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紧密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对中国工业化的探索和实践，以新的经验和理论，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论。认真研究邓小平对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卓越贡献，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探索的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而且有助于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注释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 ，第1081页。③《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7页。④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292页。⑤⑥⑧⑩（1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22—723页，第796页，第727—728页，第724页，第724页。⑦《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82页。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9页。（12）（13）（14）（15）《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22页，第372页，第125—126页，第28，29页。
毛泽东的独特视角：“农业就是工业”
马泉山
50年代中期，毛泽东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工业发展道路，倾注了很大精力；他提出的“农业就是工业”的思想，为中国工业化道路确立了重要思想基础，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本文谈谈个人学习体会，以纪念他的百岁诞辰。
问题的提出
以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为发端的人类经济社会工业化过程，已有200多年，迄今仍在继续。这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手工生产向机械化生产的转变，是每个民族或迟或早都必然要经历的过程。现今欧美发达国家业已经历的工业化，是一条伴生对外抢掠殖民地、对内剥夺农民的血与火的漫长道路。早期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在一种新的历史环境中启动工业化，强调从发展重工业开始，依靠内部积累，实施重工业超常增长战略，尝试走一条不同的道路。斯大林认为不再受奴役的苏联人民有能力积累这笔巨额资金，也无须利用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政策而侵害农业利益。他期望以重工业投资的叠加效应换取工业化时间的节约，进而赢得生存空间。不论斯大林的逻辑可能有怎样合理的解释，他的这种发展政策同他的初衷大相径庭，重工业过度投资诱导他依旧走上被他自己否定的道路。苏联人民特别是苏联农民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新中国工业化起步阶段，设想效法苏联可能走捷径，但是不久便发现此路不通。较早疑问的当推毛泽东。50年代中期，他曾把目光从社会革命方面移向经济建设，拨冗研究怎样加快发展。历史经验与现实思考的撞击，促使毛泽东形成“以苏为鉴”的理性认识，提出必须正确处理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的发展关系问题，走独辟蹊径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从50年代初提“学习苏联”到“以苏为鉴”，其间包括怎样丰富的历史内涵啊！
1956年4月，在扩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向与会者说：“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是对的，但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①。
毛泽东痛感苏联按斯大林的理论搞工业化不成功，为了发展重工业把农民挖得很苦，以致于粮食生产长期达不到沙皇时代的最高水平。在这一点上中国不象有些国家亦步亦趋，中国一般重视农业、轻工业，农业初级合作化没有出现大量减产的情况，反而增加了生产，轻工业投资也比苏联多，苏联重、轻工业投资比例为九比一，中国八比一，中国市场供应远比苏联好。虽然如此，毛泽东还是认为需要适当调整农、轻、重工业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他说，这样做“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②1957年1月，他在一次讲话里又一次强调发展农业对于加快工业化进程的极端重要性，号召大家重视农业，工业部门要面向农业。他在这次讲话里提出了“农业就是工业”的奇特命题③。
同年2月，他在另一次讲话里把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发展关系问题概括为中国工业化道路的主要内容。他说：“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
