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研究者已经查明，谈话中所列的书单中，除了卢梭的著作之外，其余各种都是当时出版不久正在风行的严复译本。这里的书名，有些是写得准确的，如亚当·斯密的《原富》（即《国富论》），有一些则由于当年谈话时记录和翻译的出入，也许还包括本人的误记，而不准确了。例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君武的中文全译本是1920年才出版的。毛泽东对斯诺说的，很可能是“一本阐述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和进化学说的书”，就是严复所译，当年风行全国的赫胥黎的《天演论》。密勒（严复译作穆勒）的著作，当时中国只译出两种，都是严复译的，那就是《逻辑学的体系：演绎和归纳》（严译本名《穆勒名学》）和《论自由》（严译本名《群己权界论》）。毛对斯诺说的密勒的书，当是指《穆勒名学》，因为日本人把逻辑学译为论理学；而论与伦二字音形皆近，因而误为“关于伦理学的书”了。斯宾塞的书，当是指他的《社会学研究法》（严译本名《群学肄言》）。盂德斯鸠写的一木关于法律的书，当是指他的名著《论法的精神》（严译木名《孟德斯鸠法意》）。
应该说，这是青年毛泽东第一次大量的接触西方近代文化思想，对他来说不啻是一次重要启蒙。其中，尤以严译赫胥赫黎的《天演论》对他当时的影响甚大。
严复（1853—1921），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侯官（今闽候县）人。是福州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后，他在军舰上实习了5年，到过新加坡、槟榔屿及日本各地。1874年，美国侵扰台湾期间，他又随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到台湾，测量海口，筹备海防。1877年严复赴英国留学，入格林尼次海军大学，亲自观察英国的社会制度，研究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辨析“西学”与“中学”的异同。1879年学成归国，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第二年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后升总办，执教达20年。甲午海战后，严复以“中国西学第一者”的优势，更深刻地看到了中国社会弊病的痼疾所在，所以他没有积极参加康、梁所领导的政治变革运动，而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事业。严复认为，中国之所以屡战屡败、落后、挨打，是因为人们的思想、观念落后。而欧美两洲自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问世后，“学术政教一时斐变”。当时的西方人已经普遍树立了生物进化的观点，物种是经过长期的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形成的。这一观点体现在社会历史观上，则强调社会历史发展也要遵循进化的规律。正是这种承认进化、发展是自然界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根本观点，使西方人树立了厚今薄古、积极进取、不泥守旧法陈规的观点，加上先进的科学技术，使得西方人民富庶，国家强大。以这种进化的社会历史观反观中国，严复指出，中国历史跳不出一治一乱，一盛一衰的历史循环发展。与这两种社会历史观相表里，中西方对古今的价值判别也就不同，从而产生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态度：“中之人好古而忽今”，沉溺子祖先的业绩，不重当下的努力；“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不为前贤所拘，只是执薯地向前追求。从这两种态度出发看待社会治理与发展，中国人常常以为“今不若古”，世道日退，而西方人刚强调古不及今，世事日进；前者处事安于循规蹈矩，后者注重革新鼎故。正是这种观念上的差别导致了中西方在物质技术等其他方面的差异。所以要学西方，首先就要用西方人的观念来改造中国人的落后观念。欧洲的思想和情感方式，利于顺利使用机器，是和蒸汽、煤炭技术同样必需的。也就是说，只有具备与大工业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情感方式的人才能顺利地使用机器。所以严复要鼓吹欧洲的思想和观念——进化的观念。
