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2章 .10
刘或据建康，四方皆反。内线作战，以寡对众，以弱敌强。以蔡兴宗为谋主，以刘休若、刘休祐、刘休仁、吴喜、任农夫、张永、萧道成、王道隆、刘勔、沈攸之、黄回、吕安国、张兴世、刘嗣祖诸人为将帅，终于全胜，可谓奇矣。
——毛泽东读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废帝之乱》的批语
（几《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99页）
[解析]
《通鉴纪事本末》中《废帝之乱》一节，记述了南北朝时期南朝宋明帝刘或罢黜废帝，由众叛亲离、极端孤立的形势，转而征服天下的过程。毛泽东在这一节的标题《废帝之乱》四个字旁，用粗重的黑铅笔，密密地加了旁圈，旁圈右侧，又重笔画了两条曲线，并在天头上写了前面一段批注，批注中的吴喜、任农夫、王道隆、沈攸之、张兴世等人的名字旁，毛泽东特别加了旁圈。
宋废帝是孝武帝的长子，姓刘，名子业，是一个无道的昏君。他残暴淫虐，滥杀将相大臣、皇族国戚，任用奸倭。湘东王刘或是废帝的叔父。废帝害怕他谋反篡位，把他留在自己身边，经常侮辱他，摧残他，因为他胖，就称他为“猪王”，让他卧在猪圈，食在猪糟，十数次地想杀死他。刘或在近臣阮佃夫、王道隆等人的协助下，与废帝的近臣寿寂之、朱幼细、姜产之等合谋，杀了废帝。刘或在建康被拥立为帝，是为明帝。
晋安王刘子勋，是孝武帝的第三个儿子，曾被废帝赐死。他的长史邓琬举兵讨伐废帝，当他得知废帝已被刘或杀死的消息后，便在浔阳立刘子勋为帝。因此出现刘或与刘子勋，即建康与得阳对峙的政治局面。
蔡兴宗是孝武帝时的吏部尚书。他看到废帝的凶残，箴规无效，先后数次劝说废帝的亲近大臣沈庆之、王玄谟、刘道隆等起事。在明帝初即位，处境非常困难的关键时刻，蔡兴宗出过很好的主意。所以毛泽东在批注中称他为“谋主”。
刘彧和刘子勋的对立一开始，各州郡太守、刺史都纷纷响应刘子勋。正像我们在前面引述的原文说的那样，刘式派人去说服徐州刺史薛安都归服建康，薛安都不从，反把派去的人留下做了大将。刘彧向青州刺史沈文秀征兵，沈文秀原准备响应他，却被薛安都派人拉拢过去了。刘彧派孔躁去争取浔阳王刘子勋的长史孔凯，结果两人一起投奔了刘子勋。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周矜起兵响应刘彧，又被刘子勋杀了。当时，刘彧势单力孤，“京都无百里地”，“四方贡计，皆归浔阳，朝廷所保，唯丹阳、淮南等数郡，其间诸县，或应子勋”。这就是毛泽东批注中说：“刘或据建康，四方皆反”所指的历史事实。
刘彧在刘子勋军队步步逼近的时候，召集群臣商量对策。蔡兴宗说：“普天同叛，人有异志，宜镇之以静，至信待人。叛者亲戚，布在宫省，若绳之以法，则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义，物情既定，人有战心，六军精勇，器用犀利，以待不习之兵，其势相万耳。愿陛下勿忧。”毛泽东在这段话的天头上画了三个圈。刘彧接受了蔡兴宗的意见，厚抚那些在浔阳为官、而住留在建康的家属们，起到了很大的瓦解作用。蔡兴宗又说：“逆之与顺，臣无以辨。今商旅断绝，米甚丰贱，四方云合，而人情更安，以此卜之，清荡可必，但臣之所忧，更在事后即平后，方当劳圣虑耳。”毛泽东对蔡兴宗这段分析和他的远虑，逐字加了旁圈，在天头上画了三个圈。
刘彧的转机是从充州刺史殷孝祖被说服后，率2000人马支持建康开始的。其时，建康方面“内外忧危，咸欲奔散，孝祖忽至，众力不少，并伦楚壮士，人情大安”。接着刘彧分东西两路出击，并宣布，凡有亲属在得阳的，“罪不相及”，“勿以亲戚为虑”，“安职如故”，大大安定了人心。毛泽东在批注中加了旁圈的吴喜、任农夫、王道隆、沈攸之、张兴世等人，都是在作战中表现特别突出的几位将领。
殿中御史吴喜曾任河东太守，他请求率精兵300东讨。有人说，吴喜是文人，不会打仗，结果吴喜却以弱胜强，屡战屡胜。吴喜在河东做太守时，“性宽厚，所至，人并怀之”。毛泽东对这句加了旁圈。这次东征，老百姓一听吴河东来了，“皆望风降散”。吴喜以微弱兵力连续攻下数城，一直打到钱塘，平定了三吴。敌方将卒76万人投降。接着他又率5000余人运送军用物资，支援其他方面的部队，立下大功。
宁朔将军沈攸之，“内抚将士，外谐群师，众并赖之”。毛泽东在这一段的天头上，写着“沈攸之”三个字。沈攸之协助殷孝祖进击浔阳，殷孝祖战死，军中都认为他应取代殷孝祖的地位指挥全军，他却认为来支援他的江方兴和自己名位相等，能力不在自己之下，“军政不一，致败之由也”。因此他主动请求江方兴为统师，自己全力协助，争取全胜。毛泽东对沈攸之以全局为重，不计个人得失的这段记载很赏识，在天头上画了三个大圈。沈攸之英勇有计谋，他围攻薛常宝于赭圻，薛常宝粮尽，刘胡把粮食藏在船舱里，伪装成翻船，顺风流下，准备支援他。被沈攸之很快识破截获了。刘胡又率一万步兵，夜里凿山开路，送粮支援，又被沈攸之击败。最后，赭折城被攻破，数千人投降。沈攸之被委任为雍州刺史。
