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当时任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在一次关于外交问题的重要讲话中，就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外交政策的思想，指明我们要在政治上建立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实行“另起炉灶”的方针，即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这是对于发展同东西方外交关系都同样适用的一条重要原则。在这个讲话中，周恩来在阐明“一边倒”外交方针的同时，还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即先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军事、经济以及文化领域中的残余势力清除掉再建立外交关系。这表明，我们在首先同民主阵营国家发展外交关系的同时，还要同西方各国在内的一切国家发展外交关系；对西方国家，在坚持上述原则的前提下还是要请客的，而且在客未请或请而未来之前，还可以“互通有无”，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同外国做买卖⑨。所以，“一边倒”的方针决不意味着关闭同西方的往来，恰恰相反，这时中国的大门却是被美国的禁运政策所封锁。这正如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写的《“友谊”，还是侵略？》一文所揭露的：“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一小片地方的门户，还向艾奇逊们开放着，第一个神圣的原则在那里‘仍然维持’着。其余的地方，比如上海吧，解放以后本来是开放的，现在却被人用美国的军舰和军舰上所装的大炮，实行了一条很不神圣的原则：门户封锁。”⑩我们只要认真研究毛泽东在建国前后对新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思考，就会清晰地看到，他十分注意从实际出发，把原则的坚定性同策略的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善于利用矛盾，区别对待，多方位、多层次地发展和扩大对外关系，尽可能地为新中国的建设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和条件。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论述党在全国胜利后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时，指出我们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同时估计到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因此，“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但即使这样，“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随后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他在论述“一边倒”的主张之后，同样明确地提出：“生意总是要做的。我们只反对妨碍我们做生意的内外反动派，此外并不反对任何人。”并且确信在革命胜利之后，我们不但有生意可做，而且有可能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之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这些外交方面基本政策的重要构想，建国后在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中都有了相应的规定。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在同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国家以及一些民族独立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后不久，就在英国、挪威、丹麦、芬兰、瑞典、瑞士和荷兰等资本主义国家承认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前提下，分别同这些国家建立了不同级别的外交关系，同时还尽最大可能地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地区发展经济关系。对于后者，毛泽东也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他在1949年12月访苏期间，曾两次就对外贸易问题致电中央，提出要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在苏联是第一位的情况下，要准备和波、捷、德、日、美等国做生意，还特别提出注意统筹苏、波、捷、德、匈及英、法、荷、比、印、缅、越、罗、澳、加、日、美各国在1950年全年出入口的种类及数量。由上可见，建国后毛泽东仍然是十分重视发展对外往来的，他着眼于新中国建设的需要，致力于发展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往来。但是，新中国发展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往来面临着重重障碍，障碍来自美国在一个长时期内坚持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在当时世界政治格局下，美国的这种对华政策在西方起了恶劣的带头作用。为了打破美国的封锁，毛泽东以他高超的斗争艺术，在首先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国家和民族独立国家合作关系的同时，对西方世界则灵活而巧妙地把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政治与经济、官方与民间，加以区别对待，多渠道、多层次地发展和扩大对外往来。这样，使新中国赢得越来越多的朋友，同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了不同层次的合作关系，有力地打击了美国政府的对华封锁政策。毛泽东这种广泛的国际合作、对外开放的思想，正如他在1954年8月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的谈话中所表示的：我们走的是两条路，让我们作朋友吧，不仅在经济上合作，而且在政治上也合作。新中国同外部世界，需要联系，需要作生意，不要孤立。尽管由于美国奉行对华门户封锁政策，导致了中美关系长达20余年的非正常状态，但在这漫长的过程中，毛泽东仍采取积极的步骤以期实现中美之间政治经济交往的正常化。他深刻了解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意义。早在建国之前，当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的时候，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仍留在这里并试图与我方接触，毛泽东、周恩来等对美方的这个信息是重视的，当时曾派黄华以南京军管会外国侨民事务处处长的身份与司徒会晤，表达了我们希望美国从此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改变对华政策，从而在新的基础上建立中美关系的愿望，并欢迎他按惯例北上参加燕京大学毕业典礼和过生日。但是，当时的美国政府仍然坚持敌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致使这次微弱的联系很快便被其掐断了，而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对新中国实行的政治上孤立、军事上包围和经济上封锁，并且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更加变本加厉。面对这一险恶的情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以大无畏的精神作出了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同时，又对国际形势及其走向作了缜密而冷静的分析。
1951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关于对朝鲜战争宣传应注意之点的电报槁上，删去了原有的“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狂妄打算已遭受严重的打击”这句话，并在旁边加了一句批语：“美国并没有准备在目前发动世界战争。”这个判断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它对于我们党对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国际问题的决策是有重要意义的。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之后，毛泽东就开始考虑与美国缓和关系，并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作了许多努力。1954年1月，毛泽东就通过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谈话透露了这个信息，他表示，我们也愿意同美国合作，只要美国愿意。后来经过中国政府的努力和许多国家的促进，从1955年8月开始，中美两国先后在日内瓦和华沙举行大使级代表会谈，结束了中美双方不接触的局面。这次会谈前后延续了15年之久，虽然没有在实质性问题上取得任何进展，但在中美关系非常化的情况下，为两国开辟了保持某种接触和沟通意见的渠道，仍然是有意义的。
