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毛译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8章 “道德与宗教之关
系”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259、263页）
［解析］
毛泽东上述批语，是他第一次用理性的语言表达自己对宗教信仰的看法。
泡尔生论述宗教与道德的关系，立足于两个方面。一是宗教客观上的抑恶，从而保护弱小者；一是宗教主观上的扬善，从而催人立其信仰并按其信仰进取奋斗。青年毛泽东对宗教的这两个功能，是肯定的。但对于前者，他认为是在人们缺少文明“未开化之时”所发生的功能；对于后者，他认为在文明时代，宗教本身是不必有的，但其包含的对信仰的执薯追求，则又是人们所不可无的。这个观点，是颁有见地的。他一生重视主观意志，追求理想（信仰），在这里也可体会到一点线索。
44.认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读陈独秀主编《新青年》）
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
这几条罪案，本志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摘自陈独秀1919年1月15日《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载《新青年》第6卷 ，第1号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们对于陈君，认为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了。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槽［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甚么的结果。陈君平日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他曾说，我们所以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赛因斯”（科学）和“德谟克拉西”（民主）。陈君为这两件东西得罪了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报给他。也可算是罪罚相敌了！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陈君原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摘自毛泽东1919年7月14日《陈独秀之被捕及管救》（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305—306页）
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建立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上学的时侯，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当时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有一段时期他们代替了粱启超和康有为，成为我的楷模。我早已抛弃康、梁二人了。
——摘自毛泽东1936年在保安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摘自毛泽东1942年3用30日在延安中共
中央学习组题为《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
（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 ，第403页）。
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
——摘自毛泽东1945年4月21日《中国共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9页）
［解析］
《新青年》是“五四”时期著名刊物，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杂志之一。1915年9月，陈独秀（1879—1942）在上海创刊《青年杂志》，为月刊，从第3卷 起改名为《新青年》。除陈独秀外，李大钊、胡适、鲁迅等都是这个杂志的主要撰稿人，并轮流负责编辑。它一开始就高学科学与民主两面旗帜，提倡民主，反对专制；宣传科学，反对封建迷信、盲从和武断；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尖锐批判为封建制度服务的孔子学说。它的创刊，标志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十月革命后，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后，逐渐转为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中心内容，把新文化运动推向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继续出版，1922年7月休刊。1923年6月，改成季刊，成为中共中央理论性的机关刊物。1926年7月停刊。
“五四”以前，宣传新文化新思潮的刊物寥若晨星。而“五四”以后代一年中，新出版的刊物就达400多种，尤以介绍西方近代以来的文化思潮的刊物为多，而其中统大多数都宣称是以介绍新思潮和改造社会作为自己的重要旨趣。其中，自然又以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为最。无论怎样估计聚集在《新青年》周围的一代知识分子对现代中国的影响，似乎都不过分，因为这个杂志及其撰稿人的著作铸成了一代青年人的信仰和品格。
