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二编“政治经济学”第三节 “暴力论（续）”.3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问的分工以每个国家的可能性为依据，并导向共同的繁荣，每个国家都拿出一部分资源来满足其他国家的需要，而自己又依靠其他国家的友好帮助。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间的合理分工促进这些国家生产力在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基础上的全面发展，因为每个国家不仅可以有计划地动员本国的资源，而且可以有计划地利用其他国家的资源来达到共同繁荣。
同时，社会主义的分工可以使各个国家作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平等成员，彼此取长补短，因而有可能节约财力和人力，消除国民经济中个别部门的不必要的平行发展，以加快各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每个国家都可以集中自己的人力财力来发展在本国有最有利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有生产经验和干部的部门。而且个别国家可以不必生产能靠其他国家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这样就可以在工业中达到合理的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化，在粮食和原料生产上达到最适当的分工。
——摘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欧洲的好处之一，是各国林立，各搞一套，使欧洲经济发展较快。我国自秦以来形成大帝国，从那以后，少数时间是分裂、割据，多数时间保持统一局面。缺点之一是官僚主义，统治很严，控制太死，地方没有独立性，不能独立发展，大家拖拖沓沓，懒懒散散，过一天算一天，经济发展很慢。现在，我们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全国各省又是统一的，又是独立的。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如此。从政治上来说，各省服从中央的统一领导，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控制，独立地解决本省的问题，而中央的重大决议，又都是中央同各省商量，共同作出的。从经济上来说，中央要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不要限制、束缚地方积极性。我们是提倡在全国统一计划下，各省局可能都搞一整套。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只要能就地取材，就地推销，凡能办的事情，都尽可能地去办。不能办的事情，当然不要勉强去办。这里要注意，原料供应，产品销售，地方应当服从中央的调度安排。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
［解析］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第三十六章 “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着重阐述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经济发展中的国际分工问题。毛泽东在谈这一章时对教科书的观点很不以为然。“教科书”写道：“在社会主义阵营，没有也不可能有经济扩张、不等价交换、竞争、强国剥削和奴役弱国等。”毛泽东在此处批遁：“事实上有。”在“教科书”“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多方面的合作，以完全平等、互相尊重国家利益和社会主义互助为基础”处，毛泽东批道：“事实上也是没有做到”。
“教科书”把计划经济的思想不仅贯穿发展国内经济，还把它扩大到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经济关系中，显然是不妥当的。参泽东认为，“教科书”的提法不好，我们甚至对各省都不这样提。他认为，应当给地方一定的独立性，在不妨碍全面的情况下，各省可以尽可能各搞一套。毛泽东认为，欧洲经济发展较快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各国各搞一套。他对“教科书”主张的“使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总的水平逐渐拉平”提出了质疑，认为各国人口不等，资源不同，历史条件不一样，革命有先进和后进的区别，怎样能拉得平呢？“拉平”的观点实际上是布哈林的均衡论。外蒙革命那么久了，经济上一直还很落后，实际上无法拉平。
“教科书”后来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就不同了。它是一个大国，人口居世界第一，拥有丰富的种类繁多的自然资源，因此它自然给自己提出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任务。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参国社会主义的国际分工的体系，并享有这个体系的一切好处。”毛泽东对此批道：“这段写法可以。要知道这是经过我们同他们争论，才这样写下的。过去，他们和东欧的一些国家都曾经要我们不搞完整的工业体系。像捷克、日本这些国家，铁矿等资源靠外国，还发展了钢铁工业，我们资源多，怎么能不搞呢？”
在毛泽东的上述读书评论中，有两点是特别高明的，一是把国家利益置于意识形态之上，就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要强调各国独立自主，在国家关系上，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他对“似乎想用经济力量来控制别的国家”的国家保持了高度的警惕，这不是没有根据的。教科书中有这样一句话：“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的发展，以它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完全独立和自主为特点。”毛泽东对这个说法是赞成的。
毛泽东的第二个高明之处，是立足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强调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独立的工业体系，特别是农业，更要搞好。“吃饭靠国外，危险得很。”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毛泽东一直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强调发展我国独立的工业体系，尽管后来出了一些偏差，但这两点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作用是不可抹杀的。毛泽东尽管强调各国各搞一套，但他并不主张搞“大而全”、“小而全”，如“教科书”写道：“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都是中、小国家，对其中每一个国家来说，发展所有的工业部门，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也是力不胜任的。”毛泽东对这段论述，也是同意的。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教科书”的观点不是一概否定，而是有分析、有取有舍的。
14.将来的城市可以不要那么大［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城市和乡村问的本质差别的消灭，决不是意味着降低大城市的作用。伴随着工业在全国有计划的分布、工业企业的靠近原料产地而来的是新城市的建设。城市是物质和精神文化最发达的中心，是大工业的中心，它将促使乡村获得现代城市的文化。社会主义城市在这方面的进步作用在日益增大。旧城市的面貌在根本改变。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就是要用绿化城市和利用现代市政建设的一切成就的办法，来消灭人口密集现象和改善城市生活条件。