进化论是英国的达尔文（1809—1889）创立的。他论证了有机物发展的理论，指出植物和动物的种不是永恒的，而是变异的，现今存在的有机物包括人在内，是少数原始单细胞胚胎长期发育过程的产物，有机界的生物形态由简单演变进化到复杂的途径，主要是通过自然选择，在其生存竞争中，那些对生物有利的变异固定下来，积累加强和遗传下来，于是产生新的物种；那些不利于生存的变异则逐渐被淘汰。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说给予人们一种新的宇宙观，亦即以唯物主义的发展观来观察生物界和自然界，从而结束了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解释生物学的时期。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说有力地驳倒了上帝创造万物和人类的神话，开拓了生物学的广阔领域，对自然科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且引起了科学界向宗教界的严重挑战。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极为重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马克思说：“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基础。”他还说：达尔文的学说“第一次给了自然科学的‘目的论’以致命的打击”。恩格斯说：“他（指达尔文——引者）证明了今天的整个有机界、植物和动物，因而也包括人类在内，都是延续了几百万年的发展过程的产物”。
然而达尔文并没有将进化论运用到社会。最先把达尔文进化论运用到社会的是达尔文的好友、英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赫胥黎。
赫胥黎（1825—1895），能文善辩，是达尔文学说的积极支持者。他用笔和舌向宗教界作了不疲倦的斗争。马克思夫人燕妮曾经聆听过赫胥黎在圣马丁堂“星期日人民讲演会”的演说，称颂赫胥黎“给人作启蒙、真正充满自由思想的勇敢的演讲”。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原名叫《进化论与伦理学》，是赫胥黎的一本讲演录，分上下两卷。上卷18篇，多阐述进化论原理，下卷17篇，则论述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关系。
1898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正式出版。严复当时之所以选择赫胥黎的著作是有一番考虑的：与认识自然界的发展变化相比，当时的中国人更迫切需要的是认识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规律，因而《天演论》率先充当了严复进行思想启蒙的工具。在翻译《天演论》时，严复每一节或每一段，都附加上自己长长的案语，对中西文化的异同，对西方学术源流，一一加以评述和介绍。因此，《天演化》绝不单纯是一本译著，它还反映了译迷者本人的政治思想。在翻译过程中，严复糅合了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1820—1903，是英国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国家社会有机体学说的创始人。他把世界人种分为优等和劣等两种，认为社会民族间充满着斗争，优等民族消灭劣等民族是符合生存竞争、优胜劣败规律的。）三人的观点，对其进行了合理的加工制作：一方面，他不同意赫胥黎将进化化与伦理学对立起来的观点，而赞成斯宾塞普遍进化的观点；另一方面，他也不同意斯宾塞那套“任天为治”的理论，他要竭力强调赫胥黎“与天争胜”的思想，即：“我们要断然理解，社会和伦理进展并不依靠模仿宇宙过程，更不在于逃避它，而是在于同它作斗争。”（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第57页，科学出版社1973年版）
把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推及人类社会，作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共同规律来认识，为的是使人们更进一步认清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而以赫胥黎的“与天争胜”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理论的目的，则在于要人们认奴上述规律后，不应甘做劣等民族，坐待灭亡。而应赶快行动起来进行奋斗，只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团结一致，奋发图强，命运还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的。严复要人们重视的是“自强”、“自力”和“自主”。这一理论，在中国屡战屡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给人们一种当头捧喝，一种绝大刺激。既然弱肉强食是普遍规律，中国如果不变“弱种”为“强种”，就只能亡国灭种。戊戌以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要远比康有为、梁启超的“公羊三世”、“小康大同”这类脱胎于中国传统经典的古色古香的语言更具有说服力，更为深入人心。这些词汇成为当时人们的口头禅，甚至很多人给孩子起名字也用“竞争”、“适”等。继康有为、梁启超之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则用进化论论证其民权代替君权、共和代替专制的历史合理性，掀起了推翻清朝政府，建立中华民国的民主运动。
