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节不甚当。
吾则以为，吾人惟有对于自己之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凡吾思想所及者，吾皆有实行之义务，即凡吾所知者，吾皆有行之义务。此义务为吾精神中自然发生者，偿债、践约，及勿偷盗、勿诈伪，虽系与他人关系之事，而亦系吾欲如此者也。所谓对于自己之义务者，不外一语，即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而已。至济人之急、成人之美与夫履危蹈险舍身以拯人，亦并不在义务以上，盖吾欲如此，方足以安吾之心。设见人之危难而不救，虽亦可以委为无罪，而吾心究果以此见难不救为当然乎？不以为当然，则是吾有救之之义务也。救人危难之事，即所以慰安吾心，而充分发展吾人精神之能力也。
为之则为有功，即宜以为之为义务，安有不为之亦无损于义务之理。既认为圣贤豪杰之所为，即当认为普通人之所为，圣贤豪杰之所以称，乃其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之谓。此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乃人人应以为期向者也。谓圣贤豪杰独可为舍身拯人之事，而普通人可以不为，是谓圣贤豪杰之身心能力发达最高，而普通人不必如是也，岂为合于论理之言哉！——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5章 “义务及良心”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234—237页）
［解析］
在“义务及良心”一章的最后一部分，泡尔生试图对“义务”这个概念的含义作出界定。他认为：（1）最狭义的“义务”是要求人们不要做对不起别人的事情，简言之不做坏事；至于“济人之急，成人之美”这类好事，并不是人们必须履行的“义务”。（2）广义的“义务”，是按社会的风俗习惯和道德规范办事，如别人向你问路，你就有告诉别人的义务；至于合身救人这类事，不属义务范围，你做了，是有功，你不做也不算违背了义务。圣贤豪杰不同于一般人的地方，便在于他们做了义务之外的好事。（3）最广义的“义务”，就是像宗教徒一样，无条件按照教义或神的命令行事。
对这三层含义的“义务”界定，毛泽东都写了批语，总体上认为，泡尔生的论述“不甚当”。
毛泽东对“义务”的理解是：（1）义务不是客观的规定，而是主体为了“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的需要。因此，人们只有对自己之义务，而没有对他人之义务。包括做泡尔生说的最狭义的义务范围内的事情，如偿债、勿偷盗之类，也不是为了不伤害别人才去做，而是“我欲如此”也。至于舍身救人这类不属于泡尔生说的义务范围的事，在毛泽东看来，更是应该去做的“义务”，因为“救人危难之事，即所以慰安吾心”，能发达我的精神和身体能力。（2）对一切好事、善事，没有说不做也无损于义务的。圣贤豪杰做到的事，也是普通人应该做的。普通人做不到的或没有去做，是因为他们的精神及身体能力还没有“发达”到“最高”境界。（3）在泡尔生说的“最广泛”的义务含义，即“按命令办事”一段旁，毛泽东批注道：“此所谓义务直是法律，法律则止于禁人为恶，而不强人为善，岂道德上至要紧之义务而可如此哉？义务者，对己者也，对己之义务无有在一程度中止之理。吾人须以实践至善为义务，即以发达吾人身心之能力至于极高为义务也，即以实践具足之生活为义务也。”
42.文艺创作就是实现自我（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夫由此种种之希望而著书，其所著之书之价值，并不因之而贬损。至于为专利人之鹄的而著书者，亦不必无远劣干好名者之所著也。叔本华者，素不措意干他人之利害者也，其著书也，皆欲泄其所窥见之大秘密。而公之于世，未有以利人为鹄的者。彼之著作，如诗人之行吟，美术家之奏技，自实现其精神界之秘妙而已。夫使世界有我而无他，则一切著作，诚皆无谓。无听者则演说家必不启口，无读诗者则诗人文士或未必下笔。然当其经营之治，固不必专为他人设想也。格代尝语伊克曼（Eckermaun）曰，余未尝以著述家之责任自绳，如何而为人所喜，如何而于入有益，余所不顾也。余惟精进不已，务高尚余之人格，而表彰余所见到之真若善而已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