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优秀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外国先进文化，要着眼于今天，立足于中国，目的都是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对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古今中西之辩，作出的历史结论，也是对我们文化面临新的古今中西冲突挑战的回答。我们坚信，顺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道路，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目标，世界的文化将走向中国，中国的文化也将走向世界，中华民族的文化，必将重放异彩，在世界文化中放射出愈来愈灿烂的光辉。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
注释
①②⑥⑨⑩（13）《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 ，第534页，第697页，第708页，第534页，第534页，第706—707页。③《民报》第六号所载的（演说录）。④鲁迅：《关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见《鲁迅全集》第6卷第547页。⑤⑦（12）《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31—832页，第869页，第860页。⑧转引自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00—201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11）王明：《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得最后胜利》（1938年10月20日）。（14）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5）（16）（17）（18）（20）《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8页。
毛泽东与传统文化
张岂之
一
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需要作长期的研究，由许多同志分工合作来做。我正在学习研究，限于水平，写不出完整的心得体会。我想从一个方面，就是毛泽东阅读文史古籍的批语中看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毛泽东在其伟大的一生中，从青年时代开始直到辞世都在研究中国历史。这种研究是为了了解中国的特点，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和纯书斋式的研究是不同的。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说：“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基于这样的目的，他又说，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研究中国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要进行科学的总结，继承这一份宝贵的遗产。
关于历史，毛泽东讲过两个重要的观点。一个是：历史总的趋势是前进发展的；再一个是：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前者说的是历史的运动性、相异性；后者讲的是历史的联系性、相对稳定性。这两者在中国历史中既对立又统一。关于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史，毛泽东有个提法，称之为“中华民族开化史”。这个名词在今天的出版物中已经少见，但是它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既含有历史上物质文明的创造，又包含精神文明创造。这二者的联系和结合，或者确切他说，以前者为物质基础的人类创造就是历史，也就是开化史。在毛泽东看来，从中华民族的开化史可以看出，“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所以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①这一段名言经常为人们引用。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首先提出农业和手工业，有了这个基础，才有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等，也才有各种物质的和精神文明的创造。
毛泽东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关于中国史前时期的研究还缺少考古资料作为佐证。当时间过去了几十年，今天考古资料向人们说明了中华民族开化史与农业以及手工业有密切的关系。西安半坡公社遗存的发现，使我们知道距今6000年的先民们已经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早期的农耕物质基础产生了早期农耕文化，这是中华民族开化史的前奏。中国封建社会奠基于周秦时代。西周时期中国开化史进入稳定的农耕时期。战国时期，铁质的生产工具被广泛使用，标志着中国农业成熟时期的到来。这才奠定了后来统一的封建国家建立的物质基础。
综观漫长的中国封建制社会，一方面是小农经济和传统文化的发展，一方面则是阶级矛盾的对立和统一。对此，毛泽东早就作过这样的论述：“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而在这样的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阶级。”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依据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分析，确定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这些早已被证明为科学的真理。
依据以上简要的说明，可以看出历史（含传统文化）与现实的结合点。依据毛泽东的思路，以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看，人们研究历史必须把握住历史运动性和联系性的统一，并且把握住历史的物质文明创造与精神文明创造的统一。这两个统一便构成了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特点。找到历史的特点，也就找到了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
