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遵循新的思路，提出一整套新的方针、新的政策、新的办法，其中也吸收了毛泽东一切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政策。这个理论把改革（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作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突破了许多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那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发展商品经济，进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此同时，在所有制方面，由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形态，改变为以公有制为主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形态；在分配制度方面，由单一的按劳分配改变为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方式。这些都是为了解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以解放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解决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保证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一方面，坚持了毛泽东制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决不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另一方面，鉴于长期以来民主发扬不够，法制很不健全，特别强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把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还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种推动力，坚持了毛泽东关于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文化对于政治和经济的伟大影响和作用的原理，继承和吸收了毛泽东倡导的一切优良的传统和好的方针、政策，同时，又在新的条件下加以发展，提出以“四有”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目标。邓小平特别强调，要把共同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和爱国主义教育作为中国发展的精神动力。
第八，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这里涉及两个重要问题。首先，要解决对国际形势，主要是战争与和平问题怎样判断，以及实行什么样的国际战略的问题。关于战争与和平，毛泽东曾说：“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并且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毛泽东对国际形势、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判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根据70年代、80年代国际形势的变化，对战争与和平问题，提出新的认识和判断，改变了毛泽东的看法。他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由于和平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世界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与此同时，调整了我国的对外政策，改变了毛泽东根据当时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制定的“一条线”的国际战略。这两个转变意义重大，由此我们可以一心一意地搞建设，可以利用国际和平环境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否则都是不可能的。这里应当提到，毛泽东在晚年，为打开中美、中日关系开辟了道路，这为以后我国获得一个较好的国际环境，实行对外开放，起了重要作用。
其次，要解决怎样看待资本主义的问题。我国对外开放的很重要方面，是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开放，同它们发展经济关系。这里有一个怎样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经验的问题。毛泽东历来重视学习外国一切好的有用的东西。他说：一切外国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都要学。他还提出过利用外资的问题。但是60年代以后，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思想发生变化，主要锋芒是批判资本主义，很少提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好的东西。再往后甚至把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也当作资本主义加以批判。而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存在某种程度的自我封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指导下，我们党形成这样一些新的观点：社会主义要发展，必须吸收全人类包括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形成和积累的一切文明成果。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切好的东西，只要对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有利，都要学习、吸收。有些东西，如科学技术、管理方法、经营方法等，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或者为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它们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谁用得好，就为谁服务。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社会化大生产越来越超越国界，国际间的竞争和斗争越来越取决于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在这样的国际条件下，“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⑤。邓小平提出的对外开放政策，就是建立在这些新思想、新观点的基础上的。
邓小平关于对外开放问题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办法，同改革一样，都是对于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贡献，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最富于创造性的一部分。
第九，四项基本原则。毛泽东1957年提出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判断言行是非的六条标准，可以看作是四项基本原则内容的最早表述。六条标准和四项原则产生的历史条件不同，但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一脉相承的。正如邓小平所说，四项原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其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领导这两条，不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都强调这是最重要的两条。
但是，比起六条标准，四项原则在政治生活中的份量更为重要。四项基本原则被确定为我国的立国之本，实现四化的根本前提，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构成党的基本路线的一个基本点。
四项基本原则，同马克思主义的其他一些原理原则一样，在实践中也要不断发展，被赋予新的时代内容。例如，坚持社会主义这一条，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开展，社会主义自身在变化着、完善着，它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和僵化的模式。这里就有一个怎么坚持社会主义的问题。再如，坚持党的领导，原则不能改变，但是党如何实现领导，则是要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而不断改善。
以上我们从最主要的一些方面分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还有许多方面，例如：统一战线与和平统一祖国，党的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民族、宗教政策，文化政策、外交政策等，都有继承和发展的问题，这里不一一列举了。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大致有几种情况。一种是完全继承或者原则上继承而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的，如“活的灵魂”的三个方面，四项基本原则。一种是毛泽东提出一些重要的思想，但缺乏具体实施步骤，或者由于条件不具备而没有做到的，邓小平在新条件下，加以完善、系统化，形成概念，并逐步付诸实践，如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一种是毛泽东提出的属于个别的、一时的、一闪现的有价值的思想，在邓小平那里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如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一种是毛泽东提出了正确的理论而后来又偏离了这个理论走到错误的方面，邓小平纠正了他的错误，恢复了正确的东西，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个理论，如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问题。这是在纠正偏离毛泽东思想的错误中，发展毛泽东思想。一种是由于国际条件的变化，改变了过去的认识，提出新的看法，作出新的判断，如战争与和平问题。还有一种，就是崭新的东西，如关于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新理论和新政策，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些内容，不仅对毛泽东思想来说是崭新的，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来说，也是崭新的。
