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 ，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现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
毛泽东
1948年4月21日
——摘自毛泽东1948年4月21日在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封而上的批语
［解析］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第二章 中，针对“左派”共产党人否定集中领导，否定严格纪律的通病，总结了布尔什维党的经验，指出党的集中领导和党的纪律是布尔什维电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
毛泽东也一贯注重强调党的纪律，他曾多次阅读列宁的这部著作，并把列宁论党的纪律列为延安整风运动中学习的主要文件之一。1942年4月20日，毛泽东在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中也谈到了列宁的这一论述。他说：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孙行老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说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这是上了书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上就有。
1948年4月，正是国共之间准备大决战的时候。为了克服革命队伍内部存在的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保证战争的彻底胜利，毛泽东重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 “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并在书的封面上写了一个批语：“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同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重印了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第二章，并于1948年6月1日印发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这个《前言》号召全党干部认真学习和研究《“左派”幼稚病》第二章，指出，如果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共产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并取得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最忠诚的、全心全意地拥护，那末我们就将不能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而且不能保持自己的胜利。《前言》强调坚持党的铁的纪律，巩固党与群众的联系，是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不能实现这些原则，不能实现全党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与统一纪律，就不能实现对于全国革命人民的统一领导，就不能克服革命阵营内部的各种动摇，就不能战胜各种敌人的反抗，就不能团结中国人民组成统一的国家。《前言》指出，现在的情况已经有很大改变，在过去曾经是正确的高度发展地方自治权的方针，现在已不完全适用，而地方主义、无纪律、无政府状态，这些错误的倾向，对于统一斗争，更具有重大危险性，它已经给人民的革命事业造成了许多严重损失，必须坚决纠正。全国的革命形势，要求全党全军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的政策完全统一，要将一切可能统一的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的领导之下。
严格说来，严格的纪律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资产阶级政党的主要特点之一。当年俄国二月革命后，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从表面上看势力都要比布尔什维克大，但却在日后的较量中败北，布尔什维克铁的纪律在此起了关键的作作。无产阶级政党，尤其是处于白色恐怖或战争状态的党，要保持战斗性，就必须维护自身队伍的铁的纪律。
9.中国寻找真理的过程同俄国相似（读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在将近半个世纪里，大约从上一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俄国进步的思想界在空前野蛮和反动的沙皇制度的压迫下，普如饥如渴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专心致志地、密切地注视着欧美在这方面的每一种“最新成就”。俄国在半个世纪里，经受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表现了空前未有的革命英雄气概，以难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去探索、学习和实验。经受了失望，进行了验证，参照了欧洲的经验，真是饱经苦难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
——摘自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毛泽东读书和笔记和谈话］
列宁在1920年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描写过俄国人寻找革命理论的经过。俄国人曾经在几十个年头内，经历艰难困苦，方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或者近似。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两个国家都落后，中国则更落后。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这是相同的。
——摘目毛泽东1949年6月30日《论人民民主专政》
（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 ，第1469页）
［解析］
1949年6月30日，在新中国建立的前夕，毛泽东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3周年而写的一篇著名论文《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自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都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他自己在学校求学期间，学的也是这些东西。可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玄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这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自辛亥革命后，毛泽东就一直不懈地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就在团结志同道合的人寻找有效的社会改造道路。但是直到“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人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昔日的沙皇俄国处于欧洲的边缘，属于欧洲的落后国家。俄国的先进分子向欧美学习的热忱、毅力、忘我精神与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有异曲同工之妙。俄国的先进分子找到马克思主义也付出了几代人的心血和痛苦牲牺，这一点与中国有相似之外。尽管沙俄落后，具有浓厚的封建主义，但它毕竟是一个富有侵略性的大国，俄国先进分子，不会有中国先进分子那种时刻迫在眉睫的亡国之虞。主权日丧、备受欺凌、山河破碎的民族危亡感，俄国的先进分子无论怎样地忧国忧民，恐怕也不会有中国人这般深切。从这个意义上讲，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并非出于哲学意义上的“追求真理”即，“爱智”，而主要是出于救国救民的迫切需要。
