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许多追随毛泽东左右多年和熟知他写诗过程的同志们的大量回忆中，我们可以得知：毛泽东诗词中的绝大多数篇章都是根据亲自实践得来的材料写成。如《渔家做·反第一次大“围剿”》，据郭化若的回忆②，不仅“雾满龙冈千嶂暗”写的就是当时的景色。连“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也是当时沿途听到通信人员和后送人员高兴叫喊的写真。类似这样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如吴吉清著《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就有着许多这类的记述。但这决不意味着诗人仅靠拾掇现实生活中的感性材料就可以写诗了。在无穷无尽的现实生活材料中，作者选取哪些，摒弃哪些，首先决定于他的世界观。只不过在创作过程中，作家的世界观往往己化为他们活生生的感受的一部分，体现为某种强烈的爱憎感。诗人从自己的爱憎出发，总是把自己的感情融铸入客观的景物中去，正如王国维所说：“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人间词话》）因此同样的景物，在不同诗人的笔下可以见仁见智，判如水火：甚至在同一诗人不同时期的作品中也可以或喜或忧，区若霄壤。像同样一条长江和同是龟、蛇二山，在毛泽东不同时期的词篇中就表现为不同的形象。在《菩萨蛮·黄鹤楼》中的长江被涂上一层浓重的沉郁色彩；而在《水调歌头·游泳》中却给人以无限宽舒的感觉。在前首词中表现为妄图锁困长江的龟、蛇二山，到后首词中却变为驯服于人民意志之下的幽静景物。诗人就通过这类富有感情色彩的景物描写，创造出幽美的艺术意境，以直接作用于读者的感官，使他们产生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历其境的种种感觉和印象，进而认识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和它的思想倾向。
当然，在创作过程中，诗人选择和集中的生活现象还必须经过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还必须依靠逻辑思维的帮助。如毛泽东写《忆秦娥·娄山关》，词中“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在一手稿中原作“梧桐叶下黄花发。黄花发”。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揣测到：毛泽东在创作此词的过程中，先后进入思维中的景物除了长空、雁叫、霜晨、月等等之外，还有过梧桐叶、黄花等等。但经过一番改造制作之后，他终于摒弃了后者而选择了前者。显然，这里有一个推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诗人必然也借助于逻辑思维对以上景物进行过研究和分析，终于认为前者更符合主题的需要和更富有典型意义而舍弃了后者。但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在惜助逻辑思维进行研究、分析的过程中，长空、雁叫、霜晨、月等等景物的具体感性特征自始至终被保留在作为诗人的毛泽东的脑子里，而且由于集中、概括的结果，这些具体感性的特征越到后来变得越鲜明了。这其间绝不存在反形象思维论者所说的从“表象”到“概念”再到“表象”那样的过程。在诗歌创作过程中，诗人可以“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刘勰：《文心雕龙·神思》），却唯独不见一个赤裸裸的抽象思维过程。要不然，诗人舍弃了生活中的具体感性特征，通过抽象的思维过程把生活用概念规定下来，然后再根据这些概念硬套某一类形象，就势必破坏诗歌意境的创造，以至于无法写出真正的好诗，而只能写出像钟嵘在《诗品·序》中批评过的那种“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作品。
往往还有这样的情况：诗人在借助逻辑思维的过程中，一时用某种概念对丰富的生活现象作了较抽象的概括，但由于形象思维的结果，终于又用典型的生活场景取替了概念的叙述。如毛泽东的《七律·到韶山》，据周世钊和其他同志的回忆，在早几年传抄出来的这首诗的末句是：“人物风流胜昔年”（一作“人物峥嵘胜昔年”）。毛泽东经过几回修改，才定为“遍地英雄下夕烟”。周世钊说：“从这里，可以看出主席对写作的态度是十分严肃、认真的。我认为末句改得特别好。这样，才把新农村中劳动人民可爱的精神面貌表现得具体、生动和鲜明。我们读这篇末两句诗，仿佛就看到了：韶山公社的一群群勤劳健壮的男女社员在暮色苍茫中从生产工地上收工回家，当他们走过稻田和豆垄的时候，对着眼前一望无际、随风起伏的禾苗和豆叶的绿浪，引吭高歌，喜笑颜开的样子。”③其实，“遍地英雄”四字给予读者的联想，又何只限韶山公社勤劳健壮的男女社员！祖国大地到处英雄辈出、峥嵘胜昔的景象，通过这一典型生活场面的描绘，不是更概括无遗了么！
据周立波在《韶山的节日》④中的记述，毛泽东是1956年6月25日傍晚回到韶山的。周立波写道“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整整的三十二年，他没有到过这里。如今回来了，多少青年时代的记忆涌到了他的脑际呵。历史的长河，在他泛舟的这一段出现了澎湃的翻天的巨浪。一直到黎明四点，红绒幔子遮住的他房间的玻璃窗子的缝里还透出微弱的灯光。他一夜没睡，吟成了一首七律。”这就是毛泽东当年写《七律·到韶山》的生动情景。应该说，周立波的描绘是符合诗人形象思维的实际情况的。“遍地英雄下夕烟”这一典型画面，应该说也早在毛泽东改稿之前，就已映入他的眼帘和浮现于他的脑际了。
