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开辟了一条适合我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首先，为了引导农民走农业集体化的社会主义道路，在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下，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到1956年底，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到全国农户总数的93.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民占全部农户总数87.8％，从而实现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其次，对手工业，也采取了类似农业的形式，根据积极引导、稳定发展的方针，由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由小到大，由低到高，到1956年低，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人员达到全体手工业人员的91.7％，实现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坚持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而没有实践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到1956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私营商业户数的82。2％，分别纳入了公私合营或合作社的轨道，把原来落后、混乱、畸形发展、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引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经过三大改造，1956年同1952年相比，国营经济的比重由19.1％上升到32.2％，合作社经济由1.5％上升到53.4％，公私合营经济由0.7％上升到7.3％，个体经济由71.8％下降到7.1％，资本主义经济由6.9％下降到接近于零。前三种经济已达92.9％。在工业总产值中，社会主义工业由56％上升到67.5％，国家资本主义工业由26.9％上升到32.5％，资本主义工业由17.1％下降到接近于零。在商品零售额中，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商业由42.6％上升到68.3％，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和原来小私商组织的合作化商业由0.2％上升到27。5％，私营商业由57.2％下降到4.2％。这些数字说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国已经建立起来。总之，“一化三改”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在工业建设中取得了重大成就，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剥削制度消灭了，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再存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的艰难任务”、“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这个结论也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
“三改”中有没有缺点和偏差？有。“在一九五五年春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遗留了一些问题”⑥。这四“过”的缺点，不能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没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因为对于一部分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出现这些缺点和偏差，毋庸讳言，是党中央的失误，主要是毛泽东的失误，但不是方向性、路线性的失误，而是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进行前人没有进行过的开创性事业，社会变革又极其广泛深刻，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来讲，不可能完满无缺。何况在马恩著作里，对于公有制应是什么形式和内涵以及应该如何发展变化，并没有讲得一清二楚。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理想结合中国情况付诸实践，这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创举，哪能在实际行动中不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呢！尽管举世公认毛泽东有非凡的雄才大略和过人的远见卓识，毕竟有其历史局限性，有其不足和失察的一面。就毛泽东一生来看，虽然晚年犯了更大错误，但他的历史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不愧为中国历史上流芳千古的伟大英雄人物中的佼佼者。历史的发展是“长江后浪推前浪”，认识事物往往“雏凤清于老凤声”，但我们不能因此而骄傲。对一定时期的历史事件，不能用今人的眼光求全责备；对历史前贤，也不要在不了解历史背景的情况下随意指点、贬毁。那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正确的态度是邓小平为我们树立的光辉的榜样，他说：“三中全会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⑦。
三、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1978年到1990年，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全民所有制企业从77.6％下降到54.6％，1991年又进一步下降到52.9％；城乡集体所有制企业从22.4％上升到35.6％；城乡个体、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和混合的所有制企业，从无到有地已分别占到4.8％、0.6％、2.3％和2.9％。商业、交通运输业和建筑业也有类似变化。这种变化纠正了过去“左”的错误造成的盲目追求一大二公、越纯越好的，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所有制结构，转变为逐步适应我国多层次、不平衡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从而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改革开放事业和经济建设取得空前未有的巨大成就。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和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又进一步引起各方面对所有制问题的深入探讨，见仁见智，观点纷呈。可是，邓小平坚定地多次讲过，我们的改革，要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其他经济成份为补充，这对所有制问题的各种议论来讲，真是金石之言，落地有声。这作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毛泽东关于建立公有制经济的理论与实践相对照，并结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有制结构变化的实际来看，可以说既有拨乱反正，又有继承发展；在继承发展的基础上拨乱反正，拨乱反正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发展。所谓“拨乱”，就是纠正了毛泽东由于历史局限的一些错误提法，如毛泽东曾批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经济基础”⑧，这“唯一”两字就不大妥当，造成“三大改造”大大超越预想进程，带来大量遗留问题，不得不花很大力气予以纠正。所谓“反正”，就是回到过去正确的东西，把毛泽东曾经提出但没有办或者没有办好的事情办起来。如毛泽东过去就主张，建国后相当长时期内是允许私人经济存在的，但并没有这样办。1956年底，毛泽东也曾有过我们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些资本主义的谈话，意思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还可以允许资本家投资办厂。这在当时，只是一个思想火花，并没有形成决策。而邓小平的理论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正好同毛泽东过去的正确主张和这个思想火花相吻合，也可以说是对毛泽东过去的正确主张和这个思想火花的反正。拨乱反正不是全面否定社会主义改造，正是为了巩固和发展过去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而进行的。所谓“继承发展”，这要结合党的十四大根据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来讲，在所有制问题上，主要有三个问题：