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他提出：中国是大农业国，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
④毛泽东计算，苏联从年产400万吨钢发展到1800万吨用21年时间，中国如果用同样时间达到这样的水平就将比它快，因为中国原来钢的年产量不到100万吨，起点比它低。他认为这是可能的，办法就是不要像苏联那样对农民“竭泽而渔”，而是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奇特的经济学命题
支持毛泽东作出“农业就是工业”的判断不仅在于中国是大农业国，也不仅鉴于斯大林的教训；毛泽东研究了更多的材料，至少他研究了美国的经验。在他看来，美国资本主义所以发展快，得益于没有封建主义，有利于农业发展，有利于工业获得充裕资源和广阔市场。英伦三岛和旧欧洲大陆都曾经受封建主义羁绊，城乡资源流动困难，农业的调蔽更成为发展近代工业的障碍。这里的资本主义比北美发育早，但美国后来居上。农业转化为工业的事实近现代经济史随处可见。
马克思研究再生产的前提之一，把社会总资本从实物形态上区分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揭示二者协调发展才能顺利实现物质转换（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通常被认为近似反映这种关系）。列宁在引入技术进步因素后认为“那一定是生产资料比消费品增长得快”⑤。斯大林肯定社会主义在扩大再生产下同样存在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占优先地位的原理⑥。他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及相应实施重工业超常增长政策也因此获得支持。社会主义究竟存不存在这一经济规律，今人已有异议。这是一个可以继续讨论的问题，这里要说的是：毛泽东不落窠臼，从另一视角提出问题。他说：“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此”
⑦毛泽东的论据是：农业关系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商品的农产品发展了，才能供应工业人口的需要，才能发展工业；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和销售产品的重要市场。只有农业发展了，轻工业生产才能得到足够的原料，轻工业产品才能得到广阔的市场；农业又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化学肥料、农业机械等将以农村为销售对象，电力、煤炭、石油等行业的很大一部分产品也将销往农村，公共设施中的一部分必须供应农村需要，如此等等；现在出口物资主要是农产品，农产品变成外汇，就可以进口各种工业设备；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农业发展起来了，就可以为发展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
毛泽东于是得出结论：在一定意义上农业就是工业。
这是前人不曾提出的命题，具有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在社会生产两大主要部门中毛泽东对于农业作为工业母体作用的强调一扫传统看法，把中国农民在建设时期的作用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深信几亿农民不仅是工业化的忠实支持者，而且是积极参与者；农业不仅支撑工业，而且孕育着工业，转化为工业。随后，在毛泽东热情倡导下破土而出的农村工业，进一步把中国农民推向工业化的前台，农业向工业的转化变得更加便捷，更为直接。尽管在后来的岁月它曾经有怎样的艰难，今天它终于成长为参天大树而更加充实了“农业就是工业”这一命题的内容。
“农业就是工业”的命题对于轻、重工业部门又有不同情况。农业与轻工业联系密切而且直接，与重工业并不都直接联系，许多情况下须以轻工业为中介。轻工业直接消费农业的很大一部分产品，甚至重工业由农业供给的消费资料及某些农产品原料也需要经过轻工业部门加工制作，以致于轻工业的一部分可以看作农业生产过程的延伸。轻工业产品中一大部分，则必须返销农村供农民消费，供给重工业的产品则是为交换所需机器设备及其他工业原材料以便彼此能够继续生产。轻工业在农业与重工业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农业就是工业”的命题内含轻工业的特殊作用。毛泽东把中国工业化道路归结为主要指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的发展关系问题，真想快一些发展重工业必须同时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是很有道理的。
毛泽东根据经济史经验概括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他深思孰虑的选择是实行后一种办法比较有利。他说：“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帐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⑧这是战略家的目光。前一种办法从一个较短时期观察，也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斯大林的工业化实践曾经有过这种效应；但进一步观察则是潜伏着它的反面。农业轻工业的严重滞后到头来又会使重工业的发展速度掉下来。所以毛泽东说几十年后算总帐划不来，而且基础不稳固，将贻害无穷。看来，这个饱含丰富经济政治内容的辩证法包括斯大林在内的许多社会主义实践家没有注意到，他们更不可能料到今天结出的苦果。历史的悲剧验证了毛泽东论断的科学性。
欲取先予的政策取向