进化论如严复的思想，对毛泽东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后来他把自己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的半年称为“极有价值的”半年。其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接受了《天演论》中阐述的运动、变化、斗争、发展的自然观，即在斗争中求生存，在变化中求发展。青年毛泽东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很多，此不例举。一是强调对民族素质的提高和改造，以适应世界发展的竞争潮流。譬如，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他说：“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并提出了“三育并重”、“文武兼各”的主张，力求“变化民质”，造就“身心并完”的一代新民，来挽救国家危亡。此外，进化论还为毛泽东等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在形成自己核心理论的过程中，不仅吸收了法国的唯物主义、德国的辩证法和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及经济理论，而且注意到了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成果。辩证唯物主义的核心——万物是相互联系的、发展变化的，同进化论是十分相似的。鲁迅以及中共最早的创始人如李大利、陈独秀，几乎都是先受到了进化论的熏陶，然后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还多次提到达尔文、赫胥黎和《天演论》。
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表示了对达尔文的钦佩，“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
1970年，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写道：“《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请找一本给我。《天演论》前半部是唯物的，后半部是唯心的。”这两本书都是赫胥黎写的。他对《天演论》的这个评价，显然是依循马克思主义常说的一个观点：旧唯物主义，在研究自然界的时候是唯物主义的，一旦进入社会历史领域，就很难贯彻唯物主义观点了。
1974年英国首相希思来中国访问，送给毛泽东一张达尔文的照片（有达尔文的签名和达尔文自己写的话：“这是我的确十分喜欢的一张照片，同我其他的照片比，我最喜欢这一张”），还有达尔文《人类原始及类择》的第一版，是达尔文的后人提供的。毛泽东收下后说：达尔文，世界上很多人骂他。
希思说：但我听说，主席很钦佩达尔文的著作。
毛泽东点点头，说，嗯！我读过他的书。帮他辩护的，叫Huxley（赫胥黎）。
希思点头，说：他是十分杰出的科学家。
毛泽东：他自称是达尔文的咬狗。（以上史料，引自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90页）
这里说的是赫胥黎为捍卫达尔文学说，同攻击达尔文学说的人激烈辩论的故事。由此可见，毛泽东对进化论学说及其发展过程的熟悉。
1975年6月，在会见一国外共产党的领导人时，毛泽东又对《天演论》作了更多的评价。他说，不要完全照抄中国。什法师云：学我者病。什法师叫鸠摩罗什，是南北朝人。他是外国人，会讲中国话，翻译了许多佛经。要自己想一想。马克思说，他们的学说只是指南，而不是教条。马克思自己说的。中国有个学者叫严复，他引了什法师的话。他会做翻译，他翻译的《天演论》上面说的。他不说是翻译，而说是达旨。这本书（指《天演论》）是赫胥黎写的。Huxley（赫胥黎），他是英国人，拥护达尔文的。他自称为达尔文的“咬狗”。不可知论就是他说的。德国人康德就是不可知论。赫胥黎说康德是不可知论，只能认识表面，不认识本质。他（指赫胥黎）在自然科学方面是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方面是唯心主义，他赞成印度的佛教哲学。所以马克思说他是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
总之，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以后，对进化论及《天演论》的评价始终是一分为二的。他推崇其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唯物主义贡献，又指出其运用于社会科学方面的唯心主义缺陷。的确，用“物竞天择”的生物学规律来解释社会发展和历史进化，是不科学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想把历史的发展和错综性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内容都总括在贫乏而片面的公式‘生存斗争’中，这是十足的童稚之见。”《天演论》和进化论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后。其社会影响也就消失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代和远远超过了《天演化》的影响、作用和历史地位。
