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中，王明等人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脱离中国实际，把马列主义的理论公式化，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曾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损失。毛泽东“不管事物内部情况，将马克思主义原理硬套在事物上，说该事物如何如何。这就是‘全然从外面去应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批语，实际上也是对中国革命中的教条主义的批评。
62.诡辩论就是折衷主义（读艾思奇《哲学选辑》）
列宁这样写着：“这样的论断是诡辩，因为它把老远的过去的历史的时代，代替现在的形势。”一切这些折衷主义，都用马克思的名字掩护了。装作真理曲解事实，被粉饰了的折衷主义——少数派用这个代替具体的辩证法的世界观。少数派与其他类似者为辩护自己的背叛而树立的防卫祖国的有名的口号，在诡辩中使保护祖国的运动与国际主义结合起来。国际主义与保护祖国运动并不是不能相容的——第二国际阵营中发出了这种话。不但如此，他们又说保护祖国运动，依照自己的志愿去实行，少数派从整个历史形势的联结，割取个个事实，个个方面，提供了直接拥护资产阶级之“理论的”明辨的断片。
——摘自艾思奇《哲学选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诡辩论即是折衷主义。——摘自毛泽东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17—318页）
［解析］
艾思奇《哲学选辑》中这段论述，在揭露少数派（孟什维克）利用诡辩手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来为自己拥护帝国主义战争辩护时，指出了诡辩论在理论上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折衷主义。毛泽东非常同意原作者的这一分析，写下“诡辩论即折衷主义”的重要批语。
原文中列宁那段话的新译文是：’这种议论的诡辩性就在于：他们耍了一个偷天换日的把戏，把早已过去的历史时代搬到现代来。”（《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1卷 ，第162页）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列强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为争夺世界霸权，1914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双方的统治阶级都竭力把战争的罪责推给对方，并打着“保卫祖国”的口号，煽动沙文主义。这时，第二国际各社会民主党的领袖，都公开站在本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一边，高喊“保卫祖国”，鼓吹“国内和平”，支持本国政府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完全背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巴塞尔大会（1912年）通过的《国际局势和反对战争的统一行动宣言》。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领袖们纷纷表示支持德国对俄宣战；法国、英国、比利时、丹麦的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纷纷入阁，以保证战争时期工人与资产阶级的合作。俄国的孟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也把沙皇进行战争说成是“自卫的事业”，号召人们投票赞成政府给战争拨款。孟什维克为了给自己的行为辩护，举出马克思在1854—1876年间曾经同情交战国的例子。孟什维克在这里玩弄的诡辩手法是，割断某一事情同特定的历史条件的联系，把马克思对当时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斗争时代的民族战争的看法，无条件地、任意地移到了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腐朽所爆发的帝国主义战争的事件上。所以列宁说他们玩了一个偷天换日的把戏，把过去早已过去的时代搬到现在来。这种手段，把事实从整个历史的联系中取了出来，并列在一起或者说是拼凑在一起，这是一种折衷主义。折衷主义在分析事物时，撇开事物全面的、内在的联系和事物内部的主要矛盾与主要矛盾方面，只讲这一方面、那一方面，貌似全面，其实是形而上学，是一种诡辩；由于折衷主义离开了事物的本来面目，所以，从本质上说，这也是唯心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表现。毛泽东在读到这一部分时，抓住要害，批道：“诡辩论即折衷主义”，并且在后面还批有“诡辩论是主观观念论这一种”。他还联系中国革命过程中，“左”倾教条主义者光从马列主义书本上找根据，从一个命题跳到另一个命题，貌似有理论根据，实际上不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的情况，在原作者揭露孟什维克错误的段落旁边批道：“现今中国的无数诡辩论”。意在说明中国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许多问题上同孟什维克的错误是同样的。
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下）
一、哲学篇
1.承认相对的均衡（读艾思奇《哲学选辑》）
［原文］
辩证法唯物论不承认有绝对的静止。但是它当然承认有相对的静止、相对的均衡，这是运动底成素之一，是运动底特殊场合。辩证法唯物论承认“物体之相对的静止底可能、暂时的均衡状态底可能，是辨别物质、因而亦即辨别生命的最重要的条件。”（见恩格斯著《自然底的辩证法》第13页）
