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2章 .9
灵活运用了古人的战略战术，创造出了自己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优秀战例，堪称军事史上的佳话。“示弱”战术与老子哲学有相通之处，所以有人认为《老子》也是兵法书。
5.六国联兵，未必胜秦（读苏洵《六国论》）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古人去：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此言得之，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与赢而不助五国也。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燕赵之君，始有远略，能守其土，义不赂秦。是故燕虽小国而后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赵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后秦击赵者再，李牧连却之。洎牧以谗诛，邯郸为郡，惜其用武而不终也。且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可谓智力孤危，战败而亡，诚不得已。向使三国各爱其地，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鸣呼！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
——摘自苏洵《六国论》，见姚鼐《古文辞类纂》“论辨类”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凡势强力敌之联军，罕有成功者。此论未必然——毛泽东读姚鼐《古文辞类纂》“论辨类”苏洵《六国论》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05、106页）
［解析］
《古文辞类纂》所收《六国论》，是古代政论散文名篇。作者苏洵（1009——1079），字明允，四川眉山人。二十五岁始发愤为学，曾作秘书省校书郎。是北宋著名散文家，与其子苏轼、苏辙并称“三苏”，均名列“唐宋八大家”。苏洵著有《权书》、《衡论》等。
《六国论》即《权书》中的一篇。该文旨在论述战国时六国对付强大的秦国的政治斗争形势、六国灭亡的原因和历史教训。在这一过程中，六国曾建立起联合阵线来对抗秦国，但阵线内部对秦的态度并不一致。苏洵在文中指出了三种情况。一是韩、魏这样的国家，割地给秦，以求得暂时的苟安，结果较早灭亡。一是燕、赵这样的国家，举兵相抗，还时有胜仗，灭亡较晚。一是齐国，因与秦相隔较远，常袖手旁观，但最终还是被秦国吞并。他的结论是：如果六国都固守自己的土地，笼络人才，联合军队西向攻秦，“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毛泽东在批语中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联军内部如果是实力相当的军队组成，“罕有成功者”。至于为什么，他没有说。直观看来，或许是因为实力相当，也都有各自的利益需要维护，在形成核心，统一调度上是非常困难的，这就无法同利益一致、指挥统一的强敌抗衡。就战国时期秦国和六国的情况来看，毛泽东认为，即使六国联军攻秦，也未必能制之，关健恐怕还是在各国的内部体制。毛泽东对贾谊的《过秦论》很熟，或许更能接受贾谊的观点。贾谊提出，秦国的霸业始于秦孝公：“秦孝公据看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秦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蒙故业，因遗策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秦王扫六合”，大抵国势国运使然耳。
6.杀降不祥（读陈寿《三国志》等）
是时山东兵起，表亦合兵军襄阳。（裴注：司马彪《战略》曰：刘表之初为荆州也，江南宗贼盛表初到，单马入宜城，而延中庐人蒯良、蒯越、襄阳人蔡■与谋遂使越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袭取其众，或即受部曲。唯江夏贼张虎、陈生拥众据襄阳，表乃使越与庞季单骑往说降之，江南遂悉平。）
——摘自陈寿《三国志》卷六《魏书·刘
表传》裴松之注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毛泽东读陈寿《三国志》卷六《魏书·刘表传》裴松之注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41页）
［解析］
《三国志》里《魏书·刘表传》没有叙述刘表初入荆州时的具体过程。裴松之注里作了补叙，说及当时江南有些刘姓宗室据兵谋反，刘表用蒯越之计，“尔之以利”，骗来这些人，“皆斩之”。毛泽东在“皆斩之”二字旁划上曲线，在天头上批道：“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