龙骧将军张兴世，是一位足智多谋的勇将。当刘彧的各路兵马逼近刘子勋，彼此相抗击，久不决胜时，张兴世建议说：“贼据上流，兵强地胜。我虽持之有余，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数千，潜出其上，因险而壁，见利而动，使其首尾周遑，进退疑阻，中流既梗，粮运自艰，此制贼之奇也。钱溪江岸最狭，去大军不远，下流回洑，船下必来泊岸，又有横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险，万夫不能过。冲要之地，莫出于此。”毛泽东对张兴世的这段分析，每个句号的地方都加了双圈，在天头上画了三个大圈。批注：“张兴世”，张兴世的这一建议，得到沈攸之、吴喜的赞同。沈攸之认为这个建议“是安危大机，必不可辍”。于是“选战士七千，轻舸二百，配兴世。兴世帅其众，溯流稍上，寻复兴归，如是者累日”。毛泽东对第一段引文，逐字加了旁圈；对第二段引文，每句末加了双圈。张兴世用进而复退的假象麻痹了对方后，突然于一天夜里，乘风举帆，攻取了上流的重要阵地钱溪，形势急转直下。
刘彧从绝对孤立的形势，虚弱的军事实力，依靠一批多谋多策、英勇善战的将相，在政治上分化瓦解对方，在军事上打击对方，终于掌握了全局。毛泽东认真地阅读这一战争过程的记叙，对战争的发展变化、人物的活动、采取的政策、策略等，都图画、批注，作了研究。毛泽东把宋明帝罢础废帝的过程，看作战争史上“内线作战，以寡对众，以弱敌强”，终获全胜的一个奇例。
16.审机独断，往往成功（读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后唐灭梁》）
九月，帝在朝城，梁段凝进至临河之南，澶西、相南，日有寇掠。自德胜失利以来，丧刍粮数百万，租庸副使孔谦暴敛以供军，民多流亡，租税益少，仓廪之积，不支半岁。泽、潞未下，卢文进、王郁引契丹屡过瀛、涿之南，传闻俟草枯冰合，深入为寇。又闻梁人欲大举，数道入寇。帝深以为忧，召诸将会议。宣徽使李绍宏等皆以为：“郓州城门之外，皆为寇境，孤远难守，有之不如无之，请以易卫州及黎阳于梁，与之约和，以河为境，休兵息民，俟财力稍集，更图后举。”帝不悦，曰：“如此吾无葬地矣。”乃罢诸将，独召郭崇韬问之
——摘自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后唐灭梁》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已成摧桔之势，犹献退兵之谋，世局往往有如此者。此时审机独断，往往成功。
——摘自毛泽东读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后唐灭梁》
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309页）
［解析］
唐朝末年，各藩镇借抗击黄巢农民起义为名，拥兵割据。连绵不绝的战争火并，朱全忠消灭了许多割据者，初步统一了黄河流域，朱全忠本来参加黄巢的起义，后叛变降唐，被封为梁王。他逼唐哀帝以禅让形式自己即了帝位，国号梁，是为五代十国的梁太祖，被唐封为晋王的李克用父子，用16年的时间与梁展开了殊死的争夺战，其中反反复复，有胜有败。李克用死后，其子李存勋整顿军纪，训练士卒，作战时亲自冲锋陷阵，终于逼使梁未帝自杀，梁亡。李存勋自立为帝，是为庄宗，国号唐。史学家称之为“后唐”。毛泽东在读这段历史时，十分注意后唐灭梁过程中的几次重大战役，并写有批注，加以评论。在《后唐灭梁》这四个字的标题旁，逐字加了旁圈。
梁末帝贞明四年（918）年底，晋王李存勋出兵攻大梁。在一次战斗中，他手下的大将周德威父子双双战死，梁军四面围攻，占据一个土山，气势逼人。李存勋聚集溃散的队伍反攻，再一次夺下了这座土山。傍晚，对方又发动进攻，“晋兵望之有惧色，诸将以为敌军未尽集，不若敛兵还营，诘朝复战”。毛泽东在这句话旁画了一串叉，显然是对这种意见持否定态度，天平节度使、东南面招讨使阎宝说：“王彦章（注：梁国大将）骑兵已入濮阳，山下唯步卒，向晚皆有归志，我乘高趣下击之，破之必矣。今王深入敌境，偏师不利，若复引退，必为所乘。敌军未集者，闻梁再克，必不自溃，几决胜料敌，唯观情势，情势已得，断在不疑，王之成败，在此一战。若不决心取胜，纵收亲众，北归，河朔非王有也。”昭义节度使李嗣昭说：“贼无营垒，日晚思归，但以精骑扰之，使不得夕食，俟其引退，追击可破也”银枪大将王建及说：“贼大将已遁，王之骑军一无所失，今去此疲乏之众，如拉朽耳。王但登山，观臣为王破贼。”上述几处引文，毛泽东都逐字加了旁圈，并在天头上批注：“此战必不可少。”
李存勖接受了这几个人的意见，说：“非公等言，吾几误计。”李嗣昭、王建及“以骑兵大呼陷阵，诸军继之，梁兵大败”，“死亡者几三万人”。这两处引文也是毛泽东逐字加了旁圈的。
