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毛泽东1939年2月20日致张闻天信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7—148页）
［解析]
以知（智）、仁、勇为核心的道德论，是孔子思想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几千年儒家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其基本目的是为了培养和规范一种理想的、符合封建社会礼教秩序的主体人格。故称“三达德”。语出《礼记·中庸》：“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三德之中，仁为根本。孔子的社会理想是“天下归仁”；孔子所要求的最根本的做人原则，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仁”有许多解释，在《论语》中，“仁”字出现达109次之多。其较为基本的意思是“仁者爱人”，由此引申出来的被孔子推崇的人格内容和道德规范，如忠、恕、孝、信、义、慈、智、勇、刚、毅等，似乎都可以用“仁”来解释。但有一条明显的界限，“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就是说只有少数君子才可能具有仁德品格。
孔子提出的以仁为核心的“三达德”，是有一定的阶级限制的。因此，毛泽东强调要“加以更多的批判”，并从认识和实践两个方面指出了其主观唯心主义（知）和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实质（仁、勇）。其基本论断，如“知”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仁”“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勇”是“勇于守卫封建制度”，都被陈伯达加写进发表稿中。
以仁为核心的“三达德”后来衍变和固定为仁、义、礼、智、信五个方面。汉代的董仲舒称之为“五常”，唐代的韩愈称之为“五德”，宋代的程朱理学称之为“五性”、“五论”，总之是越来越成为做人的根本法则，并各有纷繁复杂的解释和发挥。所以，毛泽东说：“‘仁’这个东西在孔予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
仅仅指出孔子提出的知、仁、勇“三达德”的错误实质和后人的昏乱解释是不够的。毛泽东并不满足于此。在他看来，对这三个概念重新作出唯物论的改造，拿来为无产阶级所从事的现实斗争服务，也是有必要的。于是，他以制定正确的理论政策释“知”，以“亲爱团结”释“仁”，以“克服困难”释“勇”，又加上做事“忠实”等，遂成别具一格的一家之言，也可视为无产阶级道德品格中的应有之义。此外，毛泽东还反对传统的仁义对举的做法，信中所说的“义者事之宜”，语出朱熹的《四书集注·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原文为：“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制事之宜”，即认识和处理事情正确得当。故毛泽东认为“义”属于知的范畴。
毛泽东注重对知、仁、勇、义这些传统的道德概念进行改造，并非只此一例。在青年时代，毛泽东曾孜孜于建构能够济时救民的理想人格，孔儒的道德论便是他思考这个问题的基本素材。他把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人格也称为圣贤仁人，同样包括知、仁、勇三个方面。关于“知”，他说：圣人由于探得了作为“宇宙之真理”的“大本大源”，所以能’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惟在得一大本而已”（《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关于“仁”，他说：“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讲堂录》）关于“勇”，他说：在“三达德”之中，“智、仁体也，非勇无以为用”（《1916年12月9日致黎锦熙信》）。青年毛泽东所说的“勇”，主要是强健的体魄，如果说智（知）、仁（德）是本休内容的话，那么，强壮勇武的体魄便如“载知识之本而寓道德之舍”，故而，毛泽东特别强调体育锻炼的重要性，认为它可以“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这些反过来都可以加强和推进知、仁的实现。否则，“一旦身不存，德智则从之而隳矣。”（《体育之研究》）青年毛泽东对知、仁、勇的叙述，特别是对勇的发挥，显然已扑传统的“三达德”的重复，更不用说它有着强烈的现实背景了。1916年12月9日，给当时任北京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纂处主持人的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说，“古称三达德，智、仁与勇并举，今之教育学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之三言。”