在同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是这样叙述当时《新青年》的进步影响的：“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个同新民学会相似的团体组织起来了，那就是湖北的‘互助社’。它的许多社员后来也成为共产党员。其中有党的领导人恽代英，他在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中被杀害。现在负责白军工作的张浩也是社员。北平也有一个会社，叫会‘辅社’，它的一些社员后来也成了共产党员。在中国其他地方，特别是上海、杭州、汉口、天津，富有战斗精神的青年们也组织起一批激进的团体，那时他们已经开始对中国政治产生影响。”接着，毛泽东便说了我们在前面引述的第一段话里开头的那一句：“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下建立的。”
在《新青年》众多的热心读者和追随者当中，青年毛泽东是十分突出的一个。据他当时的同学也是亲密朋友的周世钊回忆说：“毛主席的思想大转变，是1915年读了《新青年》（注：当时为《青年》杂志）之后。当时由于杨昌济先生在《新青年》上写文章，介绍学生阅读，毛主席是热爱这杂志的一个。打倒孔家店、反对旧礼教、提倡新道德、主张文学革命、鼓吹科学和民主的《新青年》，成了毛主席这时一日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因此，他读韩文杜诗的兴趣降低了。在这前后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二十一条”的签定、袁世凯的称帝等，国内外一连串的事变，毛主席都看在眼里，听在耳里，深深地刺激他的心灵，使他更急切的想找出一种方法，寻找一条道路，来解决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摘自长沙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纪念馆藏材料）周世钊的这段回忆基本符合毛泽东当时思想情况。
毛泽东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体育之研究》，便是由《新青年》第3卷 第2号（1917年4月1日）刊登的。毛泽东从第一师范毕业后，从事社会活动，与《新青年》的关系就更亲切了。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便嘲笑旧脑筋的人莫名其妙地反对学生看新思潮杂志，所谓“《新青年》一类的邪书，尤不准他们寓目。”1920年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时，在《湖南通俗报》（1920年11月10日）上发表广告性文章，特地推荐《新青年》，把它列为文化书社经营的“杂志之重要者”的首位。同时，毛泽东还请陈独秀出具信用介绍，使文化书社同《新青年》杂志社开展亲切的业务往来。可以说，正是在《新青年》及陈独秀等人的文章影响下，毛泽东从阅读经史子集的兴趣中，从抽象谈论大本大源等伦理哲学的课题中走了出来，站在了政治思想的探索和改造中国的实践的历史潮头。
《新青年》上陈独秀的文章，在哪些方面对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发生了影响，并使他“非常佩服”呢？
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很多，是个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他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新道德，反对旧伦理，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发起者。接着《新青年》把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以空前未有的规模引入中国社会。他把新文化、新思想、新信仰看做新社会的基础。他主张用西方文化，冲决中国封建文化的网罗，利刃断铁，快刀理麻，使中国文化传统来一个脱胎换骨，使社会以科学和人权并重，人人脱离奴隶的羁绊，完成自由自主的人格。陈独秀也主张用西方价值观念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不过他所指的西方文化已经有了一些新的内容，而体现最高价值观念的自由，同样也具有了一些不同的新内容。他在《新青年》第1卷 第1号上发表的《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中指出：“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他认为，法兰西人近世所创造的社会主义，从进化的角度讲，更能实现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念的要求。对陈独秀的这些观点，毛泽东是很熟悉的。1919年7月14日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毛泽东便把在《新青年》等杂志上读到的这些新知识、新观点做了一番描述，他说：
自文艺复兴，思想解放，就成功或将要成功许多方面的改革。
见于宗教方面为“宗教改革”，结果得了信教自由。见于文学方面，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见于政治方面，由独裁政治，变为代议政治。由有限制的选举，变为没限制的选举。见于社会方面，由少数阶级专制的黑暗社会，变为全体人民自由发展的光明社会。见于教育方面，为平民教育主义。见于经济方面，为劳获平均主义。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见于国际方面，为国际同盟。
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德谟克拉西。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
