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日本打到中国，日本人叫胜利。中国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国人叫失败。但是在中国的失败里面包含着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着失败。历史难道不是这样证明了吗？
——摘自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解析」
《老子》，又称《道德经》，道家的主要经典。相传为春秋末老聃著。《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西汉时河上公作《老子章句》，分为81章，以前37章为《道经》，后44章为《德经》，故有《道德经》之称。
《老子》统共虽只有5000言，但其内涵却很丰富、深奥。是旧时学子的必读书籍之一。毛泽东青年时代，对《老子》一书即已非常熟悉。《讲堂录》里便记有：“《老子》：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1917年署假他同萧子升一道“游学”时，在宁乡境内拜坊了一位隐居的刘翰林。两人吟咏联句，凑了一首诗送给刘翰林：“翻山涉水之名郡，竹杖草履谒学尊。途见白云如晶海，沾衣晨露浸饿身。”这显然是称赞翰林隐居生活的超脱和高雅。在同刘翰林的谈话中，自然说到了《老子》和《庄子》。据萧子升回忆：在问答中，毛泽东说我们读过《十三经》。也读过《老子》和《庄子》，还回答了刘翰林的问题：“最好的《老子》注是王弼作的，最好的《庄子》注是郭象作的。”此外，在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毛泽东说到没有“大同之境”存在时，写道：“是故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其中所概括的，便是《老子》里的话。《老子》第19章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七弃利，盗窃无有。”第80章：“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建国后，毛泽东也经常读《老子》。例如，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指名要带走的书籍中，便有“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
《老子》是一部哲学书。毛泽东最看重的，便是其中体现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即有关对立统一和矛盾转化的论述。
书中提出了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美丑、损益、刚柔、强弱、祸福、荣辱、智愚、巧拙、大小、生死、胜败、攻守、进退、静躁、轻重等一系列对立统一的概念，认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
在矛盾转化方面，《老子》认为事物都是向相反方向转化的。举出的诸如“物壮则老”，“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曲则全，枉则宜，洼则盈，敝则新，多则得，少则惑”等例证，说明强弱、祸福、曲直、洼盈等对立的事物，都会向它们的对立面转化。我们在前面引用的一段原文的意思是：政治手段宽松，民风就淳朴；政治手段过严，民风就乖戾浮滑。灾祸往往预示着福祥，而福祥却可能潜伏着危机。谁能知道其间的底蕴呢？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常态的东西可以变成异常的，善美的东西可化为恶怪的。很主以来，人们对这种转化变幻感到迷惑。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人部矛盾的问题》中，就以其中祸福相依相伏的思辩方法和抗日战争的历史事实，来强调事物的矛盾转化的观点。
怎样实现矛盾的转化？《老子》很强调以退为进、以静制动、以柔克刚、以弱胜强。正是在这个意义，《老子》被一些学者视为兵书。毛泽东也很重视这些转化原则。1936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时，毛泽东强调：要改变敌我强弱力量的对比，使之发生于我有利的变化，要实行必要的战略退却，暂时放弃一些土地和城池。接着引用了《老子》第36章 中关于“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子之”的策略来加以说明。他说：“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随后还用生活中一些通俗的事例来反复说明这个道理：如做生意，在市场交易中，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不丧失货物，又从何得到金钱？在日常生活中，睡眠和休息虽然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