看中国封建制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必须分析农耕以及与此联系的农民问题，同样，要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必须如此。可以说，农耕和农民问题是中国历史的最主要的特点。不仅如此，中国封建制社会的农民不同于欧洲中世纪地主庄园的农民；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农民也不同于欧洲有些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农民，同样，中国农民不同于俄国农奴制度下的农民，以及1861年俄国农奴制废除后半资本主义农民。1958年毛泽东在阅读史籍的时候，写下这样的批语：“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来得及将农民中的上层和中层造成资本主义化，但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联盟，却在几十年中将大多数农民造成了一支半无产阶级的革命军，就是说，替无产阶级造成了一支最伟大最可靠最坚决的同盟军。”③这个论断和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所写论著的观点完全一致，在这里用了三个“最”字再次加以肯定。这些就是历史（或传统）和现实结合点的最好说明。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毛泽东探索在新中国如何才能使广大农民群众过起丰衣足食的生活？即或在阅读文史古籍的时候，他仍然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写的批语将历史感和现实感融为一体，再次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这使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毛泽东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例如，他不止一次地提到西汉初期政论家贾谊的名文《治安策》，要负责干部多读几遍。贾谊是一位有独立见解且敢于直言的年轻人，他敢于说：“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之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他看到汉初社会风气侈廉相竞，豪强掠夺，造成“卑贱者”和“尊贵者”的对立，他要求从皇帝到百官，大家都做到“公而忘私”。同时抓住农业这个根本不放。这样，天下才能稳定，“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正是这两点，即百官清廉和农业为本，毛泽东认为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仍然值得大家注意。
毛泽东读《新唐书》，对马周给唐太宗的上书，写下这样的批语：“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拭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
④毛泽东对马周的思想和政治方略是肯定的。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唐太宗要百官言政治得失，常何为武人，谈不出多少道理，他让住在他家的马周针对时弊写出了若干条建议。当太宗知道是马周的意见，又找马周面谈。马周劝太宗要以忠孝为本，节俭持身，免除摇役。当时的情况是，社会风气渐趋浮华、靡丽，徭役很重，虽说有所减免，但往往不见落实。因而农民生活困难，“四五年来，百姓颇嗟怨，以为陛下不存养之。”马周强调，“凡修政教，当修之于可修之时，若事变一起而后悔之，无益也。”又说，“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畜多少，在百姓苦乐也。”马周又提醒太宗，对于宗室诸王、即对于自己的子弟不可“溺于私爱”，需制订长久之法加以约束，否则未来必将发生变乱。敢于直言而观察敏锐的马周，一直受到太宗的器重。马周去世，太宗怀念不已。
毛泽东读《新唐书》，除马周外，还赞赏姚崇，说他是“大政治家、唯物论者”⑤。关于政事，姚崇向玄宗提出了十条建议，其内容是：
“..垂拱以来，以峻法绳下，臣愿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师青海，未有牵复之悔，臣愿不幸边功可乎？比来壬佞冒触宪网，皆得以宠自解，臣愿法行自近可乎？后氏临朝，喉舌之任公阉人之口，臣愿宦竖不与政可乎？戚里贡献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镇寝亦为之，臣愿租赋外一绝之可乎？外戚贵主更相用事，班序荒杂，臣请戚属不任台省可乎？先朝亵狎大臣，亏君臣之严，臣愿陛下接之以礼可乎？燕钦触、韦月将以忠被罪，自是诤臣沮折，臣愿群臣皆得批逆鳞、犯忌讳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观，费巨百万，臣请绝道、佛营造可乎？汉以禄、莽、阎、梁乱天下，国宗为甚，臣愿推此鉴戒为万法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顿首谢。”
这十条政治纲领中最主要的内容是：当政者对于左右亲近的人应严格要求，不可以个人感情代替国之大事；对农人除应交纳的租赋外，不能巧取豪夺；要形成俭朴的社会风气，不可奢侈浪废等等。对于这些建议，毛泽东读史时给予很高的评价，写批语说：“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⑥有趣的是，《新唐书》编撰者欧阳修、宋祁在写毕《姚崇传》⑦后，写下这样的赞语：“姚崇以十事要说天子，而后辅政，顾不伟哉！而旧史不传。观开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诬已。宋璟刚正，又过于崇。玄宗素所尊惮，常屈意听纳。故唐史臣称，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兴也。”由此可见，《新唐书》编撰者颇有见识，发现了问题。毛泽东的史识远远超过以往史宗，不可同日而语，他在批语中纠正“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的话，说姚崇和宋璟“二人道同，方法有些不同”。经过这样一改，使人耳目一新，看出了本质。姚崇比较注意变易和柔道，讲出的道理使玄宗容易接受，而宋璟则侧重于刚正和义理。这些均属于方法问题，不影响他们相同的政治原则。
毛泽东喜读《南史·韦睿传》。韦睿为梁武帝时名将，长于军事韬略，爱护部众，艰苦朴素。《南史·韦睿传》说：“睿雅有旷世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居必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来立，终不肯舍，并灶未成，亦不先食。..”毛泽东读到此处，写下批语：“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毛泽东对《南史·陈庆之传》评价很高。陈庆之也是梁武帝时的名将，善用兵，知已知彼，爱护部众，与士兵共甘苦。毛泽东再读《陈庆之传》时，挥毫写道：“再读此传，为之神往。”