——摘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既然要消灭城市和农村的差别，书上说是“本质差别”，为什么又特别声明并不是“降低大城市的作用”？将来的城市可以不要那么大。要把大城市居民分散到农村去，建立许多小城市。在原子战争的条件下，这样也比较有利。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解析］
毛泽东特别关心缩小三大差别问题，当他读到教科书中关于缩小城乡差别的内容时，发表了上述议论。他还进一步地提到：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些，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在毛泽东即兴发挥的这段讲话中，既有真理的闪光点，如控制城市规模，防止人口膨胀，也有某些空想的成分，如公社要有高等学样。但总体上讲，毛泽东的看法是有远见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经过三十多年的历史发展，在现实中国农村的某些地区，已经实现了毛泽东所规划的蓝图：农村生活水平赶上甚至超过了城市生活水平，乡镇企业大发展，使农民离土不离乡，就地成为工人。至今毛泽东当时提醒重视的城市规模问题，仍然存在，困扰着经济建设的决策者和大城市的居民们。工业化必然导致人口的城市化，是一个经济规律，如何迎接这一挑战，毛泽东当年的思路还是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迪的。
15.要注意发挥企业的积极性［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29—1932年），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按1955年7月1日的价格计算）达277亿卢布，其中重工业部门的投资达233亿卢布。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33—1937年），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达616亿卢布，其中重工业的投资达509亿卢布。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三年半（1938—1941年上半年）内，工业的投资达594亿卢布，其中重工业的投资达500亿卢布。
这样，苏维埃政权就顺利地克服了国家工业化资金积累方面的困难。采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法，使国家赢得了很多时间，保证头等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在极短的时期内建立起来并达到高速度的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高速度的可能性是由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的优越性，由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法的特点决定的。——摘自苏联《政治经济（教科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都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实行不实行中央和地方分权，哪些企业由谁去管，这些都是有关建设的重大问题。中央不能只靠自己的积极性。过去中央有些部门，把地方办的副业不当作自己的，只把直属的企业看成自己的，这种看法妨碍了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和地方都要注意发挥走业的积极性。去年有些基本建设单位实行了投资包干制，就大大发挥了这些单位的积极性。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解析］
毛泽东在读“教科书”第二十一章 “社会主义工业化”时，借题发挥，谈了一个非常好的思想，即：企业的管理体制是有关建设的重大问题，中央和地方都要注意发挥企业的积极性。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曾经谈道：“这里还要谈一下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把什么东西统统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但给企业多大的自主权，当时毛泽东没有谈到。经过几年的实践，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似乎更进了一步，在过去强调发挥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发挥企业积极性的问题，并对有些基本建设单位实行投资包干制的做法给予了肯定。这说明，随着实践的发展，毛泽东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企业是国民经济中最基本的生产单位，如何确定企业的管理体制确实是搞建设的一个重大问题。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他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的确定，企业开始摆脱政府职能部门的附属物的地位，以独立的法人资格走向市场，企业的积极性得到了发挥，但是，探索并没有完成，真正实现政企分开，建立一套成熟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机制是一个长时期的任务
16.不能把工业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具有更大的意义。第一部 类比第二部类更快地增长，是保证社会主义生产在一切生产部门广泛采用最新技术和经常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不断高涨的必要条件。
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意味着工业的发展快于农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业和农业间的比例，要在更迅速地发展工业的基础上，保证农业生产的不断增长。
——摘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工业的发展当然要快于农业。但是，提法要适当，不能把工业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否则一定会发生问题。拿我们的辽宁来说，这个省的工业很多，城市人日已经占全省人口的二分之一。过去因为总是把工业放在第一位，没有同时注意大力发展农业，结果本省的农业不能给城市保证粮食、肉类、蔬菜的供应，总是要中央从外省往那里运粮，运肉类，运蔬菜。主要的问题是农业劳动力紧张，没有必要的农业机械，使农业生产的发展受到限制，增长较慢。过去我们因为看到这里的工业多，在给他们任务的时候，总是要他们多抓工业。没有了解到，恰恰是因为那里的工业比重大，更应该注意好好地抓农业、发展农业，不能只强调抓工业。工业发展了，城市人口增加了，对农业的要求也就更多了。因此就必须使农业能够和工业得到相适应的发展。在农村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下，必须对农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更多地增加农产品的生产。
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实行几个同时并举；每一个并举中间，又有主导的方面。例如，中央和地方，以中央为主导；工业与农业，以工业为主导。所谓并举，并不否认重工业优先增长，不否认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同时，并举也并不是要平均使用力量。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
