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毛译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8章 “道德与宗教之关.2
刊载黎锦熙《国语学之研究》的《民铎》杂志，创刊于1916年6月，是由一批留日学生所发起成立的“学术研究会”主办的综合性刊物。最初在日本东京出版，从第5期开始改在上海出版。1929年停刊，共出版52期。前期的主要撰稿人有李石岑、易家■等人。刊中间或也有郭沫若、田汉、郑振铎等人关于文学方面的著作出现。毛泽东在仔细读黎锦熙的《国语学之研究》的同时，也读了田汉在同期《民铎》上发表的《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一文。并同称为“数年来不多见的大文章”。
47.在岳麓山建设新村（读周作人《日本的新村》）
近年日本的新村运动，是世界上一件很可注意的事。从来梦想Utokia的人，虽然不少，但未尝着手实行新村运动，却更进一步，主张泛劳动，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一方面也尽各人对于个人自己的义务；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发展共同的精神，又发展自由的精神。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中正普遍的人生的福音。
至于实行上，现在正是发端，去年十一月，才在日向的儿汤郡石河内买了一块地，建立第一新村，着手耕种。又在东京发行一种月刊《新村》发表意见，记载情形。下面这几节，便从这月刊中抄出，可以晓得大概。
“每日值饭的人五时先起，其余的六时起来，吃过饭，七时到田里去，至（下午）五时止。十一时吃午饭，下午二时半吃点心，都是值饭的人迭去。劳动倦了的时候，可做轻便的工作。到五时，洗了农具归家。晚上可以自由，只要不妨碍别人的读书；十时以后息灯；这是日常的生活。雨天，上午十一时以前，各人自由，以后搓绳或编草鞋，及此外屋内可做的工作。每月五日作为休息日，各人自由。又有村里的祭日到那时节，当想方法举行游戏。”（十二月七日武者小路笃实通信，见《新村》第2卷 第1号）
——摘自周作人1919年3月15日《日本的新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七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而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
俄罗斯之青年，为传播其社会主义，多人农村与农民杂处。日本之青年，近来盛行所谓“新村运动”。美国及其属地斐律宾，亦有“工读主义”之流行。吾国留学生效之，在美则有“工读会”，在法则有“勤工俭学会”。故吾人而真有志于新生活之创造也，实不忌无大表同情于吾人者。
——摘自毛泽东1919年12月1日《学生之工作》（见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449、455页）
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
——摘自毛泽东1936年在保安接见美国记者
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解析］
“五四”时期，为寻求社会改造的途径，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毛泽东等第一代共产党人大都首先是接受了这些思潮的影响，而后才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者的。日本的新村运动，在当时对毛泽东影响较大，而较早介绍新村运动的，便是周作人（1885—1967）发表在《新青年》第6卷 第3号（1919年3月15日）上《日本的新村》这篇文章。
当时，出身于日本贵族的自然主义作家武者小路笃实提出一套所谓新村主义的理想。其出发点是不满意现有的不合人道的社会制度，幻想脱离这个社会，另行开辟一块小天地，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个个幸福的互助友爱的理想的新社会，他创办专门研究新村问题的刊物，并于1919年在日本九州日向地方组织了“第一新村”，从而在日本发起了一个所谓新村运动。新村运动实际上是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北美工读主义为一炉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因此它被中国的先进表年普遍接受。周作人亲自到日本的“日向新村”，参观考察，回国后在《新青年》上发表《日本的新村》一文，作了详细介绍，认为它“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中正普遍的人生福音。”与此同时，李大钊、瞿秋白写过介绍一些美国人办的公社的文章。北京“少年中国学会”与“新潮社”一部分人，于1919年11月，组成北京工读互助团，《简章》提出每日每人做工4小时。同时发动募捐，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胡适、周作人，高一涵、张菘年等17人为发起人。工读团成立三四个月即陷困境，终至解散，毛泽东是《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也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他当然会受到这些方面的影响。1920年2月，周作人宣布新村北京支部成立，由周本人主持。毛泽东于4月7日赴八道湾访周作人，当同此事有关。
创造一种新生活，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后期便有的一种“梦想”。1918年夏于湖南一师毕业后，毛泽东便开始了他的新生活实验。他与蔡和森、张昆弟等在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他们寄居在岳麓书院半学斋，自己学习，相互讨论社会改造问题，自己挑水挑柴，用蚕豆拌和大米煮着吃。这一实验，并不见得有怎样详密的计划和具体的目标。也就是说，理论准备尚不充分，各自都有更实在的事情要做，很快便四散他走了。
周作人的《日本的新村》一文，是1919年3月15日发表的，那时，毛泽东刚离开北京。4月他经上海回到湖南，可能读了《新青年》杂志上的这篇文章，他说：“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自当不是偶烈的。这一次，是有充分的准备了。他潜心构拟了一个建设“新村”的计划，这个“新村”计划“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是年12月，他在《湖南教育月刊》第1卷 2号上公开发表了其中《学生之工作》一章，仅从这一章中，我们不难体会到他当时受新村运动的影响是很大的。他的构想远比周作人介绍的日本的新村实验全面、具体。
首先，青年毛泽东建构新社会新生活的基点在农村，新生活的创造来自青年学生同农村社会的结合。他认为现实社会的一大弊端，社会改造的一大难处，是本来充满朝所追求新生活的学生，在毕业之后，“多鸳都市而不乐田园。农村的生活非其所习，从而不为所乐。”于是，农村无学生，便缺少“中坚之人”去“推行”“美满”的社会改造方案。青年毛泽东很欣赏俄罗斯青年为传播其社会主义，多入农村与农民杂处的做法，进而在他的“新村”计划中规定，“新学校”学生们的工作场所，“必在农村之中”，学生的工作内容，“必为农村之工作”，目的是“养成乐于农村之习惯”。把理想寄托于衣村和农民，是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潮的共同特点。19世纪以来各种理想主义学说的思想前提，是不满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而又找不到既能吸收资本主义的近代文明，又能摆脱它必然滋生的种种罪恶的改造途径，于是把受资本社会恶俗浸染较少的农村想象成稍为干净点的乐土，向往农民们过的自然朴实和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青年毛泽东把自己的新村社会设在农村，无疑也是基于这样的思想背景，而且是直接受到日本的新村运动以及李大钊1919年2月20日至23日发表在《晨报》上的《青年与农村》的影响。
