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有登高一呼之概（读梁启超主编《时务报》、《新民丛报》）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无心读古文。当进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本书，讲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一本是《新民丛报》，是梁启超编的。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
——摘自毛泽东1936年在保安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咏昌先生：书十一本，内《盛世危宫》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叶，抱歉之至，尚希原谅。
泽东敬白
正月十一日
——毛泽东1915年2月24日致文咏昌信
（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4页）
二十年前，谭嗣同等在湖南倡南学会，招集梁启超麦孟华诸名流，在长沙设时务学堂，发刊《湘报》，《时务报》。一时风起云涌，颇有登高一呼之概。原其所以，则彼时因几千年的大帝国，屡受打击于列强，怨痛愧悔，激而奋发。知道徒然长城渤海，挡不住别人的铁骑和无畏兵船。中国的老法，实在有些不够用。“变法自强”的呼声，一时透衡云澈云梦的大倡。中国时机的转变，在那时候为一个大枢纽。湖南也跟着转变，在那时候为一个大枢纽。
——摘自毛泽东1919年7月21日《健学会
之成立及进行》（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362页）
梁启超一生有点像虎头蛇尾。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几年。那时他同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他写的《变法通仪》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
粱启超是在两次赴京尝试落第之后，才同康有为、谭嗣同等一起搞“公车上书”的。“戍戍变法”后，流亡日本办《清议报》。其后即逐渐失去革新锋芒，成为顽固的保皇派，拥护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后来，他拥护袁世凯当总统和段棋瑞执政，但也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欧战结束后出国游欧，回国后即退出政坛，专心著作和讲学。
梁启超写政论往往态度不严肃。他讲究文章的气势，但过于铺陈排比；他好纵论中外古今，但往往似是而非，给人以轻率、粗浅之感。他自己也承认有时是信口开河。
写文章尤其是政论最忌以势吓人，强词夺理。梁启超那个时候写文章的人好卖弄“西学”，喜欢把数学、化学、物理和政治相提并论，用自然科学的术语宋写政论，常常闹出许多笑话。做新闻工作既要知识广博，又要避免肤浅，这不容易做到，但一定要努力学习做到。
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开始确实很辛苦，他自己写评论，又要修改别人来稿，全部编排工作和复枝工作都由他一个人承担。后来才增加到七八个人，其中三位主要助手也是广东人。现在我们的报社，动辄数百人、上千人，是不是太多了？
——毛泽东1958年4月8日在武昌同吴冷
西、田家英的谈话（见吴冷西《“五不怕”及其他》第163—164页）
［解析］
《时务报》和《新民丛报》，是近代史上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主要报刊。均为梁启超（1873—1929）主持。梁1890年起师事康有为，成为其主要助手。1895年后致力于维新变法运动，成为这场运动的主要思想家、宣传家。戊戌变法时脱险赴日本，办《清议报》，继续倡议君主立宪。1905年后，思想趋于保守，反对孙中山的革命派。1912年回国，组织进步党。后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晚年致力子学术研究及教育。一生著述甚丰，辑为《饮冰室合集》。其主编的《时务报》于1896年8月创刊于上海，为旬刊。它以变法图存为宗旨，宣传改良主义思想，成为维新派在戊戌变法前的最有影响的报刊。1898年8月停刊。
《新民丛报》是维新派在戊戌变法后的重要报刊。1902年2月在日本横滨创刊，半月刊，32开本，1907年冬停刊，共出96期，有汇编本。除梁启超外，主要撰稿人有马君武、黄与之、康有为等。创刊号《本报告白》称其宗旨三条，报名“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名”；“乐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
