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谈到，青年时代对他印象深刻的西方自然科学著作是达尔文的《物种原始论》。
进入师范学校以后，毛泽东虽然学了一些自然科学知识，但探索社会奥秘的强烈愿望，迫使他专修社会科学。但进一步的学习和实践却又使毛泽东认识到知识是一个体系，没有自然科学就学不好社会科学，学习自然科学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毛泽东仔细研读了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看到斯宾塞尔将科学进行分类，认为逻辑学、数学、物理学、化学揭示自然界各个领域的变化和规律，教人以法则；生物学、博物学则教入学会运用综合方法寻找事物的内在联系，从整体上把握自然界。在治学过程中，只有学会运用分析综合的方法，才能穷理尽性。由此毛泽东深感研究社会科学的人，应该具有自然科学基础知识，掌握自然科学方法。从此下大决心纠正学有所偏、基础不牢的毛病，把学习自然科学，吸取自然科学的思想和方法作为读书生活的一部分。
毛泽东接到在法国留学的罗学瓒的来信后，特别重视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密切联系。深感自己研究哲学“缺乏数学、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决心在较短的时间内“设法补足”。在组织《新民学会》时，他提醒会员注意学习自然科学①。同时，毛泽东开始运用自然科学作为思想武器向封建势力展开斗争。他在主编的《湘江评论》杂志上，尖锐地指出社会的思想空虚、腐败和人民的愚昧、迷信，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信科学则生，“不信科学则死”②。学习自然科学是毛泽东求知的一个明确目标，自然科学成为他向旧势力斗争的武器。
经过建党和苏区斗争，结束万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建立了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新的任务要求提高马列主义水平，增强领导中国革命的本领。毛泽东进一步发愤读书，埋藏在心底的对自然科学知识的渴求又萌发了出来。这时，已不再只是为了增长知识，而是把自然科学当成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基础，通过揭示自然科学的性质、功能和社会作用，自然科学与新民主主义、自然科学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来认识掌握自然科学的特殊重要性，把学习自然科学和应用自然科学结合起来。他特别提醒青年人，只有科学是真学问，要多向自然科学学习。毛泽东还告诫全党：“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③这段时间，他在日理万机之余通过多种途径学习自然科学，了解自然科学的新发展。除了通过读马列著作如《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中国和苏联的各种哲学著作学习自然科学外，还直接研究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自然科学成果和许多自然科学名著，如汤姆逊的《科学大纲》，普朗克的《科学向何处去》，秦斯的《环绕我们的宇宙》，爱丁顿的《物理世界的本质》等等。在毛泽东的倡导和组织下，当时中央领导同志读书学习，钻研自然科学，提高科学知识素养和领导素质，蔚然成风。
建国以后，繁重的社会改造、经济恢复和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任务，迫使毛泽东加紧学习自然科学。这时的学习内容既广又深，方法更加多样化，在繁忙的领导工作中，更加注意挤出时间把握中国和世界自然科学的新成就，了解自然科学的学术动态。既从书本、报纸和杂志上接受新知识，通过参观科技成果展览和工农业展览、到外地考察等方式联系实际学习自然科学和技术知识，还通过接见科学家与科技工作者讨论自然科学问题来学习。因而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诸如微观粒子结构、生命遗传、对称理论、原子弹、氢弹、火箭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等尖端科学技术知识都有所了解。正是通过学习，使他跟上了现代科学技术前进的步伐，认识到中国人民掌握尖端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向全国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
毛泽东确信，学习自然科学，坚持科学实验，是共产党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精神力量。早在1937年，毛泽东就把“科学和艺术的活动”看成为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到1963年则强调科学实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因此，毛泽东十分重视领导干部学习自然科学。
1955年，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标的。”到1958年初，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要转移到技术革命和经济建设上来。他说：“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学习和掌握科学技术，提高领导者的自然科学素养，被毛泽东看成是在新时代做好领导工作所必须具备的一个重要条件。
二、研究自然科学，掌握马克思主义，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促使毛泽东加强自然科学学习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冲破传统世界观的束缚，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高度，克服党内存在的严重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毛泽东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包含自然科学，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自然科学对于人们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只有认真研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才能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并进一步发展它，使之与实践相结合而发挥作用。