今人读古书，是为了从历史中找借鉴。毛泽东倡导“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目的在此。建国以后，他经常思考的问题是如何保持公职人员的简朴廉政，和群众密切联系，不致成为站在老百姓头上的“官僚”。他对官僚主义深恶痛绝。除此，他十分关心农业生产力，希望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因此他从贾谊、马周、姚崇、韦睿、陈庆之等古人的言论和事迹里找到共鸣的音节。他谈的是历史人物和传统文化，而关注的焦点却是新中国的现实情况。
我们不能不看到事情的复杂面和多层面。大家熟知，1958年8月17日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决定。现在回顾这一历史事件，正如薄一波所说，1957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只有142元，农民相当贫困，“在这种情况下，轻言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和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显然是一种超阶段的空想，离我们国家的实际太远了。”⑧
1958年12月10日，毛泽东批印《三国志·魏书·张鲁传》，发给参加武昌会议的代表们。张鲁，汉未人，祖孙三代在蜀都（今四川成都）一带传“五斗米道”。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被任为督义司马，曾在汉中建立政权。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曹操进军汉中，张鲁避走，曹操遣人慰问，封他为阆中侯。张鲁在汉中主政，采用了民间道教的教规和措施，其内容，据《三国志·魏书·张鲁传》所记是：
“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雄据巴、汉垂三十年。..”
毛泽东关于《张鲁传》两次写了很长的批语。一次写于1958年12月7日，一次是同年12月10日。在两次写的批语中，他都分析了历史的发展和运动，说明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不同于封建制社会里的农民起义。他说：我国“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同。”
同时，毛泽东也注意到历史的联系性、某些方面的相对稳定性。看来，他在这一点上作了更多的分析。例如他在批语中写道：
“我国从汉未到今天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
又指出：汉未至今“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
还有：汉未至今“大约有一千七百年的时间，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
毛泽东在这里所揭示的关于历史（或传统）与现实的结合点，就值得推敲了。他想通过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具体说，张鲁在汉中建立的政权所采取的措施，来说明1958年中国大地上人民公社运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他在《张鲁传》的批语里说：“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历史来源的。”又以《张鲁传》为例写道：“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象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
可以看出，毛泽东真诚地迫切地希望新中国广大农民群众较快地摆脱贫困，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但是在1958年的历史年代还找不到一条使农民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张鲁传》所表述的只是历史上农业空想社会主义，反映了古人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但是他们找不到通向“大同”的路。依靠这样的资料，过分强调历史的联系性，相对稳定性的一面，而对历史的运动性多少有所忽视，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就难以准确地找到历史（传统）和现实的结合点。
毛泽东力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农业生产力，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带着这样的愿望从中国历史中寻找借鉴资料，给我们很多启示。但是，现在回过头去看，只采取调整生产关系的方法以解决中国农业问题，这是难以收到预期效果的。中国农业必须先走合作化后走商品化的路，才有可能实现农业现代化。新中国建立以后，经历了艰苦的探索，付出了很高代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准确地为中国农业的发展指出了方向。在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农业上也出现了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党中央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已开始解决农民负担过重和其他重要问题。1993年秋季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又进一步为解决农业问题而规定了具体政策和措施。
三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科学地贯彻“古为今用”原则，准确地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必须对历史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就是说，这和世界观与方法论有密切的关系。在这方面毛泽东同样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1939年他给张闻天的一封长信，分析并肯定孔于反对“过”和“不及”的“中庸”思想⑨，就是很好的例证。
《论语·先进篇》有一则材料说：子贡问孔子，子张和子夏，哪一位更有贤德一些？孔子回答：子张有些“过”，而子夏有些“不及”。孔子要求他的学生按照“中庸”的原则去认识事物，去办事，去进行道德修养。孔子从认识论角度猜测到事物由量变到质变的界限，因此，他主张人们说话、办事应有限度，过头或者达不到应当达到的界限，那就不能正确认识事物，也不可能具有高尚的品德。可见孔子把认识论和道德修养联系在一起，要人们力求做到这二者的统一。很明显，孔子的“中庸”说是古代辩证思维的一种理论概括。毛泽东将此发掘出来作了新解，他说：“中庸”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
