即具创新意义。析言之，有了批判地继承，创新才有基础；有了创新，批判地继承才有现实的价值。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新文化既要有有益于革命和建设的思想内容，又要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者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7）这就是要求，在文化的内容与形式上都应有所创新。毛泽东认为，所谓创新就是实现古今中外的“有机地结合”，不是机械地拼合。这要有一个过程，他比喻说，“驴马结合是会改变形象的，不会完全不变”，即使是“非驴非马也可以”（18），为的是“使我们自己的东酉有一个跃进。”（19）就是要实现文化发展的本质的飞跃、升华，即全面的扬弃。毛泽东后来称之为“推陈出新。”
综上所述，毛泽东文化扬弃论的内涵，一是继承、二是批判、三是创新，三位一体，相互渗透，不可割裂。继承是肯定，批判是否定，创新是否定之否定。这是文化发展和建设中辩证统一的全过程。
二、文化扬弃论的总原则
实现文化扬弃，对文化建设事业是一项极高的要求，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毛泽东曾评价“五四”以来新诗创作的得失，充分肯定新诗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同时又指出，它“迄无成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实现文化扬弃的难度。
为了使文化工作者有所遵循，能够知难而进，毛泽东又提出了实践文化扬弃论的两条总原则：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指导，二是坚持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它科学地概括和总结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及思维运动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则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人类优秀文化的智慧结晶。人类的文化发展史本来就是一个在不断地批判继承中除旧布新的客观进程。为着科学地把握和积极地推进这一进程，所以毛泽东指出，“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20）
关于文化发展的规律，恩格斯曾有明确论述。他指出：“任何新的学说”都“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之中”
（21），“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22）。就是说，意识形态文化的发展变化，从根本上取决于经济基础的进步，而意识形态自身的进步又必然要继承以往留下的思想材料，并根据社会现实生活的实际对之加以改造、扬弃，以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恩格斯这里着重讲意识形态发展变化的规律，事实上，一切广义的人类文化形态莫不具有这种不断更新的必然趋势（人们从衣食住行等器用性文化的历史演变中，可以举出无数例证来说明这种规律性）。因此，毛泽东强调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文化观来指导文化建设。近年来，有人宣扬所谓“民族文化心理积淀论”，认为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思想、观点渗透于人们的心理，直接影响人的行为方式，成为稳定的模式，有一种超时代的永恒性质。如果说，这种观点是指旧的思想文化残存在许多人的头脑中，发生着长期的社会影响，它是有合理性的。但如果认为旧文化可以超历史地延续，将永远制约后世一切人的思想和行为，却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看来似乎是超历史、超时代的文化观念，只反映人类文化的共性。它实际是一种抽象，从来就不能独立存在，而只能寄寓在具体的历史文化形态的特殊性中，而各种具体存在的特殊文化总是不断地新陈代谢的产物，绝没有永恒不变的神奇性质。这种“积淀论”夸大了旧文化的功能，否认了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质的具体变化，陷入了形而上学谬论。客观上，也否认了人们对旧文化的主动改造。毛泽东则以“变”的观点看待文化的历史发展，他认为“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23）也就是肯定文化形态将随历史的发展，不断地扬弃自身，有所创新。这才是符合文化发展实际的科学认识。
在以什么思想指导来建设新文化的问题上，理论界是有过争论的。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作指导的这条总原则，并非无的放矢。所谓“全盘西化论”和“中体西用论”，之所以不能有效地实现对旧文化的改造，很重
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些理论不具备现代最先进的科学指导思想。近年来，又有人提倡“西体中用论”，要以西方文化做中国当代文化之“本体”。这种论调颇产生了一些影响。然而，什么是西方文化之体呢？如果说这个体，是指西方文化的共同本质，那么这个体也是一种抽象，不是具体的东西，不是独立存在的实“体”。它连“体”都没有，何来“本体”？如果要研究西方文化之体，那就要对西方文化中不同质的文化形态作具体的区分。倘若对现代西方文化做大体的分类，它除了非阶级性的通用文化如科学技术、先进的经济管理方法等之外，还有阶级性文化。而其中占统治地位的是资产阶级文化，如以私有制为核心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中典型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之类。这些陈旧的文化形态，正是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的。难道要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引进做中国当代文化的本体？对上述非阶级性通用文化如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方法，固不妨多多引进，为我所用。但是，这种文化既是通用性的，它本身便是用，而不是体，它本质上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这里谈不上什么体不体的问题。如果所谓体，是指西方无产阶级文化，那么代表这种文化的最先进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早在70多年前就引进了，而且它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已经不断得到丰富发展。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西体中用论者对此不会不知道。但他们置若罔闻，只是一味含糊其词地提倡以西方文化为体。这是什么缘故呢？说穿了，所谓西体中用论，如果不是主张者头脑糊涂、概念混乱，就是他们有意掩饰其无批判地引进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托词，实质上要以这种文化来排斥、冲击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建设中国无产阶级新文化。