总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毛泽东思想有继承，有发展，有创新。它继承和汲取了毛泽东思想的全部精华，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并且增添了许多崭新的东西。这里有不同层次，不同方面，不同情况的继承和发展。随着实践的积累和时间的推移，会有越来越多的发展和创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不是一般的发展，它把毛泽东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但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是永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生命力。我们都有这样的感受：对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科学著作学习和掌握得越好，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会认识和理解得越深刻。同样的，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的著作学习和掌握得越好，就会对毛泽东思想理解得更深刻。在它们之间有一个相互贯通的东西，一个具有内在同一性的东西，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总结历史经验中，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对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有成功的经验，有失败的教训，其中包括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这一切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作了历史的准备。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⑥认识事物的发展规律，必须经过实践，而且必须经过正确和错误，胜利和失败的比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这样，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是这样。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是总结了正面的和反面的，胜利的和失败的经验并且进行比较，才逐步认识中国革命的道路和发展规律，写出科学著作。而总结反面的、失败的经验，尤其重要，因为错误和失败，使得客观事物的矛盾暴露得更充分，人们比较容易地认识和发展规律。毛泽东说过，没有胜利，没有我们那些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个小册子不可能写出来。毛泽东思想就是通过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经验而形成的。有了毛泽东思想，才有了中国革命的成功。这是30年代、40年代的事。
历史的车轮把我们带到了70年代未80年代初。中国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走出来，中国向何处去？这个辟头的大问题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这样，一个新路子的开辟，一个新理论的产生，一个能够回答历史课题、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前进的人物的出现，成了时代的要求，历史的呼唤。错误发展到极端往往孕育着一种正确的主张、理论的产生，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似乎是一个规律。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着手，进而总结建国以来几十年的经验，逐步制定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出了一条新路，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使中国走上生机勃勃、健康发展的道路，中国的面貌为之一新。邓小平指出：“文化大革命”“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进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毛主席经常讲坏事转化为好事。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未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⑦又说：“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闭关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⑧我们党在总结历史经验，批评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时候，在党内和在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摆脱社会主义道路，摆脱党的领导，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思潮。邓小平顶住了并批评了这股错误思潮，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邓小平主持下，党中央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邓小平提出：“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同时，邓小平把被实践证明为正确的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错误区分开来。这个区分有着极大的重要性，解除了人们思想上的一种困惑，解决了理论上的一个难点，即：要肯定毛泽东思想，就无法批评毛泽东晚年错误；批评毛泽东晚年错误，就无法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历史决议》的作出，成为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政治基础，为四化建设创造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的必要条件。
作为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之一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的邓小平，对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成功的地方在哪里，不成功的地方在哪里，主要的问题和错误在哪里，他比别人有更深刻的理解，并且较早地从深层次、从指导思想上思考党的失误。因此，哪些方面应该纠正，哪些方面应该继承，哪些方面应该发展，他把握得很准确。这是他能够深刻地总结历史经验的一个重要条件。他在指导起草《历史决议》的时候指出：“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这段话是1980年10月说的，讲得很实际，很深刻，仍有现实意义。这就是又继承，又发展，又纠正（纠正毛泽东的错误），特别强调今后要继续发展。
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概括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正确的思想、正确的理论是从社会实践中来的。如果说，总结历史经验，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昨天的社会实践中汲取营养，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那末，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新时期，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主要地是从今天的社会实践中汲取营养，继承和进一步发展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1985年在党的代表会议上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七年间，我们主要作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这两件事都是探索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也就是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拨乱反正，并不是完全恢复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状况。按照历史发展进程，大体上划分一下，在党的十二大之前，比较地侧重于拨乱反正，当然已经开始了改革开放；党的十二大以后，则更侧重于全面的改革开放。在拨乱反正中，比较地强调恢复和坚持毛泽东思想，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当然已经有了发展；在全面的改革开放中，则比较地强调发展毛泽东思想，当然仍然有继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全面改革开放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有一个大的发展。这个发展，对前人有突破，有创新，提出新概念，形成新理论。不仅突破了毛泽东思想的某些理论观点，而且突破了马克思和列宁的某些传统的理论观点，突破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传统的理论观点。我们强调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说明它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同时也说明它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能够这样做？这是因为：世界、中国，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科技，都发生了许多新情况，新变化，出现了许多前人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而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理论需要对新情况、新变化作出说明，对新问题作出解答，对新的实践经验作出新概括。客观情况发生了变化，人们的认识必须随之而改变，不能让已经发展了