中国人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经历了十分复杂曲折而且艰苦卓绝的过程。从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到孙中山，中国人学日、学英、学法、学美，引进了各色政治理论，尝试了各种政治方案与政治制度。可惜没有一样能够救得了灾难深重的中国。毛泽东自己也是同样，他为早期改良派的郑观应的文章感动过，也服膺过康有为和梁启超，尤其被梁启超那气势恢宏的时务体政论所感染。他参加过辛亥革命，甚至短时期地信奉过无政府主义。当这些主义和理论都如过眼云烟一般在中国大地上消散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先进的中国人发现，走俄国人的路，这才是唯一的出路。
中国与俄国在寻找马克思主义真理上存在着同样曲折的经历，而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方面也有着类似的经历，俄国布尔什维克没有拘泥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成就，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了十月革命经验，而中国共产党也同样开创了一条崭新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因而毛泽东指出，中国同俄国一样，都是在封建主义压迫，经济和文化落后的西家内，由先进的人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的。
毛泽东为传播马列主义做了许多工作。他经常谈到俄国家重要的一条革命经验：要让广大革命群众特别是群众的领袖分子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武器。否则，革命是不可能前进也不可能牲利的。与此同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机械地照搬俄国的经验，而是在汲取俄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来解决中国革命实践中的问题。
10.小生产产生着资本主义（读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产生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
——摘自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摘自毛泽东1974年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见《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第383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解析］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这样一大段话：
“‘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10年之久，除了前面所分析的毛泽东同志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以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主要的是：
一、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科学著作是我们行动的指针，但是不可能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各种问题提供现成答案。从领导思想上来看，由于我们党的历史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同时，这种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和做法，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现论根据’。例如：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消费资料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即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应该限制和批判，因而按劳分配原则和物质利益原则就应该限制和批判；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而形成一系列‘左’倾的城乡经济政策和城乡阶级斗争政策；认为党内的思想分歧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因而形成频繁激烈的党内斗争，等等。这就使我们把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
1974年，毛泽东在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中，提出读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里有关小生产经常产生资产阶级，从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并要求“写文章”，“使全国知道”，就是《决议》里说的，对列宁在特定的俄国历史时期和条件下的“某些设想和认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的一个例子。
列宁在书里讲小生产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主要原因是：十月革命胜利之初，政权不稳固，国营经济很薄弱，物资奇缺，加上富农和一些投机商同苏维埃争夺粮食等各种物资，因此，那时富农和投机商贩是站在无产阶级政权的敌对方面的。但列宁所说的小生产产生资本主义，不是指小生产的全部，而是指危害无产阶级政权生存的从事投机活动的那一部分。后来，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列宁对正当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列宁20年代讲这个观点时的社会条件，与我国70年代的社会条件，已经大不相同了。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所谓“小生产”已经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因素。商品交换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方式。毛泽东本人在50年代未60年代初就反复谈到：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会产生资本主义。
这样，我们分析毛泽东1974年的这段话，就不得不放在“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来展开了。
当我们仔细考察毛泽东的这段在当时被舆论渲染得热热闹闹（而且由此在全国农村引发一阵阵纷纷扰扰地“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大动作）的“最新指示”，就会发现晚年毛泽东认识上的失误，在于没有分清小生产、工人阶级乃至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界线，搞不清生活作风的浮华与资本主义的区别。所有今他担心的“不好”的倾向，都一股脑儿地算在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头上。我们似乎还可以从中看出浮现在毛泽东脑海里的那片越来越浓重的阴云，林彪事件实际上宣告了他“文化大革命”理论与实践的破产，然而他又难以正视和承认这一严酷的现实，并觉得“敌情”愈来愈严重，不仅小生产在产生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连工人、无产阶级也在产生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甚至共产党内部也在产生资产阶级，最后到认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他似乎已经感到被资产阶级或准资产阶级包围了，对阶级关系的估计越来越发生错误。他不知道某些别有用的心人在批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口号下，在全国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狂风恶浪，他一向热爱的农民兄弟手中最后的一点点鸡鸭猪羊，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一阵扫掉。多少农村生产队从此再也见不到现款。这当然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无疑，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在当时他就知道了全国农村的真实情况，恐怕他心情的悲哀就远非我们今日所知晓的那个状况。
