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2章 .2
毛泽东的这个演讲，通篇闪耀着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光辉，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对正确解决陕甘宁边区党的领导问题起了重要作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对毛泽东的这个演讲作了详细的阑释，从中总结出四个基本要点。
（一）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列主义作理论基础的。毛泽东详细地论述了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情况，指出从党的建立到第一次大革命前期都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之下的，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列主义理论领导了大革命。大革命后期出现的陈独秀主义离开了马列主义，内战时期出现的立三路线、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路线，都是非马列的、甚至是反马列的。后来的张国焘也是如此。遵义会议以后的路线比较正确，用真正的马列主义纠正了以前的错误，当然也还有一些残余存在。这就是马列主义对非马列主义、反马列主义的斗争。为了提高党的理论水平，毛泽东提出，党的高级干部每一个人读三四斗本马、恩、列、斯的书，如果读通了，那我们的党就大大地武装起来了，“我们的面貌就有进步，我们的布尔什维免就能化得更好”。
（二）党的决议、政策和理论正确与否，只有客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尺度。毛泽东讲解斯大林讫布尔什维克化第四条，“必须便得党在群众革命斗争的烈火中检查这些口号和指示的正确性”时，他说：理论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从客观实际得到证明的，我在这里讲话，我决不能说我的话讲出，就完全正确。要在实行以后，证明它是正确的，才算正确。今后任何领导者，任何同志，都要有这样的态度。客观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尺度。用什么尺来量真理呢？就是用实践这个尺。所以说不在他的决议案和宣言，而在他的行动。
（三）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毛泽东说，列宁作了一本书，叫《共产党主义运动中“左派”幼稚病》，告诉党员要把革命性、原则性同灵活性、机动性配合起来。我们有的同志不大注意这本书，不懂得这个道理，不是犯右的错误，就是犯“左”的错误。毛泽东还举彭湃
同志搞群众工作，不得不同农民一起拜观音菩萨的事情为例，说明：这里有时要迁就群众的落后，听他们的呼声，但是要领导他们前进，要用革命道理教育他们。这种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运用在统一战线上就要讲究战略战术、斗争方法和组织形式。在抗战时期，这就要一方面“革命不忘妥协”——既坚持共产党的革命奋斗目标，又联合资产阶级甚至地主共同抗日；另一方面“妥协不忘革命”——在统一战线中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与一切投降、倒退、分裂行为进行斗争。因此，毛泽东号召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即在群众工作上既反对关门主义，又反对尾巴主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既反对冒险主义，又反对投降主义。
（四）对于党内的思想错误、小错误、个别错误，要同一贯的路线错误、派别活动和反党以至反革命问题加以区别。毛泽东说，过去我们党缺乏这样的区别，在长时期对这两条是分不清楚的，把小的错误、个别的错误也给以无情的打击，共产党员犯了错误跟反革命没有区别。毛泽东强调，对党员小的错误、个别的错误包括整顿三风的思想斗争，这是以无产阶级思想反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对大多数同志来说是这样的性质，这要用教育的方法、治病救人的方法；但是对于一贯的路线错误，同党对立起来组织派别反党，以至于走到反革命，则应当清洗出去，不能当党员，这是革命对反革命的斗争。毛泽东说，这两种斗争是互相联系的，在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中发现了反革命，展开了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但这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斗争，不能混同。当然，对于反革命分子或特务分子，也允许他们回头，给以活路，不是斗争致死。（《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8—211页）
14.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读斯大林《论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
不能把民族问题和农民问题混为一谈，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民族问题除了包含农民问题以外，还包含民族文化问题、民族国家问题等等，但是民族问题的基础，它的内在实质仍然是农民问题，这也是毫无疑义的。这也就说明农民是民族运动的主力军，没有农民这支军队，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声势浩大的民族运动。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正是指这一点说的。
——摘自斯大林《论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斯大林说：“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这就是说，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现在是“上山主义”的时候，大家开会、办事、上课、出报、著书、演剧，都在山头上，实质上都是为的农民。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都是农民所给。说“实质上”，就是说基本上，并非忽视其他部分，这是斯大林自己解释过了的。中国有80％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
——摘自毛泽东1940年1月《新民主主义论》
（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 ，第692页）
[解析］
《论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是斯大林1925年3月30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南斯拉夫委员会会议上所作的演讲，载于1925年4月15日《布尔什维克》杂志第7期，后收入张仲实翻译的《斯大林论民族问题》（1948年东北书店出版）。在这篇演讲中，斯大林提出了“民族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的论断。
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早在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强调指出：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没有衣村中的大革命，就不可能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虽然也有城市根据地，但必须以农村根据地的发展来巩固它。土地革命时期，革命由城市转入农村，农民问题就更为重要了。农民这个名称所包括的内容，主要地是指贫衣和中衣。贫农，连同雇农在内，约占农村人口70％。贫农是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广大的农民群众，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中农约占农村人口20％，他们也受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剥削，没有政治权利，不但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革命和土地革命，并且能够接受社会主义。因此，全部中农都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是重要的革命动力的一部分。在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泽东又根据斯大林提出的“民族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的论断，再一次阐释了“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这一重要论点。
