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期间（1913—1918年），一连几年的国文教员都是袁仲谦。袁仲谦是前清举人，蓄一把大胡子，他要学生写桐城派古文。毛泽东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1910年下半年）爱上了梁启超的文章，并学梁的文笔作文。袁仲谦不喜这种文体，对学生规定又严，毛泽东就去钻研韩愈的文章，改写古文。他从长沙玉泉街的一家旧书铺里找到了一部廉价的宝庆版《韩昌黎诗文全集》。宝庆（今邵阳）旧时文化颇为发达，是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的故乡，有刻书业。毛泽东把这书买回来，发觉不但页面有破损，文字也有讹误。他于是到学校图书室借来一部善本《韩集》，逐页逐字校勘，改正讹误，修补破烂。这样花了几个月的闲余功夫，居然也成了一部“善本”了。有一个时候，他每天清早都琅琅诵读韩愈的诗文。当然不像幼时读私塾只知死背了。当时的同班同学周世剖回忆说：“读韩集时，除开那些歌功颂德的墓志铭，叹老嗟卑的感伤诗一类毫无意义的作品外，他都一篇一篇地钻研阅读。从词汇、句读、章节到全文意义，首先凭借一部字典和注释的帮助，进行了解、领会，使其达到融会贯通的地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反复的默读和朗读，这样就懂得更深，记来易熟。通过这样持久的努力，韩集的大部分诗文都被他读得烂熟，背得流利。”
对韩文，毛泽东不单是诵读，而且还动笔批画。周世钊曾回忆说，“他读《韩昌黎诗文全集》时，不但注意它的文字技巧，更注意的是它的思想内容。凡是他认为道理对、文字好的地方，就圈圈点点，写上‘此论颇精’、‘此言甚合吾意’等眉批；认为道理不对，文字不好的地方，就画×画杠，写上‘不通’、‘此说非是，等眉批，他不因为这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大师韩愈的文章，就不问青黄皂白地一概加以接受，却要在同一个人的作品中认真深入地分辨出它的是非优劣，以期达到吸取精华，吐弃糟粕的目的。”（周世钊《毛主席青年时期刻苦学习的几个故事》）
《讲堂录》后半部分，便是读韩文的笔记，涉及韩愈的作品，有《浑州溪堂诗并序》、《猫相乳》、《元和圣德诗片并序》、《改善服仪》、《谏臣论》，《复志赋》，《感二鸟赋》、《闵己赋》、《答予翱书》、《与于襄阳书》等十几篇，每篇后面有多条词、句的释义。我们不妨引述几段。
（一）读《韩昌黎诗文全集》卷十四《谏臣论》做的笔记有：
“夫不以所居之时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
人皆以为华，杨子不色喜。
城好学，贫不能自得书，乃求为积贤写书吏，窃官书读之，六年乃无所不通。
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然不加喜戚于其心。
善为国者，赏不悟而刑不滥。
孜孜矻矻矻矻，劳也。
恶得以自暇逸乎哉！
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
好尽言以招人过、国武于之所以见杀于齐也。
襄公曰：立于淫乱之间，而好尽言以招人过，怨之本也。
目见泰山，不见眉睫，其此之谓乎？
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其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
《传》曰：惟善人能受尽言，谓其间而能改之也。
志不可则，求之不如无也。若阳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谓惑者矣。子告我曰：阳子可以为有道之士也。今虽不能及已，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则是循名而阻天下以无齐善也。”（二）读《韩昌黎诗文全集》卷十四《省试学生代斋郎议》的笔记有：“执笾豆，骏奔走，以役于其官之长。骏，大也。其亦微矣哉。其亦不可移易明矣。盖亦不得其理矣。此一说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此无其他。此非近于不敬者欤！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谓欤。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变，于其旧不什，则不可为已。为之于古则非训，稽之于今则非利，寻其名而求其实则失其宜，故曰以
罢斋郎而以学生荐享，亦不得其理矣。罍洗祭器也。宗彝彝，尊也。宗彝者，祭宗庙之尊，宗寻，罍洗”（三）读《韩昌黎诗文全集》卷一《感二鸟赋》的笔记有：“遭时舌虽小善必达，不遭时者累善无所容焉。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左太冲众嚣嚣而杂处分，咸叹老而嗟卑。视余心之不然兮，虑行道之犹非。怪