［解析］
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对正确处理发展工业、农业及重工业的关系问题发表了很长一大段议论。这些议论实际上可以作为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关于工农业关系论述的续篇来理解。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讲到的经济关系有五个，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正确处理工业与农业、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这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首先考虑到的问题。毛泽东认为，中国原来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如何发展成为先进的工业国？怎样走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必须协调好农、轻、重三者之间的关系。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经济规律。
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并把它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战略口号。从理论上讲，这一点是对的，但是在实践中，他把这一战略思想绝对化，实际上是牺牲轻工业和农业，片面发展重工业，造成了三者关系失调，农业产量长期达不到十月革命前的最高水平，市场上日用消费品非常缺乏，物资供应总是处于十分短缺的紧张状态，使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受到了严重损害。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写道：“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较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持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在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又对“并举”思想做了进一步阐述：“我们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所谓并举，并不否认重工业优先增长，不否认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同时，并举也不是平均使用力量。”他又认为：“不能把工业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否则一定会发生问题。”
毛泽东关于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三者关系问题的正确论述，使我国在一五计划时期和三年调整时期农轻重关系比较协调，发展比较健康。但是由于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的急躁冒进，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农轻重关系失衡，重工业发展过快，轻工业落后，农业停滞不前，这种状况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得到根本性的扭转。
17.经济学家们最好算算土地的价值［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公积金是一种公共基金，不得为庄员的个人需要而进行分配，或者把它的一部分发给由于某种原因将要离开集体农庄的人。集体农庄的公积金包括拖拉机及其他机器、发动机、经营用的建筑物、汽车及其他运输工具、集体农庄电站、副业企业、役畜和产品牲畜、多年生的植物、水利工程，以及坟墓投入公共经济的物资和货币资金。文化和生活福利建筑物（集体农庄俱乐部、农村阅览室、幼儿园等）也是公积金。
——摘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现在我们都不算土地的价值。从古以来，没有不被破坏的房屋，但是有不被破坏的土地。我国现有十五亿八千万亩耕地，绝大部分是古人留下来，是人们千秋万代的劳动所经营出来的。到现在我们也是每年把自己的劳动加到上面去。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经济学家们最好能算算土地的价值。——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解析］
毛泽东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而中国农民祖祖辈辈是靠土地维持生计的。当毛泽东发现洋洋数十万字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说到“公共基金”竟没有讲土地的价值时，不禁感慨道：“经济学家们最好能算算土地的价值。”毛泽东认为，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它凝结着人们千秋万代的劳动，土地的价值应当成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毛泽东的上述论述，可以看作是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贡献，一个重要补充。它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一个新的思路去研究农村经济，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问题。如今被一些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国土经济学”，其源头是否可以追溯到毛泽东的这次谈话，是值得研究的。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十分重视土地问题，他认为，“土地制度的改革，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他向学员强调：“农民问题最重要者厥维土地。”1927年，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写遁：“农民问题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问题有两个，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这两个都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立即实行的问题。”他认为：“衣民的最后要求在于土地，不使农民得到土地，农民将不能拥护革命至最后成功。”毛泽东的土地革命思想，主要是从阶级斗争、土地制度的改革角度出发的，其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
作为土地革命理论的自然延伸，土地建设理论把土地与建设紧密联系起来，其经济意义大于政治意义。这是毛泽东的一个独特的理论贡献。尽管他没有对这个问题做出更多的阐述，而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经济学家们。但他开创性的思路，对土地价值的深刻定义，不能不给后来的研究者以重要的启迪。毛泽东还从农学角度对土地问题进行了研究，在他亲自制订的农业八字宪法中，把“土”列为首位，可见他对土地问题的重视之深。
18.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从1953年起，社会主义农业加快了发展速度，这是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的结果，是党和政府为加强集体农庄和庄员对发展集体农庄生产的物质刺激而采取的一系列重要经济措施的结果。
