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领导下制定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体现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变革相统一的典范。这条总路线规定：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⑩。毛泽东在解释这条总路线时，既强调了发展生产力与变革生产关系是一个统一体（例如他曾把工业化比作一只鸟的主体，而把三大改造比作鸟的两翼），又更多地强调了生产关系变革对生产力发展的能动作用，这对于克服社会主义改造中的阻力来说是正确的和必要的。至于在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过程中发生一些失误，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不久出现的向“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过渡的错误，并不是由于坚持了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变革相统一的原则，而恰恰是由于违背了这一原则。因为生产关系变革的根据是生产力的要求，当生产力发展水平没有提出进一步变革生产关系的要求时急于实行这种变革，其结果不但不能促进生产力，反而破坏了劳动者的积极性，破坏了生产力。
（二）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不仅是财富的增长，而且是广大人民的共同富裕，特别是穷苦人民的富裕，这是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政权基础是否巩固的重大原则问题。毛泽东在1955年说过：在土地改革后，农民发生了分化。如果我们没有新东西给农民，不能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共同富裕起来，那些穷的就不相信我们，他们会觉得跟共产党走没有意思，分了土地还是穷，他们为什么要跟你走呀？为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11）。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经济增长是否一定意味着政治的稳固？从这段话看，毛泽东的回答是：经济增长（或生产力发展）是社会主义政治基础稳固的必要条件（因为不增长就“没有新东西给农民”），但不是唯一的条件。如果听任两极分化发展，“那些穷的就不相信我们”，我们的基础就会瓦解。毛泽东在强调“所有农民都要富裕”时，显然更多地是强调了“穷的要富裕”，这是因为在他看来，穷苦农民是我们更基本的群众，具有更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这种看法是符合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前我国阶级状况的客观实际的。有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所肯定的穷苦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实际上是一种平均主义情绪，这是对他极大的歪曲。毛泽东这里所讲的共同富裕，是使穷人和所有农民富裕的程度“大大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这当然是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共同富裕，而不是把富的“铲平”的平均主义。因此，这与后来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鼓吹的“越穷越革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而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允许少数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在本质上则是并不相悖的。
（三）强调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强调对劳动者的精神解放，这是毛泽东关于坚持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道路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里所说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本质是：使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从剥削阶级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认识自己的根本利益和珍视自己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获得的主人地位，从而使生产力发展从一个自发的过程飞跃到劳动者自觉活动的过程。这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所必须的基本条件之一。毛泽东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资本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靠技术进步；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靠技术＋政治（12）。这是指出了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与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一个根本区别。列宁在肯定星期六义务劳动这一“伟大的创举”时也指出：“这是比推翻资产阶级更困难、更重大、更深刻，更有决定意义的变革的开端，因为这是战胜自身保守、涣散和小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战胜万恶的资本主义遗留给工农的这些习惯。”（13）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能否摆脱剥削阶级的精神束缚，是社会主义成败的一个决定因素。我们在本文第一部 分中说过，当今世界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精神上尚未根本摆脱对垄断资本主义的依附状态。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来说，由于国际资本主义的影响和国内几千年私有制残余思想的存在，如果不通过其先锋队进行不断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则在精神上也有可能蜕化，从“自为的阶级”重新变为“自在的阶级”。一旦劳动者在精神上沦为资本的奴隶，还谈什么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呢！