11.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读斯大林《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
十月革命的伟大的世界意义，主要的是：第一，它扩大了民族问题的范围，把它从欧洲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局部问题，变为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第二，它给这一解放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这就大大地促进了西方和东方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把他们吸引到胜利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巨流中去；第三，它从而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
——摘自斯大林《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一正确的命题，还是在1924年至1927年的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提出了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而为当时一切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们所赞成的。不过那时这一理论的意义还没有发挥，以致人们还只是模糊地认识这个问题。
这种“世界革命”，已不是旧的世界革命，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早已完结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而是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同样，这种“一部分”，已经不是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是一个绝大的变化，这是自有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以来无可比拟的大变化。
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这一正确的命题，是根据斯大林的理论的。
——摘自毛泽东1940年1月《新民主主义论》（见《毛译东选集》第2版，第2卷 ，第668—669页）
［解析］
《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是斯大林在1918年为纪念十月革命一周年而写的一篇论文。载于1918年11月6日和19日《真理报》第241号和第250号。斯大林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十月革命“在落后的东方各族人民和先进的西方各族人民之间建立了联系，把他们拉进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阵营”。
从这篇文章之后，斯大林曾多次发挥了关于论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脱离了旧范畴，改变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部分的理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还说：对这一问题“解释得最清楚明确的，是斯大林在1925年6月30日发表的同当时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者争论的文章”，这篇文章“题目叫做《再论民族问题》”。斯大林在《再论民族问题》一文中进一步明确提出，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民族问题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变成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指出：“有两种世界革命，第一种是属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范畴的世界革命。这种世界革命的时期早已过去了，还在1914年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之时，尤其是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时，就告终结了。从此以后，开始了第二种世界革命，即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这种革命，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为主力军，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为同盟军。不管被压迫民族中间参加革命的阶级、党派或个人，是何种的阶级、党派或个人，又不管他们意识着这一点与否，他们主观上了解了这一点与否，只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他们的革命，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还指出，“中国革命到了今天，它的意义更加增大了”，并断言：“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
毛泽东又说：“这一正确的命题，还是在1924年至1927年的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提出了的”。的确如此，毛泽东从1925年12月1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起，就已经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了基本的规定，认为中国革命是既不同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又不同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阐述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说：“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树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作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则规定了中国革命是发动广泛的农民、实行工农联盟的革命。但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所说的，“不过那时这一理论的意义还没有发挥，以致人们不只是模糊地认识这个问题”。直到1940年1月，毛泽东才根据斯大林的理论，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集中阐述了这个问题。其基本观点包括：中国革命分为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中国的民主革命，以“五四”运动为标志，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义义革命两个阶段。前者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后者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世界革命有两种：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联十月革命为标志，在此以前是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在此以后是新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在革命的阵线上，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是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12.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读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
