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资本企图实行要粉碎苏联之绝望的尝试。这个尝试成功吗？或终于不成功吗？——其程度，完全系于苏联的强度如何。国际资本依其内的矛盾而发展。这些矛盾怎佯急剧的激化起来，在某种程度上，也依存于苏联。苏联社会主义的成长，使得资本主义体系之内部的矛盾激化起来，因而促进普罗列达里亚的世界革命。理由是：苏联社会主义的成功，对于社会主义之终极的胜利，具有绝大意义。
这样，我们看到外的矛盾，只有通过过程之内的规律性的发展，才在过程的发展之上，曲折的发生影响。我们只有具体的分析两个互相作用的过程，才能把其影响的性质、程度及力量，暴露出来。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过程外的矛盾与过程之内的矛盾，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但不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他须通过过程之内的规律性才影响于过程之发展。他不是主要与决定的东西，主要与决定的矛盾是在过程之内部。
例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即社会内部的矛盾，给予决定的影响于社会与自然的矛盾，即所谓人定胜天。从有劳动工具之产生以来，就是如此的。此处举例是进步社会之事。
“物必先腐也，然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然后谗人之”。“非战之罪，乃天亡我”的说法是错误的。五次［反］围剿失败，敌人的强大是原因，但战之罪，干部政策之罪，外交政策之策（罪），军事冒险之罪，是主要原因。机会主义，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帝国主义吸引与国民罪（党）叛变，对于革命说当然是原因。外的力量，须通过内的规［律］性（机会主义等）才能曲折的即间接的发生影响。流水不腐，非流水腐；户枢不蠹，非户枢蠹。物之本身情况如何，是第一原因。国民党能够破苏区与红军，但必须苏区与红军存在有不能克［服］的弱点。若能克服弱点，自己巩固，则谁也不能破坏。红军至今没有被破坏，就因为此。中央苏区、鄂予（豫）皖苏区被破坏，主要的［是］内的原因。西路军亦然。“内省不疚，失何忧何惧。”九一八之不能抵御，原于一九二七［年］之失败。今日国难之是否得救，决定于统一战线能不能发展与巩固，不决定于日本。国民党之不能照旧不变的存在，原于其政策与组成之弱点。资本主义之必然灭亡，原于其内在的矛盾。阶级与政党之兴亡，原于其自身之条件。人之健病、生死，原于其自身条件。机械力推动物体运动，通过物体自身的可动性。任何事物、任何过程，外力是有影响的，且是严重的影响，然必通过内的情况才起作用。决定的东西属于内力。
具体分析两个过程，才能把互相作用的性质、程度、力量发现出来，各过程的情况是互不相同的。
——摘自毛泽东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05—109页）
［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3版）在此阐发了唯物辩证法关于内因和外因关系的原理。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事物的发展既有内因也有外国，但两者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和源泉，外部矛盾只有通过内因起作用。
作者分析道，人类社会由封建社会变为资本主义社会，是由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决定的。地理环境等自然条件对社会的发展有影响，但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同样，国际资本主义企图扼杀苏联这一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对苏联实行经济上的封锁，政治上的攻击和军事上的干涉。但这种企图能否成功，完全取决于苏联本身的发展和是否强大。苏联本身的强大，社会主义在苏联的成功，不仅能粉碎国际资本主义的企图，而且能促使资本主义体系内的矛盾激化，促使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产生。
毛泽东在读这几段文字时，作了大量的批评，旁征博引，足见他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在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地理环境等因素要通过这对矛盾对社会的发展产生影响；在自然界中，“物必先腐也，然而（后）虫生之”；在战争中，也同此道理。项羽在战败后自刎于乌江边，临死前说遁：“非战之罪，乃天亡我。”不是仗没打好，而是天要亡我。毛泽东指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它不符合内因起决定性作用的辩证法观点。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革命力量损失惨重。当时在分析原因时，有人提出敌人的强大是我们失败的原因。毛泽东显然不同意这一点。他在这里深刻地分析道：“战之罪，干部政策之罪，外交政策之罪，军事冒险之罪，是主要原因。机会主义，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外的力量，须通过内的规律性（机会主义等）才能曲折的即间接的发生影响”。接着，他运用内外因关系的理论分析了中国抗战的前途等一系列问题，指出，抗战能否胜利，不是取决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而是取决于中国的统一战线能否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要为社会主义所代替；阶级和政党的产生和消亡也是由其内部规律所决定的；人的生老病死也是由其内部原因决定的。总之，“物之本身情况如何，是第一原因”。外力必须通过内部情况才起作用。
毛泽东的评语反映出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教训，以便更好地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