这里有一个问题：强调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是否必然导致“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就毛泽东个人来说，确实发生过这样的错误。这种错误的发生，主要是由于他对于三大改造完成后国内主要矛盾判断的失误。经过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他得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4）的结论，从而否定了他自己曾经赞成过的党的八大对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由于这种判断的错误，他把在经济工作中的不同意见（常常是正确意见）视为阶级斗争的反映，例如把主张“反冒进”的同志与“右派章罗同盟”一样称为“促退委员会”，给经济工作带来了严重损失。这里我们恰好看到了一个“真理多跨出一步就成为谬误”的例子：在经济工作中强调政治的作用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把经济工作中的不同意见通通看成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则是错误的。同样，否定阶级斗争为纲是正确的，但如果因此否定政治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政治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则又是错误的。这是我们今天所应该防止的另一种片面性。
总之，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看作一个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过程，看作一个物质财富增长和劳动人民的解放相统一的过程，看作走社会主义道路、以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过程。这里，“从政治上看问题”是他的一个突出特点。列宁说过：“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
（15）党的基本路线使我们今天能够比毛泽东当时更正确地从政治上看待经济建设中的各种问题，坚持他思想中本质上正确的方面，把握好改革和建设的方向。
三、高速发展战略
毛泽东从指导中国经济建设的第一天起，就把速度问题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把高速发展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作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有着一种时间上的强烈紧迫感。他把速度问题当作政治问题看待，当作关系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问题看待。他多次提出关于发展速度的设想，例如设想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设想10个到15个五年计划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设想几十年或100年追上或超过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随着农业合作化速度的加快，又提出工业化的速度以及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速度也应相应地加快，等等。他提出的一些口号——包括正确和错误的口号——往往都包含着高速度的思想。
今天看来，毛泽东关于发展速度的具体设想，有些比较接近实际，也有些是不切实际的。对于发展速度这一概念的内涵在当时也不够清楚，例如简单地把钢铁等几种产品的产量增长速度作为整个发展速度的标志，以及对于速度和效益的关系认识不够，等等。在实践上，毛泽东领导下的我国经济建设有过比较快的发展时期，也有过大起大落的挫折，特别是“大跃进”的损失；在某些方面达到了很高的速度，总体上不算慢，但也不如预期的顺利。这都是需要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加以分析和总结的。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是，高速发展作为一种战略思想所具有的合理性。事实上，我国在战略决策上从来没有放弃这一思想，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使其更加科学和完善。
高速发展的本质是什么？毛泽东有过一个明确的回答：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16）。当然，这些话并不能解释和辩护50年代末“大跃进”的错误，可是它比较好地概括了高速发展思想的本质，不能亦步亦趋地走资本主义国家老路，而必须打破常规，实现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超越。
前文曾指出，发展中国家可以有两种战略。一种是尾随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后，不仅在一段时期内、而且在长期的战略思想上满足于向发达国家提供初级产品，或接受发达国家的淘汰技术，甘当资本主义发展队伍中的“二传手”、“三传手”，不追求改变发展水平上的先后次序——这是依附式的发展；另一种是力求打破这种次序，虽然在战术上下排除接受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但在战略上却以超过这些国家为目标——这是摆脱依附的发展。两种发展战略所代表的，既是两种不同的经济观，也是两种不同的政治面和历史观。毛泽东的高速发展思想，意味着中国选择的是第二种战略。
为评价这一战略的得失，我们可以借助一下近来发展理论中流行的所谓“雁行模式”理论。在这种模式中，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依次排成一支“雁队”，在一个统一市场体系下，从发达国家组成的“头雁”开始依次向较低水平的国家淘汰和转移过时的产业和技术，而只有排在同一位置上的那些“大雁”才有资格彼此构成竞争对手，至于不同位置上的“大雁”，由于产品的技术等级不同，彼此不存在竞争关系。例如在亚洲，“领头雁无疑是日本，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紧随其后，接着是东盟四国..”，但是人们发现，唯独中国是一个例外。“中国虽然不是其中的一只雁，但却是一只与雁队比翼而飞的其他种类的大鸟；对于雁队中处在不同位置上的大雁，中国在各种工业生产水平上都具有互补性和竞争的潜力。在某些领域，中国正在或有可能与日本和新兴工业国进行竞争；另一方面，中国也仍在生产一些低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以与东盟四国竞争。”（17）这一情况有如下图：
日本←................
“四小龙”←.............
中国马来西亚、泰国←............
菲律宾、印度尼西亚←...........
