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毛泽东从中国战争史、特别是农民战争史中吸取养料，为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解决中国革命道路问题报供了历史启示。
毛泽东亲自领导农民运动、进行农村调查、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骨干，是中国共产党的农运专家，他又对中国战争史、农民战争中非常熟悉，称得上是中国农战史权威。他在研究封建社会时，为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农民战争这一中国特有现象所吸引。他说：“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46）他肯定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农民战争的必然性与正义性，认为“中国人民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为这些朝廷压迫和剥削人民”（47），并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48）他同情农民造反，很喜欢看“农民起义领袖的传记”（49），还常以宋朝农民起义来比喻中国共产党人上山打游击是“逼上梁山”正义的事业。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给他以很大的启迪，为解决中国革命道路问题提供了历史借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动力、领导权问题解决后，如何选择革命道路成了革命能否成功的突出问题。面对“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的，中国革命的敌人不但有强大的帝国主义，而且有强大的封建势力”，“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50）。历史与现实的经验都显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51）毛泽东把这个真理概括为一句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52）。他还说：“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53），“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指农民战争”（54）。正如马克思说的“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有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55)。中国共产党人要取得胜利，也需要有以农民为主力军的革命战争，当然不能走旧式农民战争的老路。毛泽东深刻指出“历史上存在过的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的战争，都没有成功”，这就要求克服旧式农民战争的弱点，“建立革命的根据地”(56)。旧式农民战争受流寇主义、小生产的散漫性与平均主义的影响，往往不能成功，更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当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57)，即使胜利，也无非是改朝换代，翻不了封建皇朝的天，覆不了小农经济的地，皇帝换姓，农民仍在十八层地狱，在封建统治下苟延残喘。只有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新型的农民战争，才彻底打碎了旧时代的铁锁链，取得革命的真正胜利。我们完全有根据这么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既是现代革命者的血的经验的结晶，又是历史上农民战争惨痛教训的升华。
五、毛泽东坚持与发展了唯物史观关于“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思想，为确立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与新中国的“人民本位”（人民主体）制确定了理论基础。
毛泽东早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就明确主张“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58)。他在史学研究与革命实践中，坚持与发展了唯物史观，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也是在更高层次上对历史科学的贡献。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向有“三千年史乘”之美谈，如从孔子编纂《春秋》算起，也已有2500年之久，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有了历史学，才使中国古代灿烂文化得以延续下来。数千年中，优秀史学家代有人出，他们曾有过闪光的思想与丰硕的成果。然而时代与阶级的局限，生产和科学发展的制约，历史上文化领导权又操纵在剥削阶级手里，所以以往的历史记载，在不同程度上充塞着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偏见甚至歪曲。封建统治者的“正史”，长篇累牍多是帝王将相的历史，社会主体人民群众反被排除在外。历代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大都被污蔑为“贼、匪、寇、盗”而无一个好人。毛泽东在史学研究中，贯彻了唯物主义路线，他对中国近代社会矛盾、性质的分析，解决中国革命的任务、目标、对象、动力等一系列问题，都闪耀着唯物史观的光辉。他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道，翻了历史旧案，恢复了“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59)历史本来面目。