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的20年间特别从1914年到1920年这5、6年中，中国和世界都处在激烈的动荡和剧变之中。在中国不但有北洋军阀的肆虐、割据和混战，而且发生过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发生过“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发生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在世界，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在这几年中，中国的思想界也空前活跃，各种政治主张，各种社会思潮，纷纷涌现。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在中国传播。并且很快就与中国的工人运动结合起来，随即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这时受过五四运动洗礼的毛泽东，毅然抛弃了从前种种不切实际的政治主张，改变了自己旧的思想观念，勇敢地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把拯救中国、改造中国的希望，从“圣哲”和英雄豪杰的身上移开，移到了“世界革命”、“人类解放”和人民大众身上。1919年7月14日他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大声疾呼：“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唱，‘人类解放’的运动的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16）这时的毛泽东虽然还是一个急进的民主主义者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主张要把“少数阶级专制的黑暗社会，变为全体人民自由发展的光明社会”，对于宗教的、文学的、政治的、社会的、教育的、经济的、思想的、国际的种种“强权”，“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17）。这种急进的民主革命思想，相信“民众联合”巨大力量的思想，与两年以前相信“圣哲”以“大本大源”、英雄豪杰以超人的事功济世救民、主宰社会历史的思想，简直判若天渊。如果说，《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所表现的急进民主主义的毛泽东，从历史观上还是比较抽象地扬弃了圣贤英雄创造历史的思想，那末，几天之后他写的长篇政论《民众的大联合》，就更为明确地表现了对“民众联合”的信念和对进步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势力“联合”的对立所采取的立场。他说：“我们竖看历史，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历来宗教的改革和反抗，学术的改革和反抗，政治的改革和反抗，两必都有其大联合。胜负所分，则看他们联合的坚脆，和为这种联合基础主义的新旧真妄为断。”又说：“古来各种联合，以强权者的联合，贵族的联合，资本家的联合为多。..到了近世，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于是乎有民众的大联合。”他主张农夫、工人、学生、女子、小学教师、警察、车夫，各色人等“组成切于他们利害的小联合”，“许多的小联合彼此间利益有共同之点，故可以立为大联合”。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毛泽东满怀信心地预言：“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18）从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毛泽东把改造中国的希望和力量，完全寄托在民众身上，他自己的政治立场也鲜明地站在人民大众方面。而且他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真正的“民众的联合”，“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与此同时，他热情地赞扬了“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五四运动。这时，毛泽东的世界观虽然还没有完成到马克思主义的彻底转变。但是距马克思主义已经不远，选择马克思主义已经是必定无疑的了。在历史观上，再也看不见崇尚“圣哲”和“英雄创造历史”的观念了。
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的毛泽东，不但在政治思想理论上和社会实践上，发生了从急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质的转变，而且从历史观上也发生了从历史唯心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质的转变。从此，在毛泽东毕生的伟大革命理论和伟大革命的实践中，始终贯彻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表现了一个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的科学历史观。
1926年在毛泽东写的著名文献《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他在具体分析、论证“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根本问题时，明确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19）以后不久，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更加深刻具体地论证了农民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和力量，明确指出：“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乡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20）1914年3、4月间，他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中说“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21）
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伟大实践中，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必须坚持依靠人民群众、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智慧，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且倡导和创造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一刻也不脱离群众的优良作风和工作方法。这种思想观点贯穿在他整个革命实践和他的全部著作之中，成为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和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正是基于理论认识和实践经验相结合，他提出了一个十分明确而重要的结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2）这里必须说明，在毛泽东提出人民创造历史这个历史唯物主义命题的时候，他并没有抹煞和否定英雄豪杰、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这在他的许多著作和讲话中，在总结和运用历史的经验教训中，特别是关于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科学态度中，都有明确的论述。而且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有不同的含义。对此，不应该作片面的绝对的理解。