梁启超当时的主要文章和时事性论著，几乎都是在他自己主编的《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上面发表的。在政治上他鼓吹保救光绪皇帝、反对慈禧太后，主张君主立宪。但更重要的是，梁启超在其报刊上面发表了一系列鼓吹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道德思想的文章，如《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乐利主义者之泰斗边沁之学说》、《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论泰西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等。这样，跟中国传统文化完全不同的价值标准、伦理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得以介绍过来，在长期囿于封建文化观念的中国知识界中，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梁启超的文章，气势奔放，感情丰富，文质并茂，时夹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通俗易懂，琅琅上口。世称“以饱带感情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同严复相比，梁的西学造诣是不能望其项背的。虽然严译西著与梁的启蒙办报几乎同时面世，但在影响面上，严却远逊于梁。这一方面是由于严文之古雅艰涩，一方面是由于梁文之流畅通晓。梁启超富于进取，学识渊博，人称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中国近代启蒙运动的早期，他那具有非凡魔力的文章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从朱执信、柳亚子到胡适、蒋梦麟，以陈独秀到吴王章、林伯渠，从鲁迅到郭沫若、邹韬奋，都有过这方面的回忆。故毛泽东说他当时“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是很自然的；认为梁启超的报刊文章有“登高一呼之概”，也是符合实际的。
毛泽东后来特别欣赏的，认为“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的《变法通议》，是由《论不变法之害》、《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等20篇论文组成，连载于《时务报》第1期至第43期。它以西方资产阶级进化伦为武器，论证变法势在必行，认为变法是天下公理，变亦变，不变亦变，主动变法，权操诸己，可以救亡图存，否则亡国灭种。揭露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抨击封建顽固派的因循守旧。主张变科举、立学校，培育新人。兴工艺专利，发展民族工商业。改革官制，实行君主立宪。议论新颖，文字生动流畅，在知识分子中影响重大，传诵一时，梁启超也因此书而声名大著。
《新民丛报》于1907年冬季停刊。毛泽东是在1910年下半年在湘乡东山小学堂才读到的，虽然已经是几年前的旧杂志了。但是对于一个来自闭塞山村的少年来说，其中的一系列主张却有振聋发聩之感，自然更启发毛泽东从全新的角度来思考中国，思考人生。如他自己说的，对这些文章，他是“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他从这里受到的影响，一直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后来他组织“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还可以看出梁启超“新民说”的明显影响。这种新文体也影响他作文章的风格。甚至毛泽东成年之后的文章里，还是不难感受到梁启超式的气势。
最早借书给他的表兄，是舅父的儿子文运昌，当时他们同在东山学堂念书，前面引述的毛泽东的还书便条现在还留存在韶山纪念馆。
1911年春，在辛亥革命前夕，毛泽东到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堂就读时，也没有放弃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饮佩，在思想上还不清楚改良派与革命派之间的区别，于是写了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上，提出：推翻腐朽的清王朝，组建民国新政府，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总统，康有为当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发表政见。
在以后进入省立高等中学的半年，以及在第一师范的5年半的学习中，他并没有完全忘记梁启超。在现在保存下来的读书批语、笔记和书信中，或隐或显，或直接或间接，都能看到梁启超的影子。
1913年《讲堂录》所记：“理想者，事实之母也。”便是化用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里的句意，原文为：“思想者，事实之母也。欲建造何等之事实，必先养成何等之思想。”《讲堂录》里，为解释《易·大过》里“君予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的句意，毛泽东录引了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中的四句话：“狂澜滔滔，一柱屹立。醉乡梦梦，灵台昭然。”
1915年6月25日，在给湘生的信中谈到自学的重要性时，毛泽东说，“吾举两人闻君。其一康有为。康尝言：吾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四十年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其一梁启超。梁固早慧，观其自述，亦是先业词章，后治各科。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康梁在他的心中，是通过自学而有所造就进而成为“奇杰”的典范。同年9月6日，在给萧子升的信中，毛泽东说他曾想离开学校，“以就深山幽泉，读古坟籍，以建基础，效康氏、梁任公之所为，然后下山而涉其新。”
