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没有德国古典哲学，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这是毛泽东自己阅读，并建议别人阅读西方哲学著作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他还提出：不读唯心主义的书、形而上学的书，就不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是我的经验。
19.学“猴子变人”（读郭烈失编、成嵩译《从猿到人》等）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乔木：
请你就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不论是翻译的，写作的，搜集苦干种给我。听说有个什么苏联作家写了一本猴子变人的小说，我曾看过的一本赖也夫的社会学，张伯简也翻过（或是他写的）一本《社会进化简史》，诸如此类，均请收集。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日
——毛泽东1943年12月20日致胡乔木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17页）少奇同志：
此书有恩格斯两篇短文，十分精彩，可以看。郭烈夫的一篇亦可一阅。郭烈夫的《唯物论》，瞿秋白曾有译本，我看过，还好，后来听说他犯有错误，我还不知其错误究在何处。我正在找其他唯物史观的书看，看后再送你。
敬礼！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四日
——毛泽东1943年12月24日致刘少奇信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19页）
［解析］
1943年10月，延安整风进入后期，中央决定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理论和研究党的历史，整风进入总结提高的阶段。从上面引的毛泽东这两封信可以反映出，他当时想集中阅读有关社会发展史方面的书籍，而且是把社会发展史作为历史唯物论的入门的。
1943年12月20日致胡乔木信中提到的书，有这样几种：（一）苏联作家写的一本“猴子变人的小说”，是指《人怎样变成巨人》这部书，它是讲人类发展史（包括从猿到人）的通俗读物，用了生动的文学笔调（但还不好说是小说），作者是苏联的伊林和谢加尔夫妇，两人是科普文学作家。（二）毛泽东说他“曾看过”的赖也夫的社会学，是指赖也夫斯基写的《唯物的社会学》，陆一远译，1929年由新宇宙书店出版，是讲历史唯物论的。（三）张伯简的《社会进伦简史》，1925年国光书店印行。
1943年12月24日致刘少奇信中，提到的瞿秋白译注的“郭烈夫的《唯物论》”，是指1927年新青年社出版的《无产阶级之哲学——唯物论》。193D年明日书店重新出版时，把书名改为《维物史观的哲学》，译者改署为“屈章”，但这本书并不是专讲历史唯物论，而是通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毛泽东以前读过，认为“还好”。郭烈夫（1874—1939），即波里斯·伊萨科维奇·戈尔德曼，是苏联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1893年参加俄国革命运动，一度是孟什维克，1920年退出孟什维克，专门从事教学和研究。30年代初他关于战争史的著作在报刊上受到批评。毛泽东“听说他犯有错误”，大概就是指这些事情。
在同一封信中，毛泽东送给刘少奇，并认为“十分精彩，可以看”的“此书”，便是郭烈夫编选、成嵩翻译的《从猿到人》，1930年9月上海泰东国书局出版。书中“恩格斯两篇短文”，选自《自然辩证法》，一篇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篇是从《（自然辩证法）导言》中节录的一段，另拟了一个篇名《人类进化的过程》。郭烈夫将这两篇文章，同他自己写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达尔文主义》一篇长文放在一起，编成《从猿到人》这木书，（以上考证引自龚育之《关于毛泽东读哲学书的几封信》，见《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61—62页）
应该说，学习社会发展史，是弄通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一个必要环节，同时，自然发展史同社会发展史也不是脱节的。《从猿到人》所论述的内容，从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来说，既是自然状态的结束，也是社会状态的开始，正好是自然发展史同社会发展史的结合部。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的自然观同他的社会观也是有亲切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中，自然发展现和社会发展观尤其不可分割。
全国解放初期，曾广泛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学习。重要内容就是学社会发展史，当时还有一个通俗的说法，叫学“猴子变人”。毛泽东在《不要四面出击》一文中讲到，对知识分子“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他还说：唯心论者讲上帝造人，“我们讲从猿到人”。
1959年8月1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的一次讲话中，又特别说到：世界观又名宇宙观、人生观、社会观，总名历史唯物主义。有社会世界，还有自然世界。辩证唯物主义讲自然世界。开始从自然世界讲起，然后形成统一，客观主观对立应用于人类，就有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些论述，表明毛泽东自己注重阅读并提倡大家读《从猿到人》等自然和社会发展史著作，对深入贯通历史唯物论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的。
20.不容易读，但必须读（读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说我是狭隘经验主义，我就不承认。你如果承认，但还不知道经验主义是何物，以为做点工作，有点经验就叫经验主义。但在哲学体系上讲，并不是这样理解。不懂得经验主义星相马赫唯心主义经验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这本书，就是列宁批判马赫的，不容易读，然而必须读。此书反对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他们悲观失望。1905年党涣散，列宁自己长期研究多少年，才写出来的。因为理论基础不一致。
——摘自毛泽东1959年8月1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常委会上的讲话