毛泽东富于个性的工业化理论，决定了欲取先予的政策取向，显示与传统思想相悖的逆向思考。
例一：保证两个积累。
毛泽东摈弃斯大林“竭泽而渔”的农业政策，区分农民为国家工业化的积累和为农业自身的积累，实行保证两个积累而不是只有前一个积累的政策。他说：“农业本身的积累和国家从农业取得的积累，在合作社收入中究竟各占多大比例为好？请大家研究，议出一个适当的比例来。其目的，就是要使农业能够扩大再生产，使它作为工业的市场更大，作为积累的来源更多。先让农业本身积累多，然后才能为工业积累更多。只为工业积累，农业本身积累得太少或者没有积累，竭泽而渔，对于工业的发展反而不利。”⑨苏联的办法只要前一个积累。从1933年到1957年的长时期国家对农业产品一方面高征购，另一方面低价格，把农业生产总值的40％以上聚敛自己手里支持发展重工业，农民不堪重负，既无兴趣也无能力扩大再生产，甚至难以维持简单再生产。有一个材料说，1933年以前的农产品征购政策几乎把农民生产的产品全部拿走，在卢布购买力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贬值20％的情况下，付给农民的粮价竟然比那时低两倍。农民为此反抗的结果，造成1932—1933年冬季大饥荒⑩。后来虽有调整，却未能改变损农伤农的基本格局。毛泽东讽喻说：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那有这样的道理！
经济史表明：从农业部门获得积累几乎是工业化国家曾经普遍实行的政策。美国自1810年工业化起步至1890年工业份额在工农业结构中占居优势地位止，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长达80年左右。日本国上述过程持续40年左右。此后，出现工业积累向农业回流，进入以工养（补）农时期（11）。
进一步研究显示：即使排除工业化时期人为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政策，由于工业部门显著优越于农业部门的经济技术条件也会导致农业利益向工业的流失。历史地看，这并不完全是坏事。第一，它有利于工业基础的建立；第二，它客观上将推动本部门向近现代化的转变。问题在于通过怎样的政策实现对这一过程的控制，使保持在农业可承受的限度。
新中国建立后视政治经济状况有步骤地适当缩小工农业产品比价差，调节工农利益，协调城乡发展。1956年匡算，国家从农业征税约为农业总产值8％，从工农业产品比价差中取得的部分不超过12％，合计大约20％，不及苏联（45％）的一半。旧中国工农业产品比价差最小的时期为1930—1936年，此后逐渐扩大，1949年达到最高峰。新中国建立的第二年即1950年时的工农业产品比价差比1930—1936年仍高出34.4％，到1958年二者缩小了38％，已低于那时（12），与此同时，农业得到恢复并有较大发展。即使如此，农业发展滞后仍使毛泽东不安。1956年同1952年相比，重工业增长162.3％，轻工业增长104.9％，农业增长20.5％。粮棉等主要农产品由于供求缺口过大已实行统购统销，其他农副业产品和以农业为原料的轻纺工业产品也日益短缺。要多发展农业除适当增加国家投入，主要依靠农业自身积累。先让农业积累多然后才能为工业积累更多。“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办工业下明白这个道理，取之无度，工业也难以为继。
毛泽东提出：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计算成本，进行经济核算；要研究价格政策，利用价值法则发展商品粮生产，虽然并不是提倡就普遍涨价，但是要研究这个问题。如果生产谷物没有利润，卖粮食不赚钱，不会有人干。
当时，也有较为偏激的意见，不对城乡和工农的现实差别作具体分析，离开发展生产单纯要国家拿钱改善农民生活，毛泽东认为也不可取。他坚持农业自身的积累和为工业化的积累都有必要，都应该保证。究竟二者比例如何，他期待积累经验，也希望经济部门研究。
例二：兼顾积累和消费。
同斯大林抑制消费的高积累政策不同，毛泽东重视消费的作用，主张实行兼顾积累和消费的分配政策，以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协调发展。
马克思研究再生产的又一前提，将社会总资本从价值形态上区分为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三部分，即c＋v＋m。两大部类的交换实际是I（v＋m）同IIc的互换。只有在它们相等的情况下，才可能既顺利实现物质转换又得到充分价值补偿，以便再生产在原有规模上得以继续进行下去。马克思把公式I（v＋m）＝IIc视为再生产理论的基础原理是非常正确的，扩大再生产归根到底也不能违背它，否则迟早会受到惩罚。
资本主义在它的发展中经常依靠牺牲人民消费多积累，以扩大生产特别是扩大生产资料的生产，而且在一定限度内也确实收到成效。列宁曾观察到这一现象，指出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扩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不依赖”个人消费的增长，而更多地靠生产消费（13）。但他同时又认为“只有用这条规律才能够说明资本主义的一个最深刻的矛盾：国民财富增长得异常迅速，而人民消费却增长（如果增长的话）得极其缓慢”（14）。这也正是资本主义曾经反复出现另一经济现象——生产过剩危机的原因。列宁在讲到上述问题时，理所当然地持谨慎态度，加了限制词语。斯大林在选择有限的历史空间要人民束紧腰带建立苏联工业化基础的做法，尽管可以被解释为对上述规律的某种应用，他也仍然不能避免承受生产与需要严重脱节的灾难性后果。据统计，苏联在1917—1950年间甲类工业（生产资料）增长39倍，乙类工业（消费资料）增长9.2倍，农业仅增长1.8倍（15），近乎停滞，其中粮食、马匹、猪、牛、羊的产量比1917年以前的水平反而下降（16）。苏联食品供应长期不足，日用消费品极为馈乏，而且品种单调，款式陈旧，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人民积怨甚多。东欧一些国家照搬苏联做法严重破坏本国经济平衡，以致引发社会政治危机。毛泽东严重注意到这一事实，警告中国不能这样做，中国的方针是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统筹兼顾。