1937年，毛泽东在写《矛盾论》时，对内因和外国关系的原理做了进一步的阐发：“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这样，唯物辩证法就有力地反对了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的外国论或被动论。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国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 第301—302页）毛泽东关于内外国辩证关系的论述是对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发展。
53.否定不是破坏一切（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在形式论理学，所谓否定是绝对的否定。形式论理学把否定看作完全的取消。例如，动物界中某种动物为他种动物所灭亡，这是否定。形而上学的论理学，没有看见过程之内部的矛盾的发展，过程之自己的否定；认为否定性不是发展着的矛盾之内部的起动的动因，而是外的动力。机械论者恰好把这样对于否定之外的理解，作成其方法论的基础。所以，考茨基在所著唯物史观之中，攻击基于物质的自己运动之辩证法的否定，他说，在物质之中，没有任何的自己运动，这完全是从那说精神的自己运动的黑格尔那里借来的神秘主义，自己运动，什么也没有说明。反之，运动的源泉，乃是两个外力的相互作用，在这种相互作用之下，一力否定他力。环境否定有机体——这是反命题。有机体征服环境的抵抗——这是合命题。在这里，否定，否定之否定，是完全相互作用的外的东西。考茨基对于辩证法的否定观——正命题之中已经包含矛盾或反命题，反命题之中包含着正命题——，加以批判。考茨基简直不理解对立的统一正是过程的发展之起动的源泉。他说：“运动，起于相反的要素之对立或冲突。”这样，考茨基所以攻击恩格斯所举麦粒的例，其中没有何等否定，单只是有机体的变化，其理由充分的明了了。
所以，和一切的机械论者同样，构成考茨基的特征的东西。就是在否定之理解中有如此的动因一件事：（一）当作对于过程的发展之外的动因看的否定，（二）绝对的否定，当作破坏看的否定。
但是，辩证论者的特证，对于否定有与此不同的理解。伊里奇说：“把否定的要素当作最重要的要素包含着的辩证法中，其特征的东西，重要的东西，不是完全的否定及胡乱的否定，也不是怀疑的否定及混惑的否定；而是当作联结的动因看的否定，当作保有肯定的，即不伴有任何混惑、任何怀疑的发展的一个动因看的否定。”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形式论理学的错误在于把否定看作过程与过程间的外的否定，再则看作绝对的否定，这是完全不理解现实的看法。辩证唯物论即科学的考察与此相反，物质的现实是自己运动的，并且这自己运动是互相联结的。任何过程都是由于矛盾的斗争而自己向前运动，经过突变转化到相反的方向去。任何过程都由正命题，对正命题之否定的反命题，及对反命题之否定之否定的合命题，构成其发展之全生涯，正命［题］之中已经包含矛盾或反命题在内，反命题之中也包含正命题在内，合命题之中又包含正命题反命题在内。所谓否定，如列宁所说：“不是完全的否定及胡乱的否定，也不是怀疑的否定及混惑的否定，而是保存联结的因素，肯定的因素，即不伴有任何混惑、任何怀疑的因素的否定。”否定不是破坏一切，一刀两断，不是绝对的否定，而是先行的东西中间包含有后来的东西，后来的东西中间包含有先行的东西。没有否定的运动，也就没有肯定的运动，一切过程都是如此。（举例）
——摘自毛泽东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19—121页）
［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3版）在这里说明了旧的形式逻辑及形而上学的否定观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否定观的区别。前者认为，否定的原因不在于事物自身内部的矛盾，而在于外部；否定的特征是绝对的否定，是一刀两断，新事物同旧事物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和继承性。唯物辩证法则认为，事物发展中出现的否定，是由自身内部的矛盾所引起；事物经过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向前发展；现存的事物中已经孕育了新事物的萌芽，新事物出现即是对旧事物的否定，又是对旧事物中合理因素的继承和发展，即否定一种扬弃。毛泽东在读到这两段文字时，在其中重要的句子下面划了不少浪线和杠线，并写下了这段寓意深刻的评语。在评语中，毛泽东概括了该教程原文对唯物辩证法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内容的阐释。毛泽东对否定不是破坏一切这个思想尤为重视。他在读后面的有关段落时，还写有一些重要评语。他在作者引证的列宁有关否定的东西中有肯定的东西的话语旁，两处批下“至理名言”，“完全否定，乾坤或几乎息”。在作者阐释列宁思想的段落旁批下’否定是过程更向上的发展”；“一刀两断，斩尽杀绝，不是辩证法的否定”；“哥哥身上有妹妹，妹妹身上有哥哥”；“辩证法否定是过程发展之动因，这种否定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方面表现为扬弃，即克服旧物事（事物）之主要的不适于保存的东西；一方面表现为肯定，即把旧事物中某些还暂时适于生存的东西给以合法的地位而保存起来。正规红军阶段，否定老是游击主义，保存者是作战的游击性、组织的轻快等。”通过毛泽东的这些评语，我们可以看到，他理解和掌握了唯物辩证法关于否定的精神实质，他又是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来理解唯物辩证法的否定观的——这是毛泽东的思想特色《周易·易传（系辞上》说：“乾坤其易之缊邪！乾冲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南宫词纪》［锁南枝］中说：“傻俊角，我的哥！和块黄泥儿捏咱两个。捏一个儿你，捏一个儿我，捏得来一似治托；捏的来同床歇卧。将泥人儿摔破，着水重和过，再捏一个你，再捏一个我；哥哥身上也有妹妹，妹妹身上也有哥哥。”毛泽东很恰当地借用了《周易》和《南宫词纪》中的话来说明辩证否定的含义，耐人寻味。