在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有些教条主义者讥笑毛泽东注重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上山主义”。在此，毛泽东用教条主义者的这句讽刺话，说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作用。他说，现在是“上山主义”的时候，大家开会、办事、上课、出报、著书、演剧，都在山头上，实质上都是为的农民。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际上就是农民革命，中国的革命战争实质上是农民战争。中国共产党人如果离开了广大的农民的援助，就将一事无成。
而且，中国的农民也不同于俄国的农民，他们更富有活力、创造性和进取精神。由于不同于欧洲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农民即使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也不仅仅意味着是所谓落后生产关系的代表。在近代中国的一切重大变革中，没有农民的参予都是不可想象的，在中国的下层社会，农民注定是最为活跃的因素之一。
15.干部决定一切（读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原文］
如果我们需要顺利地消灭十分缺乏人才的现象，使我国得到足够数量的能够推进技术和运用技术的干部，我们首先就应当学会重视人才，重视干部，重视每一个有益于我们共同事业的工作者。毕竟应该了解：人才，干部是世界上所有宝贵的资本中最宝贵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应该了解：在我们目前的条件下，“干部决定一切”。如果我们在工业、农业、运输业和军队中拥有大量的优秀干部，那么我们的国家就将是不可战胜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干部，那我们就会寸步难移。
——摘自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们的革命依靠干部，正像斯大林所说的话：“干部决定一切。”
——摘自毛泽东1937年5月8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上所作的结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而斗争》（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 ，第277页）
［解析］
“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是斯大林在苏联以完成国民经济技术改造为主要任务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提出来的。当时，由于国民经济各部门都获得了大量的新技术，精通技术的干部人才问题，便具有了头等重要的意义。而在此之前，联共（布）曾提出的”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实际上，在这几年间，技术干部增长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技术增长的速度，尤为严重的是，在很大一部分干部中，还错误地认为，只要有了技术，一切就会迎刃而解。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于1935年5月4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及时地提出了“干部决定一切”的新口号，他说：“‘技术决定一切’这个旧口号，反映了我们十分缺乏技术的过去的时期的口号，现在应当用新口号，用‘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来代替了。这是现在的主要问题。”
1937年5月，正值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夕，毛泽东在延安召开有苏区、白区和红军代表参加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中，特别引用了斯大林的“干部决定一切”这句名言，强调干部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
中国人似乎对“干部决定一切”的理解更为深切一些，因为中国人有更强的组织性，对领导者的依从心理更强烈，同时对领导者的个人素质的要求也更高，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的确造就了一大批能力极强同时人格高尚的干部，在那种严酷战争环境中，他们发挥出了极大的创造力和组织才能，没有这样一批才华出众，富有经验而且道德高尚的干部，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
16.新老干部取长补短（读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
一些人认为在挑选干部时主要应当注重老干部。相反地，另一些人则认为主要应当注重年轻干部。我认为这两种意见都是错误的。老干部当然是党和国家的巨大财富。他们有年轻干部所没有的东西：丰富的领导经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性锻炼，业务知识，明辨方向的能力等，但是第一，老干部总是少数，不能满足需要，而且由于自然界的天然规律，他们已经部分地开始丧失工作能力。第二，一部分老干部有时候喜欢一味地朝后看，迷恋过去、迷恋旧事物而不能自拔，看不见实际生活中的新事物。这就叫丧失对新事物的感觉。这是很严重很危险的缺点。至于年轻干部，他们当然没有老干部所具备的那种经验、锻炼、业务知识和明辨方向的能力等。但是第一，年轻干部占大多数；第二，他们年轻，暂时还没有丧失工作能力的危险；第三，他们对新事物有足够的敏感，而这是每个布尔什维克工作者的宝贵品质；第四，他们成长得快，提高得快，上进心强，所以不久就会赶上老年人，同他们并肩前进，成为无愧于他们的接班人。可见，问题不在于要注重老干部还是注重新干部，而在于贯彻执行在担负党和国家领导工作的整个班子中老干部和年轻干部相配合、相结合的方针。
——摘自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问题。抗战以来，我党有广大的发展，大批新干部产生了，这是很好的现象。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老干部通常总是不多，比所需要的数量少，而且由于宇宙自然法则的关系，他们已部分地开始衰老死亡下去。”他在这里讲了干部状况，又讲了自然科学。我们党如果没有广大的新干部同老干部一致合作，我们的事业就会中断。所以一切老干部应该以极大的热忱欢迎新干部，关心新干部。不错，新干部是有缺点的，他们参加革命还不久，还缺乏经验，他们中的有些人还不免带来旧社会不良思想的尾巴，这就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残余。但是这些缺点是可以从教育中从革命锻炼中逐渐地去掉的。他们的长处，正如斯大林说过的，是对于新鲜事物有锐敏的感觉，因而有高度的热情和积极性，而在这一点上，有些老干部则正是缺乏的。新老干部应该是彼此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以便团结一致，进行共同的事业，而防止宗派主义的倾向。在老干部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地方，在一般情形之下，如果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弄得不好，那末，老干部就应该负主要的责任。