联系前面引述的毛泽东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中有关陈独秀言论的评论，可以看出，陈独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这两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打开了青年毛泽东思想探索的闸门。所以，他热情地欢迎陈独秀，崇拜陈独秀。他高度评价陈独秀传播西方文化的功绩，“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他的活动，“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
毛泽东自己主编的《湘江评论》，可以说是《新青年》在湘江之畔的回声。毛泽东在上面的一些文字、见解，也常常可在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一些文章中找到渊源。
陈独秀最早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他在《文学革命化》（载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2卷 第6号）一文中高扬“文学革命军”的大旗，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则谈到“一些学者倡之，大多民众和之”的“许多方面的改革”，“见于文学方面，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陈在《宪法与孔教》（载1916年11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3号）一文中反对在宪法中列入尊孔的条文，“竟欲以四万万人各教信徒共有之宪法，独规定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岂非侵害宗教信仰之自由乎？”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则说：“见于宗教方面，为‘宗教改革’，结果得了信教自由。”陈在《新青年》上的许多文章和通信中，都发表了许多反孔的主张，例如答常乃德的信中说：“汉、宋之人独尊儒家。墨、法、名、农，诸家皆废，遂至败坏中国。”（载1916年12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4号）答吴又陵信中说：“窃以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其一贯抡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载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5号）毛泽东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载1919年7月21日《湘江评论》）一文中则说：“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在前面引述的《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的那一大段话中，毛泽东引用了陈独秀的两段话，一是“他曾说，我们所以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赛因斯’（科学）和‘德谟克拉西’（民主）。”这是转达陈发表在《新青年》第6卷 第1号上的《木志罪案之答辩书》中的意思。其原文我们在开头已经引述。陈独秀在文中的自我陈述以及毛泽东的转述，都是抓住了《新青年》杂志的基本主张和主要的思想贡献。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引用陈独秀“原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人试验室”。此话出自陈独秀发表在《每周评论》第25号（1919年6月8日）上的《研究室与监狱》。陈独秀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这似乎是谶语。此文发表之后3天，陈独秀就入了监狱。毛泽东的《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就是为此事而写的。
《新青年》杂志前两卷辟有“国外大事记”、“国内大事记”两个栏目，介绍了当时正在激烈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局和政局的变化，俄国发生的二月革命，以及国内时局动态政潮分析，诸如北洋政府复古尊孔等类倒行逆施之事。紧接这些介绍之后，往往在以后几期就有有关的评论文章出现。这些都是关心时局的毛泽东极感兴趣的材料。第4卷 开始的“随感录”一栏，陈独秀、陶孟和、刘半农、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人，针对时弊，发表短小精悍的文章。后来《湘江评论》上虽然没有用上“随感录”这名目，但每期都有以《放言》为栏目的，类似体裁的锋利短文，还不只是体裁方面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思想方面的影响。例如，鲁迅在《随感四十八》（《新青年》第6卷第2号，署名唐俟）中描写一些反对改革的人说，这些人主张“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驼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请他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5个月之后，毛泽东也在《湘江评论》上批评那种“‘学问要新道德要旧’的谬说”（《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在《新青年》随感录栏，陈独秀、钱玄同、鲁迅都发表过好些篇反对“保存国粹”的文章。正如鲁迅在《随感录三十八》中说的，那些人认为“古人所作所说的事，没一件不好，遵行还怕不及，怎敢说到改革？”毛泽东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也批判了那种认为“中国是一个声名文物之邦，中国的礼教甲于万国。西洋只有格致枪炮利害，学来这一点便得”的思想。（季锐《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186—187页）