“雁行模式”对于说明今天的世界经济秩序具有部分合理性。对发达国家来说，接受这一模式意味着不必担心发展中国家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在一定阶段内接受这一模式也不失为一种现实选择。但归根结底，这是一个维护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模式。中国处于“雁队”之外、部分领域已可与“头雁”竞争这个事实说明，中国的战略选择——争取打破常规的高速发展——是与众不同的，并且这种战略至少已经部分地取得成功。
因此，毛泽东关于高速发展的思想——我们说过，这一思想的本质是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超越资本主义发展——从原则上说是正确的，在许多重要领域（包括部分基础工业和核技术、航天技术等若干高技术领域）也取得了重大成功。他在速度问题上的失误不是作为一种战略思想的失误，而是由于对客观实际的估计、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包括速度与效益的关系、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等）不够准确，一定程度上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在经历挫折后，毛泽东开始注意进一步研究平衡与不平衡问题，补充了他以前提出过的波浪式前进的思想，使得高速发展的战略思想向着比较科学化的方向发展。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讲话中提出的抓住有利时机、争取国民经济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思想，以及实现有效益的高速度的思想，是对毛泽东这方面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我们应该以这一思想为指导，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正确的战略思想与科学的实际决策的统一。
四、依靠群众，自力更生
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已经提出了自力更生的思想。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在国内反动派发动的反人民内战面前，他都以自力更生的口号教育全党，并鼓起人民反抗侵略者的勇气。他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18）这一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一条重要指导方针。
理解自力更生方针，关键是抓住“基点”二字。自力更生并不排斥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外部条件，但必须以自己的力量为基点。这种思想作为一项基本方针表现在经济工作的许多方面。例如，在资金上，我们并不拒绝外援，但是主要立足于自己的积累；在技术上，我们力求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但引进的基础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消化；在人才上，我们需要外国专家的帮助，但更根本的是培养自己的人才；在对待外国经验上，我们虚心向外国学习，但绝不迷信，绝不要任何奴隶思想，等等。自力更生精神表现在政治上，则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经济上的自力更生是政治上的独立自主的基础。我们在经济力量并不强大的情况下，能够在国际事务和对外关系上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甚至敢于迎头痛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靠的就是自力更生。经济发展了，一般说当然更有利于独立自主，但这种发展必须是自力更生基础上的发展，没有这一条，经济上的力量就是虚弱的，政治上的独立自主也就成了空话。
毛泽东提出的自力更生思想，是总结了中国人民近百年来痛苦经验的结果。毛泽东说过：“孙中山的一生中，曾经无数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无情的打击。”（19）毛泽东也说过，从鸦片战争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真理，结果“先生老是侵略学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和禁运，后是曾经帮助过中国的苏联突然在一夜之间撤走专家、撕毁合同。沉重的历史和现实教训，是自力更生这一思想产生和升华的一个条件。
毛泽东提出的自力更生思想，从理论上说是根源于唯物史观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肯定。列宁说过：“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20）毛泽东多次谈到，是英雄们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应用“奴隶们创造历史”的思想于社会主义社会，就不能不把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看作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看作经济发展的根本力量。因此，毛泽东始终寄希望于中国人民的力量，寄希望于成为社会主人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历史创造精神。自力更生，就是对人民群众力量的依赖和依靠。
毛泽东提倡的自力更生思想，其基本精神仍适用于改革开放的年代。谈到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应当划清两个界限：第一，自力更生不等于封建主义的闭关锁国；第二，对外开放不等于帝国主义的“门户开放”。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长期封建社会的闭关锁国，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强迫中国实行了门户开放政策。直到1949年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胜利为止，帝国主义者（如艾奇逊之流）还在恋恋不舍地回忆这种门户开放主义，但同时，却对中国施行了炮舰封锁。毛泽东在1949年8月针对这种情况写道：“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一小片地方的门户，还向艾奇逊们开放着，第一个神圣的原则在那里‘依然维持’着。其余的地方，比如上海吧，解放以后本来是开放的，现在却被人用美国的军舰和军舰上所装的大炮，实行了一条很不神圣的原则：门户封锁。”（21）回顾这段历史可以明白，我们采取自力更生的方针，正是为了打破（事实上也的确打破了）资本主义的封锁，维护中国人民的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毛泽东一再强调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他谈到国际学术交流时说：现在，学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学术论文也不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换了。这也是一种迷信（22）。他承认中国“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但同时批评“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主张提高民族的自信心。这些思想，难道同小农经济基础上的自视为“天朝大国”的封建闭关锁国思想有一丝一毫的共同之处吗？至于今天的对外开放，事实上是中国人民通过自力更生的奋斗终于打破帝国主义封锁而赢得的一种权利。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资本主义的封锁，我们只能实行对苏联东欧的开放，这是必要的，但这种开放，后来也被主要来自外部的原因所中断，中国在一段时间内被迫在孤立的环境中搞建设，确实也造成一些同志不了解世界文明发展、思想封闭的缺点，但这并不能归罪于自力更生的方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新的国际国内条件，果断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这是邓小平的历史贡献，但他同时指出：“有那么一些人还是老殖民主义者的头脑，他们企图卡住我们穷国的脖子，不愿意我们得到发展。所以，我们一方面实行开放政策，另一方面仍坚持建国以来毛泽东主席一贯倡导的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23）所以，我们的对外开放，是在自力更生基础上的对外开放，是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下的对外开放，而决不是帝国主义剥夺中国人民主权的门户开放政策。正如邓小平所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24）
五、发展是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
1964年，毛泽东在修改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时，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的，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25）。