这年4月，主张帝制的杨度发表《君宪救国论》，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制造舆论。汤化龙、康有为、梁启超诸名流起而反对。梁启超在1915年8月22日的一封家信中说：“实不忍坐视此辈鬼域出没，除非天夺吾笔，使不复能属文耳。”曾著《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上大总统书》等文，讥斥“筹安”诸君子，强烈反对帝制复辟。后来参加蔡锷讨袁起义后，梁又连著《军中敬告国人》、《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袁世凯之解剖》等文，笔力雄浑、锐利酣畅，社会影响很大。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通过学友会，将汤化龙、康有为、梁启超3人有关反袁及对时局不满的文章，编印成册，题为《汤康梁三先生对时局之痛言》，广为散发。为请他的好友萧子升题写书名，毛泽东特致一信：“近校中印发汤康梁三先生书文，封面当签署‘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十一字，仰吾兄翰赐书为幸，长以此信笺之长减半寸为限，大小真草，随兄为之。须此甚急，可否明天上午赐来？不一。”对于这件事，毛泽东的好友张昆弟在1916年4月28日的日记中又说：“上午八时接润之兄书，并承《汤康梁先生时局痛言》一本，夫康氏素排议共和，今又出面讥帝制，真所谓时中之圣。斯人若出，民国亦之幸矣。”毛泽东和张昆弟都认为，康有为与梁启超能由君主立宪立场转变为拥护共和，反对帝制，这是一件好事。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给黎锦熙的信中说：“某公常自谓：‘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来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挑战与否，亦未可知。”这里说的“某公”，便是梁启超。1903年10月，梁在《新民丛报》第38—39号所载之《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说：“若夫理论，则吾生平最惯与舆论挑战，且不悼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者也。”以后，他又在《清代学术概论》、《是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说过“今日我与昨日我挑战”的话，可见毛泽东对梁启超的这些论著是熟悉的。
梁启超在《进化化革命音颉德之学说》一文中，详细介绍了19世纪达尔文进化论的积极鼓吹者颉德的观点，其中说到：“进化之义，在造出未来，其过去及现在，不过一过渡之方便法门耳。斯宾塞屡言牺牲过去以造现在，而不言牺牲现在以造未来。无他，重视现在太过。见有所蔽，而于现在必灭之理未尝措意也。虽然，斯宾塞非全忘未来者。彼尝言曰：‘人群之进化，实由现在之利益与过去之制度相争，而后胜于前之结果也。’又曰：‘国界必当尽破，世界必为大同。’此皆其理想之涉于未来者也。虽然，彼其所根据者，仍在现在，彼盖欲以现在国家思想扩之于人类统一之全社会，未足真称为未来主义也。其在德国，有所谓唯物论者，有所谓国家主义者，有所谓保守党者，有所谓社会党者，要之悉皆以现在主义为基础而已。”“十九世纪者，平民主义之时代也，现在主义之时代也。”
毛泽东读了这篇文章，并对其观点记得很熟。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说：人类的意志规定行为，人类先有生活之目的“而后成生活内容之模范，恒结为理想，而现于其心目之间。于是务实现真理想，本之以求完成其本质，发展其生活之动作，而定其价值焉。”毛泽东读到这段话后，随即用梁启超《进化论革命者胡德之学说》中的观点来批注：“梁任公有将来观念与现在主义之文，即此段之意。”
1919年8月4日，毛泽东又在他主办的《湘江评论》上发表《本会总记》的文章，阐述由他实际主持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及湖南学生运动的渊源由来，开篇便述及1897年由熊希龄在长沙创办的新式学堂——时务学堂，梁启超时任该校中文总教习。翌年戊戌变法失败，学校遂被撤消。毛泽东接着说：“时务以短促的寿命，却养成了若干勇敢有为的青年，此时的学校，大都以鼓吹革命为校风”。“时务虽倒，而明德方兴。”后来一些学堂的学生，在“案头的乱书堆中，或抽屉里面，常秘置着两样东西，一样是梁启超等所做的《新民丛报》，一样是汪精收、宋教仁等所做的《民报》。”
以上种种，说明青年毛泽东始终把梁启超及其著述，看成清末领导思想界革新潮流的代表。以至到60年代的时候，他还对刘斐说：当时自己“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主义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刘斐《难忘的教诲》，1979年1月2日《人民日报》）。1964年12月20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又对人说，近代史也得看看，你得看《新民丛报》，你得看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
当然，毛泽东晚年对梁启超文章的评价更为客观、全面了。这一点，反映在我们前面引述的1958年4月同吴冷西、田家英的谈话当中。但对梁的办报和文章风格，则始终是肯定的。
6.立宪君主为人民拥戴（读梁启超《新民说》）