毛泽东对《老子》里“将欲取之，必固子之”这句话印象很深。1964年8月30日的一次谈话中，他说：我看老子比较老实，他说“将欲取之，必固予之”，要打倒你，先把你抬起来，搞阴谋，写在了书上。
毛泽东也很关注哲学界对《老子》思想的研究。他读过任继愈的哲学史论著，注意到作者认为老子是唯物论者的观点，还读过天津杨柳桥的《老子今译》，注意到他提出的老子是客观唯心论者的观点，还调查过杨柳桥的背景，知道他在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在1968年10月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特意提到，他不赞成老子是唯物论者的观点，同时谈到了杨柳桥。
此外，还有一个更具体的材料，1959年，有关部门搞了一个学术界讨论老子思想的综述材料，题为《关于老子哲学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问题》，送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读后很重视，在材料第一页批示道：“印10份交我为盼。毛泽东廿七日上午六时”。未署月份，待查。这件事是当时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高智办的。毛泽东要10份，可能是用来推荐给其他人阅读。
这个材料开始即说：“认为老子哲学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有些人认为老子的自然观是唯物的，未涉及老子的认识论；有些人认为老子的自然观和认识论都基本上是唯物的。认为老子哲学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则都是包括老子的自然观和认识论。双方从《老子》书中抓的话，一部分是共同的，但作的解释不同；一部分是一方抓的。现将双方从《老子》书中抓的话列下，并加以简单说明。”接着，材料摘引了争论双方经常引用的《老子》书中的15段话，在每段话下面概述了争论双方对它的解释和评论。
毛泽东比较赞同的观点，是认为老子是客观唯心主义者。
2.学习孔夫子的“每事问”（读《论语》）
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摘自孔子《论语·八佾》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迈开你的双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
——摘自毛泽东1930年5月《反对本本主义》（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 ，第110页）
［解析］
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曾经当过鲁国一个叫鄹的地方的大夫，故当地人称孔子为鄹人之子。上面引的《论语》中的一段话的意思是：孔子到周公庙去，看到什么事都要问个明白。有人就嘲笑他，谁说鄹人的儿子懂得礼节呀，他在周公庙什么都不懂，遇到事情总是问。孔子听后说：我“每事问”，这就是谨守礼节。孔子入太庙而“每事问”，在《论语·八佾》中的本来意义，是说他对周公、周礼的尊敬和谨慎的态度。同时，也体现孔子重视多见多闻、虚心请教。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所引用的，主要是后面这个意思，把“每事问”当作一种工作方法，以此来说明解决问题必须重视调查研究。孔子还强调“博学于文”，要广泛地学习六艺，因而在方法上就要多见多闻，虚心请教，“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对这些说法，毛泽东是很熟悉的，在他的著作中时有引用。
3.用孔子的教学方法（读《论语》）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海焉。
——摘自《论语·述而》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
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
公西华曰：“由也问期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摘自《论语·先进》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在教学方法上，教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教员不根据学生要求学什么东西，全凭自己教，这个方法是不行的。教员也要跟学生学，不能光教学生。现在我看要有一个制度，叫做三七开，就是教员先向学生学七分，了解学生的历史、个性和需要，然后再拿三分去教学生。这个方法听起来好像很新，其实早就有了，孔夫子就是这样教学的。同一个问题，他答复子路的跟答复冉有的就不一样。子路是急性子，对他的答复就要使他慢一些。冉有是慢性子，对他的答复就要使他快一些。