他反复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60)。并把“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逻辑地系统化为“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61)的思想，又把唯物史观与认识论、辩证法有机地统一起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一切工作中必须坚持的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毛泽东说：“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62)这就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向群众负责、一切依靠群众与向群众学习的群众观点。把人民群众正确地看作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也即是承认群众是认识活动的主体。领导者只是群众中的一分子。共产党人在群众面前只有当好学生，才能当好先生与领导。毛泽东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63)，要求“和人民群众密切地联系在一起”(64)，这就大大丰富了党的建设的学说。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党性的体现，是党的宝贵传统，也是毛泽东以唯物史观武装全党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人靠了它团结各族人民、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长期斗争中与人民群众患难与共、生死相依，才克取了无数困难，战胜了帝国主义支持的中国近代史上最强大的敌人，取得了新民主主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65)，“从这时起”，“中国人民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66)，中国人民开辟了自觉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的新纪元”(67)。
三、毛泽东的史学研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给人以深刻的启示，为我们握供了一个鉴古知今、推导未来，正确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的范例
毛泽东以唯物史观为指针，深刻地阐明了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替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解决了中国革命问题、为中国指出了光明前程。在他的全盛时期整个意识形态从世界观到方法论唯物史观一统到底，践履了恩格斯说的“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毛泽东的思想、学说、史学成就，正是这一时代、中国这段英勇壮烈的历史的映照。他正确处理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使史学研究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向导。以事实雄辩地改变人们把历史与现实割裂、把历史研究当作“发思古之幽情”、“眼睛向后看”的偏见。人类社会与自然界都处在历史发展中，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只是前者理论的历史的反映。轻视历史也就是轻视科学、轻视人类自身、轻视自己的未来。当毛泽东于1949年10月1日，以东方巨人的气魄，在天安门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68)的时候，也宣告了唯物史观在中国的胜利，证明了毛泽东历史观以及他的历史预见的正确。中国共产党的威望与毛泽东个人的成就，这时都达到了新的高峰。他在1935年挥写的千古绝唱《沁园春·雪》中说道：“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69)。“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此时得到了历史印证。而历史科学的社会功能，也在毛泽东手上发挥得淋漓尽致，达到了高峰。
毛泽东史学成功的经验告诉我们，历史学必须面向时代。毛泽东是革命家、理论家与史学家三位一体，首先是伟大的革命家。因为他是中国革命的实践者、领导者，亲自参加社会变革、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所以也就最能感受时代的脉搏，最迫切地需要听到历史的心声，最渴望得到人类已积聚的智慧与知识，为我所有。因此，他反复强调要“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
(70)他善于把中国当今社会放在历史长河中进行观察，从历史中得到启迪，从发展中探索规律，把握机遇，指导实践，使古老的历史与时代精神相沟通，与改造中国、建设中国的新的历史创造的实践相联结。毛泽东史学成功的经验还告诉我们有志改革、推动社会进步的人，不能割断历史忘了祖宗。而缅怀祖宗，还是为了造福子孙。不重视历史的人，决不会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成为好的领导者。正如一位外国历史学家说的，“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必定是徒劳的”(71)。历史学首先是一门记述科学求实科学，重史料、重考据、重事实。
