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十分重视人的“自觉能动性”。他不是把能动性只当作意识的功能，而是当作人的功能，人的本质。他不是离开客观的实践条件去规定能动性，而是把掌握和切合客观的实践条件当作自觉能动性的固有规定。不是非实践地谈论抽象可能性和同样抽象的现实性，而是把二者统摄在实践的结构之中，并确切地指出，发扬自觉的能动性是把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决定性条件。由此，他提出：辩证法“最重要方面是能动性”，辩证法在中国的任务是“提高中国人民的能动性、热情，鼓吹变革现实的中国是可能的”(21)。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近代以来落伍的民族，这种自信、自力、自强的能动精神是最可宝贵的。
正如“自觉能动性”内渗着客观现实性一样，毛泽东所说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同样地内渗着自觉能动性。许多人把这些原则当作是无主语即无主体的，当作是直观唯物主义所了解的单纯客观性。其实不是这样。它们是有主语即有主体的，这就是从事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只是在表述上省略而已。我们是为了正确发挥主体创造性才去讨论求实问题的；如果不为实践，不为改造，不为创造，不为开拓，要实事求是干什么呢？
把既高扬主体能动性又客观考察实践条件二者结合起来，从而自觉地创造中国的历史，这是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所不遗余力地反复论证、宣传并付诸实践的最重要的思想，是中国思想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抽象对立和共有弱点的克服及由此作出的最基本总结。
（二）他留下了把理论辩证法和实践辩证法统一起来的辩证理性。
毛泽东的辩证法不是“三大规律”的并列套用，也不是“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两分法所能容纳的，它的精髓在于个性和共性的统一和结合。个性是具体实践性，共性是普遍理论性，个性和共性的统一和结合就是实践辩证法和理论辩证法的统一和结合。一方面，毛泽东把他从马克思、列宁那里接受的理论辩证法用之于决策，外化为实践，展开为自觉实践的辩证法；另一方面，毛泽东又从实践所展现的辩证过程中概括出理论辩证法的新原理和新结论。这里，理论形态的辩证法和实践形态的辩证法不但是相互转化的，首先是相互渗透的，其基础和总体则是实践辩证法。
毛泽东辩证法中最生动的一部分展现在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方面。他的“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他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他的同反共顽固派斗争“以拉对拉、以打对打”的两手和斗争时“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以及它们在实践中的展开，都是极富创造性的实践辩证法。不但如此，毛泽东又从实践辩证法中发现新的辩证法要素，概括出新的辩证法原理。既然在全部统一战线的实践中，必须始终以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为前提，既然向反共顽固派作斗争必须适可而止，实行休战，那就是说，矛盾的同一性就不仅具有相对性，而且具有某种绝对性；矛盾的斗争性也就不仅具有绝对性，而且具有某种相对性。于是毛泽东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辩证法新结论：“依一时说，统一是绝对的，斗争是相对的；依永久说，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绝对谓占统治地位。”
(22)毛泽东辩证法在战争实践中又有其生动的展开。他的从战争“盖然性”中把握战争趋势的认识论；他的“内线中的外线、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的能动决策；他的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的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发展选择；他的把歼灭战和击溃战结合起来的中介战法，都是最生动的实践辩证法。在较早的军事著作中，毛泽东强调“歼灭战”，反对“击溃战”。但后来的实践证明，实际的情形常常超出在“歼灭战”、“击溃战”中的“非此即彼”的极性选择；显示出“歼灭战”、“击溃战”中“亦此亦彼”的选择的必要性。毛泽东由是作出结论：可以而且应当在一定条件下采取“半歼灭半击溃”(23)的作战方针，这无疑给辩证法的“中介”范畴一个确证，同时提供了一个实践辩证法决定理论辩证法的证明范例。
对毛泽东的辩证理性，我另有专文(24)详加论列，在这里，我只是指出：毛泽东把前人从实践中概括出来的理论辩证法运用于中国的革命实践，竭尽其运用之妙；毛泽东又从新的实践中“生产”出新的辩证思想，展示其创作之才。
（三）他留下了把描述和规范、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联系起来的严密逻辑。
正如马克思“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25)一样，毛泽东也留下了《论持久战》的逻辑，《新民主主义论》的逻辑，《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逻辑。凡是读过钻研过毛泽东的这些著作的人，无不感受到它们的“钳子”般的掌握读者的强大逻辑力量。
毛泽东的逻辑的第一个显著特征是描述和规范的密切结合。他在自己的规律论中，区分了客观规律和“指导规律”(26)。前者是客观地存在的，主体的任务是加以描述；后者是实践的规律，虽然也有客观必然性，但其功能是直接规范主体的活动。他的大多数著作是解决战略和策略的规范性问题的，但是，他对于规范的论证总是以正确地描述实践的客观条件并揭示其客观规律为前提，因而，他的文章就具有巨大的理论价值，所提出的战略和策略也就具有充分的说服力。
毛泽东的逻辑的第二个显著特征是归纳和演绎的密切结合。他经常说，他的方法是从大量的为人们所感知的现象出发，从中揭示事物的本质，展示现象与本质相统一的现实，并透视现实的变化而预见未来的发展。读他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尤为信然。但是，毛泽东的逻辑力量不仅在于归纳，而且在于演绎，在于二者的结合。这里，最可贵的是毛泽东的思想彻底性或坚持性。对于经过实践反复证明了的普适性原理，毛泽东竭诚坚持，认为在其所适范围之内决无例外的可能。毛泽东把这些真理看作“普照的光”，用以推论特殊事物的本质，同时研究现象，加以验证，从而形成不同凡响的逻辑力量。
毛泽东的逻辑的第三个显著特征是分析和综合的密切结合。毛泽东是矛盾方法论的大师，而所谓矛盾方法就是分析和综合的方法。对于单一矛盾而言，分析是研究矛盾各方，综合是把握矛盾总体；对于矛盾群体而言，分析是研究各个矛盾，综合是把握矛盾现实。矛盾方法是描述的——再现既成的矛盾结构；矛盾方法又是规范的——促成矛盾的转化，达到变革的目的。矛盾方法是演绎的——从矛盾共性推知矛盾个性；矛盾方法又是归纳的——从矛盾个性找出矛盾共性。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的逻辑就是辩证矛盾的逻辑。
（四）他留下了把人民利益和个人利益贯通起来的伦理方针。
伦理问题一贯是中国思想家关注的中心问题。儒家尤为如此。孔子提出“仁”的学说。郭沫若曾经认为：仁“是牺牲自己为大众服务的精神”，“这应该是所谓至善”(27)。但孔子自己说：“克己复礼为仁”(28)，约束自己，纳入当时的典章制度规范才是“仁”。可见“仁”的真实含义仍是通过调整人与人的关系维护既成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这样的伦理思想是中国历史转变到私有制阶段的必然产物。毛泽东作为由私有制社会向公有制社会转折时代并面向已见曙光了的久远未来的思想家，才真正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之上，才提得出“为人民服务”的著名口号。
但毛泽东并不否认个性，并不否认个人利益，并不否认当前的直接利益。相反，他主张把人民利益和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统一起来。他在一方面，主张这些矛盾方面相互间的统一性。他在党的工作上无数次地强调，要给人民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29)，要深刻注意群众生活问题，“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把革命推到全国去”(30)。只有革命成功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才能真正得到满足。他在另一方面也承认上述矛盾方面相互间的排斥性。对于克服这种排斥性，他提出了道德层次性要求。共产主义者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他们的阶级基础和历史使命决定他们应当遵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伦理原则。而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后，则只能推广“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31)。