这时毛泽东注重发展新中国的对外往来，反映了他的对外开放思想。他不仅认为要广泛发展同各国的政治经济合作，而且明确提出要学习外国的长处。在他看来，向外国学习，不仅要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而且也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处；不仅要学习他们先进的技术科学，而且要研究和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文化方面的一切有用东西。1954年，在我国制定第一部 社会主义宪法的过程中，毛泽东就研究了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各国宪法，并要求政治局委员和在京中央委员“抽暇阅看”，而指定阅看的内容就包括“法国一九四六年宪法”，并特别注明它“可代表较进步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内阁制宪法。”他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开始搞起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的宪法在历史上没有地位。”当时周恩来也指出，作为剥削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制度我们不能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1956年，当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问题被揭露出来后，毛泽东就曾指出，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这里，就包含着对社会主义国家领导制度存在的弊端和借鉴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深沉思考。
值得特别指出的，毛泽东对于学习外国、扩大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思考，在1956年以后，就成为他提出要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一历史性任务的一个重要方面。1956年是新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的一年，又是国际上风云骤起的多事之秋。毛泽东以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深刻论述了我国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他从指导思想的高度上谈到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他指出：“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并明确提出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在这里，实际上是把对外开放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针提了出来。此后，毛泽东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的曲折和失误，但在这方面还是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想法。如
在这一年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他就提出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并在设想可以开一些私营工厂的同时，还可以允许境外投资，华侨投资20年、100年不要没收（16）。他在1956年一次听取汇报时专门谈到派留学生出国学习问题，他说：一切国家的先进经验都要学。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不论英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去嘛（17）！1965年9月30日，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来宾，当客人谈到现代科学技术已经不为帝国主义所垄断时，他高兴地说：是嘛。全部开放，全部交流，不要垄断（18）。这虽然是具体指科学技术而言的，但同样表达了他的世界应当是开放的思想。
毛泽东的晚年，由于思想认识上陷入了“左”的错误，这使得他的对外开放的主张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贯彻，同时也不能不使我们正常的对外交往受到严重影响。但是，毛泽东在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上仍然是慎重而清醒的，在“文化大革命”正在进行的70年代，他和周恩来力排极左的干扰，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嗣后又同日本、加拿大、意大利、联邦德国等先后正式建交，从而为今天的对外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诚然，由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的限制，以及毛泽东本人对外部世界还缺乏充分的了解，这都不能不使他的对外开放思想仍有一定的局限性。这是需要我们在今天新的条件下加以完善和发展的，而决不能因此而否定他的主导方面。
三
对外开放是一项大政策，在它实施过程中必然会涉及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因而要正确处理与之相关的各种关系，要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如前所述，毛泽东不仅有着明确的对外开放思想，而且对如何对外开放的问题也同样有过很好的论述，值得认真研究。
首先，要正确处理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关系。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点。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针对党内严重存在的教条主义倾向，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明确提出了独立自主的思想。遵义会议以后，这成为毛泽东处理党同外部关系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从而使中国共产党能够排除干扰，独立自主地制定方针、政策，按中国情况办事。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不仅依据独立自主原则成功地处理了统一战线内部关系，而且也在外交战线上积累了这方面的经验。抗战后期，毛泽东曾概述了中国共产党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例如配合作战、和平会议、通商、投资等等。”又说：“中国人民欢迎许多外国政府宣布废除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并和中国订立平等新约的措施。但是，我们认为平等条约的订立，并不就表示中国在实际上已经取得真正的平等地位。这种实际上的真正的平等地位，决不能单靠外国政府的给予，主要地应靠中国人民自己努力争取，而努力之道就是把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建设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19）这里已经包含了这样一个重要思想：即要正确处理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关系。前面提到的毛泽东在建国初期提出的“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生动地体现了这一原则。