重视新事物对旧事物否定是一种扬弃，既是否定，又有继承，是毛泽东思想方法的重要特点。1938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毛泽东提出要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对待中西方文化的吸收乓精华、去其糟粕的方针；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要批判地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这种思想方法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社去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54.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读米丁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
现在要问，为什么只有实践能证明我人认识底现实性，为什么实践以外就没有认识底真理底标度（Criterion或作标准——译者）呢？这是因为人底意识只是社会生活底一方面，它在实践以外就没有任何意义。人们生存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底生产一经停止，人底意识活动也就立刻停止。各方面的社会生活底基础是物质的生产，照马克思底说法，是人底感官实践的有目标的活动。
所以，只有当在社会实践过程中、首先是在物质生产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维中所预想的结果的时候，人们底认识才会发生力量。假如人底认识不照外界过程底状况来反映这些过程的话，那末人们在实践的活动中也就不能达到意识中所预想的这一活动底各种结果。而且没有实践的活动，甚至连人类社会底生存都不可能；假若人们关于周围世界的概念是虚妄的时候，这种实践的活动就能改变这一虚妄的概念。因此，在社会人底实践中，在他底有目标的活动中，包含着我人关于外界的概念底真理性标度。
——摘自米丁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摘自毛泽东读米丁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42页）
［解析］
1937年7月以前，毛泽东在延安读了一本对他的哲学思想产生很大影响的著作，这就是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马尔克·鲍里索维奇·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米丁（1901—）1919年加入俄共（布），曾任《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主编，苏联科学院院士，联共（布）中央马列研究院院长，前苏联哲学学会副会长等职；曾获斯大林奖金、两枚列宁勋章、一枚十月革命勋章等；著有多部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为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主编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一书出版于1933年。该书较为系统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该书上册的中译本1936年12月由中山文化教育馆编辑，商务印书馆出版。译者沈志远（1902—1965）是我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学者，经济学家。他在该书中译本序言中介绍说：“这部著作在目前苏联是一部流行最广的大学校的哲学课本。”毛泽东在读这部书时，重点放在认识论和辩证法特别是矛盾问题的章节，留下了许多批注。这同当时党所面临的在思想理论上清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影响，树立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的任务是相联系的。
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第3章 第5节，作者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认识标准或真理标准的基本看法。认为，实践特别是物质生产的实践是证明认识是否真理的标准；只有在实践中，首先是在物质生产中，达到了思维所预想的结果，就证明人的认识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证明了认识的真理性；如果认识没有反映客观外界的规律，那么，实践就会失败，就收不到认识所预想的结果。人们正是在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着认识，检验着认识，改适着自然和社会。毛泽东在读这段论述时，写下“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这一重要批注。关于真理标准，毛泽东是非常重视的。他在阅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3版）的有关章节时，就批有“实践证明是否真理”等话语。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思想，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作了阐发。他在《实践论》中写道：“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 第284页）毛泽东实践标准的阐发，较之米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中的阐发，为准确和深刻。
在以后的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继续坚持了这一思想，并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进一步阐发了这一思想。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写道：“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 第663页）1963年5月，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毛泽东指出：“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0页）
