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很重视我党同外国政党和进步组织的关系，努力争取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革命的支持。革命胜利后，我们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和领导党，他强调为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争取一个有利的和平的国际环境，更需要扩大对外交往，广交朋友。建国前夕，毛泽东就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明确提出：“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1954年，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中谈到我国的总任务时，强调要“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持，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长期担任党的主席职务的毛泽东，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亲自接见来自五大洲的各国政府、各种党派、各个阶层和各种不同意识形态的朋友，包括对我持敌视态度的人士。他说：“我的工作的一部分，就是同国外的同志、朋友谈谈。连敌对的人，我也见见谈谈”。从新中国成立至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在这27年间，据不完全统计，他先后700多次会见应我们党和国家邀请的来自五大洲100多个国家的各种客人达3000多人。
毛泽东在他的全部著作中，在同外宾的谈话中，在指导我党我国的对外工作的实践中，不仅为我党我国制定了对外关系的基本路线，而且提出了人民外交的崭新思想，强调对外工作要着眼于人民。认为，党也好，国家也好，总是朋友越多越好；革命是这样，建设也是这样。要交朋友，就要同各种不同政治倾向的人士打交道，各式各样的朋友都要交。他说：“中国人民需要和平，需要建设自己的国家。我们需要许多朋友，许多外国朋友的帮助，不管这些朋友是什么国家的，包括美国人和日本人，只要他们愿意来中国看一看，我们都是欢迎的”。“没有朋友是不行的。”
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愿意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党求同存异，发展合作。早在1954年10月23日，他在同印度总理尼赫鲁谈话时就表示，“尽管思想和社会制度不同，两个政党或两个国家是完全可以合作的。如果邱吉尔的党愿意的话，我们也可以同它合作。我们也愿意同美国合作，只要美国愿意。”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当年关于同西方国家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党发展关系的主张没有能够及时实现。7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和党的对外政策的调整，毛泽东的这一愿望才逐渐得到实现。现在我们党已同世界上许多各种类型的政党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联系，其中大部分是意识形态不同的政党。这是对毛泽东这一思想和愿望的继承和发展。
二、毛泽东关于党际关系的主导思想
毛泽东关于发展我党与外国党关系的思想是极为丰富的。总的说来，他强调即使是与意识形态相同的政党发展关系，也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反对“老子党”和强加于人；反之，与意识形态不同的政党，只要在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下，也可以求同存异，发展合作。毛泽东的这些光辉思想，奠定了我党同外国党发展关系的原则基础，也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毛泽东一贯主张不要照搬外国模式，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对于一切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强调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列宁说：“马克思的理论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运用，具体他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
①。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正是由于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花了巨大的精力，不断纠正党内的教条主义倾向，才使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并使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实践证明，如果违背了这一原则，革命和建设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基于我们党的这一基本经验，毛泽东对于来华访问的外国党的朋友，当他们赞扬并说要学习中国的经验时，总是劝告他们说：“任何外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能当作教条”。“不能硬搬，硬搬就危险，我们曾经因为硬搬而吃了大亏”。他指出：“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是一致的，但各国具体情况不同，马克思主义者要善于独立思考来运用马列主义”。“各国应根据自己的特点，决定方针、政策，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特点结合起来”。毛泽东提出的这些观点，在当时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因为在党与党的关系问题上，特别是在国际共运中，长期以来存在一些错误要求和作法：譬如，有的以“老子党”自居，脱离别国实际瞎指挥，对别国党发号施令，硬要别人什么都听它的；有的又对马列主义采取教条主义态度，迷信大党的经验，不顾本国实际情况，照搬照抄。这些倾向、要求和作法，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严重损害了共产党之间关系的正常发展。毛泽东针对这种情况，根据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明确地指出了在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中，只要求承认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而不要求承认别的什么思想、别人的指令。其历史功绩和意义是十分巨大的。