的实际去“符合”滞后的理论观点，让客观去“符合”已经落后了的人们主观世界，那样做，就叫做削足适履，是行不通的。而应当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理论与实际相一致。六十多年以前，毛泽东带领部队下井冈山来到赣南、闽西，到了平地，有了城市，环境变了，出现了新情况，可是有些同志思想仍然停留在老地方山地、完全的农村。他当时说：“斗争的发展使我们离开山头跑向平地了，我们的身子早已下山了，但是我们的思想依然还在山上。我们要了解农村，也要了解城市，否则将不能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⑨这个话，语言十分形象，内涵十分深刻。今天，我们的身子已经到了90年代，我们的思想就不能再停留在十几年、几十年以前那个时候，所谓“不能停留”，不是说要完全抛弃过去的东西，不是的，过去的好东西，是我们今天必须继承和发扬的。总之，思想要随着情况的变化而改变，理论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理论发展的程度取决于客观形势变化的程度。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既不能从本本出发，从抽象的原则出发，也不可能机械地搬用别国经验，只能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在实践中大胆试验，开拓前进，积累经验，逐步形成新的理论。
邓小平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⑩又说：“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11）
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探索的过程相适应，毛泽东思想在新时期的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也是一个过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是先验的，不是从学理和概念推演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的新政策、新办法、新观点，都是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在总结党和群众的实践经验中提出来的，再用以指导实践。经过长期的积累、思索，逐渐形成理论观点和理论构思，经过实践检验，然后再深化，并加以系统总结，加以完善，上升到更高的理论层次。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实践、认识，再实践、现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12）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不是一帆风顺，平平安安的。要排除各种干扰，右的和“左”的，而主要是“左”的干扰。既要反对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又要反对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理论的倾向。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邓小平集中了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智慧和全党的智慧。但这个理论的根本点和主要点是他提出的，这个理论大厦主要是由他建造的，用他的名字来命名，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且突破它们的某些原理，创造新的理论，需要勇气和智慧。当年，毛泽东突破马列经典中的某些结论，开辟一条中国式的革命道路。历史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他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今天，邓小平突破马列经典中某些结论，开辟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已经证明，并且继续证明，
邓小平是正确的。他从今天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必须在实践中继续发展，才能永葆革命活力，否则，就不是它们自身了，它们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新的时代和新的国际条件下，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如果我们今天是处在或者战争引起革命，或者革命制止战争的时代，认为世界战争迫在眉睫，那末，我们就不可能一心一意地搞建设，也不可能实行现在的对外开放政策。
邓小平分析了当代世界形势，认为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是可能的，从而改变了我们过去关于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提出战争是可避免的新判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党的工作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一心一意搞建设，就国际条件来说，就是建立在这个判断上的。这个问题已在前面说过。
根据世界战争可以避免的论断，我们党调整了对外政策，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正如邓小平说的：“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所没有的条件。”（13）这就是反映了新的时代特点。往后，邓小平的思想又进一步发展。他指出：“我们是在一个贫穷的大国里进行改革的，这在世界上没有先例。光凭自己的经验和教训还解决不了问题，还要吸收国际的经验。”（14）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新思想、新观点，使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充满新时代的气息。
五、结语
毛泽东曾经把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比作上下两篇文章。我想也可以借用这个比喻来说明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所概括的中国的两次革命。这两次革命所处的时代不同，完成的历史任务不同。第一次革命，是由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完成的，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第二次革命，是由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开始进行的，将把一个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两次革命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但是第二次革命必须由发展了的毛泽东思想，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指导。
毛泽东和邓小平分别代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两个时期，完成两个不同的历史任务。第一个历史任务的胜利完成，为第二个历史任务的实现，奠定了基础。第二个历史任务是第一个历史任务的继续和发展。相应地，作为第二个历史任务的指导思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就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现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正意气昂扬地、满怀信心地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继承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所开创的伟大事业胜利
前进，迎接21世纪，迎接灿烂的明天。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注释
①（13）《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42页，第122页。②⑤⑥⑦⑧⑩（11）（14）《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3页，第78页，第234页，第172页，第269页，第258—259页，第291—292页，第266页。③毛泽东与民建、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1956年12月7日。④《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7页。⑨（12）《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14页，第296—297页。
追求·探索·贡献·继承·发展
——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兼论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
石仲泉
一
在半个世纪以前，毛泽东说过：“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①毛泽东自20年代初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就一直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而奋斗。毛泽东的一生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生，也可以说是追求和探索社会主义的一生。
从宏观的历史视觉来看，毛泽东追求、探索社会主义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这样五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民主革命的28年可以视为他追求社会主义而必须经历的一个前期准备阶段的探索期。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在中国不可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必须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民主革命，第二步社会主义革命。这虽然是两个革命过程，但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的中国革命运动。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阶段，没有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不可能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样，毛泽东对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探索，实际上就是对他所追求的社会主义的探索的一部分。放开视野，从更广阔的时空领域来看，这是属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的。