值得一提的是，在读了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两个月后，即1939年4月29日，毛泽东在延安活动分子会议上作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报告中，对忠、孝、仁、义等传统道德概念作了更通俗的发挥。他说：“对国家尽忠，对民族尽孝，我们赞成。忠孝是古代封建道德，我们要改变它，发扬它。就是要特别忠于大多数人民，孝于大多数人民，而不是忠于少数人，教于少数人。至于仁义，同情大多数人，拥护大多数人，对大多数人有益处的，叫仁；对大多数人利益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当，叫义。如农民的土地问题，工人们的吃饭问题，处理得当，才算是真正的行义者。”这种发挥，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为抗战发出的国民精神总动员号召中所抽象谈论的忠孝仁义，确实“有原则的区则”。
15.反对孔夫子的书，我都注意看（读赵纪彬《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来源及其矛盾调和论的逻辑归宿》等）
［原文］
在孔门内部，“先进”的颜回与子贡是一个对立面，“后进”的有若与樊迟亦是一个对立面。樊迟与子贡同近于变革派别，均为春秋末期的进步思潮在孔门内部的反映。
矛盾只能通过斗争来解决，不能利用调和来避免，凡调和矛盾者必陷于自相矛盾；孔子当过渡时期因反对变革而调和矛盾，其自相矛盾亦必更为露骨。正因如此，孔门遂亦不能不成为矛盾集合体。
凡此史实证明：孔子从“和而不同”的“君子”维新立场出发，力求将过渡时期的阶级矛盾“一以贯之”，而历史辩证法的铁则，却使孔子的“从周”愿望彻底破产；孔门自始就一是个对立统一体，从未“合二为一”；在孔子死后的“儒分为八”过程中，终于出现了“一分为二”的儒墨显学对峙局面。此乃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思想史规律，亦即孔子的矛盾调和论的逻辑归宿。
——摘自赵纪彬《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来源及其矛盾调和论的逻辑归宿》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孔门充满矛盾。赵纪彬，《论语新探》。——毛泽东1965年12月读赵纪彬《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来源及其矛盾调和论的逻辑归宿》的批语
［解析］
赵纪彬（1905—1982），有名的哲学史家。建国前在多处大学任教授，建国后历任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开封师范学院院长等，后调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顾问。中国古代哲学史方面的著述甚丰。其《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来源及其矛盾调和论的逻辑归宿》一文，是其著作《释一二》初稿的第三章 ，发表在《哲学研究》1965年第4期，约2万字。文章对《论语·子路》里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分析。前面所引的三段原文，体现了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
《哲学研究》是毛泽东经常阅读的学术杂志之一。他1965年12月在《哲学研究》上读到赵纪彬的这篇文章，在文内作者名下划了双杠，在文章题目上面写道：“孔门充满矛盾”，看来是同意文章观点的。如果联系当时对杨献珍的“合二为一”观点的批判，赵纪彬文章提出的“矛盾只有通过斗争来解决，凡调和矛盾者必陷于自相矛盾”，在哲学观点上，也是吻合毛泽东当时的思路的。
在这期《哲学研究》的扉页上，毛泽东还写有“1965年《哲学研究》第2期”、“赵纪彬，《论语新探》”等字样。前者指的是赵纪彬发表在《哲学研究》1965年第2期上的《关于“一”、“二”范畴的形成过程问题》一文，这是其《释一二》初稿的第二章 ，第4期上赵文标题的注中提到了第2期上的这篇文章。毛泽东记下来，也可能是表示有兴趣找来第2期《哲学研究》读一下这篇文章，也可能是表示因读第4期的这篇文章而联想到读过的第2期上的文章。《论语新探》是赵纪彬194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一本专著，初版时怕“有碍销路”，改题为《古代儒家哲学批判》，1959年人民出版社再版时，特恢复《论语新探》原名。该书影响较大，曾由美国学者译成英文出版。分“历史证件”，“儒学究元”上、下两部，10余万字。作者在书中强调：“孔门所代表的古代前期儒家，是‘人’中的‘君子’学派，而以继承西周维新路线、维护氏族遗制、调和春秋矛盾为自觉的历史任务；先秦孔墨显学的对立，即为当时权隶主阶级内部维新与革命两条政治路线的派别斗争在学术上的反映。”（《论语新探》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页）
由此可见，赵纪彬发表在1964年第4期《哲学研究》上《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来源及其矛盾调和论的逻辑归宿》一文的观点，同他此前的《论语新探》，是一脉相承的，对孔夫子是持学术批判观点的。毛泽东读过赵纪彬的《论语新探》，并且是在1965年12月读《哲学研究》上的这篇文章之前读的。在同年10月8日的一次谈话中提到日本人写的基本粒子的对话文章时，毛泽东便顺便让康生去研究一下《论语新探》这本书。
毛泽东在1968年10月31日的谈话中提到的赵纪彬和杨荣国（1907—1978），说他们都是反对孔夫子的，所以对这两位的书我都注意看。杨荣国是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学家，当时是广州中山大学教授。