毛泽东也是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待进化论的。1949年9月16日，他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说过，为了抵御帝国主义，“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礼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这失败，不是作为自然科学学说的生物进化论的失败，这个生物学学说被事实证明为真理，是不败的；这失败，是朴素的进化论历史观的失败。
在本条目开头引的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还提到他早年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时，读了“约翰·斯·密勒的一部关于伦（论）理学的书”。这木书很可能是《穆勒名学》的误记。
误记出在伦理学与论理学之间。伦理学是关于人类社会道德现象的科学，也称道德哲学。毛泽东早年读过泡尔生的伦理学书，还作了很多批注。论理学即我们今天所说的逻辑学，它是关于思维（及其表达）形式的规则的科学。当时的学术界，把这门科学称为论理学，把形式逻辑称为“形式论理学”。
西方的逻辑学传入中国后，对于Logic这个术语，曾有过多种译法。最初是参照中国古代的名家和名辨思潮，译作名学、辨学，《名理探》、《穆勒名学》便属此类。“论理学”是日本人的译法。中国学术界借鉴了这个译法。30年代初译的苏联哲学教科书，大都采用这个译法。那时也有译为“理则学”的，孙中山就十分推崇这个译法，他说：“凡以论理学、辨学、名学而译逻辑者，皆如华侨之称西班牙为吕宋也。吾以为当译之为‘理则’者也。”（《孙中山选集》第130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这些，其实都属于意译。直接音译为“逻辑”，是章士钊首倡。他在梁启超办的《国风报》第29期上，署名民质发表《论翻译名义》一文，第一次倡议将英文的“Logic”直译为“逻辑”。但是，到30年代，学术界还未普遍采用。斯诺记录那次谈话所使用的是英语，在英语中，伦理学（Eihics）与论理学（Loogic）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对中国人来说，则只有一字在发音上有平仄的差别。听者辨音不准，就可能造成误译。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今译弥尔·密尔（1806—1873），史称小穆勒。他确有化理学方面的著作。小穆勒在其父老穆勒即詹姆斯·穆勒（JamesMill）的精心培养下，一生涉猎的学术领域较广，著述甚丰。他不仅是古典归纳逻辑的集大成者，还是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创始人。但是，在毛泽东所说的时间（1912年）以前，穆勒著作的中译本只有两种。一种是《穆勒名学》（原名为“ASystemofLogic，Ratiocinativeandlnductive”，宜译应为《逻辑学的体系：演绎和归纳》），最先由金陵金粟斋1905年出木刻本；另一种是《群己权界论》（原名为“OnLiberty”，今译为《论自由》），这是一部社会政治方面的书，最先是由商务印书馆1903年出版。这两部书均为严复所译，在辛亥革命前后流传颇广，影响也很大，它们都可能被毛泽东读到。
《逻辑学体系》于1843车在伦敦出版。全书分6卷：名词及命题，推理，归纳，属于归纳推理的一些方法，谬误，道德科学的逻辑。严复所译的《穆勒名学》，只译了该书的导言。第1、2卷和第3卷 的前13章，该书以研究归纳法为主，其中关于契合法、差异法、共变法、剩余法等确定现象原因的归纳方法的表述，很有建树。
在辛亥革命前后，逻辑学对中国人来说还是一门比较生疏的学问。严复译《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这两部书当时很负盛名，可是能读的人并不多。”（冯友兰《哲学回忆录》，载《中国哲学》丛刊第2辑）19岁的毛泽东读了《穆勒名学》，增长了逻辑知识，掌握了思维的逻辑技术，也形成了时刻检查自己思维和表达的逻辑性的良好习惯。1902年11月26日，毛泽东给新民学会会员罗学瓒写信，谈论四种常见的“论理的错误”，包括以感情论事，时间上以偏概全，空间上以偏概全，以主观概客观。他说：“我自信我于后三者的错误尚少，惟感情一项，颇不能免。我于后三者，于说话高兴时或激烈时也常时错误，不过自己却知道是错误，所谓明知故犯罢了”。虽然他说的4种错误并不都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逻辑错误，但这反映了他注意从逻辑学的角度辨别正误，反思、发现自己的不足。
10.为学之道在是矣（读严复译斯宾塞《群学肄言》）
［原文］
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肄言何？发专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以治之方也。——摘自严复《译（群学肄言）自序》
