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指出这些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④事实就是如此，尽管毛泽东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某些方面和环节上的缺陷，但是由于他没有对此进一步作出切合实际的深入具体的分析，没有看出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症结所在，抓错了主要矛盾，因而犯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他过分严重地估计了当时国际国内阶级形势，把本来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非对抗性矛盾看成是新旧制度之间的对抗性矛盾，错误地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主要矛盾，主要用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办法来解决，企图以此作为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其突出地表现在：一是认为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主要在于所有制不大、不公、不纯，因此要“不停顿地变革生产关系，要割资本主义尾巴”追求“一大二公”，搞穷过渡，由此造成单一的所有制和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二是认为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主要表现为“党内有资产阶级”，从中央到基层都有“走资派”，所以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搞所谓“继续革命”。历史证明，这样搞的结果，不仅没有也不可能解决社会基本矛盾，没有也不可能达到所谓“抓革命，促生产”的目的，反而使基本矛盾更加突出，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破坏了经济建设，致使中国在长达20年的时间内基本上处于动荡、徘徊的停滞状态。
造成长时间失误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本身，而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特殊规律缺乏深入具体的研究，思想认识上产生了片面性。长期以来，人们没有切实从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这个最基本的国情出发，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因而只看到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优越性，看不到无论是公有制本身还是计划经济体制，都还有一个如何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问题。就毛泽东本意而言，并不是不想发展生产力，遗憾的是片面强调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作用，忽视了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始终没有切实把发展生产力当作根本任务，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被“生产关系大过渡”和“上层建筑大革命”等错误做法所扭曲，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干扰了经济建设，导致社会主义发展失去了根本动力。
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表明，尽管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以及社会主义制度自身改革和完善的思想，尚不完全，在实践中又被“左”的错误所扭曲，但毕竟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性质、方向和道路，为我们继续认识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把握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刻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坚持以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作为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依据，紧紧抓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创造性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特殊规律，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的思想，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了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二
邓小平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思想，在充分肯定和坚持毛泽东
“矛盾动力论”的前提下，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作了切合实际的深刻分析和具体把握，发现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内部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与生产力的突出矛盾，找到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症结所在，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思想和方针政策，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迅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和社会主义实际运动，作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