(二)毛泽东一贯主张党和国家都要独立自主。他历来认为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各国的党应根据本国的情况和自身的条件，独立自主地决定该党的一切事务。他说：“一个国家的党要领导革命走向胜利，不通过自己的路线、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头脑、自己的手，而靠别国帮助就不行。”“革命是自主，建设也是自主”。
国际共运10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虽然任何一国的革命和建设都离不开国际上的同情、支持和帮助，但是，首先它是在一国范围内进行的。一些国家的革命能否胜利，胜利后能否保住成果，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还是这些国家的党和人民。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经历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新中国，使倍受外国势力凌辱的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建国后，他又为维护国家的独立和自主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他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自己找出适合我国情况的发展道路。我们一定要有自己奋斗到底的决心，要信任和依靠本国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否则，无论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取得胜利，胜利了也不可能巩固。在对外关系中，他非常强调“独立自主”。1957年11月，他在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时，曾与各党领导人就有关各党独立自主的问题交换看法，反复宣传独立自主。在讨论《宣言》稿时，毛泽东明确要求把“独立自主”的意思写进去。他对外国党的领导人说：“在这次会议的宣言上，我们提出加上一句话，各国党的事由他们自己决定。这样对各党就没有束缚了。”毛泽东把“独立自主”作为党际交往的一条重要原则，使党与党之间的关系能够正常发展有了基本前提。毛泽东的这一思想，现在已成为国际交往的一个重要准则。
(三)毛泽东认为，各国党不论其历史长短、党员多少、执政与否，都应一律平等，相互尊重，绝不允许存在凌驾于各国党之上的“老子党”、“领导党”。
他在同外国党的朋友交往中，非常重视党与党之间的平等关系，认为各国党应平等相处，求同存异。各国党有自己的民族传统和历史发展条件，所以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尊重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探索、去解决，绝不能强求一致，不要强加于人，更不允许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来发号施令，甚至因不赞成自己的主张就进行干涉、颠覆或更换人家的领导。他说：“国有大小，党也有大小，都要平等相处”。党与党之间的关系“应当完全是平等的，相互吸收对方的经验，包括反面的失败的经验”。
毛泽东特别强调党与党之间要相互尊重，谦虚谨慎，不干涉别党内部事务。古往今来，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大国称霸的现象屡见不鲜。对此，他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个党对另一个党的干涉和控制；对于遭受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欺压的国家、民族和人民，毛泽东总是表示极大的关注、支持和同情。主张不论大国小国，大党小党，都应该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关系。应相互尊重，彼此学习，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损害的关系，任意干涉别人的内部事务。他指出：一个国家或是一个党对另一个国家或一个党的控制，“我看，到最后都控制不了。他当父亲来控制儿子，儿子长大了，照例不听父亲的话。一个家庭都如此，何况一个国家、一个党。”
毛泽东还严格要求我们党的同志在对外事务中，要谦虚谨慎，彻底干净消灭大国沙文主义。他说我们自己曾是被人欺侮的，知道受欺侮的滋味不好受。“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他强调：“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即使将来物质力量发展起来，也不做超级大国，不干涉人家的内政，不搞强加于人。与此同时，毛泽东还要我们虚心向外国学习，认为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要学习世界上一切好的东西。他说：“世界各国，什么地方有好东西，统统学来。这是件好事。”“资本主义在经营、管理上有许多地方比我们好，我们也要学习他们好的东西。”我们党在新时期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是同毛泽东的这些思想一脉相承的。
(四)毛泽东也非常重视发展我党与意识形态不同的政党的关系，认为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不同，不应成为彼此合作的障碍，只要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是可以求同存异和相互合作的。他还强调，我们既不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强加于人，也不允许别人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强加给我们。1959年，他在会见智利激进党领导人时说：“你们大概不信仰共产主义。你们信仰你们的，我们信仰我们的，但是我们有共同点，可以合作。”1961年他在会见法国社会党的一位领导人时，客人对毛泽东说：“法国虽离中国很远，那并不要紧，但有一堵墙把两国隔开了”。毛泽东回答说：“墙有各种不同的墙：有意识形态的墙，有社会制度的墙，有外交关系的墙，有经济关系的墙，这是暂时的现象，人民终究是要把墙拆掉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墙，只要在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下，是可以拆掉的”。30年以后，再回头来看看，世界各国和各政党与我党我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各种“墙”，慢慢地被突破了。毛泽东当年所预言的“这是暂时现象，人民终究是要把墙拆掉的”，终于逐渐变成了现实。
