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种情况提醒我们，毛泽东在半个世纪前关于解放思想一定要反对形式主义的指示，在今天仍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我们切不可遗忘。
坚持实事求是必须注重规律性的探索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还需要摆正理论工作的位置，使我们的思想从对理论及其功能的不正确理解中解放出来，真正做思想解放的促进派。
众所周知，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在阐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时，专门为澄清“理论”、“理论家”和“理论联系实际”等问题上的思想混乱，做了大量启蒙工作。我们联系当前的实际来重温这些原则指示，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科学地理解理论同实践的关系以及理论的功能，加强理论工作，对于深化改革的极端重要性。改革开放的实践促进了理论的繁荣。十多年来，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探索，坚持为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向，各学科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成果，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并填补了不少空白，从而充实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有些研究领域正酝酿着新的突破。理论探索对改革发挥了不可否认的促进作用。这些成绩充分显示了严肃负责的理论探索对于改革实践的重大意义，是解放思想的巨大成果。
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自满。前进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相当突出的矛盾，
表明尚有许多没有能从理论上解决的课题需要继续探索。当然，这是些难度较大的课题。而正是在这种难题上，最能显示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也最能暴露忽视、无视理论作用的狭隘经验主义、唯意志论的严重危害性。为求得问题的实际解决，不但不能没有理论分析，理论分析不“到位”，也还是不行。所谓理论分析“到位”，就是要像毛泽东强调的那样，“把丰富的实际提到应有的理论程度”，对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阶段。”而是否达到这样的阶段，是以是否达到规律性的认识为基准的。真正的“消化”历史教训，也应坚持从规律性的高度来总结历史经验。唯此，才能从深层次上解决问题。
例如，在经济建设中，由经济过热到治理整顿，这样的反复，在建国以来的不同阶段出现了多次，每次过后也都作过反省，决心不再重复错误了。但是，一旦形势好了，往往旧病复发。在我们多次体验了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宏观失控的苦头以后，我们没有理由不进一步思索：为什么在做了不断的反省后，仍然未能避免“旧病复发”呢？这固然有体制上的原因，但从主观方面来说，其重要原因之一，恐怕正在于对历史教训的反省还未能达到理论反思的高度，没有达到规律性的理论认识从而懂得“病理”，没有搞清和根除“旧病”的“病因”、“病根”。
改革的深化，对理论工作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勿须讳言，在这个方面，还存在着某些不适应的状况，值得注意。
其中一个令人十分担忧的倾向，就是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庸俗化，将其贬低为忽视乃至无视理论作用的所谓“务实”，而“务虚”，即对规律性的探讨和“事事找理论根据”被斥之为“思想不解放的表现”。按照这个庸俗化的观念，如果说理论还有一点什么用处的话，那也只是行动的注脚，论证任何一种一时得势的主观意志或行动的工具。这样做的结果，不是使理论成为行动的指南，而是造成理论工作中接踵而来的、前后互相否定的“短期行为”，使理论成为不可置信的东西。忽视理论作用的行动不可避免地遭致“短期行为”；行动上的短期行为又会导致理论上的短期行为，理论上的短期行为又反过来助长行动上的短期行为。到头来，势必加剧改革的难度。
对理论及其功能的庸俗化的另一种表现，就是把理论降低到日常经验的肤浅意识的水平，甚至为一些腐朽观念推波助澜。例如，把讲求经济效益混同于“一切向钱看”，说什么“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并给诸如此类的错误观念涂上理论的油彩，使之更具迷惑作用，为抵制对拜金主义的批判，寻找种种借口。
再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从理论上探索一般规律性问题，比如在生产要素组合、社会分工组织形式、专业化和社会化之间的关系以及专业化社会化同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市场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市场经济条件下物质生产同精神生产关系等方面的规律性。把这些不同层次的规律性研究透了，就能减少体制转换过程中的盲目性，增加自觉性，避免大的震荡和损失。由于这些方面的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就出现了诸多糊涂观念和思想混乱，以为用“大哄大翁”、追求所谓“轰动效应”的方法就可以哄出一个市场经济。于是，在不了解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乃至上层建筑各部门的特殊性的情况下，出现了不加分析，不顾不同领域的特殊规律的“一刀切”的主张和做法，结果在诸多方面给改革增添了人为的矛盾和困难。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些不正确的观念和作法，都是在“思想解放”、
“换脑筋”的名义下出现的。不管人们的主观愿望如何，其客观后果都只能是为改革帮倒忙，发展下去甚至有把实践拖到绝境的危险。因此，要使理论工作真正发挥为改革开放的实践排扰解难的作用，同样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从上述庸俗化观念和短期行为中解放出来。
思想路线是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
历史反复证明，要真正地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要真正解决问题，必须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把真理观和价值观有机地统一起来。
长期以来，人们对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仅限于从认识的角度去理解、解释和宣传，把它仅仅看作是认识问题和方法问题。这就限制了人们的眼界和思路，妨碍了对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论断的深刻理解，不能从应有的高度去看待这条路线的根本意义。