诗人借助逻辑思维对生活现象进行研究、分析和比较，除有利于深化诗歌的主题外，对艺术形象的完美表达也是有益的。如毛泽东写《卜算子·咏梅》词，“已是悬崖百丈冰”原作“已是悬崖万丈冰”⑤。毛泽东把“万”改为“百”，说明不要把反面力量看得太大了。这样一改，就使艺术形象更加准确了。又如毛泽东写《七律二首·送瘟神》，“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二句，据郭沫若1962年4月19日在北京全国文艺界诗歌座谈会上所述，“随心”原作“无心”，“着意”原作“有意”，毛泽东后来改了。郭沫若说：“这一改，改得好极了，可见其锤炼字句的功夫。”⑥事实上这何只是锤炼字句，更重要的是诗人把审美主体的感情更深地注入审美客体的形象了。像这类修改，诗人是需要借助逻辑思维进行研究、分析和比较的，但更重要的仍是遵循生活的规律和以有助于加强形象的准确性、鲜明性及生动性为前提。
诗人可不可以根提间接得来的材料写诗呢？当然可以。毛泽东诗词中有些篇章就是根据所闻而不是所见的材料写成的。如《西江月·井冈山》词，写的是黄洋界保卫战。虽然陈毅于1960年春解释此词的题记手迹中说“毛主席亲率一个营将敌击退”⑦，但根据多方面的史实材料说明，毛泽东当时往湘南迎还大队，并未亲自参加这次战斗。他于此次战斗后近一个月始返回井冈山，根据井冈山军民的叙述才写成这首词。但词中所写的场景仍然是那么逼真。他正是用自己身经百战的丰富阅历作为血液注入了这首词。我们可以断言：如果是一位从未见过战阵的诗人，是绝对写不出这样气势宏伟而且宛似亲临的战斗场面的。
在《七律二首·送瘟神》的小序中，毛泽东谈了他写此诗经过情况：“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所谓“浮想联翩”，实际上就是一个形象思维的过程。诗人把新、旧中国许多具体、生动的社会图景，通过卓越的形象思维加以典型化。正如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这段话，不正好可以用来作为“千村薛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⑧两句诗的绝妙注脚吗？我们不妨设想：如果诗人不是用形象思维的方法写这两句，而是用抽象思维的方法把它写成“劳动人民多痛苦，剥削阶级好快活”，一类纯概念式的语句，那怎能使读者惊醒和感奋呢？“千村薛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这既是具体、生动的社会图景，又是旧中国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典型概括；既广泛地概括了千村万户的悲惨境遇，又形象地表明了穷富阶级的尖锐对立。这样的诗就“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周世钊在谈到毛泽东的《七律·答友人》的写作情况时说：“大概在某一段时间里，毛主席接到湖南一些友人的书信和诗词，这些书信和诗词反映了湖南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某些辉煌的成就和某些突出的表现，感到衷心的喜悦，因而‘浮想联翩’，想到湖南人民的现在，更想到湖南人民的将来；因而借题发挥，写成这首热情歌颂湖南人民美好的现在和祝愿湖南人民光明的前途的诗篇。”⑨从诗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即使在祝愿湖南人民（应该说也祝愿全中国人民）的光明前途时，用的也仍然是形象思维方法，写出了“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这样既富实感，又富气势，色彩绚丽，光辉灿烂的美好前景。
总之，无论诗人用直接得来或间接得来的材料写诗，都必须通过创造性的想像，把脑子里原已储藏的各式各样具体的生活映象尽可能调动起来。用高尔基的话说，就是要“从知识和印象的蕴积中抽出最显著和最有代表性的事实、景象、细节，并把它们包括在最确切、鲜明、家喻户晓的言词里。”
⑩诗人的想像，在诗人所积累的大量生活印象的基础上进行，是形象思维的最高形式。没有想像，就没有诗歌和文艺创作。一个缺乏生活知识和印象蕴积的诗人，是不可能驾着想像的翅膀在诗国里自由翱翔的。但诗人的想像，不同于科学家的想像。科学家的想像，只是为求得某项最后逻辑结论而对某些事物所作的假设或猜想（如哥德巴赫猜想）；而诗人的想像，却可以“精骛八极，心游万仞”（11），“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12），它可以从一切感受中搜捕典型的生活映象，加以集中、概括，创造出各式各样的艺术形象和构制出各种各样的诗歌意境来。如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中杨、柳二烈士的形象，就是通过创造性想像获得最大成功的艺术范例之一。这首词虽然只有第一句是写实，但全词中，一切奇特、瑰丽的想像，无不以革命的现实生活为依据。烈士们虽然牺牲了，但在革命人民的心目中，他们的精神是永生的。吴刚、嫦娥虽是神话中人物，但原都是人民理想的化身，他们对烈士们的热情欢迎和隆重接待，正生动地表达了亿万人民对先烈的无限敬爱。当忽然传来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消息时，烈士们激动得喜泪迸涌，更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了。毛泽东正是充分动用了他无比丰富的“知识和印象的蕴积”，才写出如此深刻、如此光辉的艺术作品来的。
二诗人的形象化手法
毛泽东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然其中亦有比、兴。”这段话，我以为是着重从形象化手法方面来谈的。
关于赋、比、兴，历来有各种解释。特别是兴的解释，分歧更大。毛泽东引了朱熹《诗集传》中的解释。因为从总的方面看来，朱熹的说法还是比较允当的。
