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中华民国正处此地位。
吾于此处之解释，亦如上文。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为基础（精神物质非绝对相离之二物，其实即一物也，二者乃共有者也）。世上各种现象只有变化，并无生灭成毁也，生死也皆变化也。既无生灭，而只有变化，且必有变化，则成于此必毁于彼，毁于彼者必成于此，成非生，毁非灭也。生于此者，必死于彼，死于彼者，必生于此，生非生，死非灭也。国家有灭亡，乃国家现象之变化，土地未灭亡，人民未灭亡也。国家有变化，乃国家日新之机，社会进化所必要也。今之德意志即从前之日耳曼，土地犹是也，人民犹是也。吾尝虑吾中国之将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蛮化民质，改良社会，是亦日耳曼而变为德意志也、无忧也。惟改变之事如何进行，乃是问题。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国家如此，民族亦默，人类亦然。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宇宙之毁也亦然。宇宙之毁决不终毁也，其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新得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
——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4章 “害及恶”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199—202页）
［解析］
上面这段批语，毛泽东把他的生死观推及到对国家、民族、社会乃至整个宇宙的生存和毁灭的看法。在他看来，对一个人来说，既然无所谓生死，那么，扩而言之，对世上一切事物来说，也自然“无生灭，而只有变化”。例如，人们常说，国家“灭亡”的问题，其实，这只是国家现象发生了“变化”，因为其土地、其人民“未灭亡也”。他还举公元前5世纪欧洲的日耳曼部落的一部分，演变成今天的德意志国家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正是日耳曼部落的“变化”，形成了今天强大的德意志。可见，“变化”是“国家日新之机，社会进化所必要也”。
很明显，毛泽东当时提出国家、民族无所谓生灭而只有变化，具有强烈的现实动因。这就是他在批语中说的，他曾经忧虑“中国之将亡”，但新的生死观使他“今乃知不然”，“无忧也”。国家民族永不会灭亡，重要的是如何使它在“变化”中更加强大起来的问题。泡尔生谈到，“征之历史，国民皆不免有老衰萎缩之时，若思惟行为一定之习惯，若历史沿袭之思想与时俱增。”毛泽东批注说：“中华民国正处此地位。”这就是“变化”来临前的征兆。毛泽东说的“变化”，不是自动的，而是人们的主动行为，即“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他当时对中国的设想，就是“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由此“染而新之”。
正是基于上述思想背景，毛泽东在批语中不惜宣称，“吾人甚盼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这一信念无疑在后来转化为他打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革命豪情。
38.人格里的自然冲动与义务感情（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原文］
达尔文著《人种原始论》，不尝于其第四章 言之乎，彼尝证明兽类感情之发展，与人相似。曰，有母犬卧抚其雏，见主人出猎，欲从之，既而恋其雏，不克从。及见主人猎而归，则贴尾乞怜，若甚愧者，盖悔其不忠于主人也。家畜亦有二种冲动：（一）本之自然者。（二）是之于训练及习惯者，不免日访惶于两冲动之间，达尔文以为是义务感情之本式也，其发生之端，即由决意之本于教育若习惯者，与其自然冲动相冲突。于是时也，内界有一种感情，迫以弃自然冲动而从其本子教育习惯之决意，是即原始之义务感情也。吾人虽亦能反对其本于教育习惯之决意，然不免因妄徇自然冲动之故，而动其忧苦惭愧之情，是为良心不安之本式。良心之不安，亦得谓之由交际，若技术之本能，本永永运动，故对于目前至强之自然冲动之压制而反动也。此等感情之发展，在人类尤为强大。盖人类之记忆过去，较之兽类，益久而益确，则其本乎教育习惯以决定其意志，而与目前之自然冲动相反对者，其力自益强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