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毛泽东的经济改革思想，可以说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改革带有旧制度“痕迹”的东西，这方面的改革较多地采用了激进的变革方式；另一方面，是改革传统体制中不适合中国国情的部分，这方面的改革则是在保持原有模式的框架中进行个别环节的调整。对这两方面的改革，毛泽东虽然都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宝贵思想，但这种探索却被他后来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观点排斥了，淹没了。
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改革开放是这个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
邓小平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在指引我国开展波澜壮阔的经济体制改革中，继承了毛泽东探索改革思想的科学内容，又以伟大的胆略、深邃的目光和大无畏的创新精神，彻底地突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从理论和实践上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当前经济体制的伟大变革及其成就，正是毛泽东思想新发展的重要体现。
邓小平在分析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时指出：“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同时又进一步说明：“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22）邓小平正是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变革的基础上，把这一思想提高到新的历史高度，全面系统地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科学理论。
第一，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经济改革思想的核心，是改革必须紧紧围绕着社会生产力如何更快更好地发展。这个思想深刻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点和主要矛盾的内在要求。邓小平从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入手，正确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23）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发展规律中深刻地揭示出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是积历史经验所得出的科学结论，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大贡献。抓住主要矛盾，也就从理论和实践上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只有生产力极大地发展了，社会主义才能表现出勃勃生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优越性才能充分地显示出来，社会主义制度也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为了实现这个根本任务，邓小平在我国刚一跨入新的历史时期就果断地提出了必须“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24）。从此揭开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新的一页。
改革和发展的关系具体体现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既矛盾又统一的辩证关系，经济发展是经济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改革的目的；经济改革是经济发展的手段和动力，是为生产力发展开辟新的道路。当旧的经济模式已成了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时，就必须进行改革，以促进生产力发展。“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25）要讲全了，就要既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又重视通过改革为生产力发展开辟道路。“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26）任何偏离改革、否定改革的意图，都是违背生产力发展要求、背离人民根本利益的，都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社会生产力是生产关系变革的决定因素，也是衡量经济体制改革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讲话中，针对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同认识明确指出：“判断的标准，应当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7）这是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生产关系及其经济体制是否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不仅决定要不要改革，而且决定如何改革。凡是适应和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改革取向，改革的路线、方针、政策，才是正确的，按照这种改革的取向和路线、方针、政策去改，进行得才能顺利，成效才能大；否则，就会出现失误，使改革受挫，如果出现大的失误或方向性错误，就会使改革遭受重大损失，甚至走到邪路上去。
第二，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基本内容是生产关系的实现形式。明确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根本前提和依据。从这个根本前提和依据出发，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明确了必须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揭示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改革的各个环节和方面的总体表现，更加明确地指出：“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28），这个“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29）这就清楚地阐明了经济改革的基本内容和深刻意义。经济体制处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联系的中介环节和中间层次。生产关系是否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首先表现为经济体制是否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
那么，经济体制是怎样形成的呢？它同生产关系又是什么关系呢？不回答这个问题，仍然不能正确把握改革的内容和目标。邓小平在我国的实践中回答了这个问题。早在1962年他就指出：“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30）在进行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多次明确说明，社会主义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我们进行改革就是改革那种照搬别国的模式，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模式。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又进一步明确了改革旧的经济体制也就是改革生产关系旧的实现形式、旧的模式。这个思想的确立，对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认识起了一个新的飞跃。
因此，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改变的是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实现形式，并不改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性质。邓小平把这一科学认识高度地概括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31）。这一方面说明，随着生产力发展，要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另一方面说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完善和发展，是自觉的行动，是自觉地实现从旧经济体制向新经济体制转变的“第二次革命”。改革的这种性质及其社会变革的意义，是任何私有制社会也不可能有的。