毛泽东确立的原则是：一方面提倡长期艰苦奋斗，使国家有积累；另一方面又一定要关心群众痛痒，在发展生产基础上使人民生活逐年有所改善。例如随经济发展适当调整工人工资；在正常年景下多数农民能增加收入，不能增加的尽量不使减少，即使减少的也要及早想办法，等等，总之，使人民在增加生产中得到好处，从国家发展中看到希望，从而把国家建设当做自己的事业。
例三：先安排轻工业农业再安排重工业。
这是毛泽东提出的一项重要原则。它的提出首先是针对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
1956年由于建设规模过大挤了当年生产，市场供应较为紧张，人民生活诸多不便。为防止以后再出现类似问题，寻找制约建设规模的办法成为经济工作关注的目标。毛泽东在听取各种意见的同时，继续自己的思考，认为沿用苏联那种先安排重工业再安排轻工业、农业的办法可能是问题所在，应该把它颠倒过来，先安排轻工业和农业，再安排重工业。他以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例，说那个安排就是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和农业放在其次，是“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就是说，给轻工业和农业多少钱和物要看保重工业以后有没有剩余和剩余多少，轻工业和农业的需要当然不容易保证。所以，他提出今后要采取另一种方法，先搞轻工业和农业，行有余力再搞重工业。他解释先搞轻工业、农业，是指首先保证它必须的最低限度的需要，在整个投资中重工业仍是居多数，即使把重、轻工业的投资比例调整到七比一甚至六比一，重工业也还是多数，就是说，轻工业和农业也并不是可以下受制约。但是，按毛泽东颠倒过来的办法安排国民经济，轻工业和农业才可能不被挤掉，人民消费才有保证。
在一个时期里，先安排轻工业和农业再安排重工业及后来发展力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的原则，曾被局限在计划程序的范围，未能穷毛泽东的深意。这也许是由于毛泽东仍旧使用的几种提法容易造成错觉的缘故。例如他在谈到重工业时继续说它仍然是建设的“重点”或“中心”，“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等等。然而，究其实，“但”字文章已改变了传统提法的内容，他真正强调的是重工业与整个工业对于农业的依存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17）他独树一帜的方针是“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
（18）。所谓重工业仍然是“重点”或“中心”余留的意义，如他本人所说主要是指重工业在整个投资比例中也还是“多数”，并不因为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有所改变。从总体观察，重工业“还是为主，还是投资的重点”（19）。毛泽东强调今后要更加重视农业。中国独特的国情，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及农业本身特点衍生的特殊要求，使毛泽东有足够的理由这样提出问题。建国后，他一向直接过问农业，各级领导也都以足够大的精力抓农业，农业在事实上成为工作重点之一。50年代中期，毛泽东进一步把农业提到关系工业化速度快慢的突出位置，唤起人们把注重发展重工业的热情首先用在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上，不能不说是哲人的卓识远见。
总结新经验、发展新认识
毛泽东一生重视农民间题，他关于农业就是工业的思想深深根植干中国的土壤。令人惋借的是，他的晚年又将目光从经济建设移开而未能继续这一探索，已有的思想也由于中国发展的重大曲折而未能很好贯彻。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走改革开放道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把经济搞上去，并首先从农村做起，振兴农业，进而推动城市改革，带动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振兴。几年功夫，成效大见。1984年农业总产值比1978年翻了一番，粮食产量由30477万吨增加到40731万吨，平均每年增加1709万吨，增幅之大前所未有。据抽样调查，农民人均纯收入1985年比1978年增长197.6％，增加额为264元；农民支出中用于生活消费部分增长173.5％，增加额为201.36元，也属空前（20）。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农民购买力的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果然刺激了工业与城市经济。以1983年为基期，1983年工业总产值增长182％，平均每年增长23％；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42.18％，平均每年增长19.9％（21）。农业与工业、乡村与城市良性互动，极富生机。毛泽东关于“农业就是工业”的思想在改革开放中得到很好地贯彻，获得具有说服力的证明。