后唐庄宗同光元年（923），梁军大势已去，犹作垂死搏斗。李存勖屯兵朝城，梁右先锋指挥使康延孝率百余骑兵来降。李存勖脱下自己的锦袍、玉带赠送他，封他为南面招讨都指挥使，领博州刺史，并向他询问梁朝的军情。康延孝告诉他，梁末帝既懦弱又糊涂，只信任越岩及张汉鼎兄弟，这些人卖官鬻爵，民怨很大。大将段凝等“智勇皆无”，“终必败亡”。康延孝还向李存勖出谋献策说：“臣窃观梁兵，聚则不少，分则不多。愿陛下养勇蓄力，以待其分兵。率精骑五千，自郓州直抵大梁，擒其伪主，旬月之间，天下定矣。”李存勖听后很高兴，接受了他的意见，夺取了郓州。毛泽东对康延孝的这段分析，逐字加了旁圈。当时，李存勖内外都面临着严峻的形势：梁将段凝等分数路大军前来争夺郸州；契丹要在“草枯冰合”时来搔扰；而军资粮草又因战乱的破坏。十分匮乏。“帝深以忧”，招集诸将商量对策。宣徽使李绍宏等“以为郓州城门之外，皆为寇境，孤远难守，有之不如无之，请以易卫州及黎阳于梁，与之约和，以河为境，休兵息民，俟财力稍集，更图后举”。毛泽东对这种畏缩妥协的主张，又一次逐字画了一串叉，在天头上批注：“已成摧枯之势，犹献退兵之谋，世局往往有如此者。此时审机独断，往往成功。”
李存勖听到李绍宏等人的意见很不高兴，说：“如此，吾无葬地矣。”他让诸将回去，独自征询枢密使郭崇韬的意见，郭崇韬说：你不洗澡，不解盔甲，日夜征战15年，终于做了皇帝，老百姓都盼望国家太平。现在刚夺得郓州就守不住，怎能安定中原呢？如采纳那种退避的意见，我恐怕将士都会“食尽众散”，虽划河为界，谁为你守卫呀？我曾详细询问过康延孝，“段凝本非将材，不能临机决策，无足可畏。降者皆言大梁无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杨刘，自以精兵与郸州合势，长驱入汁，彼城中既空虚，必望风自溃。苟伪主授首，则诸将自降矣”。毛泽东对这段分析意见，逐字加旁圈，在天头上批注：“仍康延孝之意。”
李存勖听取了郭崇韬、康延孝的意见，先挫败了进攻郓州的梁军，“帝大喜，谓郭崇韬曰：郓州告捷，足壮吾气”，继而直取大梁，梁末帝自杀，梁亡。李存勖“审机独断”，获得“成功”。毛泽东对历史上这一次战争，在批注中评论说：“康延孝之谋，李存勖之断，郓崇韬之助，此三人者可谓识时务之俊杰。”毛泽东对李存勖这个人也有多处圈划批注。明朝史学家张薄，在《通鉴纪事本末》中评价李存勖说：“晋王志气远大”，李存勖父亲李克用活着的时候，对梁的威胁很忧虑，“晋王慰以养尊待时，勿轻沮丧”。他说，“夫为天下者，不顾小怨”。李存勖一即帝位，立即直入大梁，“兵败而复胜，师正而出奇，询谋良将，决断胸中，履险若夷，及锋即用”。毛泽东对这些引文都加了旁圈，有的在天头上还画着三个圈，以示重视。
《通鉴纪事本末》中又记载：李存勖进取大梁之前，“魏遣魏国夫人刘氏，皇子继发归兴唐，与之决曰：‘事之成败，在此一举，若其不济，当聚吾家于魏宫而焚之’。”这种破釜沉舟的壮气，毛泽东很赏识，对这一段逐字加了旁圈，天头上批注：“生子当如李亚子。”亚子，是李存勖的小名，三国时，曹操与孙权对垒作战，见到吴军队伍整齐，孙权仪表堂堂，威风凛凛，曾说：“生子当如孙仲谋。”毛泽东读史至此，不禁赞叹：“生子当如李亚子。”这是对李存勖的很高评价。
17.宋初屡败于契丹的诱敌深入战术（读脱脱等撰《宋史》卷四、卷五《太宗本纪》）
[原文］
六月甲寅，以将伐幽蓟，遣发京东、河北诸州军储赴北面行营。庚申，帝复自将伐契丹。丙寅，次金台顿，募民为向导者百人。丁卯，次东易州，刺史刘字以城降，留兵千人守之。戊辰，次涿州，判官刘厚德以城降。庚午，次幽州城南，驻蹿宝光寺。契丹军城北，帝率众击走之。壬申，命节度使定国宋僵、河阳崔彦进、彰信刘遇、定武孟玄结四面分兵攻城，以潘美知幽州行府事。契丹铁林厢主李札卢存以所部来降。癸西，移幸城北，督诸将进兵，获马三百。幽州神武厅直井乡兵四百人来降。乙亥，范阳民以牛酒犒师。丁丑，帝乘辇督攻城。
秋七月庚辰，契丹建雄军节度使、知顺州刘廷素来降。壬午。知蓟州刘守恩来降。癸未，帝督诸军及契丹大战于高梁河，败绩。甲申，班师。庚寅，命孟玄结屯定州，崔彦进屯关南。乙巳，帝至自范阳。
——摘自脱脱等《宋史》卷四《太宗本纪一》
夏四月辛丑，潘美克云州。田重进战飞狐北，破其众。王寅，曹彬、米信战新城东北，又破之。己酉，田重进再战飞狐北，再破之，杀二将。己卯，重进至蔚州，其牙校李存璋、许彦钦杀大将萧啜理，执其监城使、同州节度使耿绍忠，以城降。
五月庚午，曹彬之师大败于岐沟关，收众夜渡拒马河，退屯易州，知幽州行府事刘保勋死之。丙子，召曹彬、崔彦进、米信归阙，命田重进屯定州，潘美还代州。徙云、应、寰、朔吏民及吐浑部族，分置河东、京西。会契丹十万众复陷寰州，杨业护送迁民遇之，苦战力尽，为所禽，守节而死。
——摘自脱脱等《宋史》卷五《太宗本纪二》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人（宋太宗一引者注）不知兵，非契丹敌手。尔后屡败，契丹均以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办法，宋人终不省。——毛泽东读脱脱等《宋史》卷四《太宗本纪一》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78页）契丹善用诱敌深入战，让敌人多占地方，然后待机灭敌。杨业战死。——毛泽东读脱脱等《宋史》卷五《太宗本纪二》的批语气见《毛译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79页）