生活在“新村”里的新人们，特别是新学校的学生们，是快乐的、潇洒的。青年毛泽东这样安排他们一天的时间：睡眠8小时，游息4小时，自习4小时，教授4小时，工作4小时。其他不谈，单谈其中4个小时的工作事项。青年毛泽东特别强调自然美、劳动美、艺术美相互融合而产生的一种心理愉快。他提出要吸收现时学校“陶冶心思精细，启发守秩序之心，及审美之情”的手工课的优点，把手工课用于生产和实际生活当中。工作之事项，“全然农村的”，包括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鸡鱼6项。具体说来：“种国有二，一种花木，为花园。一种蔬菜，为菜园，二者相当于今人所称之学校园，再扩充之，则为植物园。种田以棉与稻为主，大小麦、高粱、蜀黍等亦可间种种林须得山地，学生一朝手植，虽出校而仍留所造之材。可增其回念旧游爱重母校之心。畜牧如牛、羊、猪等，在可能畜养之范围内，皆可分别畜养。育蚕须先种桑，桑成饲蚕，男女生皆可为。养鸡鱼，亦生产之一项，学生所喜为者也。”
这个社会的基本体制是新学校、新家庭、新社会三位一体：“学生认学校如其家庭，认所作田园、林木等如其私物。由学生各个所有私物之联合，为一公共团体，此团体可名之曰‘工读同志会’。会设生产、消费、储蓄诸部。学生出学校，在某期间内不取出会中所存之利益，在某期间外，可取去其利益之一部而留存其一部。用此方法，可使学生长久与学校有关系”。“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亦渐多。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这种新社会，就是一种“新村”。
总之，青年毛泽东亲自设计新村的蓝图，基本情况和周作人从日本日向新村参观回来后所作的介绍相同，但增添了刘师复等主张必须建立的各种公共福利机关和生产机关。如：“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其规模比武者小路笃实的新村的规模要大，是一个农林牧副渔工各业俱全的自给自尺的单位。新村实行共同劳动、共同享受，实行完全的平均分配。他希望通过这种充满“新精神”、代表“新社会”的“乌托邦”的实行，改革社会的经济制度、家庭制度、婚姻制度等。这些设想，根本上都是在元政府主义基础上引申出来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空想。所以，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毛泽东特别提到：“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我已经把这种情况的背景告诉你了。可是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寻找出路。”
三、政治篇
1.我只取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读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考茨基《阶级斗争》、柯卡普《社会主义史》）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识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洁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摘自毛泽东1941年9月13日《关于农村调查》（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1、22页）
［解析］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受“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委托而起草的第一部 科学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写于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1848年2月在伦敦出版。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由陈望道翻译，1920年8月出版，为社会主义研究社所出的“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这本书开宗明义说的“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成了毛泽东终身服膺的指导思想。
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是译者悍代英定下的书名。原来的书名是《（爱尔福特纲领）解说》，该书于1892年出版。中国新青年出版社1921年1月出版了该书的中译本。考茨基在这本书中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作了比较深刻的分析和批判，论证了社会主义制度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简要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化、未来国家的产品分配原则等原理，并揭露了各种敌视社会主义的诽谤捏造之辞。这本经恽代英翻译的书，对青年毛泽东起了启蒙的作用。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还专门谈到了这本书，他说：“考茨基专门写过《阶级斗争》，翻译是恽代英的功劳，但译得很不好，读了很得益。”（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版），第188页）
《社会主义史》，英国人柯卡普（1844—1912）著，初版于1892年。1913年，英国人辟司加以删订，并增补了原书出版后20年间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史实。李季据辟司的增补本译为中文，于1920年10月由新青年社出版，这本书从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讲起，一直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各国和美国、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及真相互关系等等情况。该书肯定社会主义反动“工界、妇女、被鱼肉的回家和种族”的要求，代表他们的利益；主张“劳力对于土地和资本的关系，作一种根本的改变”；并说明社会主义是工业革命和思想革命这“两种大革命的嫡子”。作者认为工团主义、工联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社会思潮和活动都是“社会主义”。原著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作了较客观的介绍；对剩余价值与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共产党宣言》中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都有较为详细的说明。在增补的最后几章，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粗暴的攻击，竭力反对阶级斗争学说，称马克思主义为“社会主义中一种最危险的和最可怕的新派”，将给社会带来“一种极大革命的灾祸”。《社会主义史》是在中国传播社会主义系统知识的第一本书，自然其中含有许多似是而非的错误观点，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明显的攻击，但在当年仍不失为一木传播社会主义知识，开阔人们视野的启蒙性读物。毛泽东也是从这本书中了解到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及种种社会主义的流派的。