首先，邓小平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刻总结了国内国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以此作为理论和历史的出发点，他深刻指出：现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集中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要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必须进行全面改革，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僵化体制，建立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体制，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而不断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为此，邓小平充分揭露了旧体制的种种弊端，指明了改革的对象。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这“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体制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⑤。因此，“要大幅度地改变当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须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⑥其次，邓小平还从社会主义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前途命运的高度论证了改革的紧迫性。他多次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⑦1987年他在一次谈话中深有感触地指出：“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一套，经过几十年的试验不成功，过去照搬外国模式，再加上我们的一些错误，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导致思想上的僵化，并且妨碍了人民和基层发挥积极性。”⑧他在1992年初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又一次严肃地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只能是死路一条。”⑨邓小平这些重要论述，既抓住了主要矛盾，又指出改革是正确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矛盾的方法和途径，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从而真正找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
实践上的巨大成功，从来都是理论认识上的创新的表现和结果。从“矛盾动力论”到“改革动力论”，不仅是人们对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具体把握，而且标志着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认识的深化。
第一、“改革动力论”坚持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原理，从而把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建立在科学的客观实践基础之上。毛泽东虽然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既相适应又不相适应的矛盾运动，但片面地强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先进性和巨大作用，忽视了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是不可能真正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基本历史规律。这种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在实践中导致两种后果：一是看不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具体形式即体制束缚生产力的严重性，盲目固守超越现实生产力水平的某些方面，使人们的思想认识和管理体制日益僵化，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二是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从衡量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成败得失的标准中排除出去，一味追求“生产关系大变革”和“上层建筑大革命”，严重地破坏了经济建设。而“改革动力论”，则是坚持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结构中，始终把生产力看成是主要的、决定性因素，认为解决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中心环节，是改革和完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出发点和归宿，并作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根本任务，深刻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样，就使人们更加自觉主动地通过改革不断克服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环节和方面，从而使社会主义制度永远处于自我调节、自我完善、稳定发展的良胜循环状态。