《群学肄言》，非群学也，言所以治群学之涂术而已。此书枢纽、在《知难》一篇。其前三篇，第一《砭愚》，言治群之不可以无学；第二《倡学》，明此学之必可以成科（凡学必有其因果公例，可以数往知来者，乃称科学）；第三《喻术》，则隐括本科大义。凡此皆正面文字也。顾治斯学有甚难者，一曰在物之难，次曰在心之难，三曰心物对待之难。故第五《物蔽》，所以著在物之难也。而在心之难，又分两义：有见于理者，故第六称《智瞀》，有见于情者，故第七曰《情瞀》。是二者之惑不法，未见其人之可与论治化也，若夫心物对待之难，则意逐境逢，一视其人之所落后［邂逅］。略而举之，则所承之学，所生之国，所业之流，所被之政，所受之教，斯其尤大荦荦者矣。盖作者之意，以谓道之不明，起于心物之交蔽，故为学之方，始于解惑。假其笃时［实］拘虚，虽学未必不为害，又必知其难之所在，而后省察克治之功有所施。此前八篇意也。虽然，知其难矣，使徒知之，于修己治人考道讲德之功，犹未济也，则亦不足以与于斯学。故《缮性》尚焉。今夫学有三科，而各有姱心之用，必于学之事无阙，而后于心之德无亏。乃至群学，则有其尤切者，自民质言之，则生理也；自民彝言之，则心灵也。故言《宪生》矣。而继之以《述神》，君子由此，庶几为成章之达，而与言民生治道，可以弗畔矣夫。
——摘自严复《〈群学肄言〉译余赘语》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为学奚假乎是？是须有条理有秩序，紊之则无以为条理秩序，以姱吾心而缮吾性，为学之道孰大焉。故诸科在学校为不可阙。邵西所宫各科下手方法及其用如此。于是又介仆读《群学肄言·缮性篇》，仆因取其书遍观之竞，乃抚卷叹曰，为学之道在是矣！盖是书名《群学肄宫》，其实不限于群学，作百科之肄言观可也。其旨以谓为学之难三：其一在物，其一在心，其一心物相对。在物者曰物蔽，在心者曰情音智絯，心物相对者日学诐、国拘、流梏、政惑、教辟。是三难者，将欲祛之，则必缮性。缮性在学，学有三科，曰玄间著。玄科者，名、数二学属之；间科者，物理学、化学属之；著科者，博物学属之。三科习，而后三难祛。心习姱，性灵缮，于是乃可言学，络之以心理生理，关于群学者大也，吾谓此岂惟学也，德即寓乎其中矣。于此有人焉，不蔽于物，瞀于情，絯于智，而又无学诐、国拘、流梏、政惑、教辟诸弊，其人之为君子，尚特言哉！近每与人言及为学，即介以此书，以其所言者切也。足下有暇，可览观焉（章甫近阅此书）。以上所陈，凡分三者：初论专通之先后，次言诸科之研法，次述“群肄”一书之可珍。
——摘自毛泽东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信（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23—24页）
［解析］
斯宾塞（HerbertSpencerl820—1903），英国社会学家，哲学家，早期进化论者，实证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人之一。从1858年起，他用了36年时间，撰写了一套以进化论为基础的概括人类一切知识的“综合哲学”著作，共10卷。其中包括《第一原理》、《生物学原理》、《心理学原理》、《社会学原理》、《伦理学原理》。其《第一原理》是综合哲学体系的基础，其余各卷都是把《第一原理》中所阐述的“公理”在各个领域的运用和发挥。其中《社会学原理》（《TheStudyofsociology》）出版于1873年，严复译之为《群学肄言》，于1903年4月由上海文明编译局出版。毛泽东读的，就是这个版本。该书共16篇，严复所译篇名依次为：“廷愚”、“倡学”、“喻术”、“知难”、“物蔽”、“智絯”、“情瞀”、“学诐”、“国拘”、“流梏”、“政惑”、“教辟”、“缮性”、“宪生”、“述神”、“成章”。斯宾塞很强调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各门学问，并且反对专而不通。这也是毛泽东读《群生肄言》的主要心得。
毛泽东最早接触到斯宾塞及其著作，是1912年下半年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的时候。他当时阅读了严复翻译的西方著作，其中便有斯宾塞的《群学肄言》。1913年在湖南第三师范学校读书时，其《讲堂录》中所记“美谚曰：曲乎直乎，是吾国已”，便出自严复译《群学肄言·国拘》：“曲乎直首，是吾国已，此美利坚之民所常常称道者也。”
1914年转入湖南第一师范后，毛泽东经常向比他大3岁的老师黎锦熙请教治学读书之道。现在我们从黎锦熙保存的日记中，从1915年4月至8月（是年9月黎即调北京教育部任职），找到这方面最可靠的记载。现据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书摘录如下，以见一斑：
一九一五年四月四日星期日。上午润之来，阅其日记，告以读书方法。四月十一日星期日，上午一师学生萧子升、润之及焜甫（熊光楚）至，讲读书法。四月斗八日星期日。上午润之等相继至，共话社（宏文书社）事。四月二十五日星期日。上午游园（即芋园），润之来，告以在校研究科学之术。五月九日星期日。上午润之至，稍该读书事。五月三十日星期日。上午焜甫、润之至，又晤季范，久谈改造社会事。七月四日星期日。上午阅《神州日报》。润之至，阅《甲寅》六期。七月十一日星期日。上午章甫同润之来，问小学功夫做法，余谓宜读段注（说文）。七月十三日星期二。夜归，与润之、章甫说读史法。七月十五日星期四。上午读《群学肄言》“教辟”竟。与润之说研究法。七月十九日星期一。上午与润之、章甫说读书自习法。七月二十日星期二。上午坐门间阅《群学肄言》“缮性”，竟，甚爽适，润之亦移坐此室。七月二十三日星期主。上午与润之、章甫讲学，告以“缮性”一篇，以自试其思考力及学识程度。七月三十一日星期六。晚，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两人略同，皆大可造，宜示之以方也。八月八日星期日。晚饭后归，与润之谈学与政，以易导为佳。八月十一日星期三。晚归，与润之久谈读书法，谓须与教课联贯。八月十四日星期六。晚，览润之日记于棍甫处，焜甫前日来预备升学考试，润之昨日之（往）校矣。章甫则任一师附小的级任去。八月十五日星期日。上午润之、章甫至，为论读书法于焜甫处。八月二十九日星期日。上午子升、润之至，谈学颇久。
