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出，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决定大力开展对美统战工作，此时已并非一厢情愿了，它既符合中国革命的利益，又符合美国的远东战略和在华利益。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看到美国已成为日本在远东的劲敌，与日本的最后决战非美国莫属。美国则认识到要打败日本，需要与中国军队协同作战。因此，不赞成国民党政府的反共内战政策，希望国共两党团结，并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民主改革。美国对华政策中包含的这些积极因素，既反映了美国对日作战的需要，也反映出世界民主潮流的必然趋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到一个月，即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等26个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标志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争取民主与民族独立从此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政治潮流。中国共产党愿与美国进行合作，不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且找到了双方利益的共同点。有符合人类进步潮流的共同利益，才有反日统一战线建立的前提和发展的前景。这种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求同存异”的思维方式，在今天看来仍有现实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我们遵循的平等互利的国际关系准则，正是战争年代在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求同存异”的策略原则的延续。
结束语
在考察了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抗战前期对美政策和对美外交的形成过程后，我们不难发现，影响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的变化及最终确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的是国际局势和中国战局的变化；苏联和共产国际采取的反法西斯策略，美国对日本侵略所持的态度，美国对国共合作采取的态度。在受到多方面因素制约的情况下，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在制定对美政策时，必须正确处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给我们留下宝贵的历史经验：
一、必须正确处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国家理论同中国抗战现状之间的关系。
根据列宁关于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国家相互关系的理论，我们知道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国家在本质上是压迫与被压迫、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从这一理论和中国革命的总目标出发，无论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帝国主义，还是未采取直接侵略行动的英美帝国主义，都是帝国主义国家，它们在实行对外扩张，奴役弱小民族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是，在中日战争特定的条件下，它们又产生了利益分配不均的矛盾，这一矛盾有时表现为不同军事大国之间严重的利害冲突。这就使反对和抵制日本侵略势力的英美派帝国主义国家，客观上站到反抗日本侵略的中国人民方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就不单纯表现为以中国人民为一方，与以日本帝国主义为另一方的军事对抗，而是出现以中、苏、美、英等国为一方，与以日本为另一方相对峙的战略格局。在这一新的格局下，中国人民的反日斗争就有了联合英美等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正是基于对中国抗日局势的科学分析，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提出了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将中国革命的长远目标和现实任务结合起来。但是，英美等国虽与日本有尖锐的利害冲突，并不等于它们就会采取果断的行动去制止日本的侵略。英美出自自身利益的考虑，完全可能采取抵抗或者绥靖两种不同的做法去缓冲它们与日本的矛盾。这就使能否实现对英美的联合最终不取决于中国共产党，而取决于英美所采取的对日方针。抗战战局的发展证明了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对英美提高警惕的必要性。中国共产党并未因提出建立包括英美在内的反日统一战线策略，就忽视对英美绥靖政策的批评。这表现出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具有的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统一。
二、必须正确处理接受共产国际策略指导与保持中共解决国际问题独立性之间的关系。