据刘大杰回忆，1965年6月20日毛泽东在上海找他谈话，“这天，主席本想找三个人谈话，周谷老（周谷城）、我、还有一个杨荣国。杨荣国写了一部《哲学史》，可能主席觉得还不错，想找他淡谈，以为他在上海，其实他不在上海，在广州中山大学。”（《毛泽东在上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页）杨荣国的代表作之一是1954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作者在该书“序言”中说：“孔子虽是首开私人讲学之风的，但他讲学的内容，即他的思想体系，是属保守的一面，是维护那日趋崩溃的种族统治的。他之阐扬礼治，又从阐扬礼治之余，提出了那维护统治者种族的‘仁’，其用意就是如此。”这自然属于“反对孔夫子”的书，毛泽东是读过的。在1966年3月的杭州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他便说过：广东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是个党员，写了两本书，一本叫《中国古代思想史》。
毛泽东在1968年10月31日谈话中提到的反对孔夫子的学者中，还有任继愈，我们将在本书“哲学篇”《这几篇文章，已如凤毛麟角》一条中，说到毛泽东读其《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时介绍。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第1册 ，于196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该书 第5章 《孔子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中，作者说：“从孔子一生的活动看来，凡是当时发生的具有进步意义的、体现封建地主阶级要求的重大事件，他都从维护奴隶制度的立场坚决反对。”在毛泽东看来，这也自然是属于“反对孔夫子”的书，他是读过的。1972年，毛泽东还号召要读几本哲学史。此外，任继愈对赵纪彬的《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来源及其矛盾调和论的逻辑归宿》一文的基本观点，是赞成的。在1966年第1期《哲学研究》上，任继愈发表《旧经新见》一文，说赵的这篇文章“读后对人有启发”，“可以说明孔子维护奴隶主贵族的利益的政治立场。”
16.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读陈伯达《墨子的哲学思想》）
墨经更进而给“实”以说明：“实，荣也。”经说：“实：其志气之见也；使之如已。”各种事物（实）具有自己的一定的具体的“质”，并有自己的包含各方面的、和从各方面表现出来之一定的、具体的属性；这种一定的具体的质和属性，就是事物（实）之所以成为一定的、具体的、而异于他物的物，就是这物的“使之如已”。各种不同的名，就恰是各种不同的物（实）的描写，是反映了各种物的一定的质和属性。
《经上》：“故：所得而后成也。”《经说》：“故：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体也，若有端。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若见之成见也。”墨子在追求事物发展之因果的法则。“故”的意义是物的所以然，“所得”是指因，而：“而后成”是指果。事物的发生发展，一定有因；照墨子看来，其中有大因，也有小因。小因即一部分的原因，大因即一般的原因。（辛亥）革命的一般原因，是当时民族危机的深进，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发展，满清的腐败无能，人民革命排满的□积和觉醒；没有这一般的原因。一定不会有那样的革命；有这一般的原因，就一定会有那样的革命；但是辛亥革命是在那样偶然的事件中爆发起来的，是由武昌那几个士兵在那些日子因革命党名册被回，迫而首先发难，这却是部分的原因；没有这部分的原因，就一定不会是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反之，这部分的原因假如不是在上述的一般原因（大故）的基础上，而于那10月10日恰当的时机上爆发起来，就不一定成为燎原之火。
儒家的“中庸”观念，在墨经中表现发展为唯物论的“质”的观念。《经下》：“欲正权利，恶正权害。”《经说》：“权者，两而无偏。”“正”就是“质”的观念。一种事物包含有其一定的质，这也就是“正”。估量或握取（“权”）那一定的事物，如离开那一定的“正”，而向其他左右偏向的方面有所偏向，那就是不符合那事物之一定的质。“两而无偏”——就是不向左右任何偏向的方面偏向。
——摘自陈伯达《墨子的哲学思想》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伯达同志：
《墨子的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有几点个别的意见，写在另纸，用供参考，不过是望文生义的感想，没有研究的根据的。
敬礼！
毛泽东
二月一日夜
（一）题目
似改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或“墨子的唯物哲学”较好。
（二）事物的实不止属性，还有其最根本的质，质与属性不可分，但有区别的，一物的某些属性可以除去，而其物不空，由于所以为其物的质尚存。“志气”，志似指事物之质，不变的东西（在一物范围内），气似指量及瞩性，变动的东西。
（三）“君子不能从行为中分出什么是仁什么是不仁”，这句话的意思应是：君子做起事来却只知做不仁的事，不知做仁的事，似更明白些。