黎锦熙日记里几次谈到《群学肄言》，他本人当时也正在研读这本书，故特向毛泽东推荐其中的“缮性”一篇。
斯宾塞在《群学肄言》的第五至第十二篇这八篇中，分别论述了研究社会学时，常常遇到的来自8个方面的困难或者偏颇。如“物蔽”、“智絯”、“情瞀”、“学诐”、“国拘”等等。之后，斯宾塞作了一个概括或者总结，认为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性灵的修缮，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可以通过训练而求得解决。他于是写了第十三篇“缮性”，这可以说是提纳挈领的一篇。黎锦熙推荐毛泽东读的，就是这一篇。这一篇讲的是治学的方法，通过训练排除研究中困难的方法。严复解释说：“知为学之难，思诚之不易，而后有省察之功。虽然，徒言省察，尚非学也，则继此而论其所以缮性者。缮性非他，亦言其所为学之方而已。”
斯宾塞提出了一个论点：“盖群学（社会学）者，一切科学之汇归也。”“欲治群学，于是玄间著三科之学，必先兼治之。”这三科是这样划分的：名学（逻辑学）和数学都是十分抽象的思辨科学，“所以研不易之事理，究不循之物情者也”，属于玄科。理性思维（理）由抽象（玄）而逐渐及于具体（著，显著）。居于“玄”与“著”之间的，斯宾塞称之为“间科”：“其玄与著之间，是为间科，则质（化学）力（力学，借助物理学），诸学之所有事也。”间科是研究事物变化的因果关系的，“言群学不能置因果也，故间科尚焉，然而知因果对待矣。”著科的研究对象，是显著存在的客观世界，“不及其著，则不知其为物之悠久蕃变旁通错综也。故有天（天文学）地（地学）人物（生物学）诸学。之数者皆大物也。”书中详细论述了三科之用与其利害。（李锐《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82—83页）
毛泽东遵黎锦熙所嘱，不仅着重读了“缮性”一篇，而且把全书又读了一遍。于是在1915年9月6日写信给已从湖南一师毕业的学长萧子升，谈了自己的体会。这就是前面引述的那一大段话。很是推崇《群学肄言》的见解，认为“心习将，性灵缮，于是乃可言学”，又说，“三科习，而后三难法。”
毛泽东读《群学肄言》后的最大收获，是把扩大知识面作为自己治学的要义。这一点，在青年时代的文稿中经常谈到。就在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的这封信中，他在批评旧学造成的人才的缺陷时说：“试一观当世诸老先生，若举人、翰林、秀才之属，于其专门之业，不可谓不精，若夫所谓常识，求公例公理，绳束古今为一贯，则能者不甚寡哉。斯宾塞尔云，专攻之学，每多暗于通宗，岂不然哉！”在1920年6月7日给黎锦熙的信中，又说：“我对于学问，尚无专究某一种的意思，想用辐射线的办法，门门涉猎一下。颇觉常识不具，难语专攻，集拢常识，加以条贯，便容易达到深湛。斯宾塞尔最恨国拘，我觉学拘也是大弊。”所谓学拘，就是把自己限制在狭隘的知识面中，而不具备广博的知识。这样做学问，是成不了大气候的。
毛泽东读了《群学肄言》后，对于自己只爱哲学、历史、文学，而不注重自然科学学习的偏颇深感懊悔。斯宾塞尔把自然科学分为玄科（逻辑学、数学）、间科（物理学、化学）和著科博物学即生物学）。他认为，玄科、间科分门别类地教人以各中法则，揭示自然各领域的变化和规律，而著科则在此基础上教人学会运用综合的方法，寻找事物的内在联系。从整体把握自然。在治学中，只有学会运用分析综合的方法，才能穷理尽性。因此，研究社会科学的人，不能不具有自然科学的基础，不能不掌握这种分析综合的认识方法。斯宾塞尔强调说：“故欲治群学，则诸科之学不可废。”“三者既治，而所以治群学之始基立。”（《群学肆言》第252页）斯宾塞尔反复强调，要研究社会科学，必须认真学好数理化诸科学。这时，毛泽东对学习自然科学的认识，有了一个较大的转变。
他在1915年6月25日致湘生信中谈到自己的认识转变时说：“学校试验今日完，吾于课程荒甚。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序，而于学堂科学，尤厌其繁碎。今闻于师友，且齿已长，而识稍进。”“昔吾好独立蹊径，今乃知其非。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所鄙弃，今乃知其不是。吾今日舍治科学，求分数，尚有何事？别人或谓退化，吾自谓进化也。”他下定决心要学好学校所授的各门自然科学。1919年11月14日，罗学瓒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批评中国人研究哲学不注意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因而难于成为世界性的大哲学家。毛泽东认为这正切中了自己治学的缺点，因此，他把罗学瓒来信中的“柏格森所以为大哲学家，因为他的科学的根柢很好”，“中国人好为井底蛙好为蝼蚁之雄”，“谁有志愿想伸足于世界学者之林”等三句话抽出来作为信的提要，要求新民学会会员在治学时共同注意。在给罗学瓒的回信中，他表示一定要加强自然科学和各门科学的研究。