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抗战局势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反法西斯战局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当时作为共产国际所属的一部分，组织上还要接受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而苏联既是世界上反法西斯的重要国家，又在共产国际中处于支配地位。这就决定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在制定对外政策时不能不受苏联对外政策的影响，不能不接受共产国际的策略指导。一般来说，苏联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它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所处的地位是任何一个国家不能替代的。苏联同时面临来自德意和日本两方面的夹击，将战略重点放在欧洲，对日本取守势不是没有一定道理。问题是苏联将自己对国际局势的判断与世界战争的定性强加于各国共产党，要求各反法西斯国家完全服务于苏联民族利益的需要，在是否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上表现出极大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这就使中共在判断时局和制定对
外政策时处于十分复杂的境地。他们一方面要拥护共产国际的策略路线，一方面又要面对中国抗战出现的危局。这就是毛泽东与中共中央为什么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一度不再强调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但不久又必须重申利用帝国主义矛盾的原因。抗日战争毕竟是中国人民的当务之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当前最大的敌人，毕竟是中国抗战的题中应有之义。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务实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共产国际改变方针给中国抗战事业带来的消极影响。
三、必须准确判断美国的对华政策，区别美国对中共与国民党对中共政策的异同。
美国作为蒋介石国民党统治中国的支柱，在本质上与国民党有着共同利益。当时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完全没有官方联系，甚至民间接触也微乎其微，所以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判断美国对国共合作的态度，主要取决于国民党对中共的态度。当国共关系较为融洽时，他们对美国的评价就高一些，当国共关系紧张时，他们对美国的批评就多一些。这毕竟不是很科学。因为美国与国民党政府之间并不是铁板一块，它们既相互利用又相互制约。另外美国对中国抗日力量也有一个认识过程。美国基于其在华利益和远东利益的考虑，赞成中国抗战，但起初美国政府认为只有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才是抵抗日本的力量，因此在军事上装备上全力支持国民党政府。但通过与国民党政府的交往，美国逐渐发现国民党军队并不是中国抗日的唯一力量，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也是抗战不能忽视的一股力量。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也日益引起美国对它的不满情绪。因此美国希望维持中国内部的统一局面，并督促国民党政府进行必要的改革。这就使美国的对华政策与国民党一味限共反共的心理形成距离。皖南事变后，中共看到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这种变化。随着战局的演变，中国共产党逐步将美国视为牵制国民党降日反共的重要力量，加紧与美国进行军事及政治上的合作。直到抗战胜利前后，美国取代日本，逐渐成为支持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反共反人民的外来势力，中国共产党才放弃了联合美国的政策。
抗战前期是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特别是对美政策形成的重要时期。这段经历对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是十分宝贵的。正像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处理国内问题的经验日臻成熟是从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到抗日战争中期一样，他们处理国际问题的经验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积累的。这不仅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得到壮大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也为其从延安走向世界大舞台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注释
小炮击孕育大战略
——对1958年毛泽东决策炮击金门的历史考察
廖心文
1958年的炮击金门是毛泽东围绕台湾问题处理对外关系的一个重大决策。它是一场以军事斗争为表现形式的政治、外交之战。这场斗争“直接对蒋，间接对美”，集中反映了毛泽东作为一个战略家的过人胆识和智慧。斗争的结果不仅有力地支持了中东人民的解放斗争，破除了对西方的迷信，更重要的是对中国共产党争取台湾当权派，发展海峡两岸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海峡两岸关系出现转机后，毛泽东不失时机地提出对台关系的重要原则，为后来邓小平形成“一国两制”的构想，提供了思想依据，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炮击金门“直接对蒋，间接对美”