——摘自艾思奇《哲学选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承认相对的均衡
——摘自毛泽东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30—331页）
［解析］
艾思奇《哲学选辑》的这段论述，说明了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重要观点，即承认事物的相对静止，亦即相对均衡性。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发展运动的，没有绝对的静止不动的事物。但唯物辩证法又认为事物又有其相对静止、相对均衡的状态，这是一种特殊的运动状态。这段论述中引用的恩格斯的话的新译文是：“物体相对静止的可能性，暂时的平衡状态的可能性，是物质分化的根本条件，因为也是生命的根本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第564页），毛泽东对这一思想作了深入的思索。他在这段语录旁边加了两条竖线，并在这段论述中画了许多杠线。“承认相对的均衡”这一批语，表明毛泽东对相对静止或均衡的肯定。不仅如此，毛泽东后面读到艾思奇写的《研究提纲》那部分内容时，又对“相对的均衡”的思想作了研究和发挥，他在艾思奇论述“同一性或统一”的一段话旁边，写下这样一段批注：“均衡是统一的一种状态，一种暂时的过渡的状态，如凡尔赛条［约］后的暂时相对稳定局面；也有互相依赖、互相渗透、互相推移的作用。对立统一体对于此种暂时地相反而又相等的力量，不是什么需要不需要的问题，而是此种状态必然成为暂时过渡之一形态的问题。均衡论是均衡绝对主义。承认暂时过渡的均衡，不是均衡论；否认了它，则必变为诡辩论。”（《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72—373页）毛泽东的这一段批注从事物内部矛盾双方的同一性或统一性的角度，说明事物的相对均衡状态是事物内部矛盾双方统一性的一种表现，是事物向新事物发展的一种暂时的过渡状态，是矛盾双方互相依赖、互相渗透、互相推移的表现。毛泽东枚举了凡尔赛和约的例子来说明自己的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英、法、美、日、意等战胜国为一方同以战败的德国为另一方，于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近郊凡尔赛宫签订《凡尔赛和约》。主要目的是维护和巩固帝国主义的既得利益，暂时缓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对作者认为同一性或统一性不是均衡，均衡中没有互相依赖、互相渗透、互相推移的作用的观点表示不赞同，认为承认事物的相对均衡，同主张均衡绝对主义（即均衡论）是有原则区别的；均衡绝对主义的实质在于根本否认事物的发展变化。毛泽东认为，承认相对的均衡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否认了它，就会变成诡辩论。毛泽东对相对均衡的认识，表明他对唯物论辩证法有关事物发展原理的辩证理解。这也是对《矛盾论》中有关矛盾同一性思想的丰富。
2.不承认认识能力的无限性，就要陷入不可知论（读艾思奇《哲学选辑》）
［原文］
形而上学唯物论以为真理的认识就是绝对完全的客观反映，以为真理可以一次把握尽净。辩证法唯物论认为客观的绝对真理不是一次可以把握尽净，真理的认识是不断地更深刻和更完全地反映现实的过程。因为客观物质是多样性的，有着无限的多方面的内容，有限的认识能力不能一次汲尽。——摘自艾恩奇《哲学选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认识能力在各个阶段是有限的，在全历史上是无限的，方能逐渐地把握绝对真理。不承认这个认识能力的历史无限性，就要陷入不可知论。
──摘自毛泽东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65—366页）
［解析］
艾思奇《哲学选辑》中《研究提纲》的第四部 分阐述了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的原理。在关于认识能力，以及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关系上，艾思奇批评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认为真理可以一次穷尽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的观点，认为绝对真理不可能一次获得，真理的认识是不断地更深刻和更完全地反映现实的过程。毛泽东同意作者的观点。但他的批注则补充了作者的观点。毛泽东认为，认识能力在各个阶段是有限的，但在全历史上是无限的，不承认这一点，就会陷入不可知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客观世界的发展是无限的，人类对它的认识也是无限发展的；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的能力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就某一代人或某一个人讲，只能认识客观世界的某一部分，某一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一次或几次就认识世界；但从人类的总体和人类历史的延续来讲，从人类思维能力的特性和可能来看，没有什么东西是人类不能认识的，过去不认识的东西，今天可以认识，今天认识不了的东西，以后可以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是可以把握关于客观世界的绝对真理的。人类不可能穷尽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可能有宣布“世界已经被认识完毕”的那一天，但人类又可以毫不谦虚地说：“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认识。”这就是人类认识和人类思维能力的辩证法！如果否认认识能力的无限性，从理论上既会陷入不可知论，在实践上又会同人类的历史发展相悸，因为人类的历史表明。人类的认识是在无休止地向前进的。毛泽东的这句批语，蕴含了他对认识能力的辩证本性的深刻理解。