1921年元旦，新民学会在长沙聚会，毛泽东在会上再次表示要在扩大知识面上下功夫。他说：“觉得普通知识要紧，现在号称有专门学问的人，他的学问，还只得普通或还不及。自身决定三十以内只求普通知识，因缺乏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的基础科学知识，想设法补足。文学虽不能创作，便也有兴会。喜研究哲学。应用方面，研究教育学，及教育方法等。”（《新民学会资料》第32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不久，毛泽东全身心投入革命活动，已无暇“补足”他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欠缺了。
11.给我即象最深的老师（读杨昌济《论语类钞》、《劝学篇》等）
杨君怀中，留学英伦及苏格兰有年，研究伦理教育，去年归自德，主湖南第一师范修身科讲席，是书即其所编讲义也。语语自道心得，故说理精，自述经验，故比事切；旁征泰西教理学说，析其同异，无所牵附，故博而下凿；即《论语》之内容而析为类，自成系统，亦无碎义，故约而不拘。盖非仅学校讲授之善本而已，世有笃志自修者，得是书以为研习经训之途径，其于修己、接人、观世、知化之道，思过半矣。
——摘自黎锦熙为杨昌济《论语类钞》
写的书前介绍
夫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于他国。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干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雀，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解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情形，而善应宇宙之大事。
输入西洋之文明以自益，后输出吾国之文明以益天下；既广求世界之知识，复继承吾国先民自占遗传之学说，发挥而光大之。合东西洋文明于一炉而冶之。——摘自杨昌济1914年10月《劝学篇》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男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我在他的影响之下，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扬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一百分。
——摘自毛泽东1936年在保妄接见美国记者
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摘自毛泽车1917年8司23日致黎锦熙信（见《毛译东早期文集）第2版第86页）
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
—摘自毛泽东1920年3月14日
致周世钊信（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474页）［解析］
杨昌济（1871—1920），号怀中，长沙县板仓人。其家世代书香。19岁考取秀才，后弃科举，曾任塾师，1898年人长沙岳麓书院。1903年始，先在日本留学6年，复至英国留居3年，后又至德国。1913年春回国，出任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同时兼任湖南第四师范（翌年人第一师范）修身和心理学教员。毛泽东就是这个时候考入湖南第四师范的。一直到1918年6月离开长沙赴北京大学任哲学系教授为止，杨昌济都在湖南第一师范兼职教授修身课，而此时毛泽东也刚好毕业，主要论著有《论语类钞》、《教育学讲义》、《各种伦理主义之略述及概评》、《劝学篇》、《治生篇》等，译著有《西洋伦理学史》等。所写《达化斋日记》（未刊稿）内容丰富，是研究其思想和交往的重要史料。
杨昌济自幼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典籍的熏陶，服膺孔孟程朱的学说，他的思想基本属于儒家，不过他毕竟在外国留学10年，接触到了西方近代思潮和西方哲学。因而他能够联系欧洲学术思想来重新解释孔孟程朱陆王的学说，他的思想已经不同于传统的儒家的一员，尽管杨昌济在思想史上远没有康有为、谭嗣同那样显赫的地位，但就其思想的倾向和分野来说，他也属于近现代新儒家的一员。《达化斋日记》中记有这样一段：“为生徒讲教育学史，至培根之倡实验派哲学，与笛卡儿之倡推理派哲学，因言朱晦庵之学近似培根，王阳明之学近似笛卡儿：一则求理于事物，一则求理于吾心。”（1914年3月18日）
贯通中西，是杨昌济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传统方面，他所推崇的还有明末清初以王夫之为代表的经世致用之学，于近人，则特重曾国藩、谭嗣同。这些对毛泽东都有明显影响。当年以萧子升、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一批好学深思、力求上进的第一师范学生，聚集在杨昌济的周围。他们课后常登门聆教，或谈治学方法，或讲做人之道，或阅读书笔记，或论天下大事。老师的教导，首在思想志向和抱负，尤鼓励精读哲学；次为独立奋斗精神，即父子兄弟间也不可互相倚赖；读书治学，提倡自学为主，由博而精，重批判分析，决不盲从；尤讲究实践，学以致用，知行统一；做事有效率，深谋远虑；生活方面，严谨刻苦。所有这些，直到为人处世，养生之道，老师无不讲到做到，以身作则。在这样师生相敬，相得、相爱的情境中，潜移默化，终于开花结果：继承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在湖南的传统，以第一师范这批进步青年为基础而成立的新民学会，成为五四运动时期湖南革命力量的核心，而且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很好的组织准备。在学会成立时，毛泽东特别讲明这个学会的创立，同杨昌济的教导分不开。