这段极富哲理的论述，谈到了人类社会以及自然界的生生不息的矛盾运动和发展过程，以及人类对社会与自然界运动的认识和改造过程，可以认为是毛泽东一般发展观的概括表述。同时，这段话写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现了他对于十余年领导中国经济建设实践的深刻反思。因此，这也是领会毛泽东经济发展观的宝贵资料。
从研究毛泽东经济发展观的角度看，这段论述具有哪些含义呢？
首先，毛泽东认为，经济发展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或者对于被国际资本主义剥削的世界人民来说，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必然王国，它的规律还没有被我们掌握。如前文所述，毛泽东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以及世界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许多正确的原则。但是实践证明，在贯彻这些原则的同时，还必须掌握经济规律，找到一条实现经济发展的具体道路。十几年来，毛泽东为寻找这样一条道路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在回顾最初的探索历程时说过：全国解放后的初期，还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1955年底到1956年春，找三十几个部长谈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凑，提出了《论十大关系》。..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方法建设社会主义（26）。在争取“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发展的过程中，毛泽东有所得，也有所失，经过“大跃进”的挫折和弯路，他进一步认识到经济问题的复杂性。他坦诚地承认：我们这些人，包括我在内，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什么东西，过去是不管它的（27），并提出了读书的建议，亲自组织了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经济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总之，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必然王国，从根本上提出探索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自己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这标志着毛泽东经济发展思想的深化。
其次，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充满着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而且在有阶级存在的条件下，这些斗争带有阶级斗争的性质，或同阶级斗争有着复杂的联系。对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以及这一思想指导下的实践，应该给予历史的分析。应该肯定，在探索经济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思想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什么是正确的思想，什么是错误的思想，则只有实践才能作出回答。毛泽东本人在这种探索中，也曾十分注意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他在郑州会议期间曾提出过这样的要求：对每一个问题，都提出正反两面。例如划一条线弄清界限问题，提出划线好，还是不划线好？对商品问题，提出现阶段要商品好，还是不要商品好。其他问题，以此类推（28）。问题在于，毛泽东把经济问题上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同阶级斗争直接联系起来，影响了他把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到底。他曾经实事求是地从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提出：价值法则依然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我们对于社会产品，只能实行等价交换，不能无偿占有。违反这一点，终究是不行的（29）。但是，当他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观察这一问题时，则又更多地强调对商品经济的限制。总之，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思想斗争是长期存在的，这是毛泽东的认识中正确的一面；但是处理这个问题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同的观点可能反映不同人的利益关系，但又不能通通视为阶级斗争而加以简单的处理，这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教训。
最后，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要在经济领域里达到自由王国，把人类的生产活动从自发的活动提升为自觉的活动。自由王国——这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远景的展望。从本质上说，资本主义及其以前的一切生产都只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资本主义通过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达到了这一自发过程的高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从根本上为人类自觉地安排生产活动开辟了道路，社会主义的理想就是要使人类摆脱盲目地被个人利益所驱使的自发活动状态，进人为人类的整体利益而自觉活动的状态，达到真正的自由王国。毛泽东把这个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过程看作一个不断的和漫长的过程，证明他既对社会主义理想抱有坚定的信念，又对实现这一理想的复杂曲折过程具有思想准备。尽管社会主义的理想是要实现自觉的生产，但是这只能在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精神水平的发展达到很高程度后才可能完全实现。在这之前，社会主义在一定阶段内还必须学会利用甚至发展人类已有的自发调节生产的机制，这就需要向资本主义学习。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就在于：为了扬弃资本主义，必须学习资本主义。这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是一个痛苦的但是必要的过程。从列宁到毛泽东，在处理这个问题时都曾经进行过这种痛苦选择。今天，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我们指出了一条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科学道路，坚定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并不是放弃社会主义的理想，而恰恰是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因此，在我们大胆地借鉴资本主义经验的同时，必须看到这种经验的局限性，必须看到我们终将要扬弃这些经验，扬弃资本主义生产的自发性，进入自由王国。从这个意义上说，重温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最终将达到实现人类自觉活动的自由王国的思想，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
我们在本文开头说过：毛泽东的思想是属于被压迫人民的，他的经济发展观也是如此。虽然毛泽东终其一生，在他的面前仍留有许多必然王国，但他已经揭示的真理对正在争取发展的世界人民来说仍然是极其宝贵的。鲁迅在为白莽的《孩儿塔》作序时说过：“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的。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30）鲁迅这里是在用文学的语言评价一部诗歌。但毛泽东也曾说过，他的文章帝国主义者看不懂，只对被压迫人民才有用。在这一点上，和白莽的诗又何其相似！
（作者单位：国家教委高教司）
注释
①③《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 ，第4页，第8页。②《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38页。④⑤劳尔·普雷维什：《我的发展思想的五个阶段》，见《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79页，第187页。⑥（13）《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7卷，第263页，第1页。⑦（18）（19）（21）《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28页，第1132页，第1474页，第1507页。⑧⑨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⑩毛泽东：《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12月）。（11）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1955年10月11日）。（12）参见《党史通讯》1986年10月（14）《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5页。（15）《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第280页。（16）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41页及注［308］。（17）纳谷诚二等编：《发展的难题——亚洲与拉丁美洲比较》，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2年，第75—76页。（20）《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53页。（22）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23）（24）《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61页，第372页。（25）转引自《红旗》1965年第1期。（26）（27）参见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第176—177页，第170页。（28）（29）参见《党的文献》1990年第4期。