反对杀降，反对杀俘虏，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读《三国志》时，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他多有批语，以申明这个观点。
《三国志》卷五十五《吴书·陈武传》，叙吴国孙权手下著名将领陈武之子陈表，领兵数百人，爱抚部下，驻在无难这个地方。有人偷盗官物，怀疑是当地一个叫施明的人干的，施明素以壮悍无比，勇敢无畏闻名。这件事告到孙权那里，“权以表能得健儿之心，诏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实。表便破械沐浴，易其衣服，厚设酒食，欢以诱之。明乃首服，具列支党。表以状闻。权奇之，欲全其名，特为赦明，诛戮其党。迁表为无难右部督，封都亭候。”毛泽东读至此，批道：“何不并其党赦之”，不同意孙权只赦施明一人却把他手下的人杀了。
《三国志》卷五十七《吴书·虞翻传》，说到曹魏将领于禁被关羽俘获囚禁，当时孙刘修好，孙权便把于禁释放了，还同他一道骑马并行外出。于是，“（虞）翻呵禁曰：‘尔降虏，何敢与吾君齐马首乎！’欲抗鞭击禁，权呵止之。”接着，裴松之有一段注说：“《吴书》曰：后权与魏和，欲遣禁还归北。翻复沫曰：‘禁败数万众，身为降虏，又不能死。北习军政，得禁必不如所规。还之虽无所损，犹为放盗。不如斩以令三军，示为人臣有二心者，’权不听。群臣送禁，翻谓禁曰：‘卿勿谓吴无人，吾谋适不用耳。’禁虽为翻所恶，然犹盛叹翻。魏文帝常为翻设虚坐。”毛泽东读至此，批道：“此事翻不如禁”。这是批评虞翻的肚量不如被他称为“降虏”的于禁，其杀“降虏”的主张，更不可取。
《三国志》卷六十《吴书·吕岱传》，叙交耻太守士燮死后，孙权以士燮的儿子士徽为安远将军，领九真太守。这时交州刺史吕岱上表建议将海南三郡为交州，以戴良为刺史，以海东四郡为广州，岱自兼刺史。戴良奉命南下，却遭到士徽的拒绝，举兵保卫海口。吕岱又上表请求讨伐士徽，接着乘夜举兵渡海，与戴良合兵一处，向海口进发，“微闻岱至，果大震怖，不知所出。即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岱皆斩送其首。”毛泽东读至此，批道：“杀降不武。”
在毛泽东看来，三国时，曹操在对待俘虏表现出的豁达大度，为一般人所不及，这对他取得全局性胜利是起到作用的。例如，魏种本是曹操推荐的孝廉，张邈攻陷兖州时，曹操说：“唯魏种且不弃孤也”，岂料魏种却投降了。及至打败了张邈，魏种被擒，曹操并没杀他，说：“唯其才也”，于是“释其缚而用之”。
读其他史书，毛泽东也注意杀降的事情。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三十二《王彦章传》，记叙后唐庄宗李存勖在同光元年（923）击败后粱的主力部队，俘获身负重伤的后梁大将王彦章。“庄宗爱其骁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谕彦章。彦章谢曰：‘臣与陛下血战斗争年，今乓败力穷，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报，岂有朝事梁而暮事晋，生何面目几天下之人乎？’庄宗又遣明宗往谕之，彦章病创，卧不能起，仰顾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岂苟活者？’遂见杀，年六十一。”读至此，毛泽东批注说：“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
在革命战争期间，我军正确的俘虏政策，是我军能够长胜不衰的原因之一，也为我军赢得了仁者之师的声名。不杀降而化敌为己，这正是毛泽东用兵过人之处。
7.彝陵之战刘备应打运动战（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五十八《吴书·陆逊传》）
［原文］
黄武元年，刘备率大众来向西界，权命逊为大都督、假节，督五万人拒之。备从巫峡、建平连围至夷陵界，立数十屯欲以挑战。诸将皆欲击之，逊曰：“此必有谲，且观之。”逊上疏曰：“臣初嫌之，水陆俱进，今反舍船就步，处处结营，察其布置，必无他变。伏愿至尊高枕，不以为念也。”诸将并曰：“攻备当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衔持经七八月。其诸要害皆以固守。击之必无利矣。”逊曰：“备是猾虏，更尝事多，其军始集，思虑精专，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计不复生。椅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营，不利。诸将皆曰：“空杀兵耳。”逊曰：“吾已晓破之之术。”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尔势成，通率诸军同时俱攻。斩张南、冯习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余营。（钱振
■曰：陆逊破先主，无他奇策，只令军士各持一把茅耳。意先主连营，皆伐