3.矛盾双方的量变引起质变（读艾思奇《哲学选辑》）
［原文］
丙，事物的质有各方面的规定，所以量变是各方面的量变，研究量变质的过程，也要从各方面的量变来考察。
质变是各方面量变的互相关系的变化的结果。
丁，量变的中间，同时就有新质的准备，所以结果才达到质变，新质的出现不是无根据的。
七，质变量。
甲，旧质转化为新质，在新质的基础上立刻有新的、更迅速的、更高度的量的发展，这就是质变到量变，或质变量。乙，质变量表示量的发展不是直线渐进的，而是在一定的阶段上要有突变和飞跃。——摘自艾思奇《哲学选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虽然是各方面的量空，但是属于两大主要方面的各方面的量空，这两大主要方面之一方面的量变小了，另一方面则变大了，于是过程的质就变了。
质为矛盾的统治方面所规定，质变即矛盾的被统治方面转变为统治方面。
新质就是同旧质的矛盾方面相反对的矛盾方面所规定的质，这种反对方面的量变到了最大限度，就引起整个过程的质变。
——摘自毛泽东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68、369页）
［解析］
《哲学选辑》在这一部分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质量互变规律。作者指出，事物的质是多方面的，与此相应，事物的量也是多方面的，因此要从各方面的量变来考察质变。新质的产生是量变的结果。另一方面，质变也会引起量变，新质的出现会引起量的迅速发展。
毛泽东在阅读这部分文字时，作了不少记号和批语。他同意作者提出的从各方面的量变中研究质变的观点，但同时指出，这些量变是分属于矛盾的两个对立面的，应当从这两个对立面的量变中来研究事物的质变。一方的量变小了，另一方的量就变大了，于是，事物就发生了质变。
从毛泽东的批语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从对立面的矛盾中来思考质量互变规律的。量变是矛盾着的对立面的量变，质是由矛盾的统治方面即主要方面所决定的，质变就是矛盾的非主要方面转变为主要方面。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一种状态的时候，它只有数量的变化，没有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好似静止的面貌。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二种状态的时候，它已由第一种状态中的数量的变化达到了某一个最高点，引起了统一物的分解，发生了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显著地变化的面貌。”（《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 第332页）
4.坟墓都是自己掘的（读艾思奇《哲学选辑》）
［原文］
同一性可以从三个意义上来了解：
（一）互相依赖，
（二）互相渗透的关系上的，即是说，一事物本身，就包含着或者发生着与自身对立的作用，如资本家要发展自己，就不能不同时产生无产阶级发展的作用。速决战发生持久战的作用。日本侵略中国就不能不产生唤醒中国的作用。
——摘自艾思奇《哲字选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坟墓都是自己掘的
——摘自毛泽东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71页）
［解析］
艾思奇在《研究提纲》中论述矛盾同一性的含义时认为，事物自身包含着与自身对立的作用，并且举了若干例子来说明这一观点。毛泽东在这段论述旁边，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坟墓都是自己掘的。”这句话看起来很通俗，但哲理是深刻的。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事物内部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旧事物的灭亡，新事物的出现，既不是神的意志，也不是哪个人的主观意志所决定的，而是客观事物内部矛盾发展变化的结果，是事物内部矛盾双方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结果。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成熟，无产阶级也产生和发展起来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无法解决，无产阶级必然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造就了它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事物在其发展中，必然因其内部产生的新的、合乎事物规律和发展趋势要求的因素逐渐成长壮大而逐步走向灭亡。这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极简单而重要的道理。
5.中庸思想反辩证法（读艾思奇《哲学选辑》）
［原文］
辩证法要反对两种对于自己的曲解：诡辩论和折衷主义。诡辩论就是把否定的方面夸大，把肯定就认作否定，把同一性看成对立性的曲解，
折衷主义是把肯定和否定同等看待，是一种“模棱两可”的思想，
中国的中庸思想，被一部分人曲解为折衷主义，中庸思想中的精华，是辩证法的，它肯定质的安定性，而不是把肯定和否定平列看待。
——摘自艾思奇《哲学选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中庸思想是反辩证［法］的。他知道量变质，但畏惧其变，用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这是维持封建制度的方法论。他只是辩证法的一要素，如同形式论理之同一律只是辩证法一要素一样，而不是辩证法。
中庸主义包括了死硬派和折衷派两种思想。当其肯定质的绝对安定性，这是同一律，也就是死硬派思想。当其畏首畏尾于过程正反之间成为排中律的反面之唯中律，代表两端间的过渡形态时，他是折衷主义。当新势力与旧势力斗争激烈而胜负未分时，往往出现这种折衷主义。