——摘自毛泽东1942年2月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
开学典礼上所作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 ，第824—825页）［解析]
1938年，苏联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这是苏联社会发展新阶段的起点。在联共（布）1939年3月10日至21日召开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这一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斯大林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根据新的形势提出了进一步巩固联共（布）、根本改善干部工作的重要性。他指出：“党的干部是党的指挥人员。而由于我们的党是执政的党，所以他们也就是国家领导机关的指挥人员。在制定了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以后，党的干部就成为党的领导和国家领导的决定力量”并提出了挑选干部、提拔干部、配备干部的标准和政策、强调“在担负党和国家领导工作的整个班子中老干部和年轻干部相配合、相结合的方针”。同年，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社出版了这个报告的中译本。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由此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由于干部队伍构成的变化，新干部的大量增加，干部的培养教育、提拔使用，尤其是新老干部的团结等便成为当时急待解决的问题。1939年4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会议上便谈到了新老干部问题。他说，过去在干部中主要反对骄傲自大，这是当时的情形。现在新干部人数多了，要注意教育新干部。新老干部要结合起来，老干部是骨干，有经验，有办法，同时要欢迎新干部，帮助新干部。在1942年2月1日所作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中，毛泽东结合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中有关新老干部问题的论述，进一步阐明了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问题，强调新老干部应彼此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以防止宗派主义倾向。
任何政权或组织都存在一个干部的新老交替问题，因而不可避免地要出现矛盾。虽然从理论上讲都知道新人老人各有所长和所短，应该取长补短，但实际上做起来比较难。其实，新老干部支替主要应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组织延续的稳定；二是尽可能地选拔优秀人材进到组织年来，尽量避免出现“文皇爱老吾尚少，武皇爱少吾已老”的人材屈沉现象，当然，要保证这两个问题的完善解决，关键要靠组织内部的良性机制。毛泽东是位富有活力和朝气的革命领袖，应该说，在革命时期他对干部组织问题的重视和目标的实现都是很不错的。
17.最好书，劝各位多读几遍（读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中央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们读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它告诉我们，布尔什维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和方法，创遣了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布尔什维主义，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前没有过，这是列宁所领导的党在俄国创造的。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布尔什维主义，用这个理论和策略搞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斯大林按着又搞了三个五年计划，创造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我们要按照同样的精神去做。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比如说，我们党在大炮没有、飞机毫无的条件下创造了八路军、新四军，这就是中国自己搞出来的。
——摘自毛泽东1942年3月30日在中央学习组所作的《如何研究中
共党史》的讲话（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 ，第407—408页）
［解析］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在斯大林倡仪和亲自参加下、由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写、联共（布）中央审定的一部苏联共产党历史课本，在许多场合被视为斯大林著作，此书以列宁和斯大林的革命实践活动为主线，对苏联党的历史经验作了结总。
全书有导言、结束语和正文12章，记述了苏联共产党的产生与发展，党领导俄国人民为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党领导苏联人民将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党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进行农业集体化，从而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的历史。书中也记述了苏联党的对外关系的历史。由于此书是在斯大林个人崇拜盛行时期编写的，故该书从内容到形式，从理论到方法，不能不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子1938年出版，以后又多次重印。此书自出版至苏共二十大期间，一直是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必读教材。1939年，博古将此书译成中文，同年由延安解放社出版，此后这本书便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必读的马列主义著作之一。毛泽东曾多次阅读这本书。他说，联共党史是本好书，我已读了10遍，奉劝和各位也多读几遍。
毛泽东十分重视读马列著作，更注重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列主义。他对对生搬马列主义的教条、反对抽象地无目的地研究马列主义，反对用静止的孤立的观点对待马列主义。1940年7月13日，他在一次干部学习讨论会上的发言中曾经说，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具体环境与具体策略。读联共党史也是如此，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指出，《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珍（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100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
1942年3月30日在中央学习组所作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毛泽东又以联共党史为例，进一步强调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在许多场合都谈到联共党史，要求全党学习，以此来指导中国革命，并把《联共党史》结束语列为当时整风运动中的学习文件。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要求全党学习的五本马列主义著作中，其中有一本就是《联共党史》。他说，这本书是历史的，又是理论的，又有历史，又有理论。它是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成功的历史，这本书要读。