毛泽东广泛涉猎了近代和现代自然科学的许多领域，对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地质学、土壤学、人类学、农学、医学和科学史，对于水利、冶金、机床制造、核能、火箭、航天等技术科学部门，都有浓厚兴趣。他所了解的不仅有近代自然科学中牛顿的机械力学，哥白尼的太阳系和康德拉普拉斯的天体演化理论，19世纪自然科学中的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细胞学说、进化论、元素周期律等等，而且对20世纪自然科学中的相对论、微观粒子结构、字称守恒、对称问题、遗传理论等也有所了解。广博的科学知识使他插上理论思维的翅膀，得以在哲学世界邀游，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谛，为建立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打下牢固的科学根基，使之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和鲜明的时代特征。
自然科学帮助毛泽东成为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他相信，只有物质才是永恒存在的东西，精神现象不过是物质世界高级生物的伴生物；他将世界的物质性扩展到社会历史活动，使唯物主义更加完整和彻底。
毛泽东概括自然科学成果论证实践观念、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认识发展的规律性。他扩展了实践概念，认为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其他多种形式，如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活动。而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但要想获得对自然界的正确认识，还需要亲自参加到科学实践中去。例如，要了解原子的组织和性质，就需要参加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取得相关的知识。在取得这些知识之后，还要通过进一步的科学实验验证它们的真理性。这是对科学认识活动规律的揭示和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原理的科学论证，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丰富和发展。
在写《矛盾论》时，毛泽东不仅注意广泛引用自然科学成果论证辩证法规律的基本原理，而且特别注意通过分析现代自然科学的变革来丰富和发展唯物辩证法。他在应用自然科学知识剖析机械运动、电磁运动、化学运动、生物运动和社会运动论证矛盾的普遍性时，还依据事物按不同运动形式进行科学分类的思想，深入论述矛盾的特殊性。
对于自然科学知识的应用，毛泽东从不局限于个别事例和个别领域，而是从整体上概括自然科学验证宇宙的永恒运动规律，用科学事实来阐述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思想。他指出：自然界和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停止的观点是错误的观点，因为它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各种自然科学史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等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③。“地球上原来只有无生物，生物是后来才有的，是由无生物即死物转化而来的。生物都有新陈代谢，有生长、繁殖和宛亡。在生命活动的过程中，生与死也在不断地互相斗争、互相转化。”④这样，就用自然科学材料有力地证明了新陈代谢、有生有灭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抗拒的辩证法规律，将辩证法规律活生生地体现在我们面前了。
毛泽东很注意研究自然科学前沿的理论问题，从中吸收新的科学思想，从新的科学发现中概括出新的哲学命题。他关心物理学中微观粒子结构和对称问题，他再三找科学家交谈，探索其中的奥秘，认为这些问题与唯物辩证法有密切联系。他概括20世纪以来微观粒子物理学的资料，重新提出了物质是无限可分的理论观点。在1957年，他说：“你看在原子里头，就充满矛盾的统一。有原子核和电子两个对立面的统一。原子核里头又有质子和中子的对立统一。质子又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又有中子、反中子。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⑤到1965年，他又提出：宇宙从大的方面是无限的，从小的方面也是无限的，是无限可分的。这个理论结论丰富了唯物辩证法，反过来又给物理学家进一步探索“基本”粒子层次的以下的结构以强有力地思想指导。中国的高能物理学家运用这个理论观点提出了强子结构的层子模型，为夸克粒子的发现打下了基础。国外的微观物理学家很敬佩毛泽东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见解，在1977年召开第七届粒子物理学讨论会时，著名微观粒子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获得者格拉肖在谈到物理学家是象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地深入物质结构时，提出洋葱还有更深的一层吗？夸克和轻子是否都有共同的更基本的组成部分呢？许多中国物理学家是一直维护这种观念的。如果发现了这个层次的物质组成部分，格拉肖提议把它们叫“毛粒子”(Maons)，以纪念已故的毛泽东，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
可以说，正因为毛泽东善于从科学中包括注意从自然科学中吸取思想营养和科学论据，他才能冲破中国传统哲学的束缚，走向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向前进，成为坚定的辩证唯物主义者。
三、运用自然科学，探索经济规律，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毛泽东通过研究科学和研究社会，看到自然科学和生产发展有着天然的联系，因而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的推动作用。