——摘自毛泽东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80页）
［解析］
毛泽东在读艾思奇《哲学选辑》的批注中对“中庸”的看法是引人注意的。“中庸”是传统儒家的一个重要思想。中，即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庸，即常。中庸，即中正平和。《论语·雍也》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这就是说，立身行事，应随时合乎中道，节制情感，以达到中和的境界。孔子在论述中庸时，还表现了下述看法：在矛盾问题上，主张承认矛盾，但要采取“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以及“和而不同”的方法来调和或解决矛盾。在历史观上，主张坚持常道不变，但也主张适当作一些局部的改良，使变不失其常，执常以应变。尽管中庸思想在相对地协调、平衡事物相反相成的矛盾双方问题上有合理成分，但在总体上看，是形而上学的。特别是经过子思和宋明理学的发挥，“中”与“和”被夸大为宇宙中最根本的法则。“中庸”思想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主张安于现状、不求进取，反对变革。但在对中庸的认识上，人们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这是很正常的。艾思奇在《哲学选辑》的附录二“研究提纲”中曾认为，中庸思想中的精华是辩证法的，不是折衷主义，并认为有人把中庸思想说成是折衷主义是不妥当的。当然，艾思奇还认为，中庸思想中也有形而上学的缺点，即不了解量变可以引起质变的道理，把事物的量变即在一定质的范围内，人的行动不能过又不能不及绝对化了。毛泽东则不同意艾思奇对中庸的看法。他在前面曾批注道：“中庸思想本来有折衷主义的成分，它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是孔子主义即儒家思想的基础。不是‘被人曲解’，它本来是这样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64页）毛泽东认为，中庸思想只知道量变，害怕事物的质的变化；它既反对“过”又反对“不及”（毛泽东称之为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用以维护封建制度。中庸思想有某些辩证法的要素，如同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可以被辩证法所包含一样，但总体上看，它不是辩证法的。毛泽东进而分析道，中庸思想，就其反对事物质变，肯定质的绝对安定性时，是死硬派思想（即否认事物的发展和质变）；就其既反对“过”，又反对“不及”，主张唯有中道才是最好时，是折衷主义的。特别是在新旧势力斗争激烈，胜负未分之时，这种中庸思想往往出现。
毛泽东在这里的批注的观点，同1939年2月他在致陈伯达信中对中庸的评价有些差别。他写道：“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的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过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其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毛泽东还认为，中庸思想“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作为“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5—149页）。毛泽东在这里主要是分析了中庸思想中的某些合理的成分，而在读艾思奇《研究提纲》时的批注，则是从总体上对中庸思想作了评价，主要批评了中庸思想的形而上学性，也肯定了其中有合理的因素。如果我们把这封信中的思想同毛泽东在读艾思奇《研究提纲》的批语综合起来，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中庸思想的看法是有一个发展和完善的过程的。这两处对中庸思想的评价，从总体上是一致的，但后面的评价则更为全面和准确。把这两者联系起来，则可以更好地了解毛泽东对中庸思想的看法。中庸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的重要内容，学术界至今尚无一致的看法。对它的研究和探讨还将继续下去。
6.战争辩证法：和平——战争——和平（读艾思奇《哲学选辑》）
［原文］
否定之否定是一事物从开始发生直到充分发展（或完成）时所经过的过程的规律。这过程在形式上是经过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三个阶段，肯定是事物的萌芽形态，否定是萌芽的展开，它表现为与萌芽形态对立的发展形态，表现为发展的退后或否定的形态，。如植物是麦子的否定，同时也就是麦子的生命的展开；因此终于发展到生出新的麦子的阶段。私有财产是原始共产的否定，同时也是生产力的更进一步的发展，因此也准备了将来共产主义实现的可能性。放弃大城市及抵抗中的一切退却，都是抗战的否定形式，然而这也正是准备反攻力量的不可免的发展阶段，到一定的时候，必然可以发展到实际反攻完成抗战的阶段。十年内战否定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然而也不是白打的战，因为经过这十年的经验教训，使两党都有了必须要长期合作，才能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认识，使今天的统一战线得到一个有力的保证。
——摘自艾思奇《哲学选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战争辩证法是和平——战争——和平，此书也错了。
——摘自毛泽东读艾恩奇《哲学选辑》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83页）
［解析］