三、毛泽东关于党际关系的思想在新形势下的继承和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世界形势和国内形势的变化，我们党逐步调整了对外关系。邓小平在关系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一理论，用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和科学诊断，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国际问题上，邓小平洞察和分析了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提出了关于在长时间内有可能避免世界大战的论断；关于和平与友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关于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关系新秩序；关于对国际局势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等新的战略思想。在党的对外关系方面，他回顾了国际共运中纷繁复杂的历史，提出了如何处理我党与外国党关系的指导原则，继承、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党际关系的思想。邓小平指出，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有两条原则一定要坚持。第一条原则是，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不是父子党关系；第二条原则是，任何国家的事情只能由那个国家的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他在总结过去处理党际关系的经验时指出：“有一点最重要，就是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党、别的国家的事情不应该随便指手划脚。对执政党是这样，对没有执政的党也应该是这样”。
我们党根据毛泽东历来的思想以及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就我们党如何处理同外国党关系所作的一系列新的论述，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即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我们党还主张党际关系不以意识形态的异同为条件。各国不同性质的各类政党，只要遵循这四项原则，都可以进行接触、交往，建立友好联系，增进了解，求同存异，在和平和发展等共同关心的事业中谋求合作。近十几年来，正是在这些原则和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党的对外关系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目前与我党建立和发生联系的政党，不仅有共产党，还有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民主政党以及发达国家的其他政党。党的对外交往其范围之广泛，形式之多样，内容之丰富，都是历史上不曾有过的。现在我党已同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280多个政党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联系。近年来，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但是我们党的对外交往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是路子越走越宽，朋友越来越多。我们的朋友遍布五洲四海。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和领导党。党的对外关系和对外工作是国家总体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对外工作同其他外事战线一样，都服从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任务，为国内争取一个有利的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要进一步学习毛泽东关于党际关系的思想，学习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的继承、丰富和发展，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为进一步发展中国共产党与外国政党的关系而努力奋斗。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注释
①《列宁选集》第1卷 ，第203页。
毛泽东与抗战前期中国共产党的对美关系
张琦置
身于90年代的中国，人们常常会有感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给中国带来的勃勃生机，因而对毛泽东时代经历的封锁与反封锁的斗争进行种种反思。然而追溯历史，人们又发现，不仅正是毛泽东在晚年亲自开启了中国通向西方世界的大门，而且也正是这位伟人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亲自会见了第一位美国记者，从此揭开中国共产党对美关系史上的第一页。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最初建立起民间关系，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党逐步积累了对美工作的经验，最终确立了以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为核心的对美政策。毛泽东作为党中央的最高决策者，无疑对这一政策的形成及实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提出与抗战初期的对美政策