早在1940年，毛泽东就指出：“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⑥从建国初起，我们党就把自然科学与生产建设联系起来，把科学研究当作基本建设，肯定科学是对国防、经济和文化等方面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到1963年，毛泽东特别强调：“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府、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⑦因此，依靠科学技术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成为当时领导工作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还指出，科学技术能够帮助我们懂得建设的规律。在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我们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钻原子能。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就一定能够达到目的。毛泽东十分注意应用科学和抓技术革命来改变经济面貌，技术革命成为毛泽东所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早在1953年在修改《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与学习提纲》时，毛泽东就提出“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后来，他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指出：社会制度方面的革命与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还提出了将党的工作重点放在技术革命上去的思想。他在1958年1月写《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时提出：“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路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个想法虽然在“左”的情绪影响下当时未能实现，但它却为今天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奠定了思想基础。
毛泽东针对中国的具体国情，在剖析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时，揭示了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产业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确立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
建国以后，毛泽东多次指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落后，农民占80％，这种国情决定着我们的政策、策略和战略，全党必须十分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对社会的影响极大。在建国初期，毛
泽东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和农业并举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模式。到60年代初，毛泽东又进一步概括出“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体战略思想，还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是一个普遍规律”。
毛泽东要求全党干部钻农业，学习农业科学技术，努力把中国农业生产提高到现代化的水平。他带头深入农村，钻农业科学技术，提出了著名的农业“八字宪法”。他要求在农业生产中注意抓“水、肥、土、种、密、保、工、管”等环节，使农业生产科学化。后来还向科学家请教，要将“八字宪法”加以修改，加上“气”和“光”二字。到1962年，他在党的七千人大会上进一步提出全体干部都要研究农业。他说：“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的各个分业部门，例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等；还有畜牧业，还有林业。我是相信苏联威廉斯土壤学的，在威廉斯的土壤学著作里，主张农、林、牧三结合。我认为必须要有这种三结合，否则对于农业不利。所有这些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时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到今天，这些思想对我们党坚持毛泽东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依靠现代科学技术，走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高产优质高效的发展道路，促进经济加速发展，仍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注意将科学技术应用于其他国民经济部门，对气象研究、水利科学、地质勘探、农业机械、邮电通信、铁路、建筑、冶金工业、机床设计等，都提出了许多重要指示，力图使这些部门提高到现代化水平，促使国民经济高速发展。
将科技与经济联系起来，充分发挥科技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抓技术革命促进经济发展，是毛泽东一直坚持的见解，虽然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由于毛泽东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上述思想未能真正贯彻，给中国经济和科技发展带来很大损失。但他提出的上述思想对于帮助我们总结经验教训，真正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进一步把经济发展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繁荣经济，是很有教益的。
四、抓尖端科学技术，壮大国防，巩固社会主义
在国际局势急速变化，敌对势力对新中国虎视耽耽的情况下，毛泽东十分强调运用新兴科学技术加强国防建设。