（五）他留下了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融合起来的文化气质。
毛泽东对于文学创作提出过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原则。其实，这不但是他所主张的创作原则，也是他的全部思想特具的文化气质。
毛泽东的浪漫主义气质具有极为丰厚的文化蕴含。其一，是黑格尔式的“巨大的历史感”(32)。他站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一整个时代的山巅之上。回首以往，通观着人类自生成到实现资本主义的数百万年；前瞻未来，共产主义已不是幻觉，不是空想，而是由资本主义矛盾发展所包藏并作为一种运动正在展开的前景。他又站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伟大转折点上。民族痛苦呻吟的时代就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完结，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未来已经成为直接的奋斗目标。这就使毛泽东在理性上充满着雄浑的历史精神而在感性上洋溢着气吞山河的豪迈诗情。其二，是宏伟的宇宙观。他立于现代科学的基地。现代科学是对于人的主体性的确证，或者说是对于世界属性的确证。人的视界和实践领域已超越地球，达于太空。环宇尽收眼底，不能不使人产生豁达的气概。于是，有了毛泽东的“小小环球，有几个苍蝇碰壁”的诗句，产生了他的渺视困难的伟大进取精神。其三，是巨时空的战略视野。毛泽东的浪漫气质同他的战略家的雄才大略是联系在一起。在战略家视野里，历史是暂短的，全局是微缩的，他小视诸多细节，渺看各样困扰。这种整体感诗化之后就衍生为浪漫主义。
但在同时，毛泽东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浪漫主义气质和现实主义气质在他身上有一个相当好的结合。这种结合的内涵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宏观与微观的统一，战略和战术的统一。
毛泽东是伟人，但不是完人。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了划时代的光辉篇章，但他在某些历史关节上，也发生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发生向全面性的一面的偏斜。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关系上，毛泽东有时似乎浪漫主义更浓重一此。这使他在晚年产生过于理想化的社会设计，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也使他在60年代中期不惜战术代价而谋求战略利益，弄了一次大险，结果造成“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战略失误。
毛泽东不是完人，但仍是一位伟人。毕竟是胜利地领导了“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33)；在这场革命中，作为实践经验、人民智慧、时代精神的集中者，他成为一位卓绝的思想家。在这两方面，毛泽东都是永垂青史的。
四、毛泽东思想家地位的现实确证和历史影响
毛泽东逝去了，但他又活着。毛泽东的伟大业绩的不同方面，将随时代的发展而取得不同的位置和发生不同的影响力。我以为：他最具久远影响的是在思想方向、精神气质方面。毛泽东的思想家地位将随岁月的迁移而日见其重要性。
思想家毛泽东在现实中已经显示出他的非凡的影响力。这集中地表现在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上。这个理论的创立者邓小平对此有过反复的说明。邓小平在1992年巡视南方的时候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34)。这是真诚的话，也是关键的话，正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精髓”上，表现出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基本的继承关系。
思想家毛泽东之所以活着，是因为中国当代的实践紧迫地需要他，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35)一样。
——中国正在发展，尚未摆脱贫困。中国人现在未到享乐的时候，诸如“大款”、“大腕”宣传所造成的“富贵气”，毕竟是泡沫现象。中国人民需要毛泽东所倡导的主体性理论和奋斗精神。全民奋起，自力自强，只有形成这种民族气概，中国才有希望。
——中国正在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刚破题。一切以为我们已经什么都懂得了的自满，同样是泡沫现象。中国人最需要的是邓小平所说的在实践中走出一条“好路”、“新路”来的实事求是的态度(36)。这也正是思想家毛泽东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精
——中国正在探索，中国的经济政治情况比别的国家要复杂得多，简单的、片面的论断只能使我们屡兴屡挫。中国迫切需要实践辩证法和理论辩证法相结合的辩证理性。非辩证、非理性的东西使我们不断吃亏。中国的事情只有用全面性的坚定和中介性的灵活才能办好，才能较为顺利地向民族振兴的目标推进。
——中国正在建设，经济发展和道德进步的矛盾摆在我们面前。有人希望维护自己所理解的道德纯洁而束缚改革的手脚以至废弃改革；也有人鼓吹牺牲道德进步来谋求经济的发展。这两种主张都是非辩证思维的主张。中国
仍然需要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双层次、人民利益和个人利益两结合的道德方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每一市场主体都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为行为准则。但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制约下，市场主体所追求的利益，特别是公有制市场主体的利益，是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统一，同时，只要工人阶级存在，工人阶级先进分子就会存在，为民族振兴，为人民利益无私奋斗的思想也就存在。这就是说，毛泽东的伦理方针仍然有其客观基础，它是不可磨灭的。中国还穷，在国际关系中并未摆脱被动性，在国内生活中也有加快振兴的紧迫性。中国需要一批无私无畏的人作民族脊梁，献身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民族大业，中国共产党人正应都是这样的人。中国绝大多数的老百姓，需要也愿意接受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向个人本位突进的舆论导向不合中国的国情；宣传“大款”、“大腕”们聚敛财富、挥霍无度是国运的不祥之兆。断不可再继续下去。
——中国正在振兴，全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中国的前进道路多有困难和险阻。在这样的情势下，中国需要毛泽东那样的乐观态度和坚韧精神、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文化气质。中华民族的年轻一代，不能是只图眼前小利的委琐的一代，而应当是深明民族大义、具有广阔胸襟、把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同民族振兴联系起来的豪放而求实的一代。
毛泽东在当前的思想影响其实已经证明，这种思想影响将是十分久远的。因为当前现实的需要本身就具有久远的意义。试问：难道会出现一种不需要把主体能动精神和客观求实态度结合起来的科学精神，不需要把实践辩证法和理论辩证法统一起来的辩证理性，不需要把描述和规范、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联系起来的逻辑力量，不需要把人民利益和个人利益贯通起来的伦理方针，不需要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融合起来的文化气质的社会条件吗？这是不会出现的。既然如此，人们就将永远记得在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活动的、开创了中华民族新时代的伟大思想家毛泽东。