第二，“改革动力论”的科学性和现实性还在于，它不仅一般地坚持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而且抓住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具体表现——僵化的管理体制与生产力发展的矛盾，并且提出通过改革解决这个矛盾，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发展。这就纠正了那种脱离客观实际，把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表现的实质简单地归结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矛盾的错误作法，把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具体实践统一起来，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问题。几十年来的社会主义运动实践表明，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状况能否正确认识和把握，决定着能否真正抓住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找到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关系到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和道路的选择。如前所述，把无矛盾的完全一致看成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形而上学表现；简单地把矛盾看成是社会主义发展动力，也是不完全的，并不能解决问题。如果抓不住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症结所在，解决矛盾的方法不对头，反而会使矛盾更加尖锐起来，阻碍社会主义发展；至于在国际国内复杂多变的环境下，像某些国家面对严峻挑战。迷失方向，变质易帜，另找出路，只能葬送社会主义事业，使社会历史倒退；只有正视矛盾，抓住根本，通过自身的不断改革和完善，正确地解决矛盾，才能把社会主义推向前进。
三
“改革动力论”不仅解决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长期使人困惑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而且深化了人们对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作用的理解，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内涵。
第一、它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矛盾在不同领域里物质运动形式中的作用问题。从一般意义上说，“矛盾是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源”，无疑是正确的，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根本观点。但是，据此就简单地认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是不完全的、不科学的。因为，运动、变化的概念不等于发展的概念。一般说，运动或变化不具有确定的方向性和上升性，它可以指的是数量变动、机械重复、“返祖”或倒退等现象；也可以指的是质的飞跃、前进过程和上升趋势。事物的生成、发展和死亡，均可称为是运动和变化；而发展则不然，它是由事物内部矛盾所构成的一种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机能，具有确定的前进方向，即总体方向的上升性和具体过程的曲折性，是无限运动中一种前进的方式和趋势。由于事物的运动变化与发展并不是同一概念，矛盾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作用性质、范围和程度也不一样。对于人类社会
来说，矛盾虽然也是社会运动的力量源泉，但是井非所有的矛盾都可以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有些社会矛盾和斗争还会破坏社会文明和进步，致使历史倒退。因此，只是笼统他说矛盾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是不够的，还必须自觉地把握在具体历史条件下矛盾运动的特殊规律，对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
第二、它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能否对不同历史阶级的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状况及其运动规律的正确认识和具体把握，直接关系着能否真正找到社会发展的动力，决定着社会发展方向和道路的选择。社会基本矛盾在不同时代和社会制度下，其性质、状况和具体表现形式是不尽相同的。这要求我们，只有严格区分和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状况，具体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级基本矛盾运动的具体表现形式，才能抓住影响全局的主要矛盾，紧紧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环节，以经济建设作为中心，推动社会主义发展。