（四）说因果性的一段，似乎可以说同时即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物之所以然”是必然性，这必然性的表现形态则是偶然性。必然性的一切表现形态都是偶然性，都用偶然性表现。因此，“没有这部分的原因就一定不会有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是对的，但辛亥革命的必然性（大故）必定因另一偶然性（小故）而爆发，并经过无数偶然性（小故）而完成，也许成为十月十一日的汉阳起义，或某月某日的某地起义。“不是在那最恰当的时机爆发起来就不一定成为燎原之火”是对的但也必定会在另一最恰当的时机爆发起来而成为燎原之火。
（五）中庸问题
墨家的“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而无偏”、“正而不可摇”，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择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变”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与不及。这里有几点意见：（1）是在作两亲战线斗争，用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来规定相对的质。（2）儒墨两家话说得不同，意思是一样，墨家没有特别发展的地方。（3）“正”是质的观念，与儒家之“中”（不偏之谓中）同。“权”不是质的观念，是规定此质区别异质的方法，与儒家“执两用中”与“执”同。“欲”之“正”是“利”，使与害区别。“恶”之“正”是“害”，使与利区别而不相混。“权者两而无偏”，应解作规定事物一定的质不使向左右偏（不使向异质偏），但这句话并不及“过犹不及”之明白恰当，不必说它“是过犹不及之发展”。（4）至于说“两而无偏，恰是墨子看到一个质之含有不同的两方面，不向任何一方面偏向，这才是正，才真正合乎那个质”，则甚不妥，这把墨家说成折衷论了。一个质有两方面，但在一个过和中的质有一方面皇主要的，是相对安定的，必须要有所偏，必须偏于这方面，所谓一定的质，或一个质，就是指的这方面，这就是质，否则否定了质。所以墨说“无偏”是不要向左与右的异质偏，不是不要向一个质的两方面之一方面伯（其实这不是偏，恰是正），如果墨家是唯物辩证论的话，便应作如此解。
（六）“半，端”问题墨子这段，特别是胡适的解释，不能证明质的转变问题，这似是说有限与无限问题。——毛泽东1939年2月1日致陈伯达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0—142页）
［解析］
墨子，春秋战国之际的宋国人，大约生活在公元前468年至前376年。出身贫贱，精通手工技乞。早年曾学儒者之业，后抛弃儒学，创立新说，形成反映“农与工肆之人”利益的墨家学派，与儒对峙，并为先秦的两大显学。现存《墨子》53篇，是墨家学派的著作总集，其中有墨子本人所著，也有后期墨家的作品。
《墨子的哲学思想》，是陈伯达响应毛泽东1938年10月提出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号召所写的诸子研究系列论文中的一篇。同《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样，他送给毛泽东看的是发表前的稿子，后分上、中、下三篇连载于《解放》杂志第82期（1939年8月30日）、第102期（1g40年3月31日）、第104期（1940年4月20日）。全文3.6万字左右，较全面地论述了墨子诸方面的思想，如名与实、知与行、故与法（因果法则）、同与异、义与利、中庸、名辩等范畴，以及墨子关于节葬、非攻、兼爱、非乐、非命等主张。该文对墨子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从政治上讲，该文认为：墨子是当时“手工业者和农民在某种程度上之独立的觉醒及其解放的空想之最伟大的代表者”。“墨子在各方面的立说，都是从人民生产的立场出发的”。我们民族“最善于艰苦奋斗，并善于死里求生，善于主持正义而厌恶强暴，善于对不平反抗，这些都是和墨家的精神不可分开的”。从哲学理论上讲，该文认为：墨子在中国哲学史上“首先完整地提出了名实问题，并给以初步明确的解决”，进而提出知行问题“并初步具体地在解决”。“墨子并不限于唯物的经验论。我们看到了墨子哲学关于由感性的认识论到论理的认识之见解”。“墨子认为：宇宙的事物是变动不居的”。“墨经发现了部分和整体的联系”。“墨子看出了宇宙中的时间空间都是对立的统一”。
对这些观点，毛泽东是表赞同的，毛泽东本人对墨子也一向推崇。1939年4月24日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的讲演中，他称道墨子是劳动者，“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读了《墨子的哲学思想》，他认为作者“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从而充分肯定了墨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赫拉克利特（约前535—前475年），古希腊卓越的唯物主义者、辩证论者，是代表新兴工商业奴隶主利益的哲学家。他致力于寻求世界万物的本源，把客观的自然界作为认识的起点和对象，并猜测到万物变化运动的原因，是由干事物内部有矛盾，有对立面的斗争，他说：“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性而产生的。”（《古希腊罗马哲学》第24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所以，列宁称他是“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列宁全集》第38卷 第390页）。毛泽东把墨子比为中国的赫拉克利特，并建议陈伯达把文章的题目改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大体是觉得二者在唯物论和辩证法两个方面有相通之处。陈伯达在发表稿里未按毛泽东的建议改题，原因不得而知。