山木为之，故易火；若土石为之，逊其如之何？）——摘自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五十八《吴书·陆逊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土石为之，亦不能久，粮不足也。宜出■水流域，直出湘水以西，因粮于敌，打运动战，使敌分散，应按不暇，可以各个击破。——毛泽东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五十八《吴书·陆逊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吏古籍批语集》第161页）
［解析］
吴蜀彝陵之战，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战役。毛泽东在1936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曾引用过这个战例，来说明“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战略战术。毛泽东读《三国志集解》对这个战役的批注，刚是反过来从当时处于强者一方的刘备的角度，来总结经验教训，为其设想谋划。
彝陵在今湖北省宜昌县境内。222年，刘备率蜀国大军西进攻吴，连战皆捷。进到彝陵，已入吴境五六百里，砍伐山木，连营扎寨，打的是阵地战。吴国都督陆逊则坚守不战，相持七八月。直待刘备“兵疲意沮，计不复生”，利用顺风放火，攻破40多个营寨，迫使刘备退到白帝城。户弼在《三国志集解》《陆逊传》里，引用了清代学者钱振■的评论，说陆逊破刘备的办法，不过是用火攻，如果刘各不用山木扎营，以上石垒营，陆逊又有什么办法攻破蜀军呢？毛泽东的批语，就是针对钱振■的评论的。
在毛泽东看来，上石垒营，虽不怕火攻，但由于粮草供应不便，也不可能保障刘备持久进攻。刘备欲胜吴军的办法，是“打运动战”，从吴军防守较弱的彝陵南边的澄水流域进攻，使美军分兵，然后各个击破。很明显，这个设想，同毛泽东一贯的军事战略思想是一致的，也是他从长期的中国革命战争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体会。无疑，就当时而言，这也是一番合乎道理的良策。如果刘备地下有知，当会折节钦服。
《陆逊传》还记叙，刘备在彝陵战败，退往白帝城后，吴国将领“徐盛、潘璋、宋廉等，各竟表言：‘备必可擒，乞复攻之。’权以问逊，逊与朱然、骆统以为曹丕大合士众，外托助国讨备，内实有奸心，谨决计辄还。”接着，卢弼引何焯的评论说：“大胜之后，将骄卒惰，溯流仰攻，转馈又难，一有失利，前功尽弃。昭烈老于兵，得蜀已固，非若曹仁之在南郡，可惧而走也。连兵于西，主客异势，决还老中人所能知也，盛、璋、谦如豕突耳。”意思是，大胜后将骄，不顾主客观条件，试图连兵向西再攻刘备，很可能前功尽弃。读至此，毛泽东批道：“柯评有理。”
8.陆逊用司马懿敌孔明之计（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五十八《吴书·陆逊传》）
当御备时，诸将军或是孙策时旧将，或公室贵戚，各自矜持，不相听从。逊案剑曰：“刘备天下知名，曹操所惮。今在境界，此强对也。诸君并荷国恩，当相辑睦，共翦此虏，上报所受；而不相顺，非所谓也。仆虽书生，受命主上。国家所以屈诸君使相承望者，以仆有尺寸可称，能忍辱负重故也。各任其事，岂复得辞！军令有常，不可犯矣。”
——摘自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五十八《吴书·陆逊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司马懿敌孔明之智也——摘自毛泽东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五十八《吴书·陆逊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61、162页）
［解析］
陆逊年少统大军抗刘备，尤如当年周瑜挂帅印抗曹操，自然会有人不服。这对陆逊来说，是对他的统兵驭将之智的考验。既不能在强敌和部下面前“示弱”，又不能硬着头皮去硬打，两全之策，便是抬出“主上”之命来。陆逊用的办法正是这样。毛泽东从中看出陆逊之智同曹营里的司马懿稍后领乓同诸葛亮周旋时所用之计的暗合处，他的批语，一下子牵出诸葛亮、陆逊、司马链三个分属刘、孙、曹阵营中地位角色相同的高手。
毛泽东说陆逊按剑示强于部下，“此司马懿敌孔明之智也”。这里指的，便是诸葛亮最后一次伐魏时，司马懿看出他远道而来，利在急战，采取“以候待变”的战略。于是“亮数挑战，帝不出”。《三国演义》中有关描写，甚至说诸葛亮为了激怒司马懿出战，派人送来妇女衣物以污辱司马懿，司马懿却高高兴兴地接受了，手下将领按奈不住，他也反复劝说，《晋书·高祖宣帝纪》说得更有意思。诸葛亮送来妇女衣物后，“帝怒，表请决战，天子不许”，于是派辛毗杖节前来节制司马懿。“后亮复来挑战，帝将出乓以应之，毗杖节立军门，帝乃止。”这时，诸葛亮看透了司马懿的用心，对手下人说：他本来就不想同我交战，之所以上表请战，乃“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若真想打仗，何必不远千里向天子请战呢？的确，司马懿这一招，既保全了不甘受污辱的面子，又达到了以静制动、以稳待变的军事目的。正像毛泽东说的，这一手，确实“高明”。结果，诸葛亮病死五丈原，蜀军不战自退。