秉笔直书、实事求是是它的灵魂；彰往察来、古为今用是它的功能。如毛泽东所云“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里引出正确的结论”(72)。如果离开“实事求是”，也就失去了史学的灵魂。忽视史实，把历史当作主观随意性为所欲为的天地，这是对历史的亵渎，当然是任何严肃的历史研究者所不可取的。毛泽东与旧史家不同，在于他重视批判地继承历史财产，立意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而他的优势在于社会实践与史学理论双向互补，相得益彰。是时代塑造了他，更是他几十年的辛勤耕耘的收获！
历史科学门类众多，内容广泛，在发挥社会功能上，不能一概而论；而且历史学者所处条件不同，也是不能划一要求的。研究成果有的直接应用，有的只是间接有益，有些甚至在当前的“无用的”，但却可能是无价之宝。对待这个问题也必须有历史的眼光，辩证地解决，防止狭隘功利主义的近视看法。
毛泽东的引路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李大钊对历史学说过一段发人深思的话：
“历史，恰如‘时’在人生世界上建筑起来的一座高楼，里边一层一层的陈列着我们人类历史相传下来的家珍国宝。这一座高楼，只有生长成熟踏践实地的健足，才能拾级级而升，把凡所经过的层级，所陈的珍宝，一览无遗；然后上临绝顶，登楼四望，无限的将来的远景，不尽的人生的大观，才能比较的眺望清楚。在这种光景中，可以认识出来人生前进的大路。我们登临过去的崇楼登的愈高，愈能把未来人生的光景及其道路，认识的愈清”(73)。
“踏践实地的健足”去登临历史高楼，“登的愈高，愈能把未来人生的光景及其道路，认识的愈清”。毛泽东的史学成就正在这里，给人的启示也在这里！
毛泽东的史学之功一言以蔽之：在于引导中国人民认清前进的道路，“走历史必由之路”(74)。邓小平说得好：“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泽东为人民“指出了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
(75)，“决不能忘记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伟大功绩”(76)。今天，历史向中国人民展示更广阔、更灿烂也更复杂的前景与更大的机遇。展望未来，认识未来，看清前程，把握前程，越来越成为迎接与赢得世界与中国美好将来的必要前提，因而也更需要把历史科学(广义的)作为人生必修课。勤奋攀登这座历史高楼——人类智慧的殿堂，“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作者单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注释
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第650页。③④⑥⑦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第108页，⑧⑨(49)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第198页，第199页，第202页。⑩(12)(21)《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 ，第204页，第182页，第161页。(11)权延赤《红墙内外——毛泽东生活实录》，昆仑出版社，1989年，第96页。(13)《斯诺文集》(一)，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194页。(14)(23)(34)(60)(61)(62)(63)(64)(72)《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01页，第1083页，第1079页，第1031页，第1096页，第1094页，第899页，第1094页，第801页。(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三)，第20页。(16)(73)《李大钊文集》(下)，第715页，第763页。(17)(19)(20)(22)(24)(25)(26)(29)(30)(31)(37)(38)(39)(40)(41)(42)(43)(44)(45)(46)(48)(50)(51)(52)(53)(54)(56)(57)(70)(74)《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2页，第625页，第623页，第708页，第382页，第703页，第709页，第664页，第624页，第624页，第646页，第633页，第626页，第630页，第631页，第632页，第564页，第666页，第683页，第625页，第625页，第634页，第544页，第547页，第692页，第605页，第418页，第625页，第534页，第559页。(18)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27)(28)(69)《毛泽东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158页，第116页，第61页。(32)(47)(66)《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0页，第1510页，第1516页。(33)毛泽东在1940年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会上的讲话，1940年3月15日《新中华报》。(35)(36)《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编》，第67页，第60页。(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二十九)，第48页。(58)《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5页。(59)毛泽东《看了〈逼上梁山〉以后给延安平剧院的信》，1967年5月25日《人民日报》。(65)《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67)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2年10月12日)。(68)《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689页。(71)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36页。(75)(76)《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04页，第243页。