第二个时期，是建国头7年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探索期。毛泽东在40年代初提出的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和建国前后制定的一系列新民主主义政策，以及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许多思想和政策，对于这个时期的探索起了重要作用。尽管1955年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有严重偏差，尽管对某些改造步骤有历史教训值得总结，但从社会主义改造的总体上看，毛泽东对这个转变时期的探索是应当肯定的。特别是和平地实现了对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赎买，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个时期，是党的八大前后一年半左右，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正确探索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全方位的富有成效的探索，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思想理论观点，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时期。这一时期的探索，本来可以成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起点，但是由于反右派扩大化以后“左”的思想不断发展，毛泽东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发生了逆转，使这个时期的正确探索没有能够坚持下去。
第四个时期，是从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这是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曲折发展期。毛泽东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思想与错误的思想交错向前发展。在纠正错误的过程中，他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初步总结了他所认识到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经验教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对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发挥了积极作用。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强调要认识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遗憾的是，他尽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实际工作中的“左”的错误，但由于根本指导思想没有端正，他对错误的纠正是不彻底的和有反复的。并且由于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的争论的不断升级，他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判断和对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认识也愈益偏离正确轨道。他的主要注意力愈益转到阶级斗争方面，在1963年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到1966年6月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就中断了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正确探索。
第五个时期，是10年“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当作坚持社会主义的一场“大试验”，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在进行“探索”。但这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不成功的探索，是陷入“误区”的探索。因此，这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探索的失误期。在此期间，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在主导方面是错误的，无疑要否定；但并不是说在这10年间，他没有提出任何积极的思想和主张。
综观毛泽东追求、探索社会主义的一生，虽然经历了重大曲折，但其正确和成功是主要的。在理论上，他追求探索社会主义的贡献是巨大的。这里仅就理论贡献论列以下主要几点：
——创立了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和转变中介的新民主主义论。它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两个方面。前者开辟了中国这样的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大道，后者提出了实现革命转变的具体途径。
——创立了基本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论。在一个占世界人口近1/4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里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异常复杂和深刻的社会变革，初步地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
——创立了以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基本矛盾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他批评那种迷信社会主义没有矛盾的观点是形而上学，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经济方面存在的诸多矛盾，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并阐述了其运动机制，构筑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系统。
——创立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论。提出在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治生活中存在着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应该严格加以区分和正确处理；强调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
——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方面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思想和政策：如将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发展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制度，使其既具有无产阶级真正的国家政权性质，又能体现中国特色；创立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形式，提出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从世界范围内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与斗争来认识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和反复性，以及由此提出的抵御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思想具有战略远见；强调执政党的建设，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
——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方面的不少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思想：如认为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一穷二白”，基本认同党的八大的主要矛盾论断，提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后的根本任务是向自然界开战，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在1958年初还要求全党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开展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正确处理农业和工业关系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总方针，以及正确处理经济建设的其他各种关系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提出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构想，要求中央向地方分权，扩大企业自主权，在经济管理上一度允许私营企业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提出“可以消灭资本主义以后又搞资本主义”；在纠正1958年“共产风”的过程中，提出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在企业管理上强调劳动者是企业的主人，要求通过改善企业内部人与人的关系来促进生产的发展，提出“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制度；到60年代前期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思想和实现这个奋斗目标的“两步走”发展战略。
——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文化方面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思想：如要使中华民族成为“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②，继续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基本的和长期性的方针；提出知识分子要坚持“又红又专”的方向和在全社会内广泛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人生价值观。
