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今天看，我们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搞得是急了些，步子按理可以慢一些，走一步看一看，再前进会更好；所有制的结构不合理，管理体制学苏联的一套，搞得很死。这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偏差有关，这个问题下面再谈。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有些事情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新中国建立后，一方面由于我们没收官僚资本，已经有了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日益激化。当时全国各地的劳资纠纷一年比一年多，一年比一年激烈；新中国的工人深感自己的地位变了，不愿继续受资本家的剥削，私有制明显地阻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同时，资本家凭借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扰乱市场，干扰国民经济，一次又一次地展开向社会主义经济和新生政权的进攻。农村两极分化也越来越严重，财富和土地迅速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卖地讨荒的农民越来越多。怎么办？让其自然发展下去，一步步地走向资本主义？还是采取适当的步骤走向社会主义？这是新生政权面临的最大课题。从当时的情况看，让资本家继续扩大剥削，让资本主义自发发展下去，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进行三大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形势使然，是全国人民的愿望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毛泽东不过是正确地反映和集中了这种愿望和要求，并抓住时机实现了这种要求。我认为把走社会主义道路说成是“毛泽东的空想”，是违背实际的。
有人提出：“为什么不可以多搞一段新民主主义，慢一点搞社会主义？今天我们不是提出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吗？”事物的发展和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今天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与当时的多种经济成分并不一样。一个根本不同是，目前我国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而那时恰恰相反。在当时情况下，不发展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必然发展起来，你不吃掉它，它就会吃掉你，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进行所有制的改造，很难设想有今天的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发展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巩固不下去，政权的性质也会发生变化。另一方面，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主要部分中国民族资本又有两重性，即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它不能离开而必须依靠国营经济，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可能的。这说明，这种“要搞一段新民主主义”的主张，恐怕才真正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二、怎样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的重要探索
毛泽东的另一个贡献，是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作了一些带根本性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重要探索。
在确定了社会主义方向，建立起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以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缺乏经验。虽然有苏联的样子可供借鉴，但我国与苏联差别太大，不能照搬。毛泽东很快就意识到这一点，提出对苏联的经验要一分为二，进行分析。他也没有完全受经典作家一些个别论断的束缚，而是强调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和政策措施，力图找到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任务他没有完成，并且他的有些观点是错误的，以至后来成为“左”的路线的依据。但他提出的许多理论和论断，今天看来也是十分可贵的、有重要价值的，应该看成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
（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第一次提出共产主义社会分为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和高级阶段的理论。列宁进了一步，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会经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但列宁没有对“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作具体分析。斯大林过早地宣布苏联已进入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不同，他对社会主义社会作了比较具体的分析。
他先把“进入社会主义”与“建立社会主义”分开，又把“基本建立社会主义”与“建成社会主义”分开。1956年他在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讲话时说：“说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对不对呢？比如北京市，我们进入是进入了，你说还没有进入？比如北京这么一个城，火车从天津开进了城没有呢？进了城了。完成没有了？还没有。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已经进入，尚未完成”。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深感我国生产力水平低，新建立的生产关系还很不完善，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立，还不完全巩固”⑩。尔后，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时候，又明确地把社会主义社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11）。他还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也会有很多很多的阶段，阶级存在的社会不过几千年，而地球还会存在多少万年，因此共产主义社会“可能要经过几万个阶段。能够说到了共产主义，就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吗？”（12）
他对诞生不久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作了剖析，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不发达阶段。他说：“我国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第二，人口众多，地区辽阔；第三，经济落后，文化落后”（13）。1958年他在同巴西记者谈话时又指出：“我们的经济都不发达。要求发展经济的愿望，在你们那里是迫切的，在我们这里也是迫切的”（14）。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他又概括道：“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15）。他还说，“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16）。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正好。”
（17）“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18）。（二）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毛泽东不赞成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矛盾的观点，他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社会主义社会，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他把社会主义的矛盾分为两类：一类是敌我矛盾，具有对抗性；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劳动人民内部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和剥削阶级之间，有对抗性的一面和非对抗性的一面。他把工人阶级内部、农民内部、工人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以及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等，都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指出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矛盾，能够得到正确处理。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有不同的性质。他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这一分析是极重要的，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而又不断改革那些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不完善的方面，奠定了理论基础，使得我们至今受益。