《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87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之后，社会民主工党的大部分人悲观失望，出现了“造神派”，如卢那察尔斯基等人。这些人都是唯心主义者，列宁为了批判他们，写了一部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过了十二年，俄国革命就胜利了，这时“造神派”的卢那察尔斯基也当了列宁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员，他也不要造神了。
——摘自毛泽东1961年1月24日同日本社会党国会议
员黑田寿男的谈话（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59页）
［解析］
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是充满现实斗争性的哲学著作。毛泽东读哲学书，特别喜欢这类具有现实针对性的著作。1965年4月21日，他在中南局党的领导干部会议上曾经说过：“我是先学列宁的东西，后看马、恩的书。列宁的比较好懂。”有现实针对性，自然好懂些。
1907年俄国“六三”政变开始了俄国历史上的斯托雷平反动统治时期，革命处于困难阶段，许多革命同路人开始瓦解和蜕化，特别是在党内形成了以唐恩·马尔托夫为代表的取消派和以波格丹诺大为代表的召回派，取消派走向了投降主义的道路，堕落到取消党、取消革命的地步；而召回派却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走上了盲目冒险的道路，否认任何合法的斗争。尽管他们各走极端，但他们却是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其实质同样表现出向资产阶级的屈服。
他们不但在行动上进行反党、反革命，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否定指导党的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特别要否定它们的哲学基础——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取消派和召回派联合起来向马克思主义哲学进攻，他们著书立说，高喊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了”，辩证法是“神秘主义”；他们鼓吹马赫主义，要求用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来代替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而这种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则是革命失败后出现的极端冒险和消极颓废情绪的思想根源。
取消派和召回派之所以鼓吹马赫主义是有其根源的。马赫主义的实质是主观唯心主义，但它用一些标新立异的新名词，空洞含糊的概念，把自己的主观唯心主义本质掩盖起来；同时鼓吹自己的哲学是超阶级的无党性哲学，以此来掩盖自己的阶级本质。马赫主义的这种欺骗性很适合俄国的机会主义者在政治上虚伪性和两面性的胃口，他们在革命失败后动摇、变节，但又不能承认自己的反动立场，马赫主义就成了他们求之不得的理论依据，并以之对抗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世界观。
针对俄国出现的上述情况，列宁在1908年2月开始搜集材料，阅读一些专门文献，子同年10月终于在日内瓦写成《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该书手稿秘密转移到莫斯科，子1909年5月由莫斯科环节出版社正式出版，现收入中文版《列宁全集》第14卷 和《列宁选集》第2卷。
在这部著作中，一方面，列宁对当时流行的冒充马克思主义的反动哲学思潮，特别是马赫主义，进行了毁灭性的批判，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列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概括了从恩格斯逝世以来的整个历史时期的革命经验和科学的成果，发展和阐明了许多哲学原理。主要概括如下：
第一，阐述了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解决了哲学的基本问题。
列宁将各派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概括为两条相反的路线：即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唯物主义路线与从思想和感觉到物的唯心主义路线。按照两条不同的路线，唯物主义者坚持认为，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实在，而意识是物质在大脑中的反映。也就是说，唯物主义理论就是意识反映物质的理论，即：“物质存在于我们之外。我们的知觉和表象是物的映象”。列宁一再强调，不肯定地回答“关于作用于我们感官而引起感觉的物在我们意识之外的存在问题”，“就不能做一个唯物主义者”，而明确地承认自然界、外部世界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和感觉，这正是唯物主义的第一要义。
第二，阐述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批判了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和不可知论。
列宁指出，认识是客观现实的主观反映，客观现实是可以被认识的，认识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从不知到知，从不完全不确切的知识到比较完全比较确切的知识。列宁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客观世界的可知性原理，指出人们的感觉、思想除了反映客观存在以外，它不会有别的内容，然而这种反映不是机械的反映，而是能动的反映，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
同时指出人们的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之所以有限是因为人们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人们对客观事物只能达到一定程度的认识；之所以无限是因为客观事物按其规律来说是可以不断认识的。
列宁就人的认识过程总结说：人类认识的总过程，大致要经过两个阶段即从物质到精神的阶段和从精神到物质的阶段。认识是这两个阶段在不同水平上的循环往复，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第三，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观，批判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真理观。
人类认识的根本任务在于获得真理和发展真理。列宁说：“当一个唯物主义者，就要承认感观给我们揭示的客观真理。”所谓的客观真理就是客观世界在人们意识中的正确反映，凡是真理都是客观的，就是说它所反映的内容都是客观的，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观。