毛泽东分析传统文化，不是对于古籍进行文字注释，而是为了将其精粹加以改造和发展，运用于现实生活。因而他由孔子“中庸”说引申出在政治生活和革命实践中都要作两条战线的斗争，防止和克服“过”和“不及”的错误。他在给张闻天的信中这样写道：
“‘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又说：
“‘过’即是‘左’的东西，‘不及’即是右的东西。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
这个例子说明，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对传统文化（含“中庸”说）进行解剖，发现了它的真正含义和现代价值。
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含有丰富的辩证思维资料。可以这样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精粹就是渗透于古代文史和各种文化构成（如器物、书法、绘画、建筑、服饰）等等之中的辩证思维方式。这些堪称之为中国古代智慧或东方智慧的宝库。毛泽东博览群书，分析、吸收、消化、改造古代辩证思维，提到唯物辩证法的高度，与其在革命实践中总结出的政治智慧结合在一起，从主要方面看，使他对于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达到高超艺术水平，科学性和革命性达到完美的统一。他关于进与退、成与败、得与失、强与弱、真与假、虚与实、安与危、祸与福等等辩证范畴的分析和运用，成为最有价值最富于智慧和启迪的精神遗产。
建国以后，毛泽东阅读文史古籍，很注意从中提炼出辩证思维的精粹，同时他对古籍的分析和三言两语的评论充满唯物辩证法精神，这些很值得我们仔细加以研究。这里想举些例子来看：
毛泽东于1957年8月1日夜读范仲淹词二首（《苏幕遮》、《渔家做》），谈到词有婉约、豪放两派。范仲淹的这两首词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基本上仍属婉约派。范氏《苏幕遮》全文是：“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意，夜夜除非，好梦留入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毛泽东在不眠之夜读到这首同，情不自禁他说：“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千百读者读过这首词以后都会有和毛泽东相同的感受。但是毛泽东的感受并不停留于此。他又说，“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并由此引发出哲学的道理，他写道：“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但仍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⑩这样说来，对立统一存在于一切之中。分析政治大事需要有对立统一观点，这是无疑的。同样，分析人的爱好和兴趣等等纯属个人范围的事，也不能离开对立统一法则。唯其一切都受对立统一法则的制约，所以一切才是可以分析的。在这里毛泽东短短数语，说明对立统一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又说明它既是认识论也是方法论。他读范仲淹词引发出的关于“人的心情”的议论（属于对诗词的欣赏和人的爱好兴趣）是合情合理的，这和教条主义、公式主义之类完全不同。可见要真正领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离开唯物辩证法则将寸步难行。
毛泽东读唐诗，很喜欢李白的《将进酒》。这首诗从一开始就以其豪放的气魄吸引了读者。请看：“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金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观，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而在诗的后半李白倾诉了诗人的悲凉和寂寞心情，借酒浇愁，对他那个时代的抗议之音将留传千古：“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酒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斤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毛泽东读后，批语：“好诗”。李白的这首诗含蕴了世间的一切都在流逝以及失与得不断转化的辩证思维，给人以动态的艺术美感。毛泽东称它为好诗，很可能也包含有这样的因素吧！
毛泽东读清代项家达所编《初唐四杰集》，关于王勃（公元650—676年）等人独创的新骈、治骈，给予很高评价。同时也引发关于王勃生世的感叹，由此毛泽东写了很长的批语，他说，王勃“是七世纪的人物，千余年来，多数文人都是拥护初唐四杰的，反对的只是少数。”毛泽东的兴趣并不在于探讨文学史，也不在于进行文体的比较，他关注的是关于辩证法的一个大问题，因此他接着写道：“以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写了十六卷诗文作品（引者按：指王勃作品），与王粥的哲学（主观唯心主义），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都是少年英发，贾谊死时三十几，王弼死时二十四。还有李贺死时二十七，夏完淳死时十七。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了。”毛泽东谈这些曾经在历史上作过贡献的人的辞世年龄，是为了提出一个哲学问题：“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们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而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造，这种三七开的比例，为什么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毛泽东接着回答说：“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很明显，毛泽东是想通过历史来说明现实，他倡议中国共产党应当支持年轻人的发明创造，他在批语中着重写道：“如果党再对他们加以鼓励，不怕失败，不泼冷水，承认世界主要是他们的，那就会有很多的发明创造。”（11）毛泽东在这里讲的是辩证法和思想解放的道理。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新的胜过旧的，后浪推前浪，历史和文化史的总趋势是前进的、发展的。而历史上的许多发明创造都是思想解放、有勇气打破陈规陋习、具有不怕失败的人们所做的。毛泽东强调这些观点是必要的。但是历史的前进是很复杂的，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形的上升形式，其中有曲折，甚至有暂时的倒退。在历史上做出伟大贡献的人们固然充满生气，但是，他们的创造发明又必须与客观实际的法则相符合。因此完整的提法还是我们党在经历了胜利和挫折以后，于1978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结合，则更加精确和全面。