1.所有制问题是同社会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要继承发展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就应以公有制为主体。同时，为了更好地适应我国现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还应相应地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使它们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补充部分。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应在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其他经济成份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换句话说，要不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就是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是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分水岭。这里讲的公有制，是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是国有经济和城乡集体经济共同协调发展，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人为地拔苗助长。所谓“主体”，就是公有制经济在各种经济成份中要占一定的优势：从全国来讲，不仅公有制经济的总的比重要占得大一些（各地区、各行业可以有所不同），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命脉，一些基础产业也应大部分是公有制。随着改革深入，各种股份制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将大量涌现，一般来讲，越是支柱产业、基础设施，公有股所占比重将会越大。不能把股份制和公有制对立起来，好像搞了股份制就没有了公有制或者就不要公有制。强调“主体”，不是要忽视“补充”，近几年，非公有制经济虽有发展，但目前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仍然很小，还要大力鼓励它们发展，并不断完善对其管理的法规。“主体”与“补充”不能含糊，不能颠倒，那些露骨地或隐晦地主张全面私有化的论调是极其有害的，是与国际上妄想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势力相呼应的，我们任何时候都要警惕和防止，不能让它们干扰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2.我国的国有企业，是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几十年艰苦奋斗创立的基业，是社会主义制度赖以建立、巩固和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脊梁。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首要中心环节就是要通过改革，转换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经营机制，把企业推向市场，增强它们的活力，提高它们的素质，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并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建立起来，关键取决于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能否真正转变机制，搞好搞活。道理很简单，如果国有企业都搞不好，还谈得上坚持什么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经营机制都不能转变，还谈得上建立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以，这是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关键所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石。10多年改革实践告诉我们，完成这项前所未有的任务，难度是相当大的，但不能认为过去在旧体制下的种种弊端是国有企业的瘤疾而丧失信心。好在我们已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贯彻《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也初见成效。当前，尤其要在理顺产权关系上狠下功夫，逐步改变名为国有，实则多头管理与无人负责并存的状况，改变国有企业一定是国营（实际是各级政府部门经营）的状况，发展包括承包制、股份制、租赁制等多种经营和管理的实现形式。同时，加快培育市场，理顺价格关系，深化分配制度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这一系列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改革，必将大大促进国有企业转换机制，在市场经济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3.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要求国有企业、城乡集体企业和其他企业都进入市场，通过平等竞争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并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所谓“都进入市场”，不是这种所有制企业进入市场，另一种所有制企业不进入市场。不难设想，那是不可能建立起完整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法规的；只有所有企业都进入市场，才能在平等竞争中，逐渐改变长期存在的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状况，克服重复布点、盲目发展的“小而全”顽症。所谓“要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并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是因为这些年所有制结构虽有变化，不少国有企业也还困难不少，效益不高，但国有企业毕竟仍掌握着国民经济的命脉，仍是基础产品生产的主要阵地，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源泉，技术进步的主要力量和宏观调控的主要依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其他所有制企业不可能取代的。我们纪念毛泽东，缅怀他的历史功绩，要继续学习他的著作，让毛泽东思想世世代代传下去。要永远铭记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全国人民打下的社会主义江山，开创的社会主义基业，是来之不易的，要珍惜，要继住开来，发扬光大，这就必须以实际行动不折不扣地、全面正确地贯彻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十四大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排除干扰，克服阻力，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基础上，建立起崭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作者单位：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 ，第678页。②③《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91—892页，第1058页。④《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0—1433页。⑤⑧《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04页，第705页。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⑦《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64页。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论探索