改革开放也发展了“农业就是工业”的思想，拓宽了工业发展的道路。中国工业在充分利用国内资源的同时，更加重视利用国外资源；在继续开拓国内市场的同时，更加积极地走向国际市场，全方位参加世界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工业化与现代化步伐明显加快。据统计：1979—1992年实际利用外资累计达到988.3亿美元，1992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由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加到1656.1亿美元，其中出口由97.5亿美元增加到850亿美元，进口由108.9亿美元增加到806.1亿美元。同一时期国民生产总值增长569.9％，平均每年增长14.5％（22）。中国被国际社会公认为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改革开放正以自己的成就证明：这是一条加快发展的道路。
但是，农业对于工业发展的重要性并不因此降低。“农业就是工业”的命题仍具强烈现实感。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农村将愈来愈以其丰富的资源与广阔的市场而具备长久开发利用前景。国际资本看好中国市场
固然首先属意于2亿人口的城镇市场，其更大的目标则是发现了9亿人口的农村市场的潜在价值，而且城镇市场本身也将在极大程度上依赖农村市场。农村资源向城市的再配置将是漫长的，农村市场将长期是构建国内市场的主体。1984—1988年工业大发展是这一事实的正面说明，近年许多工业产品滞销现象则是其反面说明。在改革开放条件下，重视并善于利用包括农村资源在内的国内与国外两种资源，重视并善于利有以农村市场为主体的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研究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转换规律，学会驾驭的本领，是有待今后解决的新课题。继续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发展新认识，加快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将是今人对伟人毛泽东的最好纪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注释
①②④⑦⑧《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0页、741页，第722页，第796、797页，第722页，第722—723页，第721页，第796页，第722页。③⑨毛译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⑤《列宁全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第2版，第64页。（以下该版引文只注明《全集》页码。）⑥《斯大林文选》（下），人民出版社1962年8月第1版，第636页。⑩张一凡：《苏联的计划配给》，中华书局1947年7月初版，第99页。李微、冯海发：《农业剩余与工业化的资本积累》，《中国农村经济》1993年第3期。严瑞珍、龚道广、周志祥、毕宝德：《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对策》，《经济研究》1990年第2期。《列宁全集》第3卷，第36页。《列宁全集》第4卷，第65页。苏联部长会议中央统计局：《苏联国民经济六十年》，三联书店1979年8月第1版，第6页。王金存：《苏联经济的调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1年版，第13页。分别据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3）》（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年版）第335、364、312、315、57、31、647、
论毛泽东重视和发展农业的思想
黎青平
一
毛泽东历来重视农业生产。早在1934年，他曾提出要把农业生产放在根据地“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①建国以后，从我国实际出发，毛泽东提出井确立我国经济建设的方针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但耐人寻味的是，毛泽东自己却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上。1959年他曾这样说：“搞建设我们没有经验，我和各省第一书记都是去年下半年才开始抓，以前主要抓农业，没有抓工业。”②为了不使农业因优先发展重工业受到影响，他还在1956年提出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的思想。建国初期，我国农业发展迅速，与毛泽东如此重视农业不无关系。1953年下半年，鉴于农业生产的飞跃发展对工业的越来越大的压力，还鉴于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方面已经有了比较稳固的基础和比较成熟的经验，毛泽东开始把注意力由农业转向工业，并要求各级领导工作重心都要“适时地从农业和农村工作方面转到工业建设方面来”③，特别是第一书记“要编到工业方面”④。但这不等于说毛泽东这时已不重视农业了，相反，他一再提醒不能因为抓工业，抓钢铁而丢掉了农业。他说：“抓钢铁的同时，要抓农业，省地县都要有人负责，搞不好不行。”⑤又说：“搞农业的需要死心塌地搞农业，不要把农业丢掉了。第一书记要心挂两头、三头、四头，学会多面手。”⑥遗憾的是，毛泽东的这些告诫没有被接受，结果当工业高潮掀起后，农业受到了很大影响。有鉴于此，从50年代未起，毛泽东又一再强调农业的重要性，提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等著名论断，并在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宣布：我国人民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坚决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⑦。显然，毛泽东注意力又从工业回归到了农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泽东把主要精力用于搞阶级斗争，但他对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关心仍不亚于工业。