神尧以一旅取天下兮，后世子孙不能以天下取河化以为忧。李翱。呜呼，使当时君子皆易其叹老嗟卑之心，为翱所忧之心，唐之天下岂有乱与亡哉！虽然，公不云乎，文章之作，常发于羁旅草野。至王公贵人，气得志满，
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四）读《韩昌黎诗文全集》卷一《复志赋》的笔记有：“其明年七月，有负薪之疾。负薪，贱者之称。视韩彭之豹变，谓蛰猛致人爵。见张桓之朱纨，谓明经拾青紫，岂知有
力者运之而趋乎。李孝标《辨命论》经术苟明，取青紫如俯拾地芥也。夏侯胜谓诸牛朝驰骛乎书林兮，夕翱翔乎艺苑。发秘府，览书林，遥集乎文雅之圃，翱翔乎礼乐之场。《剧秦美新》真婆婆乎艺术之场，休息乎篇籍之囿。班孟坚《宾戏》争名者子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史记·张仪
传》谅却步以图前兮，不浸近而愈远。是犹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也。《家语·儒行篇》犹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前汉·刘向传》嫉贪佞之污浊寺，曰吾其既劳而后食。抱关之厄陋兮，有肆志之阳阳。伊尹之乐于吠亩兮，焉富贵之能当。”以上所引，都是毛泽东读《韩昌黎全集》记下的文字。多是摘录原文或
原诗中他感兴趣的字句，也摘了不少后代注家对韩文的解释、评论和对某些词句渊源及意义的解释，也有一些是毛泽东读韩文的感想、发挥。有关议论和评论较多的，是读《闵己赋》的笔记，其中记有苏轼《颜乐亭诗并序》中的话：“古之观人也，必于其小者观之，其大者容有伪焉。人能碎千金之壁，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博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孰知箪食瓢饮之为哲人之大事乎。”又记司马光《颜乐亭颂·序》中评论韩愈的话：“光谓韩予以三书抵宰相求官，《与于襄阳书》，求朝夕刍水仆赁之资，又好悦人以志诏而受其金，其戚戚于贫贱如此，乌知颜子之所为乎？”然后毛泽东引用韩愈文章的句子作为辩护的议论：“司马、苏氏之论当矣。虽然，退之常答李习之书（即韩愈《答李翱书》，见《韩昌黎诗文全集》卷十六——引按）曰，孔子称颜子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彼人者，有圣者为之依归，而又有箪食瓢饮足以不死，其不忧而乐也，岂不易哉。若仆，无所依归，元箪食瓢饮，无所取资。则饿而死，不亦难乎。”由此几例，可见周世钊有关毛泽东读韩文的回忆是很确切的，毛泽东对韩文确是熟悉之至。
由于对韩文反复熟读，会背大部分。并细心揣摩，加之原就有很好的古文基础，毛泽东很快改变了文风，写得一手很出色的古文。所以，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还特别提到：“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的措词。所以，多亏袁大胡子（即袁仲谦），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引按：1952年，毛泽东还应原一师历史教员罗元级之请，为袁仲谦写了墓文。事实上。他当时写给黎锦熙、萧子升的信，大都气势沛然。情感炽烈，义理跌宕。也可以说很得韩愈笔意。
我们可从1915年8月毛泽东写给萧子升的信所抄录的自己的一段日记里，窥知他的古文造诣及其审美风格，因知者不多，我们全文引出：
“客告于曰：若知夫匏瓜乎？阳动土暖，茁乙布■，缠牵成蔓，不能自伸。苟无人理，则纵横荆棘之颠，□播蓐草之内，时序■至，间吐疏苞，若明若灭。人将指曰：是亦蓐草之类而已。然而秋深叶萎，牧竖过往其间，剔茸疏榛，则累累之物，大者如瓮，乃是蔓之瓜也。反而观之，牧丹之在园中，绿萼朱葩，交生怒发，高室光晶，争妍斗艳，昧者将曰：是其实之盛大不可限也，而孰知秋至凉归，花则枯矣，实不可得。吾子观于二物，奚取焉？
应曰：牡丹先盛而后衰，钝瓜先衰而后盛，一者无终，一者有卒。有卒，是取匏瓜乎？
客曰：虽然，吾观于子，一伎粗伸，即欲献于人也：一善未达，即欲号于众也。招朋引类，耸袂轩眉，无静澹之容，有浮嚣之气，■■自悦，曾不知耻，虽强其外，实干其中，名利不毁，言欲日深，道听涂说，搅神丧日，而自以为欣。日学牡丹之所为，将为实之可望。猥用自诡曰：吾惟钝瓜之是取也，岂不诬哉！
予以无答，逡巡而退。■然汗出，戚然气沮。”
这无疑是一篇充满想象和哲理的散文。比托恰当，文采斐然。文中以匏瓜和牡丹比托粗野有实和妍艳无果这样两种人格境界，形象生动，跃烈纸上设立客与我的问答、让对方提出问题，层层推进，从而真诚地解剖自己身上存在的那种“耸夫轩眉”的“浮嚣之气”，义理力透纸背。最后“我”“■然汗出，戚然气沮”，自然地暗示了”我”的真实选择。这一文风，明显透露出庄子、孟子、韩愈、苏轼之类擅长雄辩而重气势的散文大家的风格痕迹。这样的文风训练，对毛泽东后来写出议论，煽情和气势上都十今出色的政论文章。是有影响的。