［解析]
前面引述的毛泽东读《宋史·太宗本纪》所批注的两段原文，记叙的是北宋初年历时25年的宋辽之战中的两次战争。这两次战争，北宋朝都是长驱直入，先胜后败。
继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之后，赵匡胤建立了北宋王朝，是为宋太祖。北宋初期，宋太祖发动了一连串的战争，来实现他统一全中国的愿望。及至他的弟弟宋太宗赵灵即位时，与宋对立的只剩下契丹（辽）与西夏。大宗继承其兄的统一事业，于宋太平兴国四年（979），亲自统率军队讨伐契丹。这是宋辽间的第一次大仗。《宋史·太宗本纪》记载，宋太宗沿途所到之东易州、涿州、幽州、蓟州等地刺史、节度使等纷纷来降。毛泽东在这段的天头上批注：“此人不知兵，非契丹敌手。”接着，在“帝督诸军与契丹大战于高梁河，败绩。甲午，班师。”这一段的天头上，毛泽东批注：“尔后屡败，契丹均以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办法，宋人终不省。”
高梁河一战，是在宋军平定北汉之后，军队没有得到适当休息，虽然连着打败过几次契丹军，但幽州久攻不下，部队由于连续作战，过于疲劳。宋太宗不了解敌情，指挥部署不当，陷子契丹的两军夹击包围之中，因而导致失败。所以毛泽东批评宋太宗：“此人不知兵。”
宋雍熙三年（986），由于契丹不断南侵的威胁，宋太宗经过多年周密准备，分兵四路，欲收复燕云6州。太平军节度使曹彬从东线宜克涿州，一路胜利。忠武军节度使潘美的西线也节节得胜。潘美的副将观察使扬业攻占了襄州，形势很好。但曹彬连胜契丹攻克琢州后，因无粮草供给，孤军深入，契丹看准这一情况，屯兵幽州，坚守不战，曹彬只得还师雄州。宋太宗却严令斥责曹彬，命其急进。曹彬每次到了涿州，粮草又尽。这时，契丹沿途设下伏兵，两路钳击宋军，曹彬大败于岐沟关。不久，契丹集中十万兵力攻寰州，杨业也由于孤军深入敌境，粮草供应不济，苦战力尽而败北。杨业被擒，“守节而死”。潘美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而战败。毛泽东在这段记载的天头上批注：“契丹善用诱敌深入战，让敌人多占地方，然后待机灭敌。”在杨业“守节而死”的天头上，毛泽东写下“杨业战死”四字。
毛泽东在批注中，两次称赞契丹善于用“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战术，批评宋太宗“终不省”，“不知兵”，不是契丹的“敌手”。情况正是这样，两次失败，都败在契丹诱敌的战术运用上。
《宋史·太宗本纪》篇后，作者元朝的脱脱写了一段赞语，他说：“帝沉谋英断，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毛泽东不以为然地在旁批注：“但无能。”赞中又说：帝“欲自焚以答天谴，欲尽除天下之赋以纤民力，卒有五兵不试，禾稼荐登之效。是以青年者耋之叟，愿率子弟沿道请登掸者，接踵而至”。毛泽东表示异议地批注：“不择手段，急于登台。”赞中又说：“故帝之功德，炳焕史牒。”毛泽东批注：“幽州之败。”
毛泽东的上述读史批注，从军事观点上，对契丹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战略战术，是颇为重视和赞赏的；而对旧史学家所溢美称颂的宋太宗，毛泽东却有许多不敢苟同，乃至相反的评价。
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被毛泽东视为克敌制胜的基本的战略战术原则。1965年8月11日，罗瑞卿向毛泽东和中央常委汇报关于诱敌深入的备战方法问题时，毛泽东随即谈起：就是要诱敌深入。我最近研究历史，古今中外，凡是诱敌深入的，就把敌人歼灭了；凡是开始打了胜仗，兴高采烈，深入敌境，就打败仗。宋朝第二个皇帝赵光义，经过苦战灭亡了北汉，占领了太原之后，接着就同辽国打仗，深入到现在的北京附近，被敌人一个反击，打得大败，皇帝几个月不知下落。以后宋朝同外国作战，就是把敌人挡住，不敢让敌人深入。刘邦也是几次轻敌冒进，被打得大败，差一点被敌人捉住。一次是孤单深入平城（大同），被匈奴单子包围了七天，弹尽粮绝，后来用陈平之计，才冲出来。一次是深入彭城，被项羽一个反击，几十万人被歼，刘邦只乘了一辆车和几十个人突围逃走。途中遇到自己的儿女，又因楚军追赶，几次把儿女推下车，夏侯婴几次把他们捡起来。不让敌人打些胜仗，尝到味遁，它就不来了。这件事要经常研究才好。
18.十七战皆捷，只是避其锐气（读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占城安南用兵》）
［原文]
（至元）二十四年春正月，复诏脱欢督右丞程鹏飞、参知政事樊揖等进击安南。鹏飞与揖等分兵三道，水陆并进，凡十七战皆捷，遂深入其境。安南王日烜弃城走于海。