第三，它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仅仅承认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源泉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抓住主要矛盾，并采取正确方法和途径解决矛盾，才能推动事物发展，促进社会进步。这里，解决矛盾的方法和途径是极为重要的。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解决矛盾的方法和途径不对头，不仅解决不了矛盾，反而使之尖锐起来，形成一种破坏的力量。因此，只有将对矛盾的正确认识和解决历史地具体地统一起来，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形成自觉的矛盾运动，才能推动事物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注释
①《列宁全集》第33卷 ，第83页。②见《斯大林选集》上卷，第202、237页。③毛泽东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④⑤⑥⑦《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68页，第135、287—288页，第125—126页，第140页。⑧《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1987年2月—7月），第32页。⑨《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
毛泽东国力思想与当代综合国力研究
张伯里
“综合国力”，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一个新术语，尽管目前尚无统一的定义，迄今在任何辞书（《不列颠百科全书》、《苏联百科辞典》、中国《辞海》等）也都未列入这一概念。然而作为近年来各国国际问题专家、学者竞相研究的成果，“综合国力”概念毕竟有了一个基本的轮廓和较为丰富的内容。因而这一术语近年来也开始出现在各国领导人（包括我国领导人）的讲话、报告中，甚至被列为国家战略。
任何一个科学思想，都是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人们往往要追溯思想渊源，这是自然的。综合国力思想也不例外。人们不是把国力理论追溯到二次大战前后尼古拉斯·斯拜克曼那里、汉斯·摩根索那里吗？其实作为今天综合国力理论的许多基本思想——如国力是诸种因素的综合的思想，经济是国力的基础的思想，国力由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两大部分构成的思想，国力竞赛此长彼消不平衡发展的思想，综合实力需要综合努力的思想，等等——在毛泽东三四十年代的著作中（特别是在他的专门比较了中日两国国力的《论持久战》一书中），已有丰富的内容。有必要对毛泽东的综合国力思想给予珍视和发掘研究。本文结合当代综合国力研究，试对毛泽东关于国力的思想进行评述。
一、国力是综合的、全面的
国家实力（NationalPower，或译为国家权力），简称国力，历来是国际政治分析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的概念。产生了世界政治研究，同时就产生了实力分析方法。然而，在传统的国际政治研究中，国家实力虽然也不能说是纯单一性的，但人们往往偏重于军事实力一个因素，把军事实力置于国家实力的主导地位，或者把军事实力作为衡量其他形式实力的最终尺度，以至于说到实力通常总是指军事实力。
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战后以来，随着军事实力使用范围的缩小，随着军事实力使用效能的减少，随着军事实力使用代价的增大，可以说，军事实力虽仍然重要，但其意义已经大为下降，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已不单纯取决于，甚至也不主要取决于军事实力；国家实力已不单纯归结于，甚至也不主要归结于军事实力；国力竞赛已不单纯表现于，甚至也不主要表现于军事实力竞赛。到了七八十年代，连最看重军事实力的西方学者也认识到，“国家实力或能力包含的内容比单纯的军事实力要多得多。”①并且开始从各种因素综合的角度，来研究国力。
1975年，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副局长雷·克莱因出版《世界实力评估》一书，尽管他仍从研究发动战争的能力的角度出发，研究实力，但这里的国力已经是综合性的了——实力由基本实体（人口＋领土）、经济能力、军事能力、战略意图、国家意志五大因素构成。1980年，日本大平内阁的“政策研究会”提出《综合安全保障战略》报告，从研究国家安全战略的角度出发，研究国力。不仅其内容也是综合的，即保障国家安全不能仅仅运用军事力量，而是要“综合”运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实力，而且连战略的名称都冠以“综合”一词。1987年，日本经济企划厅综合计划局发表《日本的综合国力》报告，专门研究综合国力。该报告把“综合国力”分解为三大类要素，包含着经济、科技、政治、教育、军事、外交、文化、人口、国土等国力要素。自此，“综合国力”一词在国际政治领域风靡全球。
其实在30年代的毛泽东那里，国力已经是综合性的，尽管他没有用“综合国力”一词。1938年5、6月间，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的著名讲演，为了说明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必胜的也是持久的，他对日中两国的国力做了详尽的比较分析。归结这个国力比较就是：“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中国反是，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地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的。”②这是地地道道的综合国力分析！这里比较的，用今天的话说，叫“综合国力要素”，而非片面的单一实力；用当时毛泽东自己的话说，是“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残缺不全的片段”③。概括这些国力要素，共包括军事、经济、政治、人口、地理自然条件和国际关系六大类。这差不多道出了今天的研究者刚刚揭示的综合国力的全部基本要素。尽管今天的研究者对国力要素的侧重点不尽相同，对国力要素的诠释不尽相同，对国力要素构成的排列组合不尽相同，对国力要素之间相互关系机制的看法不尽相同，但其国力要素构成不也正是这些大的方面吗？
以下更为具体的分析，将进一步说明毛泽东关于综合国力思想的丰富内容。
二、经济是国力的基础和核心