55.有用非即真理，真理必是有用（读米丁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重视实践对于理论认识之决定的意义，可是它跟实用主义（Pragmatism）——特别盛行于美国的现代布尔乔亚哲学底唯心论思潮——完全相反。詹姆土（WiIliamJames）所首创的实用主义，以主观唯心论的真理观为根据。照实用主义底见解来说，真理并不是反映客观现实之真实状况的东西，而是对于我们底实际活动有益的、适合目的的东西。裨益于实践的，就是真理的。有益性（或有用性［Usefulness］）是真理性底标度。根据这一点，实用主义就得出来一个真理多数性底相对主义的学说。几种不同的见解可以同样地成为真理，只要它们是适合某一时代、某一民族、某一社会集团、某一个人底利益的。根据这种理论，真理不是客观而是主观的，而且它可以随各种主观利益底殊异而同时存在着许许多多个真理。这样，真理就不是单一的了。
马克思主义底立场跟实用主义极端相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以客观真理为出发点，它驳斥了相对论，它认为有益的并非即是真理的，而真理的即是有益的。在物质的革命批判的实践中，产生和锻炼出世界之客观的认识来，而这种认识又促进世界之继续的改变。
——摘自米丁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有用性是真理性的标准——实利主义有用非即真理，真理必是有用。——摘自毛泽东读米丁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49、150页）
［解析］
《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在说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时，批判了实用主义的真理观。实用主义认为，真理不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反映，而是对人有用的东西；把有用性作为真理的标准。这种真理观在理论上必然陷入多元论，陷入相对主义，否认客观真理的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真理对于人是有价值的，是有用的，它可以服务于人类征服自然，改造社会和人自身的需要。但是真理是有用的，并不是说有用的就是真理。例如，在阶级社会中，一些剥削阶级利用宗教来为自己的统治服务，说明自己的统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君权神授”就是西欧中世纪和中国封建社会封建统治阶级用以维护统治的工具。这种宗教学说对于封建统治者是有用的。但绝不是真理。主张有用就是真理，必然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否认真理是对客观世界规律的反映，从而把真理变成主观任意的东西。毛泽东读这段论述时，摘出了其要点，批在书的空白处，“有用非即真理，真理必是有用”这句话，简明他说明了实用主义真理观与马克思主义真理观的区别。毛泽东在阅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有关批判实用主义真理观的论述时，曾写下“他们所谓真理，是主观的部分的真理，没有客观性与全体性”（《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4页）的批语。这两处批语，表明毛泽东对实用主义真理观的实质的认识是深刻的。实用主义真理观没有正确解出真理的客观性与价值性的关系。毛泽东则在理论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坚持真理的客观性与价值性的统一。他既强调实事求是，从实践中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把社会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同时又认为，我们的理论认识及一切工作都是为着人民的利益的。这一目的，要求我们去探究真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只有掌握了真理才能为人民的利益服务。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 第1095页）这就说明了坚持人民利益与探索和坚持真理的一致性。
56.认识史没有结束（读来丁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
只有那密切地跟着劳工集团之斗争的实践在一块走的理论，才配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种理论，在资本主义诸国中，加强工人集团推翻资本主义、建立劳工专政之意志，用敌人底知识来武装劳工集团并指示出胜利底道路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底学说并不是死的教条。它并未结束认识底历史，相反的，它替认识底历史开辟了远大的前途。——摘自来丁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认识史没有结束。——摘自毛泽东读米丁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53页）
［解析］
《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在这里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认识发展的一条基本原理，即，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是随着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理论。它不是僵死的教条，它没有结束认识的历史，相反是为认识底历史开辟了远大的前途。毛泽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并不是死的教条。它并未结束认识底历史”下面划了两条重重的浪线，并加了圈点，写下了这一批注。毛泽东在不久写下的著名的《实践论》中，全面阐发了这一思想。