建国后，毛泽东也注重读韩愈的文章。1965年8月10日，他指示工作人员替他找《韩昌黎全集》。《新唐书·李汉传》说：李汉“少事韩愈，通古学，属韩文，辞雄蔚，为人刚略，类愈，愈爱重以女妻之”。毛泽东读至此.特意批注说：“韩愈文集，为李汉编辑得全，欧阳修得之于随县，因以流传，厥功伟哉。”足见他对韩愈文集的编辑情况的熟悉，把韩愈文集得以传世视为了不起的事情。
在读到《新唐书·姚崇传》叙姚崇向唐玄宗上书论佛教一段：“梁武帝身为寺奴，齐胡大后以六宫入道，皆亡国外家。近孝和皇帝发使赎生，太平公主、武三思等度人造寺，身婴夷戮，为天下笑。”毛泽东又批注说：“韩愈佛骨表祖此。”元和14年，唐宪宗派人将凤翔法门寺内藏释迎文佛指骨迎入宫内供养三日，韩愈上《论佛骨表》谏诤。其中有这样一段：“梁武帝在位48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故毛泽东说其继承了姚崇上唐玄宗书攘佛的观点。如果不是对韩愈文章读得精熟，就不会有如此即兴而妥贴的批语。
16.见篇中人物，皆一时之豪（读牛运震《游五姓湖记》）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读《游五姓湖记》，则见篇中人物，皆一时之豪；吾人读其文，恍惚与之交矣。游者岂徒观览山水而已哉，当识得其名人巨子贤士大夫，所谓友天下之善士也。
——摘自毛泽东1913年10—12月《讲宝录》（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587页）。
［解析］
牛运震（1700—1758），字阶平，一字真谷，号空山。滋阳（今山东兖州县）人。历官甘肃两当、秦安、平番等县知县，曾主讲皋兰、晋阳、河东等书院。有《空山堂文集》留世。其《游五姓湖记》见该文集卷六，据该文所云，五姓湖“汇泳济、临晋、虞乡三具之交”，“输于涑水”，“周环六七十里”，游湖时间在“蒲郡太守周侯既浚五姓湖之三年”，同游者除牛运震自己外。还有周侯、浙东胡稚威、永济令张君、万泉令毕君。“记”中对周侯将“淤且涸者百有余年”的五姓湖重新疏浚，使“鱼虾之产岁千万石，湖之民裙而戈其利者倍禾稼之入”的政绩予以充分肯定，故《讲堂录》沈“见篇中人物，皆一时之豪”。毛泽东接下来的发挥，是把读书与“读”人结合在一起，把游览山川同友天下善士结合在一起。
17.文贵义法，力避气单（读方苞《与翁止园书》、姚鼐《范蠡论》）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与瓮止园书》，戒淫也。淫为万恶本，而意淫之为害、比实事尤甚，当懔懔然如在深渊，若履薄冰。
作文有法，引古以两宗为是。一是病在气单。
文章须蓄势河出龙门，当其出伏而转注也，千里不止，是谓大屈折。行文亦然。作史论当认定一字一句为主，如《范蠡论》重修身而贵择交句，《伊尹论》之任字是。
文贵颠倒箕［簸］弄。
桐城、阳湖，各有所胜。言其要道，可以一言蔽之：桐城发而阳湖朴。
——摘自毛译东1913年10—12月《讲堂录》。
（见《毛泽东早斯文镐》第2版，第584、587、588页）
［解析］
方苞（1668—1749）和姚鼐（1733—1815），是清代桐城派古文的主要作家。他们是安徽桐城人，因此得名。该派继承归有元的“唐宗派”古文传统。方苞提出“义法”的主张，“义”就是“言有物”，“法”就是“言有序”，一个是主题思恕，一个是形式技巧，包括结构、素材和语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是桐城派立论和选文的基础。方苞编了一部《古文约选》，在序中提出他推崇的风格标范：“古文气体，所贵澄清无滓。澄清之极，自然而发其无精，则《左传》、《史记》之瑰丽浓郁是也。”到了姚鼐，进一步把义理、考据、文章合而为一，既反对质木无文的学究文章，又反对拖泥带水的虚浮文章。他编选了一部《古文辞类纂》，在序中提出：“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姚鼐的创作虽偏于阴柔，但他却向往阳刚的风格：“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桐城派有一支流名阳湖派，以恽敬为代表、其古文理论同桐城派大同小异，可视为桐城派的补充。恽敬的主张和创作，是向往一种既醇粹博雅又有恣肆浑厚气势的文风。乾嘉进代，由于考据家的排斥和骈文家的对抗.桐城派古文的影响减弱。但近代以来，由于梅曾亮、曾国藩的提倡，桐城古文又扩大影响，形成中兴局面，被视为唐宋古文之后的“正宗”，和学子追踪古文道统的典范。