孔夫子和毛泽东很可能是中华民族史册上两个地位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思想家。其著作生命力顽强，其后学接力式绵延。所不同的是孔子代表了整个的旧时代，而毛泽东则开辟了结束中国剥削制度、奔向未来大同世界的新时代。孔学支撑着旧时代的民族魂，而“毛学”将对中华民族新魂的最终形成发生最为深刻的影响。让历史来检验和证明这个判断吧！
（作者单位：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
注释
①(19)(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第43页，第16页，第48页。
②(13)(21)(22)《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16页，第262—263页，第311页，第374页。③⑥⑦《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41页，第144页，第144页。④(12)(30)《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 ，第109页，第154页，第130页。
⑤(29)《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4页，第563页。⑧毛泽东：《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1919年2月21日《湘江评论》增刊第1号。
⑨《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 ，第820页。⑩参看龚育之等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35—36页。(11)《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74页。(14)《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91—92页；《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19页。
(15)《朱子语类》。(16)杨昌济：《论语论钞》。(17)《列宁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04页。(18)《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82页。(23)《毛泽东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316页。(24)见拙作《论毛泽东辩证法的实践性》，提交1993年10月27日在长沙召开的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的论文。(25)《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杜1990年版，第290页。(26)《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82—183页；《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78页。(27)郭沫若：《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28)《论语·颜渊》。(31)《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44页。(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1页。(33)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34)(3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第372页。(35)《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515页。
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贡献
卢培琪 王立胜
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实践的理论、应用的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就是理论应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出独具特色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新的应用的理论——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两次历史性飞跃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是毛泽东首次提出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命题，深入研究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总结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提出和“中国化”的本质内涵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在欧洲，当把它用于指导全世界不同国家的革命实践时，是否需要民族化呢？这是大有歧议的。时至今日，国外仍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认为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民族主义的。然而，铁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也能够中国化。可以说，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日起，就开始了中国化的历程。尽管在其早期，人们尚未明确提出“中国化”的概念，但实际上毛泽东为代表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已经走上了应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探索之路。在30年代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运动中，有人提到过“中国化”问题，但主要是指“语言要中国化”，1938年4月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也曾提出过“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问题。但从现在所掌握的文字资料看，真正从理论的角度对“中国化”作出系统、科学说明的是毛泽东。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基于建党17年以来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并系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他郑重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并强调说，这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①。这次会议以决议的形式号召全党要“学会灵活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②。这表明，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上，在30年代末已经超越了经验性的认识，升华凝结成指导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原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认识实现了质的飞跃。自此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就沿着更加自觉、趋向成熟的方向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提出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提出，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是历史的必然。
首先，它反映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极大特殊性对理论发展的特殊需要。众所周知，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既不同于原来典型的封建社会，又不同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极大的特殊性。