——摘自毛泽东1944年3月22日关于边区文化教
育问题的讲话（见《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解析］
孔子在中国教育史上是很有贡献的。在他之前，学在官府。《左传》载郑国有乡校，那也只有大夫以上的人及他们的子弟才能入学。私人设立学校，开门招生，恐怕孔子是第一人。他收学生，不问贵贱，“有教无类”，用《论语》所载孔子自己的话说，只要主动交来一束干肉，“吾未尝无诲焉”，即我从没有不教诲的。这样，许多贫贱子弟都可以到他这里来接受教育了，事实上，他的学生，也是出身贫贱者多。对此，毛泽东给予了肯定，在1944年3月22日的讲话中，毛泽东还说到，老百姓送学生进学校，还是从孔子开始的。五年前，即1939年在纪念五四运动的一篇文章中，毛泽东还说过：“孔子办学校的时候，他的学生也不少，‘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可谓盛矣。”
在毛泽东看来，孔子的教学态度和教学方法也有可取之处。“诲人不倦”（《论语·述而》），这是孔子反复表达的自己的教学态度，从《论语》所载的答问看，他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的。在教学方法上，孔子有几千名弟子，程度不齐，孔子的办法便是因材施教。毛泽东很赞赏这个办法，即同样一个性质的问题，他根据学生不同的情况，用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人讲。
毛泽东所举教育子路的实例，便是我们前面引述的《论语·先进》中的那段话，大意是：子路问：“听到就干起来吗？”孔子说：“有爸爸哥哥活着，不能这样。”冉有问：“听到就干起来吗？”孔子说：“听到就干起来。”另一个学生公西华对孔子说，他们两人问的是同一个问题，而您的答复却相反，我有些糊涂，大胆来问问。孔子回答：“冉有平日做事退缩，所以我给他壮胆，鼓励他进取；子路的胆量有两个人的大，勇于作为，所以我压压他，让他谨慎一些。”这个例子很生动，孔子的不同回答也是有道理的，毛泽东用它来说明，边区各学校的教育，“教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也逄妥帖。
60年代以后，毛泽东反孔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但是，1964年2月3日，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起教育制度的改革时，毛泽东还是把孔子看成自学成才的典型和从事简化而有效的平民教育的先驱。他说：“孔夫子出身贫穷，放过羊，当过吹鼓手，还做过会计。会弹琴、身箭、驾车子，还搞历史书。他学会了‘六艺’。孔子的教育只有六门课程；礼、乐、射、御、书、数，教出颜回、曾参、子思、孟子四大贤人。现在的课程就是多，害死人。”
4.我们也会变成鲲鹏（读庄子《庄子》）
北冥为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传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
——摘自《庄子·逍遥游》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予诵斯言，未尝不叹其义之当也。夫古今谋国之臣夥矣，其雍容暇豫游刃而成功者有之，在跼蹐失度因而颠踬者实繁有徒，其负大舟也无力，岂非积之也不厚乎？吾观合肥李氏（引者按：指李鸿章），实类之矣。其始也平发夷捻，所至有功，则杯水芥舟之渭也；及其登坛□理国交，着着失败，贻羞至于无已者何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孟子曰：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群予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浅薄者流，亦知省哉。
——摘自毛泽东1913年10月至12月《讲堂录》
（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607页）
由分散的游击战逐渐转变到正规的运动战，由游击战为主逐渐转变到以运动战为主，在抗战初期，靠打麻雀战，打游击战。麻雀满天飞，哪里有东西吃，就飞到哪里去。客观事实完全证明了，我们这个麻雀与别的麻雀不同，可以长大变成鹏鸟。从前中国神话中说：有一个大鹏鸟，从北方的大海飞到南方的大海，翅膀一扫，就把中国扫得差不多了。我们也准备那样，准备发展到三百万、五百万，这个过程就要从小麻雀变成大麻雀，变成一个翅膀可以扫尽全中国的大鹏鸟。
——摘自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口头政治报告（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34—135页）
干部子弟（翘尾巴的）吃不开了，尾巴翅不成了，痛苦来了，改变态度也就来了，这就好了。读了秋水篇（指《庄子·秋水》——引者注），好，你不会再做河伯了。