在“一师”时期，桐城派古文是毛泽东学习的一个重点。《讲堂录》里所记阅读方苞《与瓮止园韦》和姚鼐《范蠡论》的体会，便是一个例子。翁止园，名荃，金陵人，究心三礼，亦能诗文，与方苞友善。方的《与翁止园书》，见《方望溪先生全集》卷五。方在这封书信中说：“近闻吾子与亲戚以锥刀生隙，有烦言，布流朋齿，虽告者同辞，仆坚然信其无有。然苏子有言，”人必贪财也，而后人疑其盗；必好色也，而后人疑其淫。’毋吾子之夙昔。尚有不能大信于彼人者乎？仆位在京师，几时辈有公为吾■■者。青阳徐诒孙曰：‘若九害，彼不知其不善而为之也。吾■有此，则天厌之矣。’仆自与人交，虽素相亲信音，苟一行此.必造怒而逢尤；仆每以自伤，然未敢以忖吾子，于前所闻.即信吾子之必不然，于后所陈，又信吾子必心知其然，是以敢悉布之。”故毛泽东读后说此书是“戒淫也”。这显然是一种发挥。毛泽东不进一步说，“意淫之为害，此实事尤甚”，这是律已慎独的人生修养方面的引申。
姚鼐的《范蠡论》，见《惜抱轩文集》卷一。该文讲范蠡之子杀人，系干楚，蠡在营救其子的过程中，由于所托非人，结果失败。于是作老得出结论：“旦暮之交，君子弗与。故必内行备而后可友天下之士：友天下之士，而后为之谋则忠信而不私，当真事则利害而不渝，故君子重修身而贵择交。”毛泽东读后。护这最后一句什为“文眼”来推崇，认为是作史论文章在结构上的典范，此外，青车毛泽东还认真研读了姚鼐编选的《古文辞类纂》，在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信中，把它同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作了比较。
青年毛泽东还在文章观念和技法上受到桐城派散文的影响，他很强调艺术技巧和行文义法，《讲堂录》说：“文章须蓄势”，“文贵颠倒簸弄”。所蓄之“势”，就是“颠倒簸弄”一类的结构义法。所谓“蓄”，就是对诗文气势进行欲纵故收的积累。即康宋古文家和清代桐城派散文家着力讲求的抑扬顿挫、吞吐曲折、神气酣畅、浩浩沛然的行文气势，对这种文章气势，《讲堂录》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河出龙门，一泻至潼关；东属，又一泻至铜瓦；再东北属，一泻斯入海。当真出伏而转注也，千里不止，是谓大屈折。行文亦然。”这段比喻很容易使我们联想起姚鼐在《复鲁■非书》里对那些具有阳刚之气的作家风格的描述：“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弄骐骥。”
《讲堂录》还记有关于裤敬的介绍及其文集《大云山房集》，并评论说：“桐城、阳湖，各有所胜。言其要逗.可以一言蔽之：桐城发而阳湖朴”。“发”和“补”可分引理解为明亮简切和自然浑厚。青年毛泽东强调散文在于“村”与“法”的统一明显是出自桐城的“义法”之说。《讲堂录》又云：“作文有法病在气单”，也多少透露出姚鼐之论。
桐城派试图总结散文创作规律，是可取的。对此，毛泽东后来一直持肯定态度。即便是后来他实际上成为革命的新文艺的指导者，强调大众化的时候，也告诫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清代桐城派作文章讲义法，用现在的术语来说，就是讲技巧，这也是要学的。因为没有良好的技巧，便不能表现丰富的内容。（1938年4月28日在“鲁艺”的演讲记录）
18.其痛惭之意见于诗中（读吴伟业《赠愿云师》等）
寄身苍崖巅，危苦秋失脚。
万化皆虚空，大事惟一著。
再拜诵其言，心颜抑何作。
未运初■■，达人先大觉。
劝吾非不早，执手生退却：
留连白社期，惭负青山约。
君亲既有愧，身世将安托？
——摘自吴伟业《赠愿云师》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王士祯，字贻上，号阮亭，山东新城人。诗为前清一代正宗。吴、王并称。吴伟业之诗，雄于一时。吴以官清故，每对苍雪（王瀚）若有痛惭者然，其意常于其往来诗中见之。然吴亦有所逼耳。母老一也，清洁严二也。始盖与苍雪约同玩者。——摘自毛泽东1913年10—12月《讲堂当》（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582—583页）
［原文］
吴伟业（1609—1671），明末清初诗人。字骏公，号梅村，自署鹿樵生、灌隐主人。太仓（今属江苏）人。崇祯进士，官左庶子，南明弘光朝任少詹事，因与马士英等不合，乞假还乡。入清被迫出仕，为国子监祭酒，三年后借母亡辞官归，病亡于家。曾受学于复社领袖张溥，并为复社成员。学问渊博，诗与钱谦益、龚鼎孽合称“江左三大家”，久负祷坛盛名。早年诗歌风华绮丽；明亡，身经丧乱，则多写哀时伤事、故国之思和对自己“失节”的悔恨，诗风一变为激楚苍凉。尤长七言歌行体。著作有《梅村家藏稿》等。其《圆圆曲》一首颇有名。毛泽东说“吴伟业之诗，雄于一时”，当是承前人定评。
毛泽东在《讲堂录》里提到的苍雪、王瀚（即愿云），是吴伟业的好友。苍雪，字读澈，号南来，云南呈贡县人，为南京名僧雪浪法徒，卒于顺治十三年（1656）正月，有《南来堂诗集》。据《梅村先生年谱》卷二引《娄东者旧传》：“王瀚，字原达，受业于张采，为诸生有名。明亡后为僧，号晦山大师，名戒显，字愿云，庚寅（1650）夏人庐山，遂主席江右。”吴伟业《赠愿云师》之《序》后有其子吴■关于王瀚的一小注：“先大夫同学友也。”苍雪与王瀚都与吴伟业相友善，但他们对吴这样一位晚明名士，明亡以后出仕清朝的行径颇不以为然，因此或劝他保持晚节，或劝其出世。