毛泽东在1966年3月的一次谈话中，曾说司马懿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历来说他坏，我看有几手比曹操高明。不过，在历史上，司马懿的名声远逊于诸葛亮，大约是同为“相”，一则谋人之国，一刚鞠躬尽瘁之故。在《三国演义》里，司马懿则近乎一个丑角。不过毛泽东读史是不会受俗议和感情支
配的，他总能于人无见识处有见识。
9.韦睿为将，有刘秀、周瑜之风（读李延寿《南史》卷五十八《韦睿传》）
五年，魏中山玉元英攻北徐州，围刺史昌义之于钟离。众兵百万，连城四十余。武帝遣征北将军曹景宗拒之，次邵阳洲，筑垒相守，未敢进。帝怒，诏睿会焉，赐以龙环御刀，曰：“诸将有不用命者，斩之。”睿自合肥径阴陵大泽，过涧谷，辄飞桥以济师。人畏魏军盛，多劝睿缓行。睿曰，“钟离今凿穴而处，负户而汲。车驰卒奔，犹恐其后，而况缓乎？”旬日而至邵阳。初，帝敕景宗曰：“韦睿卿乡望，宜善敬之。”景宗见睿甚谨。帝闻曰：“二将和，师必济矣。”魏将杨大眼将万余骑来战。大眼以勇冠三军，所向皆靡。睿结车为阵，大眼聚骑围之。睿以强弩二千，一时俱发，洞甲穿中，杀伤者众。矢贯大眼右臂，亡魂而走。明旦，元英自率众来战。睿乘素木舆，执白角如意以麾军，一日数合，英甚惮其强。魏军又夜来攻城，飞矢雨集。睿子黯请下城以避箭，睿不许。军中惊，睿于城上厉声呵之，乃定。魏人先于邵阳洲两岸为两桥，树栅数百步，跨淮通道。睿装大舰，使梁郡太守冯道根、庐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钊等为水军。会淮水暴长，睿即遣之，斗舰竟发，皆临贼垒。以小船载草，灌之以膏，从而焚其桥。风怒火盛，敢死之士拔栅斫桥，水又漂疾，倏忽之间，桥栅尽坏。道根等皆身自搏战，军人奋勇，呼声动天地，无不一当百。魏人大溃，元英脱身遁走。魏军趋水死者十余万，斩道亦如之，其余释甲稽颡，乞为囚奴，犹数十万。睿遣报昌义之，义之且悲且喜，不暇答，但叫曰：“更生，更生！”
——摘自李延寿《南史》卷五十八《韦睿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魏军——引者注）虽众，何所用之。
（曹景宗—引者注）良将也。仅次于韦睿、裴邃。
（韦睿——引者注）敢以数万敌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
（魏军——引者注）百万之众，皆局。
——摘自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卷五十八《韦睿传》的批语
（见《毛译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等200、201、202页）
［解析］
韦睿是梁武帝的主要将领，有杰出的军事才干，成功地指挥了好几次重大战役。毛泽东读《韦睿传》，对其英勇善战的事迹批注不少。
前面的引文，说的是天监五年（506），韦睿督军解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之围的经过。这年，北魏中山王元英“众兵百万，连城四十余”，攻下了梁占领的徐州，把徐州刺史昌义之围困在钟离。毛泽东认为，魏军虽多，“何所用之”。梁武帝先是派曹景宗去解围，但因敌兵太多，军到邵阳，曹景宗就筑垒相守，不敢前进了。毛泽东批道：“良将也。仅次于韦睿、裴邃。”梁武帝又派韦睿去，韦睿昼夜兼程，看见魏军人多，部下却功他缓行，韦睿则无所畏惧，认为钟离如此危急，怎能缓行呢？毛泽东对韦睿的这个气概，颇为赏识，批道：“敢以数万敌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刘秀是东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公元23年，王莽派兵42万，包围了起义的绿林军占领的昆阳，当时还是义军将领的刘秀突围求援，然后又率3000人马，回攻王莽军队，集中突破了敌军中坚，遂内外夹击，歼灭了王莽主力。三国时东吴大将周瑜，率3万人马，在赤壁大败曹操的20多万人马。毛泽东把韦睿同刘秀、周瑜相提并论，可见评价之高，推崇他敢于以少敌众，以弱胜强的大将风度。
韦客率军到邵阳后，乘夜挖掘长堑，构造营垒，凭空突起，截洲为城。天亮后北魏主将元英见后大惊：“是何神也？”对这一段，毛泽东逐字加了旁圈。然后，曹景宗又派人潜入被北魏围困的城内，告诉他们援兵已到，以稳定军心。读至此，毛泽东很细心地批注：“此别一城，非违睿新筑邵阳洲之城。”在这一战中，起初，魏军攻韦睿甚烈，部下诸将，包括韦睿的儿子在内，都请求下城楼避敌如雨箭矢，韦睿不许，自己稳立城头。后韦睿用火攻魏军，魏军赴水而逃者淹死10余万，被梁军斩首10余万，其余弃甲投降者数十万。毛泽东逐字加了旁圈，批道：“百万之众，皆尽。”
对韦睿指挥的其他战斗，毛泽东也很有兴趣，批注中称赞有加。
梁武帝天监四年（505），韦睿都督众军攻北魏。他派人攻打北魏的小观城，久攻不破，于是，“睿巡行围栅，魏城中忽出数百人，陈于门外，睿欲击之，诸将皆曰：‘向本轻来，请还授甲而后战。’睿曰：‘魏城中二千余人，闭门坚守，足以自保。今无故出人于外，必其骁勇。若能挫之，其城自拔。’众犹迟疑。睿指其节曰：‘朝廷授此，非以为饰，韦睿之法，不可犯也。’乃进兵，魏军败，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