毛泽东讲的实现文化扬弃的第二条总原则，是强调创造新文化，目的在于适应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需要，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精辟地规定了新民主主义的性质，说它是“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这个新文化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这些新政治新经济的主体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新文化的建设要适应中国新政治新经济的需要，当然必须为这些新政治新经济的主体即人民服务。不仅新文化自身的性质是如此，而且新文化的来源也在于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包括新政治新经济的实践）中。在《讲话》中，毛泽东明白指出，“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人民的生活才是一切文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批判地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是从“流”中汲取有益的东西，这并不能替代自己的创造。文艺不应拒绝“流”的营养，但更要溯流探源，到“源泉”去取得最新鲜生动的现实原料，才能创造新文艺。因此毛泽东鼓励文艺家，“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总之，“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可见，面向实际生活，为人民服务，不仅是关系到新文艺自身的性质问题，而且是新文艺建设的唯一出路和根本条件。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强调新文化要为新政治新经济服务，这无疑是正确的。在今天的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党及时调整文化方针，提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向，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偏向，当然也是正确的，这是毛泽东文化观在新时期的发展。毛泽东提出的面向实际、为人民服务的总原则没有变，而且永远不会变。
近年来，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出现了“一手软、一手硬”的偏向。文艺界有人再度拣起“全盘西化论”，宣扬文化虚无主义，如电视片《河殇》就主张要用“兰色的海洋文化”取代中华文化。这实质上是对西方文化盲目崇拜，对中华文化一笔抹煞。这是彻头彻尾的谬论。有的人热衷引进西方的腐朽文化，也有人则宣扬古代文化中的糟粕，使色情、暴力、吸毒、迷信之类的有害东西，泛滥不止。这都是文化建设中的逆流，是一种倒退。这些坏现象完全背离了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必须严加禁止。不如此，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就是一句空话。
毛泽东文化扬弃论提出的两条总原则，是分别从指导思想和服务方向两方面讲的。这两条总原则在根本上又是完全一致的，二者也是辩证统一关系。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本身就来自人民群众创造文化的社会实践，又必须回到新文化建设的实践中发挥指导作用，为人民服务，并要经过这种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不断验证和丰富。新文化建设离开了这一指导思想，就成了盲目的实践；而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离开了新文化建设的群众基础，也就失掉了它的理论价值和生命力。因此，两条总原则的内在一致性，体现了毛泽东文化扬弃论的理论性、实践性和阶级性、人民性的高度统一。
三、文化扬弃论的方法论
毛泽东文化扬弃论不仅是一种理论指导，而且具有方法论意义。它针对不同性质的特殊的文化形态，提出了不同的扬弃法，具有切实可行的操作性，体现了文化扬弃论理论与实践、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统一。
关于文化遗产的批判地继承问题，以往学术界曾提出“抽象继承法”，意思是对思想文化遗产可以现成地选用其抽象概念或符号的形式，但需改变其内容。这种方法对某些思想文化遗产可以奏效，有一定合理性。但它在更宽广的范围内，却不能普遍适用。比如古代名家书法、名画、名曲，人们无法剥离其内容与形式，今人要继承和创新，就必得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对其内容与形式均有改变，不能只继承其符号形式。再比如古人思想中的鬼神观念、君臣观念、私有观念等等特殊观念（不是指词语），今天也不能原封不动地拿来。毛泽东的文化扬弃法不全等同于“抽象继承法”，而是抽象与具体相统一的本质扬弃法。毛泽东举例说，“音乐的基本原理各国是一样的，但运用起来不同，表现形式是各种各样的。”（24）这就是承认音乐文化是多样统一的综合体，音乐的继承和创作有其特殊要求，音乐的基本原理要继承，但要通过创作各种各样新音乐的具体形式来体现。没有新创作，抽象继承音乐原理，这种继承就没有意义。
要实现抽象与具体相统一的扬弃，就要首先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形态加以具体分析，区别其不同性质、不同层次，把握其特殊性，然后采取不同的具体操作法。
毛泽东认为，有许多非阶级性的通用文化可以拿来现成地使用。如饮食文化，毛泽东引用古人的话说，“口之于味，有同嗜焉。”毛泽东还指出，“水是怎么构成的，人是猿变的，世界各国都是相同的。”（25）“剖肚子，割阑尾，吃阿斯匹灵，并没有什么民族形式。”（26）可见，凡属自然科学原理、科学技术之类的文化形态，都没有阶级性，均可现成地拿来。如果说需要改进、扬弃，那是通过科学研究，加深对科学原理的认识，对科技有所革新和发明创造。当然这里也有一个科技为谁掌握、为谁所用的问题，但科技本身并没有阶级属性。更典型的例子是语言文字这种通用性文化。语言文字自身无阶级性，它的形式较为稳定，但随着历史的进步，其中某些词语及用法废止了，新的词语及用法产生了，有其一定规律，是一种社会性的自然扬弃过程，但其服务一切人的通用性没有改变。毛泽东就是一位语言大师，他尊重语言文字发展变化的规律，却又有创造性。毛泽东在语言文字方面造诣非凡，极其生动活泼，又精炼准确，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的理论语言，作为现代汉语言的一种典范，影响了整整几代中国人。这是毛泽东对这一通用性文化在运用上实行科学扬弃的杰出范例。
在非阶级性文化中也有少数利害相参的通用性文化，比如吃鸦片、注射吗啡针，可以用于治病，也可以使人中毒上瘾。对此类东西，就应严格执行医用规定，防止滥用，或者采用其他无害方法如针刺麻醉法取代之。这也是一种兴利除弊的适度扬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