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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2章 .4

作者:陈晋/李师东 当前章节:15228 字 更新时间:2026-6-21 07:19

  ——摘自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2章 .4

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其他方面比较起来,无产阶级专政在暴力方面的作用,取决于某一个国家革命的某一阶段所形成的具体情况,革命的更为深刻和经常的特点就是:组织劳动群众,为了建成新社会而以新的自觉的社会主义劳动纪律教育群众。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就在于进行创造性的、建设性的、组织的和教育的活动。列宁教导说:工人阶级和劳动者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积极的工作或建设的工作,就是要把极其繁杂和精密的新的组织系统建立起来,对产品进行有计划的生产和分配”(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

无产阶级国家的形式,随着某一个国家所形成的革命特点而各不相同。苏维埃政权是列宁所发现的和俄国工人阶级革命创造性所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这种形式在第一个胜利地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俄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是必要的。在世界发展的新条件下,在苏联取得社会主义胜利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粉碎法西斯主义以后,人民民主制度这种类型的无产阶级专政在欧洲和亚洲一系列国家中取得了胜利。“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多种多种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 ,第400页)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领导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建设的整个过程的是共产党,工人党。这些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以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律的知识武装起来的政党,正在组织和指导人民群众去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

——摘自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3版,第333—334页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教科书说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说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都没有提到对敌人的镇压,也没有提到阶级改造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

机会主义者的主要错误论点是不要阶级斗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只要资产阶级的国有化。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

人民民主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同十月革命后在俄国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实质上没有多大差别。苏联的苏维埃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都是代表会议,只不过是名称不同。我们这里有正式以资产阶级名义参加的资本家代表,有从国民党分裂出来的民革的代表,还有其他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代表。他们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其中有一部分人虽然想闹事,但是闹不起来。这种情形好像是和苏维埃不同。十月革命后,苏维埃的代表中,有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他们名义上是工人、农民的代表,有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季诺维也夫派等,他们名义上甚至还是属于布尔什维克党的代表,但是他们实际上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而且,十月革命以后,无产阶级接受了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机构中的大量人员,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分子。

国家的性质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无产阶级国家就是无产阶级压迫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阶级的机器。到“共产主义建成后”,即使国内没有需要压迫的敌对势力了,对于国外的敌对势力,国家的压迫性质也还没有变。

国家消亡,需要有一个国际条件。人家有国家机器,你没有,很危险。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见《党的文献》1992年第5期)

[解析]

马克思、恩格斯在提出和阐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时,具体考察了英、法、德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历史条件,指出英国同法国、德国的情况不同,当时的英国是唯一的已经没有农民并且土地所有权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绝大多数居民是雇佣工人的国家。因此,他们认为,在英国和在法国、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必然采取不同的形式。恩格斯指出,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他还说,在英国可以直接建立这种统治,因为那里的无产者现在已占人民的大多数,在法国和德国可以间接建立这种统治,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民不仅是无产者而且还有小农和城市小资产者,小农和小资产者正处在分化为无产阶级的过渡阶段,他们的一切政治利益的实现都愈来愈依赖无产阶级,因而他们一定很快就会同意无产阶级的要求。所谓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指的就是无产阶级在单独地推翻资产阶级专政以后,独自地建立和掌握国家政权,对资产阶级实行统治和压迫。所谓“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指的就是无产阶级联合农民、城市小资产者,结成占人口大多数的联盟,去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各阶级参加的国家政权,对资产阶级实行统治。

在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俄国是一个带有浓厚的军事封建性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人口众多的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列宁正是从俄国的这种基本国情出发,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的思想,并在实践中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创造了作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的苏维埃政权。

中国的社会历史情况,不仅与欧美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很不相同,而且与俄国也大不一样。近代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它在社会阶级状况和阶级关系方面,有以下几个基本的显著的特点:

(1)掌握国家政权、对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实行统治和压迫的;是受各帝国主义支持的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2)无产阶级的人数极少;(3)全国人口中80%以上是农民;(4)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和俄国的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它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束缚,同它们有矛盾,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另一方面,由于它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它缺乏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具有妥协性。正是基于对上述这种国情的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不仅确立了中国革命必须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的战略任务,确立了革命的最高形式是武装斗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而且逐步形成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