1955年1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正式作出发展原子能科学技术的战略决策。他强调：原子能事业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我们自己干，一定能干好。1956年以后，在他的关怀下先后成立导弹研究院和原子能研究设计院，集中钱学森、钱三强等一批第一流的科学家进行研究和设计。
为了抓紧原子能事业，加快进展，毛泽东专门进行调查研究，找科学家座谈了解，研究原子弹、氢弹的原理，铀矿的生成情况等等。在一次有同志谈到核聚变产生出重要元素氦时，毛泽东即兴挥笔，写下了一个苍劲有力的“氦”字，急于利用尖端科学技术壮大中国国防力量的迫切心情溢于言表。到1956年4月，毛泽东分析我国社会的十大关系，特别说明：“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为了促使我国原子能事业加速发展，有必要全面发展尖端科学技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我国制定了12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把原子能、火箭、喷气技术、电子计算机、遥控技术等科研项目作为重点，为国防尖端科学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1956年4月中央成立了航空工业委员会，1958年成立了国防科委。毛泽东审阅了中央军委向党中央提出的关于核武器研制情况的报告，在审阅时决断：“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还预言：“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在前苏联单方面撕毁技术援助合同和撤走核技术专家，国内经济困难的紧急关头，毛泽东迅速作出了自力更生发展国防科学技术的决定。他批示：“对尖端武器的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这使我国国防尖端科技工作后来得以坚持下来并取得成果。
1956年10月1日，毛泽东很自豪地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国产超音速喷气式歼击机。当时在世界上刚刚突破“音障”技术难关制造超音速歼击机的仅有美、苏等国，中国闯入了其列，令世界吃惊。人民空军驾驶这种先进飞机于1958年击落入侵敌机九架，大振国威。1960年11月5日，我国使用新的推进剂，第一颗导弹发射成功；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引起世界关注。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又及时提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到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核潜艇是一个国家工业发展水平和科技进步的集中体现，在争取外援遭到拒绝的情况下，毛泽东毅然决策：“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在自力更生、勇攀高峰的精神激励下，只用了8年，中国就研制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核潜艇下水，使国防科技又上了一个台阶。
毛泽东关心人造地球卫星的研究和试制。1970年4月24日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5年后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发射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一个航天大国。毛泽东在逝世前九天，还审阅了我国第六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的新闻公报。我国人造地球卫星和发射与毛泽东是密切相连的。毛泽东通过抓尖端科学技术来壮大国防力量的正确战略决策已为历史实践所证明，对于今天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五、重视科学技术研究工作，推动中国科技事业发展
毛泽东在重视自然科学学习和应用的同时，还重视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努力为科学技术发展创造条件，推动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向前发展。
毛泽东努力推动科学技术发展，是建立在对科学技术的性质、功能和社会作用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在1940年2月，毛泽东就指出：“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自然科学是要在社会科学的指挥下去改造自然界，但是自然科学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却被阻碍了它的发展，所以要改造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边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社会改造，改变了生产关系，..边区现在的社会制度是有利于自然科学发展的。”⑧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建国伊始的1949年11月，就作出了建立中国科学院的决定，当时是把科学研究工作的经费当作基本建设的投资的。1956年1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强调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紧接着，毛泽东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提出了用几十年时间在经济和科学文化上迅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目标，并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
毛泽东通过分析自然科学的性质，指明自然科学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要求全党注意将科学领域内部的学术问题与社会领域的政治问题和世界观问题区别开，不要用行政命令和政治手段去干涉学术问题，以便为自然科学研究创造宽松的环境。为了便于自然科学的健康发展，毛泽东总结国际国内对待科学研究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指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调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⑨可惜当时在“左”的情绪的影响下，这个正确的方针没有很好贯彻，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个方针的贯彻执行，才给科学技术事业带来了新的生机。