《梅村诗话》载：“师（指苍雪——引者）和余《西田赏菊诗》有‘独擅秋容晚节全’。”在《赠愿云师》一诗之《序》中，吴伟业谈到他和愿云“甲中闻变，常相约入山，予牵帅不果，而师已悟道受法于云门具和尚，今夏从灵隐来，止城西之太平庵，云将远游庐岳，贻书别予，以两人年逾不惑，衰老渐至，世法梦幻，惟出世大事，乃为真实，学遁一著，不可不勉。感其言，因作此诗赠之，并识予愧也。”由此可知，青年毛泽东读、评吴伟业之诗，对其生平交往也是熟悉的。吴在《赠愿云师》中说自己“寄身苍崖巅，危苦愁失脚”，“流连白社期，惭负青山约”，确实微妙地向朋友吐露了“若有痛惭者然”的矛盾心境。那么，吴伟业为什么要屈节事清，事清之后又为什么不及早归隐呢？毛泽东又进一步谈到吴的家境和社会环境：“吴亦有所逼耳，母老一也，清法严二也。”这样的理解，显是传统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论诗思路。
此外，青年毛泽东还认真读了吴伟业《梅村家藏稿》卷十一中的《雪中遇猎》一首。据《梅村先生年谱》卷四载：“（顺治）十三年（1656）春，上（指顺治帝）驾幸南海子，遇雪大猎，先生恭纪七律一首。”全诗为：
北风雪花大如掌，河桥路断流澌响。
愁鸱饥雀语啁啾，健鹘奇鹰姿飒爽。
将军射猎城南隅，软裘快马红氍毹。
秋翎垂头西鼠暖，鸦青径寸装明珠。
金鹅箭褶袍花湿，■酒驼羹马前立。
锦靴玉貌拨秦筝，瑟瑟鬟多好颜色。
少年家住贺兰山，碛里擒生夜住还。
铁岭草枯烧堠火，黑河冰满渡征鞍。
十载功成过高柳，闲却平生射雕手。
漫唱千人敕勒歌，只倾万斛屠苏酒。
今朝仿佛李陵台，将军喜甚围场开。
黄羊突过笑追射，鼻湍出火声如雷。
回去朱旗满城阀，不信沟中冻死骨。
犹有长征远戌人，哀哀万里交河卒。
笑我书生短褐温，蹇驴箬笠过前村。
即今莫用《粱园赋》，扶杖归来自闭门。
毛泽东的《讲堂录》里对诗中的一些字词和用典用了注解：《雪中遇猎》鹘音骨，鹰属。氍毹织毛褥、衬鞍之类。秋翎孔雀翎，前清冠饰。西鼠冠也，即貂帽。
■酒酒也。以马乳为酒，撞■乃成也。驼羹紫驼之峰，其味甚美。瑟瑟女饰，碧珠也。擒生擒其生也。铁岭奉天铁岭，县治。黑河东遂黑河、外遂黑河，均在牧厂东南。高柳古城，今大同府阳高县西。射雕手邢子高曰：斛律金真射雕手也。（北齐事）
敕勒歌北齐神武使斛律金歌《敕勒》。屠苏酒酒也，饮能御寒。李陵台燕然山有李陵台。黄羊兽也，出关右塞上，无角，色同獐鹿。交河古西域车师城名。蹇驴蹇，跛也。蹇驴，言无用之驴也。箬笠箬，草名。箬笠，箬作之笠也。《梁园赋》相如作。闭门后汉袁安雪天僵卧闭门。由此可见青年毛泽东在老师指.点下读诗之精细。
19.国学者，道统与文也（读姚鼐《古文辞类纂》、曾国蕃《经史百家杂钞》）
余抄纂此编，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为归，无所于让也。——摘自曾国藩《经史丙家杂钞·序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顾吾入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于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仆观曾文正为学，四者为之科。日义理，何一二书为主（谓《论语》、《近思录川，何苦干书辅之。日考据亦然；曰词章日经济亦然。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
——摘自毛泽东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信（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24—25页）
［解析］
在文学上，曾国藩是相城派古文在晚清的中兴人物，对近代古体文风，有不小影响。《曾文正公家书》里有一封曾国藩给儿子曾纪泽的信，谈到他生平爱读之书：“余于四书、五经之外，最好《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好之十余年，惜不能熟读精考，又好《通鉴》、《文选》及姚惜抱所选《古文辞类纂》、余所选《十八家诗钞》4种，共不过10余种。早岁骂志为学，恒思将此10余书，贯穿精通，略作札记，仿顾亭林、王怀祖（王念怀）之法。今年齿衰老，时事日艰，所志不免成就，中夜思之，每有渐悔。”
桐城派大文章家姚鼐，以为治学有义理、词章、考据3个方面，即以此为线索编成《古文辞类纂》，所录以古文辞为限而不及经史，目的是便于阅者研习古文。清初方苞、刘大■、姚鼐3位古文家，都是安徽桐城人。他们宗程朱理学，奉明代归有光为祖师，归长于抒情叙事散文（或称小品文），眼光局限，少论世说理之作。桐城派文章主要是应用的碑志、传状，也写山水景物的小品文为世称道。姚氏编《类纂》，清代只选方、刘二人文章，而撇开顾炎武、魏旗等爱国志士忧时伤世的血泪文章。曾国藩对这个选本有不满足的地方，于是调整了分类，更换了选文，编成了《经史百家杂钞》。在取材方面，经史子集四部，无不选择收录，以为辞章源自经史，在序例中说：“余抄纂此编，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为归，无所于让也。”在编辑思想上，除了姚鼐提出的义理、辞章、考据三者之外，还增加了经济（即所谓经世济民）一项，而前三者都以经济为依归。因为它抄及经史，阅者从这个选本里，不仅可以研习辞章，而且可以接触到历史的治乱兴衰、典章文物、学术思想以及经世济民之道之术。