第三，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总结我国14年改革实践经验所得出的科学结论，是邓小平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思想的最新最高概括。邓小平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不久就提出：“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32）。这个思想的提出，表明了要进行改革必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同传统观念、传统模式彻底决裂。但由于这个决裂是一场深刻的革命，需要人们认识有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也需要对新模式框架的探索有一个实践的过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首先遇到的障碍是传统经济体制下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结构与之相矛盾。我国农村改革以及随之掀起的城市改革的开展，都首先触及到这两方面实现形式的改变。邓小平分析了这种改变的必然趋势，指出了改革的方向。他说：“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33）同时又指出：“我们提倡按劳分配，对有特别贡献的个人和单位给予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也提倡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方由于多劳多得，先富裕起来。”（34）进而再达到共同富裕。这种变革的新趋势，从生产关系的基本实现形式上，为新的经济体制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随着改革的深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总结实践经验和理论探讨的成果，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邓小平把写明这一重大突破性科学认识的全会决定，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从而为社会主义改革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石，也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明确改革的目标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也就进一步明确了建立新的经济体制必须以企业成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为中心环节，同时要逐步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和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这三个层次改革的开展，为市场经济的城乡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改革进一步深入。对如何认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以及二者各自与社会制度的关系，又成了深入探索新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关键问题。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在实际上确立了改革的市场取向，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由于人们长期受传统计划经济观念的束缚，一些人总是难以很快摆脱市场经济即是资本主义的羁绊，往往在改革形势处于新的转折关头，就又提出姓“资”姓“社”的问题，反对改革的市场经济取向。邓小平在改革不断深化的发展过程中，针对遇到的思想障碍和实际问题，一再阐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35），“必须从理论上要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是计划、市场这样的内容。”（36）特别是在党的十四大召开前夕去南方视察时，精辟地分析了国内外新形势，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讲话，更加深刻地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37）有力地回答了多少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这个重大问题，进一步明确了选择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实质不是坚持不坚持、改变不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而是以何者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和主要手段能促使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历史的经验和当代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使市场在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才能在新体制中真正把计划和市场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内在统一的优越性，促使国民经济高效益、高速度地向前发展。这一思想科学地奠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又一重大发展，为加快新体制的建立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最锐利的武器。
三
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思想和实践，为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做了开创性的尝试，留下了珍贵的精神遗产。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这一思想，在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丰富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内容，并领导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展了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的经济体制改革，在短短14年多时间里，已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具有世界意义的崭新道路。
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经济改革任务是，认真贯彻党的十四大的精神，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步伐。为了实现这一历史性任务，需要更加深入地学习研究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思想，更加坚定不移地沿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已开辟的改革道路前进。
首先，要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学习、宣传和深入探索。毛泽东和邓小平在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创造性地探索和建立了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指引了我国经济改革的开展。他们所提出和创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思想，社会生产力标准的思想，已成为我们今天进行改革的牢固的理论基石。可见，理论的创新指导着改革实践的发展，而改革实践的发展又在呼唤着理论的不断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崭新的理论。党的十四大以来，人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市场经济的新发展。但是也必须看到，在当前新旧体制转轨中，遇到的难点和出现的误区，说到底是理论深化不够，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质，对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症结所在，对发展市场经济与加强宏观调控的关系等等，认识不清，理解片面，致使在实践中把市场经济等同于市场，等同于炒地皮、炒股票、炒外汇，等同于放任自流、任意妄为、想怎么捞钱就怎么捞钱的经济，那就势必出现混乱和失误。因此，为了更自觉地驾驭经济发展的形势，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必须更有针对性地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理论的教育和研究。特别是在深入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中，要认真学习和领会《邓小平文选》关于建立新体制的科学思想，及时了解、分析新情况，科学回答、解决新问题，使理论真正成为正确引导改革行动、发展市场经济的思想准绳和决策指南。