第三，马克思主义认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确切地说，自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23）。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这个历史观点，在19、20世纪的西方，并不陌生，而在中国则是前所未闻的历史理论学说。尽管中国古代的历史著作浩如烟海，杰出的历史学家历代辈出，然而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以前，从来没有一位历史学家发现过和提出过这一历史发展的原理。这当然怪不得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史学大师，因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和社会历史条件，还没有可能为这种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产生提供可能的条件。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和学者当中，对于封建时代豪强地主兼并土地、残酷盘剥农民所造成的社会贫富悬殊，乃至官逼民反，危及封建王朝统治的言论，屡见不鲜；提出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尖锐矛盾的议论和方案，也比比皆是。诸如主张轻徭薄赋、休养生息、舒解民困，甚至限田、均田以及“大同”思想等等。但从未有人提出过由于封建土地所有制造成了阶级剥削和阶级对立，也没有人提出过农民反抗封建剥削、压迫的起义和战争是阶级斗争激化的产物。早年的毛泽东，虽然怀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豪情壮志，但是他当时还不懂得阶级斗争，而是一个深受传统儒学思想和近代改良主义思想影响的“济世救民”论者。他虽然也对传统封建的伦理观念和剥削阶级的统治者表示强烈反对，认为“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24）但是他仍然把中国的贫弱落后归结为中国“愚人”太多，“缺乏高尚之智德”所致。因此，他特别强调“倡学”和“普及哲学”、“改造伦理学”，也就是主张从教育入手，开启民智，增强民德，端正“人心”，从这些“大本大源”上挽救和振兴中国，而不赞成暴力革命。1916年7月他在致萧子昇的信中写道：“杀机一起，报复未已，法兰西之祸，最为可惧”（25）。直到1919年7月他写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虽然提出要把“由少数阶级专制的黑暗社会，变为全体人民自由发展的光明社会”，高呼打倒各种强权，但是对于“打倒强权的方法”，他仍然认为在“急烈的”与“温和的”两种方法的选择中，“（一）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遗害他们。（二）用强权打例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26）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进程表明，直到他在1920年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他还不是一个阶级斗争论者，当然也不会把人类社会有阶级以来的历史看做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时隔半年，1921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中，他就果断地抛弃了改良的办法，而主张用“改造”即革命的办法改造中国和世界，并明确提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27）这时，共产主义者的毛泽东，在事实的教育下，经过深刻的思考，不但接受和赞成阶级斗争的学说，而且赞成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毛泽东世界观和政治思想的一大飞跃。同时也是从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向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飞跃。同年1月21日他在致蔡和森的一另封信中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象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28）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并投身于为新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实践中去的毛泽东，开始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他大量的著作，都鲜明地体现了这种科学的观点和方法。他把中国历史，看做是一部充满着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的历史，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伟大作用，给予高度和历史估价，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29）毛泽东在高度评价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时候，并没有把这种起义和战争绝对化、理想化，只是从阶级斗争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肯定了它的历史作用。后来，在1958年12月，毛泽东在向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到会同志推荐《三国志·魏书·张鲁传》的时候，对历史上农民战争的性质又一次作了较为全面的科学评论，他说：“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在一方面带有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带有原始社会主义的性质，表现在互助关系上。第三方面，带有封建性质，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制——从天公将军张角到天王洪秀全。..（这种农民革命斗争）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点，就最贫苦的群众来说，而不是就他们的领袖们来说，则是可能确定的。”（30）这就既肯定了农民战争的历史进步作用，也指出了它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毛泽东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论在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政策和策略上，在斗争的实践中，始终坚持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因为这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客观实际的观点和方法。毛泽东很少专门讲述历史理论问题，更没有去专门撰述历史唯物主义的教科书，他在谈到历史观点和历史理论的时候，往往是用非常简洁的语言，概括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例如，他在讲到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区别时，曾这样说过：“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31）又说：“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32）我们在理解毛泽东的历史唯物主义和他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历史和观察社会的时候，需要从他的全部思想理论体系中，从他指导革命的实践中去理解，而不能从个别词句中去理解。更不能把历史研究过程中曾经发生过的简单化和公式化的弊病，归结为毛泽东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概括表述。
（三）
把中国的社会现状、中国的历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把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对待历史文化遗产，这是构成毛泽东思想和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毛泽东思想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魄的生动体现。