毛泽东爱读《古文辞类纂》，但更喜欢《经史百家杂钞》，毛泽东将《经史百家杂钞》同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作比较，以为《杂钞》比早出的《类纂》高明，是极有见地的。毛泽东所说：姚氏《类纂》偏重于文，曾氏《杂钞》则道与文章二者兼之。可说是简明扼要地指出了两部选本的差异和长短。他认为，《经史百家杂钞》“孕群籍而抱万有”，是研习国学的入门书。他在信中向朋友介绍了自己研读此书的方法：从选本中的一篇而及全书，自一史而及于他史，如此等等，也就可以获得比较完全的国学常识了。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读《古文辞尖纂》和《经史百家杂钞》所作的评论，鲜明地体现了他的对“国学”要旨的认识：“国学者，统道与文也”，二者不可偏废。道借文传，文须载道，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内容与形式要统一。
建国后，《古文辞类纂》是毛泽东喜欢读的作品之一。从北京图书馆“借了还，还了借，他不知看了多少遍。”（忻中《毛主席读书生活纪实》，《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4期）在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指名要带走的书中，也有这部书。在一本同治年间江苏书局重刊版《古文辞类纂》上面，毛泽东写了不少批语。
此外，毛泽东青年时代，不只是读了不少曾国藩的文章，兴趣和见解也受其影响。曾国藩推崇笔势雄健，气象峥嵘，议论纵横，意义层出的文风，最爱读韩愈的文章。在《日记》中常对韩文推崇备至。如说韩文“雄视千古”（王子正月），“阅韩文《送高闲上人》，所谓‘机应于心，不挫于物’，姚氏以为韩公自道作文之旨。余谓‘机应于心’，熟极之候也，《庄子·养生篇》之说也，‘不挫于物’，自嫌之候也，《孟子·养气章》之说也，‘不挫于物’者，体也，道也，木也。‘机应于心’者。用也，技也，末也。韩子之于文，技也进乎道矣。”（庚申一月）“读《原毁》、《伯夷颂》、《获麟解》、《龙杂说》诸首，岸然想见古人独立千古，确乎不拔之象。”（王戌九月）毛泽东的喜读韩文，看来不仅是因为教员袁仲谦的提倡，其中也有曾国藩的影响所在。如1919年写的《祭母文》，为当年塾师誉为“脱尽凡俗，语句沉着，笔力矫健，至性流露”，其中“恺恻慈祥，感动庶汇”两语，即取自曾氏家书。
20.贯通大本大源（读朱熹《朱子语类》、《四书集注》等）
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
大本不立，小规不正，刮落枝叶，栽培根本。
——摘自朱熹《朱子语类》
夫子一理浑然，而泛应曲当，譬则天地之至诚无息，而万物各得其所也。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以此观策，一以贯之之实可见矣。
——摘自朱熹《四书集注》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人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筹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资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官哉？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备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享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乎？
只将全幅工夫，向犬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而枝叶扶疏，不宜妄论短长，占去日力。
圣人，既得大本着【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间，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误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执此以对付百纷，驾驭动静，举不能逃，而何谬巧哉？
——摘自毛泽东1017年8月23日致黎镐熙信（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8587页）
［解析］