学习毛泽东编辑出版工作几个重要思想
袁亮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在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领导我国进行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非常关心和重视编辑出版工作。他对编辑出版作过许多重要论述，并亲自从事过许多重要的编辑出版实践。他的编辑出版的理论和实践活动，是他整个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当然，只是其中的一个侧面。但是，就是这个侧面，也是很不平凡的。他的编辑出版实践活动是丰富多采的，他的编辑出版的论述是含义深邃的，其中包含着许多揭示编辑出版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就是这个侧面，也充分反映出他的伟大的思想和革命的精神，甚至反映出在他别的活动中不易发现的许多优秀品德和风格。人们认为，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革命家、军事家、战略家，而且也是伟大的编辑出版家。
要对毛泽东十分丰富、深邃的编辑出版工作的论述和实践，进行科学的研究和总结，从而阐明毛泽东的编辑出版理论体系，这是广大出版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的任务。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实现。我在这篇文章里，只就毛泽东的编辑出版活动中几个重要思想，作点初步的探讨和阐述，以供出版界的同志研究和学习时参考。
一、编辑出版要为人民服务，为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以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府为己任
毛泽东关心和重视编辑出版工作，不是为了别的什么目的，而是要运用编辑出版这个工具，忠诚地为人民的利益服务，促进和推动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这是编辑出版工作的根本方向问题。
毛泽东强调编辑出版为人民服务，为革命和建设服务，是始终如一的，非常鲜明的，他不仅这样提出要求，而且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在他直接主持或指导的编辑出版工作中，都坚持这个正确方向。
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他强调编辑出版要为人民服务，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服务，在大革命时，毛泽东在自己主编的《政治周报》上发表“发刊理由”说：“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①在中央苏区时，他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②。他在同一个报告中，是把编辑出版工作包括在文化教育之内的。在延安时，他说：“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③为了纪念“出版事业模范”邹韬奋，他题词说：“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己，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④他为延安《中国工人》月刊写的“发刊词”说：“《中国工人》的出版是必要的。”“团结自己和团结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当前的任务。《中国工人》的出版，就是为了这一个任务。”⑤他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发刊词”说：“本报之使命力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也就是本报的使命。”⑥
在我国由新民主主义时期转变到社会主义时期后，毛泽东及时指出编辑出版工作要为经济建设服务，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全国解放前夕，他就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说，在城市中，“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⑦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说：“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⑧。他还说：“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在旧中国，“有一些立志改革的人，他们无所畏惧，他们在各种困难的条件下面，出版书报，教育人民，组织人民，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⑨这也告诉我们，编辑出版工作者要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贡献。毛泽东在谈到加强农村经济文化建设时也强调要发挥出版的作用。他说，还要“出版适合农民需要的通俗读物和书籍，发展农村广播网、电影放映队，组织文化娱乐等等。”⑩