为了使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在复杂形势下能够继续发展，毛泽东特别强调在科学技术研究工作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探索中国式的科学技术发展道路。毛泽东认为，发展科学技术，也要把力量放在自己的基点上，独立创造，不能依赖别人，依赖别人是靠不住的。毛泽东说：“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⑩当然，独立自主决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并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在强调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的同时，要特别注意学习世界各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做到洋为中用，通过国际间的交流和合作推动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所以，毛泽东还特别提出向外国学习，对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习的思想。他说：“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向外国学习。”“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毛泽东一生酷爱学习，对自然科学有浓厚的兴趣，在这方面堪称楷模，自然科学帮助他成长，领导好革命和建设，而毛泽东又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
他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过程中，所提出的关于科学技术的性质、功能、作用和发展规律的理论，以及关于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思想，是十分宝贵的。虽然有一些思想没有实现和贯彻执行，因而延误了我国科技发展和经济建设的步伐，但毛泽东对于自然科学的正确态度和提出的许多宝贵思想，却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和打下了基础。邓小平正是在这种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了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创造性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科学事业走上了正确轨道。因此，加强对毛泽东关于自然科学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仍然有深远的意义，不可忽视。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注释
①《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页。②《湘江评论》1919年7月28日第3号、7月14日创刊号。③《人民日报》，1964年12月31日。④⑤⑨《毛泽东选集》第5卷 ，第348页，第498页，第388页。⑥⑧《新中华报》1940年3月15日。⑦1963年12月聂荣臻等同志向毛泽东汇报科学技术规划时，毛泽东的一段讲话。⑩引自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64
毛泽东与中国医学文化发展的道路
张国新
毛泽东一贯重视中国人民卫生事业建设，曾对中国医学文化发展道路的问题，给予特别关注。
中国传统的医学文化，是数千年来中华民族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的结晶，属于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西医学文化，是随着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医学文化，也是人民群众同疾病作斗争的智慧的结晶，属于世界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对整个卫生事业的关注，就包括着对中医中药文化和西医西药文化以及它们相互关系的关注。党在各个重大的不同历史时期，都要求自己的卫生事业能够完全适应于其中心工作，为中心工作服务并有一个重大的发展。因此，毛泽东长期都在探索怎样发展中国的医学文化，发展党的卫生事业，怎样使中医中药文化和西医西药文化从总体上更能适应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要求。
毛泽东有一个基本文化观点，即世界上事物总是以新的代替旧的，总是这样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或推陈出新的。中国历史传给我们的文化许多都是好的，而在这些遗产中我们必须防止其腐败的东西，已不适合我们今日的中国而只会对国家有害的东西。在外国文化里，也同样有许多我们应该接受的优秀的东西，而在另一方面，也一定有腐败的东西，必须加以破坏。我们应该逐渐实现“东西文明会合”。受这种思想的支配，毛泽东在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的实践中，就医学文化发展道路的问题，首先根据“组织军事的卫生疗治”原则提出“用中西两法治疗”伤病的主张，接着又针对中西医文化之间相互轻视的现象提出“打破宗派主义”、“中西医合作，开展群众卫生运动”的思想，然后则提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中西医应当团结合作”，借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文化的理论。毛泽东提出这样一个独特的基本思想，是对整个卫生事业的重要贡献。他的这种中国医学文化发展道路的思想虽然还未能完全变成现实，但是对于开创人民的卫生事业、创造新医学文化，却都起到了历史性的积极作用。就现实而言，毛泽东提出的上述思想如果能继续得到继承和付诸实践，无疑会对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文化的建立，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