——摘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又说过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
书）》
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
［解析］
毛泽东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反复强调的物质刺激原则表示了很大的反感，他认为教科书所以这样写的原因是由于斯大林时代对农民采取“义务交售制”，把农民搞得太苦了，“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毛泽东又对“教科书”过分强调个人物质利益，感到担忧，认为这样做，又一定会走上自己的反面。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是反对走极端的。这与当时国内开展的纠正剥夺农民的“共产风”的工作恐怕是有联系的。在接下来的评论中，毛泽东从哲学的高度论述了公与私的辩证关系，因为物质刺激的实质还是如何处理公私关系。这一段评论是十分精彩的。其中讲到的公私兼顾、先公后私原则，对大公无私提法的否定，都令人耳目一新。从这段坦诚、鲜明的评论中，我们可以体味到其中蕴含的丰富的唯物史观的哲理。在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经济利益的关系上，“大公无私”的提法是不能成立的，它是一个“左”的口号。毛泽东提出的原则是“公私兼顾，先公后私”。毛泽东上述对公私关系的论述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是符合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我国国情的，也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
早在1942年，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中就明确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并指出这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根本政策。”1945年，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东北局的指示中指出：“我党必须给东北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群众才会拥护我们，反对国民党的进攻。”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适应调整。”在农村，“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
然而，1958年以后，随着“左”的指导思想的发展，毛泽东对公私关系的认识逐渐倾斜，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提出了“斗私批修”理论，把“私”作为万恶之源，要求人们“狠斗私字一闪念”，进行“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这实际上是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潭。在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都不能不承认和顾及到个人利益问题，即使经济发展了，个人利益也要随之发展。我们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就是一个物质极大丰富、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一味的靠政治高压去否定个人利益，不分场合地提倡大公无私，实际上是“灭人欲”的禁欲主义，是根本做不到的。那样做只能导致抑制生产力的发展，把国家、民族、个人搞得死气沉沉。
毛泽东在对物质刺激表示出极大义愤的同时，又讲出了这样一番肯定个人物质利益，提倡公私兼顾的精彩的话，真是妙不可言，恰到好处。可惜的是，这一理论闪光点并没有变成可操作的政策法规，变成改造中国的物质力量。
19.技术发展，生产关系要跟着变化［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促进劳动工具效率的提高，降低生产资料的成本，因而可以绝对地降低单位产品物化劳动的消耗。虽然新机器比旧机器昂贵，但是由于使用新机器可以增加产量，因此转移到单位产品上的机器价值就降低了。“所以，每一个商品将会包含一个更小的物化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和在生产中新加入的劳动的总和。”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节约物化劳动的意义愈来愈大。由此可见，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发展，劳动技术装备的不断提高，是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极重要的条件。
——摘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技术发展了，劳动组织、劳动力的分配就要跟着发生变化。军队也是这样。——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
［解析］
毛泽东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27章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这一章在论述决定劳动生产率的条件时写道：“提高劳动的技术装备，发展技术，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决定性的意义。”毛泽东读到这里时，在“决定性的意义”下面画了一条横线，并批注：“这里说靠技术设备的发展。”接下来，教科书又写道：“利用各种与按劳分配和社会主义竞赛有关的物质刺激和社会刺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必要的和最重要的条件。”毛泽东在“必要的和最重要的条件”下面画了一条横线，并批注：“同上面说法相互矛盾。”显然，毛泽东认为“教科书”在论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条件时，既强调科学技术的决定意义，又强调物质刺激是最重要的条件，二者本身是相互矛盾的。
那么，毛泽东是怎样看待这一问题的呢？从接下来的批注中我们可以有所体会。“教科书”写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决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社会经济因素日益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毛泽东在这段文字下画了横线，还批了一个字“好”。“教科书”中提到的“社会经济因素”实际上指的是生产关系。在“教科书”的另一段文字旁，毛泽东批了一个“对”字。这段文字是：“活劳动的技术装备愈多，生产资料的生产愈发达，社会劳动生产率也就愈高。”在阅读完有关劳动生产率的论述后，毛泽东有这样一段总结：“资本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靠技术进步。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靠技术加政治。”应当说，毛泽东的这个总结是十分深刻的。提高劳动生产率，不仅仅是技术问题，它必然与生产关系相联系。只有破除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建立起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才能使技术更好地发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技术的发展又推动着生产关系不断发生变化。