列宁又对真理的二重性即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关系给予辩证的解决，指出承认了真理的客观性也就“这样或那样地承认绝对真理”。同时又说，“人类思维按其本性是能够给我们提供并且正在提供由相对真理的总和所构成的绝对真理的。”即告诉我们绝对真理由相对真理构成，而相对真理又包含着绝对的成分，解决了二者的关系问题。
列宁在文中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强调实践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明确指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他指出了人类的认识和实践不能隔离的关系。
第四，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统一的原理和哲学上的党性原则，揭露了马赫主义哲学“无党性”的实质。理，指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思想的科学世界观，是一块不可分割的钢铁。列宁说，二者都统一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而决不可丢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否则就会离开客观真理，落人资产阶级自由的谬论的怀抱。
列宁在文中还集中论述了哲学的党性原则。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哲学的党性就是阶级性在哲学上的集中表现。列宁说：“哲学上的党派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自始至终都是有党性的，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唯心主义哲学是为资产阶级和宗教服务的，批判了马赫主义的哲学无党性的实质，指出：“哲学上的无党性，不过是卑鄙地掩盖起来的对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的阿谈奉迎而已。”
列宁的这部著作一问世，便引起强烈反响。它完成了从思想理论上克服马赫主义者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企图，是在恩格斯之后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最系统、最完整的阐述，从而保证了党在失败的形势下，不致丧失蓬勃朝气，并为将来做了充分的精神准备。
50—60年代，毛泽东多次说到《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他主要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批评唯心主义，特别是批评他认为党内存在的某些唯心主义经验论的工作方法、思想方法，在本书“哲学篇”《问题出在唯心的经验论》条目中，将作论述。一是强调《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对革命低潮时容易出现的悲观失望情绪的批判。例如，1959年2月12日同印度共产党的高士谈话时，他说：我们犯过“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教育了我们。党开始长大了，后来又跌下来，又小了。党转入地下，然后想法斗争，搞根据地，我们又长起来了。每当跌下来时，党内就产生失望情绪，俄国的情况也一样。1905年革命失败后，跌下来，悲观失望，搞召回派，唯心主义哲学，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就是为这种情况而写的。俄国的这一跌，列宁叫做1905年的军事演习。
如果单从理论上看，毛泽东对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体会，并倡导人们认真读它，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因为这是了解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应该指出的是，50年代末以后，毛泽东对中国现实的了解，对党内思想倾向的估计，逐渐有了偏差。因此，他有时号召人们读这本书，读那本书的现实针对性，也出现了偏差，有不正确
的地方。
21.辩证法的本质即对立统一法则（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伯伦斯泰因，用他自己所创造的资本主义之平和的进化的发展的理论，来对抗辩证法的飞跃说、革命说。
对于唯物论辩证法的修正，是向着唯物辩证法最重要的方面——能动性、革命性——实行的。这种修正是打破理论的活动与实践的活动的统一之尝试，而这两者的统一在唯物辩证法上，正是“内部的而且不可分的”被结合着。伯伦斯泰因不去提高普罗列达里亚斗争中的能动性与热情，反而鼓吹变革资本主义的现实之不可能。
普列哈诺夫虽然暴露了伯伦斯泰因的观念论，却没有冲倒修正派在辩证法问题上曲解马克思主义的那个根基。特别是他并不曾顾虑到修正派放弃了“辩证法上决定的东西”——对立的统一。伯伦斯泰因及其一党，建立阶级协调论代替对立的统一的法则。最后，对于辩证法的本质之无理解表现得最厉害的地方，是普列哈诺夫和其他少数派在1914年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公然喊出“防御祖国”的布尔乔亚的口号。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辩证法的本质即对立的统一法则。——摘自毛泽东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6页）
［解析］
“辩证法的本质即对立统一法则。”这一重要批注是毛泽东在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时写下的。这部教科书是由前苏联哲学家西洛可夫（现译希罗科夫）、爱森堡（现译艾森贝格）等人集体撰写，1931年出版于前苏联的。这是苏联哲学界批判德波林学派之后写作较早、影响较大的一本书。1932年3月，日本学者将它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1932年9月，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和他的学生雷仲坚从日文本转译成中文，以笔耕书店名义出版，为竖排本。时至1935年6月，印行了第3版。该书当时被人们认为是对辩证法唯物论作了系统说明的重要著作，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毛泽东是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读到这本书的。毛泽东对此书异常重视，约在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间多次阅读此书。有些章节他至少批注了3遍，有的可能达到3遍之多。他用红蓝铅笔、黑铅笔、圆珠笔和毛笔在书中留下了大量批注和符号，凝聚了他的许多哲学思考。