他写道：“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 第295—296页）认识到马克思主义需要根据社会实践的发展变化、根据社会实践的不同情况而不断发展和丰富，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凝固化、僵死化，这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进政党要领导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夺取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过程中，曾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不顾中国革命实际的变化的教条主义进行了长期斗争，并且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整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取得了革命胜利。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在新中国成立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逐渐地脱离了中国的实际，这就使他提出了一些错误的理论和观点。而林彪、“四人帮”一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毛泽东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鼓吹“顶峰论”，“一句顶一万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些同志认为凡是毛泽东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这实际上是把毛泽东神化了，在理论上否认了认识史发展的无限性。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以邓小平为第二代领导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根据世界形势和国内实际的变化，逐渐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是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我国这十几年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证明这一理论发展的重大意义。当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最终的。它还需要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前进和发展。
认识要随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仅在社会历史领域是如此，在自然界和其他领域，也是如此。客观世界变化发展的生生不息，社会实践的不断扩大和深入，人类认识史的发展是无止境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发展的辩证法。
57.辩证唯物论从现实出发，从发展上把握现实（读艾思奇《哲学选辑》）
辩证唯物论，从现实出发，在其发展上把握现实，在现实当中发现某一现象的发生与死灭，所以是最彻底的唯物论。——摘自艾思奇《哲学选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辩证唯物论就是这两语——摘自毛泽东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07页）
［解析］
毛泽东这句批注是在阅读艾思奇编《哲学选辑》时写下的。《哲学选辑》是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编辑的，1939年5月在延安解放社出版。该书把当时在延安所能见到的中外新哲学著作的精华部分加以选辑，荟萃于一书，使人们能够方便而集中地学习和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该书内容分别选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李达《社会学大纲》以及来丁等人编著《新哲学大纲》。书后还有两个附录，一是斯大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一是艾思奇自己写的《研究提纲》。该书共约37万多字。毛泽东对这木书十分重视。曾批读了3遍，分别用黑铅笔、毛笔和红蓝铅笔批画，共写有3200多字的批注。毛泽东批注的文字除集中在“绪论”第1节 和第1章第3节外，多集中在艾思奇写的《研究提纲》部分。
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来读书，这是毛泽东读书学习的基本特点。1938年9月底至11月初，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为了从思想理论上进一步清理王明错误，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全党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认为这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在他看来，辩证唯物论是马列主义的理论基础，首先要学好哲学。1939年1月，毛泽东在写给何干之的信中说：“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1939年2月，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新哲学，被中共列为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计划。5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全上作报告，号召开展学习运动，包括这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批读《哲学选辑》，既是他过去一系列哲学研究活动的继续，表明他号召全党学习理论、学习哲学所做的表率，又反映了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表明他从哲学理论上对王明等错误思想的批判与清算。