——摘自毛译东1963年1月4日致李讷信（见《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第67页）
［解析］
庄子（约公元前369—前288），名周，战国时蒙（今河南商丘县东北）人。曾为蒙漆园吏，是个下层小官。发展老子思想，成为道家学派的主要代表。现在所传的《庄子》33篇，其中内篇7篇，历来认为是庄周自己所作，其余诸篇许多人认为是后来道家托作。庄子的文章雄丽汪洋，生动活泼，颇富浪漫和幽默气氛，向为后人推崇。
青年时代，毛泽东对《庄子》便读得很熟。如1913年的《讲堂录》里，读魏际瑞（1620—1677）《铭书案曰净厚宽平》的笔记，便随手用《庄子》里的叙述来解释有关字词：
蝍蛆蜈蚣也，食带眼。
带蛇也，蝍蛆食其眼。（引者按：《庄子·齐物论》有“蝍蛆甘带”。）
鸟憎西施威也毛墙，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引者按：见《庄子·齐物论》）
浑沌氏《庄子·应帝王》：南方之帝曰儵，北方之帝曰忽，中央之帝曰浑沌。修与忽相遍于浑沌之野，浑沌待之甚厚，修与忽谋所以报之，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彼独无有，曷为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在《讲堂录》里，更有直接读《庄子》原著的笔记：
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
又何厝心于其间哉。
夫大鸟一去，半岁至天池而息；小鸟一飞，半朝抢榆枋而止。此比所能，则有间矣，其于适性一也。
言鹏不知道里之远近，趣足以自胜而逝。
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
其中主要是摘引《庄子·逍遥游》原文，或郭庆藩《庄子集释》卷一上的注文。看来，毛泽东当时读的，是清代郭庆藩的注本。
前面所引的毛泽东读《逍遥游》“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一段的心得，表明他从庄子的义论中，引申出必须厚积薄发的人生道理。他以李鸿章为例，说他早年参加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虽取胜建功，但正如庄子说的，只是以杯水载草芥之舟；而后来他办理国务，着着失败，则如庄子说的以大舟行于浅水，自然无力，因“水之积也不厚”。在毛泽东看来，庄子的水舟议论，应使“浅薄者流，亦知省哉”。
青年时代，毛泽东时常在自己的言论中引用《庄子》。1915年秋，他发出《征友启事》，得到罗章龙的应征之信后，便在复信中引《庄子》“空谷足音，跫然色喜”来表达自己的心情。1917年4月1日《体育之研究》里，毛泽东借庄子在《养生篇》里写的庖丁解牛的故事，说明“养生之道”，认为体育锻炼“皆先精究生理，详于官体之构造，脉胳之运行，何方发达为早，何部较有偏缺”在1917年夏为萧子升的《一切入一》读书笔记写的序言中，毛泽东开篇即讲：“子维庄生有言：吾生也有涯，而智也无涯。今世学问之涂愈益加辟，势有不可究诘者。惟文化进矣，人之智慧亦随而进，则所以究诘之者，仍自有道也。”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所作的批语中，毛泽东说：“技术家之为技术，虽系为生活起见，而当其奏技之时，必无为人之念存于其中。庄子曰：‘癯瘘丈人承蝉，惟吾蝉翼之知’。凡天下事所以成，所以成而有价值者以此（即一片浑忘人己差别，惟注事际事物之真诚。）”这是用庄子的话来说明一种创作著书的境界及其效果。原文见《庄子·达生》：“仲尼适楚，出于林中，见佝偻者承蜩，犹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吾处身也，若厥株枸；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
《逍遥游》是《庄子》的名篇，出自“内篇”。在这篇文章里，庄子说：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庄子说他看见一本叫《齐谐》的志怪书中记载，鲲鹏半年才呼吸一次，它从北往南飞，“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庄子塑造鲲鹏的本意是，即使是这种横空出世、绝云气、负青天的神鸟，也要凭借空气的浮力才能高翔远举，由此阐发他的“有所待”和“无所待”的哲学问题。但后人以此形象入诗，似乎从来不按照庄子的原意理解这个形象，据其气势风貌把它改造为志向远大、壮美俊伟的崇高形象。多以此自喻或喻人。李白写《大鹏赋》自喻，便这样描绘其展翅风貌：“五岳为之震荡，百川为之崩奔，喷气则六合生云，洒毛则千里飞雪。”
毛泽东很喜欢庄子笔下大鹏这个寓言形象。在前面引述的1945年4月24日的那个讲话中，他把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发展比作一个翅膀可把中国扫尽的大鹏。此外，毛泽东还多次以这个形象入诗。