社会性质的特殊性又决定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中国革命只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它既不同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又不同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更不同于以往的农民战争。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这种极大的特殊性，使得中国的革命必然会遇到许多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面前从来没有提出过的新问题，因而把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加以中国化，使其变形为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这一重大课题历史地提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从毛泽东1930年提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到1938年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熟谙和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
其次，它昭示了我党对异域文化相互交融这一发展规律的自觉体认。经典性的马克思主义诞生于与东方文化截然不同的西方文化的土壤。因此，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从文化发展的层面上来看，它在实质上是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相互选择的过程。众所周知，任何形态的文化都具有一定的时空结构，在时间维度上，它具有时代性特征，在空间维度上，它具有民族性特征，是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不同文化系统在各自演化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同步性，由此造成了不同文化之间在历时性展开过程中的时间落差，从而形成了异域文化之间的势位差。当一种文化处于低势位的时候，它的时代性要求就被凸现出来，成为文化发展的迫切追求，同时也决定了高势位文化向低势位文化扩散、传播的必然趋势；相反，当一种文化处于高势位的时候，文化发展的首要任务就在于强化和重建民族性的方面。这是文化发展和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相互交融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批判地继承了人类文化史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是近代文明充分发展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它标志着近代文化发展史上划时代的确立，是近代文明孕育出来的时代性最强的先进文化。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严重挑战，其实质乃是文化的时代性挑战。青年毛泽东和一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艰难的文化选择中，都把文化的时代性置于首位，毅然选择了处在时代最前沿的马克思主义。而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中取得了明显的实践效应，并在文化领域中取得了指导地位的时候，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任务便开始由时代性转向了民族性方面。因此，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提出了“中国化”问题，完全合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历史逻辑，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异域文化相互交融一般规律的自觉体认和纯熟应用。
再次，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加广泛应用和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从本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到“中国化”问题提出以前，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先驱和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积极努力下，马克思主义越来越为中国无产阶级所认识和掌握，并日益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应用于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早在20年代就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马克思主义著作，特别是1930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对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然而遗憾的是，毛泽东的这些光辉思想当时并没有在全党占统治地位，占统治地位的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艾思奇在谈到这段时间理论研究问题的状况时就曾明确指出：“由于抗战以前的特殊情形，理论研究与实践斗争的某些脱离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这样的脱离现象，使理论的研究基本上始终限制在介绍性质的，书本式的，通俗化性质的活动范围内”
③。在这种情况下，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理解和机械搬用的现象严重存在，对中国革命的主观主义瞎指挥的现象也屡有发生，严重窒息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的生机和活力，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王明的“左”倾路线错误，几乎丧送了中国革命。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在抗战开始后，如何在中国革命的实际中进一步广泛应用马克思主义，并在应用和斗争中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如何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继续发展和把中国革命继续推向前进的内在要求。上述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提出及其在现实中的展开，不仅反映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体现了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显示了毛泽东把握理论、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预见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的深刻的理解力和非凡的洞察力，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水平的质的飞跃。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涵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概括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可以归纳为如下几层意思：