《哲学选辑》“结论”第2节 “哲学是党性的科学”，精辟地概括了辩证唯物论的特征，即辩证唯物论，从现实出发，在其发展上把握现实。但是原作者（该部分是从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选的）对这段话的阐述不够，没有着重说明发挥。毛泽东对这段话极为重视。他对这一节批注了三遍，对这段话也批画了三次。第一遍用铅笔画杠、写下批语“辩证唯物论就是这两语”；第2遍用毛笔画了一短的直杆，并用毛笔将批语描了1遍；第3遍用红笔画了一些圆圈。毛泽东的批语，抓住了马克断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最根本的特证，一是从实际出发，二是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58.从现象看本质，效果看动机（读艾思奇《哲学选辑》）
互相斗争的种种哲学体系的多样性，总归著于两个党派、哲学上的两个根本流派。互相斗争的主要阶级之一，如果不站在一派的方面，在政治上就不能实行阶级斗争；同样，在哲学上要逃出两个党派的阵营，也是不可能的。列宁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指出了：波格达诺夫及其他哲学家想要超越于哲学的根本党派而创造“客观的”哲学的尝试，把他们引到了观念论。波格达诺夫超党派的哲学的说法，只是欺骗，只是背叛了唯物论的党派。“想逃出哲学上这两个根本流派的尝试，不外是想妥协的欺骗。”（列宁）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于这种尝试，实行过毫不假借的斗争。他们能够在一般用学者式的语句所凑合的掩护之中，暴露出哲学上主要党派的斗争。
——摘自艾思奇《哲学选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凡事应从现象看出本质，从效果看出动机。——摘自毛泽东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08页）
［解析］
《哲学选辑》的绪论集中论述了哲学的党性问题，即在历史上存在着流派诸多的哲学学说和体系，但它们最终可以归属于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两大阵营，并且这种阵营还反映了社会上一定阶级的政治立场。认为，在哲学上要超出这两个派别是不可能的。俄国哲学家波格达诺夫（即波格丹诺夫，1873—1928）在1904—1906年发表《经验一元论》，宣传马赫主义，企图建立一种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对立之上的“中性”的哲学。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即《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批判了波格达诺夫等人的错误，认为在哲学上想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是对唯物主义立场的背叛，只能走向唯心主义。书产引用的列宁那段话的新译文是：“在哲学上企图超出这两个基本派别，这不过是玩弄‘调和派的骗人把戏’而已。”（《列宁选集》第2卷 第347页）毛泽东在读这段论述时，十分称赞列宁的这种透过现象看本质，而不被种种现象所迷惑，透过效果看动机，而不被一些人的种种表白所斯骗的思想方法，毛泽东还在列宁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善于识破种种所谓“最新的发见”的招牌，揭露那些背叛唯物主义以及纵容唯心主义的倾向的几句话旁边批下“学马克思的精明”一句话。1930年毛泽东批评了一些同志在大革命失败后仅仅看到了革命力量弱小的现象而悲观失望的错误，指出：“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理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99页）
59.最重要的方面是能动性（读艾思奇《哲学选辑》）
伯因斯坦，用他自己所创造的资本主义之和平的进化的发展的理论，来对抗辩证法的飞跃说、革命说。
对于唯物辩证法的修正，是向着唯物辩证法最重要的方面——能动性、革命——实行的，这种修正是打破理论的活动与实践的活动的统一之尝试，而这两者的统一在唯物辩证法上，正是“内部的而且不可分的”被结合着。伯因斯坦不去提高无产阶级斗争中的能动性与热情，反而鼓吹变革资本主义现实之不可能。
——摘自艾思奇《哲学选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最重要方面是能动性提高中国人民的能动性、热情，鼓吹变革现实的中国是可能的。——摘自毛泽东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11页）
［解析］
艾思奇《哲学选辑》中选入的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在这里批判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伯因斯坦（即伯恩施坦）用“和平的进化的发展的理论”即改良主义来反对唯物辩证法的错误。伯恩施坦在哲学理论上用平静的进化论和折衷主义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在政治上提出“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鼓吹点滴的改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已经消除，从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伯恩施坦的这些观点曾经受到列宁等人的批判。毛泽东在1936年11月到1937年4月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曾在这段话旁边批下“自流主义与革命主义的斗争”（《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一句话。在《哲学选辑》中又读到这部分内容时，毛泽东写下了这两句批语。