最早是1918年为准备东渡日本的罗章龙而作的七古《送纵字一郎东行》。诗中写到：“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这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青年毛泽东的喻人和自喻，其“要将宇宙看米”的胸怀和“到中流击水”的信念，跃然纸上。毛泽东如鲲鹏一般墩越壮观的生涯，便是从这里起步的。在这首诗里，鲲鹏形角的寓意还较抽象，是一种信念崇拜和自我夸张。
1963年12月，毛泽东作《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于悼念叙往的情境中，凸然而出“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两句，设置了“斥鷃”、“昆鸡”和“大鸟”、“老鹰”两种渺小与崇高的对立形象，以喻人事的褒贬。大鸟即鲲鹏，斥鷃泛指小雀。庄子在《逍遥游》里曾描绘到，斥鷃等肖小之辈，抬头望见背若泰山，绝云气、负青天在天空中展翅的大鹏，颇不以为然地说：“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即我也是在飞，而且飞得颇有乐趣，你“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即，你哪里用得着图谋这样费力地飞到九万里以外的南方去呢？燕雀不知鸿鹄之志，故每见其行而非议之，这是人世间常有的事。毛泽东在诗中袭此典意，把悼念战友的深情，把对罗荣桓的赞扬和倚重的意思，引向更开阔的视野，引向国际国内不断变化的风云，引向他对当时形势的看法。
1965年秋，当毛泽东越来越忧虑和愤慨国际修正主义日益背离马克思主义道路，像斥鷃小鸟那样鼠目寸光，丧失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的时候，他又一次想到了鲲鹏形象。在《念奴娇·鸟儿问答》中，他充满感情地描绘：“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廓”，并嘲笑那种没见过世面，满足于在蓬间跳来跳去，面对风起云涌的情势，不知所措，大喊“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的斥鷃小雀。这里的鲲鹏，就是那些志壮坚信马列，永远继续革命的人，当然包括毛泽东自身。他们的行程是那样的高远，他们的气势是那样的浩瀚。人间城廓里的芸芸众生，蓬间小雀患得患失的斤斤计较，都在他们的不屑一顾的俯瞰之下。
前面引述的毛泽东的第三段话，说到《庄子》里的“秋水篇”。河伯是传说中的黄河水神，平日觉得百川灌河，以为天下之水皆归于己，便盲目自大。等他顺流东行，看见无涯无际的大海，方觉自己渺小，只能“望洋兴叹”。《庄子》“秋水篇”写了这件事。大概是李讷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自己读了这篇文章，毛泽东觉得，读了这篇文章，不会再做河伯，也就是不再盲目自大。
5.了不起的唯物主义（读屈原《天问》、柳宗元《天对》、《天说》、刘禹锡《天论》）
［原文］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瞢暗，谁能极之？
冯翼惟象，何以识之？
明明暗暗，惟时何为？
授殷天下，其德安施？
反成乃亡，其罪伊何？
——摘自屈原《天问》本始之茫，诞者传焉。鸿灵幽纷，易可言焉！往来屯屯，厖昧革化，惟元气存，而何为焉！位庸庇民，仁克莅之。纣淫以害，师殛圮之。
——摘柳宗元《天对》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见之于他的《无论》，这篇哲学论著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的论点，反对天命论。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而这篇文章无一语谈到这一大问题，是个缺点。
——摘自林克《在毛泽东身边的岁月片断》（见《缅怀毛泽东》下册第56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
关于历史。——摘自毛泽东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的谈话
主席认为柳宗元的文章的思想性比较韩愈的高，不过文章难读一些。他指出；屈原写过《天问》，过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胆子很大。我问主席能否说柳宗元是唯物主义者？他说顶多能说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成份。主席很推崇刘禹锡，“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两句诗他就很欣赏。主席对历史实在熟，说到这两句诗时，立刻说出这首诗是刘禹锡送白居易的。刘禹锡的文章不多，但他所作《天论》三篇，主张‘天与人交相胜’之说，他的反对迷信，反对因果报应的思想，主席给以较高的评价。我问主席，刘禹锡可否算作是唐朝的一个朴素唯物主义者？主席说：“可以。”主席对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的评价与我们想的不同，他都同我们作了具体分析。