读到这段话，毛泽东在“睿巡行围栅”处加了旁圈，天头上划三个大圈，批道：“躬自调查研究。”似犹嫌不足，又在自己写的“躬自”两字旁边加了旁圈，以加重“躬自”在调查研究中的重要意义。
传中说到韦睿准备攻击从魏城里跑出来的几百个人时，毛泽东批道：“以众击少。”部下以没有准备而劝阻，韦睿认为这些必为守城的骁勇之辈，打败了他们，其城自拔。毛泽东在天头上划了三个圈，批道：“机不可失。”可诸将仍然犹豫，韦睿持节施令。毛泽东又逐字旁圈，批道：“决心。”结果一战而攻下小岘城，说明违睿的调查、分析和决断，都是正确的。
在攻下小岘城后，违睿又派人进攻北魏占领的合肥，也是久攻不下。于是，违睿到后，“睿案行山川，曰：‘吾闻汾水可以灌平阳，即此是也。’乃堰淝水。顷之，堰成水通，舟舰继至。魏初分筑东西小城，夹合肥。睿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将杨灵胤帅军五万奄至，众惧不敌，请表益乓。睿曰：‘贼已至城下，方复求军。且吾求济师，攸亦征众。师克在和，古人之义也。’国战破之，军人少安。”
读到这段，毛泽东在“睿案行山川”旁加了旁圈，天头上划着三个三圈，又一次批道“躬自调查研究”，还在“躬自”旁加了套圈，在“调查研究”旁加了单圈。可见毛泽东对调查研究，掌握实际情况，以取得战争胜利是多么重视，对韦睿的躬身调查是多么赏识。违睿正是在调查之后，提出在淝水修筑堤堰以通舟舰，以击破合肥的。起初，北魏援兵5万来救，诸将请违睿也派兵来，韦睿没有答应，认为胜败的关键不是双方都加兵。于是下令攻战，结果取胜。毛泽东对这段话也加了旁圈，批道：“以少击众”。
当淝水堤堰修成时，韦睿派人驻守，后被魏攻陷，逼近韦睿驻地。诸将都劝他退避，他非常生气，说“将军死绥，有前死却”，“因令取嫩扇麾幢，树之堤下，示无动志。”毛泽东也很欣赏，在旁加了圈，批道：“以少击众。”又在这四字旁逐字加旁国，以表示对韦睿临危不惧、胆识过人的称赞。
天监七年（508），司州刺史马仙■被魏军困扰，梁武帝派韦睿去援助。韦睿率军到安陆，“增筑城二丈余，更开大堑，起高楼。众颇讥其示弱，睿曰：‘不然，为将当有怯时。’”毛泽东对这段话批注：“此曹操语。夏侯渊不听曹公此语，故致军败身歼。”夏侯渊是三国时曹魏名将，建安二十四年（219），在阳平被刘各击败战死。据《三国志》卷九《魏书·夏侯渊传》记载，当初夏侯渊屡打胜仗的时候，曹操数次告诫曰：“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讨；但知任勇，一匹夫敌耳。”对韦睿以曹操之语来回答那些讥笑他示弱的人，表明他不光是勇战的将领，也是善于“行之以智计”的将领，有勇有谋。毛泽东的批语，对他的做法表示了肯定，也说明毛泽东读史对军谋的熟悉。违睿的威名震慑了北魏中山王元英，他追击司州刺史马仙■，马本想雪邵阳洲被击败的耻辱，一听说韦睿增城起楼以待，立即退乓。结果韦睿不战而胜。
韦睿不仅能攻，而且善守。梁武帝初起兵时，郢州困守一年左右，城内101万居民死去十之七八，梁武帝派韦睿为江夏太守，兼理郢州府事。韦睿“科简隐恤，成为营理”，百胜都很信赖他。毛泽东批道：“善守。”
以上种种，违睿很有军谋，有胆有识，智勇兼备，能攻善守、攻守有度，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帅才，毛泽东称之为“有刘秀、周瑜之风”，当不为过。
韦睿有胆有识有量，能攻善守，识大局，顾大体，不争功，不恃宠，为南朝将领第一也。梁武帝半生功业仰仗于此人，毛泽东对他情有独钟，对韦睿的评价，已超过史家之笔。
10.攻者愚，守者智（读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六十二《董璋传》
（长兴）三年四月，璋率所部兵万余人以袭知祥。（《九国志·赵季良传》：“季良尝与知祥从容语曰：‘璋性狼戾，若坚守一城，攻之难克。’及闻璋起兵，知祥忧形于色。季良曰：‘璋不守巢穴，此天以授公也。’既而璋果败。”）知祥与诸将率师拒之，战于汉州之弥牟镇。璋军大败，得数十骑，复奔于东川。
——摘自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六十二《董璋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攻者败，守者胜，攻者愚，守者智。——毛泽东读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六十二《董璋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61页）
［解析］
董璋和孟知祥都是后唐将领，分别为东川和西川节度使，对朝延都有二心，曾互相联络。后唐明宗长兴元年（930），朝延夺取董摩官爵，杀了他在朝为官的儿子，并派兵攻讨东川，没有成功，遂用怀柔政策，让东川和西川各自保境安民。孟知祥派人向董璋建议，两人连表向朝廷称谢。董璋认为，对朝廷都有二心，可偏偏是自己的儿子被杀，是孟知祥背叛了自己取得朝廷的信任。于是在长兴三年（932）离开东川去攻打孟知祥的西川，结果大败而归。毛泽东读至此，很注意书中引用的一个注，即孟知祥手下的赵季良对董璋离开自己所占之地，奔袭西川的分析，认为这是扬短避长，必然失败。毛泽东由此发挥，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常常是进攻的人愚蠢，坚守的人聪明，结果必然是“攻者败，衬者胜”。