（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和商品经济关系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已经不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商品生产，价值决定只是在调节和分配劳动时间中起作用。列宁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初步实践中得出结论：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正常的工农业品的商品交换是不能缺少的。斯大林进下一步，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存在两种公有制形式，消费资料仍然是商品，但他又认为生产资料是商品的外壳，价值规律只在一定的范围（主要是流通领域）起调节作用。毛泽东不这么看，他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作了更大胆、完整、接近实际的论述。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有原则区别，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十分重要的。他说：“现在我们有些人有消灭商品经济之势，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差别。”“我国现在的情况是，已经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已经把资本家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现在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国家和人民公社，这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有本质差别的”。他认为，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不要怕商品生产，它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因此要有计划地大大地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他说：“中国原来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因此，“很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要尽可能地生产能够交换的东西，同全省、全国、全世界交换”。他认为斯大林所说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的两种公有制形式是商品生产存在和发展的原因是正确的，但不够完整。他说：“两种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与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商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这是很有远见的。
他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生产，等价交换就是不可避免的，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是违背客观规律的。他反对随意平调农民财产的“共产风”，尖锐地指出：“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是不能被许可的。我们只无偿剥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财产（生产资料）”，“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采取了赎买政策。我们怎么能对农民采取无偿占有他们的一部分劳动成果呢？”（20）他又说：“大家都读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办起事来却在长时间内不认识公社的集体所有制要有一个由小到大、由量到质的变化过程，几乎普遍否认价值，价格和等价交换的经济法则。这不是很奇怪吗？”（21）
他不赞成斯大林关于价值规律只在流通领域起作用，而不在生产领域中起作用的观点，认为价值规律是一个“大学校”，在流通领域和生产领域中都起作用；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都是适合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他说：“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22）
但到了晚年，他又提出商品生产、八级工资制与资本主义差不多的思想，甚至提出商品生产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他一方面肯定价值规律的作用，另一方面又不把价值规律看作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规律。例如他说：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来搞的，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根据扩大再生产的要求来搞的。说明他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解有一定的片面性。
（四）关于依靠群众建设社会主义
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依靠群众，相信群众，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一再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3）。“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24）。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他进一步申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观点。他告诫我们：“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25）。他强调要善于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而不要挫伤它。他说，必须关心群众，听取他们的意见，任何政策方针都必须反映他们的利益。1959年，当农村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还是以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省县两级有不同看法，而小队长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时候，他坚决主张按小队长的意见办。他说：“要按照群众的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久是行不通的”（26）。又说：“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27）。城市也是这样，“凡属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执行，一定要征求基层干部（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工段长），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等人的意见。一定要有他们占压倒多数的人到会发表意见，对立面才能树立，矛盾才能揭露，真理才能找到”（28）。
自力更生的思想是由群众路线来的。相信中国人民群众，必然相信能够依靠中国人自己建设好自己的国家。他看了河北省“穷棒子社”的材料，说：“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29）又说：“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主张，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经验”（30）。他认为落后国家通过自己动手赶上先进国家是个规律。过去，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靠自己的努力赶上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苏联也是这样，我们也一定能够做到。“全国尽量搞，以自力更生为主，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以不依靠别人为原则。只有自己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31）
他主张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力争外援和向外国学习。他的一些极为精彩的观点，如“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够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又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也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32）。这些精辟思想至今脍炙人口。但由于受国际环境的限制，当时这些思想不可能完全付诸实践。
（五）关于经济体制
他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基本解决后，解决好体制问题，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是一件大事。他提出，所有制的革命“是有底的”，不能无限地改下去，但体制怎么管理，怎么解决其中的矛盾，“难说有什么底”。他说，“在全民所有制中，也还有要解决的矛盾，至于劳动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更是要不断改进，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33）他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各方面的利益应作全面安排，统筹兼顾，不应只顾一头。“给生产者个人以必要的利益，给生产单位以一定的主动性，这对整个国家工业化好不好？应当是更好一些”（34）。