——摘自毛泽东1965年6月20日在上海同刘大杰的谈话（见《毛泽东在上海》第14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
［解析］
作为进步的政治家和诗人，屈原以其独特的艺术想象和批判精神，在《天问》中提出了170多个疑问，内容涉及天地的形成和结构，以及人类社会变迁的种种神话传说，诸如伏羲为帝，女娲造人，殷受天命等等既成的传说和信念，屈原都表示了大胆的怀疑和驳难，体现了神话不可依，天命不可待的历史理性观念。故鲁迅说屈原的《天问》“怀疑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
《天对》是柳宗元被谪贬永州（今湖南零陵）期间写的论著，它以逐段回答《天问》的形式，批判地继承了《天问》的思想，发展了荀况的“天人相分”的唯物主义观点和王充等人的“元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学说，并吸收了当时自然科学的成果，批驳了各种把自然界神化的传说和神灵创世的廖论。作者认为：在天地未形成以前，宇宙间只存在着一种叫做“元气”的原始物质；宇宙是无限的；天地万物是由宇宙间阴阳两种元气的变化产生的。这些观点，不但坚持了唯物论，而且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因素，对推进我国古代唯物主义的宇宙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作者还运用无神论去解释历史，驳斥了“群权神授”的谬说，指出人心的向背是决定王朝兴废的主要原因，这在当时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天问》既是一篇气势磅礴的文学作品，又是一篇表达历史理性思维的哲学论著，把二者结合起来，屈原是第一个。故引起思想家而兼诗人的毛泽东的重视。《天问》的“了不起”，在于它提出了问题；《天对》的了不起，则在于它以唯物主义思想和诗的形式回答了问题，而且《天问》产生以来，就这么一篇有胆识的“对”，这是毛泽东格外推崇柳宗元的地方。
毛泽东认为，要全面准确地评价柳宗元的文学创作的积极意义，就不能抛开他在唯物主义思想方面的突出贡献。《光明日报》1959年3月1日刊载了一位文学史家写的读书札记《柳宗元的诗》，简要分析了柳宗元的政治讽喻、反映民生疾苦、抒发个人牢骚、离乡去国的悲愁几类题材的作品。毛泽东读后，对工作人员谈了自己的看法：“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见之于他的《天说》，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而这篇文章无一语谈到这一大问题。是个缺点。”我们在前面引的那段话。工作人员在回忆中说到柳宗元的《天论》，提出“天与人交相胜”的观点，可能是误记。提出这个观点的是刘禹锡的《天论》，但柳宗元是赞成这个观点的。柳宗元在读到刘禹锡的《天论》后，曾写了《答刘禹锡〈天论〉书》，说刚读时，“大喜，谓有以开吾志虑”，在这篇文章，他便引了刘的天人“交胜”之说。
刘禹锡写《天论》，则是起因于柳宗元的另一篇文章，叫《天说》。刘的意思是要欲毕《天说》未究之言。《天说》是柳宗元在永州时写的一篇短文，是同韩愈就天有无意志问题进行论战的。韩愈认为天有意志，能赏功罚祸，柳宗元在这篇文章中说天地、元气、阴阳都是物质，没有意志，人类社会是“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很熟悉。1963年5月在杭州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一次谈话中说：“柳宗元30岁到40岁有10年都在永州，他的山水散文，与韩愈论辩的文章，就是在永州写的。”
毛泽东说“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是指刘禹锡的《天论》（上、中、下）。《天论》是刘禹锡的哲学思想的代表作，主要论述了天的物质性、天与人的关系、产生天命论的根源三大问题。柳宗元的《天说》只阐明了天人相异的观点，刘禹锡的《天论》3篇则进一步提出了“天非务胜乎人”，而“人诚务胜乎天”的观点，所以说是“发展了”柳宗元的唯物主义。
刘大杰在《一次不平常的会见》这篇文章中还记叙，毛泽东1965年6月20日同他的谈话中，还从天命观说到王安石。刘大杰说：对于宋朝的王安石，我们一向总以为他能反对天命、反对封建宗法是他的进步之处。主席却认为，在王安石之前已经有人提出过反对天命、反对封建宗法的思想，譬如屈原、王充。主席说：王安石最可贵之处在于他提出了“人言不足恤”的思想，在神宗皇帝时代，他搞变法，当时很多人攻击他，他不害怕。封建社会不比今天，舆论可以杀人，他能挺得住，这一点不容易做到。主席还说：“要学习王安石这种‘人言不足恤’的精神，不要害怕批评，要敢于发展、坚持自己的见解。”
毛泽东由此及披地阅读和评论《天问、《天对》、《天说、《天论》以及王安石的“人言不足恤”的观点，足见其读书方法之一斑，也说明他对古代哲学中“天人关系”这一课题的重视。