以上3本书，是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读物。1936年，毛泽东在保安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3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屯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遥过。这3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毛泽东曾经写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虽然是一种十分形象的说法，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事实。十月革命以前，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并非一无所知。早在1906年，就有《共产党宣言》的节译本。本世纪初也曾发生过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但确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才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力量传入中国。1920年，几种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的中文本相继问世。不久毛泽东便“热心地扳寻”到了这些书籍，加以研读。
从这3本书中文版的出版时间来看，毛泽东关于读这3本书的回忆，在时间上是有差误的，3本书的出版都在1920年8月到1921年1月之间。因此，1920年上半年毛泽东在北京和上海逗留的时候，这3本书不可能读过。毛泽东在北京期间，读到的可能是刘仁静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油印本，是由当时和毛泽东交往甚密的邓中夏、罗章龙、何孟雄举办的“亢墓义斋”（意即共产主义小室）的名义印的。据黎锦熙日记，他1920年1月4日到毛泽东住处晤谈，便看见其书案上摆着这本书。李锐认为，这点时间差异自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在第二次到北京和上海时，正是他思想上向马克思主义急速转变之时，他努力寻找有关这方面的书籍阅读。
1939年底，毛泽东曾对即将进马列学院学习的曾志同志说：“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很重要，要理论联系实际。要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要精读，读了还要理解它，要结合中国国情，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去分析，去探索，去理解。理论和实践结合了，理论就会是行动的指南。”他说：“马列主义的书要经常读，当然不必要一律都精读，而是遇到实际问题，就去请教马列主义，时常翻阅，从理论上进行分析。”他还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可以从中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在各种理论观点的争论和批判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认识。”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对妇女生活调查团的讲活中也说，正是在读了这些关于“共产主义的书籍”之后，他才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才初步地找到了认识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角后，就老老实实地去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可见，毛泽东从一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就不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为满足，而是为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从中学习其立场、观点和方法的。
可以说，毛泽东的这段话实际上是他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个人特色”的表述。在他看来，任何载述理论的书本都是具有局限性的，即使是马恩的经典著作，因为你从中找不到“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但是，书本又是有用的，即使像不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的书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柯卡普的书也同样可以从中吸取有益的养分。只要是看问题的角度适当，不是愚蠢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者。毛泽东十分服膺清代学者颜元的实践出真知的思想。他从事领导中国革命的最大的与众不同处，在于他迅速而简捷地把握和领悟书本理论的精髓，并且“老老实实”在实践中加以体证，这也是他使某些能成段背诵《资本论》的人，如王明，所不能望其项背的最主要原因。
有些人参加革命的热情不可谓不高，革命理想不可谓不纯，对革命理论的了解不可谓不多，可是不幸的是历史告诉我们，对革命造成最大损害的，也恰是这些一腔热血的但脱离实际的理论家们。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书本的研读，从某种意义上说，应该如颜元所云：枉费了多心思。
毛泽东的伟岸，看来并不是如许多人所说主要是由于其“卡生斯玛”的个人魁力，或是什么天才，最关键的还是在于他“老老实实”的实践精神。