他反对高度集中，提倡扩大地方和企业的权利。他指出：“应当更多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地方的权利过小，对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利的”（35）。“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不是从地方主义出发，不是从本位利益出发，而是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要为国家利益争地，闹其可闹者。”（36）“一切统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37）。
他还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重要见解，如工业为主导、农业是基础的思想，农业和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并举，以农轻重为序的思想，以大型企业为骨干、大中小企业并举的思想，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思想等等。正是在这些思想的指引下，动员和团结了全国广大群众，调动了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通过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
三、理论上的主要失误
正如所有革命领袖和伟大思想家都不可能不犯错误一样，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有失误。有些失误涉及到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认识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判断，成为形成党的路线的理论依据，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直接损失。值得研究的有下列几点：
第一，没有弄清楚社会主义的本质，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这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所作的本质概括。我们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用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社会主义社会仍然长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在某种条件下这种矛盾还可能激化，但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已不是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已经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需要继续解放生产力，坚持基本社会制度，解决新的生产关系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认识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关系到社会主义发展的全局。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判断可以分为1958年前和1959年以后两个阶段。1958年前，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是清醒的。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38）进行三大改造的目的也很明确，就是通过所有制的改造，促进生产力发展，满足人民需要（39）。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他又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40）。1958年，他全力以赴抓生产力，亲自抓工业，抓农业，抓国防，
抓“三线”建设，说“三线建设不好，我就睡不着觉”。他过问大江大河的治理，关心灾区；他指导密植、养殖、积肥，以至在强调“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仍然提出“抓革命，促生产”，“备战、备荒、为人民”。
可是从1959年夏天起，特别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及其以后相当长的时间中，他对国内主要矛盾及当时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新形势没有作出正确的判断，未能把正确的思想贯彻到底，思想来了一个大转变，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后又提出阶级斗争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至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由于对主要矛盾判断的失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精力不可能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上，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走了弯路，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第二，没有完全弄清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把生产关系看成是高于一切、可以离开生产力状况而随意调整的东西。
他对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互关系的一般原理的分析是透彻的，对我国现阶段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相互关系也曾尽力做了符合实际的分析。例如，1959年刮“共产风”的时候，他提出“开倒车”、“泼冷水”，反对急于过渡，反对贫富拉平，反对“共”农民的产。他提出切莫“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41），提出改变所有制，“（一）不得群众同意不变；（二）变的时候一定要有利于生产队，不使生产队、小队、群众任何一个单位一个个人吃亏为原则”（42）。
但总的说来，他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认识并没有完全弄清楚，理解和处理有片面性。他把公有制的先进性绝对化，以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是固有的，不管客观条件如何，似乎生产资料公有制程度越高，变革得越快，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越纯，越能促进生产力发展。他对生产力水平低条件下的非公有经济缺乏分析，认为非公有制经济一律不再适应生产力增长的要求。他出于对中国劳动群众早日过上好日子的美好愿望，希望尽快消灭一切私有制，最好一个早上就创造出一个没有剥削、没有贫困、共同富裕的新社会。
他没有充分意识到，任何社会形态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都是具体的，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及其对生产关系的要求也是具体的。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虽然比过去有了发展，但仍然落后。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是有不同层次的。我国有社会化大生产的同时，又存在大量落后的半机械化劳动和手工劳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所有制结构必须与这种状态相适应。他也没有科学地分析我国劳动者这一主要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要求。他过高地估计了农民的觉悟，过高地估计了农民要求集体化的一面。他看到了农民要求个体经营与集体经营两种思想的矛盾，但认为集体经营的要求占主要地位，把正确反映农民要求的思想斥为“小脚女人”。这是他不顾农村的客观条件，急于将个体农业改为人民公社，认为集体所有制中包含着全民所有制的因素，认为在几年内可以将农村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基本原因。他关于人民公社的设想远离我国的现实。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必须根据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要求，寻找适当的与发展商品经济相适应的经济机制和实现形式，对于这一点，他也没有来得及仔细研究。总之，他没有真正认识到，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实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才是进步的生产关系。我们不能用抽象的公有化程度来评价生产关系的先进性，而只能用是否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能否促进生产力更快发展这一主要的客观标准，来判断生产关系的先进性，正如马克思所说：“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43）。
第三，他没有完全弄清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对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过高过急。
他为了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努力探索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他下去调查，找各部门请教，博览群书，从《资本论》到种籽学，生物学，地矿学，上至天文，下至地理都读；他研究农业，研究工业，研究科学技术，研究电子、中子的结构。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到1960年的几年内，他写出了《论十大关系》、《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八字宪法》、《鞍钢宪法》、《工作方法六十条》、《党内通信》、《关于基本粒子的谈话》等著名篇章。这些充满辩证法和智慧的著作，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不仅指导了我国当时的经济建设，今天读来也深切受益。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他一再告诫我们要尊重而不要违背客观规律，避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他说：“搞经济建设我们还是小孩，无经验。同地球作战，战略战术我们还不熟，要正面承认这些缺点和错误。关于反映客观规律，按比例发展，这个问题我是没有解决的”（44）。1959年他很谦虚地说：“我也是一个甚为不足的人。很有些时候，我自己不欢喜我自己。马克思主义各部门学问，没有学好。外国文，没有学通。经济工作，刚刚开始学。但我决心学，不死不休”（45）。