毛泽东如此重视农业，不排除有感情因素的作用，但主要来源于他对农业重要性的理性思考。毛泽东对农业重要性的论述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1.农业关系到社会稳定。农业是人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由于人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不能满足，社会不可能稳定，所以，农业对整个社会稳定关系极大。毛泽东指出，“农业关系到五亿农村人口吃饭问题，吃肉吃油问题，以及其他日用性农产品问题，..农业搞好了，农民能自治，五亿人口就稳定了。”农村这样，城市也如此。因为“商品性的农产品发展了，才能供应工业人口的需要，”⑧解决城市和矿区的吃饭问题，从而保证城市的稳定。因此，要争取粮食丰收以“稳定人心。”⑨毛泽东指出：“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而“有了饭吃，学校、工厂少数人闹事也不怕。”⑩2.农业关系到工业发展。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工业化离不开农业。因为首先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农村是轻工业的重要市场。只有农业发展了，轻工业生产才能得到足够的原料，轻工业产品才能得到广阔的市场。其次，农村又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化学肥料，各种各样的农业机械、部分电力、煤炭、石油，是供应农村的，铁路、公路和大型水利工程，也都是为农业服务。第三，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农业发展了，就可以为发展重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因此，毛泽东指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要工业化就要搞农业。
3.农业关系到国防巩固。毛泽东认为，我国要加强国防建设，“因为我们还受敌人欺负和包围。”而要加强国防建设，就要发展农业。他指出：“人民和军队得总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只有农业发展了，才能生产大量农副产品和轻工原料，保证军队的需要，为加强国防建设提供充足的物资贮备。毛泽东说“粮食足，军食孰能不足。”4.农业关系到人民生活改善。毛泽东认为，农业特别是粮食，直接关系人民的生活。农业发展了，就“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否则，人民生活就会受到影响。他以苏联、东欧和我国为例说，苏联、东欧之所以“市场上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人民生活受影响，在于他们“忽视农业”，而我国之所以“民生、日用品比较丰富”，物价和货币“稳定”，在于我们发展了农业。因此，他得出结论，只要我国农业有较大发展就可以保证在迅速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适当改善人民的生活。综上所述，高度重视农业是毛泽东经济思想的一个鲜明特点。那么，他这种“重农”思想是怎样形成的呢？
1.渊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首先是要吃穿住，然后才能从事其他活动。由于农业与人的吃穿住密切相关，因此它对人类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马克思指出，“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农业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对于马克思主义上述观点，毛泽东多次引用和阐述。1939年毛泽东在讲到我们的教科书应该多讲一点大米、小米、养牛、喂猪等东西时指出，“这一套就是马克思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讲法，天下是经济第一，其他东西第二，而这些小米、大米、喂牛、养猪等，都正是社会的经济基础。”1957年底，为了强调农业的重要性，毛泽东又引用马克思的上述观点说：“按照马克思的学说，工业是由农业有剩余产品开始的。”不仅如此，毛泽东关于农业重要性的某些提法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提法也非常相似，比如列宁曾提出“农业是俄国国民经济的基础，”毛泽东则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仅仅二字之差。可见，毛泽东重视农业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一脉相承。2.吸收了中国传统重农思想精华。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素有重农的传统。史书中的“食为政首”，“地者、政之本也”，“王者以民为本，而民以食为天”的记载，民间广泛流传的“有粮则稳，无粮则乱；五谷丰登，国泰民安”，“谷乃国之宝，民以食为天”的俗语，都是这一传统的写照。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一特点，对于生长于此氛围中的每个中国人都可能产生影响，特别是毛泽东不仅出身农民，对农民有较深感情，而且诸熟历史，善于吸取历史文化精华，他重视农业受中国传统重农思想的影响是可能的。