毛泽东诗词中使用比、兴手法的范例是很多的，并很有特色。关于比：有明比、有暗比；有隐喻、有借喻；有拟人、有拟物。关于兴：有用于发端的，有贯串全篇的；有的融于景，有的托于物。而且大都兴寄深远。兴味无
穷。本文限于篇幅，不可能分缕析，全面论及，只能稍举数例，以窥一豹。
先谈比。
毛泽东诗词中有全用比法的，如《十六字令三首》的二、三两首：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前一首写群山起伏、奔驰之势。诗人通过想像，把静态的群山描绘得仪态飞动：似波涛澎湃翻涌，似战马纵横破敌。后一首，诗人把山比成锋利无比的巨剑，刺破青天仍完好无缺；又比做巍然屹立的巨柱，支撑青天而不使坍塌。这些比喻都非常奇特、生动，不仅能状其形，而且能传其神。当然，这些词中还蕴含着某种象征意义：如前者象征中国工农红军的英勇奋战；后者象征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若这样理解，则这两首词就不仅是比法，而应该说是比而兼兴了。关于这一点，下文再说。
毛泽东诗词中的比法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为明比，像“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在被比喻物和比喻物之间标明了比喻词语。有的为暗比，像“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风云”暗指反动军阀之间的政治局势，虽句中并未出现被比喻物和比喻词语，但读者只须根据上下文稍作揣摩，就能明了它的喻意。
以上两种比法，都不难领会。至于说这些比中仍有深意，仍有兴味，那是另一回事，这里暂且不谈。
另有一些比喻，表面上是写景物或人事，实际上却隐指或兼指别的事物。像“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风物”一词表面上指自然界的风光景物，而实际上却隐指或兼指社会事物（按我的理解，在这里应是指新社会中的美好事物，而不应解作泛指社会上的任何事物，因为“风物”是个好字眼（13）。像这类比法，既不是明比，也不同于上述那种暗比，应称之为隐喻。
至于借喻，我以为应包括修辞学上所说的借代。它往往以部分代指全体和以具体代指抽象。如“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红装”一词，不应狭隘地理解为指涂脂抹粉和穿红着绿，而应理解为指一切贪图享受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武装”一词，不仅限于指军人的装束，而是作为一
种热爱革命斗争的标志。这种手法有助于形象的具体性、鲜明性和生动性，是很明显的。
拟人和拟物，我以为也属于比法。此种例子，在毛泽东诗词中很常见，毋须枚举。如《念奴娇·鸟儿问答》，就把这两种手法都用了。一方面把某些人比做“蓬间雀，这是拟物；一方面赋予词中的雀儿以人的特征，又是拟人。只是这种比法往往容易跟以象征、寄托为主的兴法混淆，这一点，也待下文另述。
再谈兴。
关于兴的界说，最为纷坛。有人把兴理解得很狭，以为仅指咏物起兴一类。清人姚际恒就认为：“兴者，但借物以起兴，不必与正意相关也。”（《诗经通论·诗经论旨》）有人又把兴理解得很宽，如黄宗羲就认为：“凡景物相感，以彼言此皆谓之兴。”（《南雷文定四集·卷一·汪扶晨诗序》）我是比较倾向后一说的。我以为兴除了用于发端的“借物以起兴”之外，也有通篇为兴体的。举凡寄托、象征之类，都可归入兴法。刘勰《文心雕龙·比兴》说：“比显而兴隐”，即认为比法相对说来是较明显的，而兴法却往往“环譬以托讽”，用各式各样的景物为象征来委婉地寄托侍人的思想感情。释皎然在《诗式·用事》中说：“取象曰比，取义曰兴。义即象下之意。也就是说：凡着重从形象上打比方的为比法；着重用形象所包含的意义寄托诗人的思想感情的为兴法。因此钟嵘称兴为“兴托”（《诗品·卷中》），陈子昂称兴为“兴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就是这个道理。
毛泽东诗词中的兴法用得很宽，有用于发端的，如“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表面上是写黄鹤楼头即目所见之景，却给景物染抹上浓厚的感情色彩，泄示出诗人的主观爱憎，使读者产生无穷的联想。有贯串全篇的，如《七律·冬云》，用一连串景物为象征，极为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国内外斗争的形势；热情地歌颂了敢于坚持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并辛辣地嘲笑了敌人和胆小鬼，形象地刻划出他们的虚弱本质和丑恶面目。这类兴法，往往容易跟以拟人、拟物为主的比法混淆。我以为：凡诗词中所写景物显然只是用作比拟，舍此外别无其他字面意义可求的属比法，如《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中的“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即属此类；凡诗词中所写景物虽象征含义亦颇明显，但字面上仍可视为写景赋物的应属兴法，如《卜算子·咏梅》，即属此类。