杨昌济的著述和思想，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是很大的，而且也很直接。历史上的思想学派，如宋儒的心性之学和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之学，以及近代的曾国藩、谭嗣同，也常是经由杨昌济的介绍和推崇，引起毛泽东的格外关注的。这种师承关系，我们从毛泽东做的《讲堂录》笔记里可看得非常清楚。
毛泽东在师范学校念书，很用心听课，现在保存下来的一本听课笔记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这本毛边纸抄本印有红色直行格子（先前的行话叫“朱丝栏”），每页两面，每面9行，共有47页。前11页是手抄的《离骚》和《九歌》，全文一笔不苟，可见对楚辞爱好之深。《离骚》正文上面批有各节提要。后36页给标上了《讲堂录》这个题目，近2万字，记录的各种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词、句、段等文字，约400条。这是1913年冬天，他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时听修身和国文两科（还有一节“算术”课）的笔记本。其中记有8个日期，最早的一个是10月28日，最后的一个是12月13日，可知这一本记于这年10—12月之间。那时，担任国文课的教师是袁仲谦。担任修身课的教师是杨昌济。毛泽东当时写的日记、各种读书笔记、读报摘记等是很多的，曾积有一大网篮，存在湘潭韶山家中。马日事变之后，他的族人为防反动派迫害，将他的全部书籍文本连同这些笔记搬到后山烧了。他的幼年塾师毛字居从灰烬中救出这本读书笔记和课本两册，珍藏到解放以后。《讲堂录》所记范围很广，在学术文章方面，凡先秦诸子、楚辞、汉赋、史记、汉书、唐宋古文、宋明理学、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文章家顾炎武、颜习斋、王船山、侯钊宗、吴伟业、宁都三魏、汪尧峰等，及桐城派、阳湖派诸家，以及曾国藩等，都曾涉及。此外有许多处是评论历史上的政局和人物，间或论及外国人物如拿破仑、凯撒与福泽谕吉等，所读各篇，凡典故、词义、要旨和警句，都分条写出，间或杂以议论。这些议论不全是毛泽东自己的，但至少是经过他的选择而记下来的。内容大体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古代一些名人的言论；二是古代的一些历史故事；三是历代文人学者的一些文学篇章；四是老师本人的著作或讲授；五是学生本人的发挥和议论。
杨昌济深研宋明理学和西方康德等派哲学，在讲课中十分注意从道德伦理和为人做事等方面，来培养学生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他常常用自己的著作和《论语类钞》、《达化斋日记》作为材料。许多观点，非常直接地反映在《讲堂录》里。
《论语类钞》中说：“特立独行，非意志坚强者不能。寻常人多雷同性，无独立心，此其所以为寻常人也。”这一点反映在《讲堂录》中是：“有雷同性，无独立心。有独立心，是谓豪杰。”
《论语类钞》在解释“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一句时，说：“王船山谓豪杰而不圣贤者有之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论语》中如此节语言，可以见圣人之精神矣。”这意思在《讲堂录》里有一点发挥：“王船山：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翁（指拿破仑），豪杰也，而非圣贤。”
《论语类钞》中解释“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一句的时候，杨昌济说：“吾无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著力，常欲以久制胜，他人以数年为之者，吾以数十年为之，不患其不有所成就也。”这一点，《讲堂录》中记的是：“以久制胜，即恒之谓也，到底不懈之谓也，亦即积之谓也。”
《达化斋日记》说：“所见大则所志大，所志大则所学大，所思大，所为大，斯为大人矣。所以小则所志小，所志小，则所学、所思小，所为小，斯为小人矣。先儒曰：‘小人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恶，可以譬矣。”这一点反映在《讲堂录》中是：“程子曰：小人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恶”。“先儒”写明了是“程子”，想必是据杨昌济讲裸所说写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