毛泽东对此书的重视不是偶然的。当时，中国革命正处于十分紧要的历史关头。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先后出现了3次“左”倾错误。特别是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4年统治，使整个中国革命几乎濒临危亡的境地，革命遭到严重挫折，红军由30万人下降到3万人。教条主义者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行动的指南，而是当作僵死不变的、到处套用的教条；他们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去吓唬人们；他们不顾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照搬照套外国经验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教条主义者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教训是沉痛的。1935年1月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在极其危急的状态下出现了转机。但是，教条主义错误并没有来得及彻底清算，还在严重影响着一些同志。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中国革命处于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在这种十分复杂、变化动荡的国内外矛盾和各种政治力量尖锐斗争的情势下，从理论上纠正和消除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想方法的影响，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以担负起新的历史重任，就是十分必要的了。所以，毛泽东在得到西洛可夫和爱森堡等人撰写的这部阑发辩证法唯物论的重要书籍之后，不能不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潜心研读。
西洛可夫和爱森堡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判了伯伦斯泰因（现译伯恩施坦，1850—1932）和普列哈诺夫（现译普列汉诺夫，1856—1918）的错误。伯恩施坦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在恩格斯逝世后，他公开攻击和修正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他不去鼓舞和提高普罗列达里亚（即无产阶级）的斗志，而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危机已经消除，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在哲学上，他用唯心主义修正唯物主义，用平静的进化论和折衷主义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否定对立统一规律。普列汉诺夫是俄国最早的、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他曾经尖锐批判了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观点，但并不彻底。他并不真正了解唯物辩证法的本质即对立统一规律，因而也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真谛。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以后，他主要是倒向孟什维克一边，反对1905年的武装起义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他和第二国际的其他许多领袖一样，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支持本国资产阶级参加战争，喊出“防御祖国”的布尔乔亚（即资产阶级）口号，和资产阶级站在了一起。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看，伯恩施担和普列汉诺夫的错误就在于否定或者说是不理解唯物辩证法的本质——对立统一规律。
西洛可夫和爱森堡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对伯恩施坦和普列汉诺夫理论上的错误的批判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因为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以及经验主义的错误，从哲学思想路线的高度说，就是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特别是不懂得对立统一规律，不懂得事物的矛盾性、不懂得矛盾的普遍性、特殊性及其相互关系，不懂得具体事物具体分析。深深了解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危害的毛泽东，读到该教科书中“辩证法上决定的东西——对立的统一”，“辩证法的本质”等处时，用笔凝重地划下了记号，并批下了“辩证法的本质即对立的统一法则”14个字。
时隔不久，1937年7、8月，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在《矛盾论》的一开篇，毛泽东写道：“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列宁说：‘就本来的意义讲，辩证法是研究对象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列宁常称这个法则为辩证法的本质，又称之为辩证法的核心。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个法则时，不得不涉及广泛的方面，不得不涉及许多的哲学问题。如果我们将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了，我们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他又说，“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目标。”（《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 第299页）毛泽东的《矛盾论》就是为了纠正和克服党内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而对对立统一规律的阐发。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的这一批注对《矛盾论》的写作所产生的相当影响。