其实，这时董、孟二人共同的敌人是朝廷，在外敌压力面前，二人理应联手，董偏要互相残杀，其取败者一；但凭一己猜忌，出师无名，取败者二；以万骑离开巢穴攻击有备之敌，取败者三；这就是毛泽东为什么说“攻者愚，守者智”的道理。
11.危急包含有转守为攻的机会（读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二十六《唐书·武皇本纪》）
［原文］
（天复元年）四月，汴将氏叔琼率兵五万，自太行路寇泽、潞，魏博大将张文恭领军自新口入，葛队周领兖、郓之众自土门入，张归厚以邢、锚之众自马岭入，定州玉处直之众自飞狐入，侯言以晋、绛之兵自阴地人。氏叔琮、康怀英营于泽州之昂车。武皇令李嗣昭将三千骑赴泽州，援李存璋而归贺德伦。氏叔琮军至潞州，孟迁开门迎，沁州刺史蔡训亦以城降于汴。氏叔琮悉其众趋石会关。是时，偏将李审建先统兵三千在潞州，亦与孟迁降于汴。及叔琮之入寇也，审建为其向导。汴人营于洞涡，别将白奉国与镇州大将石公立自井陉入，陷承天军。及攻寿阳，辽州刺史张鄂以城降于汴，都人大恐。时霖雨积旬，汴军屯聚既众，刍粮不给，复多痢疟，师人多死。时大将李嗣昭、李嗣源每夜率骁骑突营掩杀，敌众恐惧。
五月，汴军皆退。氏叔宗军出石会，周德威、李嗣昭以精骑五千蹑之，杀戮万计。——摘自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二十六《唐书·武皇本纪》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沙陀最危急之秋，亦即转守为攻之会，世态每每如此，不可不察也。——毛泽东读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二十六《唐书·（武皇本纪》（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57页）
［解析］
上面引述的原文，说的是唐昭宗天复元年（901），朱全忠（朱温）集中兵力攻打河东李克用《文中称“武皇”）的一次战役。朱全忠和李克用，分别为唐王朝封的梁王和晋王，事实上是当时军阀割据中两股最大的势力。唐光化三年（900），朱全忠控制整个河北诸镇后，试图一鼓作气攻取河东（即今山西一带）晋王李克用所占领的地方。
天复元年一月，朱全忠派张存敬攻占了晋、绛两州（即今山西临汾市、新绛县），又迫降了河中节度使王珂（李克用之婿）。四月，朱全忠又发六路大军，分进合击晋阳。面对强大攻势，李克用的一些部下不战自降，使朱全忠的主力氏叔琮部顺利进占泽、潞两州（今山西晋城县和长治市），出石会关（今山西榆社县西）逼近了晋阳。与此同时，由马岭（今山西昔阳县东南）南下的张归厚部到达辽州（今山西左权县），并迫降辽州刺史张鄂，由井陉西进的白奉国部也攻拔承天（今山西平定县东）。几路大军，合围晋阳城下。所以，毛泽东在批语中说这是“沙陀最危急之秋”。李克用是少数民族，属沙陀部。但毛泽东认为，危急中也包含着“转守为攻”的机遇，就看你能不能做出判断和选择。李克用恰恰做到了这一点。他派大将李嗣昭、李嗣源率精兵强将每夜出城袭营掩杀，造成敌兵的极大恐慌。加上敌军粮草供应不济，士卒多患疾病，于5月朱全忠不得不下令全部撤军。李克用又派精兵追击，杀获甚众。
毛泽东根据这一战例，提出“最危急之秋，亦即转守为攻之会”，并认为“世态每每如此，不可不察”，大概也包含有他在中央苏区时期，成功地领导三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体会。
12.兵书略通即可，多则无益（读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二十二刘■传》、卷三十二《刘仁赡传》）
是时，庄宗在魏，数以劲兵压■营，■不肯出，而未帝又数促■，使出战。庄宗与诸将谋曰：“刘■学《六韬》，喜以机变用兵，本欲示弱以袭我，今其见迫，必求速战。”乃声言归太原，命符存审守魏，阳为西归，而潜兵贝州。■果报未帝曰：“晋王西归，魏无备，可击。”乃以兵万人攻魏城东。庄宗自贝州返，趋击之。■忽见晋军，惊曰：“晋王在此邪！”兵稍却，追至故元城，庄宗与符存审为两方阵夹之。■为圆阵以御。晋人兵再合，■大败，南奔，自黎阳济河，保滑州。
——摘自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二十二《刘■传》
仁赡字守惠，彭城人也。父金，事杨行密，为濠、滁二州刺史，以骁勇知名。仁赡为将，轻财重士，法令严肃，少略通兵书。事南唐，为左监门卫将军、黄袁二州刺史，所至称治。
——摘自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三十二《刘仁赡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兵书多坏事，少读为佳。——毛泽东读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二十二《刘■传》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69页）（兵书）略通可以，多则无益有害。——毛泽东读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三十二《刘仁赡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70页）