1948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9月会议上说:“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又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同年6月,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写道:“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它又不完全等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讲的无产阶级专政,它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更适合中国的国情。同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两种形式相比,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的苏维埃政权相比,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在政权组成的阶级结构上和它所压迫的对象上,特别是对民族资产阶级在国家政权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的处理上,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马克思和列宁曾经提出过这样的设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用和平的“赎买”的方法把资本主义经济改造为社会主义经济。列宁还设想过,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统治和压迫,但一般可以不限制和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因为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的和必然的标志”,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历史概念和阶级概念的必备条件”。但是,他们的这些设想,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俄国并没有实现。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剥削阶级,无疑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成员逐渐地转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们作为人民的一部分,不仅享有选举权,而且同其他人民一样享有宪法规定的各种民主权利。他们的成员及其代表人物还参加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组织和管踉工作。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不仅在实质上而且在形式上也直接标明了人民民主和人民专政两个方面。

对此,毛泽东曾经多次作过解释,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指出:“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还指出:“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担负着人民民主和人民专政的双重任务,担负着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双重任务。

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学)》的谈话中淡到这个问题时,毛泽东指出了教科书中的“一个很大的缺点”,这就是在说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时,都没有提到对敌人的镇压,也没有提到阶级改造的问题,重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明确指出,到“共产主义建成后”,即使国内没有需要压迫的敌对势力了,对于国外的敌对势力,国家的压迫性质也还没有变。1962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进一步强调:“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

28.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无产阶级革命产生新型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对社会实行国家领导。

无产阶级专政是真正的民主,它代表着劳动者的切身利益,真正地保证劳动者的民主权利,不断扩大群众行使这些权利的物质可能性。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劳动者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是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是人民群众本身的创造”。(列宁们917年11月4日[17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对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质问的答复》,《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26卷 ,第255页)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广大劳动群众日益直接地和积极地参加生产的管理,参加国家机关的工作。参加国家社会生活的一切部门的领导。资产阶级革命在巩固新的资本主义的剥削形式时,不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把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团结在资产阶级的周围,而消灭一切剥削的无产阶级革命却能够使这些群众同无产阶级结成巩固的联盟。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剥削阶级力目的的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原则。没有这个联盟,就不能保持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

——摘自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3版,第331—333页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替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社会主义民主的问固,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劳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星,它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音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无产阶级专政是“真正的民主”的说法,不确切。民主只能说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有无产阶级的民主;有少数人的民主,有大多数人的民主。——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见《党的文献》1992年第5期)

[解析]

按照毛泽东的理解,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对于人民内部是实行人民民主,即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高的民主制。他认为,在中国人民民主制度下,占全国人口几乎99%的人民,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事实上享受着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宗教信仰等项自由,享有管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等诸方面的权利。

毛泽东在讲这番话的时候,虽然党内的民主空气已经不很健康,左的因素已经很浓,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他的这些话中发现睿智的火花。关于人民权利和民主的这番讲话,即使放在今天,也仍不失其明智和深刻,能给予我们很多启迪。

社会主义民主的确就是一个人民有权利管理国家的问题。我们说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关键就在于人民实际并不能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利。人民管理国家这一根本权利如何才能实现,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真正让人民来直接管理国家,更不用说开会商议国家大事。古希腊城邦制度下,每个城邦有公民权的公民不过万数,开会表决已经变成一种形式。而现代国家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乃至几亿人口的国家,人民的直接管理只能是空谈或梦呓。实行人民的权利,资产阶级议会制走不通,而当时苏联东欧国家普遍实行的“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的做法,毛泽东也认为并不是真正的人民民主,出路何在,毛泽东在思索。

29.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是靠别国的帮助〔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社会主义革命要在俄国取得胜利,至少要有中等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这是因为俄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的国家。现在,当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取得了胜利,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已经形成的时候,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前经济形式占优势的国家里,由于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也可以胜利地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列宁科学地论证了在社会经济方面落后、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国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有可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这些国家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枷锁后,可以避免漫长而痛苦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绕过资本主义阶段,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而逐步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无产阶级革命已经获得胜利的先进国家的帮助给它们提供了这种可能性。依靠先进国家的帮助,落后的国家发展国有的大工业,建立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

——摘自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3版,第331页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中国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能够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主要是由于我们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国内的因素是主要的。已经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我们的帮助,是一个重要条件。但是,它不能决定我们能不能够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只能影响我们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是前进得快一点还是慢一点的问题。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见《党的文献》1992年第5期)