这是毛泽东一贯强调的观点，是毛泽东技术革命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解析毛泽东的这段评论时，我们应当对毛泽东的技术革命思想有一个系统的了解。毛泽东的技术革命思想早在50年代初就提出来了，而且后来一直是他关于中国发展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53年8月，毛泽东在修改《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与学习提纲》时就写道：“我们之所以必须要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对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才利于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由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转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品和农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改善人民的生活，确有把握地保卫国防，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的这些目的。”这里，毛泽东已明确把三大改造作为发展生产力和开展技术革命的重要前提，同时又把发展生产力和开展技术革命作为达到改善人民生活，保卫国防和巩固人民政权等目的的基本途径。1956年9月，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六年的经验，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还要作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到了1958年，毛泽东提出了将党的工作重点转向技术革命和经济建设。1963年12月，毛泽东在听取中央科学小组汇报时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府、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从上述这些情况可以看出，毛泽东作为一位思想家和战略家，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实践中，始终对科学技术给予了高度重视。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笔宝贵思想财富。
20.人民的需要是逐步满足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1947年底实行的币制改革，对巩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后的币制有很大的意义，这次币制改革就是，把战争期间在某种程度上贬值的旧币，根据一定的条件，兑换成1947年版式的足值新币。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使劳动者生活状况恶化的币制改革相反，苏联的币制改革是有利于劳动者的。工人和职员的工资在币制改革以后，仍照以前的数目，用足值的新币支付。伴随着币制改革而来的是物价的降低。币制改革消除了货币流通方面的战争后果，恢复了足值的苏联卢布，加强了货币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便利了废除战时采用的配售制和过渡到按统一价格出售商品，促进了工人和职员实际工资的提高和集体农民的实际收入的增加。
——摘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人民的需要是逐步满足的。
共产主义社会，实行按需分配了，也不能一下子完全满足需要。因为需要是不断被创造的。拿过去来说，没有文字，人们就没有对文具的需要，文字产生了，人们对文具的需要也随着创造出来了。拿现在来说，因为发明了电视机，所以人们对于它的需要也随着提出来了。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解析］
毛泽东在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做的这段评论中，
包含了两层意思。首先，人民群众的生活的改善不能离开经济情况所许可的范围，人民的需要要逐步满足。其次，人们的消费需要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断被创造出来，它又可以促进生产的发展。
毛泽东的这种关于消费与生产的观点，由来已久。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主张：解放区的劳资关系必须取合作方针，以达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无论公营、私营，都是如此。任何工厂、工会与党支部，必须与厂方协同制定生产计划并协同执行之，力求以较低之成本，得较多较好之产品，以此获得较多之盈利，劳资双方有利。工人之福利必须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中求之，任何片面的过火需要，都将破坏解放区的经济。1946年4月19日，毛泽东在致彭真等的电报中指出：工人工资及其他劳动条件切不可提得过高，必须采取劳资合作，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劳资两利的政策，决不可只顾工人暂时片面的利益，结果害了自己。1948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的文件上加写了这样一段：“新民主国家必须保证一切公私企业中的工人获得生活的改善，反对或忽视这种改善是错误的。但是这种生活的改善，不应当超过经济情况所许可的范围，不应当违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总原则。”
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对该书关于消费品分配的章节表示了极大的不满意。他说，关于产品分配，苏联“教科书”写得最不好，要重新另写，换一种写法。他认为，这本“教科书”把消费品的分配问题当作决定性的动力，这是一种分配决定论的错误观点。就以分配问题来说，按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分配首先是生产条件的分配。生产资料在谁手里，这是决定性的问题。生产资料的分配决定消费品的分配。“教科书”在这里不讲生产资料的分配，只讲消费品的分配，并且把消费品分配当作决定性动力，这是对马克思上述正确观点的一种修正，是理论上的一个很大错误。
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对该书强调物质刺激的写法给予了严厉的批评，有些话讲得过重，显露出了“左”的思想观点。但在关于“逐步满足人民消费需要”这一点上，毛泽东的评论是实事求是的，如果消费的增长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必然产生通货膨胀的后果，毛泽东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另外，毛泽东讲，人们的消费需要是不断被创造出来，是不断提高的。这一观点也是十分新颖的。生产的发展，新技术的发展，创造出了新的消费形式，逐渐成为社会的消费需要，这本身就是生产刺激消费，消费引导生产的过程。因此，社会的消费水平应当与社会的生产发展水平保持同步增长，逐步递进。脱离生产发展水平的过高或过低的社会消费行为都对生产的发展不利。这也就是毛泽东这段讲话中蕴含的深刻内涵。