制定什么样的对美政策，离不开对美国有什么样的认识。而对美国的认识往往与对帝国主义的总体认识是分不开的。中国共产党从坚决主张同时反对所有帝国主义，到主要反对法西斯帝国主义；从提出利用帝国主义矛盾，到承认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即使是帝国主义国家，也有可能与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面对共同的敌人，经历了一个认识上的发展过程。
中国共产党从创建之初便明确宣布，它所领导的革命目的之一是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这一任务的提出，既根据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又由于中国当时处于被多个帝国主义国家同时统治这一国际环境。从这一任务出发，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开始阶段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作为宣战的对象。对美国这样一个打着“自由主义的假面具”、靠实行“门户开放”政策跻身于瓜分中国行列的帝国主义，毫无疑问也一直视为革命的对象之一。不过，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时，更突出反对英日帝国主义，把美国则视为潜在的危险。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对中国的入侵不仅给中国带来严重的民族危机，也刺激了日美矛盾的增长。本来日本已成为中国的头号敌人，但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受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严重影响，对内继续实行打倒一切中间势力的策略，对外继续实行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策略。这时中共中央领导人虽然多少看到了日美矛盾的加剧，但却认为假如中国想在抵抗日本侵略时利用美日之间的矛盾，那是荒谬的，因为“美国也同样是帝国主义国家，是中国民众的敌人，希望美国来反对日本，等于引狼入室。”①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甚至认为西方列强对日本的政策越强硬，那也就意味着它们“愈益成为中国之再分割与瓜分之积极的参加者了。”②
1935年1月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中国共产党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的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一变化成为中国共产党得以改变其内外政策，摆脱教条主义束缚的最重要的内部条件。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开始用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观察世界事务、指导中国革命战争。面对德意日法西斯的崛起，苏联和共产国际改变策略，要求各国共产党与本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统一战线，反对目前正在挑起战争的法西斯帝国主义国家。刚刚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不久便得到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新的策略精神，这与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对时局的分析基本一致，所以很快实现了内外政策的转变。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不仅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而且确定了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决定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是“同一切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相反对的国家、党派、甚至个人，进行必要的谅解，妥协，建立国交，订立同盟条约的关系。”③
中国共产党确立新的内外政策后很快付诸实施，积极开展上层统战工作。美国记者斯诺从中共与东北军签订秘密停战协定的消息中受到鼓舞，决定进入陕北共产党所在地区进行考察。对于斯诺的来访，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并在1936年5月1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进行了专门研究。当时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洛甫、博古、王稼祥，以及吴亮平等。会上明确中国共产党当前主要的目标是反日，从反日统一战线的立场出发，需顾及到其他帝国主义及其人民之利益，并把这些利益与中国人民的利益联系起来。为此，中共在确立对外建立反日统一战线方针时，积极寻求国际援助并准备在废除不平等条约等问题上向英美作出让步。对美国可能对中国抗战所起的作用抱有较大希望。
两个月以后，斯诺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受到苏区人民的热烈欢迎。毛泽东时常搁下大堆报告和电报，取消一些会议，与斯诺谈话。在以《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为题的谈话中，毛泽东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总政策，表示中国苏维埃和中国人民要同要求和平的各国人民、各党派和各群众组织团结起来，组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毛泽东还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进程中希望得到更多的援助，但并不依赖援助。希望各友好国家不要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至少采取中立的立场。毛泽东还指出，与友好国家的联合不仅限于战时，对那些曾在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战争中给予援助或未曾反华的国家可以享有同中国亲密友好和互利的关系④。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战时最大限度地利用国际各种力量有效地反抗外来侵略，战后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国建立友好关系的外交原则。