毛泽东诗词中的“兴寄”是很深远的。有的融于景，如《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中的“白云山头云欲立”；有的托于物，如《清平乐·六盘山》中的“天高云谈，望断南飞雁”。这些，我们乍一读来，觉得只是在写景物。但多读几遍，多想几番，就觉出其中兴味无穷。把“云”拟成人状站立起来，这是比法；但诗人的本意并不在写云，而在写红军的昂扬斗志。同时通过景的渲染，为一场激烈的战斗烘托气氛，让读者从中寻味出许多含义，这就比直说“一场激烈的战斗打响了，红军战士个个义愤填膺，从山头上猛冲下来”要生动、隽永得多。“南飞雁”是即目所见之物，看似寻常，但一经诗人加上“望断”二字，就使读者感到有无限深情寄托其中。因为雁飞向南，正是我红军当时所从来的地方，那里还有许多留下的同志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坚持卓绝的斗争，还有广大的根据地人民正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过着非人的生活；同时也还有许多红军部队，包括一些伤病老弱的同志还在途中跋涉。诗人遥望南天，当时具体想了些什么，我们固不可得知，但我们联想起古代鸿雁传书的故事，忖度诗人此时此境的无限深情，说他希望群雁给南方人民传去红军长征胜利的喜讯，传去红军北上抗日的决心，传去他对南方人民的关切和慰问，从情理上是完全说得通的。像这样兴寄深远、兴味无穷的例子，在毛泽东诗词中可谓比比皆是。这也就是毛泽东诗词为什么诗味浓郁、诗趣横生的奥妙之一。
毛泽东除惯用比、兴手法外，有时也用赋法。像《如梦令·元旦》词：
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除词末用了个明比外，通篇都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按我的理解：“敷陈其事”意即多方面的描写和叙述。这种手法，也同样需要通过形象思维捕捉那最富特征的典型场景，把它集中、概括起来，以表达诗人对生活的深切感受。《如梦令·元旦》只用了三个跳动的地名——宁化、清流、归化，交代这次行军的线路；用了三个并列的主谓结构短语——路隘、林深、苔滑，描绘了途中的典型场景；接着便急转直下，点明了进军的方向和目的地——武夷山下；然后融情入景，以极富诗意的画面，淋漓尽致地抒发了革命豪情的胜利信心。这样，就把红四军广大指战员在古田会议精神的鼓舞下，不畏艰苦，不惧险阻，高举红旗向前挺进的英雄气概和崭新面貌生动地刻划出来了。这有似一幅壮丽的行军图，展现在我们眼前，有似一支雄强的进行曲，嘹亮于我们耳际。因此，有的人认为赋体只须直说，毋须形象思维，也无诗味，那是大大的误解。
赋、比、兴三者，在诗歌创作中是不可偏废的。晋挚虞《文章流别论》说：“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它们各有各的用处。用比、兴，固往往能引人入胜，给读者以无穷的联想和寻味的余地；但赋体用得好，也能“体物写志”（《文心雕龙·诠赋》），极尽其巧；有时且直抒胸臆，以典型的感受感染读者。如宋代大诗人陆游的《示儿》：“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通篇都用赋体而感人至深，即是一证。
钟嵘《诗品·序》说：“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但若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蔓之累矣。”像李商隐的某些诗，“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14），意则深矣，但有时就未免流于晦涩。而宋代许多诗人，一反唐人规律，“尚理而病于意兴”（15），不注重形象思维，其尤甚者，更以语录入诗，自然味同嚼蜡了。毛泽东有鉴于此，指出“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正是对古今诗歌进行了全面考察然后作出的科学结论。而毛泽东诗词在使用赋、比、兴等形象化的手法方面，为我们作出了光辉典范。
诗人写诗，往往把赋、比、兴三种手法交叉使用。有些赋中兼有比、兴；有些比中有兴，兴中有比，兴或类比，比或类兴。在这点上，姚际恒说得对：“分兴为二，一曰‘兴而比也’，一曰‘兴也’。..如是，使比非全比，兴非全兴，兴或类比，比或类兴者，增其一途，则兴、比可以无淆乱矣。”“其比亦有二，有一篇一章纯比者，有先言比物而下言所比之事者，亦分之，一曰‘比也’，一曰‘比而赋也’。”（16）实际上，又何只比、兴各分二种；细分之，亦当有“赋而比也”、“赋而兴也”、“比而兴也”、“兴而赋也”之目。毛泽东诗词中也常出现这种情况。郭沫若在谈及《七律·到韶山》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等诗句时，就认为“前者是象征性的手法，所谓‘比而赋’也。”（17）这样，我们也可以回答前面已提到的问题：《十六字令三首》的二、三两首，是“比而兴”也；《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是“兴而赋”也，但其中亦有比（像“枯木朽株”、“飞将军自重霄入”、“横扫千军如卷席”都是比语）。《如梦令·元旦》整首为赋体，而“风展红旗如画”一语却又兼用比、兴。由此可见，有些人把赋和比、兴完全对立起来，认为用比、兴的才是形象思维，用赋的就会味同嚼蜡，那是不符合毛泽东原意的。
又诗的解释往往因人而异。姚际恒说：“古今说诗者多不同，人各一义，则各为其兴、比、赋。”（18）同一首诗，有人作这样理解认为是赋，有人作那样理解认为是比或是兴，是常见的事。像《沁园春·长沙》中“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两句，有人认为是“象征当时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和大好的革命形势”，有人又反对作此猜测。因此是兴是赋，众说不一。这样是否意味着真如董仲舒所说“诗无达诂”了呢？那也不对。毛泽东曾指出：诗有达诂，达即通达，诂即确凿。我们要准确地领会毛泽东诗词的思想和艺术，就必须充分注意“通达”和“确凿”这两条。
总之，毛泽东在诗歌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上都为我们留下了极丰富、极宝贵的遗产。让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更好地继承这一优秀遗产，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的新诗、创造出无愧于我们伟大的时代和人民的作品而不懈努力！