1958年夏，中东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从国际战略的高度和解决台湾问题的根本目的出发，作出了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决策——炮击金门。他明确指出，斗争的性质是“直接对蒋，间接对美”①。毛泽东这样提出问题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从历史原因来讲，台湾问题本来属于中国内政。但是，1950年，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同时，美国以武力侵占台湾，随后，同盘踞在那里的蒋介石集团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美国的介入，使台湾问题严重复杂化。此后，中国人民争取台湾回归祖国的斗争包含了性质不同的两种内容。一种是，坚决要求美国放弃对台湾和台湾海峡的侵略和干涉，这是国际性的斗争；另一种是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是内部斗争。当时，前一种斗争表现得更尖锐、更突出。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后，毛泽东曾及时把台湾问题提到全世界人民面前，要求美国从台湾撤军。在中国的努力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压力下，1955年8月美国不得不同意用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但是，由于美方缺乏诚意，1957年底谈判中断，当时，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时期，希望创造一个有利于和平建设的国际环境，谈判中断，预示美国准备进一步在这个地区制造紧张局势，这对中国的和平将形成很大威胁。因此，毛泽东一直寻找机会使台湾问题引起国内外关注，将美国逼回谈判桌旁。1958年夏发生的中东事件，使他下决心“利用这个机会在国内外搞点东西”②。毛泽东抓住这个机会提出台湾问题有种种考虑，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可以把台湾问题同支持中东人民反美斗争的国际战略意图密切地结合起来，使两个地区的斗争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互为后盾。这是毛泽东作为战略家的高明之处。
从现实情况来看，中东事件发生后，美国在入侵黎巴嫩的同时，积极支持蒋介石集团向大陆沿海地区骚扰，使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面对蒋介石集团的疯狂挑衅，毛泽东明确提出两条方针：第一，要斗争；第二，要讲策略③。
从表面看，中国政府斗争的对象是蒋介石集团，但是，蒋介石集团向大陆的挑衅是在美国支持下发生的，因此，这场斗争实际上是中美蒋三方的矛盾斗争。而当时下决心同美国人斗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对比中美两国的情况，中国存在着几方面不利的因素：第一，美国在经济、军事等方面有较强的实力。如果打起仗来，不仅有登陆作战的力量，而且还有原子弹、导弹等现代化武器装备，足以摧垮战争对方的工业中心。这一点曾经令许多对手害怕；第二，社会主义阵营中最强大的苏联不支持中国采取强硬方针。他们认为，如果中国采取斗争的方针，势必引起美国人参战，而美国的力量是“可观的”，“力量表现在导弹上”④。他们告诫中国政府，“目前不宜于打”⑤，社会主义阵营也没有必要投入这场战争；第三，中国国内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局面刚刚开始，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比较落后，不具备打现代化战争的条件，也不具备登陆作战的能力。
在种种不利因素面前，毛泽东所以能够下这个决心是建立在他对形势合乎实际的分析与判断上。当时，对形势，国内外人们普遍关心，而又认识各异的有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中美之间会不会打起来？毛泽东认为，不会打起来。原因是，中国不希望打仗，美国也害怕同中国打仗。他分析说：“我总是觉得，它(指美国)是霸中间地带为主。至于我们这些地方，除非是社会主义阵营出了大乱子，确有把握，一来，我们苏联、中国就全部崩溃，否则，我看他是不敢来的。”⑥第二，如果打起来怎么办？毛泽东认为，万一打起来也不可怕，他说，“我看还是横了一条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设。”“每天总是怕，在干部和人民里头不鼓起一点劲，这是很危险的。”⑦第三，如何比较中美双方的力量？毛泽东承认美国有实力，特别是拥有原子弹，认为这是美国的优势，也是中国无法比的。但是，他强调，力量不仅仅表现在这个方面，还应该看到：“人心就是力量，我们这边的人多一点，他们那边的人少一点”⑧。从这个意义上比较，美国“力量有限，困难甚多”。毛泽东认为美国的困难主要表现在5个方面：第一，美国的军事基地遍布世界各地，因此，造成力量分散，处处兵力不足；第二，美国国内厌战空气甚浓，人民反对政府的战争政策；第三，资本主义世界中也下支持美国的政策；第四，全世界都在反对侵略，反对战争；第五，世界各地蕴藏着革命力量，反帝斗争一触即发⑨。这些分析破除了对西方的迷信，这是毛泽东在战略上蔑视帝国主义的具体体现。
同时，毛泽东也清楚地看到中国面对的毕竟是一个强大的敌人，在具体斗争中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必须讲究策略，寻找最有利的斗争方式来取胜。这是中东事件后毛泽东一直考虑的重要问题。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毛泽东作出炮击金门的最后决定。18日，毛泽东致信彭德怀，亲自部署准备打金门。他提出，要“直接对蒋，间接对美”。这8个字，包含了毛泽东决定打金门而不打台湾的极重要的策略思想，也是他妥善处理中美蒋三角关系的绝妙之笔。
毛泽东的考虑很有道理。蒋介石败逃大陆后占据着中国两部分地区，一部分是金门和马祖等沿海岛屿，一部分是台湾和澎湖列岛，这两部分之间隔着公海，统称台湾地区。当时，台湾驻有美国军队并受到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保护，如果打台湾，会为美国参战提供口实，也会引起一些中立国家的不安与误解。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则不同。那里没有美国驻军，也不受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制约，我们打金门可以不和美国人直接交锋。如果美国出面干涉，只能在全世界面前暴露它的侵略立场，使其政治上陷于被动。毛泽东后来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我们整金门，我们是整家法，这是我们国内的事。当然，整台湾也是整家法，不过，那个地方有你美国兵，那我还是暂时不去”⑩。由于执行了打金门的重要决策，中国围绕台湾问题同美国的斗争在政治上始终处于主动。