毛泽东在与党内各种错误倾向，特别是在反对“左”的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反复强调要学习和了解中国的社会实际和历史实际。他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又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33）这就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从历史和现实的关系上，从指导革命斗争的高度上，强调了尊重历史、学习历史、正确地对待历史的重要性。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历史上及其领袖人物中，还没有第二个人能象毛泽东这样，把重视历史、科学地对待历史，作过如此深刻、如此精辟的论断。正是在毛泽东的批评和提议之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研究中国近百年史的工作，才有了明显的开展，而且出现了一些开创性的研究成果。
毛泽东另一个重要理论贡献和历史贡献，就是科学地辩证地对待和处理历史文化遗产的问题。怎样对待历史文化遗产，或者说怎样对待传统文化，这是自清末“西学东渐”以来，特别是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思想理论界和学术文化界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长期辩难，争论不休，各执一说，莫衷一是。对传统文化，即“中学”和“旧学”启幼有过深厚修养，对“西学”和“新学”也多方涉猎，而又受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洗礼，成为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最杰出领导者的毛泽东，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上，在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这个重大问题上，以他的高瞻远瞩和真知灼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阐明了基本原则和科学态度。
毛泽东在回顾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过程时写道：“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东西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
（34）然而学习西方和“西学”的结果，并没有阻止帝国主义的侵略，更没有使中国富强，到了辛亥革命时期，有些学者例如“国粹派”的一些人们，虽然不反对学习西方文化，但是认为必须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精神，即所谓“国粹”。但是究竟什么是“国粹”，怎样对待“国粹”，并没有做出科学的回答。而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尊孔读经、怀旧复古的文化逆流一度泛滥。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一批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以《青年杂志》（1915年9月创刊，从1916年9月改为《新青年》）为阵地，向封建的旧文化、旧礼教、旧思想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并且把矛头直指向封建时代被奉为“大成至圣先师”的孔子。从而展开了一场空前激烈和空前广泛的新旧思想文化论战。毛泽东评价这次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35）但在高度肯定五四运动的同时，也指出了它的缺点，指出：“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的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的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36）毛泽东领导的伟大革命，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彻底推翻了一个旧世界，开创了一个新世界。然而他从来没有轻视过、否定过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可以说，他比任何一位马克思主义都熟谙地了解中国历史，深刻地认识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而这种了解和认识，又是建立在广博深厚的历史文化素养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基础之上的。对于如何对待历史文化遗产，他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37）这段话对当前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关系的讨论和研究，还具有现实的重要指导意义。传统文化与现代或当代文化的关系，对传统文化的总体估价和对现代或当代文化的趋势和走向，是一个内容丰富、范围广泛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完全可以用毛泽东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民主的、自由的研究和探讨。不过，不论怎样的新说高论，如果离开了或背离了毛泽东所阐明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科学方法，都可能误入歧途。在这个问题上，说来说去，无非是要反对和克服两种片面性：一种是历史的虚无主义和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把中国传统文化看得漆黑一团，一无是处，完全否定，彻底抹煞；另一种是凡古皆好，把传统文化看得是通体光明、永恒不衰的文化复古主义。而这两种历史观和文化观，直到现在，也不能说已经完全绝迹。只不过是以另一种形式、另一种姿态，或隐或显地表现出来而已。毛泽东对有关这个问题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并没有过时，而且仍然是我们观察、判断和指导这个问题的锐利的科学武器。
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说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话也适用于毛泽东自己，适用于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毛泽东既不是“生而知之”的天生“圣哲”，即或是作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历史观和对历史问题的论断也不可能完全正确、句句正确、一贯正确。如果我们把以往一段时间内经过人造而神化的毛泽东，从“神坛”上移到人间，放到一定的社会时代和历史条件去考察、分析，那末他的伟大和平凡、正确和失误，都是可以理解的。就毛泽东历史观和对某些历史的思想言论来说，我曾在一篇短文中做过简短的说明，现在移用在这里：“在毛泽东的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历史科学曾一度陷入了极端的形而上学和历史实用主义的泥潭，这不能不说是与毛泽东的有些说法，违背了他自己本来的科学历史观和方法论有关的。诸如他曾支持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和李秀成的批判，以及‘评法批儒’的某些言论，都明显地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且被别有用心的‘四人帮’所利用，制造了令人痛心的历史悲剧。这也许是毛泽东自己所始料不及的。然而在历史领域这些一时的失误，并不能掩盖毛泽东在整个历史科学上的光辉。可以这样说，迄今为止，在中国还未见过哪一位革命领袖，能够像毛泽东那样深刻地、科学地洞察中国的历史，留下了如此珍贵的历史科学遗产。”（38）现在，姑且就用这段话，做这篇粗浅文章的结束语吧！
（作者单位：中华书局）
注释