——摘自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城安南用兵》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所谓十七战皆捷，只是避其锐气耳。——毛泽东读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占城安南用兵》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325页）
[解析]
《元史纪事本末》为明代陈邦瞻编写，共27卷，一卷记叙一个专题的事件始末，其中《占城安南用兵》一卷；记叙元世祖忽必烈从至元十九年（1282）到至元三十一年（1294），派兵征讨东南沿海占城、安南两个小国的情况。上面引述的这段原文，说的是至元二十四年用兵征讨安南，十七战皆捷，把安南国王陈日烜逼入海岛存身。毛泽东的批语认为，所谓十七战皆捷，并非是硬碰硬的战斗。事实上，也未消灭安南主力，虽占领了安南，终未使其归附。脱欢等元朝将领“无功而返”。
19.莫如今之军区党委制（读冯梦龙《智囊》）
夫能使民者，守令也。今为兵者一，而为民者百，奈何以战守并责将校也？夫守令勤，则粮饷必不乏；守令果，则探哨必不误；守令警，则奸细必不容；守今仁，则乡兵必为用。臣以为重责守令可也。
汉法之善，民即兵，守令即将，故郡国自能制寇。唐之府兵，犹有井田之遗法。自张说变为■骑，而兵农始分。流为藩镇，有将校而无守令矣。迄宋以来，无事则专责守令，而将校不讲韬铃之术；有事则专责将校，而守令不参帷幄之筹。是战与守两俱虚也。徐文贞此议，深究季世塌冗之弊。
——摘自冯梦龙《智囊》卷八《明智部·经务·徐阶》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莫如今之军区党委制。党政军民统一于党委。——毛泽东读冯梦龙《智囊》卷八《明智部·经务·徐阶》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57页）
[解析］
毛泽东读古书，也常常注意古代军事管理体制的问题。
《智囊》“徐阶”一条说，明世宗时倭寇躁踊东南沿海，巡抚告急，请朝廷出兵。兵部一官员说：等我们发兵去，倭寇已撤，这过失谁来负？于是兵部尚书便勉强派3000名瘦弱士兵前往。徐阶不同意，说对发兵这事，只应考虑该不该发，要是不该发，无论精兵、弱兵都不该发，以节省开支；要是应该发兵，就一定要发精乓，以求取胜，怎么能用虚应文章来掩人耳目？兵部尚书害怕了，就发精兵6000，派两位偏将军带领出征。结果在初获胜利后又遭伏击，军队溃败。当政的人把这事看成徐阶的过错，徐阶又上疏说：“按法律当责罚州县的守令。军队将校负责打仗，州县守令负责防守。如今将校打仗一旦失利就要判死刑，而守令却平安无事；要是城池陷落，将校又得判死刑，而守今只是降职。这怎么能起到奖惩的作用呢？能够支配百姓的是州县的长官，现今当兵的在全国百姓中只是百分之一，我们怎能把打仗和防守的责任都责求军队将校来完成呢？守令辛勤，军队粮饷就不会少；守令果断，探哨侦察敌情就不会有误；守令譬惕，奸细就无处藏身；守令仁爱，乡兵就能配合军队作战。所以我认为重责守令就可以了。”毛泽东读至此，来一个古今对照，深有体会地批道：“莫如今之军区党委制。党政军民统一于党委。”正像《智囊》作者所总结的那样，兵民分治，将校与守令（行政长官）各行其事，“是战与守两俱虚也”，打起仗来，就很难集中各方面的力量。毛泽东强调的党的一元化领导，则是从战争年代总结出来的取胜经验。
明代那种兵将分离，地方与军队互不通气的制度，是由于封建帝王担心臣下谋反而特意设制的，其无效率可想而知。战败并非那个人的过失。
20.秦败于反间之法（读冯梦龙《智囊》）
秦伐韩，军于阏与。赵王乃遣奢将而往（救韩）。去邯郸三十里，而令军中曰：“有以军事谏者，死。”坚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复益增垒。秦间来入，奢善食而遣之。间以报秦将，秦将大喜曰：“夫去国三十里而军不行，乃增垒，阏与非赵地也。”奢既遣秦间，乃卷甲而趋之，一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阅与五十里而军，军垒成。秦人闻之，悉甲而至。军士许历请以军士谏，奢曰：“内之。”许历曰：“秦人不意赵师至，此其来气盛，将军必厚集其阵以待之，不然必败。”奢许诺。大破秦军，遂解闷与之围。
——摘自冯梦龙《智囊》卷二十二《兵智部·制胜·赵奢》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老师坚城之下，又不意赵教，此秦之所以败也。一一毛泽东读冯梦龙《智囊》卷二十二《兵智部·制胜·赵奢》（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67页）
[解析］