关于《墨子的哲学思想》中的具体论述，毛泽东在信中主要谈了三个不同的观点。
（一）对墨子提出的“实”的解释。名与实，是先秦哲学论争中的两个重要范畴。陈伯达在这篇文章中认为，名实之争“是唯心论与唯物论两条路线之争，是反映两个不同阶级的争斗”。接着肯定了墨子是主张实为第一，名为第二，名是实的反映的。在论及墨子对“实”的解释时，陈伯达在原稿中可能是只强调了“实”（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属性规定，毛泽东在他的信中则指出，“事物的实不止属性，还有其根本的质”。在毛泽东看来，质是“实”的标本的也是最稳定的规定，属性则可以是多变的。二者不可分，但有区别。它们的关系，在毛泽东看来就是事物的本质与现象、质与量的关系。据此，毛泽东对墨子提出的“实：志气之见也”，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志似指事物之质”，“气似指量及属性”。陈伯达在发表稿里采纳了毛泽东的观点。
（二）对墨子的“大故”与“小故”这两个概念的引申。“故”指事物变化的“所以然”即因果性，这是没有疑义的。陈伯达把“大故”释为“一般的原因”，把“小故”释为“部分的原因”，这在字面上也没什么问题。但毛泽东不满足于此，他进而发挥说：因果性“似乎可以说同时即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这就把不同的范畴联系起来，从而对大、小“故”的关系的理解更深入了。一定的原因必然引起一定的结果，这是因果性中的必然性；但是，一种原因又可以引起多种结果，一种结果也可由多种原因引起，这就是因果性的偶然性。所以，原因与结果的关系同时就包在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之中，反之亦然。再一层意思是，一果多因中的不同的因，有“大因”与“小因”，即“大故”与“小故”之别。在毛泽东看来，二者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一定事物得以形成变化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基于此.毛泽东同意陈伯达的举例论述：辛亥革命的爆发有其一般的原因（历史背景），而武昌新军的首先发难则由部分原因所致。但他更进一步指出，即使没有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这一偶然性，“辛亥革命的必然性（大故）必定因另一偶然性（小故）而爆发”。这就强调了“大故”（必然性）的决定作用。陈伯达在发表稿里把毛泽东的这段话用了进去。
（三）对儒墨两家的“中庸”观念的关系的解释。在读陈伯达的《孔子的哲学思想》写给张闻天的信中，毛泽东对儒家的“中庸”观念已有具体的分析，陈伯达在《墨子的哲学思想》中认为，儒家的“中庸”观念在墨家那里“表现发展为唯物论的‘质’的观念”，并分析了墨家的“欲正权利，恶正权害”和“两而无偏”的含义。对此，毛泽东的不同观点是：（1）墨家的“两而无偏”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没有特别发展的地方，甚至“两而无偏”还不如“过犹不及”的说法明白恰当。（2）陈伯达认为，“两而无偏”是墨子看到了一个质含有两个不同的方面，不向任何一方面偏向，才能得其“正”，才符合事物的质。毛泽东不同意这个解释，认为这是“把墨家说成拆衷论了”。在他看来，一个质（“正”）虽有两个方面，但有一个方面是主要的，在认识掌握上就必须有所偏，这才能抓住安定的质。而墨子说的“无偏”，是指“不要向左与右的异质偏”。毛泽东在这里是以对立统一规律原理为指导来解释“两而无偏”的，从而反对和防止对“中庸”观作折衷主义的引申，似也为一家之言。
17.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读范文澜《中国经学史的演变》）
经是封建统治阶级在思想方面压迫人民的重要工具。统治阶级要巩固自己的政权，必需一套’天经地义、万古不刊”的“永恒真理”来证明自己的不可动摇。
经学发展的史实，充分证明一部经学史，就是一部经学斗争史。它有内部斗争（汉宋斗争，今古文斗争，程朱陆王斗争等等），有对外斗争（儒与杨墨斗争，儒道斗争，儒佛斗争等等），斗争方法：（一）迎合统治阶级，发挥适合君长利益的理论，掩蔽抹煞近乎危险的言辞。例如三纲三从五行五常之类，尽量发挥；易传里原始辩证法，诗书天听民听，天命靡常，左传揭破鬼神迷信，孟子直陈民贵君轻，凡是带有革命性的全被阉割歪曲、这洋取得统治阶级的尊信。（二）采取对方的长处，来改造自己的短处，例如西汉今文学采取刑名阴阳五行，南学采取老庄。宋学采取佛逍两教。夺对方武器战败对方是经学发展的主要规律。
我们怎样来批判经学呢？第一，经本身是古代中料（六经皆史），汉学系经学把它发展了，因此汉学系经学堆积起巨大的古代史料。（如经书里包含古支传说，大小戴礼记讲古制度，及世系之类。）宋学系经学把经学发展为唯心派哲学，因此宋学系经学堆积巨人的唯心派哲学史的材料。新汉学系统学从考据方面发展，古代制度文物，经考据学者的研究，艰深难解的古书大体可以阅读。把封建统治工具的经学，改变成科学的占代社会史古代哲学史的原料看，它自有很高价值存在。第二，经学里多少含有民主性革命性的东西，还有些封建统治阶级的“嘉言懿行”，按其本质是反动的，如果转植到无产阶级文化中来，一样可变为有用。