（30）《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卷 ，第494页。
毛泽东的经济改革思想及其在新时期的发展
庞永洁 扈华林
崇尚变革，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在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对他的经济改革思想加以发掘和研究，并结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的实践，进一步探索这一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继承和发展，对加快和深化我国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同时也是对毛泽东百年诞辰的最好纪念。
一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之后，如何使新的制度不断完善、不断发展？还要不要进行社会变革？变革什么？如何变革？这种变革与旧社会的变革有什么不同？这一系列问题都是当时面临的新课题。毛泽东针对这些新的历史课题，一方面创造性地探索着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另一方面又创造性地探索着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道路，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为进行新的社会变革做出了新的贡献。
第一，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为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变革奠定了科学基础。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根据这一原理，毛泽东创造性地揭示和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状况，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科学原理。
列宁在分析社会发展动力时，曾经谈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抗消失了，矛盾还存在。但在他领导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后，没有能够来得及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阐述。斯大林在一个很长时期里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处于“完全适合”的状态中，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年，才吞吞吐吐地谈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存在矛盾，甚至承认如果实行的政策不正确，“生产关系就可能变成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极严重的阻碍者。”①这可以说是斯大林认识上很不容易的转变，但他并没有把这个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也没有相应地正确解决这个问题。
毛泽东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社会主义实践出发，把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的研究推上了新的高度。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②从矛盾的状况上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③同时，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也是存在着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状况。从矛盾的性质上看，“这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④所以，这个矛盾一直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即使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被打倒了，阶级消灭了，“那个时候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⑤。社会制度还要改革，还会用“革命”这个词，只不过那时革命的性质不同于阶级斗争时代革命的性质罢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论述，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史上第一次揭示了这个矛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状况、性质和运动规律，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以及必然引起社会变革的基本条件和表现形式，正确指出了通过制度本身加以解决的方向和途径，这为社会主义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证明，毛泽东提出和建立的这一新的学说是完全正确的，仍然是我们今天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科学依据和锐利武器。
第二，在经济领域多方面探索了改革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某些方面、某些环节的途径。
毛泽东在论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时，既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又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他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⑥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状况时，就能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高速发展；当它的某些方面、某些环节不适应生产力状况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影响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这时候就需要进行变革。因此，新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之后也有一个如何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管理制度问题。他说：“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⑦而且在实践中较早地觉察到照搬苏联模式不利于生产力发展，一再指出：“那些搬得不对的，不适合我们这块土地的东西，必须改过来。”⑧并从多方面进行了改革的探索。