《智囊》里“赵奢”一条，叙战国时，秦国攻打韩国，两军在阔与一带对峙，赵国派赵奢为将前去救韩。赵奢统率大军离开赵国都城邯郸才15公里就不再前进，停下来修筑营垒，坚壁了28天。秦国派人来侦察，被赵奢捉住。赵奢对这些间谍优待处理后放走，他们回去后把看到的情况报告秦将，秦将大喜，认为阏与不是赵国领土，他们并不关心，并不是真想救韩。赵奢造成这种假象后，立即急行军，一日一夜赶到了离阏与只有25公里的地方，扎下营垒。等到秦军得知，仓促赶来迎战时，赵军已抢占了有利地形，因而大败秦军，解阏与之围。毛泽东读到这里的批语，分析了秦国打败仗的原因，即只靠城坚牢固，不掌握对方的真实情况，被假象迷惑，缺少准备，从而失去了主动性。反过来说，赵奢的胜利，是成功地动用了反间之法。《智囊》的编者说完这个故事后，引用孙子的话说：“反间者因敌间而用之。”毛泽东在“反间者”三字旁画了一条着重线，对“因敌间而用之”这句话，逐字加了圈。对于反间，唐朝诗人杜牧作过解释，他说：“敌有间来窥我，我必先知之。或厚赂诱之反为我用，或佯为不觉以示伪情而纵之，则敌人之间，反为我用也。”秦军的失败，正是中了这样的“反间计”。
21.围魏救赵，千古高手（读冯梦龙《智囊》）
魏伐赵，赵急，请救于齐，齐威王欲将孙膑，膑以刑余辞，乃将田忌而孙子为师，居辎车中，坐为计谋。田忌欲引兵救越，孙子曰：“夫解纷者不控卷，救斗者不搏朝，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今梁、赵相攻，轻兵锐卒必尽于外，老弱罢于内。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冲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困，而收敝于魏也。”忌从之，魏果去邯郸，与齐战于桂陵，大破梁军。
——摘自冯梦龙《知囊》卷二十二《兵智部·制胜·孙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攻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毛泽东读冯梦龙《智囊》卷二十二《兵智部·制胜·孙膑》的批语（几《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66页）
[解析］
围魏救赵，是很著名的战例，这里不用多说。这里只补充一个材料。1938年，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当谈到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时，便曾引用过这一历史战例，他说：“在反围攻的作战计划中，我之主力一般是位于内线的。但在兵力优裕的条件下，使用次要力量（例如县和区的游击队，以至从主力中分出一部分）于外线，在那里破坏敌之交通，钳制敌之增援部队，是必要的。如果敌在根据地内久踞不去，我可以倒置地使用上述方法，即以一部留在根据地内围困该敌，而用主力进攻敌所从来之一带地方，在那里大肆活动，引致久踞之敌撤退出去打我主力；这就是‘围魏救赵’的办法。”
毛泽东把2000多年前孙膑“围魏救赵”的兵法运用到人民战争，并进行了详尽的解说，取得了实践的效果。当战争的硝烟已经消失后，毛泽东在晚年再读这一战例时，仍然由衷地称赞孙膑所采取的这一兵法是“千古高手”。
22.李世民用兵以弱当强，以强当弱（读冯梦龙《智囊》）
忌数与齐诸公子逐射。孙子见其马足不甚相远，马有上中下孙子曰：“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既驰三辈毕，而田忌一不胜而再胜，卒得五千金。
唐太宗尝言：“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奔逐不过数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而击之，无不溃败。”盖用孙子之术也。
——摘自冯梦龙《智囊》卷二十二《兵智部·制胜·孙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呈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毛泽东读冯梦龙《智囊》卷二十二《兵智部·制胜·孙膑）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65、66页）
［解析]
《智囊》“孙膑”一条，叙孙膑到齐国住在田忌家里，在田忌同齐国公子比骑射时，他让田忌以最差的马与对方的最好的马比赛，以最好的马同对方中等的马比赛，以中等的马与对方最差的马比赛。结果田忌二胜一负赢了这场比赛。这种制脸之法，被后人称为“驷马法”。作者在说完这件事后，又引唐太宗李世民自述的“用兵之要”，即“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从而每每取胜，认为他用的便是“孙子之术”。