毛泽东关于在对外关系中要坚持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辩证统一的思想，有着重要的意义。第一，这是对近代中国对外交往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体现了共产党人坚定的爱国主义立场。近代中国是在列强的炮舰政策下被迫开放的，是以丧失主权、备受凌辱为代价的。这种状况自晚清开始，又为北洋军阀和蒋介石统治时期所继续。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就是为了结束这种悲惨的局面，因而在处理对外事务中，既是主张对外开放的，又决不受任何外国势力的支配。抗战时期，毛泽东就明确表示欢迎包括美国在内的援助，但当抗战后期美方提出要中共接受蒋介石无理提案作为军事援助的交换条件时，他就在与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的谈话中强调指出：“不能指望我们付出这样的代价”，“我们不像蒋介石，我们并非必须要别的国家的支持，我们能够挺立着象自由的人们一样靠自己的双脚行走。”
（20）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有成效的反对美国封锁禁运的斗争，努力争取和扩大对外交往，同时他又明确表示：“我们不怕美国的封锁，我们也不急于要同美国建交，不急于进联合国，我们奉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外交政策。”（21）这些都表明，我们主张对外开放，但中国事务必须由中国做主，事关国家领土、主权问题是决不含糊的。第二，使对外开放有利于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对外开放当然包括向西方世界开放，这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交往。我国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要求我们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坚持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辩证统一，既有利于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又能为国家建设争取一个有利的外部条件。第三，体现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我们的立足点。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建设，都是依靠发挥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为主，以争取外国援助为辅，那种丧失信心，以为自己什么也不行，决定中国命运的不是中国人自己，因而一切依赖外国的援助，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其次，要正确处理学习外国与为我所需、所用的关系。毛泽东一向重视并提倡向外国学习，不仅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而且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他强调：资产阶级的东西也要认真学，非学不可。但是这种学习不是照搬，而是要分析、研究、理解。他在1956年8月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就指出：“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这就是他后来所概括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在毛泽东看来，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由于近代中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历来受人欺负，造成了一些人的民族自卑心理。“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22）“全盘西化论”就反映了这样的心理状态，毛泽东历来反对“全盘西化”的主张，强调指出：“不要全盘西化。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23）同样，毛泽东也十分鄙视教条主义的学习，认为教条论是最无出息的，最可丑的。他强调学习外国“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24）他主张学习外国要重在消化，吸收它的长处，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他指出：“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收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25）这些思想，无疑是深刻而富有教益的。
再其次，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防止和平演变的关系。毛泽东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又明确指出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持抵制和批判。在毛泽东看来，我们既要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同时又不要因此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50年代中期，西方反共势力利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的困难局面，大力向社会主义国家兜售和平演变战略，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第三、四代人的身上，并断言“共产主义将从内部瓦解”。这首先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注意，及时敲响了防止和反对和平演变的警钟，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设想。诚然，毛泽东晚年由于错误地估计当时的党内外形势，使防止和平演变的斗争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恰当地重复“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在政治上、经济上导致了严重后果，使我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自我封闭的状态。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但是，就毛泽东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来说，对于我们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防止和平演变的关系却是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就是要坚定不移、全面准确地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形势下，要善于抵制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价值观念以及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
1958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报告的一个批语中，曾对我国实现现代化的路线作过这样的表述：“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这里虽然主要是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但同时也把争取外援和学习外国放到了一定的位置上，应该说，这是毛泽东在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时，对对外开放——争取外援与学习外国的一种思考。
邓小平曾指出：“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26）就对外开放的思想和政策而言，同样是这样。在改革开放已成为强国之路的今天，重温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论述仍然是富有教益的。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
注释