中共建党初期，初深入安源煤矿调查了解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领导了安源煤矿工人的罢工。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国民党右派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猛烈攻击它“糟得很”，毛泽东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的情况，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调欢呼农民运动“好得很，指出“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的工。作由城市转入农村，为了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和了解农村各阶级的状况，毛泽东从1927年开始，先后用了六七年的时间，调查研究农村土地关系、土地斗争、社会各个阶级、政权、交通、商业的基本情况，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这种调查使他对中国农村、中国社会有了深切的了解。从而使他能够正确分析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点和各种阶级力量的对比，论证了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利建立红色政权的可能性，从而探索出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这一不同于苏联和巴黎公社以来城市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道路，引导在摸索中寻找出路的中国革命走上胜利的途径。在长期的根据地和战争环境中以及后来的和平建设初期，毛泽东始终坚持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中国式的革命道路。
2.人类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读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第。
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摘自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主党宣言》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现时国内颇有些人怀疑或反对阶级斗争的，这是不了解人类进化史的缘故。马克思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新译文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的序言中指出：“确切他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引者注）这是事实，不能否认的。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化为家长社会、封建社会以至于今日之国家，无不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阶级斗争的演进。巴黎公社便是工人阶级第一次起来打倒统治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革命。我们向来读中国史，不注意阶级斗争的事实，其实四千多年的中国史，何尝不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呢？如秦二世时，起来革命的陈胜、吴广是农民。汉高祖是流氓，也是无产阶级推倒贵族阶级的革命，不过在农业祉会里，他们革命成功后，又做起皇帝，自己又变成贵族阶级了，太平王洪秀全号召广四一班失业农民起来革命，大有社会革命的意义，孙总理也很佩服他。大家只知道打倒他的是清朝政府，而不知真正打倒他的主力军，却是地主阶级，打倒太平天国出力最多的是曾国藩，他当时是地主阶级的领铀。曾国藩是练团练出身，团练即是地主阶级压迪农民的武力，他们见洪秀全领导一班农民革命，于他们不利，遂出死力来打倒他。故太平天国之事，不是满汉的战争，实是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
——摘自毛泽东1926年3月18日《纪念巴黎公社的重意义》。见《毛泽东文集》第1卷 ，第34—35页）
［解析］
毛泽东当时表述人类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这一论断的背景是：五卅运动以后，革命形势不断高涨，特别是无产阶级在五卅运动中充分显示出自己的力量。随着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斗争的发展，国民党内部发生了新的分化，在国民党内享有极高威望、坚持国共合作的孙中山逝世后，这种分化大大加速，并且日益公开化了。除原有的老右派外，又出现了新右派。1925年六七月间，同蒋介石有密切关系的国民党新右派戴季陶以理论家姿态先后出版《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宣扬阶级调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把国民革命说成是“主张各阶级的人要抛弃他们的阶级性，恢复他们的国民性”。要求已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脱离一切党派，作单纯的国民党党员”。这一理论一出现，立即在上海和广州引起很大反响，促使国民党内的反共分子逐渐集结起来，并被一部分反共的国民党上层分子捧为“最高理论”。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先后发表文章，对戴季陶主义进行有力的批判。中国共产党人指出，戴季陶的理论是对引、中山学说的严重歪曲：“离开阶级斗争，便无法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实现民族主义；便无法使工农奋起使全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得到民权；便无法使资产阶级承认节制资本，地主阶级承认平均地权，实现民生主义。”（《中共中央通告第六十五号》，1925年11月25日）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还对国家主义派展开了批判。国家主义派是一个反苏反共的政派，1q23年底，曾琦、李璜等在巴黎建立中国青年党，标榜国家主义和全民政治，反对马克思主义，破坏国共合作。1925年秋冬到1926年上半年，国家主义派的活动曾嚣张一时。国家主义派抹煞国家的阶级实质，宣扬“国家至上”，“民族工上”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它把攻击的矛头集中地对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对着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毛泽东在1925年12月1日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指出，国家主义派“是极端的反革命派”。
1926年3月18日，为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在国民党政治讲习班上所作的《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几点》（编入《毛泽东文集》第1卷 时，题目政为《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的讲演中，毛泽东又进一步批判了当时存在的“怀疑或反对阶级斗争”的倾向，指出“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并分析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战争，得出了4000多年的中国史，也是一部阶级斗争史的结论。就是为了回答社会上各种各样的阶级调和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阶级斗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赖以劈开中国社会、推动中国革命的法宝，也是毛泽东终身服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毛泽东的这段讲话，不仅仅回答了当时国民党右派的种种奇谈怪论、而且，也是他日后读书读史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开了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先河。