栾雪飞 田克勤
怎样从我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长期落后的农业大国特点出发，寻找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对此进行了艰辛的理论探索，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论。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这一理论，对于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深入理解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毛泽东提出在中国实现工业化，用先进的生产手段改造和装备工业及整个国民经济，使国家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这一任务，不仅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而且也反映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必然要求。
（一）实现工业化，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
毛泽东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①这一任务的提出，并不是偶然的。实现中国工业化，这本是近代资产阶级应该完成的历史使命。然而，由于其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受帝国主义的控制，内受封建主义的压迫，加之其自身的阶级局限性，这就决定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如同没有能力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胜利一样，同样也没有能力担负起领导实现中国工业化的重任。这样，在中国实现工业化这一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
毛泽东适应这一时代要求，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开始了他的伟大探索。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就明确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我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②因为如不这样做，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就无巩固的国防，就无雄厚的经济基础，就无人民的幸福，就无国家的富强。旧中国用血的事实告诉我们，要使我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因落后而挨打，就必须使国家工业化。据此，1949年3月5日，即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再次强调了关于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问题。他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毛泽东遵循历史发展规律，对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不懈追求，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二）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
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在基础差、起点低的情况下起步的。新中国建立之初，在政治上无产阶级新生政权刚刚成立，经济上现代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钢产量只有15.8万吨，煤只有320万吨，发电量只有43亿度。虽然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到1952年工业生产已恢复到解放前最高水平，但生产水平仍然很低，工农业总产值仅827亿元，现代工业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8％，钢产量仅135万吨，棉布每人平均仅约9米，至于汽车、飞机、拖拉机、机车车辆、重型和精密机械工业，以及国防工业，则完全没有。加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禁运和封锁，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还与我们实际上处于军事对峙状态。面对上述状况，不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不仅无法建立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广大劳动人民不能摆脱贫困状态，而且也无法巩固人民政权、抵御帝国主义侵略。为此，毛泽东于1952年下半年，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明确提出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三）要将社会主义的中国，建成一个具有高度工业现代化程度的国家
在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起步之后，1954年9月，毛泽东及时提出：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化程度的伟大国家的任务。后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文章中，又进一步提出：我们一定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59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除了要求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之外，还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是毛泽东四个现代化思想的第一次完整表述。与此同时，毛泽东还讲到要全面实现这一任务，需要100多年时间，并且要分两步进行。毛泽东关于要用长时期，分阶段，有步骤地实现包括工业现代化在内的四个现代化的思想的提出，是完全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趋向的，是他的中国工业化思想演进的最高阶段。毛泽东这一宝贵思想，至今也不失其指导作用。
（四）借鉴苏联经验，开创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在中国究竟怎样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这对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说，的确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毛泽东坚持了他一贯倡导走自己的路这一思想，在借鉴苏联经验的同时，开创本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就当时世界范围来看，主要有两种工业化类型供参考：一是欧美式（即传统型）。无论是工业化最早的英国还是后起的美国和日本，都无例外的从轻工业开始，经过一段时间，重工业才迅速地发展起来，并代替了轻工业的主导地位；二是苏联式（即追赶型）。它是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依靠集中体制具有的高资金和资源动员能力，实行高积累、高投资，优先发展重工业来实现工业化。战后，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道路上，基本上是采取了追赶型的战略。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的情况下，搞社会主义工业化，学习苏联的经验，沿用苏联的一些做法，是必要的，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其理由：从国内环境看，重工业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为它集中了一切科学技术成就，同时又是为其他工业部门提供技术装备的部门。而我国重工业情况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④可见，只有优先发展重工业，才能使轻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获得改造和发展的技术装备，从而为独立自主的工业基础创造条件。从国际环境看，我们的工业化环境和苏联工业化时期的国际环境差不多。新中国建立后，受到了帝国主义的包围和侵略威胁。因此，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这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就注意了发展重工业。