毛泽东还具体分析了美国对中国抗日可能采取的态度，断定美国政府要对中国和日本的未来起非常积极的作用，因为“美国的东方利益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紧密连结在一起。”同时批评一些目光短浅的美国政治家以为中国的灭亡与他们无关的错误认识，希望他们放弃“孤立主义政策”⑤。毛泽东在这里首次从积极方面分析美国在远东的作用，并明确将美国列入反日统一战线之内，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在观察国际事务的能力上有了很大提高，一方面坚持以往对美国帝国主义本质的根本认识，一方面从策略上注意区分帝国主义利益的不同。虽然或许对美国抗日的决心和能力估计过高，但从坚决主张同时反对所有帝国主义，到强调主要反对法西斯帝国主义，从提出利用帝国主义矛盾，到承认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即使是帝国主义国家，也有可能与被压迫民族面对共同的敌人，无疑是认识上的一次飞跃。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连起码的相互了解的渠道都没有。由于国民党对红军的“围剿”和封锁，外界对中共和红军的了解，是被丑化了的“共产共妻的土匪”形象。斯诺在92天里，遍访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和红军的领导人。他返回西安后，仅在一个月里，
就在英美最有影响的报刊杂志上，发表了数十篇有关访问的报道，引起国内外的轰动。1年后，斯诺将苏区见闻写成《红星照耀中国》(又称《西行漫记》)。在中国共产党急于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向外部世界宣传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时候，斯诺充当了出色的媒介，他把中国共产党人提高到一个生机勃勃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改革者的地位”⑥。
历史进程表明，如果没有1935年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转变，就不可能有1936年斯诺的西北之行，如果没有斯诺的西北之行，中国共产党的对美关系的发展进程至少将被推迟；如果没有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具有的献身精神和卓越才能对斯诺产生深刻的影响，也就不会有《西行漫记》的问世，以及它带来的如同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一样“震撼世界的成就”。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通过国民党亲英美派向英美表示联合的愿望，是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实现的。半年后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共中央立即提出“实现抗日的积极外交，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法西斯阵线，同英美法苏等国订立各种有利于救国的协定”⑦，明确表示赞成中国在抗日的问题上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一切反侵略国家合作。从西安事变到1938年国共正式建立统一战线期间，许多外国记者都试图赶上和超过斯诺的成就，至少有十几位西方记者陆续访问了各抗日根据地。毛泽东腾出时间接待了几乎每一位来访的外国记者，使他们无一例外地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产生良好印象，并通过他们的笔客观地向国内外进行了报道。
与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成功地在延安会见西方记者的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活动也先后在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外事小组的武汉和重庆开展起来。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博古等中共领导人，利用其合法或半合法地位，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及时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了解英美的对华政策，收集有关国际形势的情报，使武汉和重庆先后成为战时中共国际活动的中心。
这一时期是国共合作的最佳时期，国民党放松对中共的封锁，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成功地开展了最初的对美外交活动。虽然还仅仅限于民间接触，但却使中国共产党与美国从原来完全封闭的状态，走向相互接触和了解的阶段。了解是认识的起步，认识是制定政策的依据。尽管这一时期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从抗战的实际状况出发，有了联合美国共同反日的愿望，但毕竟还是一厢情愿。美国究竟能采取什么样的对日方针和援助中国人民抗日的实际步骤，还有待于在抗战发展的进程中得到证实。
建立反日统一战线过程中出现的复杂情况及对美政策的相应调整
抗战之初，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把美国看作一支同情与赞助中国抗战的力量，并希望美国在支持中国抗日力量和制约日本侵略能力两方面做出积极努力。但是美国毕竟是帝国主义国家，它制定对日对华政策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美国统治阶级的利益。抗战爆发后国际形势的发展表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虽然使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受到严重威胁，但它们却仍然准备对日妥协，企图牺牲中国的某些利益，把中日战争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这样既可以阻止日本法西斯“瘟疫”的肆虐横行，又可以防范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迅猛发展。到1939年前后，英美两国对中国抗战奉行“不干涉”政策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出现绥靖日本、制造远东慕尼黑的倾向。这使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强烈感到英美等国无意制止日本的扩张，却是在“纵容侵略战争，自己从中取利。”⑧为此，中共中央于1939年6月向全党发出“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毛泽东在《反投降提纲》中指出：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危险之一，就是新的慕尼黑的可能。英美法自抗战以来一直保持“中立”，不过是“坐山观虎斗”的阴谋计划，是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政策。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任务就是要动员国内外的进步力量来反对英美帝国主义的绥靖政策。