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也谈到了这本书，他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那本书上的第一页第一段写了一个辩证法：从小组到全国。开头是稀稀拉拉的几十个人的小组，后来变成整个国家的领导者。苏联同志，你们修改《联共党史》的时候，我希望不要把这句话修改掉了。我们中国也是如此，开头是稀稀拉拉几十个人的共产主义小组，现在也是领导着整个国家，领导着六亿四千万人口的大党。”诚然，在今天看来，联共（布）党史存在着一些理论与史实的问题，但是在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是不可能知晓这一切的。况且，毛泽东提倡人们学习联共（布）党史，也是意在中国共产党人回顾和书写自己的历史，这一点，已经为后来的历史所证明了的。他看中这本书，主要在于联共（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那份独特性和某些新东西，而着意处在我们自己的独特性和新东西。
18.依照列宁的精神去工作（读联共（共）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中央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在列宁领导下，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第一次在俄国开始把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当某一个工厂里爆发罢工时，“斗争协会”因为经过自己小组中的参加者而很熟悉各企业中的情形，立刻就印发传单、印发社会主义的宣言来响应。在这些传单里，揭露出厂主虐待工人的事实，说明工人应如何为自身的利益而奋斗，载明工人群众的要求。这些传单把资本主义机体上的痈疽，工人的穷困生活，工人每日由12小时至14小时的过度沉重的劳动，工人之毫无权利等等真情实况，都揭露无余。同时，在这些传单里，又提出了相当的政治要求。1894年来，列宁在工人巴布石金参加下，写了第一个这样的鼓动传单和告彼得堡城塞棉尼可夫工厂罢工人的宣言。1895年秋，列宁写了向托尔通厂罢工男女工人号召的传单。这个工厂是英国资本家开办的，他们赚得亿万的利润。这里工作日延长到14小时以上，而织布工人每月所领的工资却不过7个卢布。罢工结果是工人获得了胜利。在很短一个时期，“斗争协会”印发了几十种这样的告各工厂工人的传单和宣言。每种传单，都大大提高了工人群众的精神。工人看见，社会主义者是帮助他们，保护他们的。
——摘自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中央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们是赞成列宁的吗？如果是的话，就得依照列宁的精神去工作。不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不足无的放矢，不看对象；也不是自以为是，夸夸其谈；而是要照着列宁那样地去做。
——摘自毛泽东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反对党八股》的讲演（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 ，第842页）
[解析]
八股文作为明清两朝取士考试的标准文体，在中国文坛政坛肆虐四百余年。由于它内容的极端陈腐，形式的极度僵化，极大地束缚乃至摧残了多少代中国士人的心智，一向为有识之士所痛心疾首。随着清王朝的衰落和覆灭，八股文一时成了众矢之的，声名狼藉。但是，尽管科举考试和八股文的试卷与范本随着历史的前进被抛进了垃圾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八股在人们心目中的影响却并未消灭。即使是十分“现代”且时髦的人，在行文处事时，不知不觉地祖遗的八股积习还会显露出来。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所批评的“党八股”现象。就是这类令人不怡的“返祖”。
某些喝过洋墨水、吃过洋面包的教条主义者，也有这种八股恶习，写文章发演讲都有点装腔作势，以大帽子吓人的作派。党八股事实上成为教条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为了克服这种恶劣文风，毛泽东特意向全党推荐《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介绍列宁是怎样做宣传工作的。在谈及列宁曾在工人巴布石金参加下写传单的情形时，毛泽东说：写一个传单要和熟悉情况的同志商量，列宁就是根据这样的调查和研究来写文章做工作的。无疑，在这里毛泽东是要求全党以列宁为楷模，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地去工作和学习，力戒空洞无物、华而不实的文章，浮在上面、夸夸其谈的工作，扫除各种八股的变种：形式主义、文犊主义、教条主义。
19.凡真理都不装样子吓人（读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中央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四）其次，党史教导说，工人阶级政党不与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作不调和的斗争，不把自己队伍中的投降主义者粉碎，就不能保存自己队伍的统一和纪律，就不能实现其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使命，就不能实现其为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建设者的使命。
（五）其次，党史又教导我们说，如果党竟因迷恋于胜利而骄傲起来，如果党竟已看不见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如果党竟害怕承认自己的错误，害怕及时来公开诚恳改正这些错误，那它就不能实现其为工人阶级领导者的使命。
如果党不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如果党不去掩盖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如果党能根据党工作中错误的实例来教育和训练干部，如果党善于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它就会是不可战胜的。
——摘自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中央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科学的东西，随便什么时侯都是不怕人家批评的，因为科学是真理，决不怕人家驳。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东西，表现在党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却生怕人家驳，非常胆怯，于是就靠装样子吓人；以为这一吓，人家就会闭口，自己就可以“得胜回朝”了。这种装腔作势的东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害真理的。凡真理都不袋样子吓人，它只是老老实实他说下去和做下去。从前许多同志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常常有两个名词：一个叫做“残酷斗争”，一个叫做“无情打击”。这种手段，用了对付敌人或敌对思想是完全必要的，用了对付自己的同志则是错误的。党内也常常有敌人和敌对思想混进来，如《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第四条所说的那样，对于这种人，毫无疑义地是应该采用残酷斗争或无情打击的手段的，因为那些坏人正在利用这种手段对付党，我们如果还对他们宽容，那就会正中坏人的奸计。但是不能用同一手段对付偶然犯错误的同志；对于这类同志，就须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这就是《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第五条所说的方法。从前我们那些同志之所以向这些同志也大讲其“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一方面是没有分析对象，一方面就是为着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论对什么人，袋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方法，都是要不得的。因为这种吓人战术，对敌人是毫无用处，对同志只有损害。这种吓人战术，是剥削阶级以及流氓无产者所惯用的手段，无产阶级不需要这类手段。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故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至于以装腔作势来达到名誉和地位的目的，那更是卑劣的念头，不待说的了。总之，任何机关做决定，发指示，任何同志写文章，作演说，一概要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要靠有用。只有靠了这个才能争取革命胜利，其他都是无益的。