国家如一公司，朝廷则公司之事务所；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事务所之总办也。国家如一村市，朝廷则村市之会馆；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会馆之值理也。两者性质不同，而其大小轻重自不可相越。故法王路易十四“朕即国家也”一语，至今以为大逆不道，欧美五尺童子闻之莫不唾骂焉。夫国之不可以无朝廷，固也，故常推爱国之心以爱及朝廷，是亦爱人及屋爱屋及乌之意云尔。若夫以乌为屋也，以屋为人也，以爱屋爱乌为即爱人也，浸假爱乌而忘其屋，爱屋而忘其人也，欲不为之病狂，不可得也。固有国家思想者，亦爱朝廷。而爱朝廷者未必皆有国家思想。朝廷由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代表，爱即所以爱国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蠢贼，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
——摘自梁启超《新民说·论国家思想》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说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毛泽东1910年下半年读梁启超《新民
说·论国家思想》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5页注④）
我还记得我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次听说光绪皇帝和兹禧太后都已死去的——虽然新皇帝宣统（溥仪）已经在朝两年了。那时我还不是一个反对帝制派；说实在的，我认为皇帝像大多数官吏一样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他们不过需要康有为帮助他们变法罢了。
——摘自毛泽东1936年在保安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解析］
《新民说》，是梁启超陆续发表于《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2月8日）至第72号（1906年1月6日）上20篇论文的合称。这20篇论文题目为：1.叙论；2.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3.释新民主义；4.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5，论公德；6.论国家思想；7.论进取冒险；8.论权利思想；9.论自由；10.论自治；11.论进步（一名论中国群治不进之原因）；12.论自尊；13.论合群；14.论生利分利；15.论毅力；16.论义务思想；17.论尚武；18.论私德；19.论民气；20.论政治能力。梁启超在这些论文中反复阐述这样的论点：中国国民缺乏公德、私德、国家、权利和义务思想，多“奴性”而少“独立”，可谓“民智低下”，“智慧不开”。认为只有有了新的国民，才可能有新的国家，新的政治。“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为什么呢？因为“国民之文明程度高者，虽偶有暴君污吏，虔刘一时，而其民力自能补救之而整顿之”。所以，“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乞之大原”，“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梁启超不遗余力地进行启蒙宣传。他的这些文章，一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进化论为理论基础的新民说，也正是梁启超在这个时候的中心思想。
《新民说》第6节 《论国家思想》，载于《新民丛报》第4号。该文解说了“国家”和“朝廷”两个概念的差异。现在韶山纪念馆里，还保存了一本当年毛泽东读过的《新民丛报》第4号，以及毛泽东在其中一段话旁边的批语。作批语的时间，当是1910年下半年在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期间。毛泽东的批语，总的思想没有越出梁启超原文的范围，但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农村少年，能够如此理解和接受这些思想，总是难能可贵的。这是我们现在见到的毛泽东对政治、对历史见解的最早文字记录。即使不说是他的史识，也不得不承认他的领悟力是过人的，而且还有所发挥。梁启超用了“正式成立”一语，用现在的语汇来表达，即“具有合法性”的意思。少年毛泽东做出了解释，只有立宪国家、宪法由人民制定的国家，才是具有合法性的。他认为数千年来中国的封建君主制度，只不过是“盗窃得国”，都是不具备合法性的。由此可见，毛泽东在读《新民丛报》的时候，就在思考着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是一种十分可贵的读书态度。后来他投身子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斗争，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梁启超把“国家”和“朝廷”（政府）分开来观察的思想，后来毛泽东也作过类似的表述。例如1939年在延安，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讲演中，就说了“五四运动正是做了反对卖国政府的工作，所以它是革命的运动”。