——摘自范文澜《中国经学史的演变》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文澜同志：
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第三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不知对康梁章胡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等人否？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
我对历史完全无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学得一点，深为幸事。致以
敬礼！
毛泽东
九月五日
——毛泽东1940年9月5日致范文澜信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63页）［解析］
1940年1月，历史学家范文澜（1893—1969）到延安，在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持工作，并研究中国经学史。同年6月21日，由毛泽东于1938年9月倡议成立的延安新哲学会召开第一届年会首次会议，毛泽东、张闻天、朱德都出席了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新哲学会两年来的工作成绩，并指出：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我们注意太不够。张闻天在讲话中进一步要求新哲学会今后加强与反唯物辩证论的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
这次年会随后举行了多次学术讲演，其中就有范文澜的关于中国经学简史的讲演。毛泽东也多次去听讲。事后，范文澜把自己的讲演提纲呈交毛泽东，毛泽东读后于9月5日写了上面这封信。这个提纲经作者整理后，连续发表于同年10月25日和11月25日出版的《中国文化》杂志第2卷 第2、3期上面，标题为《中国经学史的演变——延安新哲学年会讲演提纲》。全文
2.8万余字，分为绪言、汉学系——孔子到唐、宋学系——唐到清、新汉学系——清到“五四”、总结5个部分，较为清楚地梳理了经学的发展脉胳和不同阶段的特征。
所谓经学，简言之是指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儒家经典有“五经”之说，即《诗经》、《尚书》、《议礼》、《周易》、《春秋》，战国时尚有“六经”之说，加一《乐》，或说秦始皇焚书后《乐》亡佚，或说《乐》本不存，包括在《诗经》、《仪礼》之中。“五四”运动以前2000多年里，学人以名列儒林为荣，薯述以敷赞经义为贵，遂成封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传统，且派别繁杂、训解浩繁，是维护和宣传封建统治阶级思想的理论依据，但其中也不乏有价值的思想观点。
毛泽东说范文澜的这篇文章是“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的“头一次”，首先是因为它分别阐述了经学的阶级实质、发展规律，辩证地分析了它的历史价值和我们对它的基本态度、这从前面所摘引的几段即可体会得到，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这篇文章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即有利于反对复古反动的思想斗争。
经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即已式微，但不时也沉渣浮起，特别是抗战爆发后，一些人打着民族主义的口号，泛起复古，出现一股思想逆流。对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后改为《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得很明确：“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这类文化同帝国主义文化“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为此，我们必须“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易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1940年1月范文澜到延安时，毛泽东正在修改这篇著名文章，并于同年2月发表在《中国文化》杂志创刊号上面。范文澜写《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便是以毛泽东的上述观点为指导的，其“总结”部分直接引用《新民主主义论》的几段论述对全文的观点进行概括。诸如，文章说毛泽东关于“五四”以前资产阶级的“新学”同封建复古思想的斗争及其在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封建文化的联合反攻下的失败命运的论述，“显示了中国文化演变的实质，经学历古也证明这个论据的正确。康梁领导的今文运动。就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同盟军打得落花流水”，文章在引用毛泽东关于“五四”后的新文化蓬勃发展的论述后又说：“这个论据，在经学方面也毫无疑义的证实它的十分正确。”“那些服务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剽袭些汉学或宋学的陈言腐义”。“利用各种方法来提倡”，但“丝毫不起预期的作用”，相反，共产党领导的新文化虽然受到种种压迫，“依旧风起潮涌，受到青年们的无限欢迎”。