其次，要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新阶段向深层次发展。当前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甚至有些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究其根源，仍在于旧体制没有在深层次根本改变，新体制尚未在深层次有效形成。这就极其尖锐地提出：必须加快从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变。要加快新旧两种体制的转变，首要的是明确建立新体制的总体思路。根据党的十四大精神和14年来改革的探索，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大框架主要包括：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以及混合经济等多种形式，长期共同发展、平等竞争的新的所有制结构；形成以股份公司为主要形式的产权关系明确、利益关系清楚、经营机制健全、自主决策自负盈亏的现代企业制度；形成开放统一、平等竞争、规范有序、价格合理灵活、资源配置优化，并使国内市场同国际市场相对接的现代市场体系和市场制度；形成以经济政策和经济杠杆为主要调控手段，以实现总量平衡、结构优化、社会分配公平为目标的现代宏观调控体系和调控制度；形成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效率和公平相统一，个人创收和社会保障相结合，一部分人先富和共同富裕相一致的新的分配结构。上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基本框架，是实现的目标，也是改革的基本内容和途径。由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在实施总体规划中：一要把改革中遇到的难点和出现的新问题，放到新旧体制转轨中的深层次矛盾来认识、来解决，要用深化改革的新思路、新办法清除前进中的障碍，防止以传统体制的老办法，“一刀切”地去处理；二是把生产关系实现形式每一方面、每一环节的改革都放在大系统中加以全面安排，统一布署，从深层次中抓住重点、热点、难点，配套进行，防止顾此失彼，相互脱节，相互冲突；三要把一切改革活动都落实到发展社会生产力上，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关系，坚持以生产力作为衡量一切工作最根本的是非标准。
再次，加强党和政府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深入、全面、统一的领导。社会主义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种自我完善和发展突出地表现在党和政府的领导核心能够按照客观的要求，自觉地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并且能够把实现改革的目标、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阶段的任务，变成全国人民的自觉行动。这就要求，在领导改革中，必须认真掌握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不断地总结实践经验和积极吸取世界各国人民的智慧结晶，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地制定规划，方案、政策、法规，保证社会主义改革目标的实现。在当前形势下，针对新体制建立中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主要难点和宏观调控滞后的缺陷，按照改革的总体设想，在着重进行市场主体塑造的同时，结合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的完善，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强新的宏观调控体系和调控制度的建立。要通过深化金融、财政、投资、计划体制的改革，加快形成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辅之必要行政手段的调控方式，从宏观上保证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指导和监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秩序地正常运行，积极促进新旧体制转变。新旧体制转变的核心是人、财、物等各种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转变，它必然涉及权力和利益的重新调整和分配，面对这场伟大变革的新关口，如果留恋和把持传统体制下既得的权力和利益，就会阻挠企业自主权的落实和新的利益关系形成；如果以庸人的眼光看待这一变化，会丧心病狂地以权谋私，搞权钱交易，成为改革的蠹虫。体制转轨的时间拖得愈长，腐败现象可能愈严重。因此，必须加快改革的步伐，并在加快改革中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各级政府的建设，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要提高从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变的自觉性，做改革的促进派，不要成为改革的绊脚石。要坚决清除腐败，增强战斗力，大力加强党和政府对改革和建设深入、全面和统一的领导。只有这样，才能指挥我国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第二次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1993年3月完稿
1993年7月修改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注释
①《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90页。②③④⑥⑦⑨（13）（14）（15）（16）（17）（19）（20）（2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7页，第768页，第767页，第717页，第829页，第705页，第730页，第729页，第729页，第727页，第727页，第727—728页，第775页，第726页。⑤⑧（11）《毛泽东选集》第5卷 ，第318—319页，第321页，第257页。⑩《党的文献》1988年第6期，第29页。（12）《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第10页。（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页。（22）（25）（27）（28）（29）（32）（35）（36）（37）《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第52—53页，第85—86页，第60—61页，第83页，第82页，第95页，第96页，第97页，第98页。（23）（24）（34）《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68页，第131页，第222页。（26）（31）（33）《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14页，第121页，第99页。（30）《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第305页。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改革观及其在新时期的创造性发展
包心鉴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基本思想是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为一种辩证发展的过程，必须在改革中前进。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改革观，以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规律的深入揭示为出发点和根本依据，生动体现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观和方法论，因而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改革，具有深刻的现实指导意义。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改革观，又极为明显地存在着若干历史局限性，这种历史局限性，涉及到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的认识，因而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改革，也是一笔珍贵的历史遗产，它可以使我们从中获得许多有益于今天伟大改革事业的历史启迪。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改革思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新的历史时期得到了创造性发展，这种创造性发展，集中体现在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一系列思想理论中，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改革观，既继承、坚持了毛泽东社会主义改革观中的科学“内核”，又一切从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扬弃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革指导思想上若干脱离实际的成分。正是这两方面的有机结合，创造性地将毛泽东社会主义改革思想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毛泽东反复强调：必须用对立统一的观点认识社会主义社会，通过社会主义制度自我改革的方法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这一思想揭示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必然性。但是在改革目标追求上，毛泽东带有理想化色彩，力图通过改革建立纯粹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则更多地注重实际，旨在通过改革使社会主义更加适应生产力发展和人民利益的需要，使改革真正成为社会主义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改革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历史必然性，首先涉及到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认识。