梁启超区分“国家”和朝廷”，自然不是为了推翻既有的清政府，而希望采用“立宪”制度使它更“合理”、更“正式”一些。对于帝制，他当时是不反对的。对于少年毛泽东来说，也是这样。他当时的思想还没有超出维新改良，甚至可以说，由于环境的闭塞，在1910年的时候，他才刚刚开始接触维新改良的思想。所以，他在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回忆这段日子，不讳言自己当时相信皇帝是诚实善良的，只不过需要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人物帮助他们改良现政府而已。梁启超《新民说》中《论国家思想》，其进步的一面，是批判了“朕即国家”的传统政治观念和以“忠君”寓爱国的奴才心理；其消极的一面，是鼓吹君言立宪和开明君主论。毛泽东的批语则说明他当时也把君与民视为一个统一体，君无民为支撑则为“盗窃得国”，而君为民所拥戴，那么，国家与政府就可合而为一了，而其前提，便是搞“立宪之国家”。
当时，毛泽东对中外开明的和有作为的君主，是很崇拜的。1936年他对斯诺回忆自己在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的情况时还说：“关于中国古代帝王尧、舜、秦皇、汉武的记载使我着迷，我读了许多有关他们的书。同时我也学了一些外国历史和地理。在一篇讲美国革命的文章里，我第一次听到美国这个国家，里面有这样的话：‘经过八年苦战，华盛顿获得胜利，弄建立了他的国家。’在一部叫做《世界英杰传》的书里，我也读到了拿破仑、俄国叶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威灵顿、格拉斯顿、卢梭、孟德斯鸿和林肯。”这部书毛泽东是从当时的同学子暲（萧三）那里借来读的，他在书里用墨笔画了许多圈点。据萧三回忆，在还书的时候，毛泽东对他说：“中国也有这样的人物。”
7.我发现了激动人心的材料（读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
（略）［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在长沙，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个民族革命的报纸，刊载着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这个起义是由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我深为这个故事所感动，并且还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这个报纸是于右任主编的，此人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著名的头头。这个时候，我也听人谈到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纲领。当时全国正处于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是如此地激动，以致于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场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可是这个政见却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孙中山和他们之间的区别。所以我在文章里鼓吹必须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我的军饷是每月七元剩下的饷银，都花在报纸上，我成了一个好读报纸的人。当时鼓吹革命的报刊中有《湘江日报》，它经常讨论“社会主义”，我就是从这里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我也同其他学生和士兵讨论社会主义，其实是社会改良主义。我读了一些江亢虎写的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我热情地写信给几个同班同学，讨论这个问题，可是只有一位同学回信表示赞同。
——摘自毛泽东1936年在保安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解析］
上面引过的两段，是毛泽东回忆他1911年春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到同年10月加入长沙起义新军的一段时间里，阅读《民立报》所得到的思想收获。据考证，第二段里提到的《湘江日报》，应为《民立报》。理由是：第一，当时在长沙发行的报刊中，并无叫《湘江日报》的。第二，当时长沙发行的报刊中，《民立报》曾较集中的讨论过“社会主义”问题。第三，1911年春毛泽东到长沙后，《民立报》是他非常爱读的报纸，同时，该报也是在全国影响很大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办的报纸。
《民立报》，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国内的重要报纸。1910年5月，于右任在上海创办《民呼日报》，8月被封；10月3日改名《民吁日报》出版，11月19日被查禁；后又改头换面更名《民立报》继续出版。所以，《民呼》、《民吁》和《民立》被称为“竖三民”。《民立报》自创刊到1913年9月4日被袁世凯查封，日出三大张共出一千零三十六号。另还出版《宋渔父》等小册子。社长子右任，宋教仁、吕志伊、范鸿仙、徐血儿、章士钊等先后任主笔。该报以提倡国民的独立精神为宗旨。辟有论说、批评、纪事、丛录、图画5个部分，以论说和批评为主。内容有：猛烈抨击清政府；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报道各地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发表有关外交、边防及分析国际政治形势的时评等。该报在辛亥革命前后，均起过积极的作用。