众所周知，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对于他的乡人曾国藩是十分敬佩的，他曾对知己好友发出过“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感喟。并深受以曾国藩为首的，主张“实践理性”旗帜的湘学传统的影响。然而，当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他的立场和观点就转了过来，不再以“英雄伟业”的观点来看历史，而是站在被压迫者一边，以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历史，从钦服曾国藩“讨平洪杨”的完满无缺，到痛责其镇压农民革命之凶残。这是毛泽东历史观的一个飞跃，这种飞跃我们在他日后的许多著述以及读书评注中都可以见到其痕迹。
3.西方侵入带来了什么（读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队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艾奇逊所说的“西方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48年）中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在这个影响或改造过程中，西方资产阶级需要买办和熟习西方习惯的奴才，不得不允许中国这一类国家开办学校和派遣留学生，给中国“介绍了许多新思想进来”。随着也就产生了中国这类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时并使农民破产，造成了广大的半无产阶级。这样，西方资产阶级就在东方造成了两类人，一类是少数人，这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一类是多数人，这就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从这些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从这些人发生的。不是什么西方思想的输入引起了“骚动和不安”，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反抗。
——摘自毛泽东1949年9月16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 ，第1513页）
［解析］
对于东方来说，西方的影响是个颇为复杂的问题。一方面，西方文明伴随着血与大的殖民征服降临东方，所谓西方文明，意味着杀戮、掠夺和征服，象征着对当地文明的践踏和摧残。西方人以高贵优越的人种自居，到处以自己的面目征服和改造世界，奴役和压迫被征服民族，使之永远处于附庸地位。另一方面，西方近代文明的确在一定时间内代表着世界近代化的方向，东方的确要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生产方式与先进技术，乃至引进各种先进思想。学生学习老师，老师却侵略和欺负学生，近代中国的中西文化冲突恰是在这种矛盾与扭曲中发生的。
毛泽东上述的话是针对1949年8月美国国务院发表的中美关系白皮书而发的。在白皮书中，美国国务卿艾琦逊认为，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之一是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在他看来，中国由于有三千多年的高度发展的文化和文明，一向以世界中心的优越地位自居，而近代西方的介入，给中国带来了西方技术和高度文化以及进取心，而这些恰是中国自己所无法企及的东西，西方新思想在中国激起了骚动和不安。从而造成了一系列革命的发生。无疑，艾奇逊的话是站在殖民者的立场上的一种居高临下式的强盗逻辑，充斥着对历史的扭曲。他只字不提给中国人民造成的苦难与屈辱的帝国主义侵略。反而大谈什么外国人带来的“进取心”。他不明白，从本质上讲，文明并无高低优劣之分，以优等文明自居者，无非是一副征服者的嘴脸。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殖民宗主国人民文明自觉程度普遍提高的情况下，这种嘴脸就尤其可憎。
当然，毛泽东的这番讲话，由于具有针对的批判意味，所以政治含义较重，着重在阶级、民族反帝斗争的意义上探讨“西方影响”。而没有涉及“西方影响”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积极意义。事实上，说西方思想导致了中国革命也不能说是全错，中国近代也的确出现过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等从西方窃得火来，发动革命的先进人物。这一点，毛泽东在另外的文章中也曾指出过。西方思想的影响与帝国主义侵略引起的反抗，恰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工人、新式知识分子，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并不仅仅是帝国主义出于无奈造就的，而相当多的是中国人出于近代化自强的需要造就的。毛泽东本人也恰是这样的新式知识分子之一，正是这些人给中国带来了新生，使中国发生了帝国主义所不愿看到的巨大变化。
4.随时公开自己的政治见解（读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言：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的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对于我们的党说来，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全党应该引为鉴戒，务必使党内不要重复出现这样的事件。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但在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他们的这种活动完全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常常采取的那一类丑恶的活动。马克思、思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上说过：“共产党人认为隐秘自己的观点与意图是可耻的事。”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
——摘自毛泽东1955年3月21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解析］
伴随权术而到来的阴谋，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一大特色，从秦始皇到蒋介石，离开了权术，整个政治运动就会陷于僵局。君主有驭下之道，臣子有谄上之术，平级之间的纵横摔阖，同僚中的尔虞我诈，五光十色，不一而足。被定为一尊的儒家学说，在被董仲舒熏出仙气之前，已经沾上了浓重的道家味和法家味。政治权术和阴谋则成为后世奉行儒术的传治者心照不宣的惯技。号称民主的资产阶级代议制政治，同样充斥着权术和阴谋，政客们院内斗法，院外游说，台上握手台下踢脚，各种肮脏的交易都借民主与法律的名义公然倡行。从某种意义上说剥削阶级的政治都有一层阴谋的黑幕。