艾思奇在《哲学选辑》中《研究提纲》部分论述了他对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看法。他认为否定之否定规律是一事物从开始发生直到充分发展（或完成）时所经过的过程的规律。这是正确的。但他在举例说明否定之否定规律时却表现出了一些不恰当的地方。他认为抗战中放弃大城市及抵抗中的退却，是抗战的否定形式，而反攻则是否定之否定；十年内战（指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否定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而第二次国共合作则是否定之否定。毛泽东则认为，这样来揭示否定之否定规律在战争中的具体表现是不深刻的。他认为战争的辩证法是和平——战争——和平，这才是否定之否定规律在战争领域中的根本表现。毛泽东的这一批注揭示了战争发展的辩证法，是高层次的、根本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战争是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阶级与阶级之间为着一定的政治目的而进行的武装斗争，是阶级的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战争的最终根源在于经济。国家、民族、阶级间为着某种政治目的和经济利益而爆发战争，是对和平的否定；但战争本身决不是目的，战争双方都不希望也不可能把战争无限期地进行下去，最终，代表先进和正义的一方将赢得战争的胜利，实现新的和平，这是否定之否定。毛泽东对战争辩证法的观察和认识是深刻的。
7.根据即基本矛盾（读艾思奇《哲学选辑》）
［原文］
一，什么是根据？就是事物发展的基础。应该这样来了解根据：
甲，根据和本质是同列的范畴，本质的矛盾，就是事物发展的基础，就是根据。
乙，事物的根据在人类思想中的反映，又叫做“理由”，发展以一定的根据为基础，“主张”以一定的理由作基础。理由必须是从本质上去找，以表面现象为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如汪精卫以近卫的声明为理由而主张妥协，就是一例。
丙，事物的根据常是复合的，如中国革命的基本的矛盾就有民族矛盾和民主的与封建的矛盾的两方面。把各方面的矛盾都把握了，就是把握了充足的根据，或有了充足理由。
——摘自艾思奇《哲学选辑》［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根据即基本矛盾，而基本矛盾即是规定事物本质的。根据只能有一个是基本，其余均是次要的，被基本根据所规定的，即基本理由与次要理由之别。中国革命的根本矛盾是民族矛盾，封建势力一般只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充足理由，即是把握了基本矛盾即基本根据；次要矛盾与外的矛盾都是条件。说理如把根据与条件都报到才算完备，这是对的。但这种“各方面矛盾都把握”，不能仅称“把握了充足的根据”。
——摘自毛泽东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87、388页）
［解析］
艾思奇在《哲学选辑》的《研究提纲》部分论述了他对事物的根据和条件的看法。他认为，根据是事物发展的基础，就是事物的本质；根据在人类思想中的反映，就是“理由”。要认识事物的根据，必须从本质上去找，而不能从现象出发。汪精卫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1938年发表的几次对国民党政府诱降的内容为“理由”，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这是毫无任何根据的、卖国求荣的行为。艾思奇迹认为，根据是复合的。要把握事物矛盾的各方面，才是把握了充足的根据。
毛泽东在读这段文字时，在“事物的根据常是复合的”一句下面画了3条杠线。他结合自己对事物辩证法的研究，提出了一些与艾思奇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事物的根据是亭物的基本矛盾，基本矛盾规定事物的本质。据此，毛泽东认为，根据中只能有一个是基本的，其余的是次要的，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是基本的，而民主的同封建的矛盾是次要的（这与艾思奇的理解有不同）；而充足理由就是指事物的基本根据即基本矛盾；其他的次要的矛盾等是事物发展的条件，而艾思奇在《研究提纲》中并未作这种区分。所以毛泽东认为，说把握了事物的充足的根据，与把握事物的各方面的矛盾是不一样的。毛泽东对根据的理解比艾思奇要深刻和准确。
应该说明的是，毛泽东在这里并未对“基本”与“主要”（或主导）矛盾作区分。他在读《研究提纲》时还批下“基本、主导、主要意思是一样的，将他们区别起来是不对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76页）一句话。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讲话、文章并未对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加以区分。例如，关于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在1937年5月《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毛泽东用的是“基本矛盾”这一概念（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52页）；在1939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用的却是“主要矛盾”（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631页）。时至今日，学术界对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是否一回事，仍有不同理解。
8.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4版>）
［原文］