第一，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不是从根本上改变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立场，而恰恰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和立场。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在讲“中国化”问题以前，先明确讲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立场问题，认为经典作家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并且尖锐地指出了我们党的马列主义修养还不高，这就需要学习，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毛泽东还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④。以上说明，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化”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其前提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的国际性，而不是相反。正如美国毛泽东研究专家斯图拉特·施拉姆所断言的那样：毛泽东“已完全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范畴，而且全身心地投身于世界革命。认为他首先是一个仅仅为其民族主义目的而利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是荒谬的”⑤。
第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形式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把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和方法的理论体系以某种方式变成中国式的东西，使其带有中国民族的特性，赋予它中国的作风和气派。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内容上的国际性与形式上的民族性的完美结合。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发生作用，必须实现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并通过中国优秀思想传统的作用内化为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郑重写道：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⑥。他尖锐地指出：洋八股必须休息，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就是说，只有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才能真正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相反，“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⑦。
第三，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目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的是使马克思主义能适应中国的国情，按照马克思主义对理想社会目标的追求，能动地改造中国社会。毛泽东明确地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他还认为，中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化身，应该是能够真正领会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并找出它的发展规律的人。
综上所述，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内涵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一方面是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密切地结合起来，并创造性地加以应用，从根本上改变照抄经典作家书本、照搬苏联经验和盲目接受共产国际指示的情况，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化、现实化；另一方面是指，在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将革命的实践经验加以提炼，上升为普遍性的理论，同时还要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使其精华部分融化到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去，为马克思主义增加新的内容，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体系。毛泽东在这两个方面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途径和方法
毛泽东曾说过：“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⑧。因此，毛泽东在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并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涵的基础上，对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探讨，阐明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基本途径和方法等问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一）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
普遍原理同具体实践相结合
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民族和国家的运用和发展，经典作家们也曾明确表露过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各民族和国家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意向。然而，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他们都没有明确提出这个原则，最先明确提出这个原则的是毛泽东。1929年，为了纠正红军中的主观主义的唯心观念和方法，在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里讲了两条：第一条是教育党员用马列主义的方法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唯心方法的分析和估量。这是讲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第二条是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这是讲的尊重中国实际。古田会议讲的这两条可以看作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思想的雏形。
1930年5月，毛泽东写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大大推进了古田会议决议的思想，这篇文章全面论述了调查研究的理论，提出了“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问题”，其实质即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并首次明确提出了“结合”这一命题：“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⑨。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实践经验教训的积累和丰富，党和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的关系的认识也不断提高。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作为公式提了出来，并把是否善于“结合”看作我党成熟程度的一个主要标志和尺度。从此以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共同遵守的根本准则，其内容也随着实践的发展日益丰富和深化。直到建国以后，毛泽东还反复强调坚持这一根本原则的重要性。1956年4月，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他又说：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理论与实践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毛泽东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根本原则，不仅对普遍原理要结合的具体实际的内容进行了多方面的阐发，而且还就“结合”本身阐明了如下几个方面的思想，以指导人们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通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结合”必须以实事求是为前提。实事求是，按照毛泽东的解释，就是一定要尊重事实，一切从实际出发。但是他所说的尊重事实并不是尊重表面的事实，而是事实的本质、规律。因而，毛泽东所提倡的实事求是的思维原则，就绝不是单凭感性经验（割裂了个别与一般、实际与理论）认识事物的经验方法，而是以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一般与个别相统一为本质特征的科学的思想原则，也就是在一般原理和具体实际的结合上理论地反映对象的思想原则。而这正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要求。