22.从理论出发不是辩证法唯物论（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马克思的革命理论，经过少数派的手，从1905年俄国现实基础上实现出来的那种具体条件被割离了。一方面原理变为空虚的一般的命题——公式化；另一方面，离开了原理的新事实的记载，提供了迂回的经验论。这就提供了只记载在一般联结之外的个个散乱的事实就觉得满足的那种理论。
伊里奇依照辩证唯物论的原则，不从一般的命题出发，而从客观的现实的运动出发，从客观的现实的一切方面的考察出发，从各种阶级的地位与任务的分析出发。
少数派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的命题出发，所以结果违背了唯物论的世界观之第一的而且根本的要求。对于辩证法的背叛，与对于唯物论的背叛，是怎样联系着，这可以从少数派的实例看出来。少数派把离开具体发展的死的抽象作为对象，造出了产生任意的主观的非唯物论的解释事实的地盘。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
说透了李立三主义与军事冒险主义及保守主义。——摘自毛泽东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9页）
[解析］
西洛可夫、爱森堡等人撰写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绪论》批判了“少数派”即孟什维克用脱离俄国革命实际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孟什维克是俄国革命中的主要的机会主义派别。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一些机会主义者反对列宁的建党思想；在选举党中央领导机关时，他们只获得少数选票，被称为孟什维克（即少数派）。孟什维克反对建立有严格纪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把党视为没有统一纪律、组织涣散、成分复杂的团体；散布改良主义，反对武装起义和建立工农民主专政。在1905年俄国爆发大规模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情势下，孟什维克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主张即无产阶级必须领导这次民主革命，联合衣民，孤立资产阶级，把革命进行到底。认为这次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应当靠拢资产阶级，而不应和农民接近，以免吓退资产阶级；如果起义胜利，也不应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不应采取吓退资产阶级的革命行动。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看，孟什维克之所以采取这种错误的政治策略方针，是因为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同当时俄国的具体的实际的历史条件割裂开来，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变成了空虚的、公式化的东西，似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而不能由无产阶级领导；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割断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同俄国实际的联系，他们对俄国实际情况的分析就不可能是正确的，不可能把握实际或事实背后的内在规律，他们掌握的事实只能是散乱的。孟什维克的思维方法既是唯心的，又是形而上学的；既违背了辩证唯物论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第一的而且根本的要求”，也违背了辩证唯物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全面、联系、发展地看待问题的要求。
与孟什维克相反，伊里奇（列宁）并不是固守马克思的个别结论，不是从一般的命题出发，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俄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客观实际出发，从客观的现实的运动出发，从客观的现实的一切方面的考察出发，从各种阶级的地位与任务的分析出发，从而为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斗争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群众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对孟什维克错误的批评，对列宁思想方法的分析深得毛泽东的赞同。他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和经验教训，从世界观和思想方法上揭示了李立三主义以及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和军事保守主义的错误根源即“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并认为《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对孟什维克思想方法的批评，也“说透了李立三主义与军事冒险主义及保守主义”。李立三主义是1930年6月到9月在中国共产党内占统治地位的错误理论和方针政策。李立三脱离实际，认为1930年5月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的中原大战等情况表明革命危机已在全国范围内成熟；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应举行全国性的武装暴动，举行中心城市工人的武装起义；他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在这种错误理论指导下，党的组织和红军遭到很大损失。军事冒险主义和军事保守主义是指王明等人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问题上的表现。1931年1月，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占居统治地位。王明等人不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动不动就搬出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吓唬人，继续强调革命高潮的到来，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夸大中国现阶段革命中反资产阶级斗争、反富农斗争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主张中心城市道先取得胜利，军事上，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打阵地战，消极防御，结果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中央机关和红军被迫开始突围和长征。而在长征开始时，推行“左”的错误的中央领导人，又实行军事上的逃跑主义和保守主义，使红军在长征途中又遭受重大损失。孟什维克的错误，与李立三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及保守主义虽然相距几十年，并且表现形式也不同，但他们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却是相通的，共同的，这就引起了毛泽东的理论共鸣，写下了这些批语。