从7月中旬到8月中旬，毛泽东为打金门做了大量艰苦细致而周密的准备工作。毛泽东后来谈道：金、马局势那么严重，“每个环节都是我和(周)总理搞的。美国第七舰队护航，杜勒斯战争边缘政策，这样的事不能粗枝大叶，要很准确，很有纪律。”“那时，每天两大本参考资料都要看完，不然你不了解情况，如何决策？全世界一切舆论都要了解。”(11)在短短一个月中，前线部队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不打无准备之仗这个原则，必须坚持”(12)的指示，完成了空军的紧急战斗转场，及海军舰队和岸炮部队的人闽集结。
8月23日，毛泽东选择联大紧急会议讨论通过阿拉伯各国要求美国从中东撤军提案的第二天下令对金门展开大规模炮击，这是毛泽东独具匠心的选择。因为，美国从中东撤军的提案通过后，中东局势将缓和下来，这样，国际关注的热点就会转向台湾地区。有助于中国人民的斗争。
二、逼英国走向谈判桌旁
金门炮响后，各方面作出的反响证明，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极富预见性。
在美国政府方面，表现十分恐慌，立即从地中海、旧金山、日本、菲律宾等地调舰队和飞机集结于台湾海峡，准备协防金、马。中国向金门开炮的第四天，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表谈话，重申美国将不放弃它已经承担的，以武力阻止解放台湾的“责任”，并授权国务卿杜勒斯于9月4日发表声明，公开威胁要把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的侵略范围扩大到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
但是，在世界范围内，美国的战争叫嚣并未得到多少呼应。除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外，几乎都不赞成美国的作法。即使像日本、英国这些美国的盟友都表示出反对意见。日本有关人士表示，金门沿海岛屿属于中国内政，美国最好不要干涉；英国在中东问题上与美国互相配合共同行动，而在远东即台湾地区问题上则反对美国“介入”；在美国国内，反战空气甚浓，甚至像赫尔利那样敌视中国的人都认为，美国政府在执行一种“自杀政策”。
还需要看到的是，苏联虽然不赞成中国在台湾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但在得到中共方面关于不拉苏联“下水”的承诺后，公开表示：美国对中国的侵犯就是对苏联的侵犯，苏联不会“无动于衷”、“袖手旁观”。苏联的态度对美国的行动起了一定的制约作用。
在国内外种种压力下，美国政府不得不重新审慎地考虑对中国的政策。9月4日，杜勒斯声明后，在备忘录中透露出这一信息：一，国民党可以自己与中共交战，美国将保护运输；二，希望中共不会认真打起来；三，美国不放弃和平谈判的希望(13)。这三条表明：美国不想与中共直接交战。
从8月23日至9月4日将近两周的时间，毛泽东炮击金门的目的基本达到：第一，警告并严惩了蒋介石集团；第二，减轻了中东人民的压力；第三，调动了国内人民的积极性；第四，试探了美国对台湾地区的态度。最重要的是第四点，正如周恩来所说：“打炮就是试验他，这回试验出来了，杜勒斯这张牌出来了。”(14)
美国的底摸清了，方针也就有了。毛泽东根据新的情况，确定采取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方针，逼美国重新回到谈判桌旁。
具体办法是：一面继续炮击金门，并向全世界正式宣布，中国领海的宽渡为12海里，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舰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和领海上空。一面积极呼吁恢复中美和谈。9月6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谈话，可以看作是对杜勒斯备忘录的答复，用周恩来的话说，毛泽东向杜勒斯又打出一张新牌。毛泽东在谈话中说：“我们这一打，打出美国想谈了，他敞开了这张门了，看样子，他现在不谈，也是不得了的，他每天紧张，他不晓得我们要怎样干。那好，就谈吧，跟美国的事就大局说，还是谈判解决，还是和平解决，我们都是爱好和平的人嘛。”(15)同一天，周恩来发表《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他在强烈谴责美国侵略行径的同时，代表中国政府公开倡议“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谋求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和缓和消除”(16)。
在毛泽东谈话期间，金门守军的海上补给线被截断。美国军舰以为蒋军运输船护航为名侵入我国领海。福建前线指挥部请示毛泽东是否开炮。毛泽东指示坚决打击，但是叮嘱“只打蒋舰，不打美舰”。我方一开炮，美国军舰立即丢下蒋军运输船向台湾方面遁去。这更增加了毛泽东以边打边谈方针取胜的信心。曾任这次炮击总指挥的叶飞后来回忆：“事后我才明白，原来毛泽东命令只打蒋舰，不准打美舰，并且规定如美舰向我开火，我军也不予以还击，这一切都是在试探美帝国主义所谓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效力究竟有多大，美军在台湾海峡的介入究竟到了什么程度。经过这一次较量，就把美帝国主义的底全部都摸清楚了。”(17)
毛泽东的谈话和周恩来的声明立即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周恩来后来说：“美方对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反映很快，非常重视关于和谈问题的几句话”(18)。当时，艾森豪威尔立即召集国防安全委员会会议，表示中美之间可以“立即恢复谈判”。同毛泽东所提“准备恢复谈判”一语相比，美国人的心情更为迫切。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美国处境的困难，它不得不按照中国人民的意愿回到谈判桌旁。