毛泽东诗词将作为我们用形象思维方法写诗的光辉典范。
（作者单位：福建省社会科学院）
注释
①此词写作地点，曾有种种说法。上杭县革命纪念馆的工作人员根据多方面的调查材料推断，此词应作于上杭县城关临江楼。“寥廓江天万里霜”，即临江楼上所见实景。临江楼对岸为南冈，据说当年枫树很多，秋来枫叶变红，风光大好。②参阅郭化若：《红军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伟大战略转变——毛主席伟大革命实践回忆之一》，载《历史研究》1977年第5期。③周世钊：《对长沙市中学语文教师作的辅导报告》（1971年11月27日）。④见《人民日报》1978年3月23日。⑤转引自成都日报社编《毛主席诗词注释、参考资料》（1968年）。⑥见《诗刊》1962年第3期。⑦见文物出版社：《文物特刊》第24号（1977年1月31日）。⑧鬼唱歌：指瘟神得意洋洋地唱歌。⑨周世钊：《伟大的革命号角，光辉的艺术典范——读毛主席诗词十首的体会》，载《湖南文学》1964年7月号。⑩见高尔基《苏联的文学》，曹葆华译。引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北京版高尔基著《论文学》第124页。（11）陆机：《文赋》。（12）刘勰：《文心雕龙·物色》。（13）毛泽东诗词中，凡称“风×”的词，除指自然物的如“风云”、“风烟”、“风雨”等外，绝大多数是褒义词，如“风华”“风光”、“风景”、“风雷”、“风流”、“风骚”等等。由于《风》和《骚》历来被看作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典范，因此冠“风”字的词用来指社会事物的大都含有美好的意思。（14）李商隐：《谢河东公和诗启》。（15）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九》。（16）（18）姚际恒：《诗经通论·诗经论旨》。（17）郭沫若：《“芙蓉国里尽朝晖”》，载《人民日报》1963年
毛泽东历史观的若干问题浅探
李侃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相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王神圣事，骗了天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毛泽东：《贺新郎·读史》）
这首词不但形象地概括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而且鲜明地表现了作者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古往今来，咏史的诗词之作可谓多矣，然而能象毛泽东这样，把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变迁发展，运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加以科学地概括和形象地描绘，可谓绝无仅有。称得起是千古的乐章、咏史的绝唱，生动地体现了这位革命伟人科学历史观和诗的语言艺术完美的统一。现在，就从这首词里得到的启示，简略而粗浅地谈谈毛泽东历史观的若干问题。
（一）
大凡读过毛泽东的著作，对毛泽东思想有所了解的人，都会有一个很深的感受，这就是他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那种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深厚的修养，广博的知识和真知灼见；对历史辩证法的尊重和对历史经验的运用自如，高度体现了理论、历史和现状的统一。从而切身体会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杰出的领袖毛泽东，真正是中国人民的毛泽东，是中华民族和中国历史的上光耀千秋的毛泽东。
说到毛泽东的历史观，这是和毛泽东一生的思想经历和革命经历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从青少年时代开始，他一生献身革命，一生酷爱历史。但是他从来不是为历史而历史，总是把历史作为认识中国国情的一个重要方面，把历史与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历史与革命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
世界上没有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天生的革命伟人，没有天生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毛泽东也不例外。一般地说，毛泽东一生的革命政治生涯，同辛亥革命以后许多爱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由爱国到革命，由非马克思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由唯心主义者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转变过程。