①③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7页，第116页。②参见汪澍白《毛泽东早期历史观》及收入此文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一书中的其他有关文章，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④（28）《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8页，第15页。⑤参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8—25页《致萧子昇信》；第84—89页《致黎锦熙信》及《（伦理学原理）批注》和《讲堂录》、《红星照耀中国》等。⑥⑦⑧⑨⑩（11）（12）（13）（14）（15）（16）（17）（18）（24）（25）（26）《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68页，第591页，第85页，第168页，第87页，第89页，第591页，第22页，第85页，第85—86页，第292页，第293页，第338、339、377、393、394页，第152页，第50页，第293页。（19）（20）（27）《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0页，第20、21页，第3页。（2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466、467页。（22）（36）《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 ，第1031页，第831—832页。（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0—251页。（29）（33）（35）（37）《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5页，第533—534页，第699页，第707—708页。（30）转引自张贻玖著《毛泽东批注历史人物》第142页，鹭江出版社1993年4月出版。（31）（32）（34）《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87页，第1515页，第1470页。（37）见作者为张贻玖《毛泽东批注历史人物》所写的序言。
论毛泽东的史学理论贡献与实践运用
胡国枢
毛泽东与中国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对中国历史的熟悉，得心应手运用之妙，对史学理论贡献之大，都是世所罕见的。渊博的历史知识，敏锐的历史洞察力，使他成为站在时代前列有雄才大略的伟人。人们称颂“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
①其实，他又是卓越的历史学家。从他身上，可以看到尊重历史、学习历史的重要。恩格斯曾经说过：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②毛泽东正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历史就是他的一切。他的科学的历史观，是毛泽东思想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与基石。他的史学理论对引导中国走出近代历史低谷，起了重大作用。一、毛泽东孜孜不倦地阅读史书，伴随着他的一生，和他的革命生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毛泽东从青少年时期起，就养成了读史与思考的良好习惯。“《隋唐》、《三国》、《精忠传》、《水浒传》、《西游记》”等中国历史小说，培养起他最早的史学兴趣，对他“影响很大”③。读中学、师范时，他就读过《左传》、《史记》等许多历史典籍，对中国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他回忆说：“中国古代帝王尧、舜、秦皇、汉武的事迹，使我向往，我读了许多关于他们的书。”④他也学习西方的历史，“我将诗、传奇、古希腊的故事和有关俄国、美国、英国、法国及其他国家历史和地理的严肃学习结合起来”⑤，对世界著名人物如拿破仑、彼得大帝、卢梭、孟德斯鸠、林肯等，也很熟悉⑥。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列强环列，蚕食鲸吞，亡国灭种，危在旦夕。他是怀着炽烈的爱国救亡思想与要求改变现状的迫切心态走向社会的，因此对古往今来中国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具有革新思想的人物推崇备至。开始，对康有为、梁启超十分崇拜；继则为孙中山的反清思想所吸引；1915年以后，毛泽东又受《新青年》的影响，热烈支持并参加新文化运动，这就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了思想与行动基础。更有决定意义的是他于1918年有幸进入北京大学，在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李大钊领导的北大图书馆工作，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1919年他第二次上北京，读到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阶级斗争》等著作，使他“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⑦。自此以后，他更自觉地“广收博览”，从经史子集到稗官野史，几乎无所不读。在井冈山时期，环境险恶，他仍如饥似渴地找书读；长征到陕北以后，他千方百计托人搜购历史书籍⑧；新中国建立，他日理万机，更挤时间发奋读书，先后通读过《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还创览了各朝纪事本末⑨。有目的、有计划的研究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从历史发展过程中认识中国，使他成为把历史科学作为理论武器的杰出的革命家。毛泽东善于运用历史典故启发群众，有文可查记在《毛泽东选集》上的，即有中国历史事件300多起，世界历史事件40多起，中外历史人物一百余人，因此他的讲话妙趣横生，百听不厌。他列举史实，总是那么得体，适合听者的接受水平，雅俗共赏，老少咸宜。不论多么深奥的哲理，经他比喻，就明白易懂，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不仅对一般人作宣传如此，对高级干部也常以史喻今，使人深受教益。如50年代末、60年代初，正需各级干部提高领导水平以应付时艰，毛泽东不是泛泛说理，而给一些负责人念了成都武侯词内一副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副对联作者是清代云南剑川白族人赵藩。上联讲诸葛亮平定南中，用“攻心”使孟获悦服，以此称赞诸葛亮是真正懂得用兵打仗而又不好战的军事家；下联用“审势”来说明孔明治蜀的指导思想，称赞他能审时度势制定宽严得宜的方针政策，以此提醒后来的执政者从中吸取教益。毛泽东古为今用启示干部，起了很好作用。“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短短的一副历史对联，抵得上长长的一篇演说。毛泽东还善于借鉴先人的征战经验，丰富军事指挥艺术。对历史上许多有名战例如“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蜀吴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⑩，都了如指掌。他熟谙战国孙子、汉朝张良、三国诸葛亮（11）等著名人物的高超谋略，结合实践运用自如。毛泽东远远高出他们之上，足智多谋用兵如神，成了能凭着“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的舞台，“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12）的军事家。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没有中国史学的薰陶，就不会有能对20世纪的中国举足轻重的毛泽东。正如在30年代已对毛泽东有所研究的斯诺说的：毛泽东对革命“绝对的自信”，“具有那种马克·吐温称之为据有四张王牌的基督徒那种镇静和自信”，并认为毛的王牌之一就是“他对中国和中国历史的渊博知识”（13）。毛泽东爱读史书，成了他工作的必需，但他不是埋在故纸堆里不能自拔的人。他生长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点，作为肩负改造中国、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的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处在中国革命的旋涡中心，极其尖锐复杂的斗争之中。在这样的特定的环境里，为了寻求中华民族的出路，解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问题去了解中国国情，如他所说的“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与前天”（14），而去研究历史，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与道路。这是他研究中国历史的出发点与目的，也是显著的特点。特定的条件虽然使他未能写出专门的历史巨著，而却对中国历史发展有精辟的见解，他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规律的把握，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贡献，都有令人惊叹的成就。毛泽东著作从总体上、本质上说，就是一部丰富多采的历史巨著，关于中国人民现代革命史的光辉纪录。毛泽东因其饱学与特殊的政治地位，成为更具权威性的史学家。只有掌握这些特点，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才能正确理解毛泽东在历史科学上的成就与局限，及其对现实与后世的深远影响。