1.初步探索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社会制度的基础。为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十分重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他指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⑨只有坚持公有制，才能坚持社会主义；破坏了公有制的统治地位，也就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形式，毛泽东沿袭了斯大林的观点，认为只有全民和集体两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所有制形式如何变革？毛泽东从两方面作了探讨。在强调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时，从我国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的状况出发，认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优势的前提下可以允许非社会主义经济成份存在。他在1956年12月的一次讲话中提出：“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⑩甚至具体提出，让地下工厂成为地上的，可以开夫妻店，也可以开私营大厂，还可以吸引华侨投资，20年、100年不要没收。可是，这些想法还没有来得及落实，又强调发挥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强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是主要矛盾，急于从小集体向大集体、从集体向全民过渡。在农村合作化刚实现时，毛泽东就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中指出：“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11）主张办大社，不久又倡导“人民公社好”，推崇“一大二公”。并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中认为：若干年后，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以后，全国就成为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些论述都助长了“左”的思想发展，在短短一两年时间中，农村普遍实现了“公社化”，城市的许多集体企业也转为全民企业，使生产关系的变革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超越了社会发展阶段，严重地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给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了重大损失。
2.初步探索了社会主义人与人关系的变革。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贯穿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全过程，并与之相应地结成了一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在探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如何完善和发展时，认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作的。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12）从这个观点出发，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科学地创立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也为社会主义改革提供了新的思想。
人们相互关系的矛盾，在旧经济体制下突出地表现在中央和地方，国家和企业的权力、责任和利益的划分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实质上是社会主义联合劳动者在宏观经济活动中的中央管理层次和地方管理层次之间相互关系的表现。毛泽东强调处理好这一关系，“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13）。并针对现行经济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病指出：“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又也没有。”（14）统得过多，势必压抑地方的积极性。改革的方向是：“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15）这样，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发挥一个积极性好得多。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实质上是社会主义联合劳动者在国家所处的宏观层次和企业所处的微观层次之间相互关系的表现。毛泽东针对苏联现行经济体制中的弊端指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16）应当使“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17）这不仅需要给地方一定的权责利，也需要给企业一定的权责利。为了探索这一改革，在1958年到1960年期间和1964年到1976年期间，先后两次向地方下放了计划、物资、财政等管理权限，并将中央直属企业（包括大中型国营企业）除极少数外，都下放给地方管理。同时也赋予了企业有限的计划、劳动和人事自主权，也允许有少许的留利。但由于这两次放权仅限于行政性的权利划分，没有触及经济体制的根本性问题，反而削弱了宏观调控能力，导致了管理混乱，结果两次又都把下放的权力和下放的企业收了上来，始终未找到一条理顺关系的出路。这可以说是在旧经济体制框架内试图进行改革的两次不成功的尝试。
3.初步探索了社会主义分配关系的变革。马克思主义认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18）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分配关系的完善和发展时，认为根本的方针是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必须把方方面面的利益都纳入到“统筹兼顾”的大格局中去考虑。他首先强调的是搞好积累与消费的分配。针对过分集中的苏联经济体制也形成利益分配过份向国家和集体倾斜的弊病，他提出国家积累，集体积累，都要有适当比例，不能过多。从农业收入分配来看，苏联采取“义务交售制”和高“剪刀差”的缴纳“贡赋”的方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19）所以，要引以为戒，进行改革。要合理确定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相互兼顾，不能只顾一头。在劳动者个人收入分配上，毛泽东从他的价值观出发，一方面强调关心人民生活，坚持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主张“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20）个人收入要有一定的差距，提出“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21）另一方面，又提倡差距要小，主张缩小国家职工上下两方面的差距，缩小军队干部同军队以外干部的差距，但也不能搞完全的平均主义。到了晚年，这个观点在“文化大革命”中进一步发展到批判按劳分配，认为它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跟旧社会差不多，会产生资产阶级，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这是很错误的。
第三，在一些方面发展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探索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活动形式与商品经济的关系。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采取何种活动形式和运行方式才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完善，是一个选择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必然首先回答的问题。传统的观念认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商品经济是不相容的。列宁、斯大林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作了突破，都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在这个问题的探索上，虽然也受传统观念的束缚，但接受了列宁、斯大林的看法，并且比他们向前推进了一步。他在关于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评语中，尖锐地批判了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观点是错误的。并且也指出斯大林把两种公有制的存在看作是商品生产的前提条件是“不完整”的，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即使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可能存在。同时还针对斯大林认为商品生产只限于个人消费品领域的观点，明确表示：这看来是很不妥当的，生产资料有一部分也是商品。并且反驳说：农业产品是商品，工业产品不是商品，那如何实行交换呢？又具体指出拖拉机等生产资料是属于商品的，斯大林不卖拖拉机等生产资料给集体农庄，我们卖给人民公社。这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活动也必然表现为商品经济形式。这些开拓性的认识，显示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探索在一些方面超过了前人，为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经济的活动形式和运行方式，选择正确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提供了富有启发的可贵思想。但由于他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同商品经济关系的认识上没有完全突破传统观念，赞成斯大林关于价值规律不能在生产领域起决定作用的观点，因而当转向强调阶级斗争时，就又丢掉了发展商品经济的思想。特别是到了晚年，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待商品经济也犯了对待按劳分配同样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