毛泽东依据形势变化提出的“边打边谈”方针得到国内外称赞。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后致信毛泽东，高度赞扬“我们党在主席英明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对这个战略的运用可以说达到了艺术的境地，在这个战略面前，从杜鲁门到艾森豪威尔都不得不让我们牵着鼻子走。”(19)
中美大使级谈判是1955年8月1日在日内瓦开始的。中方代表是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美方代表是驻捷克大使约翰逊。当时，中国的方针是通过这个会谈，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并为中美之间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高级谈判做准备。但是，尽管中国为推动谈判向前发展作出了各种努力，但美国方面不肯接受中国方面的任何建议，致使谈判陷入僵局。1957年12月12日，美国方面在第73次会议上竟以约翰逊调任为由，委派非大使身份的代表参加会谈，企图降低会谈级别。在这种情况下，中美谈判不得不中断。
1958年9月15日，中美两国大使级谈判在炮击金门的背景下于华沙复会。毛泽东清楚地看到，我方要取得主动必须先了解美方的态度。而美国不会轻易托底和提出具体方案。因此，在谈判开始的前两天，毛泽东从武汉致信领导这次谈判的周恩来，提出谈判的原则是：“三四天或者一周以内，实行侦察战，不要和盘托出，彼方亦似不会和盘托出，先要对我们进行侦察。”
(20)当天，周恩来复电说明，已电告我方谈判代表，“先与美方周旋，逼其先我露底。”(21)事情果然如毛泽东和周恩来所判断的，在第一次会议上，美国不肯拿方案，而是一再提出，先停火，再讨论各种具体措施的建议。当时，
中方代表为抓紧时机、争取主动，在休会10分钟后就提出了希望双方停止敌对行动的五条方案。这使美国产生一种错觉，认为中方急于达成协议，因此态度立即强硬起来，要求台湾地区立即停火，说什么美国不能容忍和坐视与它有“共同防御条约”的盟友的领土被武力侵犯。与此同时，杜勒斯在纽约召开的联大会议上遥相呼应，要求中国先停火，然后再进行中美谈判。这使中国方面在谈判初期一度陷于被动。毛泽东发现后，立即予以纠正。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指示我方代表，“应该采取积极进攻的方针”，即在美方不正面回答我方提案，而继续主张停火的情况下，立即提出要求美国从台湾海峡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停止向中国领海领空的一切军事挑衅和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以和缓和消除目前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反建议(22)。这一反建议确定了中美谈判的根本原则，扭转了谈判中的被动局面。9月19日，毛泽东十分兴奋地致信周恩来，指出：“我们这种新方针、新策略是主动的、攻势的和有理的。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是我们外交斗争的必须形态。”(23)
为配合华沙谈判，福建前线指挥部认真研究了毛泽东9月13日指示中关于对金门“白天黑夜打零炮，每天二十四小时，特别是黑夜，使敌昼夜惊慌，不得安宁”的意见和周恩来的有关指示后，决定采取三条措施：一、继续进行炮击；二、实施对金门轰炸，增加蒋军压力；三、采取陆空炮联合攻击，全面开花。毛泽东同意周恩来关于“在目前形势下，对金门作战方针，仍以打而不登，断而不死，使敌昼夜惊慌，不得安宁为妥，海、空、炮联合作战确不易配合很好，且有触及美舰美空军的可能”的意见，并指出：“照此办理，使我们完全立于不败之地，完全立于主动地位。”(24)
由于毛泽东正确运用“边打边谈”的方针，由于美国国内愈来愈多的人反对政府的战争政策，美国政府不得不进一步调整对台湾问题的政策。9月30日，杜勒斯在答记者问中声明：我们没有保卫沿海岛屿的任何法律义务，我们不想承担任何这种义务。今后我要说，如果美国认为放弃这些岛屿不会对可能的保卫福摩萨(台湾)和条约地区的工作产生任何不利的影响，我们就不会考虑在那里使用部队。这份讲话标志着美国对金、马的政策从“协防”转为“脱身”，目的是以放弃金、马，换取长期盘踞台湾的合法地位。然而，令美国政府始料不及的是，这一变化却给了毛泽东一个机会，促进海峡两岸关系向有利于祖国统一的方向发展。
三、联蒋抵美，维护“一个中国”
美国准备从金、马沿海岛屿“脱身”，中国政府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收回这个地区了。这是当时国内外大多数人的想法。但是，令人意外的是，毛泽东却改变了初衷。对金、马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毛泽东的认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变化的。最初，毛泽东准备分两步解决台澎金马问题，即先解放金、马沿海岛屿，再解放台湾。毛泽东的基本观点是：台湾是我们的，那是无论如何不能让步的，由我们自己解决。但是，如果美国能说服蒋集团从金、马撤退，我们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对台湾不使用武力(25)。这是毛泽东在金门炮战开始后，中美谈判恢复之前的想法，他的这个想法当时没有公布。
毛泽东重新考虑这个问题是在杜鲁门声明之后。杜的声明发表后，激化了蒋介石集团同美国的矛盾。当时，驻守金门的军队有11万，占蒋集团军队总数的13。军队的成员多来自大陆，如果蒋介石放弃金、马，不仅会影响军队的士气，而且会影响政权的稳固。因此，蒋坚决反对美国放弃金、马的作法，并同美国的矛盾日益尖锐。蒋介石对美政策的两重性，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是先收复金、马，联美反蒋，还是把金、马暂时留在蒋介石手中，联蒋抵美呢？毛泽东后来在各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开始我们想打金、马，后来一看形势，金、马收回就执行了杜勒斯的政治路线，还是留在蒋介石手上好。要解决，台、澎、金、马一起解决，中国之大，何必急于搞金马？(26)毛泽东的意见在党内取得共识。周恩来后来会见苏联驻华大使临时代办安东诺夫时解释说：我们的方针，简单来讲就是要使台、澎、金、马仍留在蒋手里，不使之完全落到美国手里。清朝统治阶级的方针是宁予外人不给家奴，我们则是宁予家奴，不给外人(27)。