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着矛盾？如果说有矛盾，解决矛盾的途径是什么？这个重大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长期没有得到科学的回答。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社会“无矛盾论”，使社会主义的发展在理论上陷于困惑，在实践中埋下隐患。这正是促使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革任务即将完成之时，即以相当大的精力投入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研究的一个主要历史原因。
1956年至1957年，毛泽东集中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理论思考：
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基本观点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意见，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重要文章。文中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尤其存在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并指出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方法，是实行“技术革新和社会制度革新”；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在这样不断地解决社会矛盾的过程中前进的。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有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报告。《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在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听取中央34个经济部门的工作汇报的基础上，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的重要成果。这篇重要讲话，揭示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若干辩证关系，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结构的思想。
1956年9月，党的八大决议明确提出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斗争性质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表述，虽然不是直接出自于毛泽东，但是在“八大”期间和之后一段时间，毛泽东是同意“八大”的表述的，它实际上反映了当时毛泽东对国内主要矛盾问题的思考。
1956年12月4日，毛泽东给黄炎培的信中明确指出：“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①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编辑部文章。文中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范围，明确提出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实际上已经孕育着不久毛泽东即明确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包括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思想。
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用对立统一的观点分析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以后我国社会的各种矛盾。这篇重要讲话，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集中思考。
在一系列调查研究和理论准备的基础上，毛泽东于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这篇重要讲话，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认识、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入的论述，标志着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系统理论的成熟形成。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投注如此大的精力，绝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具有鲜明的实践性，这就是为了探索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通过什么动力来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正是出于这样一种社会实践动机，在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理论观点中，萌生着、蕴含着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革思想。主要包括：
（1）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对立统一的矛盾发展过程。社会矛盾运动和矛盾的正确解决，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2）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具有长期性。一个矛盾解决了，将会导致另一个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正是社会矛盾的这种连续性和长期性，构成了社会主义长期的辩证发展过程。（3）社会主义矛盾从总体上说是非对抗性矛盾，它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得到解决。社会主义通过自身力量解决社会矛盾的过程，也就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改革的过程。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制度的改革，与技术革新一样，是必然要发生的。（4）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一种多层次的矛盾结构。这种多层次性，决定了必须通过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全面改革来解决社会矛盾，推动社会主义发展。（5）通过改革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目的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服务，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健康地发展。因此，改革绝不能削弱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无政府主义、无政府状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以上五个方面，揭示了一条根本规律：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及其正确解决，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解决的根本途径，是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改革。因此可以说，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思想的精髓，在于揭示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必然性。这一光辉思想，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价值。在我国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一系列思想理论的提出、形成和完善，渊源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和改革思想。在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必然性和基本出发点上，邓小平和毛泽东是一脉相承的。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改革观，以肯定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为前提，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为目的，这本来是非常正确的。然而，事情发展的结果却与毛泽东的初衷相悖离，不久即导致了1958年到1978年长达20年的“左”的倾向。这种历史现象发人深省。这种历史失误，缘于对社会主义的超阶段认识。