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从1953年开始的。“一五”期间，总的看，执行情况是好的，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奠定了基础。但由于我们当时缺乏经验，曾一度出现盲目照搬的不良倾向，因此，也暴露一些苏联那样的弊病。毛泽东对此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总结，概括起来主要是：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更忽视农业；片面强调增加积累，忽视群众消费和群众利益，尤其是农民的利益；忽视运用经济杠杆的作用等等。毛泽东正是在审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中的问题和对苏联传统模式进行批判性的分析中，才初步形成了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做法。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论述了发展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辩证关系，同时提出了发展重工业的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他认为，从长远观点来看，“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的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⑤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对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做了明确阐述，他指出：“这里讲的工业化道路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⑥1959年，毛泽东再次提出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思想。此后，毛泽东进一步将农、轻、重关系概括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毛泽东这一系列论述，从指导思想上正确地解决了我国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之间的本质内在联系。这些正确的结论，尽管在实际工作中没有得到认真贯彻，但在世界工业化历史上却是一个重大突破，对探索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工业化的不同模式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是对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二
毛泽东在对社会主义工业化进行理论探索过程中，一方面注意学习、借鉴苏联的经验，吸取对我国有用的东西；另一方面对苏联的经验，既不完全照搬照抄，盲目服从，又注重从本国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有自己的思考和创新，从而提出了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主要是：
（一）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和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要和农业合作化同步进行
毛泽东从1952年下半年开始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就明确指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中，中国人民面临着两项互为条件的任务，即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是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的必要保证。因为只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才能吸引、改组和代替资本主义工商业；才能用新的技术改造个体农业和手工业；才能迅速地发展生产，积累资金，培养和造就社会主义建设人才，从而为社会主义在我国的胜利准备经济、政治、文化等前提条件。社会主义改造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他认为，只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才能改变私有制，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否则，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不仅得不到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农业、手工业的大力支持，而且还会同社会主义工业化发生种种矛盾，以至于对社会主义整个建设事业产生消极和破坏影响。
毛泽东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离不开农业合作化孤立地去开展。这是毛泽东建立在对中国国情正确分析基础上得出的又一重要结论。这是因为，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生产的水平还很低，而国家对这些物资的需求却在逐步增加，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实主要农作物产量低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同社会主义工业化密切相关的重工业，如拖拉机、农业机器、化学肥料、农用煤油和电力等等，在发展上也会遇到种种困难。因此，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上述农业机械、农业生产资料以及部分能源等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大量被使用。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强调一方面，减弱另方面。”⑦苏联在工业化的资金来源和手段上，采取的是剥夺剥夺者的政策，即对资产阶级和富农用暴力没收、驱逐、甚至肉体上消灭的手段来实现积累。对广大农民用征收“超额税”或“贡税”的办法，来加快其工业化速度的。“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⑧在中国对资产阶级则是实行和平赎买，由限制富农到逐步消灭富农经济而实行积累的。这既减少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阻力，又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既保证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同其他行业的协调发展，又避免了出现经济震荡和经济危机。这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是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又一重要贡献和发展。
（二）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