3.分析了中国的国情。毛泽东重视农业还来源于他对中国国情的分析。具体讲，中国人口众多的国情是他认识到农业特别是粮食重要的一个重要原因。1957年，毛泽东针对一些人在粮食生产的盲目乐观情绪说，粮食是多了，从1949年到1956年“增加了一千四百亿斤。但是多少人吃呢？我们这个国家好处就是人多，人多就嘴巴多，嘴巴多就要粮食多。增加这一千四百亿斤粮食就不见了，有时还觉得没有粮食。”1959年他又告诫全党：“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除了人多外，人口结构中农民占绝大多数也是毛泽东认识到农民和农业重要的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指出，“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农村情况如何，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巩固，关系极大。”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毛泽东认为，“加强农业战线是全党的长期的首要的任务。”4.借鉴了苏联、东欧国家的教训。苏联、东欧国家在农业上的失误，对毛泽东高度重视农业思想的形成有促进作用。他多次讲到苏联、东欧国家在农业上的失误。譬如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说，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由于特别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发展，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视了，以致于他们的商品供应一直很紧张，人民不能从建设中看到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的结合。并说，东欧各国也有这个问题。指出苏联、东欧国家在农业上的失误，目的是要引以为戒，提高全党重视农业的意识。毛泽东说：“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由于吸取了苏联、东欧国家在农业上失误的教训，本来就很重视农业的毛泽东更加把农业放到了异乎寻常的重要位置。
二
重视农业，目的是要发展农业。尽管毛泽东在如何发展农业问题上不很成功，但他确实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
关于按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思想。如何安排农、轻、重三者的次序，是农业发展的一个前提。建国初期我国照搬苏联经验，按重轻农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1959年，毛泽东总结过去经验教训，提出要按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他说，过去安排是重轻农，重轻农的关系要反一下。搞十大关系时就提出两条腿走路，可是没有很好执行。现在强调要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所谓农轻重，就是国家制定计划必须首先安排农业，安排轻工业，然后安排重工业。而在安排重工业生产时，又要首先安排好同农业、轻工业有关的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样做，是否不以重工业为重点呢？毛泽东认为不是。因为首先安排农业不是以投资比例大小来说的，而是就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说。这样安排的结果，资金、物资的分配比例，重工业还是为主，还是重点。但这样安排可以保证农业发展的资金、物资、劳力不被挤掉，因而是必要的。毛泽东认为，是以农轻重次序还是重轻农次序，这不仅是计划工作的方法问题，而且是计划工作的指导思想问题，是关系到是否走符合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明确与否的大问题。
关于发展多种经营的思想。众所周知，毛泽东很重视粮食生产，认为它是整个国民经济基础的基础。但是，毛泽东并不认为农业只要搞粮食就行了。毛泽东指出：“搞生产不要单去突击一项，要多样些。”主要是种粮食，也要搞其他东西，要多种经营。从农业内部讲，“要努力发展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十二项生产。”从农业外部讲，“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必须发展林业、牧业、副业、渔业，做到五业井举，全面发展。”毛泽东十分形象地描绘了农、林、牧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说，“农、林业是发展畜牧业的祖宗，畜牧业是农、林业的儿子。然后，畜牧业又是农、林业（主要是农业）的祖宗，农、林业又变为儿子了。这就是三者平衡地互依赖的道理。”由于中国是个大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毛泽东在多种经营问题上很注意因地制宜。他指出，“各地不同，不能每一个县都一个模范。”有些地方不长茶，不长甘蔗，就不能都去种甘蔗、茶，“要因地制宜”。关于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思想。毛泽东对发展农村商品经济问题在五六十年代有很多论述，主要观点是：（1）发展商品经济不等于发展资本主义。