有人会向我们说：既然如此，为什么列宁和“不断革命”的思想作斗争呢？
因为列宁主张“用尽”农民的革命能力，彻底利用衣民的革命毅力，以便彻底消灭沙皇制度，以便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而“不断革命”论者却不懂得农民在俄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过低估计农民的革命毅力，过低估计俄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力量和本领，因而妨碍了把农民从资产阶级影响下解放出来的事业，妨碍了把农民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的事业。
因为列宁主张以政权转归无产阶级来完成革命事业，而“不断革命”论者却想直接从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开始，他们不知道这样做就是闭眼不着像农奴制残余这样的“小事情”，就是不考虑到俄国农民这样的重大力量；他们不知道这种政策只能阻挠把农民争取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事业。
可见列宁和那些“不断革命”论者作斗争并不是由于不断性问题，因为列宁自己就是主张不断革命的，而是由于他们过低估计了农民这一无产阶级最大后备军的作用，由于他们不懂得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
──摘自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们是革命转空论者，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我们反对尾巴主义，但又反对冒险主义和急性病。
因为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暂时性而不要资产阶级，指联合资产阶级的抗日派（在半殖民地）为投降主义，这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说法，我们是不能同意的。今天的联合资产阶级抗日派，正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的桥梁。
——摘自毛泽东1937年5月8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
所作的结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 ，第276—277页）［解析］
《论列宁主义基础》是列宁逝世后不久，斯大林于1924年4月初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所作的一个演讲。这一演讲随即于4月下旬15月中旬分7次连载在《真理报》上。在这个演讲中，斯大林批判了托洛茨基等人对列宁主义的曲解，阐述了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甚至发出了“埋葬托洛茨基主义”的号召。后来它成为各国共产党进行马列主义基础理论教育的重要教材。《论列宁主义基础》于1927年由瞿秋白翻译，长江书店出版，是斯大林著作在中国最早的中文译本，中国共产党曾多次把它列为干部的必读书目。
托洛茨基主义是以托洛茨基思想为代表的一种思想体系，其理论基础是所谓的“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认为，在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主革命只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工农民主专政”，才能取得胜利，因而主张跳过农民运动，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以陈独秀、彭述之、刘仁静为代表的拥护托洛茨基主义的中国托派，即“中国共产党——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部分共产党员，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洛茨基对中国问题的错误意见，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只能进行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从而主张取消武装的暴力革命，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种革命斗争。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托陈取消派”，被开除出党。与此相反，分别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冒险主义则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企图一举夺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他们不承认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认为中国革命的高潮马上就要到来了，似乎从一省或数省开始，取得全国胜利是垂手可得之事，并立即向社会主义转变。这两种错误倾向，在当时受到毛泽东等党内一些同志的批评。
1937年5月，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夕，为了适应国内和平已基本实现的新形势，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根本任务，中国共产党于5月2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5月3日，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中，明确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回答了民主共和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指出其阶级性是各革命阶级的联盟，其前途可能是走向社会主义。要求全党在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和执行共产党的任务时，要继续同冒险主义和尾巴主义作斗争，指出，“我们的要求是实行坚决的革命政策，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强调在全党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只有这种理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针。在5月8日所作的《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中，毛泽东进一步回答了关于革命前途的问题，毛泽东第一次把两个革命阶段的关系比喻为两篇文章，认为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认为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
13.党要“布尔什维克化”（读斯大林《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
要实现布尔什维克化，至少必须具备若干基本条件，没有这些条件，各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根本是不可能的。
（一）必须使党不把自己看成国会选举机构的附属品，像社会民主党在实际上把自己看成的那样；必须使党不把自己看成工会的兔费附加品，像某些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有时反来复去所说的那样；而必须使党把自己看成无产阶级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即负有领导无产阶级组织的其他一切形式（从工会到国会党团）的使命的形式。
（二）必须使党特别是党的领导者完全精通与革命实践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
（三）必须使党在制定口号和指示的时候，不是根据背熟的公式和历史的比拟，而是根据对革命运动所处的国内外的具体条件的仔细分析，同时还必须考虑到各国的革命经验。