关于陈独秀在主编《新青年》时期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除《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有所表露以外，在此之前，1917年9月23日，他同好友蔡和森。张昆弟就讨论过：“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陈尤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
青年毛泽东不仅是读陈独秀的文章，在同陈独秀的直接交往中，在思想上，特别是在选择马克思主义和建党过程中受的影响也不小。
1918年8月，毛泽系到了北京。杨昌济介绍他认识了李大钊。10月，他到李大利为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因而有机会接触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毛泽东后来在同斯诺追述往事时，又这样谈到化同陈独秀的关系：“那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1919年12月下旬，为反对皖系军阀张敬尧在湖南的残暴统治，毛泽东等领导的湖南驱张代表团来到北京，同陈独秀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和交谈。他们还讨论了工读互助团的问题，这是“五四”运动后，得到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支持的少数进步青年的一种新组织，实行半工半读、互助协助的新生活，但因空想的成分太多，脱离社会实际，不过昙花一现，很快就结束了。当时毛泽东对此也是发生兴趣的，同他的“新材生活”想法相通。陈独秀于1920年2月回到上海。上海工读互助团在《申报》3月5日刊登的《募捐启》，陈独秀、毛泽东都列名于上。毛泽东在北京停留期间，为驱张的活动很多。这时，李大钊和陈独秀都已认定，解决中国问题必靠马克思主义。这当然给毛泽东以影响。毛泽东自己也回忆到，这时，“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我在这方面发生兴趣，陈独秀也有帮助”。
1920年5月，毛泽东第二次到了上海。那时《新青年》社已从北京迁来上海，社址在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住在这里主持社务。毛泽东在这里又见到了陈。他们商讨“改造湖南”的问题，也谈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关于这两个方面，后来毛泽东这样告诉斯诺：
“我在上海，和陈独秀讨论了我们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然后我回到长沙着手组织联盟。我在长沙得到一个教员的职位，同时继续我在新民学会的活动。当时新民学会有一个争取湖南‘独立’的纲领，所谓‘独立’，实际上是指自治。我们的团体对于北洋政府感到厌恶。认为湖南如果和北京脱离关系，就可以更加迅速地实行现代化，所以鼓励同北京分离，当时我是美国的‘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坚决拥护者。
“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陈独秀即给毛泽东写信，约他在湖南建立党的组织，这完全是极其秘密进行的。10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正式成立，同一个月，毛泽东接到团的章程后，湖南就随即成立了团的组织，在新民学会的成员和第一师范等校进步青年中，是较容易物色到团员的。毛泽东领导的长沙共产主义小组，被陈独秀看作是最得力的地方组织之一。毛泽东在1921年1月21日致蔡和森的信中说：“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陈仲甫所为）”。
1921年11月，陈独秀起草的中央局通告，要求长沙、上海、北京、广州、武汉5个区，在近年内各发展组织到30人，以便成立地方委员会。由于毛泽东的得力领导和湖南有较好的革命基础，湖南党的组织很快发展到40多人，并在衡阳、常德、岳阳等地建立了党的小组。1922年5月，正式成立了湘区委员会，到党的“二大”召开，全国121名党员，湖南就占了三分之一，工人运动更是蓬勃发展起来。陈独秀多次表扬湖南的工作做得好。党的“三大”报告中，陈独秀高度赞扬了湖南党的工作，认为比其他地区都做得好，特别是工人运动发展得好，所有工会“都在党控制之下”。毛泽东于1923年4月奉调到上海，随后在中共“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进入中央局，任中央局秘书，协助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青年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推崇，并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实实在在地有感于陈独秀及其主编的《新青年》在“五四”运动中不可替代的贡献和地位。所以，在40年代，尽管陈独秀早已被开除出党，毛泽东仍然多次谈起他，客观地评价他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而且对他在党史上，主要是建党前后中的历史地位，也是肯定的。
45.我钦佩胡适的文章（读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等）