6.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读戴圣编纂《礼记》）
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乐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
——摘自戴圣编纂《礼记·杂记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在反右倾的斗争中，你们作得很认真，充分地反映了群众运动的实际情况。你们的缺点主要是把弓弦拉得太紧了。拉得太紧，弓弦就会断。古人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现在“弛”一下，同志们会清醒起来。过去的工作有成绩，但也有缺点，主要是“左”的偏向。现在作一次全面的总结，纠正了“左”的偏向，就会做出更大的成绩来。
——摘自毛泽东1948年4月2日《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
谈话》（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 ，第1321页）
［解析］
《礼记》，是一部秦汉以前儒家讨论礼制的论文集，多为孔子的弟子或再传、三传弟子所记，间有讲述礼仪的古书。后来成为儒家经典之一。相传为西汉戴圣编纂，故又称《小戴记》或《小戴礼记》。全书分“曲礼”、“檀弓”、“中庸”、“大学”、“礼运”、“乐记”、“杂记”等49篇。前面所引的一段原文，说的是孔子的学生子贡参观了民间的一次年终祭祀活动，孔子问他是不是感到快乐，他说全国上下都沉醉于狂欢之中，自己怎么会快乐呢？接着，孔子说了一番道理，意思是：百姓长年辛劳，现在才有放松的机会，这其中的道理你是不会明白的。如果总是紧张而不松弛，周文王、周武王就不会成功；反过来，如果总是松弛而不紧张，周文王、周武王就难以实施管理。紧张与松弛相结合，间而用之，就是周文王、周武王治政成功之道。“张”、“弛”的比喻，来自弓弦拉得松还是紧。
毛泽东从年轻时，就读了《礼记》这部书。在1913年10月至12月记的《讲堂录》以及稍后的书信和文章中，便引用不少《礼记》中的话。前面引的1948年的这个谈话，是借《礼记》中所载孔子的话来说明党的政策和策略需要时常调整和转换，不要老是向一个方面偏去，否则，走向极端，就会出现失误。在1958年5月17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也借《礼记》中的这段话讲过光是紧张不行的道理。至于“张”与“弛”在政策上的各自内会，毛泽东在1959年7月31日于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谈到党内批评和党内斗争时，曾说过，胡琴拉得太紧，弦要断，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弛就是右倾、保守。弓箭时代，弦要解下。开弓如满月，箭发似流星。拉紧不能太久。文武之道，是辩证法。休息两天，换换空气。不要一句话不
对，就是什么什么。要容许申辩。
7.普渡众生，解除受压迫的痛苦（读《六祖坛经》、《金刚经》、《华严经》）
佛（释迦牟尼——引者注）言：“善哉！善载！须菩提，如汝所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咐嘱诸菩萨。汝今谛听，当为汝说。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
“唯然，世尊，愿乐欲闻。”
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何以故？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
——摘自《金刚经》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他（毛泽东——引者注）回顾了中印两国人民由来已久的传统友谊，这种友谊在今天团结一致的反帝斗争中达到了高峰。他说，在古代，佛陀传扬恢弘的教义，保佑普天下之太平无恙。现在印度医疗队来到中国，是来传播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团结友谊的。在谈到这些话题时，他还讲了一本著名的书中所描写的唐僧在传奇式的猴王的帮助下克服重重困难，跋山涉水历尽艰辛到印度朝圣取经的有趣的故事。
——摘自［印度］巴苏《革命兄弟的友谊》（见于俊道、李捷编《毛泽东交往录》，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2—383页）我们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国、把世界搞好，佛教教义就有这个思想。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渡众生，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摘自毛泽东1955年3月8日同西藏达赖喇嘛的谈话