毛泽东读《聊斋志异》，对于《小谢》一篇特别有兴味，笔锋满含感情地写下了这样的批语：“一篇好文章，反映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人与人的关系应当是民主的，平等的。”《小谢》一篇所写两个妙龄女子由鬼变成人，变成爱人的人，变成具有同情心的人——这实际讲了辩证法关于矛盾转化的道理。从这一点看，就是毛泽东所说反映了个性解放的要求。也就是说，个性解放不是凭空出现的，需要有矛盾转化的过程，既要有客观条件，也要有主观努力。从《小谢》一篇中还可以看出，此篇的主人翁年轻后生，即陶生与二女的关系不是商品的买卖关系，不是人身依附关系，而是心心相印、相互了解、相互帮助、忠诚相待的民主和平等的关系。毛泽东的批语反映出他希望在新中国建立并巩固这样同志式的平等和民主的关系。
从历史学和文化学的角度看，毛泽东阅读文史古籍的批语包含有丰富的内容，浸透着朝气蓬勃的辩证精神。这些批语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毛泽东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这是对中国智慧或东方智慧的提炼、发展和结晶，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加以发扬光大。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他的思想根植于中国的现实土壤，也恨植于中国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有没有这样的历史传统，是大不一样的。有些西方评论家和研究家对于毛泽东非常崇敬，但是他们不讳言对于他的论著和谈话，他们不能完全理解，因为他们比较习惯于肯定与否定的形式逻辑的分析法，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丰富的辩证思维方式了解不深，或者缺少了解，因而也就限制了他们对毛泽东论著和谈话理解的深度。
事物的辩证法法则不可抗拒。对于伟大人物来说，如果他在某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或在某些问题上偏离了他所强调的实事求是和辩证地观察问题的方法，那么他在一定的时候也不可能全面地分析问题，甚至要犯“过”和“不及”的错误。毛泽东晚年在关于历史和现实结合点的问题上也出现过某些失误。
但是，从总体上看，毛泽东在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实践中，他善于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善于吸收消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善于把深刻的道理用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加以表述；善于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不愧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发展者。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的精神财富。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
注释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 ，第622—623页，第625页。③④⑤⑥⑩（11）《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47—148页，第235页，第237页，第237页，第27—28页，第10—12页。⑦见《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四。⑧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747页。⑨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4—149页。
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发展
董学文
问题的提出
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半个多世纪的中国革命过程中，特别是在现代中国文艺运动的进程中，起着十分突出的作用。几十年来，人们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研究付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丰硕成果，这是不能忽视的。但是，相比较而言，毛泽东究竟在哪些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毛泽东文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上的地位怎样，这些却是研究和探讨较少的课题。
邓小平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曾指出：“不说毛泽东思想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这些都对。但是应该承认，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我们党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的确有很多发展。这是客观的存在，历史的事实。”①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贡献尤其显著。1980年8月，邓小平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时曾说：“他（指毛泽东——引者注）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②这一评价无疑是公正的。
的确，作为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经验结合起来，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宝库，毛泽东也成为了建设有中国风格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杰出代表。在这个结合的过程，毛泽东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是极其自觉、极其主动、极其认真的。
早在40年代，毛泽东于延安整风运动中就批评了一些同志对待马列主义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态度。50年代，他又指出：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③。60年代，他在谈到马克思主义问题时，再次指出：“要突破，要创造，不要只解释，..不能受束缚，列宁就不受马克思主义的束缚。要有新的论点，新的解释，新的创造，不然不行。”④