马克思，恩格斯及伊里奇的这些思想，在党大会的决议及斯氏的著作之中，被发展了，被具体化了。可能性和现实性的范畴之历史的展开，精当的指示出：在我们哲学发展之过去的阶段上，把唯物辩证法发展了的是谁呢？破产了的哲学的指导呢？抑是党的指导呢？这个历史又指示出：唯物辩证法怎样的发展了呢？并且怎样才能发展呢？在那从生活割离了的静悄悄的哲学研究的书斋中发展的呢？抑在革命的斗争及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之中发展的呢？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4版）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
——摘自毛泽东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4版）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421—422页）
［解析］
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4版）在这里说明了一个道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是在革命斗争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如果理论不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那就要丧失其生命力，就会破产。毛泽东肯定了原书作者的观点，写下“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的批注，以示对作者观点的赞同。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曾说明了社会实践对于知识或理论的关系，说明直接认识和间接认识的关系，强调要深入实践，来发展理论。他认为，社会实践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第一的观点，社会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是认识服务的目的。他认为，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的实践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知识都是间接的经验和知识，这就是古今中外的一切知识；但这些间接的经验最终还是来源于直接经验和实践的。学习、研究书本知识是必要的，毛泽东历来强调要系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但他强调书斋不能发展理论的根本用意在于，在教条主义者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和斗争实践相割裂而给中国带来重大损失，中国革命的发展又迫切清除教条主义的影响，需要科学理论指导的情况下，必须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深入中国革命实践，总结实践经验，把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用来分析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这样才能一方面给中国革命以科学的指导，另一方面发展马列主义。
9.中国主观主义者的“一般”是脱离“个别”的（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4版>）
［原文］
辩证法的概念是具体的。因为它在其一切方面的充满矛盾的统一上因而在一般与个别的统一上，论理的反映出对象。
伊里奇：“个别，如排除那引导到一般的关联，是不存在的。一般，只在个别中，并且只通过个别而存在。一切个别，在某种方法上是一般。一切一般是个别的一部分、一方面或本质。一切一般，只是近似的捉住一切个别的对象。一切个别不完全的进到一般之中，等等。”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4版）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中国主观主义者的一般是脱离个别的（脱离实际）
——摘自毛泽东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4版）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429页）
［解析］
毛泽东的这句批语是在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4版）时写下的。西洛可夫、爱森堡的这部教程，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读的苏联哲学书籍中译本中遍数最多的。1936—1937年，毛泽东曾读了该教程的第3版，先后读了3—4遍，作了许多读书批注。在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时，又读了该教程的绪论。1936年12月，李达、雷仲坚译的该教程又出中文第4版。毛泽东在1941年3月到9月间，在繁忙的工作中又抽出时间读了第4版，留下了一些重要的批注。1941年，陕甘宁边区的形势比较稳定，党中央准备开展整风，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主要是纠正党内的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指出：“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476—477页）1941年9月，毛泽东在起草的关于中央学习研究组的研究方针及阅读材料的通知中，曾将该教程第六章 “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即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指定为学习、研究的内容。