1910年毛泽东在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时，爱读的是《新民丛报》，并崇拜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康有为、梁启超。1911年春到长沙读到《民立报》后，使他的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他在《民立报》里发现了“充满激动人心的材料”。其中便包括广州起义的悲壮行为，和孙中山及“同盟会的纲领”，他了解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可以说，正是《民立报》的影响，使毛泽东开始抛弃康梁的改良主义立场，转向孙黄革命派的立场。当然，这种转变还只是初步的，他“还没有放弃”对康梁的“钦佩”。
毛泽东在《民立报》上读到的“激动人心”的材料，莫过于“社会主义”了。他说，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名词。
毛泽东在辛亥革命成功后，为什么会立即突出地注意到社会主义，并对社会主义表示了空前的热情，急切地在他的同伴和同学中进行讨论呢？这里有两个直接原因：一个是江亢虎成立中国社会党并鼓吹社会主义；另一个是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其舆论鼓吹的中心转向了社会主义，并且宣称要立即实行社会主义。这两个原因的结合，就使社会主义的思潮由暗流转变为公开的潮流，这就不能不突出地引起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兴趣和注意。
1911年8月9日，江亢虎在上海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他宣布该会之成立，“即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开幕之始”。该地发行机关刊物《社会星》，以研究和鼓吹社会主义。同年11月，江亢虎又在上海成立中国社会党，11月24日，在《天锋报》上颁布了《中国社会党章程》。1912年1月，社会党在上海召开联合大会，发行机关刊物《社会党月刊》，并于虹口海宁路12号设社会党讲演所，每星期一下午在该所讲演社会主义问题。这之后，江亢虎伊然以中国社会主义活动家的姿态出现，到处作讲演、发文章，与总统谈话，打电报致总统等，搞得不亦乐乎。一些刊物，如《社会世界》、《新世界》、《民立报》等等，都刊登了江亢虎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讲演、消息等，并且展开了对社会主义的一些讨论，这样就造起了一股关于社会主义的不小的舆论。与此同时，孙中山也对社会主义的宣传表示了极大的赞成。1911年12月30日，孙中山接见江亢虎，详细地询问了中国社会党的组织情况，及他对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行的看法，对江亢虎表示“嘉慰”。孙中山向江亢虎表示，自己早已是一个“完全的社会主义家”，对于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竭力赞成”。他希望社会党子社会主义能“广为鼓吹，使真理论普及全国人民心目中”。
弄清上述历史背景，我们就能较清楚地找到毛泽东开始接触社会主义的原因，并看到这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在他的早期思想中也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当时，孙中山和江亢虎等人一些关于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和演讲，《民立报》都首先刊载。毛泽东就是从这份报纸上引起对社会主义的注意的。
1911年8月13—14日（这个日子正是毛泽东在长沙湘乡驻省中学时，对《民立报》发生强烈兴趣的时候），宋教仁以“渔夫”的笔名在《民立报》上发表了《社会主义商榷》一文，文章较为系统地介绍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派别，并讨论了在中国应实行何种社会主义的问题。宋教仁指出，当今社会主义派别有四种：“一无主义，即所谓无政府主义”，“各国之无政府党皆属此派”；“一共产主义”，“各国之共产党及科学的社会主义家皆属此派”；“一社会主义”，“各国之社会民主党、劳动党、社会民主主义修正派皆属此派”；“一国家社会主义，即所谓社会改良主义，亦名讲坛社会主义”，“各国之政府及政治家之主张社会政策者皆属此派”。宋教仁认为，如果要在中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那就必须实行无政府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1911年12月，江亢虎在《社会》杂志第一期上发表《社会主义商榷案——社会主义商榷之商榷》一文，对宋教仁的社会主义主张提出批评，声称在中国只能实行社会民主主义，而社会民主主义亦即国家社会主义，他主张在共和制下推行社会改良主义，从实质上说，他所主张的根本不是什么社会主义。
毛泽东在阅读《民立报》时，不可能不注意到著名革命党人宋教仁的这篇文章。1919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文章回忆当时情况，就说他在长沙就读时，就已经熟悉了宋教仁。也不可能不读到江亢虎的上述文章。因此，应当说，这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对毛泽东是有影响的。1912年1月1日，《民立报》又刊登了《大总统与社会党》的报道，介绍了孙中山与江亢虎关于社会党和社会主义的谈话，其内容对于关心国家命运的毛泽东来说，应当是“激动人心”的。如果事实是这样，我们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解释，毛泽东为什么会热情地写信给几个同学讨论社会主义的问题。而讨论的内容，我们大约也可以断定为：在中国是否应当实行社会主义？实行何种社会主义？等等问题。总之，《民立报》成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印象深刻的启蒙报纸。当然，他当时要和别人讨论的，主要是从江亢虎那里了解到的社会主义，即社会改良主义，以及孙中山说的“民生”主义”的社会主义。（此条目编写多引自黎永泰《青年毛泽东与中西方文化》一书）