23.把握事实总体（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主观的非唯物论的立场更加是那样，它们偶然的从现实把事实分离出来，往往表面的机械的使它互相统一。在这种情形建立了孤立的解释那个事实的基础。这叫做折衷主义。在折衷主义之下，丧失一般的基础及个个事件间的联结。联结个个事实，个个方面的一般基础，这正是具体的现实，即一定的社会。如果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极抽象的理论的命题出发，在这种情形便丧失一切基础——因为有这个基础，各种事实才不能不在特定方式上被统一起来。在一般的基础丧失时，联结就变成人工的任意的产物，重要的各种事实被放弃了。伊里奇说。“在社会现象的领域中，最流行的方法，最无益的方法，莫过于分离个个小事实和玩弄实例。为要在事实上奠定基础，就必须无例外的把捉与所考察的问题有关系的事实的总体，而不是个个的事实。否则就会任意的选择并搜集事实，就会无视整个历史现象之客观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为了注重无意义的事情，而采取‘主观的’处理方法。”
——摘自西洛可夫、受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十分注意。
例如被日本帝国主义支配的半封建的中国社会。
就必须无例外的把捉与中国苏维埃战争有关系的事实的总体，即革命战
争的特点，而不是打中心城市与堡垒主义等个个独立的事实，这种事实总体就是联结个个事实，个个方面的一般基础。——摘自毛泽东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9、10页）
［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在批判孟什维克（少数派）的思想方法时认为，这种思想方法实际上是主观的非唯物论的立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折衷主义的立场。这种思想方法把客观事物之间的联系割裂开来，使事物（或事实）变成一个个孤立的、外在的、机械的存在物；不是从事物联系的总和或总体中（《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称之为事物的“一般基础”）把握事物。《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认为，对于人类社会来说，事物的这个“一般基础”，就是具体的现实，即一定的社会。观察社会问题，应该从一定的社会的诸方面的情况出发，如一定社会的历史与现实情况，国内与国际的情况，经济、政治与文化诸方面的情况等；只有从这各种情况与事实的联系中，才能认识该社会。否则，就会仅从孤立、个别的事实出发，不能发现事物的客观规律，只能以主观想象（即“人工的任意的产物”）的联系来代替客观事物的联系，这就必然由形而上学而导入唯心主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引证的列宁的那段话，由于各种历史的原因，不大准确。我国出版的《列宁全集》中的译文是：“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应该设法根据正确的和不容争辩的事实来建立一个可靠的基础，要这个基础成为真正准确，就必须毫无例外地掌握与研究的问题有关的事实的全部总和，而不是抽取个别的事实，否则就必然会发生怀疑，怀疑那些事实是随便挑选出来的，怀疑可能是为了替卑鄙的勾当作辩护而以‘主观’臆造的东西来代替全部历史现象的客观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列宁全集》第23卷 ，人民出版社l958年版，第279—280页）但《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对孟什维克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揭露和批评，是符合唯物辩证法和列宁的基本思想的。
李立三主义、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从思想方法上看，所犯错误是同孟什维克一样的。毛泽东在读到这段话时，在“联结个个事实、个个方面的一般基础，这正是具体的现实，即一定的社会”旁边写下“例如被日本帝国主义支配的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一句话，在列宁原话旁边批下“就必须无例外的把捉与中国苏维埃战争有关系的事实的总体，即革命战争的特点，而不是打中心城市与堡垒主义等个个独立的事实，这种事实就是联结个个事实、个个方面的一般基础”一段话，这是十分深刻的。毛泽东是立足于中国革命经验教训来读这本书的。李立三主义特别是王明的教条主义，都是抛开了中国社会的总体联系，而孤立地抓住某个或某些事实或事物联系的片断，他们无法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必然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通过这段批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联系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来学习和掌握唯物辩证法的特点。
24.认识随客观现实的发展而发展（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如前章所说，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中，是决定的要素，据恩格斯的定义，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社会、及思维的一般发展法则的学问。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不同。形而上学把事物及其知的反映（即概念），当作不变的东西，凝固了的东西去观察，而辩证法却在其相互联结上、在其运动上、在其发生与消灭上，去把握事物及其知的反映（即概念）。辩证法教给我们，不但客观的现实是发展的，并且认识也是发展的。
1917年7月革命以后，
伊里奇明白的指出；应当理解变化了的现实怎样使人们认识新的矛盾，新的联结。他指出了“一切权力都归苏维埃”这个口号，到七月革命止，它正确的反映了1917年革命中的阶级势力和党的相互关系，在1917年的一定阶段上，“一切权力都归苏维埃”这个口号“是向着和平发展的道路前进一步的、能够直接实现的第一步的口号。它是革命的和平发展的口号，从二月二十七日到七月四日为止，是可能的，当然又是最有望的东西，但在今日，却无条件的变为不可能了。”——伊里奇指出阶级势力的配置在根本上起了变化，并且这样写着。这个口号，在今日已经不正确了。因为在新的情势之下转移权力，只有依据公然的革命才是可能的。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客观世界是发展的，主观认识也是发展的。