在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以前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是一位胸怀大志、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爱国者，同时又曾是深受传统儒学思想和某些资产阶级理论学说影响的唯心主义者①。他读过很多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特别是有关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的书籍，也读过曾国藩、康有为、梁启超等近代人物的一些著作和言论，以及一些外国学者的哲学和历史著作。他具有炽烈的爱国热忱，深沉的忧患意识，强烈的求知渴望，不倦的探索精神。但是，怎样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中国究竟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对于这样的重大问题，他虽然竭尽心力，上下求索，然而，在当时湖南所处的具体条件下，却找不出明确的答案。对于中国历史，在开始的时候，他所读的史书还不外是《左传》、《史记》、《通鉴类纂》、《御批通鉴辑览》和稍后阅读的《读史方舆纪要》、《资治通鉴》等等。他从这些历史古籍中不但得到了相当丰富的历史知识，对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也为后来更广博、更深刻地了解中国历史和借鉴历史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稍后，由于受到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影响，他的历史观发生了由儒家的传统史观向着资产阶级的进化史观的转变②。然而直到毛泽东成为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以前，他仍然是一个历史唯心主义者。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五四运动的洗礼，使得如饥似渴地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毛泽东的政治信仰和世界观发生了重大的、甚至根本的转变。在1918年和1919年这两年，毛泽东在北京、上海接触到李大钊、陈独秀、张国焘等人，并且深受陈独秀的思想影响。在回长沙以后，又创办了有名的革命刊物《湘江评论》。他回顾自己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情形时说“1920年冬，我第一次在政治上组织工人，并开始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来指导。我第二次赴京期间，读了很多有关俄国情况的报导，并热心地搜寻当时为数不多的有关共产主义的中文文献。有三本书对我的影响尤其深刻，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一旦接受了它，把它视为对历史的正确阐释，我就再也没有动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第一本译成中文的马克思著作；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到1920年夏天，我在理论上和一定程度的行动上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③把毛泽东与斯诺的这段谈话与1920年12月他在给蔡和森等的通信中，明确表示同意蔡和森“对于中国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与方法。..先要组织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④的主张，和他与何叔衡等在长沙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的思想行动相印证，完全可以判定，到1920年，毛泽东不但在思想理论和政治信仰上，而且在行动上，已经成为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并且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世界观的转变是根本的转变。一般地说，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当然，这并不是说一个人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可以在一个早上，一下子就“顿悟”形成；也不是说，一个人的世界观一经转变，他的历史观也就如影随形般地立刻跟着彻底改变。这种转变不但需要有一个认识过程，更需要有一个社会实践过程。毛泽东从幼年时代和早期崇尚孔、孟、程、朱的儒家学说；服膺顾炎武的“经世致用”之学；推崇曾国藩倡导的读书、做人、居官、行军“八本”；梁启超的“新民”学说和史学思想以及同意无政府主义的主张⑤，到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历史唯心主义者到成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是经过了一个相当长期的探索过程、认识过程和社会实践过程的。那末，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毛泽东、历史唯物主义者的毛泽东，和早期历史唯心主义者的毛泽东，在历史观上，有些什么转变呢？
（二）