相应于战前帝国主义列强凭借武力爪分、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相应于战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通过军备竞赛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过去的国力概念一般归结为军事国力概念，经济实力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是现实强制人们越来越重视经济实力在国力中的意义。在80年代日本的综合国力研究中，对国力诸要素的重要程度的评估，经济力居首位，为77.9分，科技力次之，为67.7分，军事力排政治、教育之后的第五位，仅为22.1分。在60年代联邦德国教授威廉·富克斯《国力方程》那里，更是贬低军事实力的意义，主要是以钢铁和能源来设计其“国力方程”。如果说日本、联邦德国出于其本国经济实力强大而军事实力相对弱小的实际国情，而在其国力要素评估中过于看轻了军事实力的意义，那么在最看重军事实力的美国，而且还是在美苏军备竞赛方兴未艾的70年代，军事实力在国力中也已不再是居独占鳌头的地位——克莱因对其国力中物质要素的评估，经济能力和军事能力并列，各为200分，人口和领土各为50分。因此，尽管对经济实力具体的评估存在分歧，然而仍可以说人们已经对经济实力在国力中的意义有了基本的认识：未来的主要对手和威胁，来自经济、科技方面而非军事、政治方面；未来的国力竞赛，是以经济（或经济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赛而非军事实力竞赛；未来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取决于它的以经济（或经济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状况而非军事实力状况。这种看法特别是在美苏争霸格局崩溃以后，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其实，经济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经济决定政治、军事等，并非今天才有的“新观点”而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40多年前发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现在连西方学者都接受了唯物史观。他们只是受客观实际所迫，接受了经济起决定作用的现
实）。而毛泽东在其30年代前后的著作中，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论述了经济在国力中的基础和核心地位，特别是论述了经济对于政治、军事的基础作用。
关于经济是政治、军事胜败存亡的物质基础这一点，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政治暴力决定论时作过精辟的论述。他指出：“暴力本身的‘本原的东西’是什么呢？是经济力量，是占有大工业这一强大的手段。”④“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⑤。
即便是在战争年代，毛泽东也是十分重视经济的物质基础作用的。早在1928年井冈山斗争时期，他就把“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同其他政治的、军事的、地理的条件一并（这无疑是综合实力的雏形）作为工农武装割剧存在和发展所需具备的条件⑥。以后又在革命战争的各个时期，都把经济作为苏区（或根据地或解放区）存在与发展和战争胜利的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时期，他指出：“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开展我们军事上的进攻，给敌人的‘围剿’以有力的打击”⑦。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时期，他指出：“认真地精细地而不是粗枝大叶地去组织各根据地上的经济，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是长期支持根据地的基本环节。”⑧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指出：“减租和生产两大任务是否能够完成，将最后的地决定解放区政治军事斗争的胜负，各地切不可疏忽。”⑨在经济建设不是中心任务的战争时期，毛泽东尚且极为重视经济的物质基础作用，那么，对于和平建设时期，他更是把经济作为国家昌盛的物质基础、国力强大的核心内容。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毛泽东规划着未来新中国的建设蓝图。他指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零五年的历史，特别是国民党当政以来的十八年的历史，清楚地把这个要点告诉了中国人民”⑩。因此，“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1）
战后那些迷信军事力量、追求军事霸权的国家，尽管其军事实力一时得到膨胀，但拖累了经济发展，破坏了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实力基础，必然的结果是削弱了国力。严酷的事实迫使他们正视经济这一国力和国家地位的物质基础。于是，人们开始感到《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有关于‘军事实力潜力’而没有关于‘经济实力潜力’的词目”，“不那么令人鼓舞”，希望下一版的《国际百科全书》补遗（12）。
三、精神因素同物质因素一样，是国力构成不可缺少的两大要素之一
过去西方学者和政治家，尽管其世界观一般是唯心主义的，但其对国力的看法却很“唯物”：或者唯军事实力为重（“唯武器论者”属此类），或者唯地理自然条件为重（“地缘政治学”），而忽视精神因素。现代国力研究者和政治家则有不同，不管列出了多少种国力要素，有多少种国力要素的排列组合方式，国力要素构成一般都可以归结为两大类：物质要素与非物质要素（或称精神要素），即国力构成的“硬件”与“软件”。譬如，美国的雷·克莱因“国力方程”构成，除了“基本实体（人口加领土）”、“经济能力”、“军事能力”三大物质要素外，还有“战略意图”和“国家意志”两大精神要素。塞缪尔·亨廷顿1988年“与保罗·肯尼迪一论短长”的文章中论述的美国国力除了人口、资源、经济、军事、技术等物质要素以外，还有“教育”、“社会凝聚力”、“政治稳定”和“外交联盟”等非物质要素。甚至当时作为美国总统的里根也于1984年1月16日发表的一次讲话中说：“实力不仅仅是军事力量。经济力量举足轻重。..同样重要的是我们的精神力量，还有我们国内人民的团结以及我们同国外盟友的团结。”1987年《日本的综合国力》报告中庞大的国力要素体系，除了物质力量，也包括诸如“政策力”、“外交力”、“国民意识”、“同盟友好关系”等精神力量。