毛泽东一生以改造中国和改造世界为己任，以把中国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并尽快向共产主义伟大目标迈进为崇高理想。这种伟大的思想和品格，同时也带来了他对社会主义过分理想化的追求。这是1958年以后他在领导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上连续犯急于求成错误的一个主观因素。当然，当时由于受苏联模式的影响，由于全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都还缺乏成熟的经验，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翻身解放而激发的高涨热情，这一切，都是进一步促成毛泽东对社会主义过分理想化追求的不可忽视的客观因素。生产力方面大跃进，生产关系方面大过渡，上层建筑方面大革命，以及消灭社会差别、消灭资产阶级法权等等一系社会变革措施，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过分理想化追求的倾向。当他的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已经发生相当大差距的时候，他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与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所必需的。这就是毛泽东在指导社会主义改革问题上的历史局限性。这种历史局限性，成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稳妥地推进社会主义改革、避免改革犯超阶段错误的重要历史鉴戒。
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改革观相比，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改革观，突出地具有实践性品格。首先，邓小平一贯把生产力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要求作为生产关系乃至上层建筑领域改革的根本依据，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改革的根本目的，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作为判断改革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其次，邓小平坚持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把握改革开放进程。他把人民的利益彻底引入社会主义范畴，反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贫穷，解决温饱，实现小康，从而使全体人民逐步走向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三，邓小平善于从静态和动态的结合上把握中国改革开放。他既强调中国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的远大目标是按照社会发展总规律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又着重强调要把基本着眼点和主要注意力放到深入研究今天中国的现实问题上。由此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过程，改革开放的一切步骤和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第四，邓小平立足于时代，把中国的社会变革放到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中加以认识和把握，特别提醒国人，迅猛发展的世界科学技术革命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既是一种严峻的挑战，又是一种可以更快发展自己的良好机遇，改革与发展，必须把着眼点放到依靠现代科学技术上。同时，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矛盾，大胆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因素和文明成果，以增强社会主义的实力和优势。总之，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改革观，在继承、坚持毛泽东社会主义改革观中正确因素的基础上，作出了多方面创造性发展。正是这种创造性发展，使改革开放真正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内涵，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
毛泽东创造性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把基本矛盾运动看作社会主义改革的内在依据。但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侧重点是什么？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表现即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毛泽东在这两大问题上未能始终如一地坚持正确观点，从而导致改革过程中的若干负效应。邓小平回答和解决了这两个关系社会主义改革总方向的大问题
毛泽东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结构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是社会最高层次的矛盾。基本矛盾的状况，决定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性质；基本矛盾的解决，形成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一科学认识，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具有首创性。因为虽然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的时候就明确提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样一对基本矛盾，恩格斯、列宁也都肯定和运用了“基本矛盾”的概念，但是他们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而言的。由于时代的限制，他们都没有可能去研究和概括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斯大林则“在一个很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调节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但是，他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②毛泽东创造性的理论贡献还在于，他不仅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且深刻指出：这种基本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状况。所谓不同的性质，是指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代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各方面，并不存在着势不对立的两大对抗阶级，也不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而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所谓不同的状况，是指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从总体上说是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是为生产力发展服务的，是容许并促进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则是保护作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主体——人民群众的。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和方面，也存在着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但这种矛盾是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基本相适应的前提下产生的，因而矛盾的发生和解决，不仅不会构成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危害，而且直接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决定，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只能靠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完善；依靠社会主义制度解决社会基本矛盾，主要方式是改革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方面。显然，毛泽东实际上把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看作社会主义改革的内在依据。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旗帜鲜明地肯定和坚持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基本思想。他明确地把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作为社会主义改革的内在依据，把通过体制和制度的改革正确解决社会基本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运力。当然，在对毛泽东基本矛盾思想的继承中，邓小平对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作出了深入的具体的研究，对如何解决基本矛盾作出了许多创造性分析，从而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和社会主义改革理论。这种创造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大问题上：