——摘自毛泽东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反对党八股》的讲演（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 ，第835—836页）
[解析]
原文中的（四）、（五）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结束语”的第四条和第五条。此书的结束语共有6条，对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和建设作了全面的总结，被认为是斯大林的经典作品，1941年以来，长期被中国共产党作为理论研究阅读材料和整风运动中的学习材料。1942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讲演中对这6条作了简要的概括。他说，联共党支“结束语”一共有6条：第一条讲党，要有一个革命的党。第二条讲要精通马列主义理论，要有革命的理论。第三条讲工人阶级的统一。第四条讲共产党的统一。第五条讲自我批评。第六条讲群众工作。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反对党八股》的讲演中，毛泽东以《联共党史》“结束语”的第四、第五条为例，阐述了党在整风运动中应当采取的正确的方法，批判了党八股的第三条罪状“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指出“装腔作势的东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害真理”。要求全党在整风运动中要采取“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
装腔作势吓唬人，是一种使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都身受其害的恶劣作风。在教条主义猖獗之时，一些人惯于以马列主义词句来装腔，以共产国际来吓人，以表现自己的所谓“一贯正确”，实际上是害人不浅。所以毛泽东对此深恶痛绝，将它作为整顿作风的一个重点来抓。
20.普遍规律和具体特点相结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俄国取得了胜利。革命前的俄国有足以使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同时，俄国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这就大大促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化和农民群众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的过程。1917年10月，共产党领导的、以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武装起来的俄国无产阶级同贫农结成联盟，推翻了资本家和地主的政权，建立了自己的专政。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开辟了走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树立了一个榜样，表明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应当是怎样的。
同时必须注意到，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在主要方面和基本方面是一致的，但是它在每一个脱离了帝国主义体系的国家中必然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这些形式和方法是由每一个国家发展的历史、民族、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人民的传统，以及某一个时期的国际环境产生的。
——摘自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3版，第329页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们始终强调要按照十月革命的道路办事，要讲“任何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都是一样的，这就和修正主义者对立起来了。
“每一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这个提洁好。莫斯科宣言中，就讲到了普遍规律和具体特点相结合的问题。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
科书）》谈话记录（见《党的文献》1992年5期）
［解析]
《政治经济学（教科学）》是由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人员集体编写的，得到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初版于1954年8月，后来几次修订，成为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权威著作。毛泽东阅读的是该书的修订第三版中文本，由人民出版社1959年1月出版。关于该书的编写情况和毛泽东阅读的背景情况，我们将在本书“经济篇”《搞出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一大功劳》一条中作具体介绍。本条目及以下条目只介绍他有关政治问题发表的观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斯拉夫、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阿尔巴尼亚等7个国家先后成立了人民民主国家，并逐步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这些国家都以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榜样，并得到苏联的帮助，因而，它们基本上都是是仿效苏联的模式。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遇到了许多新问题，有的国家如南斯拉夫，开始冲破苏联模式，探索适合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但南共的这种做法则招来了一片指责之声，最后被开除出了社会主义阵营。
当时，由于苏联共产党所处的地位，使它长期以来被奉为“世界革命中心”、无产阶级的“祖国”。在苏共看来，只有按苏联模式去做，才叫做社会主义，否则就不是搞社会主义，因而对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横加干涉，强行在这些国家推行苏联模式。1956年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了斯大林，东欧各国开始反思自己的建设道路，一些国家开始冲破苏联模式的束缚，进行了一些改革。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又一次摆在了它们面前。在这种背景下，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于1957年11月14日至16日在莫斯科召开了代表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即《莫斯科宣言》）强调，要“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创造性地运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原则”。