毛泽东是联系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来读这本书的，特别是为了纠正和克服党内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他在这部书上留的批注几乎都是在针对中国的主观主义而写的。可以说，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之前反复读这本教程，有其明确的目的。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在这里说明了事物的个别与一般、理论与实际的关系。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个别与一般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个别中有一般，二者不是脱离的，但又有区别。列宁那段论述的新译文是：“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如此等等。”（《列宁选集》第2卷 第713页）毛泽东在读这段论述时还写有“中国的主观主义者相反”，“理论与实际联系，普遍与个别联系”的批注。毛泽东的批注，揭示了主观主义即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的理论根源，即割裂一般与个别，亦即割裂理论与实际。马列主义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的反映，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不是抽象地存在的，而是存在于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之中的。正因为此，马列主义如果要指导中国革命，就不能不与中国革命这个“个别”、这个“实际”相结合。否则的话，这种马列主义就是一种抽象的、僵死的理论。中国的主观主义者即教条主义者不懂这些道理，他们把马列主义当成到处套用的公式、不可改变的教条，不是考虑如何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是不顾中国革命实际情况如何去应用理论，这就把马列主义这个一般同个别（中国革命的实际）对立起来了。这样做的结果是中国革命付出的巨大的代价。毛泽东于1938年10月14日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4页）
10.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4版〉）
［原文］
我们对于应用于自然科学，关于狭义的自然的科学的实验及经验，上面已经说过了。但实验与经验，在社会的发展上，也以特有的形态显现着。巴黎公社是最大的经验。从此，马克思、恩格斯与伊里奇，引出了革命的斗争的教训，充实了普罗列达里亚革命的理论，建立了普罗列达里亚专政的学说。
革命的辩证法论者马克思，把1871年的巴黎公社，看做是有历史的意义的历史的经验，是世界普罗列达里亚革命莫大的前进，是比较几百纲领和议论更为重要的实践的行动。“分析这种经验，从此引出战术的教训，由于这种经验，再检讨自己的理论——马克思正是这样的树立了自己的理论。”（伊里奇）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4版）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
——摘自毛泽东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4版）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445页）
［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在这里论述了实践经验对于理论发展的重要作用。教程在这里引用的列宁论述的新译文是：“分析这个经验，从这个经验中得到策略教训，根据这个经验来重新审查自己的理论，这就是马克思提出的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 第201页）
中国当时的那些教条主义者，只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公式和教条，他们自封为“理论家”，其实并不懂必须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国革命的经验相结合的道理；他们根本不是什么理论家。正是基于这种分析，毛泽东发出“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的感叹。
中国的革命需要理论家。毛泽东曾号召中共高级领导理论联系实际地学习马列主义，掌握马列主义。他在1938年10月14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亲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现在较过去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还很不普遍，很不深入。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正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 第533页）
11.先行后知知难行易（读河上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
［原文］
安朵拉托斯基在他所著的“列宁主义之理论与实践”的里面关于这一点，曾有所论及，他说：“思维为存在所决定。我们所应特别留意的，就是我们对于现实的社会关系，不可和人类头脑中所想象的社会关系（即人类的观念），拿来相混同，应该就社会关系的真实方面，加以究明。这两种事实的差异，我们试从历史上的各个发展阶段一步一步看去的时候，那怕特定的社会关系是成熟而且实在的，而人类对于那种关系的意识却仍旧缺乏；而且我们就各个人自己所做的一切还不会详细的理解这件事说来，也就不难明白。最初，是关系成熟，然后意识发生，然后人类才理解关系。”