毛泽东在信中还提出，越对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胡运，以及廖平、吴虞、叶德辉这些近代经学家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中国经学史的演变》辟有“山穷水尽的经学——鸭片战争以后”一节，专述以康有为、梁启超、廖平等为代表的今文学派同以俞樾、孙贻让、刘师培、章太炎为代表的古文学派的分歧，批判了双方的缺陷和错误，即保存国粹的守旧和以古证今的改良，指出他们都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死路。此外，也论及了胡适、吴虞、梁漱溟诸人。这些批判和分析，在某些方面实现了毛泽东于1939年2月22日读陈伯达的《孔子的哲学思想》提出的要求：对康、梁、章、胡这些近人“整个思想系统上的错误的批判，须在另一时间去做”。
18.不读西方哲学，就不懂马克思主义（读西方哲学史书籍）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你不研究反面的东西，就驳不倒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不是这样，他们努力学习和研究当代的和历史上的各种东西，并且教人们也这么做。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在研究资产阶级的东西，研究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并且跟它们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
——摘自毛泽东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解析］
西方哲学著作，不是毛泽东读书的重点，但他对西方哲学史还是相当熟悉的。其中，有的是从读马列原暑时涉及的，但他确实读了一些有关专门研究西方哲学史的书，以及西方哲学的一些经典著作。
这方面的知识积累，从青年时代就开始了。
新文化运动中，毛泽东在哲学学习和研究活动中，间接和直接地与杜威、罗素发生过联系。1919年下半年，杜威在北大讲学时、正值毛泽东刚离开北京。但杜威讲演的实验主义哲学、政治哲学、教育哲学等，均在《北大日刊》、《新青年》、《新潮》、北京《晨报》、上海《民国日报》、湖南《大公报》等详细连载。毛泽东不放过对这些杂志报纸的阅读。他对杜威这些讲演录都详细加以研究过，并受到其中一些观点的影响。
毛泽东第二次上北京，在北大直接听过杜威作《现代的三个哲学家》的讲演。杜威对詹姆士的实用主义、罗素的教育哲学和柏格森的生命奋进论大加鼓吹，毛泽东颇为欣赏。他决心以杜威的《现代的三个哲学家》为教本，认真研究西方哲学。1920年6月7日，他写信告诉黎锦熙：“我近来功课：英文、哲学、报纸这三种。哲学从‘现代的三大哲学家’起，渐次进于各家”。
1920年10月，杠威、罗素由蔡元培、吴稚晖、张东荪、李石曾、杨端六、陶孟和等陪同，分别由北京、上海到湖南长沙讲演。这在湖南是颇为轰动的大事。毛泽东积极参加了筹备和接待工作，并被特聘为讲演大会记录员。毛泽东记录的吴稚晖、蔡元培、杨端六的演讲辞，都发表在《大公报》开辟的‘名人讲演录”中。他并奔走于各讲演会场之间，亲听杜威和罗素的讲演，听后与彭璜、张文亮等新民学会会员立即进行了详细的讨论。这次活动对毛泽东的政治、哲学思想都有重大的影响。
毛泽东在哲学学习活动方面，还受到蔡元培的较大影响。他两次上北京。都请教过蔡元培，听过蔡元培多次讲演。在一师期间，在杨昌济指导下他阅读过蔡元培根据德国哲学家厉希脱尔的《哲学导言》为要，兼采泡尔生、孔德的《哲学入门》而编写的《哲学大纲》。他在《体育之研究》中，引用了该书的一些观点，甚至把一些话直接写进了文章中。毛泽东对《论理学原理》一书所作的批语，其中一些观，点也来自于《哲学大纲》。此外，蔡元培对互助论、工读主义的提倡，对尼采和柏格森哲学的介绍以及蔡元培的美学思想，都给了毛泽东较深的影响。1937年毛泽东在给蔡元培的信中无限感慨地回忆说：“五四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湘诚讲座，敬聆先生之崇论宏议，不期忽忽二十年矣！”他在信中廉称自己为“曾聆教益之人”，可见他对蔡元培的崇敬。
1964年，毛泽东曾向斯诺回忆，他青年时代到1937年前，“读过黑格尔，在那以前还读过恩格斯。”（《斯诺在中国》第284页）这里所谈的，就是他自己的哲学思想形成的理论准备过程。德国在近代的雄姿勃起，以及它挑起的、当时正在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了中国先进人们对德国的特别重视。德国著名思想家的著作，在中国较早就有介绍。早在辛亥革命前，介绍过康德、黑格尔哲学的杂志就有：《河南》、《湘江潮》、《新民丛报》、《民报》等。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等杂志曾刊登不少文章介绍黑格尔及德国哲学。毛泽东早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就曾在《新青年》和其他杂志上读过介绍黑格尔（当时译为赫克尔）的有关著作，如马君武译的《赫克尔一元论哲学》等。毛泽东在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化的过程中，并没有放弃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他曾继续研究《赫克尔一元论哲学》等书，并把这部书的单行木作为重要著作，在文化书杠出售并向读者推荐。