[解析]

毛泽东的这番谈话,实际上是在强调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一贯坚持的独立自由、自力更生的方针。这个方针是以他1937年在《矛盾论》中提出的内因和外因的相互关系的原理为理论依据的,他说,“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外国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国通过年因而起作用”。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这是他一贯的思路。1939年9月16日,他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明确宣布:“中国抗战主要地依靠自力更生”。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是因为外援的作用不能代替自身的革命斗争。但这并不是说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和建设的成功,必须争取一切可能的外援,对此,毛泽东也多次作过论述。1945年1月10日,他在《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一文中指出,我们要打击日本侵略者,取得革命的胜利,依靠什么呢?“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1945年8月13日,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他又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正像毛泽东说的那样,“我们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这就为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前提”。

新中国成立以后,争取到了苏联的156个建设项目的援助。由于缺乏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较多地照搬了苏联的做法。但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同民主革命时期一样,一再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并依靠自己的力量顺利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1956年以后,毛泽东总结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设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强调学习外国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主要依靠自己力量,根据自己的情况,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1958年6月,毛泽东在对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报告的批语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理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要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时,正值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当时,由于党在经济建设等工作上的失误,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施加压力,使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毛泽东在这时再次强调独立自由、自力更生的方针,有其明显的针对性,自然也不同意教科书的观点。

30.社会主义可能分为两个阶段〔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由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在苏联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胜利地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解决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基本任务——彻底消灭了一切剥削阶级,完全铲除了产生人剥削人的现象和把社会分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根源。解决了社会主义革命中一个极端困难的任务:完成农业的集体化,彻底巩固集体农庄制度”(《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由于集体化的完成,资本主义在经济中的根子被拔掉了。农民分化和资本主义因素产生的过程停止了。

——摘自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3版,第407页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有可能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侯,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见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64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解析]

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是十月革命以后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这也是毛泽东在建国后一直认真思索和研究的一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虽然将共产主义划分为两个阶段,并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没有再将社会主义划分若干阶段。列宁从俄国的历史和社会实际出发,提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要经历一系列发展阶段的思想,曾将共产主义划分为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并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将经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这样不同的阶段。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发表了与列宁相同的看法,认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可能再划分为两个阶段。他指出,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建设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比建设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可能需要的时间更长;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要经过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31.向共产主义过渡也是革命〔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共产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一切生产资料都是共产主义的全民的财产,没有阶级和阶级差别,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很高,产品十分丰富,社会生活的指导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同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两个阶段。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形态的低级阶段,共产主义则是这个形态的更成熟的高级阶段。社会主义发展的结果,建立了共产主义的物质生产基础,产品十分丰富,人民的福利和文化水平不断提高,工人同农民之间以及这两个阶级同知识分子之间的阶级界限归于消灭。这样,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的完成,同时就是向共产主义的逐步过渡。全体人民——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都同共产主义制度的建立有着切身利益关系,都是共产主义的积极建设者。共产主义意味着社会的物质和文化的极大繁荣。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同共产主义的利益相冲突的阶级和社会团体,所以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不通过社会革命完成的。

——摘自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3版,第417页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是革命,当然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但是不能说这不是社会革命。他认为(指毛泽东一引者注),一种生产关系代替另一种生产关系是质的飞跃,就是社会革命;由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转变为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因而也不能不是革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也是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的阶段,因此也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见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读书生活》第166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解析]

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不是革命的问题,曾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一个新问题。毛泽东早在1956年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消灭了,你们讲,那个时候还有没有革命?我看还是要革命的。社会制度还要改革,还会用‘革命’这个词。当然,那时革命的性质不同于阶级斗争时代的革命。”在1958年2月19日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他明确谈到了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场革命的问题。他指出,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场斗争,是一个革命。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从这个阶段到那个阶段的关系必然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各种突变、飞跃都是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他继续探讨了这个问题。明确指出,说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是革命,当然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但是不能说这不是社会革命。他是从生产关系的变化,从利益集团的得失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毛泽东在这里所讲的“革命”的含义,与他后来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两码事,但其中也有潜在的关联因素。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既得利益集团”的忧虑,这种忧虑不是空穴来风或是把人忧天。