把金、马留在蒋手里拖住美国，这就是毛泽东提出的著名的绞索政策。它的含义是说，台湾及美国在外国的一切军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国脖子上的绞索。这个绞索，不是别人而是美国自己制造的。它把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然后把绞索的另一端交给了中国人民及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反侵略的人民。美国在这些地方停留的越久，套在它头上的绞索就越紧，总有一天要被全世界人民处以绞刑。10月初，经中共中央讨论后，这个方针确定下来。
当时，毛泽东调整对金、马的方针主要是考虑到，如果逼蒋介石撤退金马，形式上是我们收回了沿海岛屿，实际上是我们对美国让了一步。这样，美国首先会把台湾孤立起来，造成“两个中国”的局面。然后制造“台湾地位未定”，“托管”台湾，把台湾变成美国的永久殖民地。另外，蒋介石撤离金、马后，中立国会出来劝说，我们将在政治上、国际舆论上陷入被动境地。调整后的方针的好处是：第一，保护了蒋介石的民族性，使台湾不落到美国人手里。如果蒋介石让出金、马，使台澎金马分开，台湾就离大陆更远了，便于美国搞“两个中国”。第二，金、马留在蒋介石手里，保留了一个大陆同台湾对话的渠道，否则双方将长期处于隔离状态。第三，台湾归还祖国，实际上是一场政治、军事、经济力的竞争。晚一些时间收回，有利于动员国内人民搞建设，增强国防力量。
大陆和台湾要求保持“一个中国”的出发点是不同的。但是，在对美态度上找到了某种共同点。为进一步加深美蒋之间的矛盾，进一步促进海峡两岸关系向有利于祖国统一的方向发展，毛泽东决定暂时停止炮击，开展政治攻势。10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布的《告台湾同胞书》。文告中，毛泽东提出了几点重要思想。第一，“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这一条指出了统一是大陆和台湾的根本方向；第二，台湾问题要由国共两党“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这是中国内部贵我两方有关的问题，不是中美两国有关的问题。美国侵占台澎与台湾海峡，这是中美两方有关的问题，应当由两国举行谈判解决，目前正在华沙举行。美国人总是要走的，不走是不行的。”这一条严格划清了台湾问题的性质。第三，“从十月六日起，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指蒋军)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28)。这给美国人出了难题，如果它停止护航就等于接受了中国命令，如果它继续护航就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干涉中国内政的面目。这份国防文告震动了世界，它标志着金门炮击已远远超出了军事斗争的意义，而进入包含政治、外交斗争的新阶段。
为使金门军民得到充分补给，以求固守，10月13日，毛泽东又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宣布“金门炮击，从本日起，再停两星期”，目的是对付美国人。命令称：“这是民族大义，必须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
(29)10月21日，杜勒斯和美国防部长麦克耳罗伊访台，逼迫蒋介石撤离金、马，双方发生激烈争执。为配合蒋介石同美国的斗争，在杜勒斯到达台湾的前一天，毛泽东下令恢复炮击金门，及时帮助了蒋介石，使其获得拒绝从金、马撤兵的口实。当时，台湾有人背后说：“这个炮打得好”。甚至有人说笑话：“毛主席是台湾最好的代理人”(30)。此后，根据毛泽东的命令，福建前线炮击金门形成规律，逢单日打，双日不打。打是为了给蒋军拒绝美国要其撤离金、马一个理由，不打，是为了使蒋军运输补给获得一段时间，而且双方炮击时只打沙滩，不打民房与工事。叶飞后来回忆：“美蒋完全被毛主席的高明策略牵着鼻子走，打炮也演变成美蒋我三方之间一种特殊的对话，一种不在谈判桌上进行的，这真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31)由于大陆、台湾之间的“默契配合”，共同维护了“一个中国”的局面，为实现祖国统一奠定了政治基础。这是炮击金门决策最重大的收获。此后，海峡两岸关系突破了军事对抗的局面。蒋介石集团逐渐明白了中共的意图。1959年3月底，蒋介石集团外交部特别规定，今后对外提及大陆时，不再用“红色中国”或“共党中国”等语，而称“中共政权”。提到他们自己时，不再用“自由中国”，而称“中华民国”。
海峡两岸关系出现转机后，毛泽东立即抓住时机，对台湾回归祖国问题提出许多重要的原则。毛泽东曾表示，台湾如果回归祖国，照他们(蒋介石等)自己的方式生活，水里的鱼都有地区性的，毛儿盖的鱼到别的地方就不行。但是美国不要蒋时，蒋可以来大陆，来了就是大贡献，就是美国的失败。毛泽东还请人转告台方：蒋介石不要怕我们同美国人一起整他。毛说蒋同美国的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连起来，枝连起来，根还是他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他的一套。关于军队问题，毛泽东表示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32)。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后来由周恩来归纳、概括为“一纲四目”。一纲是台湾必须回归祖国；四目包括：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由蒋决定；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由中央拨付；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协商解决；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这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祖国统一大业绘制的一幅蓝图。