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毛译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8章 “道德与宗教之关.3
对于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党内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存在着模糊认识，有些人害怕发展资本主义，主张跳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种情绪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即将面临建设一个新国家的任务时，更加明显。毛泽东认为，这是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长期存在的。他说：所谓民粹主义，就是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资本主义的道路。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当时列宁、斯大林是给了他们以批评的。最后，他们变成了社会革命党。他们革命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经过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布尔什维克就不是这样：他们肯定俄国要发展资本主义。这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毛泽东也由此得出结论：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
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虽然主张发展资本主义，但他们却不敢正面地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而是转弯抹角地来说这个问题。另外有些人则甚至一口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必要的发展，而说什么一下就可以达到社会主义社会，声称要将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毕其功于一投”。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前者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后者则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民众的欺骗手段。他指出，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任何的空谈和欺骗，是不会让它迷惑我们的清醒头脑的。他说，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毛泽东还说：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大少了。
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需不需要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一定的发展，这个问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始终困扰着我们的同志，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实际上已经对此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但是，建国后不久，他也重蹈了“太急了”的覆辙。
6.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读列宁《国家与革命》）
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迫于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而不得不承认，只有在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地方才有国家，但他们又来“改正”马克思，说国家是阶级调和的机关。在马克思看来，如果阶级调和是可能的话，国家就不会产生，也不会保持下去。在市侩的庸俗的教授和政论家们看来（而且往往善意地引用马克思的话作根据），国家正是用来调和阶级的。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阶级冲突得到缓和。在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看来，秩序正是阶级调和，而不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缓和冲突就是调和，而不是剥夺被压迫阶级用来推翻压迫者的一定的斗争手段和斗争方式。
——摘自列宁《国家与革命》［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时，（按：指第二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提出‘保卫祖国’口号时）列宁同志曾著《国家与革命》一书，把国家说的很清楚的。国家于革命后，一切制度都要改变的。巴黎公社所组织的政府，其失败原因之一，即不改变旧制度。以为重新建设一切的中国现在的国民政府。若夺了政权，必定改革一切的，重新建设的，国家是一个阶级拿了压迫别一个阶级的工具，我们的革命民众，若将政权夺在手中时，对反革命者要用专制的手段，不容气的压迫反革命者、使他革命化，若不能革命化了，或赐以惨暴的手段，正所以巩固革命政府也。
——摘自龚盲之、逄先和、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2页注①，三联出版社1986年版
［解析］
《国家与革命》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撰写的一部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著作，1918年出版。现收入《列宁选集》第3卷 。
列宁写作此书主要是为了批判第二国际和俄国修工主义派别的国家观点。他们不同意进而要修正马克思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在这部著作中，列宁详尽地阐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论述了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关于国家消亡条件等重要问题。恢复了被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派别曲解和湮没了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本来面貌，集中批判了第二国际领导人伯恩施坦、考茨基和俄国修正派在国家问题上的观点。
《国家与革命》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最早刊登在1927年1月15日出版的《岭东民国日报》的副刊《革命》上面，译者柯柏，由周恩来题名。但在此之前，毛泽东在1926年已经直接地或间接地从别人的引述那里，读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那分内容。根据现有的材料，毛泽东最早提到《国家与革命》这本书是在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农民问题》的记录稿里，讲授的时间是1926年6月，从以上引用的毛泽东有关《国家与革命》的评论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此时不但读了这本书，而且还运用《国家与革命》中的理论来分析和说明中国的革命问题。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为了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又认真研读了《国家与革命》这部重要著作，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为了当时的需要，重新阅读了《国家与革命》一书。在《国家与革命》的封面上，亲笔写上“毛泽东一九四六年”，在扉页上注明：“一九四六年四月廿二日在延安起读”。在“阶级社会与国家”这一章，几乎每句话的旁边都划着杠杠，讲暴力革命的地方划的杠杠特别引人注目。例如“革命才能消灭资产阶级国家”这一句，关于暴力革命的观点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这一段，杠杠划得最粗，圈圈划得最多。“革命”、“消灭”、“全部学说的基础”这些词组和词组的旁边划了两条粗杠。毛泽东读这本书的时候，国共之间的战争已不可避免，用革命的暴力推翻、消灭旧的国家机器，已是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毛泽东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结合中国共产党人当时的历史使命，重温列中这部重要著作的（见逢先知《毛泽东读马列著作》，《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6—27员）。
由此可见毛泽东政治思想的一贯性与连续性，可以说，一直到他逝世，他在国家观上的基本认识，都没有多少改变。《国家与革命》可称为是影响毛泽东，从而也影响中国历史的最重要的一部书。
7.“左”与右同样有危害（读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指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
——毛泽东1833年致彭德怀信（见《彭德怀自述》第183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解析］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是列宁为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左”倾思潮而写的著作。该书写于1920年4月，增补部分写于同年5月。同年6月出版了俄文单行本。德、法、英文版陆续在7月出版，1920年7月至11月，该书在莱比锡、巴黎、伦敦分别用德、法、英3种文字再版。1927年上海的浦江书店出版了吴凉翻译的中译本，1930年上海社会科学研究社重印。