32.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也有许多阶段〔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向共产主义过渡决不能认为是可以一举而成的。列宁指出了这个过渡的逐步性质。他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必然会渐渐成长为共产主义”。(列宁,《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苏联逐步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正是在完成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过程中,通过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的基础和利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办法来进行的。

队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逐步过渡是在技术和科学发展中的根本的革命的进展的条件下,是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巨大的质的飞跃的条件下实现的。例如,新的能源和新的原料的发现,新的技术发明在生产中的推广,就会引起真正的技术革命。从生产资料的两种形式的公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共产主义所有制,从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过渡到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都将是经济和整个社会生活中的深刻的质变。

——摘自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3版,第641页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一定会出现新的阶段,新的目标一定又合提出来。

(共产主义社会)可能要经过几万个阶段。能够说副了共产主义,就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吗?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见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读书

生活》第165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解析]

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是毛泽东在建国后探讨共产主义理论中提出的一个新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过去几乎没有涉及这个问题。1955年,毛泽东首次提出了这个问题。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开始在党内宣传这一思想,指出“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继续发挥了这个思想,说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一定会出现新的阶段,新的目标一定又会提出来。读书谈话中,他还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同阶级社会的历史加以比较,认为阶级存在的社会不过几千年,而地球还会存在多少万年。他甚至提出共产主义社会可能要经过几万个阶段,那种说到了共产主义,就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的认识是不正确的。毛泽东还据此分析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变化情况。他说,按照斯大林的说法,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中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三个方面。就所有制而言,在发生变革后的一定时期内是不会变的,而人们有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则总是不断改进的。将来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还会有无穷的变化,但是所有制方面不会有多大变化。关于按需分配的情况,他认为这是逐步实现的,不可能一下子完全满足全社会的需要,可能是主要的物资能充分供应了,首先对这些物资实行按需分配,然后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推行到其他产品去。

33.群众能够创造出道路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无产阶级专政是真正的民主,它代表着劳动者的切身利益,真正地保证劳动者的民主权利,不断扩大群众行使这些权利的物质可能性。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劳动者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义。“社会主义是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是人民群众本身的创造”(列宁:《1917年11月4日17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对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质问的答复》)。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广大劳动群众日益直接地和积极地参加生产的管理,参加国家机关的工作,参加国家社会生活的一切部门的领导。资产阶级革命在巩固新的资本主义的剥削形式时,不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把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团结在资产阶级的周围,而消灭一切剥削的无产阶级革命却能够使这些群众同无产阶级结成巩固的联盟。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剥削阶级为目的的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原则。没有这个联盟,就不能保持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

——摘自苏联科学院经济用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修订第3版,第332—333页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列宁这句话:“社会主义是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是人民群众本身的创造。”讲得好。我们的群众路线,就是这样的。

1928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十一月全会决议曾强调指出,“只有加速发展工业和实行整个国家的工业化,只有党和工农群众最大限度地动员起来”,才能解决“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任务,决议里面的这些话很好。我们现在就是执行这个决议。斯大林在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指靠,只有靠群众,所以他们要求党和工农群众最大限度地动员起来。后来有了一点东西了,就不再那么靠群众了。

用行政命令办法搞建设,搞革命,例如依靠行政命令进行上改、合作化,会遣成减产的损失。这是因为不发动群众的原故。

教科书把群众的斗争只看做重要条件之一的说法,违背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无论如何,不能认为历史是计划工作人员创造的,而不是人民群众创造的。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见《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

[解析]

一切依靠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一条基本原则。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了依靠群众进行革命战争的思想。1938年5月,他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著名论断,认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1945年4月24日,他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时,他又结合苏联依靠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联系我国的实际进一步阑述了一切依靠群众这条基本原则,明确提出群众能够创造出道路来,1964年8月,毛泽东在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又强调,力量的来源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干什么都不会成功。一切依靠群众,是革命战争年代和和平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一项基本指导原则。

在此,毛泽东实际上讲的是如何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充分发挥群众的首创性和主动性的问题。在他看来,苏联和东欧国家革命时期依靠群众,后来有了较为巩固的政权和经济实力,就把群众放到了第二位。

毛泽东在此讲的虽然是苏联,但他真正忧虑的却是中国,这时他对官僚主义已经越来越难容忍了。

34.请研究我们的人民公社会不会垮掉(读赫鲁晓夫《合作化道路是农民最正确的道路——1959年7月18日在波兰波兹南省“普拉采夫”农业生产合作社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原文]