二、毛泽东为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而研究历史
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德国以前的几乎所有思想家“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排除人类史”时，强调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15）。李大钊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时也说：“横着去看人类，是社会；纵着去看人类，便是历史。历史是社会的变动”（16），毛泽东把研究社会变动的历史科学提到世界观、认识论的高度，作为认识中国、改造中国、推进中国革命的重要理论武器。他无论在了解国际、选择革命道路与制定斗争策略上，都得力于史学研究之功。对引导中国走出近代历史低谷起了积极作用。
一、毛泽东通过中华民族史的宏观研究，揭示了中国的历史也是走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道路，中华民族是一个刻苦耐劳、富有革命传统的民族，从而奠定了爱国主义、共产主义的深厚思想基础。
毛泽东在社会发展史与中华民族史的研究中，认清了历史发展规律与趋势，论证了马克思社会形态更替论的科学性，明确指出中国的历史也是走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的道路：“中华民族的发展（这里说的主要是指汉族的发展），和世界上别的许多民族同样，曾经经过了若干万年的无阶级的原始公社的生活。而从原始公社崩溃，社会生活转入阶级生活那个时代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现在，已有了大约四千年之久。”（17）对这一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发展共性的揭示，使人们认识到，人类从无阶级的原始共产主义，经过有阶级社会，随着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人的觉悟的极大提高，共产主义社会是必然会到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18）这就为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提供了历史前提。毛泽东对自己的民族有较全面的认识，并有强烈的自豪感。他指出我们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的优点：“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己有将近四千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19）他对中国古代文明史的正确阐述，无疑对民族虚无主义是最好的批判，其深远意义还在于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启示与激励。我们的者祖宗在不毛之地，开拓古代文明，并站在世界文明前列，今天我们有何理由不去攀登世界现代文明的高峰？毛泽东还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昂扬的民族精神作过总结，指出：“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20）。通过对祖国历史的研究，毛泽东不仅自己确立起民族自信心，而且不断向人们宣传，指出“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21）可贵的是毛泽东这种民族自豪，不是对民族历史的盲目陶醉，而是建立在对民族发展史的深刻认识基础上的坚强信心。他寄望于未来，着眼于当前，十分冷静地指出：“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22），“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23）毛泽东的民族自信心，经历了强敌入侵的历史考验，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日本强盗疯狂并吞半个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他稳如泰山，指挥若定，满怀信心地预言：“只要百折不回地奋斗下去，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们”（24）。他还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已使中国近代加快了前进的步伐，“全部中国史中，五四运动以后二十年的进步，不但赛过了以前的八十年，简直赛过了以前的几千年。假如再有二十年的工夫，中国的进步将到何地，不是可以想得到的吗？”（25）还形象地说：“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26）。毛泽东一贯地、系统地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温暖着旧时代一颗颗被侮辱、被损害的中国心，唤起了人民新的觉醒，振奋民族精神。他的民族自信心，也经过了新中国建立后世界风云变幻的考验。60年代初，西方的封锁未除，北边的烽烟骤起，内忧外患，接踵而至，“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而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27），以“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28）的大无畏气魄顶住了逆流。毛泽东的坚定信念来自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对中华民族正确认识。
历史科学是崇高的爱国主义的一个重要源泉，也是共产主义世界观的重要认识根源。
二、毛泽东揭示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生产落后、发展缓慢的本质特征及其原因，指明了中国反封建斗争的艰巨性与发展生产力的紧迫性，从而为制定革命长远目标、实现现代化，从深层次上埋下了理论基石。
毛泽东在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以后，着重考察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这一特殊现象，加深了对封建制度延续3000年之久的旧中国的认识。他从出土文物与文献史料中得出周秦封建说：“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29）。对中国封建社会经济与政治状况作了精辟的分析，指出其特征是：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二、封建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农民要将收获的部分甚至大部分奉献给土地所有者；三、地主阶级的国家又强迫农民缴纳贡税，并强迫农民从事无偿的劳役去养活官吏及主要是用来镇压农民的军队；四、保护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是以皇帝为最高统治者的封建国家（30）。这就大体勾画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面貌与封建专制制度的本质特征。