［解析］
刘■是五代时后梁将领。前面引述的第一段原文，说的是后梁末帝贞明二年（916），刘■率军与晋王李存勋（即稍后的后唐庄宗）在魏州交战失败一事。文中提到刘■熟读《六韬》，喜欢据战法机变用兵，结果中了李存勖假装撒兵的计策。刘仁赡是五代时南唐将领，有勇有谋，更重气节。南唐被周世宗柴荣打败时，连南唐君主李景都奉表向后周称臣了，刘仁赡也坚守不降。前面第二段原文提到他年轻时“略通兵书”。
毛泽东读这两篇传记的批语，集中表示了他对读兵书的看法。即兵书读得太多，是无益有害；对带兵的人来说，少读为佳，略通即可。其直观依据是，刘■精通《六韬》，仍然打了败仗，刘仁赡只略通兵书，也不失为好的将领。从根本上说，毛泽东这个观点，并非读史的偶感，而是他从自己的作战经验，从现代革命战争的历史中引申出来的看法。
建国后，毛泽东谈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时，经常说，红军、八路军、人民解放军的将领，绝大多数没有上过什么学校，没读过多少深奥的兵书，但仍然是经常打胜仗，最后打败了蒋介石的庞大军队。
例如，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曾这样说他过去打仗的体会：“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得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斗条令，统统都忘记了的。打仗的时候要估计敌我形势，很快作出决策，哪个还去记起那些书呢？你们有些人不是学过四大教程吗？每次打仗都是用四大教程吗？如果那样就完全是教条主义嘛！我不是反对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非有不可”
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他更明白地说：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的人就能打仗。我们的元师、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可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木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形势，分析具体情况。
当然，毛泽东认为“兵书多坏事”，主要是指在实践中照着书本打仗。他并不反对读兵书，而是反对读多了消化不了而拘泥于书本。关于兵书，他提倡读那些有实用价值的，简明扼要的。
在1965年1月下旬同谷牧、余秋里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说：戚继光在他的兵书中早就讲到，不要搞那些只是好看的.要搞实际战斗中能用的东西。戚继光（1528—1588），明朝军事家，抗倭将领，毕生有40余年在军中度过。练兵、用兵很讲求实战效果。《纪效新书》和《练乓实纪》，是他的两本以军事训练为主的兵书。在《纪效新书》“序言”中，戚继先说，“夫曰‘纪效’，明非口耳空言；曰‘新书’，所以明其出于法而不泥于法，合时措之宜也。”在书中，反复阐明要以实战经验为主，陈述结合东南沿海情况，针对敌情进行练兵重要意义。毛泽东说的，很可能就是这本书。
兵书一般都是前人对战争规律的探索，战争经验的总结，但书读多了，食古不化，反成教条，不惟无益，反而有害。像赵括、刘■这样的人，在学校里教教兵法也许更合适些，可是派到实际战阵上就未免害人害己。
13.诸葛亮用兵“不二过”（读司马光《资治通鉴》）
谡违亮节度，举措烦扰，舍水上山，不下据城。张■绝其汲道，击，大破之，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乃拔西县千余家还汉中。收谡下狱，杀之。
（太和五年）六月，亮以粮尽退军，司马懿遣张■追之。■进至木门，与亮战，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乱发，飞矢中部右膝而卒。
——摘自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七十一、卷七十二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初战亮宜自临阵自街亭败后，每出，亮必在军。——毛泽东读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七十一、七十二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石籍批语集》第292页）
［解析］
毛泽东熟读《资治通鉴》。留下他上述批语的，是一本1956年6月由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元代胡三省注的《资治通鉴》。