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毛泽东，从来都坚持物质和精神的辩证统一：“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13）。从这个基本原理出发，毛泽东在力量对比分析中，十分注重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两大因素的辩证关系。他不仅指出力量对比，是两方面因素的对比：“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14）他也指出力量对比的变化，是两方面因素作用的产物：“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15）20年后的1957年，基辛格在他的《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中，指出了毛泽东物质、精神两因素的军事学说与美国单纯军事考虑的战争思想的不同：“毛泽东的军事学说反对那种以纯军事考虑为基础进行速决战的观念，而这种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却是美国战争思想的基础。毛泽东军事学说再三说明，在战争中精神因素与物质因素同样重要。”
就国力中精神因素本身，我们前面曾列举的当今人们研究国力时所提出的精神力量（“国家意志”、“国民士气”、“国内政治稳定性”等等），毛泽东几乎都论及过，尽管其用词和含义不尽相同。下面我们具体看看几个主要因素。
1.“政治动员”——国家战略与贯彻这个战略的国民意志毛泽东十分重视政治动员这种精神力量的作用。他说：“这个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没有许多别的必要的东西固然也没有胜利，然而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16）那么，什么是政治动员？“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必须把这个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17）另外，“单单说明目的还不够，还要说明达到此目的步骤和政策，就是说，要有一个政治纲领。”（18）国家的“政治目的”、“政治纲领”、动员全民族去实现这个目的、纲领，这其实就是今天的国力研究者所说的“国家战略与贯彻这个战略的国民意志”因素。
2.“人心”、“士气”按照毛泽东的实力观，“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19）因此，在他具体比较中日实力时，总是把“人心”、“士气”这个精神要素放进去。譬如，他在分析中国比之日本是相对劣势而非绝对劣势时指出：“中国方面，虽然在力量的强度上是劣势，因此造成了战略上的某种被动姿态，但是，在地理、人口和兵员的数量上，并且又在人民和军队的敌汽心和士气上，却处于优势，这种优势再加上其他的有利因素，便减杀了自己军力、经济力等的劣势程度，使之变为战略上的相对劣势。”（20）而日本，在人心、士气方面却是一个消极因素。例如，它在中日战争的第一阶段（即日本战略进攻阶段），“士气已开始表现颓靡”（21），到了战争的第二阶段，“国内人心更加不满，士气更加颓靡”，日中力量对比将发生巨大的变化（22）。
3.“政治组织力”——政府能力、国民凝聚力毛泽东比较的日中实力的第一点，是“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中国反是，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地弱的”（23）。这里面，军力、经济力是物质力量，政治组织力是精神力量，且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精神力量。从日本方面看，“日本军队的长处，不但在其武器，还在其官兵的教养——其组织性”。（24）从中国方面看，“过去土地革命战争时代的中国红军，以弱小的军力还常打胜仗，得力于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的民众是非常之大的。民族战争照规矩应比土地革命战争更能获得广大民众的援助；可是因为历史的错误，民众是散的，不但仓卒难为我用，且时为敌人所利用（25）。“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26）以上毛泽东所分析的“政治组织力”，其实就是今天人们研究国力时提出的“政府组织、动员能力”和“国民凝聚力”要素。
四、地理自然条件是一种重要的国力因素
应该说，国力研究者从来没有忽视地理自然因素，尽管因时异而重视的程度不同；国力研究者一般都不忽视地理自然因素，尽管因人异而重视的程度不同。汉斯·库根索8项国力要素的第1项为地理，第2项为自然资源。尼古拉斯·斯拜克曼10条国力要素的第1条为领土状况，第2条为边界特征。威廉·富克斯国力方程的第1个要素为国土。雷蒙·阿隆国家权力3大基本要素的第1要素为政治单位所占空间，第2要素为人力物力资源。雷·克莱因“综合国力方程”的第1个因素“基本实体”为人口加领土。日本综合研究所综合国力3方面之一的“生存力”其第1个构成要素是地理（领土、领海、领空、战略位置）。
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的地缘政治学，把地理自然环境视为国家实力的决定性因素。例如，“地缘政治之父”、德国的弗里德里克·拉采尔的“生存空间”是国家权力的关键的理论，美国的阿尔弗雷德·马汉的“海权理论”，英国的哈尔福德·麦金德的“陆权理论”，等等。对国力要素中的地理自然环境怎么看？一方面，地缘政治学把地理自然环境视为国力构成中的最主要或决定不性因素，这一理论原则是不科学的；另一方面，不能否认诸如地理位置、领土面积、地形地貌、自然资源、气候生态等等地理自然环境，是很重要的国力要素。