毛泽东在反复论述发展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辩证关系的同时，还一再强调按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并进一步将农、轻、重的关系概括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认为必须合理安排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关系。不能照搬照抄苏联的做法，把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战略绝对化，从而忽视农业和轻工业。苏联在十月革命后，在当时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口号是正确的，是符合苏联当时社会经济条件的，也是符合马克思关于生产资料应优先增长的观点的，在实践中也取得了显著成绩。问题在于，苏联后来把这一思想加以绝对化，片面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致使人民必需的日用消费品非常奇缺。
我们吸取了苏联的教训，在发展重工业生产的同时，注意抓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也在相当程度上丰富了人民的日用商品，同时物价和货币也是稳定的。“一五”期间，我们比较重视农业的作用，也比较注重农、轻、重的协调发展。这一时期，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农业总产值4.5％，轻工业总产值12.9％，重工业总产值25.4％。这种情况说明“一五”时期重工业发展很快，是完全必要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也不慢，基本上保证了人民生活消费品的需要，又为重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因此，这一时期农、轻、重比例关系是基本协调的。
毛泽东讲的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其含义是：国家制定计划时，必须首先安排农业的发展，在分配资金、物资和劳动力时，也应首先安排农业，再安排保证市场供应的轻工业，然后再根据农业、轻工业的情况，安排重工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同样，在安排重工业同时，又要首先安排好同农业、轻工业有关的机器、化肥、农药、建筑、材料、燃料动力、运输工具等生产资料的生产，重工业是为农业、轻工业以及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生产资料的，发展重工业的目的，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而井非是为发展重工业而发展重工业。
按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将农业、轻工业放在重工业之前，丝毫不意味着重工业就不优先发展。毛泽东认为重工业仍然是为主的。他指出：“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⑨这样，可以保证农业、轻工业发展的资金、物资、动力不再被挤掉。
毛泽东对农、轻、重关系所作的科学分析，不仅正确地解决了苏联所没有解决好的发展重工业与发展农业、轻工业的关系问题，而且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的理论。
（三）合理调整工业布局，建立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
这是毛泽东在对社会主义工业化进行理论探索时，强调的又一非常重要的问题。谈到工业布局问题，除了要考虑资源、市场和交通条件外，还要考虑沿海与内地的关系。我国的工业布局过去多集中在沿海，据1952年统计，我国沿海各省市工业产值，大体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70％左右，内地占30％左右，钢铁工业约有80％分布在沿海，特别集中的是辽宁的鞍山。而铁矿资源非常丰富的内蒙古、西南、西北和华中，当时钢铁工业基础都很薄弱。纺织工业80％的纱锭和90％的布机分布在沿海，其中主要部分又集中在上海、天津、青岛等少数几个工业城市，而在各主要产棉区，近代化的纺织工业却很少。这种不合理的工业布局，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反映，是历史造成的极不平衡状态。
针对上述不合理的工业布局，毛泽东指出：“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他还把这一问题提到“对于发展内地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的高度来强调⑩。根据毛泽东这一指导思想，党和国家将“一五”期间的建设项目，特别是苏联援建的项目，多配置在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建工业这样做的布局，主要考虑三个因素：（1）资源利用。钢铁厂、有色金属冶炼厂、化工企业，主要摆在矿产资源丰富或能源供应充足的地区；机械加工企业，主要摆在原材料生产基地的附近。如，在建设鞍山钢铁公司的同时，把一大批机械加工企业摆在了东北地区。长春汽车城，沈阳飞机城，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加工基地，就是按上述精神安排的。（2）改变落后地区经济面貌。在落后地区摆一些项目，可以带动那里的工业、交通运输、商业、服务业和城市建设的发展，也便于城镇人口就业。（3）军事上的需要。在开始编制“一五”计划时，当时朝鲜战争还未结束，蒋介石集团叫嚣反攻大陆，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把新的工业企业放在后方地区。特别是国防工业，除有些造船厂必须摆在海边外，其他都没有摆到沿海地区。
毛泽东提出加强内地工业同时，还指出：“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者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11）如果只是在内地布点设厂，忽视加强沿海工业基地的建设，就会与预期的愿望不合，甚至适得其反，拖延我们工业化的速度。在毛泽东这些正确理论指导下，“一五”期间的工业布局是合理的。主要表现在基本建设投资的分配发生了变化，1957年内地所占比重上升为49.7％，沿海地区则下降为41.6％，内地工业随着国家投资比重的提高有了很大发展，沿海地区的投资虽在下降，但其工业在国民经济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以上比较合理的工业布局，有利于逐步建立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其主要标志是：自力更生为主，工业门类基本齐全，一方面能够生产各种主要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基本上能够满足扩大再生产的需要，能够满足人民生活水平需要的各种消费品。另方面在高科技领域越来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情况表明，社会主义工业化不仅有了初步基础，而且在一些方面已经现代化了。
（四）实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学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
关于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毛泽东主要强调了五点：
一是要勇于放下架子。毛泽东说：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
二是要学习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毛泽东强调：“对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是发扬和创造本民族的东西，毛泽东指出：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书。但这并不等于中国人写的东西要象翻译的一样，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学习外国的东西，是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的独特的新东西。这样道理才讲得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