说到街亭之战，人们就想起失街亭；由失街亭，又想到空城计，最后是挥泪斩马谡。诸葛亮之智、之情，在这个史事（后来事实上成了故事）中展露无遗了。《资治通鉴》对此事的记叙，虽较简略，毛泽东却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即最高统帅应如何亲临前线的问题。正像上面所引原文记叙的那样，街亭失利，首先是“谡违亮节度”，违背了屯兵扎寨的常规，“舍水上山，不下据城”。毛泽东的批语则指出，作为全军统师，在蜀军首次伐魏这样一个重大的军事行动中，诸葛亮应当亲临前线坐镇。
街亭之败，是蜀汉建兴六年（228）。蜀汉建兴九年（231），诸葛亮第四次伐魏时，因粮尽退军，以伏兵掩杀追兵，射死魏将张邻。毛泽东读至此的批语认为，街享失利以后的每次伐魏行动，诸葛亮都是必然亲临前线军中，直接指挥，诸葛亮似乎吸取了街亭之败的教训。不过，从此但凡军中大小事务，无论巨细诸葛亮一一过问，似乎也是一种累死人的统帅法。对此，毛泽东显然也是不以为然的，他自己做统师，尤其是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就是只抓战略，而具体事交战场指挥去办。“大权独揽，小权分散”，此方为益。
14.蜀汉之误：始于荆州、西川两分兵力（读苏洵《项籍》）
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且彼未尝见大险也，彼以为剑门者，可以不亡也。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安，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
——摘自苏洵《项藉》，见姚鼐《古文辞类纂》“论辨类”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毛译东读姚鼐《古文辞类纂》“论辩类”苏洵《项藉》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之古籍批语集》第106页）
［解析]
苏洵的《项籍》是其《权书》中的一篇。文中谈到剑门相隔的西蜀盆地的地理特点与历史上拓展政治基业的关系。他认为那里作为防守自安的根据地尚不理想，作为进取中原，经营天下的基地则更有诸多不便，上面引的那段话就是他举的一个例子，其中“诸葛孔明年荆州而就西蜀”一句，引出毛泽东的发挥，提出三国时蜀汉终不能进取天下，首先是因为诸葛亮出茅庐时为刘备设计的战略本身有错误，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刘备三顾茅庐时，诸葛亮告诉他：“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叔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上，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若跨有荆、盖，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熟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年？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这就是有名的《隆中对》。后来刘备基本上是按此战略来经营的。毛泽东着出，这个战略的弊端，是使本来兵力有限的刘备又分散兵力。毛泽东的批语是颇有史家见地的。刘备在占据荆州这块虽然重要但却是是非之地后，要前去取西川，便只好让关羽领重兵把守，这是毛泽东说的“二分兵力”。占了汉中、成都后，诸葛亮又长期领兵经营汉中，这是毛泽东说的“三分兵力”。结果关羽失掉了荆州，刘备尽起倾国之兵伐吴，又大败而归，蜀汉的鼎盛期就过去了。余下来，尽管诸葛亮六出祁山，都是劳而无功，只不过勉强维持罢了。
15.四方皆反，刘或以寡胜众，可谓奇矣（读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废帝之乱》）
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情河崔道固皆举兵应寻阳。上征兵于青州刺史沈文秀，文秀遣其将平原刘弥之等将兵赴建康。会薛安都遣使邀文秀，文秀更令弥之等应安都庞孟虯亦不受命，举兵应寻阳。
帝召寻阳王长史行会稽郡事孔觊为太子詹事，以平西司马庚业代之。又遣都水使者孔璪入东慰劳。燥说觊以“建康虚弱，不如拥五郡以应袁、邓”。觊遂发兵，驰檄奉寻阳。吴郡太宁顾琛、吴兴太守王昙生、义兴太守刘延熙、晋陵太守袁标皆据郡应之
益州刺史萧惠开闻晋安王（刘）子勋举兵，集将佐谓之曰：“当推奉九江。”乃遣巴郡太守费欣寿将五千人东下。于是湘州行事何慧文、广州刺史袁昙远、梁州刺史柳元怙、山阳太守程天祚皆附于子勋。
是岁，四方贡计，皆归寻阳，朝延所保，唯丹阳、淮南等数郡，其间诸县，或应子勋。东兵已至永世，宫省危惧，上集群臣以谋成败。蔡兴宗曰：“今普天同叛，人有异志，宜镇之以静，至信待人”上善之。
——摘自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废帝之乱》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