在毛泽东看来，思想路线问题绝不仅仅是认识和方法问题，而首先是个立场和态度问题，即对待人民群众、对国家民族和党的根本态度问题。他把主观主义看作是共产党的大敌，工人阶级的大敌，人民的大敌，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表现，认为“反对宗派主义和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应当同时并进”⑧，其道理也就在这里。或者说，思想路线问题首先是个历史观问题。即使是认识论问题，也不是同历史观问题相脱离的。
毛泽东在强调“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的同时，又总是教育全党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总是强调为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因为一切真理是有益于人民的，一切错误都是有害于人民的；什么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只有根据客观真理来确定⑨。这就是说，从客观实际出发和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这两个出发点是有机地、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相互依存的。其实，毛泽东强调的这两个出发点的关系，用今天的哲学语言来讲，不正是真理观和价值观的关系吗？正确地处理二者的关系，应该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精神实质。
根据唯物史观，价值关系是实践关系的重要方面。买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人与现存世界的价值关系的实际确定者。人作为实践和认识的主体，总是处在一定的价值关系之中，不受任何价值关系制约的认识主体是不存在的；人的认识也不可能没有任何价值追求；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没有任何价值追求的认识活动。问题在于是什么样的价值追求才有利于达到客观真理，有利于客观地、不带任何成见地把握客观规律。总结我们的历史教训，一切因主观认识失误而导致的挫折，例如上面谈到的经验主义、唯意志论造成的恶果，往往都是囿于不合理的价值观念；急功近利，“恐资症”和“恋资”症，盲目地担心否定自己，“怀旧”癖，害怕失去既得利益等等不正当的价值取向都会扭曲人们对客观实际情况及其规律的认识，甚至对规律性的探索毫无兴趣。当然，有些情况下的失误并非主观愿望不良不善，主观愿望是好的，也是真诚的盼望国家昌盛，然而单是因为用良好的愿望代替对客观事物的科学分析，就足以使认识走向歧途。而且，某些不可取的价值追求，又会架通从经验主义到实用主义的桥梁。因此，为了彻底地，不打折扣地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就必须把价值追求和真理追求真正地统一起来，把价值取向真正建立在对客观真理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
真正地解放思想，需要有彻底唯物主义的无所畏惧的精神，敢想、敢说、
敢做、敢为，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自我批评，敢于揭露矛盾，敢于抵制来自任何方面的不良倾向，需要有面向实际、眼睛向下的满腔热情，甘当小学生的谦恭态度；需要有研究问题不可缺少的刻苦精神和耐心，为追求真理而无所顾忌的公正无私，等等。这一切品质只能来源于对人民、对民族、对祖国的高度责任心。忠于人民和忠于客观实际是一件事的两面，不可分割。只有把心摆得非常正，毫无私心杂念，才能真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而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往往是和不合理乃至不正当的价值观念相联系的。比如急功近利，即使是急人民之功利，但由于不能正确处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就很难在远见卓识上下功夫了。更何况，不顾及人民群众的长远的、根本之大利，很难说是为人民高度负责了。至于那种从个人或小集团狭隘私利出发的急功近利之价值观念，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更加格格不入了。利欲熏心，利令智昏，哪里还会有用于仔细地研究客观实际的聪明智慧呢？于是便有把主观愿望、感情当作客观实际，把幻想当成现实，贪便宜、图省事、图侥幸的思想懒汉作风与之相适应。
思想路线问题，说到底，是个坚持唯物史观还唯心史观的问题。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总是和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一切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出发的价值观念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而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则是同对广大群众的疾苦麻木不仁、甚至置群众利益于不顾的官僚主义，特权阶层的价值观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小生产长期占优势的社会里尤其是如此。这种价值体系最喜欢、最容易接受违背群众自愿原则、靠行政力量搞命令主义、形式主义那一套工作方法。这也是过去那种僵化的所谓“计划体制”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一套不彻底革掉，任何改革措施都会走向自己的反面，由有利于发展和解放生产力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例如，以机构改革、发展第三产业的名义搞“翻牌公司”；以行政手段强制地从农民那里集资，搞名目繁多的摊派、收费；在社会化服务的旗号下搞高收费、低服务，甚至只收费、不服务；一些行业脱离实际地推行农民出钱、部门获利的所谓“达标活动”，等等，严重损害广大农民的正当利益和合法权宜。结果是不正之风披上了改革的时装。这种名为“改革”实则倒退的不良风气如果漫延下去，势必断送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前途，害国殃民。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固然很复杂。从价值观念上讲，这里有个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众的问题。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是实现这一基础作用的主体。但在一些人的头脑里却存在着轻农思想，“对两亿城市居民不能动用的方法，可以对9亿农民用；对2亿城市居民不敢做的事，对9亿农民敢做。”而在当今中国，搞现代化建设而无视9亿农民的根本利益和前途，“从客观实际出发”岂不大半成了空话？