七月革命以后，客观形势发展了，主观认识也应跟着发展。认识新形势中的新矛盾与新联结。
——摘自毛泽东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读西洛
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4、15页）
［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辩证法，阐明了认识与实践、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即客观现实是发展的，认识也是发展的；客观现实的发展要求并且决定着认识的发展。该书举了1917年7月前后，“一切权力都归苏维埃”这个革命口号的变化情况来说明认识应该随着客观现实的发展而发展的道理。
俄历1917年2月，俄国发生了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2月27日，工人和起义士兵用武力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取得了”革命胜利。二月革命胜利后，俄国出现了工兵代表苏维埃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两个政权同时存在的局面。俄历1917年4月，列宁回到俄国，作了《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报告，即《四月提纲》。列宁分析了当时世界大战的性质，给布尔什维克党指明了从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提出不给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任何支持，“一切政权都归苏维埃”（这一口号现译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没收一切地主土地，一切银行收归国有，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等要求。这就为布尔什维克党制定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平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和具体方针。但是七月革命（即七月事变）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7月4日，彼得格勒50万工人、士兵和水兵在“一切权力都归苏维埃”的口号下举行和平示威。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决定以武力镇压示威群众，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把持的苏维埃中央委员会也决定禁止游行示威。临时政府的反动军队当场打死、打伤工人和士兵400多人，解除了彼得格勒工人的武装，解散了参加示威的军队，捣毁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所在地和《真理报》编辑部，封闭了布尔什维克报纸，大肆逮捕布尔什维屯和革命工人。7月7日，临时政府下令逮捕列宁。列宁被迫转入地下斗争。接着临时政府任命反动将军科尔尼洛夫为俄军最高司令，成立以克伦斯基为首的新的联合政府。盂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把持的苏维埃中央委员会则通过决议，宣布克伦斯基政府为“拯救革命的政府”，并自愿把全部政权交给它。七月事变表明，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已告结束。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权力都归苏维埃”的口号已经过时，成为不正确的东西了。因为，在这种新情况下，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武装起义来夺取政权。不久，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就制定了武装起义的正确方针，夺取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一个例子告诉人们，列宁是根据客观实际的变化而不断提出新的认识和革命口号的，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典范。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对认识辩证法这一重要思想的阐释，引起毛泽东的重视。他在“客观的现实是发展的，并且认识也是发展的”下面，划了一条杠线和两条浪线，可能是多次阅读所留下的。并在“应当理解变化了的现实怎样使人们认识新的矛盾、新的联结”下面划了杠线，有的地方是双杠线。认识随着客观世界的变化而变化的思想，既被毛泽东从理论上加以掌握和阐发（例如在《实践论》、《矛盾论》等著述中有对这一道理全面准确的论述），又被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加以运用。毛泽东思想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条件下（相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西欧、相对于列宁所处的俄国，客观实际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发生了变化）而对马列主义科学体系的创新和发展。在中国革命的具体过程中，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阶级矛盾（包括民族矛盾）的具体变化，不断修改旧的方针政策和口号，提出新的方针政策和口号的事例不胜枚举。
25.认识能改造世界（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现实变化着、发展着。我们关于现实的认识，也随着现实一同变化。但是，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认识是受动的反映现实，不要以为我们的认识像照相镜那样，无条件地摄映在自己眼界中的一切对象。人类的认识，是当作一个动因被包含在多方面的社会的实践之中的能动的过程。在生产和阶级斗争中，人类的认识，表现为能动的起作用的动因，参加于世界的改造。
例如伊里奇提起一切权力都归苏维埃这口号怎样变化了的问题，不把这个口号当作受动的反映革命的现实的东西去观察，而把它当作在革命的实践上决定大众可以前进的方向，并团结他们的力量去观察。如伊里奇所说，变化了的现实，如何地引导到新的口号、新的认识；并且这新的认识，能动地反映出现实的新矛盾，它本身是向着现实的变革的一条道路。“看前面勿看后面。勿用陈旧的阶级和政党的范畴，要用新的，七月革命以后的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