毛泽东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的过程中，走自己的路，发展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其意识十分强烈。
在文艺思想领域，毛泽东很早就接触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这从“五四”过后、中央苏区以及延安时期的许多文献资料中都可得到证明。但人们发现，他不墨守成规，不是从书本里或教科书上寻找文艺问题的答案，而是从实际出发，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得出许多“新的论点，新的解释，新的创造”，这确是极为可贵的。
鉴于以往的研究从这个角度切入得不多，本文试图在这方面做些努力。
外国学者眼中的毛泽东文艺思想
为了说明问题，不妨先从外国学者的眼光谈起。
毋庸讳言，毛泽东的文艺主张及其见解在外国人那里评价是很不一致的。如果排除那些恶意的、诽谤的、攻讦性的看法，看一看大多数较为公正的学者的意见，那么，人们不难发见，认为毛泽东实现了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是一种普遍性的见解。
1986年美国格林伍德出版社印行了田纳西大学学者罗伯特·戈尔曼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作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被显要地列入其中。辞典编撰者认为，毛泽东最伟大的业绩是他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使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走向社会主义⑤。编撰者没有专门论述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问题，但其命题本身无疑是包含这一层意思在内的。
20世纪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期、发展期和经受考验期。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实质上是民族化，即它的普遍原理与本民族、本国度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问题。固定的模式是不存在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在变化的条件下，根据现有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由此观之，毛泽东文艺思想所以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就在于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且又是典型中国的，并且二者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毛泽东从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诸种问题放在中国特殊环境中加以展开，并结合中国特点加以具体化，因而其文艺思想的内涵和价值也就获得了世界意义与中国特色的辩证统一。
美国学者梅·所罗门曾这样写道：“毛泽东在他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强调大众化和现实主义的重要性。和这一过程相关联的，就是要求运用艺术中的民族性和人民性因素，通过群众的朴实的表达方式和他们自己喜闻乐见的形象，来打开联系群众的渠道。”⑥英国学者戴维·克雷格在一篇文章中引述《讲话》中关于文艺家必须无条件全心全意地深人生活的论述之后说：“西方读者往往认为这仅仅适用于处在动乱状态的落后国家。他们应该思考这一事实：最优秀的小说家——托尔斯泰们、康拉德们、劳伦斯们——所过的生活使他们实际接触到他们社会中各种身份的人。”⑦
德国著名女作家安娜·西格斯曾谈道：“谁要是慢慢地、彻底地读一遍这个《讲话》，一定会发现以前所不知道的、但希望知道的许多问题。谁要是把它读了两三遍，就会得到所有问题的正确的解答。”⑧
此类材料还很多，别的方面暂且不论，仅从这些材料中便可看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外国学者承认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在相当大的范畴内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本雅明曾经说过：“革命的艺术家不应当毫无批判地接受艺术生产现成的力量，而应当加以发展，使其革命化；这样，他就在艺术家与群众之间创建了新的社会关系。”⑨这个颇有震撼力的命题，毛泽东早在40年代初就圆满地解决了。
英国学者戴维·莱恩在他的《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一书中曾说：“毛泽东也描述了艺术作品生产过程的一种模式，用普通的词语论及了它的原料和创作手段。”⑩这位学者把毛泽东的理论作为艺术作品生产过程较为完整的“一种模式”——或曰理论体系——看待，显然是从整体上肯定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价值。他还讲过这样的话：“延安《讲话》也被证明具有一种生产力，一种不是提供现成的思想，而是激发读者思想的能力。”（11）即是说，以《讲话》为代表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不仅是一种独特的理论系统，而且具有艺术世界观和艺术方法论的功能。
1980年，美国密西根大学出版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新译本。译者在力该书撰写的长达43页的“导言”中讲道：毛泽东作为“中国第一个把读者对象问题提到文学创作重要地位的人”以及在其他许多方面的文学论述，是高于他的西方批评者，也高于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有些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怀有很深的偏见，他们似乎认为只有一种艺术是值得讨论的，这就是有教养阶层的文化（或更狭窄些，只有西方有教养阶层的文化），也就是他们以之自居的文化。而小人物的、或无教养阶层的文化，在他们看来则是不足道的，毫无艺术趣味的。”而“毛泽东（还有鲁迅）虽然本人就是自己国家有教养的古典文化传统的自觉继承者，却仍然重视并能够鉴赏中国文学传统的多种潮流，并注意到它们的艺术上的长处。这一点，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所没有见到的。而且，有意思的是许多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并不曾把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学批评包括在他们的研究范围之内。”（12）这篇“导言”的撰写者未能全面客观地评价毛泽东及其文艺思想，总让人不免有隔靴搔痒之感，但有一点是可取的，即他——还有其他公正的国外学者也如此——那双属于不同文化的眼睛，往往能在人们熟视无睹的地方看出新意来。“他山有砺石，良璧愈晶莹”。人们从外国学者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评价中，是可以得到某些启示的。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历史地位