主义初时起，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
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现在奉劝现在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
“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了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摘自胡适1919年7月20日《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第一条凡事或理之为现代人生所心需，或不必需，而均尚未得适当之解决，致影响于现代人生之进步者，成为问题。同人今设一会，注重解决如斯之问题，先从研究入手，定名问题研究会。
第二条下列各种问题及其他认为有研究价值续行加入之问题，为本会研究之问题。第三条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下列各种主义，为特须注重研究之主义————摘自毛泽东1919年9月1日《问题研究会章程》（见《毛泽东旱期文稿》第2版，第396—401页）
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息不下几万乃至几千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间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竟［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
——摘自毛泽东1920年3日14日致周世钊信
（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474页）［解析］
在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说到他青年时代读《新青年》杂志时，有这样一句话：“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在这里，他把胡适与陈独秀并列，作为自己当时的“楷模”。
毛泽东自然首先是在《新青年》杂志上读到胡适的一些文章并对他有所了解的。1918年至1919年3月，毛泽东在北京大学期间，参加过哲学、新闻研究会，旁听过胡适的课堂讲授。胡适作为新派人物的代表，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在社会上颇负盛誉，威望很高。他学贯中西，以新的观念、新的思想、新的方法进行教育改革的尝试，深得广大学生的欢迎与拥护。蔡元培曾称誉他是“旧学邃密”、“新知深沉”的一个人。当时毛泽东也仰慕胡适。肖三在《1918年毛主席在北京和天津》一文中说：“当时文化界名人荟萃在北京，毛主席仰墓他们。杨（怀中）先生为了满足我们的求知欲，介绍我们去拜访过其中几个人，记得我随同去访问过的有蔡元培、胡适、陶孟和。”这就使毛泽东和胡适的联系更紧密的。
毛泽东对胡适的文章也认真研读，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给了他深刻的印象。胡适提出，作文“须言之有物”、“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避俗字俗语”等，25年后毛泽东在著名的《反对党八股》的讲演中再次予以强调。毛泽东曾就哲学上的一些问题请教过胡适。关于中西学术的关系问题，实验主义哲学的问题等，他都曾得到胡适的当面指点。他还听过胡适讲演墨子哲学、实验主义哲学等。胡适在北大所作“实验主义”的讲演，是他系统介绍实验主义，在学术界影响最大的一次讲演。毛泽东也受到实验主义很大影响，他把实验主义认作对抗思想强权的新思潮。他指出，对于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反动，“风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1919年7月4日《湘江评论<创刊宣言>》）
陈独秀和胡适当时还办了一个很有名的杂志，叫《每周评论》。这个杂志对毛泽东的影响也是够大的。他办《湘江评论》，无论刊名和倾向，形式和内容，都可以明显看出《每周评论》的影响。胡适也是这样看的，他甚至把新创刊的《湘江评论》称作《每周评论》的“小兄弟”。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6号（1919年8月24日出版）上发表的《介绍新出版物》一文中说：“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北自北京，南至广州，东从上海、苏州；西至四川，几乎没有一个城市没有这类新派的报纸。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在这篇文章里，胡适特别赞赏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他说：“《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在毛泽东这篇文章里，还包含着易卜生的妇女解放论的观点，这和胡适所宣传的主张是一致的。可见，在“五四”运动时，他们是志同道合地向旧势力进攻的。
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以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胡适甚至以为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这“外来进口的主义”指的是什么？他没有明说。他只是表示反对谈“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主义，而主