但是，他还是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他对社会主义建设要求过高过急，发动了明显违背客观规律的“大跃进”。理由只有一条：“像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有人多、大国、资源、苏联经验等条件，不会不跃进的”（46），而没有考虑客观能力如何。他提出“十年赶上英国，再有十年赶上美国”；“搞三亿吨钢，最好搞七亿吨钢，三万五千斤粮食。这要多少年，我看十五年就差不多”（47）。还提出“七年内消灭文盲、四害，完成乡电话网”（48）。“要求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普通的水灾和旱灾”（49），等等。显然，这些都是做不到的。
四，理论问题十分重要
毛泽东理论上的某些失误，不会掩没他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光辉和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贡献。社会主义毕竟是崭新的事业，我们的新制度建立不久，缺乏经验，许多客观规律还没有表现出来，因而出现某种程度的失误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我们不应仅用个人品质、智慧来解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和正确一样，我们也不应该用个人品质来说明他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某些失误。他的一些失误带有明显的时代的局限性。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50）。由于“好多东西当时还不具备提出来的客观条件”（51），因而认识不周在所难免。
但是，他的有的失误按理说是可以避免的（如明显的高指标和急于过渡），或者可以较快纠正的，而没有避免和得到及时纠正，显然有别的原因。根本原因，还是违背了事实求是的原则。毛泽东晚年脱离实际，不真正了解群众的要求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他对当时中国农民状况和要求的了解很不具体，仅凭主观愿望出发为群众谋福利，因而，许多判断不可能不带有主观随意性。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也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并且把国际的情况硬套到国内，导致了阶级斗争扩大化。晚年他又听不进不同意见，促使他对一些基本问题作出不正确的判断。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理论的贡献和失误还告诉我们，理论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涉及全局、全社会的重大基本理论问题，能否作出正确判断，就更加重要。我们的党是执政党，理论对党的基本方针政策有决定性影响。正确的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正确的政策，能够正确的指导实践；错误的理论，形成错误的政策，会直接危害实践。不涉及全局的理论影响还小些，涉及全局的理论影响的范围既大，影响时间又长，并且贯彻易（因为有行政手段），纠正难，危害甚大。因此，我们一定要重视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力争在重大原则的理论问题上不犯错误。有些问题由于矛盾未充分暴露，一时看不准，说不清楚，宁可放一放，或者不说死，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待比较成熟了再表示意见。
社会主义理论是科学理论，社会主义实践在发展，社会主义理论也必将不断得到补充、丰富和发展，它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运动，丰富的经验和某些挫折都会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马克思说：“社会主义自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来对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52）。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我们也应该抱这样的态度。
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00周年，逝世17周年。这在两段时间中，中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一个变化是在毛泽东领导下建立了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另一个变化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总结过去28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到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带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纠正了毛泽东社会主义理论中失误的部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找到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它明显地促进了中国的发展，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得以发挥，说明正确的理论是多么重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我们工作的总指针，是指引我们事业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我们今天坚持社会主义，必须是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有这样做，才是真正坚持了毛泽东思想，才能一方面同抛弃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划清界线；另一方面，又同墨守成规、脱离中国实际和时代发展的观点划清界限，使我们的事业更加大踏步地前进。
（作者单位：《求是》杂志社）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第438页。②（48）《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1—82页，第263、471页。③《在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④（13）（14）（16）（4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370页，第340页，第373页，第51页，第388页。⑤⑩（15）（40）《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⑥⑦《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编》，第23页，第41页。⑧（31）（35）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⑨（20）（21）（26）（27）（28）（41）（42）（44）（45）（4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139页，第63页，第104页，第111—112页，第124页，第167页，第67页，第180页，第34页，第523页，第32页。（11）（12）（22）见龚育之等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64页，第165页，第174页。（17）（18）《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19）《（关于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的批示》（1959年3月）。（23）（24）《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31页，第1097页。（25）《介绍一个合作社》。（29）《书记动手、全党办社》按语。（30）《对“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的批示》。（32）（34）《论十大关系》。（33）（37）《对冶金系统的指示》（1958年）。（36）《关于农业机械化的一封信》。（38）《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28页。（39）《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05页。（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4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页。（50）（51）《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5页，第121页。（5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1页。
从“走苏联所走过的道路”到“走自己的道路”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发表前后