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估价，最科学的办法还是把它放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系统中去考察，因为这里的可比性更多一些。荷兰莱顿大学教授、国际知名学者福克马在一部关于中国文学的著作中曾说：“毛的文学导师是列宁”
（13）。倘就1942年前后的状况而言，这个判断有一定的真实性。但是，若就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全貌来看，这个判断显然是有局限性的。对于毛泽东文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上的地位，笔者曾作过这样的比喻：如果把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发展比作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那么毛泽东文艺思想无疑是这条河床中水面最为宽阔、流量最为宏大的一段（14）。笔者的这一结论是从研究了一个半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发展的历史后得出来的，是在比较毛泽东与其他经典作家的过程中确定下来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摆正了文艺在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位置；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艺术的本质及其与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的关系；第一次从无产阶级立场总结了艺术掌握世界方式的基本规律，从而，为科学文艺学说的诞生奠定了稳实的基础。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新文艺观的19世纪中后期，欧洲乃至世界还没有形成大规模的独立的劳动群众的文艺运动，还没有出现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文艺新军。宪章派诗歌、巴黎公社诗作，以及象格奥尔格·维尔恃这样“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和最重要的侍人”（15）的作品，都是当时零星的产物。因此，总结新时代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文艺运动经验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后来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上。列宁一生十分关心无产阶级和苏维埃的文艺事业，对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工作做了许多宝贵的指示，并且担负起了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俄苏文艺运动结合起来的使命。他提出了“文学的党性原则”，提出了文学“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思想，提出了“两种民族文化”学说，提出了批判继承优秀文化遗产的睿见，并把辩证法、唯物史观、能动反映论出色地运用到对列夫·托尔斯泰、赫尔岑、印·阿尔曼德、阿·阿威尔岑柯、高尔基、鲍狄埃等作家及其作品的评论上，使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明显呈现出列宁主义阶段的面貌。尤其是列宁有六年多领导俄苏社会主义文艺运动的经验，初步探索了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规律，这是一笔难得的思想财富，但列宁一生毕竟很少有时间能比较集中精力地研究文艺问题，他说过：“我感到遗憾的是，过去没有时间，将来也不会有时间来研究艺术。”（16）他太忙了。许多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占去了他的主要时光。
斯大林经历了较长时间来领导苏联的文艺运动，对社会主义时期的艺术创作方法，文艺的内容和形式，作品反映新的生活，支持文学新生力量，以及开展文艺领域的思想斗争和理论探讨，都有许多好的论述。斯大林在领导文艺的实践中是有过失的。但他终其一生坚持和捍卫了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发展是有功绩的。
相比较而言，毛泽东一生对文艺问题关注的持久和深入，涉及面的广泛和博大，著述和言论的数量之多，内容更具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和社会主义时期文艺运动经验总结的特点，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民族的具体文艺实践结合起来，这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史上，都是十分突出的。福克马曾指出毛泽东在战争年代那样紧张复杂的工作条件下来抓文艺理论，说明他十分重视文艺。并说，“在西方，还很难找到一位政治家对文艺有如此高的期望。”（17）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经历了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多次反复，付出了惊人的代价。而这个过程，无论是历时之长久，问题之繁复，斗争之剧烈，还是为此花费精力之巨大，在国际共产主义文艺运动史上，都是仅见的。毛泽东晚年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膨胀在领导文艺运动中犯过严重的错误，发表过一些实践证明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言论和意见。但是，作为理论体系而存在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却是经得起历史检验、具有科学形态的永恒价值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是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文艺运动和社会主义文艺运动规律的理性概括。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它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