①②《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94页，第560页。③《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页。④《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一分册，第233—234页。⑤《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126—130页。⑥《解放日报》1944年8月15日。⑦《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317页。⑧⑩（11）（12）《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 ，第1475页，第1507页，第1435页，第1473页。⑨（14）《周恩来选集》下卷，第85—87页，第208页。（13）（22）（24）《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27页，第287页，第285页。（15）（26）《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93页，第264页。（16）据1992年第10期《湖南老年》刊登的叶辉的文章记述：1956年夏秋之交，毛泽东到广州视察工作，陶铸等向他汇报工作时提出，为了加快沿海工业的发展，当前可抓住香港贷款利息很低的机遇，引进资金在广州某个地区开办工厂，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后向陶铸表示：敞开大门，引进外资，这个想法很好。你们赶快写个报告，我们到北京进一步研究。这个材料可作为我们了解这个时期毛泽东对我国对外开放问题思考的参考。（17）转引自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探索》，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63页。（18）（20）转引自《党史研究》1987年第6期。（19）《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84—1086页。（21）引自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18页。（23）（25）《毛译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53页，第752页。
两代伟人投向世界的目光——试论邓小平对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潘治富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了一个全面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代。10多年来，由于进行了成功的实践，推开了尘封网结的窗门，延揽八面来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速度大大加快了，带给国家以强劲的活力，带给人民以更多的实惠。面对着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每个中国人都有一种充实的自豪感和荣誉感。但是，与此同时，有人由此而发出感叹，相比之下，认为毛泽东是闭关自守者。然而，纵观毛泽东一生的言行，可以看出，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从来就竭力主张与外国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主权的原则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发展经济关系。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不是闭关自守者，他的对外开放思想是今天改革开放的基础与前提；邓小平吸收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科学内核，大胆探索，不断创新，提出了更科学、更系统、更全面的对外开放思想，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生机。二
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讲了一段非常精辟的话，他说：“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①这段话鲜明地体现了两代伟人之间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它贯穿于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理论和实践活动之中，渗透在包括为什么要对外开放、如何对外开放以及对外开放要坚持的原则全部理论的方方面面。
下面试就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和邓小平从理论上实践上继承、丰富、发展这一思想作一分类论述。
一、关于中国是世界和人类的组成部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必须实行对外开放的思想
毛泽东的“中国是世界和人类的组成部分”，邓小平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是两代伟人对外开放思想的基本出发点。
100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以敏锐的思想和智慧的语言论断：“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公式：苏维埃政权十普鲁斯的铁路管理秩序十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这里，列宁创造性地提出了要利用资本主义社会有用的东西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创立了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列宁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产生的种种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先进管理方法、管理经验、管理制度等等，资本主义可以用，我们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可见，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主张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的，是主张各国之间要进行经济交往的，认为这是现代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深谙革命导师重视国际交往的思想内涵，还深刻了解中国的对外关系史。两千多年来，中国一直经过西域“丝绸之路”和海上通道，与世界各国发生经济、文化交流，并吸收各国文明融合为自己的文明。中国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遗憾的是，从清朝康熙年代至鸦片战争，中国长达200余年闭关锁国，结果导致贫穷落后愚昧无知。这一切，使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任何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史，无不包容了世界各民族文明的相互渗透。
所以，还是在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战争年代，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毛泽东就以他的远见卓识在展望和规划中国的将来，萌发了对外开放的思想。1936年初冬，毛泽东曾向美国记者斯诺说，如果中国赢得了独立，不仅同友好国家进行互助互利的贸易，而且“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毛泽东在这里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愿与友好国家进行经济交往的愿望。1944年8月，毛泽东在同美国军事观察组成员谢伟思谈话时说：“在相互同意的原则下，我们将允许并欢迎外国在我们的政治区内向商业及工业方面投资。”②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和以他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多次通过谈话及发出文件，申述了与外国进行交往的主张，表明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已经形成。
新中国的成立，改变了中国受剥削、受奴役的半殖民地地位，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毛泽东曾以坦荡的胸怀，豪爽的气概对外国朋友说：“中国是世界和人类的组成部分，中国不自私自利。中国是一张白纸，你们可以在这张白纸上写字，你们的科学和文化可以驰骋在这张纸上。在中国人民生活的这块土地上，各国人都有份。”③显然他说的各国人都有份，是指中国人创造的文明将奉献给世界；同时吸收世界各国的文明丰富提高自己。他认为，“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都有它的短处”。他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东西都要学。”此时，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已经达到了发展阶段，形成了全方位、多形式开放的思想理论基础。
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邓小平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形成了一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理论框架：