张去研究诸如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女子解放问题等等。但是人们都知道，胡适反对的是主张“根本解决”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点，胡适自己后来也是承认的，晚车他在台湾出的《胡适口述自传》中说：这“问题与主义之争”，是“我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 合”。
目前，虽没有直接文字材料说明毛泽东读过这篇文章，但从他的其他文字可看出，他不仅读过，而且胡适的这篇文章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兴趣。作为响应，他甚至想组织一个“问题研究会”。这个设想虽然后来并未实现，但从他所拟定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以下简称《章程》）中，可以看出他的态度来。这《章程》曾经印发，在北京大学念书的朋友邓中夏将它刊在《北京大学日刊》第467号（1919年10月23日）上。《章程》共分十二条，第一条说宗旨：“凡事或理之为现代人生所必需，或不必需，而均尚未得适当之解决，致影响于现代人生之进步者，成为问题。同人今设一会，注重解决如斯之问题，先从研究入手。定名问题研究会。”第二条列举了一批有待研究的问题，大项目列了71题。例如：（一）教育问题；（二）女子问题；（三）国语问题（白话文问题）之类，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国际、技术等许多方面。问题大可以大到“国家制度改良及国家制度应否废弃问题”（第八题）、“民族自决问题”（第十一题）、“经济自由问题”（第十二题）“社会主义能否实施问题”（第十八题）；问题具体可以具体到“飞渡天山问题”（第三十五题）、“白令、英吉利、直布罗陀三峡凿隧通车问题”、“日本粮食问题”（第三十九题）。在这大大小小71个题目中，有8个题目又包含若干个小题目，共计81个。如教育问题中列举了17个小问题（如①教育普及问题、⑨废止考试问题、■杜威教育说如何实施问题，等等），这第17小题是很有意思的，杜威这位提倡实用主义的哲学家，是胡适心目中的一尊偶像，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的主张，正是来源于杜威的实用主义和那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当时胡适请杜成来中国讲学，为时两年又两个月。1920年10月26日，杜威在长沙讲演，毛泽东曾应湖南《大公报》之约担任记录。只说这《章程》中，毛泽东说的是“如何实施”杜威的教育说，就清楚不过地表明他当时认同杜威和胡适意见。
除了杜成教育说外，我们还可以从《章程》中看到毛泽东赞成胡适主张的例证。例如，胡适的这篇文章中提到了“大总统权限问题”，《章程》第二条所列问题之（58），就是这个问题。此外，胡适文章说的“女子解放问题”，在章程中“女子问题”中分列为17个小题目，诸如（1）女子参政问题。（2）女子教育问题、（3）女子职业问题、（5）贞操问题。（13）放足问题、（15）公共蒙养院设置问题、（17）避孕问题，等等。这就比胡适文章分得更细也想得更细了。胡适文章提到了“加入国际联盟问题”，《章程》也有（15）国际联盟问题，以及有关的（24）印度自治问题、（25）爱尔兰独立问题、（26）土耳其分裂问题、（27）埃及骚乱问题、（28）处置德皇问题、（42）山东问题、（48）铁路统一问题（撤销势力范围问题）、
（52）退回庚子赔款问题，等等。这也是把胡适提出的问题更全面更具体化了。
胡适的文章发表之后，李大钊发表了一篇《再论问题与主义》，表示了不同的意见。李大钊的这一篇刊在1919年8月17日出版的《每调评论》第35号。毛泽东的《问题研究会章程》是9月1日写的。从时间上来说，毛泽东在草拟这《章程》时，有可能已经看到李文，也有可能还没有来得及看到李文。从《章程》内容看，大体上都是胡适的意见。李文中说：“我觉得‘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章程》第三条说：“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这看起来是反映了李大钊的意见，但《章程》这一条中说的，“下列各种主义，为特须注重研究之主义”，所列举的各种主义是：“（1）哲学上之主义；
1伦理上之主义；（3）教育上之主义；（4）宗教上之主义；（5）文学上之主义；（6）美术上之主义；（7）政治上之主义；（8）经济上之主义；
2法律上之主义；（10）科学上之规律。”这里列出的各种主义，实际上是那许多大大小小问题按科学的归类和概括，同李大钊心目中的有特定政治含义的主义即马克思主义或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不同的。但毛泽东直言“主义”，也表明他不是在胡适文章后面亦步亦趋。
1919年12月，为了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毛泽东率湖南各界驱张代表团赴京，在北京停留了3个多月。在这段时间里，他同胡适有所接触。他后来同斯诺谈起此事：“那时候我也遇见了胡适，我去拜访他，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在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致周世钊的信中，谈了一些他同胡适交谈的内容。那时许多人都热心出国留学，毛泽东对此颇不以为然，同胡适讨论了出国留学的得失。毛泽东在信中对周世钊说：“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非留学篇》载于1914年1月出版的《留美学生年报》第3号，主张设立国立大学为培养本国人才之所。文章说：“一国无地可为高等学问授受之所，则固有之文明，日即于沦亡，而输入之文明，亦捍格不适用，以其未经本国人士之锻炼也。”本国办了好的大学，就不一定都要出国留学了。在办学方法上，胡适认为中国古代的书院重视自修与研究，其精神与当时在教育界颇有影响的“道尔顿制”相近，可以采用。这一想法深深吸引了毛泽东。