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还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解释历史，还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解释历史；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决定历史的变动、推动历史前进；还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反映这种矛盾的阶级斗争决定历史的变动、推动历史的前进；是圣贤豪杰、英雄人物创造历史，还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对以往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文化遗产，是完全否定、全盘继承，还是尊重历史辩证法的发展，加以科学的总结和批判的继承。这些都是历史唯心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分歧。而只有在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之后，历史才变为科学。正是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随着毛泽东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确立，他的历史观也发生了由唯心史观到唯物史观的转变。而这种转变不单是从理论原则和抽象概念上的转变，而且是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结合上的转变。在中国革命的实践过程中，毛泽东以高度的创造精神，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把历史和现实的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为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指导历史科学的发展，提供了锐利的思想理论武器。这里，就毛泽东历史观的转变问题，作些简略的叙述和初步的探讨。
首先，什么是历史的主宰力量，什么是主宰宇宙和人类社会的真理。这是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殚精竭虑、孜孜以求的课题。他曾经赞佩过、敬仰过中国的“往圣先哲”和历代的英雄豪杰；探究过历史上历代王朝的盛衰兴亡。历史上的“往圣先哲”，虽然各自都有“立德”、“立功”和“立言”的所谓“三不朽”，但是在当时的毛泽东看来，许多英雄豪杰大都未能解决和回答人类社会的“大本大源”问题。他赞同泡尔生在《伦理学原理》中说的“全世界文明历史之生活，乃皆观念之所辖也”的论点，并且在批注中写道：“观念造成文明，诚然，诚然。”⑥他还对曾国藩《圣哲画相记》中的32位“圣哲”作了“办事之人”和“传教之人”的区分，认为诸葛亮、范仲淹等属于“办事之人”；孔子、孟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属于“传教之人”。从而又引伸到近代的曾国藩和左宗棠，认为左宗棠属于“办事之人”，而曾国藩则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⑦“传教之人”的成就重在“立德”、“立言”；办事之人”的成就重在“立功”；前者重在“内圣”；后者重要“外王”。前者与后者比起来更着重于“探求宇宙之大本大源”。由古人而推及对当时袁世凯、孙中山、康有为的评论。他说：“孙、袁吾不论，独康有为似略有本源。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树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⑧可见早年的毛泽东要努力寻求一种能主宰宇宙、决定历史、指导人生的“大本大源”的理论学说，也可以说是寻求一种永恒的、绝对的真理。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寻来探去，仍然只能从朱、陆、王等宋明理学和心学，特别是从谭嗣同《仁学》的心力说等唯心主义哲学那里找到根源。他得到的一个结论是：“予谓人类只有精神生活，无肉体生活。试观精神时有变化，肉体则万年无变化可以知也。”⑨这里的“肉体”，也就是指物质，变化的精神，支配不变的肉体（物质）。在毛泽东早期的文字中，类似的思想言论还有许多。显然，他认为是意识决定存在，精神决定物质，是作为人类社会和宇宙“大本大源”的“心力”决定历史。
毛泽东成为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以后，他早年的这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也随着开始向历史唯物主义转变，这时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视为对历史的正确阐释”。由于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作为党的创始人和重要的革命活动家之一的毛泽东全身心地投入革命的斗争实践，并且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杰出的领袖。他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不但体现在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之中，也体现在他的大量著作之中。不过他再也没有时间和条件去专门阐述历史问题和专门撰写历史著作。对存在和意识，精神和物质，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表现得最透彻的是《实践论》。