毛泽东始终把地理自然条件当做一种重要的实力要素，他尤其重视中国的“地大”因素，视其为中国国家实力的一大优势。他在《论持久战》中所作的日中力量对比，其中有一项是“日本是小国，地小、物少、人少、兵少，中国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27）这里面，“地小”、“地大”（领土面积）和“物少”、“物博”（自然资源）就是地理自然因素。毛泽东既把“地大”作为中国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因而他所制定的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除了出于军事、经济、政治等等实力状况的考虑，也出于“地大”等地理自然条件的考虑。譬如，持久战——“在第一第二阶段，敌强我弱，..拚国家命运的战略的决战则根本不干，例如最近之徐州撤退。这样就破坏了敌之‘速决’计划，不得不跟了我们干持久战。这种方针，在领土狭小的国家是做不到的，在政治太落后了的国家也难做到。我们是大国，又处进步时代，这点是可以做到的。”（28）
除了“地大”、“物博”，毛泽东也没有忽略“地理位置”的意义——“中苏两国是地理接近的，这一点加重了日本的危机，便利了中国的抗战。中日两国地理接近，加重了中国抗战的困难。”（29）
五、国力竞赛，此长彼消不平衡发展
毛泽东在战争时期多次强调“战争是力量的竞赛”（30）。他所说的力量，实际是指综合国力。他除了在比较分析了日中两国军事、经济、政治、人口，地理自然条件和国际条件等实力的特点之后，指出“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31）；他还更具体地指出，“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32）以及战争是“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之上的“主观能力的竞赛”（33）。
如果说战争是力量的竞赛，那么，和平时期的发展同样也是力量的竞赛。而且，在这个综合国力中，过去占有突出地位的军事实力的意义下降，其他实力的意义上升，特别是经济科技实力成为核心。这种综合国力竞赛的激烈程度和意义的重大，一点也不亚于战争时期的以军事实力为核心的实力较量。所以我们必须注重增强实力，以赢得国力竞赛。
既然是力量竞赛，就有一个你追我赶、此长彼消、东升西落等等平衡与不平衡的问题。列宁对进入帝国主义时期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下各国实力此长彼消不平衡发展，作过深刻的理论揭示。
毛泽东的实力竞赛说，也包含着丰富的平衡与不平衡问题的论述。甚至在中美两国相互敌视的1957年，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顾问的基辛格博士也赞佩道：“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都是在三十年代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写的，这两篇文章在平衡观念以及使列宁主义的正统学说适应中国情况的巧妙上，是很出色的。”（34）
毛泽东在对日中两国诸种国力要素的优劣作了比较分析之后，指出：“现时敌我强弱的程度悬殊太大，..所以平衡不能出现，而出现的是不平衡。”
（35）根据这样的实力对比情况，中国的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而且在其第一阶段采取战略守势、防御的方针。在战争的第二阶段内，“敌我力量对比将发生巨大的相反的变化，中国将逐渐上升，日本则逐渐下降。那时中国将脱出劣势，日本则脱出优势，先走到平衡的地位，再走到优劣相反的地位。”（36）当出现这种实力地位易位的情况，战争地就到了中国战略进攻阶段。即毛泽东所说的“敌我总的形势走到平衡，再由平衡走到我优敌劣。那时，就是我们实行反攻驱敌出国的时机了。”（37）我们看到，中日战争这场力量竞赛，此长彼消，实力对比发生了由不平衡到平衡再到实力地位易位的新的不平衡，从而决定了这场竞赛的进程和趋势。历史已经验证了中日战争以及在这之前、之后发生的力量竞赛此长彼消、东升西落、你追我赶的发展不平衡状况及其结果。例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德国的国力之跳跃式发展并赶超英国、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迅速崛起并使国力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位；新中国建立后经过四十多年的迅速发展使其综合国力位次逐步上升等等。因而，若看不到后进可以赶超先进、弱可以变强，或者过于看重落后、弱点、劣处，视落后为永远落后，这在理论上是形而上学，在实践上则是悲观消极。毛泽东批判了抗战中以亡国论为主的悲观论者，这对于今天综合国力竞赛时代的悲观论者也是适用的——“亡国论者看重了强弱一个矛盾，把它夸大起来作为全部问题的论据，而忽略了其他的矛盾。他们只提强弱对比一点，是他们的片面性；他们将此片面的东西夸大起来看成全体，又是他们的主观性。所以在全体说来，他们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那些并非亡国论者，也不是一贯的悲观主义者，仅为一时候和一局部的敌我强弱情况或国内腐败现象所迷惑，而一时地发生悲观心理的人们，我们也得向他们指出，他们的观点的来源也是片面性和主观性的倾向。但是他们的改正较容易，只要一提醒就会明白，因为他们是爱国志士，他们的错误是一时的。”（38）
另一方面，一个后进国家实力的上升，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不是简单的事情。特别是对一个老大的落后国家，更是如此，即使你的发展速度总是保持优势，那要赶超一个实力强大得多的国家，也是要假以时日的。何况发展是曲折的，而且竞赛对手也是在发展的。因此，过分的性急是不行的。毛泽东在批判了抗战中的亡国论、悲观论之后，指出：“然而速胜论者也是不对的。他们或则根本忘记了强弱这个矛盾，而单单记起了其他矛盾；或则对于中国的长处，夸大得离开了真实情况，变成另一种样子；或则拿一时一地的强弱现象代替了全体中的强弱现象，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自以为是。总之，他们没有勇气承认敌强我弱这件事实。..这里也是主观性和片面性作怪。这些朋友们的心是好的，他们也是爱国志士。但是‘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的看法则不对，照了做去，一定碰壁。”（39）当然，不能速胜，“不是说中国的事情只能慢吞吞地去干，中国的事情要勇猛地去干，亡国的危险不容许我们有一分钟的懈怠。”（40）如果说在战争的力量竞赛中，不心存紧迫感，不发奋努力，有亡国灭种的危险；那末在今天的综合国力竞赛中，不只争朝夕，不发奋努力，则有落伍衰亡之虞。