——在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方面，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强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努力创造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国际环境。
以上几个方面的思想和政策，有的具有科学理论的意义，在实践中发挥了或还在继续发挥巨大作用；有的虽然在实践中没有坚持贯彻或在实践中发生过偏差，但其理论的正确性是无疑义的；有一些思想观点虽然还不准确、不明晰、不完备，甚至还参杂有错误，但其基本思路的某种理论价值还是应当肯定的；也有的思想观点随着历史的发展不再具有实践意义，但曾经起过的有益的作用不应当抹煞。这些都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数十年心血和智慧（有的还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凝聚起来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应当珍惜它。
二
毛泽东晚年在探索社会主义过程中发生的失误也是应当总结的，特别是他的理论失误更应当认真研究。
毛泽东晚年探索社会主义的理论失误，归纳起来，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到认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二是急于求成和求“纯”，有超越革命发展阶段的“空想论”倾向。应当说明的是，指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既不是为了否定他的伟大功绩；也不是为了混淆视听，模糊重大政治是非界限。指出错误，正视错误，是为了使“向错误学习”不致成为一句空话。对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对待其他这类错误一样应当采取辩证的否定态度。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既然是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发生的，是为了追求理想的社会主义形态而没有正确地认识我国的社会实际，也没有找到正确的实现方法而发生的，那末我们就不能只从消极的方面以形而上学的思维定势来轻蔑地、浅薄地看待他的错误，不能只看到其直接破坏性的一面，而也要看到其间接的受益性的一面，通过对
历史的反思，总结出深刻的经验教训，使错误成为“正确的先导”。毛泽东本人就说过：不要把错误单纯看做一种耻辱，要同时看做是一种财产。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采取积极的、理性的态度，我们党、国家和民族都将受益匪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毛泽东正是采取了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的郑重态度，一方面纠正他的晚年错误，同时又坚持和发展他的正确思想。如邓小平本人所说：“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时期，还是做好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③这些话概括他说明了新时期以来从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的党的工作的指导思想，也说明了邓小平这个时期的思想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
怎样认识新时期邓小平的思想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这是社会舆论普遍关心的焦点之一，也是国内外理论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为了正确地认识这个问题，有必要简略地回顾一下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历史关系。
邓小平比毛泽东小11岁，但却几乎是在同时代求索中国革命的道路。自30年代初起，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反对本本主义的共识，就把他们紧紧地联在一起了。在江西中央苏区，邓小平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政策，遭到了“左”倾错误领导的打击。通过延安整风运动，邓小平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指出：“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④，这对于我们党是太重要了；每个党员要“更加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⑤。这是我们党最早将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连在一起的提法之一。更为重要的是，邓小平善于在实际工作中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思想。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还是建国以后，他的工作都博得了毛泽东的赞赏。在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前期的党的一些会议上，毛泽东批评过党的不少领导人和负责人，但从未批评过他；并且在不同场合的小范围讲过：我是主席，是统帅，副帅就是总书记；我的接班人第一是刘少奇，第二是邓小平。这充分说明了邓小平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标志着毛泽东对许多重大问题，包括对邓小平的认识发生逆转。在“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的曲折经历是人们熟悉的。难能可贵的是，邓小平复出工作后，能够正确地对待过去，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多年间，实现了罕见的三个超越。
第一，超越了千百年来以个人为本位来审视一切的“自我”。邓小平在“文革”中两度被打倒，但他完全抛弃个人的恩怨荣辱，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竭力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同各种错误倾向进行坚决斗争。他以个人这种特殊经历表现出来的坚定立场，为全党科学地评价建国以来的历史问题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他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情怀还表现在无论全党怎么拥戴，他始终不当第一把手，不断推荐年轻的同志到党中央主要领导岗位上，率先传、帮、带。在1989年以后又提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很不正常；一个人的分量太重了，对国家不利，坚持完全退下来，选择第三代领导人进行政治交代。这种非凡的政治人格，是对自我的“无我”超越。
第二，超越了毛泽东的晚年。毛泽东长期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要认识并否定他晚年的错误不是容易的。“两个凡是”是一种历史现象。邓小平的卓越智慧就在于，他强调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将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通过批判“两个凡是”，清算林彪、“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行，实现了拨乱反正的历史性转变，把我们国家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道路上扳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实行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上，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开创了历史的新局面。通过这个超越，他成为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第三，超越了传统观念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邓小平尊重实践第一原则，非常关注新情况和研究新问题，并且善于集中党和群众的智慧，通过总结70多年来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和4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大胆地提出和肯定了一些崭新的社会主义思想观点，逐步地形成和发展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理论改变了几十年被尊奉为传统的社会主义的一些原理、原则，但却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符合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是划时代的。
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现的三个超越，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和探索一样，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上具有重要意义。
每个伟大历史人物都有自己的辉煌。毛泽东、邓小平这两个历史巨人也如此。如果说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和探索，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到1956年中共八大前后的20多年间达到了鼎盛时期，那末上述三个超越表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则是邓小平的黄金岁月。人们已经公认，毛泽东的理论贡献的集中体现是以他为主要代表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的理论贡献的结晶是以他为核心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谓邓小平新时期的思想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从根本上说，就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
党的十四大概括他说明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下简称“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指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是研究两者关系的政治指针。下面分别阐述两者的继承与发展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