21.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社会主义经济不可能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内，在资本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产生，因此，为了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在每一个国家中都需要有一个特殊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开始于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完成于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实现——建成社会主义即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与这个时期相适应的是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不能是别的任何东西，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摘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什么叫做建成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很有文章可做。
过渡时期包括一些什么阶段，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另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只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究竟怎样说法才对，要好好研究。
马克思讲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我们现在就是处在这样的革命转变时期。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
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
［解析］
建国以后，毛泽东在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做的艰辛探索中，一直关注和思考着“过渡时期”的理论问题。在制订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毛泽东曾把“建成”社会主义作为总路线的目标和过渡时期结束的标志。在他看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过渡时期的两大任务，这两大任务的完成将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为“建成”社会主义奠定基础。由于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掀起，使得原本设想的工业化与三大改造同步进行、同步完成的计划未能实现。在这期间，毛泽东根据新的情况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即社会主义有“建立”与“建成”之分。1956年1月，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已经进入，尚未完成”。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这时毛泽东没有宣布过渡时期结束和社会主义建成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工业化的任务没有完成，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无论在生产关系方面，还是在上层建筑方面，都还不完善。
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曾一度影响了毛泽东对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正确认识。1958年8月的中共中央决议中写道：“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甚至在党的高级会议上讨论起了是由苏联还是由中国先宣布建成共产主义的问题。“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我国生产力发展造成的巨大破坏，使毛泽东逐渐清醒起来，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毛泽东开始领导全党纠正“左”倾错误。在第二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再一次提出究竟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到建成社会主义要经过一系列阶段。完成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国家工业化等等任务，还只是第一阶段，以后还要有第二、第三个阶段，逐步完成社会主义建设。
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又提出什么叫做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认为这个问题“很有文章可做”。毛泽东把过渡时期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归纳为“大过渡”和“小过渡”两种理论，他虽然当时没有明确表示支持“大过渡”理论，但他认为我们正处在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转变时期”，这里已经显露了他支持“大过渡”理论的倾向，为其后“左”的思想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应当承认，毛泽东开始提出社会主义有“建立”和“建成”之分时，是从生产力标准出发的，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然而他没有沿着这条道路走到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之后，由于工业化的任务没有同步完成，毛泽东和党中央没有及时宣布过渡时期的结束，这时他们的本意还是认为社会主义尚未完全建成，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个思路是不错的。然而从1957年以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矛盾判断发生失误，把党的工作重点由经济建设转向了阶级斗争，过渡时期和建成社会主义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大过渡”理论已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阶段理论由一个新颖的理论构想异化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
22.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在中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谁战胜谁”的问题有利于社会主义地解决了，剥削阶级正在彻底消灭。1957年，由于击溃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政治思想战线上也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
在中国，过渡时期生产关系方面的任务已经解决了。过渡时期的发展生产力，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以及建立社会主义物质生产基础方面的任务，一定会在最近两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完成。只有解决了技术改造方面的这些任务之后，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才完全建成。
——摘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