应该指出，这种为赢得国力竞赛而进行的努力，是各个方面的综合努力。日本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提出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其“综合”的含义一方面是指威胁本身就是“综合”的、多方面的和相互关连的，另一方面是指用以对付威胁手段也必须是“综合”的，即“综合”运用政治、军事、
外交、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力量，以发挥确保国家安全的综合效果。而在这之前40多年的毛泽东《论持久战》那里，除了分析的国力已是综合的外，也指出来自外部的亡国威胁是综合的——“敌人的这一掠夺的即灭亡中国的政策，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两方面，..在物质上掠夺普通人民的衣食，使广大人民啼饥号寒；掠夺生产工具，使中国民族工业归于毁灭的奴役化。在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41）因而毛泽东还指出，改变敌我力量对比，赢得胜利的方法、手段、努力，也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方面综合的——“努力于作战多打胜仗，消耗敌人的军队，努力于发展游击战争，使敌之占领地限制于最少的范围，努力于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团结全国力量，努力于建设新军和发展新的军事工业，努力于推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进步，努力于工、农、商、学各界人民的动员，努力于瓦解敌军和争取敌军的士兵，努力于国际宣传争取国际的援助，努力于争取日本的人民及其他被压迫民族的援助”（42）。
综合国力，需要综合努力。毛泽东关于综合国力的丰富思想，不仅是今天综合国力研究的重要理论渊源，也是今天综合国力竞赛的重要指导方针。
综合上述，毛泽东国力思想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静态的国力要素综合论（本文第一至四部分）与动态的国力发展不平衡论（本文第五部 分）。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正如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一样，毛泽东国力思想的两个方面在邓小平那里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首先，毛泽东分析了战争时期的国力竞赛并指出这种国力是诸种因素的综合，而非片面的单一要素。而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今时代，各国也进行着其意义不亚于战争时代的激烈的国力较量。如何看这种当今时代的国力，邓小平指出：“衡量一个国家的国力，要综合地看，全面地看。”（43）其次，邓小平把综合国力摆在了判断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备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三项标准之一的高度——“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44）这无异于把增强综合国力作为我们国家、民族、社会主义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之一。再次，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抓住时机、加快发展，这抓住了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关键。综合国力的基础和核心是经济寒力，一个国家经济实力上不去，政治、军事等等实力以至整个综合国力都上不去。而经济实力大小的变化，取决于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增长速度对于中国这样的原本落后的发展中大国尤其至关重要。停滞不行、慢了也不行，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因为这样只会使我们的经济实力以至整个综合国力永远落在发达国家后面。最后，邓小平提出的百年奋斗三个阶段的构想，是把我国综合国力一步一步搞上去的切实可行的战略。只要抓住时机、加快发展，必定会使我们的综合国力得以增强并逐步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同时还要看到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毛泽东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曾提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45）可惜从1966年开始，我们陷入了长达十年的“文革”政治动乱之中，耽误了赶超发达国家的进程。是邓小平把在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上赶超发达国家的一百年（从建国算起）具体化为三步走的战略，并在实践中，已经实现了第一步的目标并将在本世纪内实现第二步目标，这就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最近所强调指出的，“我们要抓住机遇，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努力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达到小康水平的第二步发展目标，使我国综合国力登上一个新的台阶。”（46）作到了这一点，就为在下个世纪前50年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基本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