高岗、饶漱石于1952年底和1953年初先后从东北和华东党政最高负责人的岗位调到中央工作，高岗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俩出于个人的权欲，互相勾结，利用职权进行阴谋活动。在1953年夏的全国财经会议期间和会后，他们挑拨离间，搞小动作，制造党内纠纷。在同年秋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饶漱石积极支持和参加高岗的活动。全国财经会议后，高岗到南方，找了一些人谈话，在华东和中南进行挑拨活动，企图在一些高级干部中煽起对刘少奇的不满情绪。这年12月，毛泽东依照前例提出在他休假期间委托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高岗出面反对，并私自活动，要求由他来担任中央副主席，还要政换政务院总理的人选。党中央及时觉察并制止了他们的活动。1953年1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揭露高、饶的问题。会上，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有人“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就是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大批”。他提出了增强党的团结的建议。在1954年2月6日至10日召开的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一致通过了毛泽东建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其中有一条，就是要求全党高级干部的重要政治活动和政治意见应该经常向所属的党组织报告和反映，重大的要直接向中央报告和反映。
根据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中共中央于1955年3月21日至31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决定撤消高岗、饶漱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开除他们的党籍。毛泽东为这次会议作了《开幕词》和《结论》。在为这次会议所致的《开幕词》中，毛泽东着重总结了高、饶事件的教训，明确提出，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在以后的历次党内斗争中，毛泽东多次重申这一思想。在同林彪集团的斗争中，他又进一步提出了著名的“三要三不要”的原则，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5.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读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是极其有利的。从无产阶级的利益着想，资产阶级革命是绝对必要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愈有保证。只有那些一点也不懂得科学社会主义的人，才会觉得这是一个新的或者是奇怪的、荒诞的结论。而根据这个结论还应得出下面的原理：在某种意义上说来，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要比对资产阶级更加有利。
——摘自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列宁在《两个策略》中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产阶级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那时粮食主要出于富农，一直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才把城市的中小资本家与乡村的富农消灭，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人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又经过第一个五车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集体农场发展了，粮食已主要不由富农出了，才提出消灭富农，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
——摘自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26—127页）
［解析］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是列宁于1905年6—7月在日内瓦所写的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在民主革命中的策略问题的一部科学社会主义著作。同年7月底，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在日内瓦出版了这本书。1929年，上海中外研究学会以《两个策略》（扉页题《社会民主派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为题出版了陈文瑞译的中文本。1940年新华日报华北分馆也出了读书的中译本，书名为《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延安解放社和辽东建国书店分别于1943年和1946年重印了这个译本。在这本书中，列宁完整地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学说，指出无产阶级要关心资产阶级革命，夺取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因为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是极其有利的，在这场革命中，“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一副锁链，而他借助于民主制度取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毛泽东最早读到这本书是在30年代初。据彭德怀回忆，1936年，“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个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候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彭德怀自述》，第183页）。在后来各个革命时期，毛泽东又多次读过这本书，并用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1943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依据列宁在《两种策略》中提出的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基本思想，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态度，明确提出。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并指出，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