第一，邓小平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生产力始终是主要的、决定的因素；解决社会基本矛盾，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必须牢牢抓住生产力这个中心；通过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促进基本矛盾转化的中心环节。
关于生产力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中的基础地位和决定作用，毛泽东曾作过明确论述。例如，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为此，他提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目的，就是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提高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新制度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1958年，毛泽东曾提出要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上去。1958年底，他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谈话中讲到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时，说斯大林提出三个先决条件：一是必须确实保证整个社会生产的不断增长，而生产资料的增长要占优先地位；二是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用产品交换代替商品流通；三是发展社会文化，保证社会一切成员全面发展他们的体力和智力。毛泽东认为斯大林提出的这三个先决条件是对的，主要是第一条；这几条的基本点，就是要通过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1962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后中又提出：在我国要用100年的时间来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上述一系列论述说明，毛泽东在一段时间里是非常重视通过发展生产力来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发展的。可惜这一正确思想未能坚持到底。从总体上看，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是把侧重点放到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对生产力则严重注意不够，乃至导致完全脱离生产力现实水平和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大过渡和上层建筑大革命，使社会改革走入歧途。
总结毛泽东的经验教训，从生产力还比较落后这样一个基本国情的出发，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始终把生产力作为促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解决社会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因素和中心环节。这是邓小平社会主义改革观的鲜明特色。这种改革观包括：（1）生产关系改革必须密切适应生产力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要求。从生产力比较落后这一基本点出发，建立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经济结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变革的总原则、总方向。（2）生产关系改革必须始终把生产力的主体——广大劳动者放在首要地位。通过各种有利的手段和途径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生产关系改革的根本出发点。（3）生产关系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要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制定改革政策、判断改革是非的根本标准。（4）生产力不仅是生产关系改革的根本依据和根本目的。而且也是上层建筑改革的根本依据和根本目的。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生产力的需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归根到底是为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进
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5）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发展，离不开上层建筑的领导和保证。这就决定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开放的政治保证，又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获得新的时代内容。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的有机统一，是为了更好地坚持“一个中心”，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第二，邓小平对我国现阶段基本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即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科学分析，既纠正了毛泽东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错误判断，又发展了中共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基本思想，赋予社会主义改革以更加实践性意义。
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贡献，就是科学地分析了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确立了社会主要矛盾。尽管“八大”的表述还不甚确切，但它的基本精神是正确的，也体现了当时毛泽东的思想。但是不久，由于国际上的波匈事件，由于国内发生一些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情况，特别是少数右派分子向党和向社会主义进攻，促使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矛盾问题上开始转向，进而否定“八大”的正确判断。这种理论转向，首先表现在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大修改中。这篇讲话公开发表前，反右斗争已经开始。由于当时对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在讲话稿的整理过程中加进了强调阶级斗争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些同原讲话稿精神不协调的论述。随后不久，1957年7月，毛泽东又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这篇作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必要补充”（毛泽东语）的文章，进一步萌生了阶级斗争是国内主要矛盾的思想。到1957年10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直接否定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他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③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是国内主要矛盾的思想，在1958年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1962年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得到了逐步升级，终于形成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主要矛盾的错误理论。
关于主要矛盾的理论错误，直接导致以阶级斗争为纲来处理社会基本矛盾，从而把生产关系的改革变成对一切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和分配形式的全盘否定，把上层建筑的改革变成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全面专政。这是毛泽东社会主义改革观中的最重大失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