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生前没有实现这个愿望。但是，他所提出的这些思想对今天的工作仍然发生着影响，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后，邓小平根据海峡两岸的新形势，把毛泽东曾经提出的对台工作的重要原则，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形成独具特色的“一国两制”构想，这是他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从“一纲四目”发展到“一国两制”的历史充分地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是始终如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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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必须能够准确地判断形势作出决策，并根据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调整方针政策，不失时机地把斗争引向胜利。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战略家。1958年，他所作出的炮击金门的决策，以及这一
决策产生的深远影响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注释
①⑥⑦⑧(12)(20)(28)(2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 ，第348页，第393页，第390页，第384页，第326页，第416页，第439—440页，第454页。②⑤⑨毛泽东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记录，1958年7月21日。③④毛译东与赫鲁晓夫谈话记录，1958年8月1日。⑩(15)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9月6日。(11)(26)毛泽东在各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9月15日。(13)周恩来会见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谈话记录，1958年9月6日。周恩来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的说明，1959年9月6日。(16)《人民日报》，1958年9月7日。(17)《叶飞回忆录》，第661页、662页。(18)周恩来会见曹聚仁谈话记录，1958年9月10日。(19)傅作义致毛泽东的信，1959年9月9日。(21)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1958年9月13日。(22)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N58年9月17日。(23)毛泽东致周恩来的信，1958年9月19日。(24)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1958年9月22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的信，1958年9月22日。(25)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言记录，1958年9月8日。(27)周恩来会见苏联驻华大使临时代办安东诺夫谈话记录，1958年10月14日。(30)周恩来在中宣部报告会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11月10日。(31)《叶飞回忆录》，第675页。(32)毛泽东会见曹聚仁记录。1958年10月13日。
建国前夕毛泽东对新中国的构想
金冲及
当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刻，对站在时代潮流前列的领导人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人们不难从事实中清楚地判明：他是不是具有那种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驾驭全局的领导才能，是不是能迅速地对他所面对的复杂局势进行正确的估量，能不能从千头万绪的现象中抓住关键，作出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决策。
新中国的诞生，毫无疑问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中的重大转折时刻之一。它的形成过程和俄国十月革命有着明显的不同：是依靠人民军队，先在一块块解放区内建立政权，积累起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的初步经验，培育出一批管理人才，再夺取全国政权的。但这决不意味着可以把新中国的诞生简单地看成只是把一块块解放区政权连成一片。事实上，从原来那种分散的、没有中央政府的、主要在农村的政权，到建立起全国性的新政权，并经过通盘筹划，把新国家的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对外政策原则等基本格局确定下来，这是一次质的飞跃。
中国革命的胜利来得那么快，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料，没有留下充裕的时间给中国共产党人从容地去作准备。在新中国诞生前夜那些日子里，整个局势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向前猛进，纷至沓来的无数难题需要立刻作出处理，战略决战、土地改革、接管新区等极端繁重的任务不能不占用中共中央的绝大部分精力。要在如此忙碌而紧迫的状况下有条不紊地把一切处理好，在前一阶段为后一阶段作好准备，实在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