不言而喻，在理论研究中继续解放思想，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同样要坚持价值追求和真理追求的一致性。价值观念不端正，就会有意无意地在使科学理论去屈从于不是从科学本身，而是从外部引出的、与科学无关的、由外在利益支配的观点，其结果不是歪曲客观真理，掩饰现实矛盾，就是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当作“思想解放”，在新的装束下复活陈腐观念。用这种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指导改革实践，不带来巨大的困难，那才是一件怪事。
例如，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具体道路问题，就是一个有重要理论价值
和紧迫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目前，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的认识是不一致的。有的论者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发展态势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社会的工业化是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发展，又反过来促进农业的现代化。有的论者则认为中国只能重复西欧以剥夺农民为基础的异化道路。这种观点上的分歧虽然主要是认识上的差异，但恐怕也不能说与人们的价值观上的分野毫无关系。值得深思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9亿农民的大国，以农村的萧条和崩溃、农民的破产力代价来实现现代化，究竟意味着什么，能否行得通？对于这种十分严肃的问题，如果是坚持正确的价值观，那就应该从实际出发，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通过扎实的探讨和充分地论证，作出认真负责的回答。否则，在缺乏研究的情况下，轻率地下结论，能说是价值观很端正吗？
种种不利于思想解放和实事求是的价值观念，有其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旧观念以“思想解放”的名义冒充新观念的现象，是无法避免的。问题就在于，我们能否对此有个清醒的认识，以便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及时发现和解决思想解放中的问题，为改革开放扫清思想障碍。
人们价值观念上的冲突，归根到底是现实矛盾的反映。也正是这些现实矛盾，造成了改革的必要性。因此，要坚持改革，就要不断解放思想，并把端正思想路线和价值观念作为改革本身的一个重要方面，坚持不懈地努力抓好。
马克思说过：历史不断前进，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但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喜剧。
我们知道，解放思想，像人类历史必然要经历的任何意义的解放一样，绝不是一劳永逸、一蹴而就的。前进的征程中还会有曲折和新的考验。然而，使我们感到无比庆幸从而对未来充满信心的是，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实事求是这个具有永恒价值的法宝，已在他后继者手中发扬光大。让我们沿着他所开辟的道路，自强不息，奋力拼搏，开拓前进！
毛泽东的英名及其业绩与人类共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注释
①②⑤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21页，第133页，第323页，第323页。③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第440页、第517页。④⑧⑨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31—833页，第800页、第826—827页，第1094—1097页。⑦参见列宁：《哲学笔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118页；《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454页。
试论毛泽东的调查研究理论
邓兆明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认识工具。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存今天的改革开放中，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调查研究理论，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有科学价值和意义。
一、毛泽东的调查研究理论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理论内容十分丰富，本文不可能作详尽的论述。只能将其主要的或最核心方面的内容作概要的论述。在我们看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毛泽东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毛泽东早在青年时期，就开始认识到，要在中国进行革命斗争，就必须把握中国的国情。1920年3月14日，在给周世剑的信就表示：“我想暂时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离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①后来他回忆这个情形时说：“我陪同一些湖南学生去北京。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而且新民学会也支持这个运动，但是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②但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只是朴素地意识到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还不懂得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分析当时的社会问题。