可以理解,把个体经济改造为集体经济,这是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曾碰到过不少困难。在国内战争一结束之后,我们当时开始建立的不是农业劳动组合,而是公社。曾有人下了大致是这样的论断:既然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那就让我们来建立公社(引者注,俄文“共产主义”和“公社”两个词的词根相同)。看来,当时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公社建立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我是指农民群众的觉悟。结果是大家都想生活过得好,而在公共事业上又想少花劳动。正所谓“尽可能干,按需要拿”。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于是党走了列宁所指出的道路。它开始把农民组织在合作社中,组织到农业劳动组合中,在那里人们集体地工作,但是按劳取酬。我们集体农庄逐渐巩固起来了。

——摘自赫鲁晓夫《合作化道路是农民最正确的道路——1959年7月

18日在波兰波兹南省“普拉采夫”农业生产合作社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的台,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个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

——摘自毛泽东1959年7月29日关于研究人民公社问题的批语

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摘自毛泽东1959年8月1日关于研究人民公杜问题的批语

[解析]

1958年8月29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接着,全国开展了人民公社化运动。

对中国这一重大举措,当时的苏联报纸只字未提。在捷克出版的九国情报局机关刊物也是坚决不登载中共人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当时,苏联和东欧各国对中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显然有不同看法。1959年7月中旬,为庆祝波兰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赫鲁晓夫率苏联党政代表团访问波兰,于7月18日在波兰波兹南省一个生产合作社的群众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合作化道路是农民最正确的道路》的演说。全文近8000字,主要阐述:只有过渡到像苏联集体农庄那样的集体经营方式,才能提高生产,实现机械化,改善农民生活。为了说明把农村个体经济改造为集体经济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复杂性表现在既不能强迫人们加入合作社,又不能超越合作社去搞共产主义性质的公社,赫鲁晓夫在演说中讲了一下20年代初苏联搞公社的情况,这就是上面引述的那段话。波兰报纸发表赫鲁晓夫的这篇演说时,删掉了这一段。苏联《真理报》于7月21日刊登了演说全文,包括这一段话在内。美国的《纽约时报》和国民党中央社等对此都有反映。《纽约时报》据华沙记者说:“苏联发现,通过公社来走上社会主义化的道路,这种办法是错误的。”“赫鲁晓夫这番话,可以认为是暗指中国共产党人去年秋天的一些说法而言的。中国共产党人曾说,建立公社是真正的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赫鲁晓夫的这篇演讲后来收入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60年出版的《没有武器的世界——没有战争的世界》第1卷 。

1959年7月28日新华社《内部参考》第2831期上,以《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为题,摘录了赫鲁晓夫在波兰的这个讲话。毛泽东当时敏感注意到赫鲁晓夫的这个讲话中对苏联初期举办“公社”的评论,立刻把它作为会议文件印发给1959年夏庐山会议的与会者。这与国内的政治背景有重要关系。

人民公社的出现,与大跃进这一经济运动是有联系的。1958年的大跃进,到1959年上半年就暴露出严重的经济后果,党内外一些人自然对人民公社这一集政治、经济和社会功能为一体的组织形式,特别是对它的“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形式,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看法。1959年夏,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和地方上的负责人上庐山开会的时候,也是为了纠正这些“左”的倾向的。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那封著名的信,信中对人民公社的缺点提出了批评,认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此前的小组发言中,彭德怀还谈到人民公社办早了一些,高级合作社的优越性刚发挥就公社化等。毛泽东认为彭德怀等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人民公社,而这恰恰是毛泽东所不能接受的。于是,他看到赫鲁晓夫的这个讲话后,认为国际上反对中国的人民公社,同国内一些谈论人民公社缺点的人的观点或是一致的。8月1日,毛泽东又在一个文件上批示,说“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还说“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要向全世界作战”。

毛泽东当时的认识是:(一)中国的人民公社同苏联初期搞的“公社”不是一回事情;(二)中国的人民公社“合乎历史要求”,有人民群众拥护。因此,尽管毛泽东请人们研究我们的人民公社会不会像赫鲁晓失说的苏联初期搞的“公社”那样垮掉,但他的结论则是十分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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