在制定对外政策时，中国共产党人首先要考虑为中国的抗战争取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但同时也要考虑内部环境。作为一个拥有独立武装和政权的非执政党，其对外政策与对内政策是密不可分的。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在制定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策略之初，就考虑到国际反日统一战线与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两个统一战线相互促进的关系，希望英美等国能影响它们在华利益的代表国民党政府，坚持抗日联共的方向，避免走上降日反共的道路。抗战开始阶段，国民党与中共在军事上携手合作，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疑虑相对减弱。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加紧对国民党政府政治上的诱降，蒋介石把战略重心移向防共限共反共，国共之间的摩擦和冲突逐渐增多，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对美国暗中支持国民党进行反共活动的疑虑也随之增加。特别是1939年底至1941年初，蒋介石乘德意日与英美两大集团最后形成之时，发动两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中共面临十分险峻的局势。中国共产党在打退国民党发动的反共高潮的同时，加紧了对英美对华政策的抨击。
从以上看出，中国共产党自提出与美国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策略之后，美国在援助中国人民抗日和赞成国共合作抗日两方面的表现都令中共感到失望，不仅如此，简直就是在起相反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调整了自己的对美政策，将重心移向反对英美的绥靖政策及其破坏国共合作方面。
1939年4月至8月，英法同苏联就共同抵抗德国侵略进行缔结互助条约的谈判，未达预期目的。其间希特勒竭力利用英法同苏联的矛盾，主动调整和改善对苏关系。苏联为了打破英法绥靖政策和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于8月23日与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乘机向英法及其附从国开刀。9月1日德军入侵波兰，欧洲战争爆发，英法等国立即处于与德意尖锐对立的状态。苏联对外政策的转变必然对共产国际产生重大影响。共产国际判定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战争，目前存在的是德意日和英法两个帝国主义阵线和超脱于帝国主义战争之外的苏联和平阵线，因此要求各国共产党人，目前必须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反动势力的基础上”重新调整政策⑨。共产国际放弃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重新回到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战争的反帝统一战线策略，既不符合当时国际政治的现实，又不符合各国共产党的实际，因而立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极度的混乱。
中国共产党在接到共产国际关于改变策略路线的指示以前，已对英美等国采取了猛烈的抨击，因此，也不再强调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在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的时候，毛泽东指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同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一样，都属于“非正义的掠夺战争”，因为不论是德意日，不论是英美法，都只有“掠夺人民”这一个帝国主义的目的。甚至认为“以为英法波方面总多少带有一点进步性，这是极端糊涂的见解”⑩。基于对战争性质的这一认识，毛泽东强调过去关于法西斯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划分，“已经失掉了意义”(11)。争取所谓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及其政策，同苏联，同各国人民，同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一道，建立统一战线的时期“已经过去”(12)。因而，新的统一战线可能的组成部分就“少了一个所谓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
(13)。由于中国共产党此时将对美政策的重心从联合转向防范和斗争，因此自1939年9月斯诺再次访问延安后，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几乎没有什么英美记者能够进入中共控制的地区。这固然同国共关系再度紧张，国民党加紧了对中共地区的封锁有关，但中国共产党为了抵制国民党政府与英美结盟，避免与西方记者接触也是原因之一。中共中央当时认为，“英美记者及各种人员系政治情报员，..彼等政治态度依英、美政府对华政策为转移”，“在报章杂志中发表挑拨国共关系和不利于我之言论”(14)，因而一度关闭了延安的大门。
联合英美等国是为了实现共同抗日的目的。当联合的对象不能实现这一目标甚至与这一目标相悖时，联合就失去了意义。争取联合不等于不进行必要的斗争。正像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坚持以斗争求团结的愿望一样，对英美这一时期的对日对华政策进行必要的斗争，正是为了推动它们尽早放弃牺牲中国人民利益讨好日本的错误政策，转向积极抗击日本侵略、维护中国国内团结统一的正确立场。但是，在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和受到苏联、共产国际放弃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的强烈影响下，毛泽东与中共中央一度对是否能继续联合英美产生较大疑虑，这不能不使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受到影响。不过，这一时期虽然中国共产党对英美两国的政策大体一致，但也有些区别。对英政策侧重反对其对日妥协，对美政策侧重防范其支持蒋介石反共。对这一时期美国逐步采取的一些制裁日本的措施，中国共产党仍在不同程度上给予了肯定。