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毛泽东很快成为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开始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来分析形势。在从事韶山一带农民运动时，把调查研究看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则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中心环节，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途径，并作了大量的社会调查研究工作。他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农村贫富悬殊，有雇农、贫农、中农、地主之分。这些材料，后来成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基础，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领导权的问题。
北伐战争开始后，毛泽东为了支持伟大的农民运动，驳斥党内外怀疑和指责农民运动的论调。在1927年，用一个多月的时间，亲自深入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村，步行一千四百多里，对农民运动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考察，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在这个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考察报告》以调查所得的大量事实，雄辩地驳斥了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种种怀疑和指责。并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中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
大革命失败以后，在革命的紧急关头，毛泽东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他为了寻找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对湘赣边界各县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于1927年11月写出宁冈、永新两县的调查报告。对当地群众斗争的情况，反动派的状况，当地经济生活，土地分配的情况等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基于这些社会调查，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发展的原因、条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思想。随后，他利用开展游击战争的空隙，深入实际，调查部队存在的各种问题，起草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总结了红军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新型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措施。强调指出，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要“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坠入空想和盲动深坑。”③在这里，毛泽东既提到了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又说到了调查和研究中国实际情况的重要性。把调查研究提到了解决政治路线的思想基础的高度。接着，他又写了《调查工作》一文。这篇文章在1964年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时，毛泽东把它改题为《反对本本主义》。1961年3月11日，毛泽东将此文印发给他在广州召集的一次会议，并写了以下的说明：“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成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本本主义’。”“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反对本本主义》，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调查研究的理论。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共产党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的。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④“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并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⑤的著名论断。如果说，毛泽东以前只是进行了调查研究的实践的话，那么，这便是对长期调查研究实践的科学总结，是从认识论的高度对调查研究所作的理论上的深刻阐述。随着理论认识的提高，调查研究的实践也不断深化。1930年前后，他利用红军分散发动群众的机会，深入到寻乌、兴国等地调查研究，先后写出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具有重要价值的调查报告。正是这些调查研究，使他能够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为较好地解决土地革命中基本政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遵义会议以后，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领导地位，从此，中国革命开创了胜利发展的新局面，顺利地实现了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转变。为了总结党成立以来中国革命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红军长征到达延安以后，毛泽东集中精力从事理论工作。在百忙中，亲自整理了经过长征保存下来的调查材料，编为《农村调查》一书。并写了《〈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在这里，毛泽东着重讲了调查研究应采取的态度和方法。他指出：“调查研究”没有满腔热情，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随后，毛泽东又发表了《关于农村调查》讲话，进一步强调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和长期坚持调查研究的必要性。指出：“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列宁、斯大林也同样作了许多调查”。“中国革命需要调查研究工作，首先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样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⑥同时，指出调查研究应注意的方法。要用对立统一观点进行调查研究。调查要详细地占