从前释迦牟尼是个王子，他王子不做，就去出家，和老百姓混在一块，做了群众领袖。东晋时西域龟兹国的鸠摩罗什，来到西安，住了十二年，死在西安。中国大乘佛教的传播，他有功劳。汉译本《金刚经》就是他译的。我不大懂佛经，但觉佛经也是有区别的。有上层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如唐朝时六祖（慧能）的佛经《法宝坛经》（引者按：即《六祖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
——摘自毛泽东1959年10月22日同西藏班禅大师的谈话
[解析］
上面的引述，是毛泽东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分别会见印度外宾、西藏宗教领袖达赖、班禅时的谈话。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确实读过一些佛教经典。1959年10月1日同来访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中南海颐年堂谈话时，他便径直说过：“佛经我读过一些，”还说，“你在美国（访问时）常常提起《圣经》，我也想读读《圣经》，但一直没有时间。”据工作人员回忆，后来，毛泽东是抽出时间，读了基督教的《圣经》的。
其实，毛泽东从早年开始，就接触到一些佛学知识。1936年，他曾对斯诺说：“我母亲信佛却很虔诚。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宗教信仰，我们都因为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我9岁的时候，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从那以后，我们好几次想把他转变过来，可是没有成功。”直到有一天，他父亲外出收帐，路遇一只老虎，脱险后觉得是得罪了神佛，才“开始比较敬佛，有时也烧些香”，小时候，毛泽东也是把信不信佛当作很重要的事情的。当然，他接触的只是作为民间信仰仪式的初浅的佛教知识。有意思的是，在父亲开始信佛以后，毛泽东说：“我越来越不信佛。”
在长沙读书期间，毛泽东也接触到一些佛学知识，并在文章中有所运用。如1917年4月的《体育之研究》一文里，便说“释氏（按：释迦牟尼）务求寂静”，又说：“释迦往来传道，死年亦高。邪苏（按：耶稣）不幸以冤死；至于摩诃末（按：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左持经典，右执利剑，征压一世，此皆古之所谓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在稍后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写的批语中，毛泽东还用佛教术语“差别相”来说明宇宙世界和人类生活的千差万别。佛经《大乘义章三本》说：“诸法体状，谓之为相”。差别相即有高下深浅分别的相状。
值得一提的是，1917年署假斯间，毛泽东和好友萧子升从长沙出发，到好几个县的农村里“游学”。行至宁乡县沩山密印寺时，他们特意拜访了老方丈，翻阅了寺藏的各种佛经，向方丈请教一些佛经问题。据萧子升后来在《毛泽东和我曾是“乞丐”》一书里记叙，方丈定要留他们在寺里盘桓几日，告诉他们，那些挂单和尚，云游四方，谈经论道，对弘扬佛法很有好处。
毛泽东和萧子升在这寺庙里住了两天，由和尚引导在各处参观，了解了寺院的组织和憎人的生活。他们还向方丈询问了全国佛教的概况，以及佛经出版的情况，上海、南京和杭州是佛教经籍出版的中心。像沩山寺这样的讲经中心，全国至少有100处，如果算上规模较小的，大约有千处左右。
告别的时候，他们表示，还想访问一些大寺院，希望方丈写几封介绍信。方丈说：那是不必的，你们不需要任何介绍信，因为无论走到哪个庙里，你们都会受到像在这里同样的欢迎。
从沩山下来，他们就向安化县走去。路上在茶馆歇脚，准备写日记时，两人又议论起佛教与人生哲学问题，以及历代帝王同宗教的关系。认为唐代最是典型：皇帝尊孔子为“王”，从此全国各州府县一律修建孔庙；皇帝姓李，又尊老子为道教始祖，开始建立道观；外来佛教也受到欢迎，于是寺院遍及全国。儒、释、道都为官方所尊，和谐共处。到西方取经的玄奖也是唐朝人。他们认为孔子、老子都是哲学家，而非教主，这还是由于中国人的现实主义性格，只希望借宗教以指引生活，而不致发展到狂热地步。毛泽东说：自古以来，中国宗教信仰是自由的，对宗教也不过于执著，不像西方那样发生长期的宗教战争。此外，儒家思想远比佛道二教影响为大，几千年历久不衰，帝王利用，考试取士，以此规范社会人际关系等等。两人都认为这都值得大加研究。
建国后，代表中国几个佛教宗派的经典，《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等，以及研究这些经典的著述，毛泽东都读过一些。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指名要带走的书籍中，便有《六祖坛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法华经》、《大涅槃经》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