用中西两法治疗伤病
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战争特别需要医学文化，群众迫切需要医学文化。在异常激烈残酷的战争中，在疾病横行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清楚地认识到，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必须尽一切努力保护劳动力，发展劳动力，保护战斗力，壮大红军队伍。而要做到这点，重要的一环是要想方设法发展自己的卫生事业。并且还据此制定了发展卫生事业的若干方针政策。
毛泽东认为，进行革命战争即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是共产党人和红军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根本任务。决定这场战争胜负的因素很多，但人的因素特别重要。现实状况是，战争的伤亡，横行的疾病即“苏区中一大仇敌”，严重地“减弱我军的革命力量”①，因此，“组织军事的卫生疗治”和“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保障广大指战员和群众的健康，“同是对于革命战争有决定意义的事业”②，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在提出这一根本思想的基础上，毛泽东还具体地提出了建立和发展党和红军的卫生事业的重要作用。首先，他指出：“巩固此根据地的方法：第一，修筑完备的工事；第二，储备充足的粮食；第三，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把这三件事切实做好，是边界党应该努力的。”③这就阐明了发展革命卫生事业对于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特殊作用。其次，他指出：“对敌军的宣传，最有效的方法是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兵”，“医治敌方伤兵，效力也很大”④。这就阐明了发展革命卫生事业对于瓦解敌方的重要作用，说明敌军力量的减弱，也就是增强了我们自己的力量。然后，他还指出：解决好群众的疾病卫生问题，减少以至消灭疾病，这是“最能取得群众的方法”。这种方法，能够使我们真正成为群众生活的组织者，使“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从而使得我们红军的来源不成问题了。这就把发展卫生文化与争取和动员群众积极投入到革命战争中的重要作用的关系阐述清楚了，为了将这种思想变成行动，毛泽东针对当时卫生文化工作存在的具体问题，提出了对党的卫生文化工作的具体要求。他强调指出，卫生问题在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因此，必须发展和搞好卫生事业。“军政机关对于卫生问题，再不能象从前一样不注意，以后各种会议，应该充分讨论卫生问题”，“卫生机关的组织应特别使之健全，办事人要找有能力的，不要把别的地方用不着的人塞进卫生队去。并要增加办事人，达到照料完备之目的。医生少和药少的问题，要尽可能设法解决。对于医生，应注意督促他们看病详细一点，不要马马虎虎”。⑤他着重提出，除祈中共中央和有关省委送西医和一些碘片来外，根据地要举办自己的卫生学校，训练自己的卫生干部。并且要求医学文化工作者要“政治坚定，技术优良”⑥。他还针对革命根据地病人多、伤员多，而西医生和西医药缺乏的情况，中医中药仍是广大群众赖以治病治伤的主要力量的现实，提出：医院要聘请中医师，要成立中医科，组织人员采中草药。并且着重说，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敌人是封锁不了我们的，应该“用中西两法治疗”伤病员⑦。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毛泽东所讲的医学事业，就当时的实现情况看，包括了中医中药文化这个方面。第二，他在重视党的卫生事业建设的基础上提出了“用中西两法治疗”伤病员的观点。
将毛泽东上述卫生工作观点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联系起来看，可以得出这样一些认识：其一，在井冈山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根本的问题是探寻革命战争的正确道路，是进行革命战争，以战争求生存，以多种方式求得维持生命的基本条件。人们的注意力也在于此。因此，当时国内中心地区关于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的问题的争论，就没有能够影响到革命根据地，也没有影响到毛泽东。所以，从这个角度认识，虽然毛泽东提出了医学文化对于革命战争的重要作用的思想以及发展党的卫生事业的一些基本方针、政策，但是，关于中医文化和西医文化的关系的问题，便不可能是毛泽东思考的问题。其二，当时革命根据地医生少药品少与伤病员多的矛盾非党严重，从急功近利出发，党政领导和部门考虑的是，只要能处理这种矛盾，哪怕是暂时的，西医也好，中医也罢，都要用。所以，从这种角度认识，当时也不会存在明显的重视一方忽视一方的现象。那时毛泽东祈请中央和有关省委送一些西医和西药给革命根据地，乃不是瞧不起中医中
药的举动，而是根据许多病员急待抢救，某些西医西药医治某些伤病比中医中药见效快些所产生的合理举动。其三，有关毛泽东的资料显示，当时，毛泽东对中医学文化和西医学文化，具有的多是感性认识，没有更多的理性认识，没有进行过比较研究，也就是说他早年所提倡的“通国学大要”和“求西学大要”，“注意中西之比较”、“东西文明会合”之主张，由于战争环境制约，不可能进行。所以，由此可知，他提出“用中西两法治疗”伤病员，只是基于战争的急需，群众的急需，医学文化“同是对于革命战争有决定意义的事业”之思想。其四，“用中西两法治疗”的概念，本身不含有对“中西两法”关系的辩证思考，因此就不存在使“中西两法”融为一体的思想；“中西医结合”概念，“结合”一词，表明事物与事物之间发生着内在的密切联系，融为一体了。毛泽东历来用词考究，在那时使用“用中西两法治疗”概念，而没有使用“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概念，就表明毛泽东还没有形成理性认识的中西医文化观。为此可以说，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具有某种中西医两法都要利用的思想，虽然从客观来说，这种思想及其实践具有蔑视北洋政府“废止中医，不用中药”法令的效果，具有对抗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废止旧医，以根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提案的效果，但不能说具有明确的对中西医都同样重视的思想，更不可能产生中西医文化结合是中国医学文化发展的正确道路的思想。只可以说，战争的急需，开始产生这样的实践了。