有材料，“但是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矛盾的主导方面）。”“假若丢掉主要矛盾，而去研究细微末节”，仍然没有发言权⑦。如此等等。这是我们达到正确认识客观世界的保证。但是，认识客观世界有一个过程，不能一次完成，因此，调查研究也不能一劳永逸。“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逐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认识新事物，获得新知识。”他还指出：“我们的调查工作，是要有耐心地、有步骤地去作，不要性急。”⑧这些关于调查研究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表明了毛泽东的调查研究理论已达到成熟、完整形成的标志。毛泽东的大量社会调查，为我们了解中国国情、制定民主革命的战略策略、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和客观依据。
新中国成立后，怎样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就全党来说，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是一个尚未认识的必然王国。因此，毛泽东多次号召全党，要继续保持和发扬革命战争年代的优良传统，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尽快熟悉情况，了解新问题，探索和挖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获得领导工作的主动权。
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接着又发生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这个错误的思想根源，就在于离开了调查研究，一切经过实验的原则，偏离了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违反了客观规律，使主观指导和客观实际相脱离。为了纠正1958年以来我国农村工作和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向全党重申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要贯彻群众路线，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国民经济的调整、制定其他各项工作的方针政策提供了客观依据。
1961年初，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曾经指出，过去我们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调查研究比较认真，有实事求是的传统。入城后，特别是近几年来，我们有许多同志，包括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大概是官做大了，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不到下面去了解情况，研究问题，不去接触群众和干部，或去接触他们的时候，老是教训人，而不是同他们商量、交换意见，这是很不好的，是很危险的。这几年出的问题，大体上都是因为胸中无数，情况不明，没有基础，没有底，凭感情和估计办事，主观地决定问题，从而政策、方法、措施都不对头，使我们的工作吃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他强调，只讲普遍真理，只有原理原则，只有总路线而没有一整套正确的具体政策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制定一整套正确的具体政策和方针、条例，就必须建立在认真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掌握情况的基础之上。因此，我们做工作必须坚持三条：一要情况明，二要决心大，三要方法对。而情况明是第一条，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只有情况明，才能决心大，方法对。情况不明，则一切无从谈起。他曾在一封信上严厉地批示：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经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为此，毛泽东反复号召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1961年搞成“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要求省、地、具各级党委第一书记和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不仅要亲自抓典型，对一两个工厂、商店、学校、农村、连队等基层单位作系统的周密的历史的现状的调查研究。
毛泽东不仅这样说，而且身体力行，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的实践活动。
他在日理万机，工作极其繁忙的情况下，仍然巡视大江南北到全国各地视察工作，调查了解情况，收集了大量的原始资料，为制定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提供了客观依据和理论指导。
2.毛泽东的调查研究的基本原则。第一，调查的主题必须明确集中，有的放矢，主题是中心，也即是我们计划所要解决的问题。调查若无主题，忧如瞎子摸象，随便到一个地方去乱抓一把，不但不能收到效果，反而会浪费人力物力。主题应该集中，每次调查最好是围绕一个中心，即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如果十样事物调查了九样，但都是次要的，把主要的东西丢掉了，仍然是没有发言权。”⑨因为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毛泽东指出：“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材料是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列宁研究帝国主义，都是收集了很多统计和材料，但并不是全部采取，而只是采取最能表现特点的一部分。”⑩
主题确定以后，还需要拟定调查大纲。列出所要调查的项目。纲目要事先准备，调查人按照纲目发问，会众口说，不明了的，有疑问，提起辨论。“所谓‘调查纲目’，要有大纲，还要有细目，如‘商业’是个大纲，‘布匹’、‘粮食’、‘杂货’、‘药材’都是细目，布匹下再分‘洋布’，‘土布’、‘绸缎’各项细目。”(11)这些项目应该是把许多问题，按照一定的逻辑系统排列起来，而不是杂乱无章的，凡调查项目可以制表格的，就应该事先制成调查表。有了明确的调查纲目，就可以保证围绕主题，步步深入，得到我们所需要的材料。
第二，坚持实事求是，这是调查研究最根本的原则。