宣言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遵循着普遍适用于各个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的一些主要规律，并把这些共同的规律概括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核心的工人阶级，领导劳动群众进行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工人阶级同农民基本群众和其他劳动阶层的联盟；消灭基本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建立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逐步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以便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进行思想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造成忠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的知识分子队伍；消灭民族压迫，建立各民族间的平等和兄弟友宜；保卫社会主义果实，不让它受到国内外敌人的侵犯；实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同各国工人阶级团结一致。在指出这些普遍规律的同时，也指出，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特点和传统有很大不同，必须予以充分重视。宣言强调指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如果忽视了民族特点，就必然会脱离生活，脱离群众，就必然会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损失。但是，如果夸大这些特点的作用，借口民族特点而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真理，也必然会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损失。并指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应该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按照各国的具体条件，创造性地运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并且互相学习和交流经验。宣言明确宣布，为生活经验所检验过的社会主义建设共同规律的创造性运用，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形式和方法的多样化，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集体贡献，从而肯定了各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
可以说，毛泽东从开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起，就注意到在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如何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明确指出：“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应该接受，不接受是没有道理的，也不利。第二国际曾经否定这些基本原则，但是被列宁驳倒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
毛泽东发表这次谈话，是在苏共二十大召开后不久。中共中央认为赫鲁晓失在二十大期间所作的“秘密报告”中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对的；同时认为苏共二十大在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露其错误的严重性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因此，中共中央在主要方面采取维护斯大林的立场；同时，又以斯大林的错误为鉴戒，开始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毛泽东的这番谈话，进一步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贯立场。实际上，早在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基本观点，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的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论述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现象产生的原因和如何从中吸取教训的问题，回答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答复了人民群众和共产党内由于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而引起的种种疑惑。同年12月29日，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十月革命的道路作出了高度概括，指出，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经验中，有一些具有基本的性质。这些基本的经验中，包括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无产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工业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集体化，消灭剥消制度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消灭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领导人民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积极准备条件；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努力取得各国劳动人民的援助，并且努力援助各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等等。这些基本经验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基础上得出的普遍规律。毛泽东也正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理和苏联革命和建设的上述基本经验出发，并且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创造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治条件，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了关于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矛盾，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之间的矛盾，以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思想；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等等，开始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进一步阐发了马列主义普遍规律和各国具体特点相结合的思想。明确提出，我们始终强调要按照十月革命的道路办事，要讲任何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都是一样的。同时又强调，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
21.无产阶级政党要站在民主革命的前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