值得提及的是，尽管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对外政策上受到苏联对外政策的较大影响，但是并没有因此在对内政策上产生连锁反应。即使在国民党一再发动反共高潮、中共处境十分险恶的情况下，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进行了以不破裂统一战线为限度的必要的斗争，从而维护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不过，对外政策与对内政策之间出现的矛盾，很快就成为毛泽东及中共领导人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
走出两难境地，重新强调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策略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定后，共产国际一面要求各国共产党放弃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一面允许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继续采取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这使中国共产党陷于内外政策相矛盾的两难境地。但是4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已不像30年代那样听任共产国际摆布了。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在一般接受共产国际指导的同时，更多地是从中国抗战的实际状况出发决定自己的对策。
1940年德国在占领波兰后，相继占领欧洲西部国家，苏联则建立起自己的东方战线，形成德苏相对峙的局面。欧洲战局的演变，使苏联和英国都受到德国的牵制，它们在东方对日妥协的倾向明显增长。与此相反，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对日本却采取了威慑行动，因而使本来就存在的日美矛盾相对突出。6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关于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他在分析国际形势时虽然仍基本以帝国主义战争为理论依据，但也注意到现实
状况中英法在欧洲的失败及日美矛盾的扩大，因此提出不要再强调英美法搞东方慕尼黑的危险性(15)。7月7日，中共中央在党内指示中明确指出：英美法已不再是引诱中国投降的重要因素(16)。13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讨论时局的会议上重新强调，“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尚有可供革命利用之矛盾。”8月2日，中共中央打电报批评南方局和新华社在宣传中未能把握住国际形势的特点，指出必须把一般地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与外交政策区别开来，“不要去鼓励帝国主义的军备‘迎头赶上德意日’，也不要在英美改变对日对华政策后(即在放弃东方慕尼黑政策后)去反对利用英美外交”
(17)。以上看出，这一时期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在总体上沿用共产国际关于国际问题理论的同时，并未忽视自己对瞬息万变的局势的独立判断和分析，而当这种分析的结论与共产国际的看法不完全吻合的时候，他们采取了一种灵活的办法，即把理论原则同现实政策分开，以避免在实际工作中出现大的失误。这说明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此时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冲破了以苏联为中心考虑问题的模式。
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的制定除了受美国对日政策的影响，更重要的还取决于美国对中国内部事务的态度，或者说，取决于国民党对中共的态度。因此，当皖南事变一触即发之际，毛泽东曾估计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莫过于美国参战后迅速击败日本，在日本投降后把中国英美派从财政上军事上武装起来，中国由日本殖民地变为美国殖民地，国共合作变为大规模内战”(18)。这里说的是时局发展的最坏的一种可能性。当处于外事工作前沿的中共南方局领导人向中央汇报了他们对时局的不同看法后，毛泽东及党中央迅速改变了他们的上述认识。毛泽东在11月6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指出：蒋加入英美集团有利无害，加入德意日集团有害无利，我们再不要强调反对蒋加入英美集团了。
12月25日，毛泽东在《论政策》的党内指示中，第一次全面总结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党制定对外政策方面的经验。毛泽东指出，必须在具体分析和有所区别的基础上制定党的对外政策，总的原则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共产党是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的，但是既须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同日本结成同盟承认“满洲国”的德意帝国主义，和同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过去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和目前放弃这个政策改为赞助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加以区别(19)。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毛泽东在这里详尽地区分了国际上各种政治力量对日态度的变化，并以此作为或者联合或者反对的依据。特别是毛泽东第一次将国内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原则运用于处理国际事务，这不仅为中共中央调整对外政策找到科学的依据，而且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对中国共产党制定外交政策产生深远的影响。