所谓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说的是如下两种情形：一是调查者不能事先定调子，划框框，下到基层找例子。一切结论应该产生于调查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这就是说，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事物，不增加任何主观成分，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是多大的问题就是多大的问题，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夸大，不缩小，这就是调查中的唯物主义，有的人，调查之前就已经有了结论，调查不是为使主观符合客观，而是要使客观适应主观，“按图索骥”。用框框硬套客观实际，“合则取，不合则弃”，搜集一些片面的材料来印证自己的结论。这种方法从根本上违背了“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毛泽东针对这种情况明确指出：“调查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大胆的主观假说，小心的主观主义的求证，这是个很坏的方法。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12)我们要作科学的调查研究，就要从实际出发，客观地冷静地了解事实本身。
二是对调查所得材料要认真验证，反复核对，辨别真伪。在社会调查中，由于被调查者可能受切身利益的牵连，或其他种种的局限，反映的情况不一定是完全真实的，因此需要验证、核对。为此，在调查研究中必须做周密系统，深入细微的工作，要有耐心地、有步骤地去工作，不要性急，也不能偏听偏信。
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发现和利用那些触犯社会衰朽力量的新规律，往往会遇到强烈的反抗，即使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也仍然存在某种阻力。比如当调查研究揭示出某一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时，常常会触及某些单位，某部分人或某些个人的既得利益，有的还会触及某些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这就要求我们的调查者要有勇气冲破重重束缚，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打击，没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要想调查真实情况，反映真实情况是不可能的。
第三，调查研究要着眼于现在和未来，善于发现新生事物，注意事物发展动向，为预测和决策工作服务。
那些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远大前途的新生事物，产生时总是比较软弱无力，居于少数。一般需要人们有意识地扶持才能迅速成长。因此，“我们应当填密地研究新的幼芽，极仔细地对待它们，尽力帮助它们成长，并‘照管’这些嫩弱的幼芽。”(13)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如果不特别注意发现新的幼芽，即使新事物就在面前，也可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失之交臂。这样就会使新生事物遭到埋没，延缓了它成长壮大的时机，或者由于不懂得分析鉴别新生事物，说不定把腐朽当神奇，不自觉地压制新生事物。如同毛泽东所说的：“同旧社会比较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由于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14)因此，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应立足于现实，放眼于未来，为了前进而去发现新事物，支持新事物。
在现实生活中，及时地发现新生事物，对于预测和决策工作，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70年代末，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刚刚出现的时候，仅仅属于个别情况，而且不少人持怀疑或否定态度，我们党及时地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敏锐地抓住了这个适合我国生产力发展状况的新生事物，迅速打开农业生产的新局面，并且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拓开出了一条新路子。运动在发展中，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因此要努力认识新情况、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
第四，要有眼睛向下，甘当小学生，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态度。
毛泽东指出：调查研究“没有满腔的热情，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15)。
首先，甘当小学生要有满腔的热情，要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抱着为人民服务的决心，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同群众打成一片，关心和解放群众生产和生活中的问题。而要做到这些“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群众不讲真话，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来意究竟是否于他们有利。要在谈话过程中，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的心，逐渐地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真意，群众才能把你当作好朋友看，然后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群众不讲真话，不怪群众，只怪自己。”(16)
其次，甘当小学生要有眼睛向下的决心。如果以领导者自居，居高临下，没有放下架子的精神，是一辈子也不会懂得中国的事情的。有些人下去调查，盛气凌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一开口就是官腔，自以为是，这也批评，那也指责，群众只会望而生畏，根本不愿理采。只有眼睛向下，平等待人，才能知道许多“闻所未闻”的东西。
最后，甘当小学生还必须有求知的渴望，虚怀若谷。抱着寻求真理的强烈愿望，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群众和接近基层干部的意见，恭恭敬敬地、老老实实地向群众学习，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客观事物是错综复杂地发展变化的，事物本质的暴露有一个过程，因此，调查研究是一种艰苦的劳动，要搜集大量材料与数据，要反复思考与分析，不花气力，不动脑筋是得不到真理的。