毛泽东的批语，对孙膑的“驷马法”和唐太宗李世民的“以弱当强，以强当弱”之法，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其要旨在以少数兵力佯攻敌大军，再以优势兵力聚敌兵围而歼之。这个观点，也是毛泽东从自己的军事指挥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此外，毛泽东对李世民、朱元摩的军事指挥才能作了高度评价。这两人都是横刀立马，南征北战，从战乱中打出一统天下的封建帝王。关于李世民军事指挥特征，毛泽东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打仗要像唐太宗那样，先守不攻，让敌人进攻，不准士兵该论进攻的事，谈论者杀。待敌人屡攻不克，兵士气愤已极，才下令反攻，一攻即胜。这样一可练兵，二可练民。（林克《毛主席和我谈学习的片断回忆》。引自《难忘的回忆》，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第227页）
善于寻找敌人弱点，集中兵力破袭之，这是古来优秀统帅常用之策。然而，善用此计者，其眼光和魄力均需一流者尚可。否则不免画虎反类犬矣。
23.军队应学游泳（读王闿运《湘军志》）
湘军水师名天下。言船炮者，莫能及湖南焉，然太锋锐，深入要利，卒以至败，寇距九江城，于湖口梅家洲作坚屯二，与城相鼎峙，北屯小池，拒陆军。辛酉，李孟群等攻城，城北洲垒大，设炮，旁维大舟，小艇环卫之。孟群先攻其大舟，战不利，苏胜、郑沐中炮死，李金梁船沉溺于江。
十二月辛丑，彭玉磷等攻湖口寇筏，破之，士死伤相积，寇亦殊死斗，其筏上作木楼，凭楼发炮，楼倾，或飞投江中，泅而走，其坚悍若此。——摘自王闿运《湘军志》六“水师篇”，见《王湘绮全集》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水军应学游泳要学游泳——毛泽东读王闿运《王湘绮全集》《湘军志》六“水师篇”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347页）
［解析]
王闿运（1833～1916）是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文学家。初名开运，字王秋，又字王甫，号湘绮。湖南湘潭人。咸丰七年（1857）举人。早年幕游四方，太平天国时期，曾入曹国藩湘军幕府，后专力于教育著述，长期在成都、长沙、衡阳等处讲学，辛亥革命后任溃史馆馆长。通经学，尤主今文经说，又以诗文著称。主要著作有诸经笺注、《湘军志》、《湘绮楼日记》、《湘绮楼诗集》、《湘绮楼文集》，门人辑其著作编为《湘绮楼全集》。毛泽东的批语，便写在中华民国十二年校刊的湘绮楼藏板的《王湘绮全集》上面。
上面引述的两段原文，说的是咸丰五年（1855）石达开督太平军同曾国藩督湘军在九江、湖口一带发生的一次激战，结果是湘军被打得大败，退守南昌。湖口是长江南岸的一个重要码头，它外连长江，内接鄱阳湖，是五百里鄱阳湖的进出口。对面江心的梅家洲，是一个长约四十里，宽约四五里的大沙洲。梅家洲北面江面狭窄，大船不能通过，主航道在南面。石达开命罗大纲过江驻梅家洲，在洲上筑垒架炮，并以战船环围之。结果，湘军彭玉麟的水师在这火力网下几近覆灭。在《湘军志》说到这次战役中，有的湘军将领因船沉“溺于江”，有的太平军将士在危急时“泅而走”时，毛泽东两次批注“要学游泳”，特别是水军，不会游泳自然是天然的缺限。
毛泽东读史，似乎很注意军队将士游水的问题。《旧五代史》卷六十《唐书·李袭古传》，记述后唐开国之君李克用，一次班师回太原的途中，在过夏阳渡浮桥时，“年断航破，武皇（李克用一引注）仅免，（李）袭吉坠河，得大冰承足，沿流七八里，还岸而止，救之获免。”毛泽东随即批道：“不学游水，此人几死。”
要军队学游泳，不光是毛泽东读书的感慨。作为军事家，他也要求他麾下的部队掌握这个本领。1964年6月中旬，他检阅了北京、南京军区的比武汇报表演，当即发表谈话说：“部队是不是可以大规模的游泳训练？游泳训练夏天完全可以搞。部队要学游泳。单靠游泳池不行。要学会在江海里游。不经过大风大浪不行。”半个月后，他听取周恩来等汇报工作时，又谈到这件事，说：“部队要学游泳，所有部队都要学会。学游泳有个规律，摸着了规律就容易学会。整营、整团要学会全副武装泅渡。”（《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 ，第400页）
24.战争是政治以特殊手段的继续（读克劳塞维茨《战争论》）
由此可见，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如果说战争有特殊的地方，那只是它的手段特殊而已政治意图是目的，战争是手段，没有目的的手段永远是不可想象的。——摘自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一篇“论战
争的性质”第一章 “什么是战争”第24节战争的政治目的本来就不包含在战争领域内。因为战争既然是迫使对方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它所追求的就必然始终是而且只能是打垮敌人
所以说，消灭敌人军队始终是达到战斗目的的手段。总之，在战争所能追求的目的中，消灭敌人军队永远是最高的目的。——摘自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一篇“论战争的性质”第二章 “战争中的目的和手段”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十八日