王廷科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目标。然而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却不能不经历一个曲折而艰辛的探索过程。从“走苏联所走过的道路”到“走自己的道路”，就是这一过程的简明概括。当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则是中国共产党人试图从“走苏联所走过的道路”转变到“走自己的道路”，进行新的探索的开端。尽管毛泽东并未找到“自己的道路”，但是他的探索求实精神却被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所继承和发展，终于在新的历史时期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一、“走苏联所走过的道路”：采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新中国诞生后，在中国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毛泽东主张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他认为“要实行社会主义原则”，如果缺乏灵活性，“就行不通，就会遭到反对，就会失败。”所以他主张要达到社会主义原则，“就要结合灵活性。”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素来是以坚持从实际出发，具有灵活性著称。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仍然主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一方面在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等方面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向苏联学习；另一方面又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和办法，避免苏联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某些过火行为，关于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确有自己的独特创造，表现了足够的“灵活性”。毛泽东说：我们搞土改和工商业改造，就不学苏联那一套。②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就没有采用苏联没收的办法，把资本家赶走，而是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长期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出发，创造了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通过赎买政策，把资本主义企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把资本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是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消灭富农阶级的做法也和苏联不同，没有采用行政手段和暴力措施，而是创造了消灭富农阶级与改造富农分子相结合的办法。通过同工同酬的劳动，把富农分子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是从供销入手，多种形式，稳步前进。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人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在实践中的创造。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道路带有中国自己的特色，从而用新的经验和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要看到，在社会主义改造的目标模式方面仍然是学习苏联，以苏联为榜样，即在工商业方面建立以生产资料归全民或集体所有、生产和经营纳入国家统一计划、统一管理为特征的模式；在农业方面建立以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农民共同劳动、统一经营、统一分配为特征的模式。用毛泽东的话说，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毛泽东毫不含糊地认为，中国搞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走苏联所走过的道路。1954年在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时，有些外国资产阶级报纸失望地发现，中国宪法草案中所宣布的道路，“就是苏联所走过的道路。”对此，毛泽东回答说：“是的，我们所走过的道路就是苏联走过的道路，这在我们是一点疑问也没有的。”③1955年7月，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认为加快农业合作化的速度就是借鉴苏联的经验；采取迟缓的速度“就是忽视了苏联的经验。”他重申苏联所走过的道路，“正是我们的榜样，”④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从总体上采纳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第一，在所有制方面，消灭了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建立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而不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为补充；第二，在分配制度方面，基本上实行了按劳分配制度（在中国资本家还拿定息）。在分配中强调了公平却忽视了效率，而不是兼顾公平和效率；第三，在经济体制方面，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严格限制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国民经济的产品分配纳入了中央计划的直接控制之下，而不是通过市场来调节；第四，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方面，奉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方针。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无论是资源的筹集和配置的方式，还是投资重点、工业化的发展战略，都是照搬苏联经验，而不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在“学习苏联”的号召下，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从机关到学校，举国上下，到处都响彻着“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类宣传口号也频频出现。在这样的氛围下所掀起的学习热潮不能不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教条主义倾向。结果，在很多领域和不少实际工作部门，出现了盲目照搬照抄苏联经验的严重情况。正如毛泽东以后在成都会议（1958年3月）上所说：教条主义在许多地方占了上风，不管苏联做法正确与否，我们都言听计从。
本来，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照搬照抄苏联经验就有过痛苦的教训，并从这些教训中懂得了中国革命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对于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的经验，从来都不是无分析无鉴别地接纳。为什么建国以后又坦然接受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经济建设中一度出现了照搬照抄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倾向？
这首先是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中苏两国共产党尽管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某些差异，长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一定程度上，也保持了意识形态上的独立性，但是两国共产党在总的指导思想上是一致的，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是把中国革命看作是十月革命的继续，强调“以俄为师”。毛泽东主张“走苏联所走过的道路”，从历史方向的选择这个层次上说，就是强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
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和了解，一方面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获得某些理论认识。但由于缺乏实践经验，只能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本来”式理解上，诸如只知道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却不了解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其他经济成分的作用；只知道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却不懂得需要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甚至把平均主义误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只知道社会主义经济是集中的计划经济，却忽视了市场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通过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来获得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先于新中国成立的其他东欧国家也纷纷采纳了苏联模式。苏联模式是当时世界上唯一可供选择和借鉴的社会主义模式。同时苏联模式的基本原则（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与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是大体符合的，与人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本来”式理解没有什么不同。因而苏联模式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效法的样板，成为毛泽东所要坚持的“原则性”。
还要看到，在1948年南斯拉夫事件发生后，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谴责南斯拉夫共产党的运动，批判“走自己的道路”，把一切独立自主倾向指责为“民族主义的幻想”，进行政治谴责，从而制造了强大的思想政治压力，以维护“苏联道路”的普遍意义。其后果是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使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受到扼制；为迷信苏联，为教条主义的盛行制造了极不正常的气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