朱熹（1130—1200），南宋哲学家，字元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徽州婪源（今属江西）人，侨寓建阳（今属福建）。曾任秘阁修撰等职。主张抗金。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皆有贡献。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颢、颐）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世称程朱学派。强调“天理”和“人欲”的对立，要求人们放弃“私欲”，服从“天理”。其学说在明清两代被提到儒学正宗的地位。其《朱子语类》，是讲学语录，由后人编辑而成，几140卷。《四书集注》，全称《四书章句集注》。包括《大学章句》1卷，《中庸章句》1卷，《论语集注》10卷，《孟子集注》7卷，儒家“四书”之名从此定。注释中颇多发挥理学家的论点。
朱熹曾在湖南讲学，他的思想对湖南思想家影响深远。加之曾国藩的提倡推崇，以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朱熹哲学被湖南思想界视为“正宗”，学校作为必开课程。当时正处在“修学储能”的青年学生毛泽东，也受到相当影响。他对朱熹青年时代主张抗金图存，恢复中原的爱国思想赞扬推崇。他最崇敬的伦理学老师杨昌济采用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泡尔生《伦理学原理》作教本，但又自称“所讲不限西洋之伦理学说，中国先儒如孔孟周程朱张陆王及王船山之学说亦间取之。”（《达化斋日记》。第197页，湖南教育出版社）《论语类钞》凡38条，就是场昌济自编的教材，其中引据朱子解释《论语》的语录达22条之多。毛泽东是杨昌济最得意的门生，在老师的诱导下，他认真研读过《近思录》、《朱子语录》、《小学》、《四书集注》等书，对来嘉哲学相当钦服。
在1913年记的《讲堂录》里，毛泽东便赞同“宋儒之学都是切实的”说法。他对程、朱的心性之学评价很高，认为：孔、孟、朱、陆、王阳明等大儒是”传教之人”。其中还记有“货色两关打不破，其人不足道也”，该句便出自朱熹《朱子文集》卷六《答王于合》一信中的“大抵吾辈于货色两关打不透，便更无语可也。”
在1915年11月9日致黎锦熙信中，毛泽东谈到学校非读书之地，意志不自由时，使信手引用了《朱子语类》卷八中“人多言为事所夺，有妨讲学，此为‘不能使船者嫌溪曲’者也”的句意。
在1917年4月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毛泽东更多次言及朱嘉，其中说到体育运动要有恒心，必专注时，便说：“朱子论主一无适，谓吃饭则想著吃饭，穿衣则想著穿衣，注全力于运动之时者，亦若是则已耳。”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他对朱熹哲学伦理学的守旧内容，越来越不能容忍，但是对朱熹哲学唯心主义体系的庞大精巧，朱熹说明问题的方法，仍表示相当欣赏。他与新民学会会员一起游览朱熹在长沙活动的遗址时，曾发出过“赫曦联优在，千载德优馨”（罗章龙《亢斋汗诗话》，《湘江文艺》1980年第2期）的慨叹，表达了他对朱熹思想体系的钦佩。在青年毛泽东一系列读书笔书、书信、论文当中，在相当程度上形成了以探求作为“宇宙真理”的“本源”为核心的早期哲学观念，其中便明显受到朱熹理学思想的影响。据江澍白《毛泽东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一书分析，这方面的影响，大致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真理观。在未嘉哲学体系中，“理”，“太极”、“遁”或“一本”这几个范畴，指的是世界本源，人类社会的最高法则。它们是超时空的东西，人们得子天而具子心。抓住了它，心扫于本，万事万物就有了头绪，因为万事万物都是它的具体表观和运用，杨昌济在讲课中具体解释了朱嘉的这个观点，他把“一木”称之为“大原则”。他说，“宇宙为一全体，有贯通其间之大原则，宇宙间所有一切之现象，悉自此大原则而生，吾人当深思默会，洞晓此大原则.所谓贯通大原也。”他强调要洞晓“大原则”，并提出要矫正近世汉学家讳言“大本大源”和指宋儒谈性道为空虚的“曲解”（《杨昌济文集》第85页，湖南教育出版社）。青年毛泽东接受了朱嘉“理”木休论和杨昌济“贯通大原”的思想，进一步提出，“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他在1917车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所写的批语中又说：”发显即本休，本体即发显，合无量数发显而为一大本体，由一大本体分为无量数是显。”这就是说，作为世界本体的“宇宙真理”是全部现实世界的灵魂，林林总总的万千现象（即发显）都不过是“宇宙真理”的表现而已。“宇宙奏理”产生一切而又在一切之中，这与朱喜的“理一分殊”论若合符节。毛泽东当时还用他所体会的“本源”真理来评价维新派的变法，认为只是抓注了制度和实业这些“枝节”问题，没有发动“发显”在人人心中的那个“本源”，所以失败。