8.叹数千年来民智不开（读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
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孝公）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徒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今。
——摘自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馨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车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盲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徒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徒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舌而讥矣。乌乎！吾欲无言。
——毛泽东1921年《商鞅徒木信论》（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1—2页）
［解析］
司马迁，生于约公元前145年或约公元前135年，卒年不详，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县南）人。早年诵读古书，20岁后外出旅游，开始政治生活。38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着手搜集史料，经5年准备，开始写作《史记》。后因为李陵败降匈奴一事辩解，解怒了汉武帝刘彻，下狱，处以腐刑（阉割）。在狱中仍继续写作。至刘彻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被赦出狱，任中书令。直到刘彻征和二千（公元前91年），前后历14年的时间完成《史记》。此后事迹无可考。《史记》凡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130篇，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首尾3000年左右，战国、秦、汉记事尤详。“纪”是年代的标准，“传”是人物的动态，“世家”是纪传合体的国别史，“表”和“书”是贯穿事迹演化的总线索。《史记》是我国第一部 纪传体通史，也是一部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
毛泽东发蒙后便好读史书，《史记》自然是他经常点读的作品。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的信中，他提出“欲通国学，首贵择书”，即选择重点篇目详加阅读而后及于全书。他学自己择书而读的方法的例子，便是《史记》，他说：“《伯夷列传》一篇出于《史记》，吾读此篇而及子《史记》，加详究焉出于《史记》者若干篇，吾遂及于《史记》之全体矣。”毛泽东不仅熟读《史记》，而且对司马迁的生平遭遇也很了解。1913年10月至12月就读于湖南第三师范时，所做的读书和课堂笔记《讲堂录》里，便记有一些关于司马迁的句子，如：“马迁，尤门人”；“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此诗乃司马迁之文，非（司马）相如文也。”毛泽东在晚年通读《二十四史》时，还时常把《史记》中的一些篇目（如《项羽本纪》）推荐给别的同学读。1958年8月22日，在批改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加写的一段话中，特意把“司马迁的颂扬反抗”，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民主文学”的代表之一。
《商鞅徙木立信论》是毛泽东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读书时写的一篇作文。原文无写作时间，作文纸折缝间印有“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字样，作者在题下写有“普通一班毛泽东”7字。毛泽东于1912年春退出长沙新军后，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同年秋即退学自修。此文当写子1912年上半年。这是毛泽东留下手稿的第一篇文字，时年19岁。
国文教员阅后在文稿上写了多处评语，并批给同学“传观”。这些评语是：“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駸駸入古”。“精理名言，故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杠鼎”。“积理宏富”。文末还写有以下总评：“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