编辑出版工作怎样才能为人民服务，为革命和建设服务？关键就是要认真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是很多的。他在延安时就多次强调，要普遍地深入地研究和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他提出：“中央须设一个大的编译部，把军委编译局并入，有二三十人工作，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11)。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又说：“我们作宣传工作的同志有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这个宣传是逐步的宣传，要宣传得好，使人愿意接受。”(12)毛泽东的积极倡导和关心，有力地推动我国马列主义的宣传和出版。毛泽东一直都强调报刊等出版物要宣传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他说，为了坚持抗战到底的方针，“必须动员报纸、刊物、学校、宣传团体..作广大之宣传鼓动，坚定地有计划地执行这一方针”(13)。他给苏北党的负责人说：“苏北报纸刊物请你抓紧，务使它们的宣传服从于党的当前政策。”(14)他说：“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15)毛泽东还非常关心自然科学的学习和出版。在延安时，他要求青年人“多向自然科学学习”(16)。全国解放后，他一直关心我国自然科学的发展。“文革”中还关怀《化石》、《动物学杂志》等科学刊物的出版工作。
二、广泛地密切地联系和团结著作界，即要尊重和鼓励他们的写作劳动，又要关心和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观点，克服写作中的实际困难
认真做好作者工作，充分调动作者的写作热情，争取有价值有质量的书稿源源而来，这是发展和繁荣出版事业的基本条件。毛泽东在这一方面有着许多光采照人的论述和活动。当然，他是作为一个领袖来做思想界、著作界的工作，而不是作为一个编辑出版工作者来处理与作者的关系。然而正因为如此，对我们编辑出版工作者更加富于教育意义。
不论是新老作者，还是党内外的作者，毛泽东都尊重和鼓励他们的写作热情，肯定和赞扬他们的写作成就，同他们建立和保持深厚的友情。他看了郭沫若的《虎符》剧本和《甲申三百年祭》论文后，先后给郭沫若写信说，“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庆贺。”“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他看了范文澜的中国经学简史的讲演提纲后给范写信说：“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他看了周扬写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的序言后给周写信说：“此篇看了，写得很好。你把文艺理论上几个主要问题作了一个简明的历史叙述，借以证实我们今天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一点很有益处，对我也是上一课。”他看了丁玲的《田保霖》、欧阳山的《活在新社会里》两文后给这两位作者写信说：“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17)
有些作者没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存在其他缺点，毛泽东热情地同志式地给予启发和帮助，但对世界观已经固定了的老年人，则不强求。他看了李健侯写的《永昌演义》一书后，给李鼎铭写信指出：“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他看了吴晗的《朱元璋传》一书后，给作者写信说：“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后来吴晗表示，这些意见使他“在理论上得到了启发”。毛泽东看了陈寄生写的历史方面的书以后给作者写信说：“惟觉中国的历史学，若不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势将徒费精力，不能有良好结果，此点尚祈注意及之。”他看了章士钊的《柳文指要》一书后给作者写信说：“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但要章士钊准备人家批评(18)。
有些作者在“文革”中身处逆境，无法进行写作。毛泽东及时给予关心和保护，改善他们的写作环境，保护他们的写作积极性。“文革”中，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对史学家范文澜捏造罪名，横加迫害。毛泽东明确指示：要保护历史学家范文澜。1966年国庆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范文澜说：“有人要打倒你，我不打倒你”。1968年7月20日，毛泽东派人给范传话说：“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还是按照你那种旧法写下去。通史不光是古代、近代，还要包括现代。”由于毛泽东的保护，范文澜才能继续他的史学的著作工作。史学家周谷城在“文革”中被关进牛棚，根本不能进行研究和写作。毛泽东得知后，在一次会议上明确说：“周谷城的《世界通史》还没有写完，书，还是要让他写下去。”这对周谷城改变当时的处境、继续著作工作，起了很大作用。小说家姚雪垠在“文革”中先后两次得到毛泽东的保护。1966年7、8月间，毛泽东委托一负责人转达他的意见：“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 上册，我已看完，写得很不错，你通知武汉市委，要对姚雪垠加以保护，让他把书写完。”姚后来说：“这是毛主席对我的第一次保护。”1975年底，毛泽东将姚雪垠写给他的信亲自批给政治局传阅。据说，毛泽东再一次肯定姚的写作计划，指示给姚提供条件把书写完。姚后来说：“在我极端困难的处境下，毛主席第二次保护了我。”由于毛泽东的保护，使《李自成》各卷得以陆续出版(19)。
对待作者的创作成果和著作权益，毛泽东强调要从精神上给予尊重和保护，从物质上给予补贴和报偿。毛泽东对一些书稿文稿中不妥当的或错误的内容，要求进行修改，但是要同作者商量。他说：对征集到的稿件，“须加以选择修改，务使思想上无毛病，文字通顺，并力求通俗化。”“如有不合用之稿件，由编辑部退回负责征稿人，再行补征。如由编辑部作重要之修改，则应与征槁人商量一下。”(20)毛泽东为出版艾青《秧歌剧的形式》一文给胡乔木写信说：“最好把文尾附注移至文前，并稍为扩充几句，请与作者商酌。”