可是，越是在这样不寻常的时刻，对毛泽东说来，似乎倒使他那过人的才智发挥得比平时更加充分，更加得心应手，带领全党和人民群众创造出一个个人间奇迹。
一、建立新中国的问题开始被提到现实议事日程上来
建立一个新中国，是中国人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但在长时间内，由于反动力量远远大于人民革命力量，这种目标还只是个美好的前景，难以在近期实现。把建立新中国提到现实议事日程上来着手准备，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人民革命力量能在总体上取得优势，另一个是建立新中国已成为全国大多数人的普遍要求。准确地把握火候，要有很高的政治洞察力。
当人民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后，以1947年7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为起点，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双方的力量对比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个变化立刻被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
10月8日，他起草的给山东兵团的电报中说：“自从你们转入反攻后，我军业已无例外地全面转入反攻，敌人已没有任何一处再能进攻。”①他从这个变化中，又从全国大多数人包括广大中间群众政治态度的变化中，得出极端重要的结论。两天后，由他改定的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训令中，响亮地喊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口号②。
这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杨家沟召开会议。“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是毛泽东在会议报告中开宗明义作出的断语。他在会议的结论中进一步阐明了作出这个断语的根据：“二十年来未
解决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局面开展，胜利可期。”从这个判断出发，这次会议的报告（即《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提出了建立新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纲领。毛泽东在会议结论里说：“这篇文章是当做一个时期的纲领，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纲领，比《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更进一步。”
历史现象往往错综复杂，并不是谁都能很快透过现象看清事情的实质的。当时，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还没有进行，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暂时还大于人民解放军，毛泽东却从全国人心向背、军事形势发展和国民党区域经济崩溃状况这三方面的综合分析中敏锐地觉察出：国共双方谁占优势的问题已经解决，下一步将要面对的就是建立一个新中国了。从这时起，作为一个高瞻远瞩的战略家，对新中国的构想便在毛泽东的思考中占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二、对新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思考
新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这个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已经从原则上得到解决。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根据发展了的客观形势，又作出新的概括。它写道：“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它所提到的这个垄断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报告中又说：“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
这里包含的最重要的新内容，就是宣布要没收蒋、宋、孔、陈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一直认为，现阶段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没有提出没收官僚资本的问题。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第一，这种垄断资本是在近20年间加速发展起来的，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最高峰。它本身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而人们对它又有一个认识的过程。毛泽东在第二年的九月政治局会议上讲到过：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民族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区别，当时还没有在我们脑子里明朗。第二，在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是合作的。就是到解放战争初期，尽管全面内战已经爆发，但在明确提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口号前，也不宜把没收官僚资本列入革命纲领。到十二月会议时，解决这个问题的历史条件成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