据《史记·商君列传》所记，商君，战国时卫国人，本姓公孙，名鞅。后投奔秦国，为秦孝公所用，因破魏军有功，秦封之于商十五邑（今河南境内），故号商君，又称商鞅。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之时，阻力甚多，包括秦孝公本人，开始也担心不合礼法，“恐天下议已”，甘龙等大臣更是反对，经商鞅反复争辩，才说服了他们。接下来，为了使新法取信于老百姓，又采取了“徙木立信”的办法。青年毛泽东在《史记》中读到此事，破题三叹。因为，商鞅所推行之新法，本是“利国福民”的“良法”。其主要内容为：奖励耕织，废除贵族世袭特权，推行连坐法，废除井田制，按丁男征税，按军功受爵等。这些，在毛泽东看来，是秦国“战胜诸国，统一中原”的“大政策”。可黎民百姓却不能认识这些政策的好处，不能辨别好坏，非要统治者“煞费苦心”用徙木立信的办法来推行不可。在青年毛泽东看来，理想的国民，应该是看到好的法令就支持，看到坏的法令就反对。由此观之，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说明“吾国国民之愚”。他还由此得出结论：中国几遭沦亡惨境，根子就在“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这反映了青年毛泽东当时的唯心史观，也反映了辛亥革命后知识界、思想界的一个共识：改造国民性。
的确，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的历史进程，使大多数有志之士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到这个问题，船坚炮利的洋务运动不见成效，政治体制的维新运动血洒刑场，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的药方把一个古老的病人弄得越益衰弱，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精神文明当作振兴中华的新的良方。从梁启超的“欲维新我国，当维新我氏”，到严复的“开民智，兴民德”，再到鲁迅的“人立而后事举”，表明这是那个时代必然引申出的共同话题。在青年毛泽东后来的一系列政治和文化主张中，从“变化民质”，改造“人心道德”入手的救国图存的思路，也是格外的引人注目。《商鞅徙木立信论》，算是这条思路的发端。
9.进化论与救亡图存（读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
赫胥黎氏此书之旨，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其冲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
以天演为体，而其用有二：曰物竞，曰天择，此万物莫不然，而于有生之类为尤著。物竞者，物争自存也。以一物以与物物争，或存或亡，而其效则归于择。天择者，物急焉而独存。则其存也，必有其所以存，必其所得于天之分。自致一已之能，与其所遭值之时与地，及凡周身以外之物力，有其相谋相济者焉，夫而后独免于亡，而足以自立也。而自其效观之，若是物特为天之所厚而择焉以存也者，夫是之谓天择。天择者择与自然，虽择而莫之择，犹物竞之无所争，而实天下之至争也。斯宾塞尔曰，天择者，存其最宜者也。夫物既争存矣，而天又从其争之后而择之。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出矣。
复案：物竟天择二义，发于英人达尔文，达著《物种由来》一书，以考论世间动植物类所以繁殊之故。古者以人类为首出庶物，肖天而生，与万物绝异。自达尔文出，知人为天演中一境，且演且进，来者方将，而教宗传上之说，必不可信。盖自有哥白尼而后天学明，亦自有达尔文后生理确也。斯宾塞尔者，与达同时，亦本天演
——摘自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订立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读书。我非常认真地坚持执行这个计划。我认为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对我是极有价值的。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中午我仅仅休息片刻，买两块米糕吃。这就是我每天的午餐。我每天在图书馆里一直阅读到闭馆的时候。
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很多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在图书馆里我第一次看到并以很大的兴趣学习了一幅世界地图。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斯·穆勒的一部关于伦（论）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
——摘自毛泽东1936年在保安同美国记者
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请找一本给我。《天演论》前半是唯物的，后半是唯心的。
——毛泽东1970年的一个批示（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90页）
［解析］
1912年下半年，毛泽东从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只读了一个学期就退学了。他觉得，上学校不如自己看书学习。他住在新安巷湘乡试馆，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定王台省立图书馆去看书，历时半年。前面引述的同斯诺的那段谈话，便讲的是这期间的事情。严复译的《天演论》，便是这时候读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