（二）倡学。怎样获得这个“本源”呢？这就需要学习。来喜主张做学问要由“积累”而达到“贯通”。他说：“铢积寸累。工夫到后，自然贯通”（《未子语类》）。如苦知识积累不多，理会不透，是难以达到豁然贯通的。杨昌济在《论语类钞》第二条引了朱嘉的一段话：“吾子学乃铢积寸累而得之，若南轩则大本卓然先有见者也。”毛泽东在《讲堂录》中记下了对这段语录的发挥：“夫善积而成者也，是故万里之程一步所积。千尽之帛一丝所积。差一步不能谓之万里，差一丝不能谓之千尺。朱子学问，钵积寸累而得之，苟为不言，则终不得矣。”他们都强调了知识积累的重要性。积累知识的目的是为了抓住木源，朱熹特别强调这一点。朱熹批评世之倡学者“不知学之有本”，因此学校虽有，而元异于虚设。他说：“后世学校之设，虽或不鼻乎先王之时，然其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未，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之意，以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其效至于风俗日敝，人材日衰，虽以汉唐之盛隆，而无以仿佛乎三代之叔季。”（《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八《静江府学记》）朱熹认为，要发挥倡学的功能，就必须“明义返本”，所谓明义返本就是“明人伦为本”，朱嘉把倡学和“定本”联系起来，主张倡学的目的就是用哲学伦理学塑造人心。毛泽东完全肯定朱熹对倡学目的的看法，反对倡学只抓杖节，舍本逐末，赞同倡学必须以改造人的思想为根本。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中，他认为追求知识，改造社会，首先要下决心去探求主宰一切的“宇宙之真理”或“大本大源”。但社会上的庸人却舍本逐末，以从事各种专业或追逐浮名浮利为“有志”，他认为那不过是一种盲目性。“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也。”掌握“宇宙之真理”是立志的根本，“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鹅，再择其合于此鸽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这就是说，只有通过研究哲学与伦理学，掌握了性天之大原、“宇宙之真理”，才能明确前进方向和行为准则。因此，他断言：“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并表示今后“只将全幅功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而枝叶扶疏，不宜妄讫短长，占去日力。
（三）历史观。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在历史方面的运用和贯彻，表现为“道统”论。他说：“盖自上古圣神，继天主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儿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中庸章句序》）在朱熹看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是上古圣人尧舜的十六字道统心传。以后依次及于禹、汤、文、武、周公以至孔、孟，代代以“心”传“心”，至孟子而道统中绝。一千四百牟后，二程（程颖、程颐）遥接孟子的不传之学，而朱熹又私淑程氏，被认为是“道统”嫡传。毛泽东的早期著作中没有关于传道谱系的直接论述，只是在《讲堂录》中记述了曾国藩所标举的三十二圣哲，其中蕴含着文、周、孔、孟和周、程、朱、张的传道谱系在内。但是，在“道统”论方面，青年毛泽东有独到的发挥。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中说：“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木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过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这里所说的“圣人既得大本者也”，与《朱子语类》中说的“圣人全是道心主宰”相合。《朱子语类》还讲：“道心者天理也”，“道心是本来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青年毛泽东把“遁心”或“天理”称为“大本”，并以之作为超凡入圣的分界线。“如孔子‘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