中西医合作，开展群众卫生运动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心任务，仍然是进行革命战争。这一时期，政治局势相对稳定，毛泽东思想已经最后形成并得到全面展开，革命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不断得到发展，中国共产党人除了继续领导人民群众开展革命战争外，还开始在革命根据地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这种建设除要求共产党人首先明确回答是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外，还要求必须回答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这就促使共产党人开始着手对文化问题进行多角度、深层次地研究，包括对中医学文化和西医学文化以及它们的正确的关系的研究。此外，这一时期，大批大批经济中心地区的向往光明的文化人和知识青年涌入了革命根据地，他们的到来，将各种文化观也带进了革命阵营。这一方面对繁荣革命根据地的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一方面也对革命根据地健康发展的文化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如本来不成问题的医学文化为什么人的问题也成了问题；如宗派主义的中医学文化观与宗派主义的西医学文化观，开始各自找阵地，独立山头，对发展党的卫生事业产生了不利影响。这种情况，就加快了共产党领导人对中医学文化和西医学文化以及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矛盾的研究。
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从“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应战争的需要”，从巩固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从关心民众疾苦等出发，在“用中西两法治疗”思想的基础上，对中西医关系及中国医学文化发展道路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
医学文化为什么人的问题，毛泽东认为是个核心问题，是决定医学文化发展道路的根本方向的问题。毛泽东在提出要创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础上又提出，医学文化及党的卫生事业，应当为革命战争服
务，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他明确指出：“专制主义者利于人民愚昧，我们则利于人民聪明，我们要使一切人民都能逐渐地离开愚昧状态与不卫生的状态，各地政府与党组织，均应将报纸、学校、艺术、卫生四项文教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里面。”⑧，“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⑨。他还说：“还有文化建设”，“要提倡卫生，要使边区一千多个乡每个乡有一个小医务所”⑩。“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11)很清楚地阐明了党的卫生事业只有坚持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了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使医学文化发展道路的问题同亿万群众结合起来，才能使医学文化更好地为保护社会上最重要的生产力和军队的有生力量服务，为革命战争服务，从而保证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
医学文化发展的正确道路问题，是关系到中国新医学文化能否创造成功的关键问题，是毛泽东倾心探讨的基本问题。中国客观上存在着中医学文化和西医学文化两种大医学文化。这两种医学文化，在中外大文化撞击中，自然也产生了撞击，有火花，也有负效应。为了党的卫生事业建设能够健康和顺利地发展，毛泽东从创造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纲领和中西医文化的客观情况出发，在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中最先提出了发展中国医学文化的正确道路的构想。
毛泽东在注意医学文化“中西之比较”后认为，中国传统医学文化是在中华民族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并且长期以来已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西医文化，也是人类同疾病作斗争的智慧的结晶，同样有着自己的体系。此二者，各有所长，都对人类的健康有着巨大的作用。基于此种认识，毛泽东就如何处理中医学文化与西医学文化的关系的问题，一步步提出具有发展方向性的见解。1939年，为了消除中西医文化相互轻视的现象，他对卫生事业作了“打破宗派主义”的题词。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于中国古代文化，他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这就阐明了共产党人对待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态度，清理传统文化的原则和吸收古代文化精华的目的。对于外国文化，他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粮食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这就阐明了，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鉴；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全盘西化”论更是错误的，必须抵制。以上论述表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已形成，包括对待中西医学文化的基本观点。1944年4月，毛泽东正式提出“中西医合作，开展群众卫生运动”的思想(12)。10月，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中，他又说：“在医药方面，更是如此。陕甘宁边区的人、畜死亡率都很高，许多人民还相信巫神。在这种情形之下，仅仅依靠新医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