3.毛泽东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调查研究方法具有多样性，研究领域不同，调查研究的方法也不同。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实践的发展，调查研究的方法也是在不断地发展。但毛泽东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的一套基本调查研究的方法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借鉴和利用。其中有：
第一，普遍调查。
调查研究的规模和范围应根据所要了解情况的不同来确定，一般可采取普遍调查与典型调查两种方式。
普遍调查是从面上了解一般情况的方法，可以采取“走马观花”、“周游列国”的方式进行，从整体上掌握事物面貌，如近年来，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到全国各地视察工作，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总结群众创造的新经验，具体指导，及时推广，指导全局。也可以采用填表等书面方法进行，对有关范围内所有的对象逐一的进行调查。例如，人口普查用填表方式便于统计，能具体准确地反映情况。普遍调查的好处就在于它掌握情况比较全面。但是，“走马观花”不深入，只能了解表面现象，得到比较肤浅的材料，不能对事物的内部联系有深刻的了解。因此，普遍调查必须与典型调查相结合。
第二，典型调查。
典型调查是深入到具有代表性的一点或若干点上。做“解剖麻雀”的工作，取得更为详细的具体的丰富的第一手材料，然后综合起来，对“麻雀”得出总的概念，这就是“下马看花”。这种方法正确地处理了个别与一般的辩证关系。毛泽东极为重视并经常使用这种方法。他说：“如果有问题，就要从个别中看出普遍性。不要把所有的麻雀统统捉来解剖，然后才证明‘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从来的科学家都不是这么干的。只要有几个合作社搞清楚了，就可以作出适合的结论。”“这就叫做‘解剖学’(17)。
典型调查是从了解个别入手，从个别中认识同类事物的共同本质。因此，个别点的选取必须具有代表性，最能够反映同类事物的一般特征。典型的选择可以根据调查目的来考虑，解决问题的不同，典型的确定也不同。毛泽东介绍了两种选择典型方法，一是根据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从地理位置确定典型，寻乌调查就是采用的这种方法。寻乌这个县，介于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二是根据事物发展进程作分类调查。调查的典型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先进的，二是中间的，三是落后。每类调查两、三个，便可知一般的情形了。
为了解决某个问题，仅选一个典型往往不够，应该在力量所能达到的限度内由一个典型再及一个典型。因为在一个典型材料中，未必有完全的代表性，而且只研究一个典型材料，有时也可能把它所特有的现象，误认为一般，有了若干点的，详细的典型调查，还要结合面上的情况。这就是说，只有采取普遍调查与典型调查相结合，“走马观花”与“下马看花”相结合的方法，了解的情况才能既广且深，得出的结论也就更全面、更深刻、更正确。
第三，会议调查。
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忠实可靠的方法。由调查者亲自主持会议，每次参加人数不必多，三、五个，七、八个即够。要深明情况有代表性，“应是真正有经验的中级和下级的干部或老百姓。”“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不但懂得现状，而且明白因果，有斗争经验的青年人也要。因为他们有进步的思想，有锐利的观察。”(18)
调查会要采取讨论式，只有这样，才能近于正确，才能抽出结论。那种不开调查会，不作讨论的调查，只凭一个人讲他的经验的方法，是容易犯错误的。那种只随便问一下，不提出中心问题，在会议席上不经过辩论的方法，是不能抽出近于正确的结论的。讨论式是调查会的长处，是一个集思广益的过程。由于各个人的经历、环境和职业的不同，看问题的方法不同，难免有各自的局限性，对同一问题会产生不同看法，反映的情况也不完全一样，这就需要探讨磋商，调查人按照纲目提出问题大家一起讨论，摆事实，讲道理，然后才有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除专门召集调查会外，还可从各种会议——干部会、代表会、群众会议等来搜集材料。这些会议上所讨论的问题都是从实际工作中来的，参加会议的人对情况都掌握得具体，为调查工作提供了机会。还有一些会议，如座谈会、汇报会，本来就是调查研究性质的会议，充分利用这些机会，也可以了解很多情况。
第四，蹲点。
蹲点实验是深入基层调查的有效方法。有时为了深入地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就不能仅限于开会，访问等方法，而要使调查研究与当时当地的工作结合起来，帮助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亲自实践一番，可以在工作进程中得到许多生动的材料，了解问题的症结所在。调查结果是否真实，也可以随时拿到群众的实践中去检验。这样有助于摸到有用的材料，抓住事物的本质。毛泽东指出，为了在实践中逐步地加深对事物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功夫，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点。到乡村，到工厂，到商店去蹲点的过程同时也应该是试点的过程。了解情况，决定采取某种措施，推行某种政策，在全面铺开之前，先在点上试验，发现利弊，使之不断完善改进，以达到“深入一点，取得经验，推动一般”的目的。
第五，试点方法。
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指出，为了克服领导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都要采取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当正确的意见从群众中集中起来，要重新回到群众中去，在领导意见见之实行时，要将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思想普遍宣传，并在以后应用此方法于一切工作。亦即是“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这就是试点。
试点方法对党的领导方法有什么重要意义？毛泽东认为，如果不进行试点，一下子就把作为领导意见的一般号召全面推开，那“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也就是说，试点方法的作用就在于，在工作全面推开之前，通过试点的实践以检验和丰富一般号召的内容。“凡不从下级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员、个别事件取得具体经验者，必不能向一切单位作普遍的指导。这一方法必须普遍地提倡，使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学会运用。”(19)以上就是毛泽东对试点方法的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