与此同时，毛泽东着手筹备湖南“工读互助团”，曾经把办学的目的与初步的计划，向胡适作了透露，并征求胡适的意见。也是在1920年3月14日给周世钊信中毛泽来说：“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这个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从这里可以看到，胡适对毛泽东等筹办“工读互助团”是赞成和支持的，并把“工读互助团”改名为“自修大学”。1920年4月，胡适在《工读主义试行的观察》一文中说，“我是见惯半工半读的学生生活的，觉得‘工读主义’乃是极平平无奇的东西，用不着挂什么金字招牌。我当初对于这种计划很表示赞成，因为中国学生向来瞧不起工作，社会上也瞧不起作工的人，故有了一种挂起招牌的组织也许可以容易得到工作，也许还可以打破一点轻视工人的心理。”
对于举办“自修大学”的宗旨的看法，毛泽东同胡适则是不一致的。毛泽东把它的目的规定为“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实行共产的生活”，而胡适对此持反对态度。他说：“我赞成这种有组织的工作，是因为我希望有了组织可使工读容易实行，我希望用组织来帮助那极平常的工读主义，并不希望用这种组织来‘另外产生一种新生活新组织’”；“我以为提倡工读主义的人，与其先替田员规定共产互助的章程，不如早点替他们计划怎样才可以做自修的学问的方法”。胡适认为，“自修的条件很不容易：（1）参考的书籍杂志，（2）肯尽义务的学者导师，（3）私家或公家的优待介绍，（4）便于自修的居住，（5）要求良好学校的旁听权。此外还有一个绝对不可少的条件：谋生的工作每日决不过4小时。如不能做到这些条件，如不能使团员有自修求学的工夫，那么，叫他泛劳动主义也罢，叫他新组织也罢，请不要乱挂‘工读主义’的招牌。”尽管他们对举办自修大学的意见不同，但毛泽东在拟定章程时，还是采纳了胡适提出的一些具体条件和办法，并列为明确的条文。自修大学的创办，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新教育》、《教育新刊》、《新时代》等杂志发表了评论。
46.颇想研究国语（读黎锦，熙《国语学之研究》）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邵西先生：
来示敬悉，承奖甚愧。《湘江评论》出至第五号被禁停刊。第五号已寄来尊处，谅经接到。此间有一种《新湖南》，第七号以后归弟编辑，现正在改组，半月后可以出版，彼时当奉寄一份以就指正。《民锋》六号所登大著《国语学之研究》，读之益我不少，与同号《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同可谓近数年来不多见的大文章。国语这个问题，弟亦颇想研究。我是学教育的一个人，谈到教育，可便说非将国语教科书编成，没有办法。要想研究，难的又是材料搜集。关于“国语”的材料，先生遇着，千万惠给一点。长沙的留法班有成立的希望。留法一事，算是湖南教育界一个新生命，先生原是注意这事的。再《平民》已收到了好几份
泽东
一九一五·九·五从修业学校寄
——毛译东1919年9月5日致黎锦熙信（见《毛译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404页）
［解析］
黎锦熙（1889—1978），号邵西，湖南湘潭人，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他早年加入同盟会，1914年在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历史。1915年以后，在北京师范大学等校长期任教。解放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等职。毛泽东与黎先生有着深厚的友谊。当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黎锦熙在该校任教。他们常在一起畅谈读书和研究问题的方法。黎锦熙到北京后，他们之间仍然不断有书信来往。
1919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当时提出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与民主等口号，在教育界引起强烈的反响，黎锦熙和教育界的许多爱国人士一样，感到学校“教材之不适宜”，“而其中以国文一科为最”。学生只是“咬文嚼字，费尽心力，而终于文理不通，白字连篇”。黎锦熙认为：学生自初小以至中学，“国文一科更为输入“一切常识、精求专科学理之关键”。这个问题不解决，则“实行义务教育，不过健全国儿童虚掷四载光阴”。因此，国文一科教科书，必须改革。基子这种思想，黎锦熙撰写了《国语学之研究》上下篇，上篇《原理论》发表在1919年8月出版的《民铎》杂志第六号上，内容包括“发端”、“音韵”、“词类”、“语法”和“结论”等五章。毛译东本来是学教育的。他从一师毕业后就在长沙修业学校任教。在教学工作中，他同样感到教材必须改革，他读了这一期《民锋》后，立即给黎锦熙写了这封信。他在信中说：“读之益我不少”。还表示对“国语”颇想研究，他认为，要改革教育，首先“非将《国语教科书》编成，没有办法。”
毛泽东这些话，并非即兴之论，更非应酬之语。他青年时代确实很注重国语学，并下过一定工夫的。例如，早在1916年12月9日致黎锦熙信里，他说：“今夏阅报，见兄‘以国语易国文’一文，私意不尽谓然，拟发所见，以资商榷。又念自以为是者，未必果是，为此而止。”这里说的“以国语易国文”一文，是指黎锦熙发表的《论教育之根本问题》，该文主张把小学国文（文言文）改为国语（白话文）。1919年9月1日，即复黎锦熙谈其《国语学之研究》那封信的前4天，毛泽东在撰写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一文（后发表于1919车10月23日《北京大学日刊》上）中，列了71个需要研究的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里，就包括“国语教科书编纂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国语问题（白话文问题）”。1920年6月7日致黎锦熙信中，毛泽东又说：“文字学、言语学和佛学，我都很想研究希望先生遇有关于言语文字学及佛学两类之书，将书名开示与我，多余的印刷物，并请赐寄。收聚了书，总要划一个时间，从事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