（四）必须使党在群众的革命斗争的烈火中检查这些口号和指示的正确性。
（五）必须按照新的革命的方式来改组党的全部工作，特别是当社会民主党的传统在党内还没有清除的时候。这样，党的每个步骤和每个行动就能自然而然地使群众革命化，使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受到革命的训练和教育。
（六）必须使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善于把最高的原则性（不能和宗派主义混为一谈！）和与群众最广泛的联系及接触（不能和尾巴主义混为一谈！）结合起来。不然，党不但不可能教导群众，而且也不可能向群众学习；不但不可能引导群众并把他们提高到党的水平，而且也不可能倾听群众的呼声和预料到他们的迫切需要。
（七）必须使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善于把不可调和的革命性（不能和革命的冒险主义混为一谈！）和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及机动性（不能和迁就行为混为一谈！）结合起来。不然，党就不可能掌握各种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不可能把无产阶级的日常利益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利益联系起来，也不可能在自己的工中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配合起来。
（八）必须使党不掩饰自己的错误，使它不怕批评，使它善于用自己的错误来提高和教育自己的干部。
（九）必须使党善于把先进战士中的优秀分子选拔到基本的领导集团中去。因为这些优秀分子十分忠诚，足以成为革命无产阶级的意向的真正表达者；他们有丰富的经验，足以成为能运用列宁主义的策略和战略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
（十）必须使党经常地改善自己组织的社会成分，清除那些腐化的机会主义分子，以便达到最大限度的团结一致。
（十一）必须使党制定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这种纪律的基础是思想的一致性、运动目的的明确性、实际行动的统一和广大党员群众对待党的任务的自觉态度。
（十二）必须使党经常检查自己的决定和指示的执行情况。不然，这些
决定和指示就有变成空洞的诺言的危险，而空洞的诺言只能破坏广大无阶级群众对党的信任。没有诸如此类的条件，实行布尔什维克化就是空谈。——摘自斯大林《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斯大林的第一条讲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毛泽东指出：执行这一条，就要领导一元化，承认中央的九一决定，党要领导军队、政府和民众团体。斯大林的第二条讲党特别是党的领导者必须完全精通与革命实践密切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指出：十年内战时期，有马列主义对非马列主义的斗争。遵义会议以后，党的政治路线、思想战线和组织路线是比较正确的，但党内还有很大的缺点，党内产生了一种自由主义坏倾向。遵义会议以前，在党内关系问题上，主要偏向是过火的斗争。遵义会议以后，党内的主要偏向是自由主义，而不是过火的斗争。现在我们要增强理论，党校的同志每人要读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这次高干会后我们应当有一个学习，每人选读几十本马克思主义的书。斯大林的第三条讲党在制定各种口号、指示时，应根据对国内和国际具体条件的分析。毛泽东指出：这一条讲方法论、思想方法问题。制定口号、指示时，国际条件、外国的经验固然要考虑，但主要的是对我们国内的具体情况加以周密的研究和分析。斯大林的第四条讲党要在群众的革命斗争中检查自己的口号、指示是否正确。毛泽东指出：理论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从客观实际得到证明的。实践是考验真理的标准尺度。斯大林的第五条讲党的全部工作、每一个行动，都要走向使群众革命化。毛泽东指出：这一条的原意是党不要有社会民主党的作风，要有布尔什维克的作风，不要有改良的作风，要有革命的作风。我们中国共产党没有社会民主党的传统，我们党有两种缺点，一个是“左”，一个是右。现在我们党内自由主义相当浓厚，我们应该反对自由主义，同时当然也要反对过左的。斯大林的第六条讲党在工作中要善于把最高的原则性和同群众最大限度的联系相结合，毛泽东指出：这一条是讲群众工作的原则。我们对群众的关系，是一方面要教育群众，一方面要向群众学习。要把党的最高的原则性同群众的当前的日常要求联系起来，最高原则不要变成了关门主义，联系群众不要变成了尾巴主义。斯大林的第七条讲党在工作中要善于把不调和的革命性和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机动性结合。毛泽东指出：这一亲是讲统一战线原则，革命与妥协的关系。列宁写了一本书，叫“左派”幼稚病，就是讲的这个第七亲。这里有一个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机动性问题，我们的“三三制”就是最大的灵活性、机动性，要灵活地用各种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达到革命的目的，不调和的革命性不要同冒险主义混淆，最大限度的灵活性不要同迁就主义混淆。斯大林的第八条讲必须使党不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怕批评，要善于在自己的错误中改进和教育自己的干部。毛泽东指出：如果党害怕承认自己的缺点，害怕及时地公开地承认和纠正自己的缺点，那末党就不免于灭亡。
——摘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中卷，第412—414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解析］
《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是斯大林1925年2月初会见德国共产党党员、记者威廉·海尔佐克时的谈话，发表于同年2月3日的《真理报》第27号。后收入《斯大林全集》第7卷 。
斯大林发表这篇谈话时，正值资本主义世界摆脱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出现稳定局面的时期。为此，斯大林在谈话中提出了在资本主义局部稳定条件下各周共产党所处的地位和任务。他认为，各国共产党只有实现布尔什维克化，才能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要求。他强调，一个党要实现布尔什维克化，必须具备他提出的12项基本条件，后来，人们把斯大林这个谈话简称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它实际上成了衡量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程度的基本尺度。按照这12项条件，就是要建设一个完全不同于第二国际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就是要以列宁建设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建设各国的共产党。此次谈话后不久，同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莫斯科召开第五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共产国际所属各国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提纲，认为没有一个坚强的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无产阶级要想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是不可能的。