毛泽东还从《伦理学原理》、《西洋伦理学说史》、《哲学大纲》等专著作，对黑格尔哲学有所了解。此外，毛泽东和朋友们还把讨论黑格尔哲学，作为学习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李维汉在毛泽东主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校刊《新时代》第1卷 第2、3号上发表的《观念史观批评》一文，较系统地评述了黑格尔唯心辩证的得失。这篇文章的观点，应当说凝结了他和毛泽东、蔡和森等人长期以来对黑格尔哲学“共同讨论、共同研究”的成果。其中关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关于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的论述，16年后，毛泽东在写作《矛盾论》和《实践论》时，也予以采取并使之完善。这说明毛泽东青年时代对西方哲学的学习与了解，对他后来的哲学活动是发生了直接效应的。
在戎马倥偬的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也注意阅读西方哲学。1959年3月1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常委会上，他回忆说：我的“狭隘经验主义”称号，是×××加的，对我有很大帮助，读了几本书，很感谢他，德波林的《欧洲哲学史》，就是打水口期间读的。原来不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什么东西。毛泽东这里说的“打水口期间”。即1932年年中。
毛泽东更多的涉猎西方哲学书籍，当是在延安时期和建国后。在1965年8月5日接见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说他读过古希腊名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他还说，德国哲学家、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第一个看透神是人的思想意识的反映。他的书必须看。当然，黑格尔的书也必须看。列宁说，不读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书，不能成为共主主义者。也应该读唯心主义的书。我是相信过康德的。不读唯心主义的书、形而上学的书，就不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是我的经验，也是列宁的经验，也是马克思的经验。
毛泽东对古希腊哲学和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更是熟悉一些。这两段时期，恰是西方哲学发展史上两座高峰。在1964年2月9日同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对这两个时期的哲学都有过具体评述。他认为：古代希腊的辩证法是在当时的辩论中发展起来的，古代希腊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在同敌人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苏格拉底注重伦理学，他不是唯物主义者，也不是辩证法的理论家，但是他注意研究伦理学和宪法，同敌人作斗争。他的一辈子过得不开心。结果死得也很惨。柏拉图是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他写了一本书叫《理想国》，他发展了唯心主义，后来的阿理斯多德批评了他的唯心主义，阿理斯多德是一位大学者，比前二人的水平高，他对于自然科学的许多方面有研究，批评了柏拉图的唯心主义，创立了形式逻辑。欧洲在中世纪时，对阿理斯多德是很崇拜的，在比较近代的德国，康德的老师就是阿理斯多德。康德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天文学中的星云学是他创立的。此人还搞了十二个范畴，这十二个范畴都是对立的统一，但他不能解释这些问题，他说事物的本质是不可知的，他是一个不可知论者。黑格尔的先生就是康德。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他大大地发展了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即客观的辩证，他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先生，也是列宁的先生，也是我们的先生。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没有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德国古典哲学，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没有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没有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你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先生多么广泛，他们从英国学经济学，从法国学社会主义，从德国学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