(21)毛泽东直接要求作者修改文稿时，也总是采取商量的态度，而不是强加于人。毛泽东还很重视给作者以物质上的报偿。1936年8月5日，他为出版《长征记》写的征稿信上说，来稿采用后，“备有薄酬，聊志谢意。”(22)1939年1月23日，他在要周扬负责修改李六如、和培元写的《陕甘宁边区实录》书稿的信上说：“备有稿费(每千字一元五角)，当分致你与李、和三同志，借表酬劳之意。”(23)1944年4月29日，他在评价《永昌演义》书稿的信上说：“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不久，此书作者李健侯应邀到延安，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奖励给他二百元边币(24)。当时经费十分困难，毛泽东仍然不忘作者的稿费和报酬。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对待青年作者，既热情地鼓励，甚至虚心地向他们学习，又及时给予指导，使其健康成长。1937年，哲学家艾思奇还是一个只有27岁的青年人。毛泽东读了他的《哲学与生活》一书，作了约四千多字的摘录，并给艾写信说：“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25)一个党的领袖对待一个青年作者，采取的是何等热情而又谦逊的态度。后来，毛泽东和艾思奇长期保持密切联系和友情。1954年，青年李希凡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重视。李于1955年被调到人民日报社任编辑。1957年4月2日，毛泽东给人民日报有关部门负责人写信说：“李希凡宜于回到学校边教书，边研究。一到报社他就脱离群众了，平心说理的态度就不足了。”(26)
三、精心审读、选择和修改书稿，认真做好序跋注释工作，“必须内容形式都弄妥当”方能出版
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做好编辑加工工作，这是保证各类出版物质量的关键环节。毛泽东亲自对许多重要书稿进行精细加工，反复修改，字斟句酌，力求书稿达到完善的程度。他在这方面的令人敬佩的言论和活动，是我们编辑出版工作者必须认真学习的。
1936年1月，毛泽东看了李六如、和培元写的《陕甘宁边区实录》一书初稿后，给当时边区政府教育厅长周扬写信说：“因关系边区对外宣传甚大，不应轻率出版，必须内容形式都弄妥当方能出版。现请你全权负责修正此书，如你觉须全般改造，则全般改造之。虽甚劳你，意义是大的。”(27)此书经过修改后，于同年12月由延安解放社出版。
1937年和1941年，毛泽东组织出版《农村调查》一书，自己做了精细的编辑工作。1937年写了一篇序言，但是当时书没有付印，1941年又写了第二篇序言和跋。他还在正文中写了六条按和注，针对一些需要说明的情况和一般读者不懂的方言，作了简明的解释。他在序言中一再申明，出版此书的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28)他还在序言和跋中阐述了党在当时的重要的政策和策略。此书，于1941年在延安出版了。
从1950年5月开始，毛泽东主持并亲自参加《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第一卷 至第三卷的编辑工作，他不但参加选稿和确定篇目，对大部分文章进行精心修改，而且为一部分文章写题解和注释。这些修改绝大部分是文字性的，也有少数属于内容方面的。经过修改，无论内容还是文字，更加周密、更加完善了。例如《矛盾论》一文，他作过认真的修改。其中论形式逻辑这一部分，根据他自己的意见删去了。《矛盾论》起先未收入1951年出版的毛选第一卷，以后才收入1952年出版的毛选第二卷。毛选第二次印刷时，才按时间顺序，将此文改收入第一卷。毛选第四卷的编辑工作仍由毛泽东主持，在几个同志编好后，由他主持通读定稿。毛选一至四卷出齐后，根据毛泽东提出要修改注释的意见，从1962年8月起，开始对注释进行全面校订。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毛选的编辑工作是多么精细和严谨(29)。
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亲自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当时，他几乎把主要精力倾注到这部书的编辑工作上。他对收集到的一百几十篇材料，每篇都看，有些看过几遍。他认真地精选材料，认真地修改文字。有的材料文字太差，毛泽东改得密密麻麻，象老师改作文一样。他为此书写过两篇序言，当年9月写过一篇，后来情况发生变化，他又于当年12月重新写一篇。他还为此书写了104篇按语，共2.4万多字，阐述了不少重要观点。他对大部分材料重新拟定了题目。把一些冗长、累赘、使人看了头痛的标题，改得鲜明、生动、有力，而又突出了文章的主题思想，引人注目。如一篇材料原题为《天津市东郊区詹庄子乡民生、民强农业生产合作社如何发动妇女参加田间生产》，毛泽东改为《妇女走上了劳动战线》。又如一篇材料原题为《大泉山怎样由荒凉的土山成为绿树成阴、花果满山》，毛泽东改为《看！大泉山变了样》。毛泽东不仅自己认真作编辑工作，还要他的秘书班子参加编辑工作，他给田家英写信说：“你和乔木各分一半彻底地作一次文字上的修改，包括题目改得生动些”。这本书共收材料176篇，约90万字。书后还有《简要注释》(298条)、《本书编者按语索引》、《本书内容分类索引》，便于读者查阅。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还印了只有27万字的节本，供更多的人阅读(19)。