注重人的能动性的发挥，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提出军事指挥员要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充分发挥主观指导的能力，驾取整个战争，夺取胜利；1938年5月，他在《论持久战》中，依据唯物辩证法关于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的原理，在详尽分析中日双方在经济、政治、军事诸方面情况的基础上，不但从战略上论证了中国人民必将胜利的前途，而且说明进行普遍深入的政治动员，鼓起全民族和军民的抗战热忱对于战争胜利的重要作用。毛泽东关于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取得革命胜利来说，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种种原因，在一些问题上他又未能处理好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关系，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例如大跃进的失误，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损失。这又是令人遗憾和应该引以为戒的。
60.大的政治错误都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读艾思奇《哲学选辑》）
以斯大林为首的党，暴露了曲解马一列主义的两个主要形态，即机械论与少数派的观念论；更指摘了离开辩证唯物论的一切尝试，必定要引起政治的错误。
哲学上的这两个偏向，与离开党的方针的偏向，密切的联系着。哲学上之主要的危险的机械论，同时变成了政治上之主要的危险的右倾派的哲学基础。机械论者的哲学否定了内的矛盾、飞跃、某一发展阶段与另一阶段间之质的差异的辩证法，它与右倾派的见解有很多的照应。右倾派的阶级协调论，豪农和平的转变到社会主义的说教新经济政策各阶段间的质的差异的抹煞，及其他等，都在机械论当中找出方法论的基础。
——摘自艾思奇《哲学选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而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摘自毛泽东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11、312页）
［解析］
艾思奇《哲学选辑》所选的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在这里说明了一个重要观点，即在哲学世界观上背离辩证唯物主义，在政治上必然要犯大的错误。他们分析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特别是俄国革命中右倾机会主义者们例如少数派（即孟什维克派）主张阶级调和、反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等错误的理论根源就在于哲学上背离了辩证唯物主义，否认事物发展的内部矛盾的作用，否认事物发展的飞跃。
毛泽东对这一观点很重视。他在这段话中有关重要词句下面画了许多杠线。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研究哲学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清除“左”倾教条主义及经验主义的影响，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自觉性。他在《实践论》中分析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的思想认识根源，指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 第295页）
61.不能从外面去应用马克思主义（读艾思奇《哲学选辑》）
抽出革命的内容，从具体的现实分离了的那种带有少数派色彩的观念论者之抽象的命题，根本上是以托洛茨基主义者所说的话为其特征的。完全无视具体的历史的情势，放出与实在的现实无关的抽象口号，这正是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特征。由于这一点，托洛茨基在实践上就跳过必然的发展阶段（1905年托洛茨基的口号“废止俄皇、劳动者政府”，以及第十四次党大会时代的过渡工业化等等），因而在理论上把马一列主义原理公式化（他们不适合于实在的现实的、机械的、全然从外面的去应用马一列主义的原理）。
——摘自艾思奇《哲学选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不管事物内部情况，将马克思主义原理硬套在事物上，说该事物应如何如何。这就是“全然从外面去应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摘自毛泽东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12——313页）
［解析］
《哲学选辑》这部分内容批判托洛茨基主义脱离俄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把马列主义公式化的错误。托洛茨基在1905年曾提出“不断革命论”。认为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是不间断的；认为在无产阶级统治初期，不仅要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资本主义私有制；认为一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这些观点，脱离了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不发达国家如何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去主义革命的实际，脱离了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国家间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否认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又否认了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他的观点不是把马列主义同俄国和时代的实际内在地结合起来，只是从外面去应用马列主义。20年代中期，托洛茨基主张加速工业化，主张先工业化后集体化，反对边工业化边集体化或先集体化后工业化的道路，认为离开马克思主义关于只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才能帮助农民在集体主义基础上改造农业的原理，是修正主义。这时他又表现了一种脱离实际，教条式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