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许多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践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因此，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在这篇光辉的理论著作中，毛泽东还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在《实践论》以前，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就已经明确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这就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彻底抛弃了早年的对所谓“心力”是决定宇宙和社会历史的“大本大源”的唯心史观。他的一系列理论著作都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而作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指导阐述中国近代史奠基性的著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更是把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近代历史实际相结合的典范。
其次，是圣贤哲人、英雄豪杰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这不但是历史唯心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大分歧，而且是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早年的毛泽东由于深受传统儒学思想的影响，稍后又受到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影响，他十分景仰中国的“古圣先贤”和英雄豪杰，特别是对那些以儒家“道统”的继承者而闻名于世的所谓“传教之人”，更是推崇备至而心向往之。他相信社会的人们有“上智下愚”和“贤不肖”之分；有“君子”和“小人”之别。认为“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后觉不能理，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⑩而只有得到这种“大本大源”的圣贤，才能“使此愚人而归于智”。因此，早年的毛泽东就立志修身，要做一个通晓“大本大源”的“圣哲”和悲天悯人的“君子”。他说：“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而对那些“可悯”的“小人”，“君子”“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11）很明显，在早年毛泽东的心目中，劳动群众只是愚味可怜的芸芸众生，需要“圣哲”、“君子”去开化教导、解悬援溺，共享太平盛世之福和大同之乐。他很赞赏张载说的“为天地立心（志），为生民立道、为往（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认为张载的“为生民立道”是“相生相养相维相治之道也”；“为万世开太平”是“大宗教家之心志事业也。”（12）
由于毛泽东受到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影响，他在强调“圣哲”、“君子”决定历史、创造历史的同时，也对历史发展变迁的轨迹和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进行了新的探索。他认为“历史者，观往迹制今宜者也，公理公例之求为急。一朝伟人为一朝代之代表，将其前后当身之迹，一一求之至彻，于是而观一代，皆此代表人之附属品矣。观中国史，当注意四裔，后观亚洲史乃有根；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地理者，空间之问题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此。”（13）探求历史发展的“公理公例”，注意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注意地理和自然、人文环境，这表明毛泽东的历史视野已大为开扩，不过这时他仍然认为，在“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的中国，只从政治、军事、法律、实业、教育改革等“枝节入手”，仍然不能解决问题，要想从根本上改造中国，振兴中国，挽救“苍生”，共享幸福，还需要“有大本大源”，以动“天下之心”。而他认为曾国藩就是颇得“大本大源”之人，并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14）以救国救民为职志的毛泽东，满怀激情和信心地呼喊：“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如此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15）凡此都足以说明，早期的毛泽东虽然立下了改造中国、拯救中国宏愿伟志，但是直到五四运动以前，他并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途径，而且在历史观上也并没有脱出“圣哲”、“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的藩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