——“结合”要走群众路线。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一方面要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另一方面就是要掌握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情况，而要了解实际情况，只有到群众中去和到实际中去作调查。因此，走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深入群众，是实现“结合”的主要环节。
——“结合”要独立自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全部活动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得出的一个创造性结论。它说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能依靠别人，只能依靠我们自己。可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胜利。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总结回顾说，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来说，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认识的。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当然，毛泽东强调独立自主，并不是要否定争取外援的必要性，相反，他还特别指出要尽可能多地争取外援，只是要求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
——“结合”是个创造性过程。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个再创造的过程。毛泽东在谈到怎样才算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时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⑩。很明显，毛泽东把“创造”归结为“相结合”或“中国化”的标志和本质。1942年3月他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又讲道，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立场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布尔什维主义，用这个理论和策略搞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斯大林接着又搞了三个五年计划，创造了社会主义苏联。我们要按照同样的精神去做。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东西。
（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基本途径：三个著名公式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过程中，毛泽东在总结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经验的基础上所阐明的三个著名公式，实际上是他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途径的简明表达。
第一个公式：实践——理论——实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普遍原理”与“具体实践”矛盾辩证运动的过程，马克思认为，辩证运动的实质即是对立双方融合成一个新范畴。这告诉我们，中国化过程中“普遍原理”与“具体实践”的辩证运动必然会结合成新的东西。这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实践化、现实化，使中国这个世界按照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社会目标运行；另一方面关于中国社会实践的理论将不断马克思主义化，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因为，在理论与实践的辩证运动中必然发生二者的双向转化，一是理论向实践的转化，二是实践向理论的转化，理论和实践就是在双方的辩证矛盾运动中不断得到发展的。毛泽东正是依据理论与实践辩证矛盾的这种实质规定，提出了“实践——理论——实践”的公式。在这里，前一个“实践”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初步的实践活动，“理论”是指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指导下的实践活动经验进行概括而取得的新的理论认识，这里已经结合进了新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内容。后一个“实践”是指在已经初步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新实践活动，这个实践活动将进一步纠正原有理论的不足，从而使理论更加完善，对未来实践的指导也会更有成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在理论与实践的这种辩证运动中不断实现的，并一步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这正如毛泽东所说：“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11)。
第二个公式：个别——一般——个别
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是一般，各种具体的实践是个别，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又是一般和个别的辩证矛盾运动。毛泽东将个别与一般辩证矛盾运动的原理运用于实际工作，提出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工作方法。他号召大家，要“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别人也这样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12)。这就是毛泽东所概括的“个别——一般——个别”的公式。在这个公式中，前一个“个别”是指领导干部用马克主义理论来指导个别单位或个别方面的实践活动，目的是从中概括出符合实际情况的一般理论来作为全面开展工作的指导；“一般”是指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研究和指导个别方面的实践活动时总结出的一般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初步结晶。后一个“个别”是指用已形成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去指导其他单位或个别方面的实践活动，这个指导活动将进一步纠正、补充和发展已形成了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在实际工作中采取从个别指导到一般号召，又从一般号召到个别指导的工作方法，体现了人们认识事物从个别到一般，又从一般到个别的辩证发展过程，体现了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辩证法。理论与实践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都是在这个矛盾运动中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必然要通过这个辩证运动来开辟自己实现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