因为我们“已经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已经把资本家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现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领域占统治地位的是国家和人民公社，这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流通是有本质差别。”（2）中国很需要一个发展商品经济的阶段。毛泽东说，中国原来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比如我国1957年生产了3700亿斤粮食，而商品粮只800—900亿斤。因此，中国很需要一个发展商品生产阶段。（3）商品生产是关系到团结农民的大问题。针对一些人要废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想法，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想废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剥夺农民”，就是“在政策上犯了错误，就有脱离农民的危险，就要把农民引导到敌人那里去”。（4）发展商品生产对工人农民都有利。毛泽东指出：如果公社不搞商品生产、交换，那么工人就没有饭吃，农民就没有衣穿，就得不到拖拉机等农业生产资料，就没有货币收入。（5）商品生产在我国将长期存在。毛泽东认为“只要还有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可能存在。”关于关心和维护农民经济利益的思想。毛泽东很关心农民的经济利益，认为这不仅关系到凡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发挥，而且关系到工农联盟的巩固和发展。解决这个问题，他认为关键是处理好国家积累、农民集体积累和农民个人收入的关系。首先，国家要积累，要向农村集体征购、派购一部分农副产品，但不能过多。如果过多，“只为工业积累，农业本身积累得太少或者没有积累，竭泽而渔，对工业的发展反而不利。”毛泽东批评苏联把农民挖得太苦的作法，指出“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其次，合作社的积累和社员收入的比例，也要注意。“丰收年积累可多一点，但也不能太多”，“灾荒年或半灾荒年就不积累或者少积累一点”。总之，要“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另外，同农民打交道，要实行等价交换原则，不能搞无偿调拨，也不能因为价格不合理而损害农民利益。对于现实中存在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毛泽东强调要尽可能地缩小它，要实行商品的等价交换或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以使在处理工农关系、国家与农民关系上，尽可能不使农民吃亏。
关于农村技术改造和农业科技推广的思想。毛泽东很重视农业技术改造，特别是农具改造，认为“它的意义很大，是技术革命的萌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要求把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推广到一切地方去”。在推广农具改造方法上，毛泽东提出，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技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各种农具，进行比较，通过试验加以改进，试制出新式农具。试制出来后在田里实试，确有成效，然后再大批制造，加以推广。在重视农具改造的同时，毛泽东也重视农业科技的进步。他总结农民实践经验，提出了很多有指导性的意见。在肥料方面，提出以有机肥为主有机肥与无机肥结合的方针。他说，我们现在不提化学化，因为每年还不能生产多少化肥，而且提了大家眼睛都看着它，就不注意养猪了。无机肥也要有，但如果靠它，而不同有机肥料结合起来使用，会使土壤硬化。在土壤方面，他提出以深为中心的改良土壤的建议。他说：“一切农业合作社应当实行精耕细作，改良耕作方法，合理地施肥、合理地灌溉、合理地轮作（换茬）间作、套种和密植。并指出：“土壤改良主要是深翻、调换。”在水利方面，他提出修水利以畜水为主，治水与改土相结合的思想。他说，“修水利是保证农业增产的大事”。对有水土冲刷的地区，他要求有步骤有计划地开展保持水土的工作，办法是把山水田林综合治理，不能只抓治水不抓改土。
由上可见，毛泽东在发展农业方面确实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那为什么过去我国农业始终发展不起来呢？这很值得深思。就毛泽东上述思想而言，一是有的思想不完善、有缺陷。比如毛泽东提倡的农村多种经营主要是集体的多种经营，对农民家庭的多种经营虽然有时有某种允许，但基本是限制的。又如毛泽东曾主张发展农村商品经济，但他的商品经济模式的最大特点是不让市场直接对生产发挥作用。二是有的思想有矛盾或前后不一致。例如，毛泽东曾说要把农林牧三者放在同等地位，但他同时又要求以粮为纲；他提出发展商品经济的思想，但后来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把商品经济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三是有的思想提出来后没有很好实行。毛泽东的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就是这样。1962年毛泽东这样说：“以农业为基础，讲了三年，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四个年头，实际没有实行。”1962年以后也有这种情况。除了上述原因以外，中国农业长期发展不起来，我以为，还与毛泽东在农业发展问题上的几个误区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