——他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理论，指出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④而我国长期闭关自守使我们接触不到世界上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感受不到世界科学技术和经济高速发展的压力，不能吸收国外资金用于我们的建设，不能进入国际市场投入国际经济大循环，这一切都阻碍了我们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邓小平引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再认识，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标准，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从而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
——他从党的基本路线的高度，提出了“开放也是改革”的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是党的基本路线两个基本点之一。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是社会制度的自我完善。开放，是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吸收外国资本，以作为社会主义一种补充。因此，就实质上讲，开放也是改革。
——他从世界发展的趋势，提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的理论。在国际经济联系日趋密切的情况下，各国都希望在对外开放中获益，通过对外开放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所以，现在经济上的开放，不只是发达国家的问题，更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对外开放已经成了世界性的潮流，任何国家都不能置身于这个潮流之外。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必须“尊重社会发展规律”，所以他作出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科学结论，指出中国要发展，孤立起来是不可能的，不开放不行，不加强国际交往不行。
——他从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迫切要求，指出对外开放是一个重要途径。我们从极贫极弱的旧中国过来，正如邓小平透彻分析的，中国国情的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和耕地少。在改变这种贫穷落后的面貌、进行建设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的最突出的困难就是资金不足和技术落后。我国科学技术水平从总体上看要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二三十年。面对这样的客观实际，他指出“要实现我们的第一步目标和第二步目标，不开放不行，不加强国际交往不行，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资金不行。”⑤——他从总结我国历史经验教训中，明确提出了闭关自守是使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主要原因。他曾深刻指出，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300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的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我国建国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也是对外开放，只不过是对苏联东欧的开放，以后关起门来，没有什么发展。他说：“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闭关自守只能是更加落后于世界，落后子时代。”如果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五十年要接近经济发达国家水平，肯定不可能。”⑥——他从当今世界政治、世界经济的角度，提出中国必须长期实行对外开放，才能对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正确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加强同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既可促进本国及世界的经济的发展，又能够有力地保证世界的稳定。他强烈意识到社会主义中国在当今世界中的历史责任。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长期脱离世界，也不利于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对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而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经济发展了，“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⑦对于打破旧的国际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必将产生重要作用。
二、关于对世界所有国家、所有类型的国家实行全方位开放的思想
基于“每个民族都有他们的长处”这一认识，毛泽东和邓小平都主张在对外开放中，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对大国和小国，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建交和未建交的国家同时开放。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曾获得一个短暂的进行和平建设的有利时机。中共中央为抓住机遇，建设解放区，1946年5月3日，在《关于解放区外交方针的指示》中明确指出：我们应采取和美国及英、法实行通商及经济合作的
方针⑧。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论述全国胜利后的基本政策时说：“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⑨1949年9月29日，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5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这就使与各国政府与人民进行经济交往有了法律保障。新中国刚成立，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率团赴苏访问。在莫斯科期间，他曾致电周恩来并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出入贸易问题，“务请统筹苏、波、德、捷、匈及英、法、荷、比、印、缅、越、罗、澳、加、日、美各国在一九五○年出入口种类及数量。”⑩可见，毛泽东是主张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各国进行贸易往来的。新中国成立后，为抵制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抛开意识形态的分歧和社会制度差别，采取果断而灵活的政策，不管是建交的还是未建交的，都积极争取与他们发展贸易往来。在把对外交往的重点放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同时，注意发展与英国、法国、日本等国的贸易关系。1954年8月，毛泽东会见以艾德礼为团长的英国工党代表团时，向客人呼吁：我们走的是两条路，让我们作朋友吧，不仅经济上合作，而且在政治上也合作..需要联系，需要做生意，不要孤立（11）。为了反封锁，反禁运，毛泽东、周恩来等为打开中日两国间的经济贸易局面作了不懈的努力，除扩大民间往来外，还建立了经济交往的半官方渠道。毛泽东曾大力促进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交往。1959年6月11日，他在会见秘鲁议员团时，向客人说：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向你们关门。中国不仅要自己料理自己的生活，也应该对别的国家进行帮助，对世界有些益处，做些贡献。70年代初，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毛泽东、周恩来审时度势，抓住尼克松执掌白宫以后表示要改善中美关系的愿望，同美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随后又同日本、加拿大、意大利、联邦德国等先后建立了外交关系。