四是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学。在谈到学习外国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时，毛泽东强调了一个学习原则，即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批评了有些人对待外国科学、技术和文化的不正确态度，指出：对待外国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我们不要搞教条主义，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五是要吸引和利用外资。早在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就表示，民主革命胜利后，“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也谈到吸引外资的问题。他说，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于中国经济的条件之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1949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又进一步阐述了同外国人做生意问题。他指出，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毛泽东关于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吸引和利用外资的思想不仅是很明确的，而且是一贯的。遗憾的是，这些可贵的思想在实践中没有得到贯彻。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从客观上说，当时的国际大气候不允许，帝国主义在封锁我们。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12）第二，从主观上看，当时的对外经济交往，还仅限于易货贸易，物物交换，对于吸引外国资金，缺乏必要的认识。同时，后来在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的干扰，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所进行的理论探索，突破了苏联工业化的模式，为走出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初步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虽然由于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的影响，有些好的想法在实践中也未能贯彻始终，但是，我们不应苛求前人。毛泽东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先驱者，他的探索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是不应低估的。
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十分重视和珍惜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论探索，并结合新的历史条件，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重要思想，对怎样实现包括工业现代化在内的整个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
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关于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走出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他指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中国的特点是：“十亿多人口，八亿在农村，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化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同时存在。一部分比较发达的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存在。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普遍的科技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还占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状况，同时存在。”（13）这就决定了我们所要进行的包括工业现代化任务在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我们过去进行的革命一样，仍然必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重要思想，他强调，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重要”（14）；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关于学习外国的思想，他提出要打破过去长期闭关自守的状态，把我国的经济建设与世界经济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坚定不移地实行全方位的开放政策；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关于农业是基础的思想，他强调，一定要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工业支援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是工业的重大任务”，“工业越要发展，越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15），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下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城市搞的再漂亮，也是不行的；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也要现代化的重要思想，把科学技术现代化作为实现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关键，把科技教育提到战略地位。
邓小平结合中国现代化实际，发展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的思想。他把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所要解决的历史课题，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的阶段，在这一历史阶段中，我国的经济建设，肩负着既要着重推进传统产业革命，又要迎头赶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双重任务，完成这个任务，必须经过长期的有步骤分阶段的努力奋斗，这就搞清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方位，指明了中国工业化的基本方向；他提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只有经过改革，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任务的完成；他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实行对外开放，在沿海一些地方兴办经济特区，在一些沿海城市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不断扩大开放的领域。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使之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形成了从“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逐步推进的开放格局；邓小平倡导，在农村全面实施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改变农村长期单一经营的产业结构，走出了一条农工商综合发展、城乡并举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路子；他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高度，强调现代化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最主要的是靠科学技术的力量，正确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正确认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对于迅速发展我们的科学事业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