开始看克劳塞维资（茨——引者注）的《战争论》，P1—19序言及目录，第一篇论战争之本质，从P24起，本日看完第一章 ，至P55止。
十九日
没有看书。
二十日
P57——91。
二十一日
P92—102。
二十二日
没有看。
二十三日
P103—111。
二十八日
战争论Pil2—122。
二十九日
没有看。
三十日
没有看。
三十一日
P123—167。
四月一日
P168—
——摘自毛泽东1938年2月1日至4月1日《读书日记》（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82、283页）
（六三）“故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杭故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杭日军人中，如有轻视政治的倾向，把战争孤立起来，蛮为战争绝对主义者，那是错误的，应加纠正。
（六四）但是战争有其特殊性，在这点上说，战争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故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例如中国的半独立地位，是日本帝国主义政治发展的障碍，日本要扫除它，所以发动了侵略战争，中国呢？帝国主义压迫，早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障碍，所以有了很多次的解放战争，企图扫除这个障碍因此可以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消灭敌人，就是解除敌人的武装，也就是所谓“剥夺敌人的抵抗力”，不是要完全消灭其肉体）。古代战争，用矛用盾：矛是进攻的，为了消灭敌人；盾是防御的，为了保存自己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因此，作为消灭敌人之主要手段的进攻是主要的，而作为消灭敌人之辅助手段和作为保存自己之一种手段的防御，是第二位的。
——摘自毛泽东1938年5月《论持久战》（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 ，第479、480、482页）
蒙哥马利：我读过你关于军事的著作，写得很好。
毛泽东：我不觉得有什么好。我是从你们那儿学来的。你学过克劳塞维茨，我也学过。他说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摘自毛泽东1960年5月27日同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的谈话（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25页）
［解析］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VonClaus-ewitz，1780—1831），出生于普鲁士的一个小贵族家庭。12岁便入伍充当士官生。曹入柏林军官学校，毕业后为奥古斯特亲王的副官。多次参加对法国的战争。1818年任柏林军官学校校长，升为将军。此后致力于《战争论》的写作。该书是在他死后由其妻子整理出版，成为西方军事理论的经典著作。全书共分八篇，依次为：论战争的性质、论战争理论、战略概论、战斗、军队、防御、进攻、战争计划，后两篇作者留下的是草稿，译成中文达731万字。作者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思想上还受到德国古典哲学的很大影响，这就为他研究战争理论提供了有利条件。书中聚集了大量的材料，力图用辩证的方法研究战争理论，提出了一些至今看来仍属正确的论断。恩格斯和列宁对这本书都有过好评。恩格斯1858年1月7日在致马克思的信中说：“目前我正在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哲理推究的方法很奇特，但书本身是很好的。”列宁在反对第二国际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论争中，曾多次引用作者的一句名言：“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同时还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始终把这一原理公正地看作考察每一战争的意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来考察各种战争的。”（《列宁选集》第2卷 第67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