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20多年的经济封锁禁运大面积解冻后，中国的对外贸易随之迅速发展（12）。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邓小平也主张对外开放应该是全方位的开放。他在1984年就提出：“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并不只是对美国、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开放。对这些国家开放，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南南合作；还有一个方面，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开放。”（13）对西方发达国家开放，是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主要是从那里来的。”这些国家经历了长期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拥有发达的生产力，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虽然这些国家大多由于历史上长期遭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和掠夺，面临着起点低、技术落后、资金短缺等问题，但他们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应该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合作。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是在两种制度并存的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应该加强联系，密切往来，在经济上互相开放，促进发展。因为不同的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可以取长补短，也使我们始终处于主动地位，不至于受某个国家的支配（14）。
基于邓小平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和一切都要服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努力创造和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的思想，中共十四大修改后的党章，就发展我党同外国政党的关系，对原党章有关部分作了重大修改。新中国建立初期，鉴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历史条件，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范围仅限于各国共产党。60年代以后的一段时期，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中国共产党同大多数共产党的联系中断了，党的对外关系的范围缩小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对外工作方针作了重大调整，目前中国共产党已同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280多个政党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联系。其中共产党约占了30％，其他各类党占70％。中共十四大修改后的党章指出：中国共产党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四项基本原则，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这是因为各国都很重视政党之间的国际交往，特别是执政党之间的交往已成为国家外交活动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十四大党章的新规定，既适应了我党新时期对外关系必须围绕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的要求，又表明我党对积极发展各国政党的关系的真诚愿望。
三、关于实行多渠道、多层次、多种形式开放的思想
多种形式的对外开放有利于从各个不同的渠道与外面的世界沟通，与各国发生联系，得到各方面的益处，这是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共识。
如何实行多种形式的对外开放，毛泽东在建国前后曾有许多论述。1944年8月，在抗日根据地军民转入对日局部反攻的形势下，为创建新解放区，外交工作增多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及时发出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其中经济方面具体规定“在双方有利的原则下，我们欢迎外国投资与技术合作。”（15）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关于解放区外交方针的指示》提出，“在两利的原则下，我们政府及商业机关应和外国商人以至外国政府直接订立一些经济契约，吸收外资来开发山东的富源建立工厂，发展交通，进行海外贸易与提高农业和手工业”，“允许外国人来经商开矿及建立工厂，或与中国人合作来经营工矿”（16）。当时，已提出了外商在中国独资、合资或合作办企业。建国初期，毛泽东与苏联政府谈判，签订了苏联给予中国贷款的协定和创办公司等经济协定，引进156项大型企业的成套设备，聘请了大批苏联技术人员和专家。同时，与东欧一些国家也开展了经济合作与交往，包括进行贸易和兴办合营公司等。1950年4月1日，《人民日报》针对性地发表社论，指出：“对于人民政权来说，有条件地吸引外资参加经营企业（而不仅是简单的借款和聘用外国经济技术人员），以便使其‘发挥积极作用’，不但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而且是有利和必要的事情”。1956年2月25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提出对外开放要多渠道：一是派人到国外去，包括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不论美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去；二是把外国人请进来。
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则极大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实行多种形式对外开放的思想，有的突破了原来的一些思想框框，有的开创了新路子，作了新的探索，有的将一些零散经验加以系统化：
——他主张积极发展对外贸易。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在我国的对外开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要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必须成为一个对外贸易大国，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他指出，我们“要争取多出口一点东西，换点高、精、尖的技术和设备回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17）他不仅从现实角度——目前我国对外贸易额占世界贸易额比例太小，强调要积极发展对外贸易，而且还从发展的角度强调了积极发展对外贸易的重要性。
——他主张要创造条件吸收外资。在我国经济尚落后，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吸收外国资本在平等互利的条件下参加我国建设事业，十分重要。我们既要从国外获得贷款，包括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民间贷款，也要积极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包括建立“三资”企业等。他曾多次指出，要创造条件，多吸收外资。所谓创造条件，就是要狠抓涉外经济立法工作，制定一系列吸收外资的政策和措施，加速基础设施的建设，创造外商投资必要的环境，即通常所说的“筑巢引凤”。他说：“现在外国投资有限，我们倒觉得这种投资太少，还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很大，吸收几百亿、上千亿外资，冲击不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基础。..吸收外国资金肯定可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补充，今天看来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补充”。为了弥补我国建设资金的不足，吸引外资政策，应该“是一项长期持久的政策。”（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