他还进一步指出：“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31）对这一国情的认识至关重要，影响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整个过程中党所采取的经济、政治政策。毛泽东把它看作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的一切问题的出发点”（32）。从这个“一切问题的出发点”着眼，他不断强调批判封建主义，在革命战争时期始终强调保护民族工商业，强调“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坚定不移地把改变我国“一穷二白”作为革命的目标。还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明智地提出二个极为重要又未被充分重视的论点。即：一、科学是武器。他说：“自然科学是人类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中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33）；二、生产力标准。他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34）。生产和社会生活的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是中国长期封建制度留下的两个苦果，一直影响到中国的近代与现代。毛泽东关于科学是武器与生产力标准的论述，就是摘除这两个苦果的对症妙方，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科学事业、提高社会生产力指明了正确的前途。毛泽东关于现代化的许多正确论述，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
部分，可惜，由于长期战争环境，即使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他仍然把精力集中在政治运动上，因而未能作为主导观点而贯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始终，不然我们的弯路肯定会小得多。是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35），“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6），捍卫与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拨正了中国现代化的航向。
三、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史的系统研究，进一步明确了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主要矛盾，从而为确定中国革命的任务、目标，解决革命领导权问题，指明了正确方向。
毛泽东把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放在突出的地位。近代中国是古代中国的继续，又是未来中国的起点，要认识国情，了解中国也就不能离开对近代中国的研究。中国革命发生在近代中国社会，认清近代社会性质“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37）。毛泽东说：“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38）弄清中国近代社会性质，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独创，但他对这个问题在理论上的系统概括与实践上的有效运用，却是别人无与伦比的。毛泽东说：“中国已经变化了。自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39）这种变化即帝国主义列强入侵，对我国影响有二个方面，“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他接着指出近代中国社会的特点：一、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破坏了，但封建剥削制度依旧存在，而且同买办资本、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成了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要势力；二、民族资本有了某些发展，但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是很软弱的，大部分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都有联系；三、皇帝和贵族专制政权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四、帝国主义操纵了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并控制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五、由于中国在许多帝国主义的统治、半统治下，实际上处于长期的不统一与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上的极端不平衡；六、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中国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破产，其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40）。通过这样的分析，毛泽东对近代中国的了解有了新的飞跃，认识到“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起来的。”（41）这样一来，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革命对象与目标也弄清楚了。他还追述近代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各个阶段（42），从而使人们对中国近代史走向更为一目了然。毛泽东从以往中国人民斗争史实指出：“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的斗争此伏彼起，都是为了‘反抗外敌，或改革现状的’，都是为了解决这个主要矛盾的。”这些斗争虽曾取得过胜利，但“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43）他又从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中、从十月革命后世界形势新的变化中，得出结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44），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目标“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45），提供了理论基础，为我国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与紧随而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指明了方向。同时，他又进一步提出了革命领导权、同盟军、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农联盟与统一战线等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万变不离其宗，毛泽东对我国革命一系列理论问题的解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的形成，即导源于他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分析与革命分二步走的结论。这一基本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的一整套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方针、政策，正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主要标志，于此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史学的密不可分的血缘联系，同时也使我们加深理解毛泽东与党中央反复强调学习近代史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