共产国际成立初期，其内部便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第二国际右倾机会主义者企图削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危险；另一种是在一些年轻的共产党内出现的“左”倾机会主义。“左”倾机会主义者自称为“左派”共产党人，他们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表现出严重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列宁称其为“‘左派’幼稚病”。为了帮助各国年轻的共产党克服“左”倾机会主义，把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引上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列宁在坚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写了这部着重批判“左”倾机会主义的著作。
该书针对“左派”的错误观点，通过总结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三次革命和两年多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阐述了俄国革命基本经验的国际意义，强调十月革命的基本特点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共同规律；从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出发，论证了坚持党的集中制原则和铁的纪律，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极端重要性，指出这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批判了“左派”的无政府主义倾向；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相互关系的原理，驳斥了“左派”否定党的领导作用的荒谬观点，说明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马克思主义领袖的领导，是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保证；详尽地剖析了“左派”在策略问题上的错误，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战略、策略思想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实践经验，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战略和策略的基本原则；分析了“左派”幼稚病的根源和实质，指明了克服它的途径和方法，并向各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当时面临的最主要、最迫切的任务。
该书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以新的革命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别是关于战略与策略问题的理论，为各国共产党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它对第三国际各国党的巩固和壮大，对于国际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都起了理论指导作用。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是毛泽东读得最多、下功夫最大的马列著作之一。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毛泽东最早读这本书是在1932年，是打漳州时得到的。当时，正值党内第三次“左”倾路线即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1931年1月，王明等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打着“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拥护国际路线”的旗号，提出了以他写的“两条线路”小册子为主要内容的“左”倾机会主义政治纲领，通过了米夫起草的《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否认了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对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所起的积极作用，错误地认为“立三主义是用‘左’倾词句掩盖着实质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并认为“右倾依然是党内目前主要危险”。会议撤销了李立三、瞿秋白、李维汉的政治局委员职务，王明等人取得了党中央的领导权，使“左”倾路线第三次统治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这次“左”倾机会主义，比立三冒险主义更“左”，形态更完备，理论更荒谬，气焰更嚣张。其主要错误是，否认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企图一举夺得社会主义革命和胜利；主张“一切斗争，否认联合”，把所有中间势力都当成“最危险的敌人”；推行“城市中心论”，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在组织上，推行宗派主义和惩办主义，对于不同意他们“左”倾观点的干部，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军事上，推行冒险主义。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认真研读了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从理论上认识了王明“左”倾路线对革命事业的严重危害性，“左”倾同右倾一样地危害革命事业。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把这木书推荐给党内的其他同志，以提高党的战斗力。彭德怀后来在其“自述”中回忆道。他接到毛泽东先后寄来的《两个策略》和《“左派”幼稚病》后，是认真读了的。他说：前一本我在当时还不易看懂，后一本比较易看懂些。这两本书，一直带到陕北吴起镇，我随主席先去甘泉十五军团处，某同志清文件时把它烧掉了，我当时真痛惜不
此后，毛泽东一直十分重视党内的反倾向斗争。在延安时期，为了总结前一段中国革命的经验，并从理论上弄清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他又多次读了列宁的这部著作。薄一波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毛泽东在延安读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竟读了几十篇。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又重读了这部著作。在以后的岁月中，直到他晚年，还多次阅读列宁的这部著作。
8.必须消灭无纪律状态（读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大概，现在差不多每个人都已看到，如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如果我们党没有得到工人阶级全体群众全心全意的拥护，也就是说，没有得到工人阶级中所有一切能思考、诚实、有自我牺牲精神、有威信并且能带领或吸引落后阶层的人的全心全意的拥护，那未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
我再说一遍，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经验向那些不善于思索或不曾思索过这一问题的人清楚地表明，无产阶级的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
人们时常议论这个问题，但是，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在什么情况下才可能的？关于这些，他们却考虑得远远不够。在对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欢呼的同时，是不是应该对布尔什维克为什么能够制定革命无产阶级所必需的纪律的原因多作些极其认真的分析呢？
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1903年开始的。只有布尔什维主义整个存在时期的历史，才能令人满意他说明，为什么它能够制定为无产阶级胜利所必需的铁的纪律并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这种纪律。
这里首先发生这样一个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靠什么来维持的？是靠什么来检验的？是靠什么来加强的？第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它对革命的忠诚，它的坚韧性、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第二，是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而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没有这些条件，革命政党的纪律，真正能够成为可以推翻资产阶级并且改造整个社会的先进阶级的政党的纪律，是不可能实行的。没有这些条件，建立纪律的企图，就必然会变成空谈，变成废话，变成装模作样。可是另一方面，这些条件又不能一下子产生，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和艰若的实验才能造成这些条件；正确的革命理论，会使这些条件容易造成，而这个理论并不是教条，它只有同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才能最终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