与重新解释对外政策原则的同时，中共中央专门对如何评价英美的对华政策、如何对待英美记者等问题发布党内指示，要求对于来接洽访问等英美人员应采取欢迎与招待之态度，一方面把他们当作情报人员看待，另一方面把他们当作外交代表人员看待，“以便经过他们形成我们与英美之间的一定程度的外交关系。”(20)中央这一指示的发表，标志自《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定以来一度关闭的延安的大门，又开始向西方开放了。中共与美国之间恢复直接接触的渠道，无论对于中国共产党掌握美国对华政策的脉搏，还是对于美国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都提供了便利条件。
中共中央调整对外政策直接推动了南方局的外事工作，南方局领导人正是通过对英美记者的联络工作，才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将皖南事变的真相公布于世，引起国际舆论对国民党政府的抨击，终于导致美国政府的直接干预，其结果是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在走得很远的反共道路上有所收敛。皖南事变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一个能够深入了解美国对华政策的机会。主要负责外事工作的周恩来通过与美国特使柯里的会晤，了解到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力图控制中国以牵制日本，为此不会赞成中国内战扩大；美国将继续支持蒋介石政权，但对他又有所不满，想施加一些压力促使蒋改革。周恩来据此向中央进言：中共在外交方面将有广阔的活动余地，可以大有作为(21)。
虽然通过皖南事变，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已意识到在制约国民党政府的各种国际力量中，美国越来越起到重要作用，不过当时还没有立即重新考虑联合美国，毛泽东强调的是要进一步利用美日矛盾，使蒋介石难于投降和反共。真正促使毛泽东与中共中央重新强调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并以此为基础开展对美外交的重要国际背景，是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的爆发。德国对苏联的突然袭击，宣告苏联依靠孤立自保来维护自身安全的政策是行不通的。苏联面临的严重形势迫使斯大林迅速改变政策，共产国际随之重提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口号。苏联和共产国际改变以往的错误策略，得到各国共产党的积极拥护。至此，对全世界共产党人来说，帝国主义战争理论与反法西斯战争现实之间的矛盾终于得到解决。本来就在具体的外交工作中注重区分帝国主义现行政策的不同，善于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立即于6月23日作出《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明确表示支持苏联反对德国法西斯侵略的战争，拥护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事态的发展表明，与英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是完全正确的。在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的当天和次日，英美相继发表尽其可能支持苏联抗击法西斯斗争的声明。面对英美与苏联立场的迅速接近，中共中央迅速大幅度调整了对英美的政策。7月6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明确指出：“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凡反对法西(斯)者就是好的，凡助法西(斯)者就是坏的，以此来分界限，不会错的。”几天后，毛泽东还以同样口气专门写了一个党内指示，他在是否反法西斯这一唯一标准下，重新判断英国的对德战争、美国的援苏、援华、援英行动及可能的美国反日反德战争，“都不是帝国主义性质的，而是正义的”，中共均应表示欢迎，均应联合一致，反对共同的敌人(22)。毛泽东在此显露出超乎寻常的决断口气，说明困扰于他头脑中处理国际事务中的矛盾终于得到了解决，他可以用是否反法西斯这一唯一标准来评估当时国际上的各种政治力量了，而不必首先考虑苏联的利益。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利益，但有时也常常以牺牲他国利益换取自身的安全，所以苏联的利益并不一定完全代表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毛泽东与中共中央自此明确在国际事务中划分是与非、正义与非正义的界线，预示它将以此为出发点，制定出更加符合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利益的对外政策。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更坚定了中国共产党执行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策略的决心。当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后，中共中央立即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和《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正式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共产党确立与英美等国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明确指出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是为了侵略英美及其他国家，英美抵抗日本是为了保卫独立自由与民主的正义的解放战争。中国应与英美和其他国家“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要求每一个中共党员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以增加英美抗战力量，改进中国的抗战状况(23)。从此，中国共产党不仅在下层，同时也在上层和美国政府之间，放手大胆地与英美人士进行情报和军事等方面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