社会民主党最早出现在19世纪40年代的法国。当时，“民主党”指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社会党”指对无产阶级表示同情、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两者的联盟则称“社会民主党”、“民主社会主义党”等。以后，1869年建立的德国无产阶级政党（爱森纳赫派）沿用了这一名称，叫社会民主工党。从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欧美各国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也以社会民主党命名。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个名称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不科学的，因为它没有表达出无产阶级的最终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参加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和一些国家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外，大多数都放弃了社会主义，走向改良主义。他们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放弃了无产阶级革命目标，奉行一种迎合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政策，由主张革命的政党变为“和平的党”、“改良的党”。鉴于这种情况，列宁提出，要摈弃社会民主党这一被第三国际修正主义所玷污的、不科学的名称，应该像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的那样，改称为共产党。俄共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的提议。从那时起，社会民主党成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政党的别名。因为这些党主张阶级调和，颂扬资产阶级民主，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十月革命后，各国右派社会民主党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新生的苏维埃政权。1919年，在列宁的领导下，在第二国际许多党的左翼纷纷从党内分离出来成立共产党的基础上，成立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参加第三国际的党，都是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此同时，第三国际还帮助许多国家建立了不同于西欧社会民主党的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帮助下，以俄国共产党为榜样建立起来的，一成立就是一个新型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与在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建立和进行活动的社会民主党不同，中国共产党产生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它是在特殊的国际条件下和国内条件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新的时代要求“必须有新的党、战斗的党、革命的党”，“没有这样的党，就休想推翻帝国主义，就休想争得无产阶级专政”。（《斯大林选集》上卷，第260—261页）。在这个新时代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没有社会民主党的传统”。然而，一个党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也需要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需要在党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加强马列主义的学习，不断提高广大党员和干部的思想素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毛泽东很重视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建设。早在1939年10月4日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他就指出：“要怎样才能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个问题，考察一下我们党的历史，就会懂得。”他认为，“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同党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之正确处理或不正确处理密切地联系着的”。抗战开始后，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到1912年，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已从1937年的几万党员，发展为几斗万党员，成为一个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统一的巩固的党。但是，在党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进了一些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和农民意识。加之党长期以来曾多次受到“左”、右倾错误的影响，特别是王明的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的影响，某些历史问题、路线是非等在一些干部的思想中并没有完全解决，在新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面前，无论在思想上还是理论上，都显得某些准备不足，这样就难以完成领导人民取得抗战和边区建设的胜利任务。因而加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建设，进一步纯洁党的队伍，仍是党所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亲自领导了延安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内掀起了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当时，正值抗日战争的相持阶级，中共中央把各地负责干部调回延安进行整风学习，加强了中央党校，毛泽东亲任校长。在整风期间，许多干部都曾先后到中央党校学习。那时没有专职教员，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便亲自到校作报告。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条件被指定为主要的学习文件之一。
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西北局以整风精神召开高干会议，标志着陕甘宁边区党的整风取得了重大进展。这次历时两个多月的会议，主要进行整风，即整党、整政、整军、整民、整财政、整经济、整关系等七整，着重检讨了边区党的历史，统一党政军民关系，解决精兵简政问题和财政经济问题。参加会议的有边区党政军民县团级以上党内重要负责干部300多人。延安高级学习组的全体同志和中央党校大部分重要干部到会旁听。据马文瑞同志回忆，“大会在检讨边区党在中央到边之前的历史时，边区党内的老干部习仲勋、张秀山、张邦英、王世泰、贺晋年和我等共有46人在大会上发言，认真总结了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在肯定过去取得成绩的同时，对执行“左”倾错误路线、搞肃反扩大化等问题，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清理，并开展了必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经过讨论，弄清了边区党的历史问题争论的实质是两条路线斗争，而错误路线的根源，就在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在作怪。”（《缅怀毛泽东》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116页）11月21日、23日，毛泽东在会上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情况，讲解了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他在演讲一开始就明确指出，一般地说，中国共产党从它的路线、工作、经验、觉悟程度、同群众的联系来说，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如果拿完全布尔什维克化的标准来说，那还有许多不具备式不完全具备。接着，毛泽东联系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有针对性地对斯大林提出的十二条逐条进行分析、讲解，为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对此，我们在前面引用的《毛泽东年谱》一书中的介绍，说得比较清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