在毛泽东的倡导与鼓励下，1959年文学研究所选编了一本《不怕鬼的故事》。毛泽东选了其中一部分故事，印发给参加一次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毛泽东要何其芳写序。序写好后第一次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约何当面讨论修改问题。毛泽东说，对鬼除了讲战略上藐视，还要讲战述上重视。何其芳修改后第二次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亲自加写了一大段，还修改了好几处。其中有一处加了这样一句：“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此后，毛泽东又一次约何当面谈序言的进一步修改，要求何再增加几句讲半人半鬼及其发展前景。这篇序言誊清打印后又第三次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将他自己加的上面引述的那句话改为：“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毛泽东还给何其芳写信，要他将这篇序言的清样，送给刘少奇等五位领导人阅，询问他们是否还有修改意见，并对序言先在哪些报刊上发表及全书的翻译出版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意见。事后，何其芳赞叹说，毛泽东是“多么细致、周密”啊！(31)
为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列主义，创造新的理论，毛泽东提出要为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写序、作注。1963年7月，毛泽东在要求组织干部学习30本马列著作时，提出要重新校对译文，并为这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写序、作注，注释的字数可以超过正文的字数。1965年12月，毛泽东又重提写序的问题。他召集几位理论工作者到杭州进行这一工作。当时，毛泽东特别提醒，给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写序，要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可惜这件事刚提了一个头就被“文化大革命”打断了(32)。
四、认真改进文风，反对党八股，讲究文法和修辞，以生动和通顺作为写文章的最起码的要求
文风问题是我们全党也是出版界一个大问题。如果编辑出版工作者没有正确的文风，就不能很好地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就不能实现为人民服务、为革命和建设服务的宗旨。毛泽东针对编辑出版工作中存在的文风问题，作过许多尖锐的也是语重心长的批评和论述，我们要牢牢记在心里。
他在1940年2月写的《〈中国工人〉发刊词》中说：“我希望这个报纸好好地办下去，多载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33)
1942年2月，毛泽东提出反对党八股整顿文风，作为整风运动重要任务之一。毛泽东说，一个人写党八股，“如果送给第二个人看，人数多了一倍，已属害人不浅。如果还要贴在墙上，或付油印，或登上报纸，或印成一本书，那问题可就大了，它就可以影响许多的人。”他开列党八股的八大罪状，如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等等，毛泽东说：“党八股这个形式，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充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他在引述鲁迅讨论写文章的意见后说：“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34)
1948年4月，毛泽东在一次对编辑人员的谈话中说：“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35)
1955年12月，毛泽东在为一篇文章写的按语中说：“在这里要请读者注意，我们的许多同志，在写文章的时候，十分爱好党八股，不生动，不形象，使人看了头痛。也不讲究方法和修辞，爱好一种半文言半白话的体裁，有时废话连篇，有时又尽量简古，好象他们是立志要让读者受苦似的。”“哪一年能使我们少看一点令人头痛的党八股呢？这就要求我们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同志注意这件事，向作者提出写生动和通顺的文章的要求，并且自己动手帮作者修改文章。”(36)
毛泽东在1957年3月同新闻出版界的代表作过一次谈话，其中又谈到文风问题。他说：“报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37)
1958年，毛泽东提出写文章要具有“三性”的著名观点。他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38)
五、对待书稿的校对和出版，要严谨精细，一丝不苟。要反复校对，“保证一字不错”；发现差错后，毫不含糊，公开予以更正编辑出版部门的校对工作，是保证书稿文稿质量、消灭文字内容差错的最后关键。它是一项技术性的工作，也是一项有思想性和学术性的工作。毛泽东不仅不轻视这项工作，而用始终以严谨精细、一丝不苟的态度对待它。无论是在指挥百万大军的战争年代，还是在日理万机的和平时期，他都是如此。他在这方面的论述和活动，是感人至深的，是编辑人员的学习楷模。
他非常重视文稿书稿排印后和出版前的校对工作，不仅要求有关同志认真负责，而且常常自己亲自反复校对。1938年5月，他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的第一节 修改好以后，给郭化若写信说：“第一节最后修改毕，可即付印。校对须注意，你自己至少校一次。二、三、四节抄好后送我再看。”他还提出：“注意标点符号，不使弄错一个。”(39)1938年6月，他在《论持久战》一文印行之前，亲自作了校对，并给出版科写信说：“都校了，第三部 分请再送来看一次，”“第一第二部分请你们过细作最后校对，勿使有错。”(40)1938年11月，他将在党的六届扩大的六中全会上的报告稿修改好排印，写信给徐冰说，“请你校第一第二次，我校第三第四次。”(41)1941年，在延安出版《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时，他在原稿上端作了批示说，请嘱同志们好好排，好好校对，同时好好拼版，保证一字不错(42)。1948年3月，他为播发一篇通讯写给胡乔木的批示中说：“翻译时，文字和标点符号不要弄错。”(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